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中庸之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50:03
新华网
观察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国内的种种现象，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中庸之道。
在对此作出说明之前，必须说清楚一个问题。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但这里并非推销孔子学说。何以故？孔子提出中庸这一命题，是在国家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的抵触情绪。
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他很反感“小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周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这里采用他处理问题既不“过”，也不“不及”，而执其中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应该是中庸之道。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经偏离了中庸之道，结果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记得电影《青松岭》吗？里面的反面人物钱广不过帮乡亲们到集市上卖些农民自己生产的土特产，诸如辣椒蘑菇之类，就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四人帮”公开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全面萎缩。那时候，像现在的冬天，北京的副食品商店里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只有一些干瘪的土豆。肉食更少，一人限买两毛钱，薄薄的一片。女人生孩子，想买一只鸡补补身子都不易，丈夫必须在半夜里去副食品商店门前拿号（群众自己写的号），回家睡一会儿，天不亮再去凭票排队，在寒风中拱肩缩背，跺着脚，一直要等到天大亮，商店开门。运气好的，可以买到一只营养不良的瘦鸡，运气不好的还买不到。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令人目眩的变化，只几年工夫，商品供应就极大地丰富了。现在我们想吃什么都有。反季节菜、南方菜，有的是。你去买肉，说要一斤，他肯定给你一斤半甚至两斤，还说“吃吧，不多。”如果你腰里有钱，大饭店里鱼翅海参有的是。同时，国家实力也非昔日可以想象。80年代初期，我国有了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高兴得不得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现在，截至2005年11月底，外汇储备达到了7942亿美元。
可是，就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有背景有能力的人，能批来，或者用国有银行的钱买来土地，再用国有银行的钱盖房子，然后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不仅被视为合法，还被个别开发商公开地说成合理。煤老板滥开滥挖属于全民族的煤矿资源，不顾工人死活，大肆敛财，然后到大城市买别墅。据报纸说，山西煤老板在北京买别墅，不讲价，一买就是十几幢。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厂违反劳动法，克扣工人工钱，劳动条件恶劣，有的还雇用童工，工人犹如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广大群众虽然总体生活水平比六七十年代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困难还不少，居者无其屋，病者难就医，学生上不起学的现象还不在少数。“过犹不及”，我们是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全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于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衷是想避开平均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弊，吸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长，扬长避短，走的是中庸之道。也就是在效率速度与公平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和放任资本吃人的坏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又要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距离，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不幸，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是走偏了。十一五规划好像就是要抓这个工作。百姓衷心地拥护，并且寄予热望。
再放眼看看世界。欧洲国家吸取了坏资本主义的教训，二次大战后对经济制度作了调整，从一个极端退了一步，抑制了贫富差距，发展了社会福利，赢得了60年的稳定。他们实际上也在走中庸之道。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比较注意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连以贫富差距大而出名的印度，穷人也能享受得起基本的医疗服务。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整并没有完成，看来也不是一件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调整，一会儿私有化，一会儿国有化。他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而平衡总是动态的，所以要不断调整。
我们有必要学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平衡术。他们搞市场经济，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我们在吸收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时，却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好东西，把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出去了。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现在应该学习他们如何将社会主义成分吸纳进市场经济中。这个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只要我们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择善而从，正是智者与贤者的品德，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总是走极端，左右大幅摆动？我们曾经把农民养鸡、种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去割，为什么现在能容忍企业主肆意盘剥工人和广大消费者？我们曾经反对奇装异服，妇女穿高跟鞋烫头发都不行，为什么现在坦胸露背被认为是高档次？我们曾经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以艰苦朴素为荣，为什么现在奢侈浪费之风愈演愈烈？我们曾经批判金钱挂帅，为什么现在金钱不但升帐挂帅，不少人连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都拿出来当土豆白菜卖？我们曾经把精神的力量放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为什么现在却到处都泛滥着物质主义？我们曾经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银幕，为什么现在尽是莫名其妙的帝王戏和肉麻当有趣的才子佳人戏？小幅摇摆难以避免，总是大幅摇摆就是病了。难道说，好走极端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吗？但愿不是。如果是，那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反思了，说不定，我们还真应该把孔老夫子请出来，谈谈他的中庸之道呢。
作者：许博渊新华网
观察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国内的种种现象，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中庸之道。
在对此作出说明之前，必须说清楚一个问题。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但这里并非推销孔子学说。何以故？孔子提出中庸这一命题，是在国家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的抵触情绪。
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他很反感“小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周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这里采用他处理问题既不“过”，也不“不及”，而执其中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应该是中庸之道。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经偏离了中庸之道，结果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记得电影《青松岭》吗？里面的反面人物钱广不过帮乡亲们到集市上卖些农民自己生产的土特产，诸如辣椒蘑菇之类，就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四人帮”公开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全面萎缩。那时候，像现在的冬天，北京的副食品商店里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只有一些干瘪的土豆。肉食更少，一人限买两毛钱，薄薄的一片。女人生孩子，想买一只鸡补补身子都不易，丈夫必须在半夜里去副食品商店门前拿号（群众自己写的号），回家睡一会儿，天不亮再去凭票排队，在寒风中拱肩缩背，跺着脚，一直要等到天大亮，商店开门。运气好的，可以买到一只营养不良的瘦鸡，运气不好的还买不到。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令人目眩的变化，只几年工夫，商品供应就极大地丰富了。现在我们想吃什么都有。反季节菜、南方菜，有的是。你去买肉，说要一斤，他肯定给你一斤半甚至两斤，还说“吃吧，不多。”如果你腰里有钱，大饭店里鱼翅海参有的是。同时，国家实力也非昔日可以想象。80年代初期，我国有了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高兴得不得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现在，截至2005年11月底，外汇储备达到了7942亿美元。
可是，就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有背景有能力的人，能批来，或者用国有银行的钱买来土地，再用国有银行的钱盖房子，然后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不仅被视为合法，还被个别开发商公开地说成合理。煤老板滥开滥挖属于全民族的煤矿资源，不顾工人死活，大肆敛财，然后到大城市买别墅。据报纸说，山西煤老板在北京买别墅，不讲价，一买就是十几幢。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厂违反劳动法，克扣工人工钱，劳动条件恶劣，有的还雇用童工，工人犹如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广大群众虽然总体生活水平比六七十年代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困难还不少，居者无其屋，病者难就医，学生上不起学的现象还不在少数。“过犹不及”，我们是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全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于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衷是想避开平均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弊，吸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长，扬长避短，走的是中庸之道。也就是在效率速度与公平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和放任资本吃人的坏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又要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距离，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不幸，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是走偏了。十一五规划好像就是要抓这个工作。百姓衷心地拥护，并且寄予热望。
再放眼看看世界。欧洲国家吸取了坏资本主义的教训，二次大战后对经济制度作了调整，从一个极端退了一步，抑制了贫富差距，发展了社会福利，赢得了60年的稳定。他们实际上也在走中庸之道。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比较注意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连以贫富差距大而出名的印度，穷人也能享受得起基本的医疗服务。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整并没有完成，看来也不是一件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调整，一会儿私有化，一会儿国有化。他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而平衡总是动态的，所以要不断调整。
我们有必要学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平衡术。他们搞市场经济，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我们在吸收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时，却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好东西，把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出去了。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现在应该学习他们如何将社会主义成分吸纳进市场经济中。这个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只要我们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择善而从，正是智者与贤者的品德，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总是走极端，左右大幅摆动？我们曾经把农民养鸡、种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去割，为什么现在能容忍企业主肆意盘剥工人和广大消费者？我们曾经反对奇装异服，妇女穿高跟鞋烫头发都不行，为什么现在坦胸露背被认为是高档次？我们曾经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以艰苦朴素为荣，为什么现在奢侈浪费之风愈演愈烈？我们曾经批判金钱挂帅，为什么现在金钱不但升帐挂帅，不少人连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都拿出来当土豆白菜卖？我们曾经把精神的力量放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为什么现在却到处都泛滥着物质主义？我们曾经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银幕，为什么现在尽是莫名其妙的帝王戏和肉麻当有趣的才子佳人戏？小幅摇摆难以避免，总是大幅摇摆就是病了。难道说，好走极端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吗？但愿不是。如果是，那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反思了，说不定，我们还真应该把孔老夫子请出来，谈谈他的中庸之道呢。
作者：许博渊
观察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国内的种种现象，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中庸之道。
在对此作出说明之前，必须说清楚一个问题。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但这里并非推销孔子学说。何以故？孔子提出中庸这一命题，是在国家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的抵触情绪。
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他很反感“小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周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这里采用他处理问题既不“过”，也不“不及”，而执其中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应该是中庸之道。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经偏离了中庸之道，结果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记得电影《青松岭》吗？里面的反面人物钱广不过帮乡亲们到集市上卖些农民自己生产的土特产，诸如辣椒蘑菇之类，就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四人帮”公开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全面萎缩。那时候，像现在的冬天，北京的副食品商店里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只有一些干瘪的土豆。肉食更少，一人限买两毛钱，薄薄的一片。女人生孩子，想买一只鸡补补身子都不易，丈夫必须在半夜里去副食品商店门前拿号（群众自己写的号），回家睡一会儿，天不亮再去凭票排队，在寒风中拱肩缩背，跺着脚，一直要等到天大亮，商店开门。运气好的，可以买到一只营养不良的瘦鸡，运气不好的还买不到。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令人目眩的变化，只几年工夫，商品供应就极大地丰富了。现在我们想吃什么都有。反季节菜、南方菜，有的是。你去买肉，说要一斤，他肯定给你一斤半甚至两斤，还说“吃吧，不多。”如果你腰里有钱，大饭店里鱼翅海参有的是。同时，国家实力也非昔日可以想象。80年代初期，我国有了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高兴得不得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现在，截至2005年11月底，外汇储备达到了7942亿美元。
可是，就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有背景有能力的人，能批来，或者用国有银行的钱买来土地，再用国有银行的钱盖房子，然后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不仅被视为合法，还被个别开发商公开地说成合理。煤老板滥开滥挖属于全民族的煤矿资源，不顾工人死活，大肆敛财，然后到大城市买别墅。据报纸说，山西煤老板在北京买别墅，不讲价，一买就是十几幢。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厂违反劳动法，克扣工人工钱，劳动条件恶劣，有的还雇用童工，工人犹如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广大群众虽然总体生活水平比六七十年代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困难还不少，居者无其屋，病者难就医，学生上不起学的现象还不在少数。“过犹不及”，我们是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全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于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衷是想避开平均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弊，吸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长，扬长避短，走的是中庸之道。也就是在效率速度与公平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和放任资本吃人的坏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又要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距离，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不幸，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是走偏了。十一五规划好像就是要抓这个工作。百姓衷心地拥护，并且寄予热望。
再放眼看看世界。欧洲国家吸取了坏资本主义的教训，二次大战后对经济制度作了调整，从一个极端退了一步，抑制了贫富差距，发展了社会福利，赢得了60年的稳定。他们实际上也在走中庸之道。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比较注意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连以贫富差距大而出名的印度，穷人也能享受得起基本的医疗服务。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整并没有完成，看来也不是一件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调整，一会儿私有化，一会儿国有化。他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而平衡总是动态的，所以要不断调整。
我们有必要学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平衡术。他们搞市场经济，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我们在吸收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时，却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好东西，把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出去了。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现在应该学习他们如何将社会主义成分吸纳进市场经济中。这个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只要我们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择善而从，正是智者与贤者的品德，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总是走极端，左右大幅摆动？我们曾经把农民养鸡、种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去割，为什么现在能容忍企业主肆意盘剥工人和广大消费者？我们曾经反对奇装异服，妇女穿高跟鞋烫头发都不行，为什么现在坦胸露背被认为是高档次？我们曾经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以艰苦朴素为荣，为什么现在奢侈浪费之风愈演愈烈？我们曾经批判金钱挂帅，为什么现在金钱不但升帐挂帅，不少人连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都拿出来当土豆白菜卖？我们曾经把精神的力量放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为什么现在却到处都泛滥着物质主义？我们曾经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银幕，为什么现在尽是莫名其妙的帝王戏和肉麻当有趣的才子佳人戏？小幅摇摆难以避免，总是大幅摇摆就是病了。难道说，好走极端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吗？但愿不是。如果是，那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反思了，说不定，我们还真应该把孔老夫子请出来，谈谈他的中庸之道呢。
作者：许博渊新华网
观察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国内的种种现象，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中庸之道。
在对此作出说明之前，必须说清楚一个问题。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但这里并非推销孔子学说。何以故？孔子提出中庸这一命题，是在国家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的抵触情绪。
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他很反感“小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周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这里采用他处理问题既不“过”，也不“不及”，而执其中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应该是中庸之道。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经偏离了中庸之道，结果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记得电影《青松岭》吗？里面的反面人物钱广不过帮乡亲们到集市上卖些农民自己生产的土特产，诸如辣椒蘑菇之类，就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四人帮”公开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全面萎缩。那时候，像现在的冬天，北京的副食品商店里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只有一些干瘪的土豆。肉食更少，一人限买两毛钱，薄薄的一片。女人生孩子，想买一只鸡补补身子都不易，丈夫必须在半夜里去副食品商店门前拿号（群众自己写的号），回家睡一会儿，天不亮再去凭票排队，在寒风中拱肩缩背，跺着脚，一直要等到天大亮，商店开门。运气好的，可以买到一只营养不良的瘦鸡，运气不好的还买不到。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令人目眩的变化，只几年工夫，商品供应就极大地丰富了。现在我们想吃什么都有。反季节菜、南方菜，有的是。你去买肉，说要一斤，他肯定给你一斤半甚至两斤，还说“吃吧，不多。”如果你腰里有钱，大饭店里鱼翅海参有的是。同时，国家实力也非昔日可以想象。80年代初期，我国有了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高兴得不得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现在，截至2005年11月底，外汇储备达到了7942亿美元。
可是，就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有背景有能力的人，能批来，或者用国有银行的钱买来土地，再用国有银行的钱盖房子，然后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不仅被视为合法，还被个别开发商公开地说成合理。煤老板滥开滥挖属于全民族的煤矿资源，不顾工人死活，大肆敛财，然后到大城市买别墅。据报纸说，山西煤老板在北京买别墅，不讲价，一买就是十几幢。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厂违反劳动法，克扣工人工钱，劳动条件恶劣，有的还雇用童工，工人犹如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广大群众虽然总体生活水平比六七十年代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困难还不少，居者无其屋，病者难就医，学生上不起学的现象还不在少数。“过犹不及”，我们是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全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于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衷是想避开平均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弊，吸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长，扬长避短，走的是中庸之道。也就是在效率速度与公平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和放任资本吃人的坏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又要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距离，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不幸，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是走偏了。十一五规划好像就是要抓这个工作。百姓衷心地拥护，并且寄予热望。
再放眼看看世界。欧洲国家吸取了坏资本主义的教训，二次大战后对经济制度作了调整，从一个极端退了一步，抑制了贫富差距，发展了社会福利，赢得了60年的稳定。他们实际上也在走中庸之道。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比较注意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连以贫富差距大而出名的印度，穷人也能享受得起基本的医疗服务。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整并没有完成，看来也不是一件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调整，一会儿私有化，一会儿国有化。他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而平衡总是动态的，所以要不断调整。
我们有必要学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平衡术。他们搞市场经济，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我们在吸收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时，却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好东西，把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出去了。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现在应该学习他们如何将社会主义成分吸纳进市场经济中。这个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只要我们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择善而从，正是智者与贤者的品德，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总是走极端，左右大幅摆动？我们曾经把农民养鸡、种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去割，为什么现在能容忍企业主肆意盘剥工人和广大消费者？我们曾经反对奇装异服，妇女穿高跟鞋烫头发都不行，为什么现在坦胸露背被认为是高档次？我们曾经大力提倡勤俭节约，以艰苦朴素为荣，为什么现在奢侈浪费之风愈演愈烈？我们曾经批判金钱挂帅，为什么现在金钱不但升帐挂帅，不少人连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都拿出来当土豆白菜卖？我们曾经把精神的力量放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为什么现在却到处都泛滥着物质主义？我们曾经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银幕，为什么现在尽是莫名其妙的帝王戏和肉麻当有趣的才子佳人戏？小幅摇摆难以避免，总是大幅摇摆就是病了。难道说，好走极端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吗？但愿不是。如果是，那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反思了，说不定，我们还真应该把孔老夫子请出来，谈谈他的中庸之道呢。
作者：许博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