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新加坡？

赵灵敏：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多年来近乎一致地不喜欢新加坡，这在业已严重分化的中国社会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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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4 07:14 上传

最近，因为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立场和表态，新加坡再次遭到了中国朝野舆论的吊打。近年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新加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近乎一致的不喜欢，这种现象在业已严重分化的中国社会并不多见。事实上，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无论在一些人看来多么邪恶的国家，总有另一些人在为它说好话，美国、朝鲜、俄罗斯莫不如此。即便是对中国造成巨大伤害、至今不肯直面历史问题的日本，在中国也一直有倡导对日妥协和友好、不追究历史问题的“新思维”。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对新加坡的嫌恶确实不同寻常。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新加坡？

简言之，是各有各的不喜欢：新加坡在建国51年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是一个威权社会，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一党专政、无情打压对手之上，而这正中中国官方不愿意行西式民主的下怀。于是，官方在过去几十年里一度倡导学习新加坡，并持续派官员到新加坡学习。但是，在“上国”心态的作用下，这种学习主要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并没有多少发自内心的钦佩和喜爱。加上自1992年以来，中国派到新加坡学习的官员也不过几千人，即便其中有人发自内心认可新加坡，也因为人数少加上官员需要保持低调的传统，对舆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有一些官员则怀疑小国新加坡的成功，对偌大的中国到底有多少意义。因此，官方对学习新加坡的倡导，即便在体制内部，也没能激发出多少对新加坡的喜爱。

不仅如此，正是来自官方的倡导和追捧，让新加坡模式成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头之恨，他们把对中国威权体制无法明言的怨恨和不满，一股脑撒在新加坡身上，一提学新加坡就气不打一处来，“中国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权道路”之类的言论随处可见。和大多数官员一样，他们也不了解新加坡，大多数人甚至也没有去过新加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多年来对新加坡模式口诛笔伐，言之凿凿。


很多民众对新加坡的不喜欢，则是因为新加坡“反华”。在他们看来，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天然就应该亲近中国；又是一个弹丸小国，面对中国这个“上国”应该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而事实证明，新加坡经常和中国对着干：东南亚国家中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和台湾关系暧昧；SARS危急时刻新加坡政要拒绝访问中国并对中国冷嘲热讽；邀请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在南海仲裁问题上态度暧昧……以上种种，使得新加坡是一个“24小时全天候反华的国家”差不多成为中国网民的共识。

应该说，上述的不喜欢和负面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误读和情绪化之上。首先，新加坡虽然在民主自由等方面和西方有差距，但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威权国家。新加坡制度的底色是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建国51年来一直是有选举、有反对党的，反对党也是在实打实的反对，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也是真实的。每隔5年的，执政人民行动党要靠打选战，靠多数民众的授权才能继续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哪怕是内阁部长，也要凭借过去五年为选民服务的表现，凭借在群众大会上的个人才智、口气、激情、魅力去说服选民。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长杨荣文，就因为在2011年的大选中失利，同时失去了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的职务。

中国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提新加坡模式，就会强调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反对党的打压。确实，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选举规则，并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全面阻止反对党坐大，保持一党长期独大的地位。但是，这更多代表着过往的新加坡。事实上，新加坡政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1年5月的大选，不仅代表着反对党工人党攻陷了阿裕尼集选区，证明了用于狙击反对党的集选区制度并非牢不可破，更是新加坡政治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民众已不畏惧议论政治和表达不满了。其后，工人党又赢得了两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政绩和如何一心为民，并不曾听说用什么阴招来打压反对党。

显然，新加坡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压制和恐惧之上，在这一点上，很多中国人会错了意，以讹传讹。正如我在2013年3月发表的《中国学不了新加坡》一文中所说：“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其次，不能说新加坡小，其成功就没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小国的成功并不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上混乱不堪的小国很多。新加坡的成功虽然发生在一个小地方，但其成功的原理有普世性。在选举的压力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素来以善于驾驭社会变迁，吸纳和收编社会力量维持广泛执政基础而著称。强势如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打击对手只是硬币的一面，在另一面，他在住房、就业、反腐败、吸引外资、种族和谐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在人民行动党的内部管理上，李光耀坦言受到了早年左派领袖林清祥等人朴素清廉作风的影响。2011年选举受挫之后，新加坡政府马上召开了全国对话会，并在民众意见很大的移民、部长高薪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新加坡51年的历史上，你很难看到民怨沸腾而政府无动于衷的情形，更多的是未雨绸缪和从善如流，这正是新加坡这个小国成功的法宝，也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政治组织能长盛不衰的根本。

第三，关于新加坡反华的指控，很多是“上国”心态在作祟，自我为中心，容不得别国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尽管经历了鸦片战争后长时间的国运多舛、饱受列强的欺凌和践踏，大部分中国人的世界观仍然没有摆脱朝贡体系的窠臼，面对周边小国，总是不自觉地以天朝上国自居，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想当然地认为别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应该唯中国马首是瞻，缺乏对小国现实处境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在“受害者心理”的作用下，别国一旦有对中国的不顺从和批评，就认定这个国家“反华”，是在和美国沆瀣一气害中国。

就拿几项坊间经常提及的指控来说：李光耀早年反共是事实，但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当年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给当地民众造成的心理阴影；而且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即便新加坡倒向中国，中国也无法向其提供应有的安全保障，今天也仍然如此。新加坡确实有邀请美国重返亚洲，但美国对本地区的介入，更多取决于自身的战略意愿和选择，以及中美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小国的邀请。如果美国不打算介入，无论是新加坡或其他国家的邀请，都不会有什么作用。指责新加坡的人似乎是在说美国完全没有重返亚洲的意思，也看不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只是在新加坡的强拉硬拽之下勉强为之，这显然不是事实。

还有一些则是断章取义，屈打成招。就拿最近备受诟病的 “（南海）仲裁庭对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定义’”这句话来说吧，其实是一个完整论述的一部分，在这句话之后，李显龙紧接着又说：“作为小国，新加坡必然希望各国都能尊重国际法，接受仲裁结果，并且也曾诉诸国际仲裁管道解决一些问题，但我国同时也认识到大国有其利益要维护的现实，明白一些国家不一定希望透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结合前后文就可以看出，“强而有力的定义”主要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尊重国际法，接受仲裁结果”只是在阐述新加坡的立场，并没有针对中国的意思。

归根到底，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中国的附属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要求新加坡无条件顺从甚至牺牲，这种要求根本不现实，要求本地区所有国家和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谴责美国同样不现实。新加坡外交秉承的是大国平衡原则。李光耀一直强调的是“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爱，草地会伤得更重”，因此新加坡的态度是绝对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因为不管怎么选，自己都没好果子吃，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和大国做朋友。而要和强者做朋友，自己首先要有实力，成为人人都需要的国家；同时要有自己的原则，关键时不怕得罪人。因此，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新加坡有时会批评中国，有时会批评美国或其他国家，但肯定不会一直批评中国或一直批评美国，它在大国之间的平衡是动态的。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小国的生存之道，只是它们大部分没有新加坡那样的实力而已。

事实上，新加坡不仅得罪过中国，也得罪过其他大国。1993年不理会美国的压力，鞭打美国少年迈克菲，导致新美关系紧张。自从1975年开始，新加坡军队就在台湾训练，但新加坡照样反台独，导致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唐山骂新加坡是“鼻屎大的国家，po中国的卵葩”。2005年新加坡处死澳洲籍毒贩，澳洲举国震怒，前任总理惠特兰公开骂新加坡是个“流氓华人港口城市”。对于中国，新加坡在SARS期间对中国确有埋怨和疏远，也确实一直在邀请美国重返亚洲，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有很多对中国示好的举动：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之后，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基本冰封的时候，新加坡1990年和中国建交， 1993年促成并举办第一次汪辜会谈，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启动。近年来，在香港“占中”、南海等问题上，新加坡的立场总体是偏向中国或中立的。在中国目前周边安全环境呈恶化趋势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团结中立的力量，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把对方视为敌人。

当然，新加坡在中国形象的恶劣，责任也不全在中国，新加坡自身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首先，新加坡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是闷声发大财，主要将资源倾注于中国官方，眼睛时刻盯着高级官员的升迁变动并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利于投资，在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也基本是各级官员。在对舆论有重要影响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方面，则疏于联系沟通，关键时刻自然没有人替你说话。此外，新加坡的精英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习惯用英语，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普遍感到陌生和疏远，和中国沟通起来有很大难度。

其次，和周边很多国家一样，新加坡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缺乏思想准备，应对这一变局的方式有时欠妥，客观上为中国民间的厌恶情绪提供了养料。在没有到过中国之前，李光耀对中国充满了畏惧；1976年第一次访问、看到中国的真正情况远不如新加坡之后，李光耀如释重负。此后的30多年里，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治国能力上，新加坡对中国是有优越感的，也习惯了中国的客气和恼怒之后的克制。

但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实力的增强，外交也越来越强有力，这里面有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因素，也同样有相当的民意支持。周边国家习惯了中国过去很多年的忍气吞声，对中国的强势和咄咄逼人感到不适应，这可以理解，但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强势此后恐怕将会是常态。从新加坡的立场出发，将南海仲裁结果说成是“强而有力”、指责中国分化东盟都是在描述事实，但听在中国耳朵里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新加坡不是南海主权的声索国，此时还是保持低调为妙。往后，新加坡“大国平衡”的腾挪空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选边站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026?full=y


赵灵敏：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多年来近乎一致地不喜欢新加坡，这在业已严重分化的中国社会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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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立场和表态，新加坡再次遭到了中国朝野舆论的吊打。近年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新加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近乎一致的不喜欢，这种现象在业已严重分化的中国社会并不多见。事实上，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无论在一些人看来多么邪恶的国家，总有另一些人在为它说好话，美国、朝鲜、俄罗斯莫不如此。即便是对中国造成巨大伤害、至今不肯直面历史问题的日本，在中国也一直有倡导对日妥协和友好、不追究历史问题的“新思维”。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对新加坡的嫌恶确实不同寻常。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新加坡？

简言之，是各有各的不喜欢：新加坡在建国51年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是一个威权社会，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一党专政、无情打压对手之上，而这正中中国官方不愿意行西式民主的下怀。于是，官方在过去几十年里一度倡导学习新加坡，并持续派官员到新加坡学习。但是，在“上国”心态的作用下，这种学习主要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并没有多少发自内心的钦佩和喜爱。加上自1992年以来，中国派到新加坡学习的官员也不过几千人，即便其中有人发自内心认可新加坡，也因为人数少加上官员需要保持低调的传统，对舆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有一些官员则怀疑小国新加坡的成功，对偌大的中国到底有多少意义。因此，官方对学习新加坡的倡导，即便在体制内部，也没能激发出多少对新加坡的喜爱。

不仅如此，正是来自官方的倡导和追捧，让新加坡模式成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头之恨，他们把对中国威权体制无法明言的怨恨和不满，一股脑撒在新加坡身上，一提学新加坡就气不打一处来，“中国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权道路”之类的言论随处可见。和大多数官员一样，他们也不了解新加坡，大多数人甚至也没有去过新加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多年来对新加坡模式口诛笔伐，言之凿凿。


很多民众对新加坡的不喜欢，则是因为新加坡“反华”。在他们看来，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天然就应该亲近中国；又是一个弹丸小国，面对中国这个“上国”应该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而事实证明，新加坡经常和中国对着干：东南亚国家中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和台湾关系暧昧；SARS危急时刻新加坡政要拒绝访问中国并对中国冷嘲热讽；邀请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在南海仲裁问题上态度暧昧……以上种种，使得新加坡是一个“24小时全天候反华的国家”差不多成为中国网民的共识。

应该说，上述的不喜欢和负面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误读和情绪化之上。首先，新加坡虽然在民主自由等方面和西方有差距，但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威权国家。新加坡制度的底色是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建国51年来一直是有选举、有反对党的，反对党也是在实打实的反对，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也是真实的。每隔5年的，执政人民行动党要靠打选战，靠多数民众的授权才能继续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哪怕是内阁部长，也要凭借过去五年为选民服务的表现，凭借在群众大会上的个人才智、口气、激情、魅力去说服选民。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长杨荣文，就因为在2011年的大选中失利，同时失去了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的职务。

中国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提新加坡模式，就会强调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反对党的打压。确实，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选举规则，并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全面阻止反对党坐大，保持一党长期独大的地位。但是，这更多代表着过往的新加坡。事实上，新加坡政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1年5月的大选，不仅代表着反对党工人党攻陷了阿裕尼集选区，证明了用于狙击反对党的集选区制度并非牢不可破，更是新加坡政治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民众已不畏惧议论政治和表达不满了。其后，工人党又赢得了两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政绩和如何一心为民，并不曾听说用什么阴招来打压反对党。

显然，新加坡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压制和恐惧之上，在这一点上，很多中国人会错了意，以讹传讹。正如我在2013年3月发表的《中国学不了新加坡》一文中所说：“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其次，不能说新加坡小，其成功就没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小国的成功并不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上混乱不堪的小国很多。新加坡的成功虽然发生在一个小地方，但其成功的原理有普世性。在选举的压力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素来以善于驾驭社会变迁，吸纳和收编社会力量维持广泛执政基础而著称。强势如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打击对手只是硬币的一面，在另一面，他在住房、就业、反腐败、吸引外资、种族和谐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在人民行动党的内部管理上，李光耀坦言受到了早年左派领袖林清祥等人朴素清廉作风的影响。2011年选举受挫之后，新加坡政府马上召开了全国对话会，并在民众意见很大的移民、部长高薪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新加坡51年的历史上，你很难看到民怨沸腾而政府无动于衷的情形，更多的是未雨绸缪和从善如流，这正是新加坡这个小国成功的法宝，也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政治组织能长盛不衰的根本。

第三，关于新加坡反华的指控，很多是“上国”心态在作祟，自我为中心，容不得别国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尽管经历了鸦片战争后长时间的国运多舛、饱受列强的欺凌和践踏，大部分中国人的世界观仍然没有摆脱朝贡体系的窠臼，面对周边小国，总是不自觉地以天朝上国自居，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想当然地认为别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应该唯中国马首是瞻，缺乏对小国现实处境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在“受害者心理”的作用下，别国一旦有对中国的不顺从和批评，就认定这个国家“反华”，是在和美国沆瀣一气害中国。

就拿几项坊间经常提及的指控来说：李光耀早年反共是事实，但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当年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给当地民众造成的心理阴影；而且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即便新加坡倒向中国，中国也无法向其提供应有的安全保障，今天也仍然如此。新加坡确实有邀请美国重返亚洲，但美国对本地区的介入，更多取决于自身的战略意愿和选择，以及中美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小国的邀请。如果美国不打算介入，无论是新加坡或其他国家的邀请，都不会有什么作用。指责新加坡的人似乎是在说美国完全没有重返亚洲的意思，也看不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只是在新加坡的强拉硬拽之下勉强为之，这显然不是事实。

还有一些则是断章取义，屈打成招。就拿最近备受诟病的 “（南海）仲裁庭对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定义’”这句话来说吧，其实是一个完整论述的一部分，在这句话之后，李显龙紧接着又说：“作为小国，新加坡必然希望各国都能尊重国际法，接受仲裁结果，并且也曾诉诸国际仲裁管道解决一些问题，但我国同时也认识到大国有其利益要维护的现实，明白一些国家不一定希望透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结合前后文就可以看出，“强而有力的定义”主要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尊重国际法，接受仲裁结果”只是在阐述新加坡的立场，并没有针对中国的意思。

归根到底，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中国的附属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要求新加坡无条件顺从甚至牺牲，这种要求根本不现实，要求本地区所有国家和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谴责美国同样不现实。新加坡外交秉承的是大国平衡原则。李光耀一直强调的是“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爱，草地会伤得更重”，因此新加坡的态度是绝对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因为不管怎么选，自己都没好果子吃，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和大国做朋友。而要和强者做朋友，自己首先要有实力，成为人人都需要的国家；同时要有自己的原则，关键时不怕得罪人。因此，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新加坡有时会批评中国，有时会批评美国或其他国家，但肯定不会一直批评中国或一直批评美国，它在大国之间的平衡是动态的。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小国的生存之道，只是它们大部分没有新加坡那样的实力而已。

事实上，新加坡不仅得罪过中国，也得罪过其他大国。1993年不理会美国的压力，鞭打美国少年迈克菲，导致新美关系紧张。自从1975年开始，新加坡军队就在台湾训练，但新加坡照样反台独，导致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唐山骂新加坡是“鼻屎大的国家，po中国的卵葩”。2005年新加坡处死澳洲籍毒贩，澳洲举国震怒，前任总理惠特兰公开骂新加坡是个“流氓华人港口城市”。对于中国，新加坡在SARS期间对中国确有埋怨和疏远，也确实一直在邀请美国重返亚洲，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有很多对中国示好的举动：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之后，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基本冰封的时候，新加坡1990年和中国建交， 1993年促成并举办第一次汪辜会谈，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启动。近年来，在香港“占中”、南海等问题上，新加坡的立场总体是偏向中国或中立的。在中国目前周边安全环境呈恶化趋势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团结中立的力量，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把对方视为敌人。

当然，新加坡在中国形象的恶劣，责任也不全在中国，新加坡自身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首先，新加坡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是闷声发大财，主要将资源倾注于中国官方，眼睛时刻盯着高级官员的升迁变动并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利于投资，在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也基本是各级官员。在对舆论有重要影响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方面，则疏于联系沟通，关键时刻自然没有人替你说话。此外，新加坡的精英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习惯用英语，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普遍感到陌生和疏远，和中国沟通起来有很大难度。

其次，和周边很多国家一样，新加坡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缺乏思想准备，应对这一变局的方式有时欠妥，客观上为中国民间的厌恶情绪提供了养料。在没有到过中国之前，李光耀对中国充满了畏惧；1976年第一次访问、看到中国的真正情况远不如新加坡之后，李光耀如释重负。此后的30多年里，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治国能力上，新加坡对中国是有优越感的，也习惯了中国的客气和恼怒之后的克制。

但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实力的增强，外交也越来越强有力，这里面有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因素，也同样有相当的民意支持。周边国家习惯了中国过去很多年的忍气吞声，对中国的强势和咄咄逼人感到不适应，这可以理解，但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强势此后恐怕将会是常态。从新加坡的立场出发，将南海仲裁结果说成是“强而有力”、指责中国分化东盟都是在描述事实，但听在中国耳朵里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新加坡不是南海主权的声索国，此时还是保持低调为妙。往后，新加坡“大国平衡”的腾挪空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选边站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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