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奴化教育”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兼任总裁，按照行政区，设立支会、分会，最基层的则是近7万个“皇民奉公班”，将全岛的民众都纳入了组织，宣称“一视同仁”，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
    当然有愿意改的——在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修订后的半年里，台湾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辉及其哥哥李登钦，弟弟改名为岩里政男，哥哥则叫岩里武则。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显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入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配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仍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蓝博洲著《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曰“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身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木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寿司”、“亲子丼”（将鸡肉切丝与洋葱丝、鱼板丝、少许青菜一起炒，加入一点酱油和糖，起锅前再加一个蛋，然后覆盖在饭上，口味微咸且又微甜）是许多台湾孩子爱吃的东西……那感觉与走在日本街头甚无大异。
    在东北，亦大力实行奴化教育。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兼任总裁，按照行政区，设立支会、分会，最基层的则是近7万个“皇民奉公班”，将全岛的民众都纳入了组织，宣称“一视同仁”，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
    当然有愿意改的——在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修订后的半年里，台湾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辉及其哥哥李登钦，弟弟改名为岩里政男，哥哥则叫岩里武则。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显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入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配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仍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蓝博洲著《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曰“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身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木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寿司”、“亲子丼”（将鸡肉切丝与洋葱丝、鱼板丝、少许青菜一起炒，加入一点酱油和糖，起锅前再加一个蛋，然后覆盖在饭上，口味微咸且又微甜）是许多台湾孩子爱吃的东西……那感觉与走在日本街头甚无大异。
    在东北，亦大力实行奴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