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应该是多元的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03:38:13

和谐社会应该是多元的 ● 陈冰（伦敦） 中国目前正在掀起反思改革的辩论，民间有“改革是既得利益团体的改革”之抱怨，评论界有“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之忧思，地方官员有“行政十弊”的反省，中央高层有“决不能犯下历史性错误的警报”。虽然各方角度不同，但共同聚焦在一个点上：如何实现社会和谐。 　　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在任何利益团体都不可能一枝独秀、一权独大的制衡机制下，“共识也就是常识”便成为国家政治的轴心，社会便能实现和谐。 　　中国现时代的不和谐因素，很大程度上可能归结于社会的二元性质，即崇权与拜金。体制内的人全力争权，体制外的人极力挣钱，衍生出的是浮躁情绪、极端主义、贫富分化和富人穷人皆缺乏安全感。 　　社会多元化的“元”，更多地是指人生价值观的多样性，是说人们对成功、幸福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和彼此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有多种途径，有各奔前程的余地。社会分工细微、职业种类繁多但价值观单一的社会，并不是多元社会。没有人会把1911年以前的中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说成是多元社会，原因在此。 　　把大众从追求权与钱的小道上疏散开来，滋育更丰富的人生价值观，也许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从二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 不和谐出自二元价值 　　从1978年以前“政治挂帅”的一元社会，到“向权靠”和“向钱看”并列的二元社会的转变，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果之一，不仅促使全社会接受了市场经济理念，消除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反智现象，也把中国的经济推向“超英赶美”的崛起航道上，人间烟火复归中华大地。 　　不过，二元价值观现在似乎已走到极限，开始成为社会不和谐的诱因。当权和钱成为检验“成功”的唯一标准后，人们便你推我挤地奔波于“仕途”和“钱途”两条小径上。 　　这两条小道的容纳量相当有限，能够如愿的人更是少数，大部分人似乎都有“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焦虑感。有种说法很普遍，如果40岁左右还没升到党政处级、没达到管理中层、仍在从事专业工作的话，往往被视为“没什么前途了”。如此单调且苛刻的价值取向，挤压出的自然是浮躁的汗水闪闪。一个浮躁气温高的社会，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晕头现象。 　　体制内的晕头现象，表现在“媚上”和“霸权”上。无论在行政系统，还是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公家”领域，升官是多数人的第一志愿。上级领导决定升迁的制度，带出的是“媚上”风气：让领导满意，替领导擦鞋，为琢磨领导意图而提前秃顶早生白发在所不辞，甚至提着钱买官过把瘾。 道德风气被毒化 　　与此同时，面对虎视眈眈的后进者，当权者又以“霸权”方式维护既得利益，比如上级拿下级的权，正职揽副职的权，行政机关取事业单位和企业的权，其结果是人脉的重要性高于政令法律，私利的秤砣重过公益，从政为官的冲动超过执政为民，法律式微、政令变形、腐败串联就在所难免。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是，“毒化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 　　体制外的晕头现象，则表现为“为钱而敢于裸体”。为富者不仁也罢，可怕的是赤裸裸地不顾人命“挖钱”，如挖煤开矿而无安全保障，不顾国法“抢钱”，例如给劳工欠薪实质上是抢劫，不顾人道“诈钱”，如收保护费、管理费而不提供相应的服务；为穷者无礼可以谅解，但从笑贫不笑娼发展到笑贫不笑偷就很难让人同情。 　　当然，最隐蔽的晕头现象是权和钱交汇时的“霸道”。权钱交易而生腐败不易被察觉，以法律授权或职业特权来为集体谋利更难识别。比如教育上的乱收费、医疗上的高收费、土地买卖中的高收低支，都是为了“集体”但不是为了“大众”着想的霸道行径，把公共职责变相成部门谋利渠道，把执法之途演变成生财之道。只有高费学校、天价医院成为弱势群体望而生畏的“鬼门关”时，人们才意识到其对社会和谐的杀伤力有多大。 　　很多人都已意识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安全感下滑、腐败现象蔓延、教育医疗昂贵、精英和大众关系紧张等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似乎没有完全诊断清楚病因，开出的药方仍是比较老套的，比如要富人投资慈善，要官员关切百姓疾苦，要城市发善心反哺乡村。 　　以“正义的冲动”和“道德的感召”来解决新问题，愿望固然善良，却是极不可靠的。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唯有多元利益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聚合社会共识，形成活跃而稳定的和谐，常识因此进入到执政领域。 多元制衡才是可靠的和谐 　　政治上的宽容，是滋育多元化社会的氧气；让不同利益者自由表达各自的立场，是多元价值形成的土壤；给予不同行业张扬专业特性的自由，则是多元利益制衡的阳光。 　　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环保者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善为己任，传媒人以告诉真相为理想，法官以实现社会公正为追求……不同人群和组织都有其特殊的使命和专业特质，只有让这些不同道者在充分施展拳脚的基础上共谋，才能交锋出共识，形成活跃的制衡，由此妥协出的解决方案一般不会出偏差。 　　英国高校和中国高校一样存在经费不足问题，不过英国政府在决定把学费提高之前，进行了三年多时间的公开辩论。低收入家庭认为这将迫使自己的孩子放弃上大学；中高收入家庭认为这不公平，因为他们已缴纳了很多税，再缴纳学费是对自己的盘剥；左派政治家认为教育是实现人人平等的前提，应该由国家负担；企业家认为交学费是对个人前途的投资，终身有回报；大学校长抱怨经费不足招徕不到世界一流学者，教学质量不高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各种意见都得到表达，都很有道理，但高校经费不足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妥协出了高校收费法案，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学费1000英镑提高到3000英镑，按英国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不算陡峭。其中有很细致的计算方法，比如按照家庭收入确定贷款政策，低收入家庭比中高收入家庭得到的优惠要多一些，贷款20年不能偿还可以赦免等等。 　　劳资间的纠纷任何国家都存在，多元社会却能通过一定程序同时保障劳工的罢工权和雇主的解聘权。在英国，如果雇主不能满足工人的加薪要求，可以罢工。但是，不能说罢就罢，那会让雇主措手不及，损害经济利益。 　　首先，工会必须投票，多数人同意才有罢工的合法性；接着，工会把罢工时间和期限通知雇主，给雇主至少两周时间准备。如果雇主和工会仍不能妥协出解决方案，之后便提交政府来调解。政府无权决定罢工与否，充其量是和事佬。如果政府调解无效，罢工方能进行。罢工期间雇主不发工资，之后雇主才可实施解雇计划或者满足工人要求。一般来说，工人和雇主在政府调解下都能达成妥协。 （二之一）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和谐社会应该是多元的 ● 陈冰（伦敦） 中国目前正在掀起反思改革的辩论，民间有“改革是既得利益团体的改革”之抱怨，评论界有“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之忧思，地方官员有“行政十弊”的反省，中央高层有“决不能犯下历史性错误的警报”。虽然各方角度不同，但共同聚焦在一个点上：如何实现社会和谐。 　　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在任何利益团体都不可能一枝独秀、一权独大的制衡机制下，“共识也就是常识”便成为国家政治的轴心，社会便能实现和谐。 　　中国现时代的不和谐因素，很大程度上可能归结于社会的二元性质，即崇权与拜金。体制内的人全力争权，体制外的人极力挣钱，衍生出的是浮躁情绪、极端主义、贫富分化和富人穷人皆缺乏安全感。 　　社会多元化的“元”，更多地是指人生价值观的多样性，是说人们对成功、幸福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和彼此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有多种途径，有各奔前程的余地。社会分工细微、职业种类繁多但价值观单一的社会，并不是多元社会。没有人会把1911年以前的中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说成是多元社会，原因在此。 　　把大众从追求权与钱的小道上疏散开来，滋育更丰富的人生价值观，也许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从二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 不和谐出自二元价值 　　从1978年以前“政治挂帅”的一元社会，到“向权靠”和“向钱看”并列的二元社会的转变，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果之一，不仅促使全社会接受了市场经济理念，消除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反智现象，也把中国的经济推向“超英赶美”的崛起航道上，人间烟火复归中华大地。 　　不过，二元价值观现在似乎已走到极限，开始成为社会不和谐的诱因。当权和钱成为检验“成功”的唯一标准后，人们便你推我挤地奔波于“仕途”和“钱途”两条小径上。 　　这两条小道的容纳量相当有限，能够如愿的人更是少数，大部分人似乎都有“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焦虑感。有种说法很普遍，如果40岁左右还没升到党政处级、没达到管理中层、仍在从事专业工作的话，往往被视为“没什么前途了”。如此单调且苛刻的价值取向，挤压出的自然是浮躁的汗水闪闪。一个浮躁气温高的社会，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晕头现象。 　　体制内的晕头现象，表现在“媚上”和“霸权”上。无论在行政系统，还是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公家”领域，升官是多数人的第一志愿。上级领导决定升迁的制度，带出的是“媚上”风气：让领导满意，替领导擦鞋，为琢磨领导意图而提前秃顶早生白发在所不辞，甚至提着钱买官过把瘾。 道德风气被毒化 　　与此同时，面对虎视眈眈的后进者，当权者又以“霸权”方式维护既得利益，比如上级拿下级的权，正职揽副职的权，行政机关取事业单位和企业的权，其结果是人脉的重要性高于政令法律，私利的秤砣重过公益，从政为官的冲动超过执政为民，法律式微、政令变形、腐败串联就在所难免。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是，“毒化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 　　体制外的晕头现象，则表现为“为钱而敢于裸体”。为富者不仁也罢，可怕的是赤裸裸地不顾人命“挖钱”，如挖煤开矿而无安全保障，不顾国法“抢钱”，例如给劳工欠薪实质上是抢劫，不顾人道“诈钱”，如收保护费、管理费而不提供相应的服务；为穷者无礼可以谅解，但从笑贫不笑娼发展到笑贫不笑偷就很难让人同情。 　　当然，最隐蔽的晕头现象是权和钱交汇时的“霸道”。权钱交易而生腐败不易被察觉，以法律授权或职业特权来为集体谋利更难识别。比如教育上的乱收费、医疗上的高收费、土地买卖中的高收低支，都是为了“集体”但不是为了“大众”着想的霸道行径，把公共职责变相成部门谋利渠道，把执法之途演变成生财之道。只有高费学校、天价医院成为弱势群体望而生畏的“鬼门关”时，人们才意识到其对社会和谐的杀伤力有多大。 　　很多人都已意识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安全感下滑、腐败现象蔓延、教育医疗昂贵、精英和大众关系紧张等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似乎没有完全诊断清楚病因，开出的药方仍是比较老套的，比如要富人投资慈善，要官员关切百姓疾苦，要城市发善心反哺乡村。 　　以“正义的冲动”和“道德的感召”来解决新问题，愿望固然善良，却是极不可靠的。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唯有多元利益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聚合社会共识，形成活跃而稳定的和谐，常识因此进入到执政领域。 多元制衡才是可靠的和谐 　　政治上的宽容，是滋育多元化社会的氧气；让不同利益者自由表达各自的立场，是多元价值形成的土壤；给予不同行业张扬专业特性的自由，则是多元利益制衡的阳光。 　　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环保者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善为己任，传媒人以告诉真相为理想，法官以实现社会公正为追求……不同人群和组织都有其特殊的使命和专业特质，只有让这些不同道者在充分施展拳脚的基础上共谋，才能交锋出共识，形成活跃的制衡，由此妥协出的解决方案一般不会出偏差。 　　英国高校和中国高校一样存在经费不足问题，不过英国政府在决定把学费提高之前，进行了三年多时间的公开辩论。低收入家庭认为这将迫使自己的孩子放弃上大学；中高收入家庭认为这不公平，因为他们已缴纳了很多税，再缴纳学费是对自己的盘剥；左派政治家认为教育是实现人人平等的前提，应该由国家负担；企业家认为交学费是对个人前途的投资，终身有回报；大学校长抱怨经费不足招徕不到世界一流学者，教学质量不高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各种意见都得到表达，都很有道理，但高校经费不足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妥协出了高校收费法案，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学费1000英镑提高到3000英镑，按英国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不算陡峭。其中有很细致的计算方法，比如按照家庭收入确定贷款政策，低收入家庭比中高收入家庭得到的优惠要多一些，贷款20年不能偿还可以赦免等等。 　　劳资间的纠纷任何国家都存在，多元社会却能通过一定程序同时保障劳工的罢工权和雇主的解聘权。在英国，如果雇主不能满足工人的加薪要求，可以罢工。但是，不能说罢就罢，那会让雇主措手不及，损害经济利益。 　　首先，工会必须投票，多数人同意才有罢工的合法性；接着，工会把罢工时间和期限通知雇主，给雇主至少两周时间准备。如果雇主和工会仍不能妥协出解决方案，之后便提交政府来调解。政府无权决定罢工与否，充其量是和事佬。如果政府调解无效，罢工方能进行。罢工期间雇主不发工资，之后雇主才可实施解雇计划或者满足工人要求。一般来说，工人和雇主在政府调解下都能达成妥协。 （二之一）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 陈冰（伦敦） 　　不少中国人说起多元化，总与多党制联系起来。实际上，意识形态褪色的现时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越来越难区分差异，都在走中间道路，都把如何更高明地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赢得民心的武器。 　　德国的两大对立政党目前在联合执政，试图强强携手；英国工党承续了撒切尔夫人的很多经济妙方，取得了“三连胜”的历史性执政纪录，而失利多次的保守党则在接纳工党扩大社会福利的经验，党魁卡梅伦更是公开宣称他是布莱尔首相的接班人。 让当官成为最具风险的职业 　　作为全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没必要忌讳“多元化”三个字。一元和二元社会是“路走人”，以预定的简单模式来诱人上套，让人压抑、单调、极端、狭隘；多元社会是“人走路”，按照兴趣和特长选择生活道路，让人愉快、丰富、中庸、大度。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必定是一个鼓励人民发挥创造力的社会。北欧的芬兰、瑞典等国位居欧盟竞争力排行榜前列，社会学家认为是因为那里收入差别小，人们心平气和，都致力于各种发明创造上去了。 　　或许出于政治运作的技巧，胡温新政中没有出现“多元化”的字眼，但从建设创造型国家战略分析，我们分明看到致力走出二元社会的魄力。胡锦涛关于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的讲话，温家宝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的策略，潜含着培植多元利益群体、根治“崇权”和“拜金”的期许。 　　让当官成为最具风险的职业，也许是把众多精英从“仕途”小道上疏散开来、从源头防腐、培植多元社会的可选路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从政意味着支配能力的增强、发言权的增大和受众率的提高。但不同的是，在中国，从政风险极小且受益很大，只要没有重大过失，可以当官终身，还可享受“特殊津贴专家”、“突出贡献人才”等待遇。 　　而在西方，每次大选或地方选举，都把大批官员推向职业介绍所。昨天在议会滔滔雄辩，今天就可能流落街头搜罗招聘广告。日常生活中接受来自不同层面的监督，稍不谨慎就可能摔跤。伦敦市长一句半开玩笑、半带嘲讽的话，就让他停职一月，谁敢斗胆去以权换钱？ 　　在收入方面，从政者并没多少优势，不能与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媲美。英国首相的工资和一个好中学的校长等量齐观，只有不在其位时才可能靠演讲、出版回忆录、从事公关游说赚大钱。 要让条条道路通罗马 　　在特权方面，政治家除了在议会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外，其他方面和诸多行业相比差别不大。英国政府的官用公车只有85辆，其中三辆还是前首相使用的专车，很多官员只能自己解决交通工具，报销汽油费和火车票。即便在企业中，进入管理层意味着职业风险增大。虽然工薪较高，配有公车，但遇到裁员，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层管理人员。 　　在多元社会，最有安全感的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不仅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同样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优秀工程师的工薪与大学教授相差无几，一流学者的年薪高于大学校长，媒体的王牌主持人或专栏作家比总编辑的收入高出几倍，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没有这些专业人才支撑，企业、高校、传媒公司如何做强做大！反过来讲，正是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环境，人们才不会涌堵在一两条小道上你踩我挤。 　　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其特殊性，但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仍可通过首长问责制、加大监督力、拓展言论自由空间、调整税收、创新分配机制等改革措施来促成向多元社会的转型。惟其如此，中国社会才能保持活跃而持久的和谐与稳定，人民的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二之二）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很有启发性的文章。虽然，可能有人说离国内的现实有较远的距离。但是，确实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向。

和谐社会应该是多元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 [转帖]二奶是和谐社会的中流砥柱怀念毛泽东咋就成了和谐社会的“对立面”？和谐社会前提是一个“和谐”的执政党 “和谐社会”催生新的人权战略整顿吏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牛气当道”是对和谐社会的戕害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特有的非暴力真人CS吗？冯巩说了，和谐社会需要的是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