纵论中国“落马”富豪，国资委有关官员语出惊人

纵论中国“落马”富豪，国资委有关官员语出惊人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富豪纷纷“落马”，从牟其中、刘晓庆到杨斌……这些人物的发家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在短短十数年之内，财富迅速积聚，有的甚至还名列福布斯内地富豪榜。这些人的暴富和“暴卒”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呢？长期研究中国富豪问题的经济学博士赵晓近日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  时，以中国富豪的原罪与再造作为话题，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赵晓：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问：近年来落马的中国富豪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型？

　　赵晓：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这么几类：因逃税获罪。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刘晓庆。她被逮捕后，2002年，中国民营企业的纳税金额增加了40%。

　　因“圈地”获罪。具体的例子有周正毅、杨斌。中国在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的企业家有一半都涉足房地产行业，这方面的“问题富豪”也是最多的。它涉及到25万亿的国有资产，这超过了中国全年的GDP总值。

　　因产权纠纷而获罪。仰融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产权制度不清晰，因而这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富豪”。另外一些落马的富豪还包括因非常特殊的原因而被捕的孙大午和走私的赖昌星。

　　问：“问题富豪”是整个经济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还是一种巧合？

　　赵晓：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在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我们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当然，中国目前处于转轨期的现实也决定了整个制度不可能健全。“问题富豪”的产生是在一种问题环境、问题制度下，在一些问题官员的配合下产生的。但这些人本身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忽略。因为毕竟没有人逼着这些人去犯罪，这是一种他们自己的主动行为。

　　问：“问题富豪”本身有没有较共同的特点？赵晓：除制度原因外，他们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欢遵守游戏规则，纷纷抱着捞一把的心态。他们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乐于在敏感领域和灰色领域里淘金；第二是法律意识淡薄。

　　问：应该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出现大面积的“问题富豪”？

　　赵晓：我觉得短期内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制度，从而减少“问题富豪”的出现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环节来进行改革，以求尽快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想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制度，二是要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三是政府的改革也要相应加快，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与“问题富豪”相勾结的“问题官员”；另外，建立一个好的税收机制也非常重要。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要让企业家纳税，另一方面是政府也必须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才能使大家心服口服地纳税。

　　问：请您预测一下中国富豪未来的发展。

　　赵晓：中国富豪目前的财富增长非常快。我觉得未来主要会出现3个趋势：一个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仍然会保持快速。第二是中国富豪的含金量会更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行业。第三是中国的富豪会逐渐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富豪会敢于把自己的财富暴露在阳光底下。

　　问：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富豪致富过程中的原罪？

　　赵晓：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要从“局”中跳出来，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专家建议：效仿香港廉政公署设富豪监督制度

　　两年来中国不少“问题富豪”纷纷下马，有学者提出当效仿香港建立廉政公署，建立更为有效的针对富豪的监督机制。专家指出，只要有一个合理的监督机制，富豪的诞生和其对社会的奉献将“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阳光富豪’”。

　　相关链接：香港廉政公署

　　从职能讲，廉政公署初期有点像内地检察院的反贪部门。但内地反贪部门通常只关注政府机构和国营单位，并无监督私企的责任。在香港，不论是公务员还是私营机构的职员，只要他的钱来得不光明磊落，廉政公署都有权力进行调查。应该说正是职能上的公私不分，为廉政公署转型为“廉商公署”埋下了伏笔。

　　通常，廉政公署发现某公司老板有问题，就会请他面谈，香港人叫“喝咖啡”。根据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有相当的调查权力，包括查阅银行账目；扣留审查商务和私人文件；要求受疑人提供其资产、收入及支出的详细资料。纵论中国“落马”富豪，国资委有关官员语出惊人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富豪纷纷“落马”，从牟其中、刘晓庆到杨斌……这些人物的发家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在短短十数年之内，财富迅速积聚，有的甚至还名列福布斯内地富豪榜。这些人的暴富和“暴卒”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呢？长期研究中国富豪问题的经济学博士赵晓近日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  时，以中国富豪的原罪与再造作为话题，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赵晓：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问：近年来落马的中国富豪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型？

　　赵晓：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这么几类：因逃税获罪。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刘晓庆。她被逮捕后，2002年，中国民营企业的纳税金额增加了40%。

　　因“圈地”获罪。具体的例子有周正毅、杨斌。中国在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的企业家有一半都涉足房地产行业，这方面的“问题富豪”也是最多的。它涉及到25万亿的国有资产，这超过了中国全年的GDP总值。

　　因产权纠纷而获罪。仰融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产权制度不清晰，因而这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富豪”。另外一些落马的富豪还包括因非常特殊的原因而被捕的孙大午和走私的赖昌星。

　　问：“问题富豪”是整个经济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还是一种巧合？

　　赵晓：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在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我们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当然，中国目前处于转轨期的现实也决定了整个制度不可能健全。“问题富豪”的产生是在一种问题环境、问题制度下，在一些问题官员的配合下产生的。但这些人本身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忽略。因为毕竟没有人逼着这些人去犯罪，这是一种他们自己的主动行为。

　　问：“问题富豪”本身有没有较共同的特点？赵晓：除制度原因外，他们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欢遵守游戏规则，纷纷抱着捞一把的心态。他们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乐于在敏感领域和灰色领域里淘金；第二是法律意识淡薄。

　　问：应该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出现大面积的“问题富豪”？

　　赵晓：我觉得短期内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制度，从而减少“问题富豪”的出现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环节来进行改革，以求尽快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想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制度，二是要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三是政府的改革也要相应加快，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与“问题富豪”相勾结的“问题官员”；另外，建立一个好的税收机制也非常重要。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要让企业家纳税，另一方面是政府也必须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才能使大家心服口服地纳税。

　　问：请您预测一下中国富豪未来的发展。

　　赵晓：中国富豪目前的财富增长非常快。我觉得未来主要会出现3个趋势：一个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仍然会保持快速。第二是中国富豪的含金量会更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行业。第三是中国的富豪会逐渐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富豪会敢于把自己的财富暴露在阳光底下。

　　问：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富豪致富过程中的原罪？

　　赵晓：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要从“局”中跳出来，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专家建议：效仿香港廉政公署设富豪监督制度

　　两年来中国不少“问题富豪”纷纷下马，有学者提出当效仿香港建立廉政公署，建立更为有效的针对富豪的监督机制。专家指出，只要有一个合理的监督机制，富豪的诞生和其对社会的奉献将“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阳光富豪’”。

　　相关链接：香港廉政公署

　　从职能讲，廉政公署初期有点像内地检察院的反贪部门。但内地反贪部门通常只关注政府机构和国营单位，并无监督私企的责任。在香港，不论是公务员还是私营机构的职员，只要他的钱来得不光明磊落，廉政公署都有权力进行调查。应该说正是职能上的公私不分，为廉政公署转型为“廉商公署”埋下了伏笔。

　　通常，廉政公署发现某公司老板有问题，就会请他面谈，香港人叫“喝咖啡”。根据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有相当的调查权力，包括查阅银行账目；扣留审查商务和私人文件；要求受疑人提供其资产、收入及支出的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