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中国外交的莱比锡？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中日交涉的一个话题。所不同的是，在毛周邓年代交涉与参拜交替进行，两国关系却一直呈上升态势，标志性事件是中日两国建交与签定《中日和平条约》，伴随着日本对华援助达到约300亿美圆与官方民间交往空前广泛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日本对华援助逐渐走向尾声，也随着日本由经济大国逐渐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两国之间开始龃龉不断并逐步升级。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一直处于进攻状态，是提起事端的一方。

　　很显然，从国家经济总量来看，亚洲现在有两个世界性的大国：日本与中国。其中日本除了了国民GDP方面相当于中国的2．5倍外，国民平均收入（GNP）相当于中国的30多倍；无论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公民福利以及对亚洲与世界发展稳定的贡献等任何一方面来看，亚洲的典范不能不首推日本。

　　日本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不过是其世界大国地位的一个体现形式。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日本以一个政治大国的形象从亚洲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却在西方世界的夹逼下，试图从世界舞台折返回亚洲。这个交叉运行过程的前提是：亚洲只知道有“中国威胁论”，从无任何国家提起“日本威胁”。原因非常简单，日本这个国家对推动战后亚洲地区的和平、各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当正面，而中国一直扮演着输出革命、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定的角色。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一改前貌，对亚洲外交以和睦亲善的面目示人，但国内发展极其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抬头，何况在台湾海峡时时还有擦枪走火的危险，因此，难以抹去亚洲各国对自己的恐惧心理。

　　与西方世界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抗衡中，在失去了昔日亚洲传统共*产邻国呼应的情况下，不仅在道义上不可行，而且在地缘政治上有被孤立的危险。所以，争取建立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利用不断扩大的军备与靠国内血汗工厂积累的支付手段来施行双管齐下的亚洲外交，将“中国威胁论”拓展为压制反“华”言行的震慑性局面，以此作地盘，来获取对美欧外交的一个重大筹码。

　　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以往因负罪感而对中国一直唯唯诺诺、现在却打算履行政治大国使命、又是美国在亚洲忠实伙伴的日本就不能不是个巨大障碍。

　　既然亚洲不时有“中国威胁论”，要消除这种致命成见，就需要培育出一个更大的“威胁”来，这个“威胁”，不仅可以威胁到中国，也可以威胁到亚洲各国；中国有这样的威胁，可以转移国内的视线，亚洲各国有这样的威胁，就可以离弃日本而对中国产生向心力。于是，就有了“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说法，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就成了“复活军国主义”的铁证。

　　应该辨别清楚，日本政要去参拜神社，是专门去参拜东条等几个人还是在250万战殁者名册中有这么几个人、是日本政府特意安排这几个人进入神社然后才有了参拜、或者是日本政府现在有权利把这几位尊神请出神社？借死人的生前罪行向活人发难，用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去否定日本在和平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进而说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担心”，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亚洲各国信服，所以，这种大规模的宣传历经数年，依然是中韩两国的双簧，亚洲各国根本没有响应的迹象。这说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除了不认为日本有可能象中国所说的那样有向军国主义演变的可能外，对中国欲排斥日本，从而自己来充当它们的精神偶像内心是相当排斥的，对边缘化日本导致中国一国独大的战略失衡的前景甚至是心怀恐惧的。

　　韩国之所以在类似靖国神社这种问题上与中国靠那么拢无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抑制北方威胁以及南北统一的问题上太有赖于中国的操盘，二是国内经济疲软，渴望中日关系倒退从而部分取代日本的对华出口，打的完全是民族私利的算盘。反倒是中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伴唱的就心里觉得甜孜孜，以为自己得到了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衷心拥护，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文章越做越大，全然置中日两国交往对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置亚洲各国稳定本地区的愿望於不顾，直至置自己的国家利益於不顾，这就是咄咄怪事了。

　　关于亚洲各国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反应，两年多前新加坡《联合早报》东京特派记者符祝慧有个特别报道，除了中国与韩国外，别的国家都表示能够理解，惟独中国非但不理解，而且借着这个事由将两国关系越搞越僵：先是在全国各地放手进行了规模甚大的反*日*示*威与针对日本在华设施的破坏，后又因参拜问题突然中断副总理的访问，以后又屡次三番地拒绝就其他重大事务的高层接触，进而将参拜问题演变成为亚洲的“日本威胁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与日本就靖国神社问题上纠缠不清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一就是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以及嗣后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新任主席并赢得台湾地方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由于马英九根本不回避“九二共识”，而且在中国民主的问题上极具进攻性，极大程度上化解了大陆方面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的腾腾热气，中国在亚洲地区表现出老调的“义正词严”失去了一个重要话题。

　　由此导致了第二个事件，那就是美国国务次卿佐利克在统一美国政要口径后发表的对华政策宣言，明确地将中国的人权问题置于进一步发展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必要前提，而这正是中国当局最难以启齿的话题。而在这个大前提不解决的情况下，汇率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接连不断。闲言在“‘参拜’确实是‘外交牌’”一文中也道出了个中尴尬：“在国际关系方面，现阶段中国在整体上处于守势。”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抓住一个薄弱环节，“得理”不饶人，于是，就展开了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穷追猛打。因为不“义正词严”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了。

　　中国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姿态，与五十年代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评白皮书》以及在六十年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系列文字中表现出来的都是这么一种“义正词严”，处处都是自己“义正词严”，别人都是体无完肤，只能低头认罪——就是这种中国一贯的劣根性、一种让亚洲与世界厌恶已久的无知加狂妄。

　　中国的目光还是停留在60年前的那场战争上，以为只要不断揭示当年各国惨遭日本侵略这个疮疤，就能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为突破口，在形象上丑化日本，赢得周边国家的支持，孤立日美军事同盟，先边缘化日本，后边缘化美国，如意算盘稀里哗啦。

　　是非自有公论，日本的现实政治是往民主和平的道路发展还是朝独裁专制的军国主义方向演变，在亚洲国家的潜意识都很清晰：日本在第一条道路上走得比亚洲任何国家都好。事实上，在其他亚洲国家里，除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并无缩小外，俄罗斯的、印尼的、越南的及至最近马来西亚的排外事件没有一件冲着日本而去，而是件件奔着中国而来。这些就是对中国散布“日本威胁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反弹，说明亚洲各国根本就不吃中国这一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一年多来，接二连三地警告中国闹民族主义的危险，也是对中国在亚洲选择与日本对峙政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宣言。

　　在一些仅仅属于历史范畴的问题上，蓄意扩大事态，毒化国与国之间的现实关系，这正是为世界潮流所摈弃的冷战思维；不去正视自己身上的严重问题、讳疾忌医，还打着“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旗号去推销这种思维，尤为当今有头脑的政治家们所厌恶。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正在亚洲与世界上进一步妖魔化、边缘化自己。想冲出重围的又陷自身於重围之中。这与当年拿破仑自陷于孤城莱比锡的景况并无不同。

　　莱比锡、莱比锡，但愿不要走向滑铁卢！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中日交涉的一个话题。所不同的是，在毛周邓年代交涉与参拜交替进行，两国关系却一直呈上升态势，标志性事件是中日两国建交与签定《中日和平条约》，伴随着日本对华援助达到约300亿美圆与官方民间交往空前广泛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日本对华援助逐渐走向尾声，也随着日本由经济大国逐渐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两国之间开始龃龉不断并逐步升级。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一直处于进攻状态，是提起事端的一方。

　　很显然，从国家经济总量来看，亚洲现在有两个世界性的大国：日本与中国。其中日本除了了国民GDP方面相当于中国的2．5倍外，国民平均收入（GNP）相当于中国的30多倍；无论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公民福利以及对亚洲与世界发展稳定的贡献等任何一方面来看，亚洲的典范不能不首推日本。

　　日本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不过是其世界大国地位的一个体现形式。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日本以一个政治大国的形象从亚洲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却在西方世界的夹逼下，试图从世界舞台折返回亚洲。这个交叉运行过程的前提是：亚洲只知道有“中国威胁论”，从无任何国家提起“日本威胁”。原因非常简单，日本这个国家对推动战后亚洲地区的和平、各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当正面，而中国一直扮演着输出革命、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定的角色。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一改前貌，对亚洲外交以和睦亲善的面目示人，但国内发展极其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抬头，何况在台湾海峡时时还有擦枪走火的危险，因此，难以抹去亚洲各国对自己的恐惧心理。

　　与西方世界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抗衡中，在失去了昔日亚洲传统共*产邻国呼应的情况下，不仅在道义上不可行，而且在地缘政治上有被孤立的危险。所以，争取建立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利用不断扩大的军备与靠国内血汗工厂积累的支付手段来施行双管齐下的亚洲外交，将“中国威胁论”拓展为压制反“华”言行的震慑性局面，以此作地盘，来获取对美欧外交的一个重大筹码。

　　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以往因负罪感而对中国一直唯唯诺诺、现在却打算履行政治大国使命、又是美国在亚洲忠实伙伴的日本就不能不是个巨大障碍。

　　既然亚洲不时有“中国威胁论”，要消除这种致命成见，就需要培育出一个更大的“威胁”来，这个“威胁”，不仅可以威胁到中国，也可以威胁到亚洲各国；中国有这样的威胁，可以转移国内的视线，亚洲各国有这样的威胁，就可以离弃日本而对中国产生向心力。于是，就有了“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说法，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就成了“复活军国主义”的铁证。

　　应该辨别清楚，日本政要去参拜神社，是专门去参拜东条等几个人还是在250万战殁者名册中有这么几个人、是日本政府特意安排这几个人进入神社然后才有了参拜、或者是日本政府现在有权利把这几位尊神请出神社？借死人的生前罪行向活人发难，用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去否定日本在和平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进而说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担心”，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亚洲各国信服，所以，这种大规模的宣传历经数年，依然是中韩两国的双簧，亚洲各国根本没有响应的迹象。这说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除了不认为日本有可能象中国所说的那样有向军国主义演变的可能外，对中国欲排斥日本，从而自己来充当它们的精神偶像内心是相当排斥的，对边缘化日本导致中国一国独大的战略失衡的前景甚至是心怀恐惧的。

　　韩国之所以在类似靖国神社这种问题上与中国靠那么拢无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抑制北方威胁以及南北统一的问题上太有赖于中国的操盘，二是国内经济疲软，渴望中日关系倒退从而部分取代日本的对华出口，打的完全是民族私利的算盘。反倒是中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伴唱的就心里觉得甜孜孜，以为自己得到了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衷心拥护，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文章越做越大，全然置中日两国交往对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置亚洲各国稳定本地区的愿望於不顾，直至置自己的国家利益於不顾，这就是咄咄怪事了。

　　关于亚洲各国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反应，两年多前新加坡《联合早报》东京特派记者符祝慧有个特别报道，除了中国与韩国外，别的国家都表示能够理解，惟独中国非但不理解，而且借着这个事由将两国关系越搞越僵：先是在全国各地放手进行了规模甚大的反*日*示*威与针对日本在华设施的破坏，后又因参拜问题突然中断副总理的访问，以后又屡次三番地拒绝就其他重大事务的高层接触，进而将参拜问题演变成为亚洲的“日本威胁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与日本就靖国神社问题上纠缠不清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一就是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以及嗣后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新任主席并赢得台湾地方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由于马英九根本不回避“九二共识”，而且在中国民主的问题上极具进攻性，极大程度上化解了大陆方面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的腾腾热气，中国在亚洲地区表现出老调的“义正词严”失去了一个重要话题。

　　由此导致了第二个事件，那就是美国国务次卿佐利克在统一美国政要口径后发表的对华政策宣言，明确地将中国的人权问题置于进一步发展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必要前提，而这正是中国当局最难以启齿的话题。而在这个大前提不解决的情况下，汇率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接连不断。闲言在“‘参拜’确实是‘外交牌’”一文中也道出了个中尴尬：“在国际关系方面，现阶段中国在整体上处于守势。”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抓住一个薄弱环节，“得理”不饶人，于是，就展开了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穷追猛打。因为不“义正词严”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了。

　　中国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姿态，与五十年代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评白皮书》以及在六十年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系列文字中表现出来的都是这么一种“义正词严”，处处都是自己“义正词严”，别人都是体无完肤，只能低头认罪——就是这种中国一贯的劣根性、一种让亚洲与世界厌恶已久的无知加狂妄。

　　中国的目光还是停留在60年前的那场战争上，以为只要不断揭示当年各国惨遭日本侵略这个疮疤，就能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为突破口，在形象上丑化日本，赢得周边国家的支持，孤立日美军事同盟，先边缘化日本，后边缘化美国，如意算盘稀里哗啦。

　　是非自有公论，日本的现实政治是往民主和平的道路发展还是朝独裁专制的军国主义方向演变，在亚洲国家的潜意识都很清晰：日本在第一条道路上走得比亚洲任何国家都好。事实上，在其他亚洲国家里，除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并无缩小外，俄罗斯的、印尼的、越南的及至最近马来西亚的排外事件没有一件冲着日本而去，而是件件奔着中国而来。这些就是对中国散布“日本威胁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反弹，说明亚洲各国根本就不吃中国这一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一年多来，接二连三地警告中国闹民族主义的危险，也是对中国在亚洲选择与日本对峙政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宣言。

　　在一些仅仅属于历史范畴的问题上，蓄意扩大事态，毒化国与国之间的现实关系，这正是为世界潮流所摈弃的冷战思维；不去正视自己身上的严重问题、讳疾忌医，还打着“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旗号去推销这种思维，尤为当今有头脑的政治家们所厌恶。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正在亚洲与世界上进一步妖魔化、边缘化自己。想冲出重围的又陷自身於重围之中。这与当年拿破仑自陷于孤城莱比锡的景况并无不同。

　　莱比锡、莱比锡，但愿不要走向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