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院回应“赛家鑫”案：判决未徇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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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3岁的王家红也没能幸免（资料图片）。图片来源：生活新报

受害人王家飞（资料图片）。图片来源：生活新报

家属及村民抗议终审判决的联名申请。图片来源：中国网


杀？还是不杀？

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一审判死刑，二审又因“自首”改判死缓，近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网友表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怎么能因自首就死缓？云南高院为什么还要对他人性化关怀，显示仁慈呢？”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则说，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

当舆论的激愤和法律的严谨碰撞时，法官如何驾驭法律通过这个三岔路口固然值得围观，但大众如何理性看待最后结果，了解法律本意也是必须有的功课。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是国家站在社会总体角度，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腾讯今日话题：云南“赛家鑫”改判死缓的疑问】

——赵建生

杀还是不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

——田成有

“李昌奎的二审判决是认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改判都有事实、法律和刑事政策的依据。”昨日，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说，“网民对判决提出的异议，都只是观念的问题，是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国家刑事政策的差异，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来探讨的。”

身背两条人命的李昌奎二审改判死缓案引发网络大讨论后，省高院表示已重新核查此案。昨日，省高院组织媒体通气会，对李昌奎案进行探讨。药家鑫都判死了为什么李昌奎死缓？自首是否是“免死牌”？不杀是否会放纵犯罪……会上，高院副院长赵建生、副院长田成有、刑四庭庭长赵林对网络上的质疑一一作了回应和探讨。

高院回应

高院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徇私舞弊

“对每一个判决，每个人有其不同的理解，法院不能听到哪边呼声大，就倒向哪边。”昨日，省高院两位院长说，高院对于李昌奎的二审判决是“认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合法的”。首先，此案“没有什么黑幕”，李昌奎家住农村，家庭经济困难，更没有什么“背景”，还被害人的钱都很困难，更不可能来行贿法官，法官是在其裁量权范围内来审判的。

他们介绍，判决不是一个两个法官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审判委员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都要通过审判委员会来讨论决定。而高院审判委员会目前有27名成员，由法院领导、业务骨干组成，每次要成员过半才能讨论，而且要成员过半（14人以上）同意判决结果的，才能作出判决，李昌奎案也不例外。因此，“该案的程序是完全合法的，事实证据也清楚，只是在适用法律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李昌奎案属民间矛盾，社会危害相对较小

李昌奎案的社会危害性到底有多大？赵建生首先讲了一个案例。在某小区，一小偷通过踩点发现某户人家总是没人，一天晚上他就翻墙进去，没想到遇到出差回来的主人，主人大叫、反抗，小偷拿出事先准备的刀将其杀了，抢了东西逃走。一时间，小区住户家家紧张、恐惧，纷纷装防盗门、防盗窗。也是在这个小区，一对夫妇发生矛盾，丈夫将妻子、岳母都杀死了。而这成了小区住户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指责此男子残忍、不孝顺。

这两个案例代表着故意杀人案件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另一种是由于民间矛盾、婚姻家庭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第一种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对民众的安全感有极大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第二种是针对特定对象，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一些。

而李昌奎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两家在同一个村，李昌奎还给王家飞提过亲，因为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昌奎才从外地赶回并实施了犯罪。因此，案件属于第二种类型。


“杀人偿命”传统与“少杀慎杀”理念有差异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赵建生说，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是国家站在社会总体角度，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

2007年，国家将各省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今年的刑法大修中又废除了13种死刑。“国家对死刑严格控制后，口子越来越紧。”最高法院也下发过一些指导性案件，作为各地法院的参考。

“我在想，家属是不是非要用杀人来治疗创伤？网络上一片喊杀声是否是一种进步的意识？”赵建生说，“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目前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因此，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东西。

自首不必然从轻，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关于网民热议的自首是否成了“免死牌”。赵建生说，自首是刑法的一顶重要内容，一个法定的从轻情节自首的来源就是“缴枪不杀”，战时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战胜的法宝。而法律上规定了自首，目的是分化、瓦解犯罪，教育改造犯罪分子。

他也表示，法律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但不是必然从轻处罚，对一些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可以不从轻处罚。但从立法的目的上来看，是鼓励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李昌奎案中，他确实是有投案情节的，这就要看法官对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判断是否适用自首。“如果自首在具体量刑中必须体现，法律的作用就不能全面发挥出来。”

田成有说，一个人如果有悔罪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一些宽容。否则以后没人会选择自首了。“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

■ 答疑

为何不判死刑？

网民们最关注的就是，同是自首，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犯罪情节比药家鑫还“恶劣”，为什么药都判死刑了而李昌奎判了死缓？对此，赵建生说，老百姓将不同的案件作对比，是正常思维，不过法院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原因，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法官作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执行者，掌握着生杀大权，杀还是不杀？对一个人是否有判处极刑的必要？他要比一般老百姓考虑的多得多。法律不仅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挽救一个人。

田成有则说，李昌奎与受害者是邻居，之前有感情纠纷，两家有民间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原因。法律不是苛刻到1+1=2那种情况，否则就成了概念法学了。”他说，一个法官，只要依法办案，合乎法律程序，在法律适用上是可以有探讨的空间的。“昭通中院的一审判决虽然和高院的判决不一样，但是都是本着审慎的态度依法作出的。”

判决中为何不写清不杀理由？

不少网民认为此案的判决抽象简单，不足以服众。昭通中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李罪恶极大，但有自首、积极赔偿情节，所以死缓。人命关天，可这两套“虽然……但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

对此，赵建生说，这是由我国的司法制度决定的，判决书的书写是概括式的，法官不能自由发挥。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有些法官的一个判决，跟一本书一样”。他说，在西方，对案件判决的依据除了法律外还有“法官的良知”，因此，法官要写清楚他的良知给公众看。反过来，他们选任的法官一般都很有威望，对法官的保护制度也很完善，所以，法官可以在判决上可以自由发挥。而“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不杀是否会放纵犯罪？

如果一味强调少杀、慎杀甚至废除死刑，会不会让犯罪分子有侥幸心理、放纵犯罪呢？对此，赵建生表示，任何事物有利有弊，只有权衡利弊后选择利大于弊的方案。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刑罚即使再严厉，如果一个人犯罪后也不会得到处罚，那么严厉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刑罚不那么严厉，但一个人犯罪后，如果无论他逃到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处罚，那么他就认为犯罪受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犯罪时就会“三思而后行”了。


他说，并不是要放纵犯罪，李昌奎也受到判死缓的严厉处罚了。刑罚的威慑力是可以体现的。

田成有则强调，杀还是不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

据悉，高院对该案的审查结果将于近日公布。

■相关案件

怀恨残杀朋友，死刑改判死缓

法官：杀了他两家都将世代结仇，留着他还可给这家人赎罪

李昌奎案是由高院刑四庭来审理的，昨日，该庭庭长赵林说，他们2007年判的一个案子，跟此案有些相似。20多岁的男子彭某在昆明一酒店做车场管理员，与酒店一名保安是好朋友。但是这名保安在不同场合取笑他，于是他怀恨在心，猛捅数刀将保安杀死。

被捕后，昆明中院对彭某判处死刑。他上诉到省高院。被害人的父亲是一名村干部，当时他要求维持死刑。法官考虑到双方都是农民，经济条件不好。做被害人父亲的工作，得知是因为彭某家属从来没出面道声歉，他们是“赌一口气”。法官将这个情况告知了彭某家属。

随后，一穷二白的彭家贷款6万，来到法院送给被害人父亲。彭某的姐姐一进门就给这位老父亲跪下，哭着说：“我弟弟给你们造成了伤害，我愿替他赎罪，你们失去了儿子，我给你们做女儿，请饶他一命！”随后，和法官一起买了慰问品、坐了7个多小时车来到禄劝山区被害人家里，姑娘一进去就帮着烧火做饭，像到自己家一样。老汉动容了，随后，写了一份“谅解书”。

法官充分综合彭某的认罪态度、积极赔偿并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等情况，改判了死缓。“此案彭某还没有自首情节，但是他杀人存在一定原因，还没到非要判处极刑的地步。杀了他两家就要世代结仇，留着他还可以来给这家人赎罪。”赵林说，为什么往往死刑在二审改判，就是因为二审法院有着平衡职能，站在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最高法院则要站在全国的高度来考虑。


链接地址：http://news.qq.com/a/20110707/000400_1.htm


年仅3岁的王家红也没能幸免（资料图片）。图片来源：生活新报

受害人王家飞（资料图片）。图片来源：生活新报

家属及村民抗议终审判决的联名申请。图片来源：中国网


杀？还是不杀？

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一审判死刑，二审又因“自首”改判死缓，近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网友表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怎么能因自首就死缓？云南高院为什么还要对他人性化关怀，显示仁慈呢？”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则说，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

当舆论的激愤和法律的严谨碰撞时，法官如何驾驭法律通过这个三岔路口固然值得围观，但大众如何理性看待最后结果，了解法律本意也是必须有的功课。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是国家站在社会总体角度，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腾讯今日话题：云南“赛家鑫”改判死缓的疑问】

——赵建生

杀还是不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

——田成有

“李昌奎的二审判决是认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改判都有事实、法律和刑事政策的依据。”昨日，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说，“网民对判决提出的异议，都只是观念的问题，是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国家刑事政策的差异，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来探讨的。”

身背两条人命的李昌奎二审改判死缓案引发网络大讨论后，省高院表示已重新核查此案。昨日，省高院组织媒体通气会，对李昌奎案进行探讨。药家鑫都判死了为什么李昌奎死缓？自首是否是“免死牌”？不杀是否会放纵犯罪……会上，高院副院长赵建生、副院长田成有、刑四庭庭长赵林对网络上的质疑一一作了回应和探讨。

高院回应

高院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徇私舞弊

“对每一个判决，每个人有其不同的理解，法院不能听到哪边呼声大，就倒向哪边。”昨日，省高院两位院长说，高院对于李昌奎的二审判决是“认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合法的”。首先，此案“没有什么黑幕”，李昌奎家住农村，家庭经济困难，更没有什么“背景”，还被害人的钱都很困难，更不可能来行贿法官，法官是在其裁量权范围内来审判的。

他们介绍，判决不是一个两个法官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审判委员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都要通过审判委员会来讨论决定。而高院审判委员会目前有27名成员，由法院领导、业务骨干组成，每次要成员过半才能讨论，而且要成员过半（14人以上）同意判决结果的，才能作出判决，李昌奎案也不例外。因此，“该案的程序是完全合法的，事实证据也清楚，只是在适用法律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李昌奎案属民间矛盾，社会危害相对较小

李昌奎案的社会危害性到底有多大？赵建生首先讲了一个案例。在某小区，一小偷通过踩点发现某户人家总是没人，一天晚上他就翻墙进去，没想到遇到出差回来的主人，主人大叫、反抗，小偷拿出事先准备的刀将其杀了，抢了东西逃走。一时间，小区住户家家紧张、恐惧，纷纷装防盗门、防盗窗。也是在这个小区，一对夫妇发生矛盾，丈夫将妻子、岳母都杀死了。而这成了小区住户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指责此男子残忍、不孝顺。

这两个案例代表着故意杀人案件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另一种是由于民间矛盾、婚姻家庭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第一种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对民众的安全感有极大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第二种是针对特定对象，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一些。

而李昌奎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两家在同一个村，李昌奎还给王家飞提过亲，因为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昌奎才从外地赶回并实施了犯罪。因此，案件属于第二种类型。


“杀人偿命”传统与“少杀慎杀”理念有差异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赵建生说，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是国家站在社会总体角度，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

2007年，国家将各省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今年的刑法大修中又废除了13种死刑。“国家对死刑严格控制后，口子越来越紧。”最高法院也下发过一些指导性案件，作为各地法院的参考。

“我在想，家属是不是非要用杀人来治疗创伤？网络上一片喊杀声是否是一种进步的意识？”赵建生说，“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目前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因此，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东西。

自首不必然从轻，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关于网民热议的自首是否成了“免死牌”。赵建生说，自首是刑法的一顶重要内容，一个法定的从轻情节自首的来源就是“缴枪不杀”，战时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战胜的法宝。而法律上规定了自首，目的是分化、瓦解犯罪，教育改造犯罪分子。

他也表示，法律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但不是必然从轻处罚，对一些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可以不从轻处罚。但从立法的目的上来看，是鼓励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李昌奎案中，他确实是有投案情节的，这就要看法官对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判断是否适用自首。“如果自首在具体量刑中必须体现，法律的作用就不能全面发挥出来。”

田成有说，一个人如果有悔罪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一些宽容。否则以后没人会选择自首了。“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

■ 答疑

为何不判死刑？

网民们最关注的就是，同是自首，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犯罪情节比药家鑫还“恶劣”，为什么药都判死刑了而李昌奎判了死缓？对此，赵建生说，老百姓将不同的案件作对比，是正常思维，不过法院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原因，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法官作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执行者，掌握着生杀大权，杀还是不杀？对一个人是否有判处极刑的必要？他要比一般老百姓考虑的多得多。法律不仅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挽救一个人。

田成有则说，李昌奎与受害者是邻居，之前有感情纠纷，两家有民间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原因。法律不是苛刻到1+1=2那种情况，否则就成了概念法学了。”他说，一个法官，只要依法办案，合乎法律程序，在法律适用上是可以有探讨的空间的。“昭通中院的一审判决虽然和高院的判决不一样，但是都是本着审慎的态度依法作出的。”

判决中为何不写清不杀理由？

不少网民认为此案的判决抽象简单，不足以服众。昭通中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李罪恶极大，但有自首、积极赔偿情节，所以死缓。人命关天，可这两套“虽然……但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

对此，赵建生说，这是由我国的司法制度决定的，判决书的书写是概括式的，法官不能自由发挥。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有些法官的一个判决，跟一本书一样”。他说，在西方，对案件判决的依据除了法律外还有“法官的良知”，因此，法官要写清楚他的良知给公众看。反过来，他们选任的法官一般都很有威望，对法官的保护制度也很完善，所以，法官可以在判决上可以自由发挥。而“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不杀是否会放纵犯罪？

如果一味强调少杀、慎杀甚至废除死刑，会不会让犯罪分子有侥幸心理、放纵犯罪呢？对此，赵建生表示，任何事物有利有弊，只有权衡利弊后选择利大于弊的方案。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刑罚即使再严厉，如果一个人犯罪后也不会得到处罚，那么严厉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刑罚不那么严厉，但一个人犯罪后，如果无论他逃到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处罚，那么他就认为犯罪受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犯罪时就会“三思而后行”了。


他说，并不是要放纵犯罪，李昌奎也受到判死缓的严厉处罚了。刑罚的威慑力是可以体现的。

田成有则强调，杀还是不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

据悉，高院对该案的审查结果将于近日公布。

■相关案件

怀恨残杀朋友，死刑改判死缓

法官：杀了他两家都将世代结仇，留着他还可给这家人赎罪

李昌奎案是由高院刑四庭来审理的，昨日，该庭庭长赵林说，他们2007年判的一个案子，跟此案有些相似。20多岁的男子彭某在昆明一酒店做车场管理员，与酒店一名保安是好朋友。但是这名保安在不同场合取笑他，于是他怀恨在心，猛捅数刀将保安杀死。

被捕后，昆明中院对彭某判处死刑。他上诉到省高院。被害人的父亲是一名村干部，当时他要求维持死刑。法官考虑到双方都是农民，经济条件不好。做被害人父亲的工作，得知是因为彭某家属从来没出面道声歉，他们是“赌一口气”。法官将这个情况告知了彭某家属。

随后，一穷二白的彭家贷款6万，来到法院送给被害人父亲。彭某的姐姐一进门就给这位老父亲跪下，哭着说：“我弟弟给你们造成了伤害，我愿替他赎罪，你们失去了儿子，我给你们做女儿，请饶他一命！”随后，和法官一起买了慰问品、坐了7个多小时车来到禄劝山区被害人家里，姑娘一进去就帮着烧火做饭，像到自己家一样。老汉动容了，随后，写了一份“谅解书”。

法官充分综合彭某的认罪态度、积极赔偿并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等情况，改判了死缓。“此案彭某还没有自首情节，但是他杀人存在一定原因，还没到非要判处极刑的地步。杀了他两家就要世代结仇，留着他还可以来给这家人赎罪。”赵林说，为什么往往死刑在二审改判，就是因为二审法院有着平衡职能，站在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最高法院则要站在全国的高度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