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富豪落马让茅于轼毛了

茅于轼最近的一系列言论，让人如入云海，无法不怀疑他的精神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便很难里解他那些逻辑混乱不清的语言和本末倒置的推理以及前后自相矛盾的政见与观点。

茅于轼最近在报刊和网媒上频频撰文，一篇发表在《环球时报》上，在这篇文章中，茅于轼一反从前的民主论调，转而大谈特谈皇民史观，鼓吹皇民教育，美化儒家的礼制。而就在去年此时，茅于轼还高举着民主大旗，言必及美国，文必及自由，大有让中国变成美国第52个州（日本已做了第51个州）的意味。但就在这转瞬之间，摇身一变，他竟成了儒家文化的代言人。那一个茅于轼是真的，那一个茅于轼是假的，谁说得清呢？

我早说过的，中国根本不存什么右派。所谓的右派，不过是旧社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的死灰复燃。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左与右，他们只在意一样东西——金钱！如果左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他们就支左；若果右能给他们创造效益，他们就保右。利益决定着他们的观点和政见也包括他们做人的准则——人品、人格、人性等等。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战争可以给他们带来财富，他们一定会义无反顾鼓吹战争，寻衅发动战争。

在中国，真正有资格配称右派的人士寥寥可数，譬如梁漱溟、譬如马寅初、譬如罗隆基等，余者皆欺世盗名之徒尔。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右派，首先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思潮，他们鼓吹宪政、宣传平等、保障民权，他们可能是物质上的乞丐，但绝对是精神上的富翁。

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我的邻居一个来自北京某大学的下放老师，是一个思想坚定的右派分子，他一贫如洗，却其乐无穷，为了他心中的主义和理想矢志不渝的奋斗，这是他心中的快乐之源。

给右派平反的时候，其他右派都兴高采烈，说解放了，天亮了。唯这个老头的行为让人不解，他拒绝给自己平反，他说他就是右派，不需要平反。但组织上还是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调他回北京复职。但90年代中期，他居然又跑回来，依然是原来那副落魄的样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一次他决定不走了，唯一和从前有区别的地方是，他变得滔滔不绝，而且还说脏话，这都是受了民间人士的恶劣影响。那时很不理解他骂人，现在回头思考，他骂的是非常的有道理。他说大多数右派根本不配称右派，都是一些唯利是图、蝇营狗苟的小人。

《只有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可能变富》，茅于轼这篇文章虽然不能完全但至少可以部分的证明那个老右派的观点，有些“右派”是不配称右派的。

第一、暂且不谈这篇文章的内容，仅他的论点来看，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命题，应该反过来讲才对——“只有穷人得到保护，富人才会变得更富”。如果讲道理的话，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事实上只要分析一下欧美富人越来越富的原因，结论就出来了。事实胜于狡辩。反之，如果劳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处于动乱之中，无论西门子、摩托罗拉，还是微软帝国，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到更可能变成巴黎公社革命的对象。

第二、如果茅于轼不健忘的话，他应该还记得改革之初邓小平讲过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无疑是给先富起来的人设定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这些人致富是有条件的，必须保证富裕起来以后能帮助没有富裕起来的人致富，否则这些人的财富就存在着不确定性。也可以这样认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虽然没有立字为据，但不等于他们反对这个限定条件，而是默认了这个先决条件。

为什么会是这样地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一少部分人的富裕是以大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的，是大多数人的忍耐和多劳少得，成全了少部分人的富裕。这是历史事实，而且就是不久前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有《邓小平文选》为证：国人要忍耐……改革总要有一部分人作出牺牲。

但现在，富人不但拒绝兑现承诺，还历史的欠账，却反而恩将仇报，不惜动用一起手段，野蛮的盘剥和欺凌穷人。是何道理？良心何在？还讲不讲信誉？争不是你老妈生了你到有罪了？养了你那么多年，你不但不回馈，反而还嘲笑挤兑你老妈，说自己挣钱自己花。人乎？禽兽乎？比禽兽还不如。鸦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但中国的富人则寡廉鲜耻到了不及乌鸦和绵羊的地步。中国的穷人完全有理由要求富人，还我抚养费！

第三、责任和义务是双方的。现在不是谈论如何保护富人的问题，而是该谈论富人如何赔偿穷人的问题，怎么赔付，用什么样的方式赔付。总之，赔付是必须的，既然你的富裕和穷人的牺牲有关，那么你就有责任和义务回报穷人。如果你拒绝，那么穷人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以为有几个警察壮胆就可以万事无忧，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蒙恬的三十万大军不堪一击。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美国人说的，但对所有的人都适用。

《中国农村的金融不应垄断》，这是茅于轼不久前的文章，说实话，我看了以后非常恶心。茅于轼太自私了，为了壮大他的“新富平基金”，不惜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茅于轼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央行给他开绿灯，让他的新富平基金在农村布更多的点，形成经营网络，成规模发展。

对于农村金融工作，我还是略知一二的，现在看，还远未到向私人开放的时候，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农村金融工作看着很简单，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如果银行向私人开放，地下六合彩、毒资、高利贷的洗钱行为就会失去监控，就会吸干农民的血汗；最近吉林农村和黑龙江农村的地下六合彩问题，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第二、“农信”是个特殊的金融机构，它不同于“城信”和城市商业银行，它的运作模式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联保的小额贷款，再比如极个别的信誉贷款方式，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教训总结形成的，这里边既有机制作用，也有血缘关系的参杂。但尽管复杂，事实证明其的运作模式是科学的。如果让私人介入，就会破坏合理的运作模式，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高利贷。

第三、“农信”和农民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生物链，双方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都要从对方身上谋取利益，但都只取那么一点点，并及时回报对方，以避免一损俱损。因此，尽管二者相生相克，但都小心翼翼的维护这个平衡。如果一旦私人银行这只猛兽闯进来，这个生物链就断裂了，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打破。

新富平基金也许还算不上猛兽，但它是一只凶恶的狼。从茅于轼贪婪的血盆大口中，谁能看见一滴仁义的唾液？尽管他现在把儒家的“仁”挂在口头上。

《我国不应在保护耕地》是茅于轼最近的文章。有人以此怀疑茅于轼老糊涂了，其实茅于轼一点也不糊涂，不然他为什么胳膊肘往里拐不往外拐呢。到是一个茅于轼从前的粉丝一针见血，说他大彻大悟，茅于轼已经露出了吃人的本性。

耕地是什么？也许在美国算不得什么，跑马占荒，随便用。但在中国，耕地就是农民的命，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有趣的是，茅于轼居然还用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来求证，这是茅于轼的长项，就跟他在《中国社会的变革需要耐心》中用马克思主义求证儒家皇民教育思想伟大是一个道理。但也不知道茅于轼是不是真的读懂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首先就是强调保护耕地，而保护耕地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限制人口。也就是说，马尔萨斯限制人口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耕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和凯恩斯的《人的革命》较好的解释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大家不妨一读。《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又名《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录》也有很好说明，《展望二十一世纪》又名《汤因比与贝卡》也曾认真地谈过这个问题。

在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从工商局办个执照，挂个经济研究所的招牌，就可以自成经济学家了。如果给狗办一个执照，狗是不是也能成经济学家呢？

季羡林老先生视名利如粪土，大声斥责别人给他妄加桂冠。他在《病榻杂记》中三次昭告天下：把我头顶上的桂冠摘下来，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更遑论“大师”！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泰斗”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但有些人唯恐自己头顶上没有桂冠，和美国末流学者开个研讨会，回来就给自己弄个桂冠戴，说这是美国著名学者们封的。就算不怕侮辱国格，难道就不怕侮辱自己的人格么？

然而有了桂冠就能证明是学界泰斗么？泰斗要真是这么容易，明天我去工商局一口气给自己办十个、二十个执照，哲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医学研究所……总之多多益善，如此这般，我可以把中国的泰斗都包圆了。不过，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的泰斗总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诚如《只有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可能变富》。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是几个问题富豪落马，茅于轼就毛了，就开始杞人忧天。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中国人用数千年的经验换来一个教训：喝凉酒收黑钱早晚是病。但有些人见钱眼开，凉酒未必肯喝，黑钱则一定要收。所以就成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谓“金风未动蝉先觉”。想来《水浒传》他们是白看了，竟不知“无意钱财汤泼雪，倘来田地水推沙”的含义。

不得不说，金钱真是个微妙的东西，如果是从正路上得来的，他就赋予人灵感、快乐、安宁、幸福；如果是从黑道上得来的，他就跟砒霜一样，搅得人五内如焚、寝食难安，便是风吹窗棂他也当成了捕快敲门。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金钱具有自我异化的灵性，对某些人而言，他得到的金钱越多，他被这些金钱伤害的就越大。不过在此得提醒茅于轼，莫要担惊休要害怕，离心还大远着呢。千万别真地吓出精神病来。茅于轼最近的一系列言论，让人如入云海，无法不怀疑他的精神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便很难里解他那些逻辑混乱不清的语言和本末倒置的推理以及前后自相矛盾的政见与观点。

茅于轼最近在报刊和网媒上频频撰文，一篇发表在《环球时报》上，在这篇文章中，茅于轼一反从前的民主论调，转而大谈特谈皇民史观，鼓吹皇民教育，美化儒家的礼制。而就在去年此时，茅于轼还高举着民主大旗，言必及美国，文必及自由，大有让中国变成美国第52个州（日本已做了第51个州）的意味。但就在这转瞬之间，摇身一变，他竟成了儒家文化的代言人。那一个茅于轼是真的，那一个茅于轼是假的，谁说得清呢？

我早说过的，中国根本不存什么右派。所谓的右派，不过是旧社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的死灰复燃。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左与右，他们只在意一样东西——金钱！如果左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他们就支左；若果右能给他们创造效益，他们就保右。利益决定着他们的观点和政见也包括他们做人的准则——人品、人格、人性等等。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战争可以给他们带来财富，他们一定会义无反顾鼓吹战争，寻衅发动战争。

在中国，真正有资格配称右派的人士寥寥可数，譬如梁漱溟、譬如马寅初、譬如罗隆基等，余者皆欺世盗名之徒尔。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右派，首先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思潮，他们鼓吹宪政、宣传平等、保障民权，他们可能是物质上的乞丐，但绝对是精神上的富翁。

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我的邻居一个来自北京某大学的下放老师，是一个思想坚定的右派分子，他一贫如洗，却其乐无穷，为了他心中的主义和理想矢志不渝的奋斗，这是他心中的快乐之源。

给右派平反的时候，其他右派都兴高采烈，说解放了，天亮了。唯这个老头的行为让人不解，他拒绝给自己平反，他说他就是右派，不需要平反。但组织上还是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调他回北京复职。但90年代中期，他居然又跑回来，依然是原来那副落魄的样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一次他决定不走了，唯一和从前有区别的地方是，他变得滔滔不绝，而且还说脏话，这都是受了民间人士的恶劣影响。那时很不理解他骂人，现在回头思考，他骂的是非常的有道理。他说大多数右派根本不配称右派，都是一些唯利是图、蝇营狗苟的小人。

《只有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可能变富》，茅于轼这篇文章虽然不能完全但至少可以部分的证明那个老右派的观点，有些“右派”是不配称右派的。

第一、暂且不谈这篇文章的内容，仅他的论点来看，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命题，应该反过来讲才对——“只有穷人得到保护，富人才会变得更富”。如果讲道理的话，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事实上只要分析一下欧美富人越来越富的原因，结论就出来了。事实胜于狡辩。反之，如果劳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处于动乱之中，无论西门子、摩托罗拉，还是微软帝国，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到更可能变成巴黎公社革命的对象。

第二、如果茅于轼不健忘的话，他应该还记得改革之初邓小平讲过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无疑是给先富起来的人设定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这些人致富是有条件的，必须保证富裕起来以后能帮助没有富裕起来的人致富，否则这些人的财富就存在着不确定性。也可以这样认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虽然没有立字为据，但不等于他们反对这个限定条件，而是默认了这个先决条件。

为什么会是这样地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一少部分人的富裕是以大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的，是大多数人的忍耐和多劳少得，成全了少部分人的富裕。这是历史事实，而且就是不久前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有《邓小平文选》为证：国人要忍耐……改革总要有一部分人作出牺牲。

但现在，富人不但拒绝兑现承诺，还历史的欠账，却反而恩将仇报，不惜动用一起手段，野蛮的盘剥和欺凌穷人。是何道理？良心何在？还讲不讲信誉？争不是你老妈生了你到有罪了？养了你那么多年，你不但不回馈，反而还嘲笑挤兑你老妈，说自己挣钱自己花。人乎？禽兽乎？比禽兽还不如。鸦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但中国的富人则寡廉鲜耻到了不及乌鸦和绵羊的地步。中国的穷人完全有理由要求富人，还我抚养费！

第三、责任和义务是双方的。现在不是谈论如何保护富人的问题，而是该谈论富人如何赔偿穷人的问题，怎么赔付，用什么样的方式赔付。总之，赔付是必须的，既然你的富裕和穷人的牺牲有关，那么你就有责任和义务回报穷人。如果你拒绝，那么穷人有权力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以为有几个警察壮胆就可以万事无忧，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蒙恬的三十万大军不堪一击。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美国人说的，但对所有的人都适用。

《中国农村的金融不应垄断》，这是茅于轼不久前的文章，说实话，我看了以后非常恶心。茅于轼太自私了，为了壮大他的“新富平基金”，不惜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茅于轼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央行给他开绿灯，让他的新富平基金在农村布更多的点，形成经营网络，成规模发展。

对于农村金融工作，我还是略知一二的，现在看，还远未到向私人开放的时候，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农村金融工作看着很简单，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如果银行向私人开放，地下六合彩、毒资、高利贷的洗钱行为就会失去监控，就会吸干农民的血汗；最近吉林农村和黑龙江农村的地下六合彩问题，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第二、“农信”是个特殊的金融机构，它不同于“城信”和城市商业银行，它的运作模式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联保的小额贷款，再比如极个别的信誉贷款方式，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教训总结形成的，这里边既有机制作用，也有血缘关系的参杂。但尽管复杂，事实证明其的运作模式是科学的。如果让私人介入，就会破坏合理的运作模式，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高利贷。

第三、“农信”和农民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生物链，双方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都要从对方身上谋取利益，但都只取那么一点点，并及时回报对方，以避免一损俱损。因此，尽管二者相生相克，但都小心翼翼的维护这个平衡。如果一旦私人银行这只猛兽闯进来，这个生物链就断裂了，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打破。

新富平基金也许还算不上猛兽，但它是一只凶恶的狼。从茅于轼贪婪的血盆大口中，谁能看见一滴仁义的唾液？尽管他现在把儒家的“仁”挂在口头上。

《我国不应在保护耕地》是茅于轼最近的文章。有人以此怀疑茅于轼老糊涂了，其实茅于轼一点也不糊涂，不然他为什么胳膊肘往里拐不往外拐呢。到是一个茅于轼从前的粉丝一针见血，说他大彻大悟，茅于轼已经露出了吃人的本性。

耕地是什么？也许在美国算不得什么，跑马占荒，随便用。但在中国，耕地就是农民的命，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有趣的是，茅于轼居然还用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来求证，这是茅于轼的长项，就跟他在《中国社会的变革需要耐心》中用马克思主义求证儒家皇民教育思想伟大是一个道理。但也不知道茅于轼是不是真的读懂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首先就是强调保护耕地，而保护耕地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限制人口。也就是说，马尔萨斯限制人口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耕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和凯恩斯的《人的革命》较好的解释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大家不妨一读。《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又名《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录》也有很好说明，《展望二十一世纪》又名《汤因比与贝卡》也曾认真地谈过这个问题。

在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从工商局办个执照，挂个经济研究所的招牌，就可以自成经济学家了。如果给狗办一个执照，狗是不是也能成经济学家呢？

季羡林老先生视名利如粪土，大声斥责别人给他妄加桂冠。他在《病榻杂记》中三次昭告天下：把我头顶上的桂冠摘下来，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更遑论“大师”！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泰斗”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但有些人唯恐自己头顶上没有桂冠，和美国末流学者开个研讨会，回来就给自己弄个桂冠戴，说这是美国著名学者们封的。就算不怕侮辱国格，难道就不怕侮辱自己的人格么？

然而有了桂冠就能证明是学界泰斗么？泰斗要真是这么容易，明天我去工商局一口气给自己办十个、二十个执照，哲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医学研究所……总之多多益善，如此这般，我可以把中国的泰斗都包圆了。不过，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的泰斗总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诚如《只有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可能变富》。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是几个问题富豪落马，茅于轼就毛了，就开始杞人忧天。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中国人用数千年的经验换来一个教训：喝凉酒收黑钱早晚是病。但有些人见钱眼开，凉酒未必肯喝，黑钱则一定要收。所以就成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谓“金风未动蝉先觉”。想来《水浒传》他们是白看了，竟不知“无意钱财汤泼雪，倘来田地水推沙”的含义。

不得不说，金钱真是个微妙的东西，如果是从正路上得来的，他就赋予人灵感、快乐、安宁、幸福；如果是从黑道上得来的，他就跟砒霜一样，搅得人五内如焚、寝食难安，便是风吹窗棂他也当成了捕快敲门。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金钱具有自我异化的灵性，对某些人而言，他得到的金钱越多，他被这些金钱伤害的就越大。不过在此得提醒茅于轼，莫要担惊休要害怕，离心还大远着呢。千万别真地吓出精神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