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1421：中国发现世界 （连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7:44:54
10年前，我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尽管它没有带我去发现埋藏着的宝藏，但它暗示了我们所知的几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的世界历史知识不得不要做出根本的修正。
前言
致中国读者
尊敬的读者：
我很高兴拙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简体中文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书2002年11月在英格兰第一次印刷，现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65个国家发行。目前，全世界已售出100多万本。10多万读者曾给我来函、或发电子邮件，我们的网站 www.1421.tv 每天都有1000名以上的访问者。中国古代英勇的航海家在郑和将军的带领下进行的探索最终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肯定。新加坡旅游局今年6～9月份将举办“1421”展览会，“1421”的主题音乐业已出台，专题记录片正在全世界用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和英语播放，好莱坞也正在筹拍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出版拙著对我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又让我获益良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出版辛苦工作了8个月的同事，他们是：Transworld的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新华社；北京京华出版社；香港的查济民先生；凤凰卫视的罗杰·尤伦（Roger Uren）、叶扬、周瑛琦、师永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Ja Wuttithamrong， Sarita Harilela，维罗尼卡·派德罗莎（Veronica Pedrosa）；中国1421协会的李志刚，包国斌 ( Malcolm Brocklebank )，喻皓；China New Experience Toastmasters的黄振胜，周澍；Red Door 的伊恩·帕金森（Ian Parkinson）。我还要向为本书撰写介绍的各位人士表示感谢。通过本书，大家将更深切地了解到郑和将军是何等杰出的一位人物。他不仅是指挥舰队驰骋大洋的最伟大海军司令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虔信宗教和恪守道德的典范。他从未向别国要求过一寸一毫的土地—每次航行本着和平的宗旨。也许，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体现了人类内心最美好的一面—无论贫富、老幼、贵贱，人人生来平等。中国完全有理由为他的辉煌成就骄傲。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和我一起为600年前那些传奇般的海上壮举心潮澎湃。
加文·孟席斯
2005年5月5日于伦敦10年前，我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尽管它没有带我去发现埋藏着的宝藏，但它暗示了我们所知的几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的世界历史知识不得不要做出根本的修正。
前言
致中国读者
尊敬的读者：
我很高兴拙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简体中文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书2002年11月在英格兰第一次印刷，现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65个国家发行。目前，全世界已售出100多万本。10多万读者曾给我来函、或发电子邮件，我们的网站 www.1421.tv 每天都有1000名以上的访问者。中国古代英勇的航海家在郑和将军的带领下进行的探索最终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肯定。新加坡旅游局今年6～9月份将举办“1421”展览会，“1421”的主题音乐业已出台，专题记录片正在全世界用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和英语播放，好莱坞也正在筹拍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出版拙著对我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又让我获益良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出版辛苦工作了8个月的同事，他们是：Transworld的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新华社；北京京华出版社；香港的查济民先生；凤凰卫视的罗杰·尤伦（Roger Uren）、叶扬、周瑛琦、师永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Ja Wuttithamrong， Sarita Harilela，维罗尼卡·派德罗莎（Veronica Pedrosa）；中国1421协会的李志刚，包国斌 ( Malcolm Brocklebank )，喻皓；China New Experience Toastmasters的黄振胜，周澍；Red Door 的伊恩·帕金森（Ian Parkinson）。我还要向为本书撰写介绍的各位人士表示感谢。通过本书，大家将更深切地了解到郑和将军是何等杰出的一位人物。他不仅是指挥舰队驰骋大洋的最伟大海军司令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虔信宗教和恪守道德的典范。他从未向别国要求过一寸一毫的土地—每次航行本着和平的宗旨。也许，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体现了人类内心最美好的一面—无论贫富、老幼、贵贱，人人生来平等。中国完全有理由为他的辉煌成就骄傲。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和我一起为600年前那些传奇般的海上壮举心潮澎湃。
加文·孟席斯
2005年5月5日于伦敦
前言
致中国读者
尊敬的读者：
我很高兴拙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简体中文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书2002年11月在英格兰第一次印刷，现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65个国家发行。目前，全世界已售出100多万本。10多万读者曾给我来函、或发电子邮件，我们的网站 www.1421.tv 每天都有1000名以上的访问者。中国古代英勇的航海家在郑和将军的带领下进行的探索最终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肯定。新加坡旅游局今年6～9月份将举办“1421”展览会，“1421”的主题音乐业已出台，专题记录片正在全世界用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和英语播放，好莱坞也正在筹拍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出版拙著对我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又让我获益良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出版辛苦工作了8个月的同事，他们是：Transworld的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新华社；北京京华出版社；香港的查济民先生；凤凰卫视的罗杰·尤伦（Roger Uren）、叶扬、周瑛琦、师永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Ja Wuttithamrong， Sarita Harilela，维罗尼卡·派德罗莎（Veronica Pedrosa）；中国1421协会的李志刚，包国斌 ( Malcolm Brocklebank )，喻皓；China New Experience Toastmasters的黄振胜，周澍；Red Door 的伊恩·帕金森（Ian Parkinson）。我还要向为本书撰写介绍的各位人士表示感谢。通过本书，大家将更深切地了解到郑和将军是何等杰出的一位人物。他不仅是指挥舰队驰骋大洋的最伟大海军司令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虔信宗教和恪守道德的典范。他从未向别国要求过一寸一毫的土地—每次航行本着和平的宗旨。也许，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体现了人类内心最美好的一面—无论贫富、老幼、贵贱，人人生来平等。中国完全有理由为他的辉煌成就骄傲。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和我一起为600年前那些传奇般的海上壮举心潮澎湃。
加文·孟席斯
2005年5月5日于伦敦10年前，我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尽管它没有带我去发现埋藏着的宝藏，但它暗示了我们所知的几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的世界历史知识不得不要做出根本的修正。
前言
致中国读者
尊敬的读者：
我很高兴拙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简体中文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本书2002年11月在英格兰第一次印刷，现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65个国家发行。目前，全世界已售出100多万本。10多万读者曾给我来函、或发电子邮件，我们的网站 www.1421.tv 每天都有1000名以上的访问者。中国古代英勇的航海家在郑和将军的带领下进行的探索最终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肯定。新加坡旅游局今年6～9月份将举办“1421”展览会，“1421”的主题音乐业已出台，专题记录片正在全世界用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和英语播放，好莱坞也正在筹拍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出版拙著对我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又让我获益良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为此书的出版辛苦工作了8个月的同事，他们是：Transworld的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新华社；北京京华出版社；香港的查济民先生；凤凰卫视的罗杰·尤伦（Roger Uren）、叶扬、周瑛琦、师永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Ja Wuttithamrong， Sarita Harilela，维罗尼卡·派德罗莎（Veronica Pedrosa）；中国1421协会的李志刚，包国斌 ( Malcolm Brocklebank )，喻皓；China New Experience Toastmasters的黄振胜，周澍；Red Door 的伊恩·帕金森（Ian Parkinson）。我还要向为本书撰写介绍的各位人士表示感谢。通过本书，大家将更深切地了解到郑和将军是何等杰出的一位人物。他不仅是指挥舰队驰骋大洋的最伟大海军司令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虔信宗教和恪守道德的典范。他从未向别国要求过一寸一毫的土地—每次航行本着和平的宗旨。也许，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体现了人类内心最美好的一面—无论贫富、老幼、贵贱，人人生来平等。中国完全有理由为他的辉煌成就骄傲。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和我一起为600年前那些传奇般的海上壮举心潮澎湃。
加文·孟席斯
2005年5月5日于伦敦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前言<BR>序言 </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序言一 <BR> <BR> 我非常高兴孟席斯先生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简体中文版终于和读者们见面，能使他花了十几年心血和不懈的查考结果公诸 于众，让国内外中国人都可以见到600前中国航海舰队对世界的影响。 <BR> 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多以朝代的更替，统治者间的纷争混战、宫廷政变为主题，对科技、航海等事叙述不多。正如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其阵容之强大和设施的水平之高，在当时都是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只是因为朱棣稍后的锁国政策，致使中国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对此国内历史记载不详。中国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苦难，到今日才又逐步恢复自信。这本书的内容列举很多事实来证明中国人在600前的事迹，对我们树立自信是有很大帮助的。 <BR> 前年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后，在英国经过友人的介绍找到了作者，鼓励他早日出版简体中文本以资推广，今日喜见其即将问世，谨略陈个人感受，亦作为介绍。 <BR> <BR> 查济民<BR> 2005年5月3日 <BR> <BR>序言二<BR> 孟席斯的故事终于回归故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1421年中国人大发现的故事填补了世界历史中的一大段空白。孟席斯讲述的新大陆如何被发现的故事使我颇为受益。中国本来可以为世界带来幸福和现代化，但仅仅一道闪电就把这一辉煌成就变成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悲剧。这个故事埋藏了600年，现在是到了向世人揭示的时候了。“1421”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一个人的想法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它反映的是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斗争。虽然“1421”讲的是历史，但它在很多方面却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告诫我们，不受理性束缚的盲目和歇斯底里，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历史上两个最有作为的人的悲壮旅行以及15世纪前几十年中国所积累的航海知识的消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我们在把“1421”这个故事讲述给世人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把孟席斯的这本了不起的书制作成一部故事片。在原书成功的基础上，这部影片将启发一直以来接受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的公众，使他们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美洲人的人种构成，重新认识人类的科学史。<BR> <BR> 萨曼塔·奥尔森<BR> 电影制片人<BR> 2005年5月5日于加州好莱坞<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序言一 <BR> <BR> 我非常高兴孟席斯先生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简体中文版终于和读者们见面，能使他花了十几年心血和不懈的查考结果公诸 于众，让国内外中国人都可以见到600前中国航海舰队对世界的影响。 <BR> 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多以朝代的更替，统治者间的纷争混战、宫廷政变为主题，对科技、航海等事叙述不多。正如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其阵容之强大和设施的水平之高，在当时都是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只是因为朱棣稍后的锁国政策，致使中国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对此国内历史记载不详。中国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苦难，到今日才又逐步恢复自信。这本书的内容列举很多事实来证明中国人在600前的事迹，对我们树立自信是有很大帮助的。 <BR> 前年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后，在英国经过友人的介绍找到了作者，鼓励他早日出版简体中文本以资推广，今日喜见其即将问世，谨略陈个人感受，亦作为介绍。 <BR> <BR> 查济民<BR> 2005年5月3日 <BR> <BR>序言二<BR> 孟席斯的故事终于回归故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1421年中国人大发现的故事填补了世界历史中的一大段空白。孟席斯讲述的新大陆如何被发现的故事使我颇为受益。中国本来可以为世界带来幸福和现代化，但仅仅一道闪电就把这一辉煌成就变成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悲剧。这个故事埋藏了600年，现在是到了向世人揭示的时候了。“1421”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一个人的想法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它反映的是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斗争。虽然“1421”讲的是历史，但它在很多方面却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告诫我们，不受理性束缚的盲目和歇斯底里，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历史上两个最有作为的人的悲壮旅行以及15世纪前几十年中国所积累的航海知识的消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我们在把“1421”这个故事讲述给世人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把孟席斯的这本了不起的书制作成一部故事片。在原书成功的基础上，这部影片将启发一直以来接受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的公众，使他们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美洲人的人种构成，重新认识人类的科学史。<BR> <BR> 萨曼塔·奥尔森<BR> 电影制片人<BR> 2005年5月5日于加州好莱坞<BR></DIV>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前言<BR>致谢 1</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本书的附录是一些我在正文中用作支持结论的材料的纲要，包括部分非常重要的地图、文献以及其他的证据和参考文献中引用的第一手、第二手的史料。但是，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的，而非专业学者，限于篇幅，次重要的证据不得不省略了。因此之故，证据和结论的大部分细节以及大量的支持材料都放在了互联网上，网址是<a href="http://www.1421.tv/" target="_blank" >www.1421.tv</A>。除此之外，我还乐意回答任何特别的问题，以使我的研究为研究者所用。可以写信联系，其中首先可以选择通过拙著的出版社。<BR> 尽管在封面上有我的名字，本书其实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无私帮助，此书是不可能面世的，而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却无法将他们一一列出。我衷心地感谢那些给予我建议、指导和支持的人们，对那些我不得不省略姓名的人们，我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在本书的再版中我将作出弥补。<BR> 我首先要感谢在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中工作的人们，他们教会了我驾船技术、如何制图和天文航海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本书所基于立论的发现就不会出现。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我参观了九百多个博物馆，其中，我必须列出拥有丰富精美藏品的几个，它们是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位于中国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Shaanxi Historical Museum in Xian, China）、利马历史博物馆（Lima’s Museum of History）。我同样很感谢威尼斯马西昂纳图书馆（the Biblioteca Marciana）和科莱博物馆（the Museo Correr in Venice）、巴塞罗那海事博物馆（Barcelona’s Museu Mar抰im）、位于瑞典哥特兰岛维斯比市的福尔纳塞尔博物馆（the Fornasals Museum, Visby, on the island of Gottland）、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詹姆斯·库克博物馆（James Cook Museum in northern Australia）、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瓦卡道艺术与历史博物馆（Waikato 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 Auckland , New Zealand）、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提拉穆克国家先行者博物馆（the Tillamook Country Pioneer Museum, Oregon）、位于墨西哥米乔阿肯州的Zihuantanejo 博物馆（the Zihuantanejo Museum, Michoac噉, Mexico）、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瓦南布尔艺术画廊（the Warrnambool Art Gallery）。<BR> 在英国，我衷心地感谢大不列颠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尤其是其中的地图部和人文科学一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儿有着非凡的收藏和极好的服务。伦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ndon）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斯拉夫学院（the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伊斯兰学院（the School of Islamic Studies）、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公共档案部（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哈克路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 Museum）和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牛津波德林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剑桥大学图书馆（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和剑桥大学东方艺术图书馆（the Eastern Art Library）也都给予我许多帮助。<BR> 所有我约来阅读和评点我的书稿的著名专家，都为此花费了各自的时间，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但我也必须强调，书中的观点以及错误和疏漏之处都将由我个人负责。首先，让我向明尼苏达大学贝尔图书馆（the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馆长卡罗尔·乌尔讷斯（Carol Urness）教授表示感谢，同时也向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约瑟夫·麦克德莫特（Joseph McDermott）博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斯·杰（John E. Will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世纪史和伊斯兰史教授G·R·豪廷（G. R. Hawting）教授、康拉德·希尔谢勒（Konrad Hirschler）博士、约翰·朱利叶斯·瑙韦西（John Julius Norwich）先生、牛津大学中世纪和现代语言文学系（the Facult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Oxford）泰勒·泰莱克（Taylor Terlecki）博士、威尼斯州立档案馆（the Venice State Archive）依仁亚·希阿冯（Ilenya Schiavon）博士、马杰瑞·格瑞斯－哈庆逊（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博士、牛津大学现代历史皇家教授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爵士和海军上将（Admiral）、被授予英帝国大十字勋章（GBE）和高级巴思勋爵士（KCB）爵位的约翰·伍德沃（John Woodward）爵士表示感谢。<BR> 在其他我应表示谢意的人当中，我必须提到国会历史研究部（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Offices）琳达·克拉克（Linda Clark）博士、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考古学和古民族植物学学院古民族植物学中心（the Palaeoecology Centre of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迈克·伯利（Mike Baillie）教授、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the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罗伯特·马萨伊（Robert Massay）博士、伯肯黑德 Proudman 海洋学实验室（the Proudman Oceanographic Laboratory, Birkenhead）海伦·斯达福德（Helen Stafford）女士和菲利普·渥德渥斯（Philip Woodworth）教授、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the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鲍勃·海德兰德（Bob Headland）先生、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同时也是大不列颠地理学家协会（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会员的谢恩·温瑟（Shane Winser）先生、格林威治皇家海事博物馆凯尔德图书馆（the Caird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比兰·提讷（Biran Thynne）先生、威尼斯马西昂图书馆（the Biblioteca Marciana, Venice）图书馆学家皮埃罗·法尔切塔（Piero Falchetta）博士、伦敦国家历史博物馆（London’s National History Museum）克里斯·斯君厄（Chris Stringer）、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莱恩·希克斯（Bryan Sykes）教授、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费尔南达·艾伦（Fernanda Allen）博士和荣·胡格斯（Ron Hughes）。<BR> 我还要向哈勒姆（Haarlem） Enschedeb博物馆（the Museum Enschede）馆长约翰·德造埃特（John de Zoete）博士、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波斯－土耳其藏品收藏部主任穆罕默德·韦利（Muhammad Waley）博士、斯图亚特·斯特灵（Stuart Stirling）、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艺术史系蒂莫西·劳顿（Timothy Laughton）教授、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生物学系遗传学学者休·波委（Sue Povey）教授、已故的约西·希克斯（Josie Hicks）博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评议员克里斯梯·G·特那二世（Christie G. Turner II）教授、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天文学系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教授、马歇尔·帕因（Marshall Payn）先生、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前任航空管理人艾伦·斯廷森（Alan Stimson）和K·唐（K. Tan）博士。<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本书的附录是一些我在正文中用作支持结论的材料的纲要，包括部分非常重要的地图、文献以及其他的证据和参考文献中引用的第一手、第二手的史料。但是，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的，而非专业学者，限于篇幅，次重要的证据不得不省略了。因此之故，证据和结论的大部分细节以及大量的支持材料都放在了互联网上，网址是<a href="http://www.1421.tv/" target="_blank" >www.1421.tv</A>。除此之外，我还乐意回答任何特别的问题，以使我的研究为研究者所用。可以写信联系，其中首先可以选择通过拙著的出版社。<BR> 尽管在封面上有我的名字，本书其实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无私帮助，此书是不可能面世的，而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却无法将他们一一列出。我衷心地感谢那些给予我建议、指导和支持的人们，对那些我不得不省略姓名的人们，我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在本书的再版中我将作出弥补。<BR> 我首先要感谢在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中工作的人们，他们教会了我驾船技术、如何制图和天文航海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本书所基于立论的发现就不会出现。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我参观了九百多个博物馆，其中，我必须列出拥有丰富精美藏品的几个，它们是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位于中国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Shaanxi Historical Museum in Xian, China）、利马历史博物馆（Lima’s Museum of History）。我同样很感谢威尼斯马西昂纳图书馆（the Biblioteca Marciana）和科莱博物馆（the Museo Correr in Venice）、巴塞罗那海事博物馆（Barcelona’s Museu Mar抰im）、位于瑞典哥特兰岛维斯比市的福尔纳塞尔博物馆（the Fornasals Museum, Visby, on the island of Gottland）、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詹姆斯·库克博物馆（James Cook Museum in northern Australia）、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瓦卡道艺术与历史博物馆（Waikato 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 Auckland , New Zealand）、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提拉穆克国家先行者博物馆（the Tillamook Country Pioneer Museum, Oregon）、位于墨西哥米乔阿肯州的Zihuantanejo 博物馆（the Zihuantanejo Museum, Michoac噉, Mexico）、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瓦南布尔艺术画廊（the Warrnambool Art Gallery）。<BR> 在英国，我衷心地感谢大不列颠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尤其是其中的地图部和人文科学一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儿有着非凡的收藏和极好的服务。伦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ndon）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斯拉夫学院（the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伊斯兰学院（the School of Islamic Studies）、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公共档案部（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哈克路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 Museum）和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牛津波德林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剑桥大学图书馆（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和剑桥大学东方艺术图书馆（the Eastern Art Library）也都给予我许多帮助。<BR> 所有我约来阅读和评点我的书稿的著名专家，都为此花费了各自的时间，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但我也必须强调，书中的观点以及错误和疏漏之处都将由我个人负责。首先，让我向明尼苏达大学贝尔图书馆（the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馆长卡罗尔·乌尔讷斯（Carol Urness）教授表示感谢，同时也向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约瑟夫·麦克德莫特（Joseph McDermott）博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斯·杰（John E. Will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世纪史和伊斯兰史教授G·R·豪廷（G. R. Hawting）教授、康拉德·希尔谢勒（Konrad Hirschler）博士、约翰·朱利叶斯·瑙韦西（John Julius Norwich）先生、牛津大学中世纪和现代语言文学系（the Facult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Oxford）泰勒·泰莱克（Taylor Terlecki）博士、威尼斯州立档案馆（the Venice State Archive）依仁亚·希阿冯（Ilenya Schiavon）博士、马杰瑞·格瑞斯－哈庆逊（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博士、牛津大学现代历史皇家教授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爵士和海军上将（Admiral）、被授予英帝国大十字勋章（GBE）和高级巴思勋爵士（KCB）爵位的约翰·伍德沃（John Woodward）爵士表示感谢。<BR> 在其他我应表示谢意的人当中，我必须提到国会历史研究部（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Offices）琳达·克拉克（Linda Clark）博士、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考古学和古民族植物学学院古民族植物学中心（the Palaeoecology Centre of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迈克·伯利（Mike Baillie）教授、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the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罗伯特·马萨伊（Robert Massay）博士、伯肯黑德 Proudman 海洋学实验室（the Proudman Oceanographic Laboratory, Birkenhead）海伦·斯达福德（Helen Stafford）女士和菲利普·渥德渥斯（Philip Woodworth）教授、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the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鲍勃·海德兰德（Bob Headland）先生、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同时也是大不列颠地理学家协会（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会员的谢恩·温瑟（Shane Winser）先生、格林威治皇家海事博物馆凯尔德图书馆（the Caird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比兰·提讷（Biran Thynne）先生、威尼斯马西昂图书馆（the Biblioteca Marciana, Venice）图书馆学家皮埃罗·法尔切塔（Piero Falchetta）博士、伦敦国家历史博物馆（London’s National History Museum）克里斯·斯君厄（Chris Stringer）、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莱恩·希克斯（Bryan Sykes）教授、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费尔南达·艾伦（Fernanda Allen）博士和荣·胡格斯（Ron Hughes）。<BR> 我还要向哈勒姆（Haarlem） Enschedeb博物馆（the Museum Enschede）馆长约翰·德造埃特（John de Zoete）博士、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波斯－土耳其藏品收藏部主任穆罕默德·韦利（Muhammad Waley）博士、斯图亚特·斯特灵（Stuart Stirling）、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艺术史系蒂莫西·劳顿（Timothy Laughton）教授、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生物学系遗传学学者休·波委（Sue Povey）教授、已故的约西·希克斯（Josie Hicks）博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评议员克里斯梯·G·特那二世（Christie G. Turner II）教授、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天文学系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教授、马歇尔·帕因（Marshall Payn）先生、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前任航空管理人艾伦·斯廷森（Alan Stimson）和K·唐（K. Tan）博士。<BR></DIV>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前言<BR>致谢 2</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以下的中国学者专家对我也是帮助甚多。关于郑和舰队的还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郑明教授、中国海洋史研究者联盟主席辛元欧教授，以及孔令仁副教授；关于中国地图：朱鉴秋；明代外交政策有关郑和航海部分：时平教授、陈显泗教授、朱亚非教授、Chao Zhongchang教授、陈启懋教授，以及刘达财中将；关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郑一钧教授；关于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Tao Jinyi博士；关于中国与满剌加的关系：廖大珂教授；关于中泰关系：李道刚教授；关于中印关系：Zhu Wei教授，以及Cheng Beibei;关于南京的守军：徐玉虎教授；关于郑和舰队的补给以及太仓的作用：浏河的郑和纪念馆馆长黄守频教授，以及太仓市委书记陈惠明、副书记孙耀明；关于郑和如何款待外国使节：Yang Zhao教授、Yang Sunming、Yang Hongwei，以及Zhou Zhiya; 关于郑和航海的目的：陈显泗教授、Du Xiujuan,以及Yan Xiaomei; 关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地：Su Haitao教授、Zhao Jijun、Du Xiujuan、Luo Mi、Zheng Yongtao、以及Liu Kun; 关于“中国发现美洲”：朱鉴秋教授，罗宗真、Liu Manchun; 关于郑和舰队的医疗：龚锦涵教授；关于天文导航：Zhang Guoying教授。<BR> 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the Portuguese Embassy）若昂·卡米罗·德斯·桑托斯（Jo噊 Camilodos Santos）教授、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the Torre do Tombo）馆长、昆士兰州金皮（Gympie）古代社会博物馆（the Gympie Historical Society Museum, Queensland）、布雷特·格林（Brett Green）、瓦内萨·考林瑞杰（Vanessa Collingridge）、特帕帕（Tepapa）博物馆馆长（the Museum, Tongarewa）迈克尔·菲茨杰拉德（Michael Fitzgerald）、瓦卡道（Waikato）博物馆（the Waikato Museum）馆员凯瑟林·马瑟（Catherin Mercer）、罗宾·J·瓦特（Robin J. Watt）和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洛德瑞西·毕达克（Roderich Ptak）教授也都对我很有帮助。我也得向世外桃源出版中心（Xanadu Productions）的史蒂文·哈莱特（Steven Halltet）、南京（Nanjing）的刘迎胜（Yingsheng Liu）教授、菲律宾马尼拉博物馆（Museum of Manila, Philippines）水下考古研究所（Underwater Research）主任埃塞比奥·蒂庄（Eusebio Dizon）博士、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广播前任主任彭文兰（Wenlan Peng）女士、理查德·加农（Richard Channon）船长、迈克·图奥西（Mike Tuohy）中校、赫拉克利特号游船（RV Heraclitus）船长克里斯廷·汉德特（Christine Handte）、澳门海事博物馆（the Macao Maritime Museum）馆长、亚非学院汪涛（Wang Tao）博士、维维安娜·王（Viviana Wong）小姐、许靖华（Kenneth Hsu）教授、约翰·福瑞（John Furry）博士、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和里德和圣路易斯家族（the Reed and St Louis family）、罗伯特·麦特卡尔夫（Robert Metcalf）、百慕大陆海空三军（Bermudan Armed Forces）前任司令海军准将（Commodore）比尔·斯温赖伊（Bill Swinley）、蒙尼休·格拉尔德·拉弗洛尔（Monisieur Gérard Lafleur）、大卫·波顿（David Borden）、Kristen和保罗·西维（Paul Seaver）教授、佛罗里达技术学院（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乔治·莫尔（George Maul）教授、默德·斐皮斯（Moude Phipps）教授、K·K·唐（K. K. Tan）博士表示感谢。<BR> 我也必须得感谢Voyages Jules Verne，它为精彩的旅行安排了知识渊博的导游，得感谢安东尼·西蒙德斯-谷丁（Anthony Simonds-Gooding）、温迪（Wendi）和迈克·瓦斯顿（Mike Waston）以及他们的工作组、迈达斯公共关系公司（Midas Public Relations）的史蒂文·威廉斯（Steven Williams）和索菲克·兰塞姆（Sophi、 Ranson）、杰克·皮泽易（Jack Pizzey）、皮尔森·布洛德班德（Pearson Broadband）和帕拉丁·因维欣（Paladin Invision）以及他们的工作组。我也很感谢约瑟夫·麦克德默特（Joseph McDermott）博士、伊丽莎白·海（Elizabeth Hay）、休伯特·拉尔（Hubert Lal）博士、泰勒·泰尔赖克（Taylor Terlecki）、马杰瑞·格瑞斯·哈庆逊（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博士、伊恩·哈德逊（Ian Hudson）、艾米·克洛克（Amy Crocker）、我的妻子马塞拉·孟席斯（Marcella Menzies）和我的大女儿、瓦内萨·吉洛蒂·约翰逊（Vanessa Gilodi-Johnson），他们为我翻译了各种外文材料。<BR> Sheil Land Associates的露吉·勃纳米（Luigi Bonomi）是一位优秀的书籍代理商。我衷心地感谢本书的出版社——环球出版社（Transworld）的拉里·芬赖（Larry Finlay）、萨利·加米那拉（Sally Gaminara）——她是矮脚鸡出版社（Bantam Press）的出版总管、西蒙·托洛谷德（Simon Thorogood）、黛博拉·亚当斯（Deborah Adams）、朱莉娅·劳埃德（Julia Lloyd）、艾莉森·马丁（Alison Martin）、丽贝卡·温菲尔德（Rebecca Winfield）、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希拉·李（Sheila Lee）、尼尔·汉逊（Neil Hanson）、加利·普赖尔（Garry Prior）、约翰·布莱克（John Blake）、爱德·克利斯蒂（Ed Christie）和他们的工作组。我同样感谢吉莉安·鲍姆赖（Gillian Bormley）、丹尼尔·布拉道（Daniel Balado）、伊丽莎白·道布逊（Elizabeth Dobson）、乔安妮·希尔（Joanne Hill）和莎拉·爱里艾拉（Sarah Ereira）在文字方面的工作。<BR> 最后，让我感谢那些支持我和这部书达14年之久的人们。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位老朋友，牛津的历史学者弗兰克·霍普金斯（Frank Hopkins），感谢劳拉·塔塔姆（Laura Tatham）—一位非常有经验而又忠诚、奉献的助手。末了，感谢我的妻子玛塞拉（Marcella）给我的永久的爱和支持，以及研究中的经济支持。我和这本书处处都得益于她。<BR><BR> 加文·孟席斯<BR> 2002年7月于伦敦<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以下的中国学者专家对我也是帮助甚多。关于郑和舰队的还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郑明教授、中国海洋史研究者联盟主席辛元欧教授，以及孔令仁副教授；关于中国地图：朱鉴秋；明代外交政策有关郑和航海部分：时平教授、陈显泗教授、朱亚非教授、Chao Zhongchang教授、陈启懋教授，以及刘达财中将；关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郑一钧教授；关于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Tao Jinyi博士；关于中国与满剌加的关系：廖大珂教授；关于中泰关系：李道刚教授；关于中印关系：Zhu Wei教授，以及Cheng Beibei;关于南京的守军：徐玉虎教授；关于郑和舰队的补给以及太仓的作用：浏河的郑和纪念馆馆长黄守频教授，以及太仓市委书记陈惠明、副书记孙耀明；关于郑和如何款待外国使节：Yang Zhao教授、Yang Sunming、Yang Hongwei，以及Zhou Zhiya; 关于郑和航海的目的：陈显泗教授、Du Xiujuan,以及Yan Xiaomei; 关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地：Su Haitao教授、Zhao Jijun、Du Xiujuan、Luo Mi、Zheng Yongtao、以及Liu Kun; 关于“中国发现美洲”：朱鉴秋教授，罗宗真、Liu Manchun; 关于郑和舰队的医疗：龚锦涵教授；关于天文导航：Zhang Guoying教授。<BR> 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the Portuguese Embassy）若昂·卡米罗·德斯·桑托斯（Jo噊 Camilodos Santos）教授、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the Torre do Tombo）馆长、昆士兰州金皮（Gympie）古代社会博物馆（the Gympie Historical Society Museum, Queensland）、布雷特·格林（Brett Green）、瓦内萨·考林瑞杰（Vanessa Collingridge）、特帕帕（Tepapa）博物馆馆长（the Museum, Tongarewa）迈克尔·菲茨杰拉德（Michael Fitzgerald）、瓦卡道（Waikato）博物馆（the Waikato Museum）馆员凯瑟林·马瑟（Catherin Mercer）、罗宾·J·瓦特（Robin J. Watt）和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洛德瑞西·毕达克（Roderich Ptak）教授也都对我很有帮助。我也得向世外桃源出版中心（Xanadu Productions）的史蒂文·哈莱特（Steven Halltet）、南京（Nanjing）的刘迎胜（Yingsheng Liu）教授、菲律宾马尼拉博物馆（Museum of Manila, Philippines）水下考古研究所（Underwater Research）主任埃塞比奥·蒂庄（Eusebio Dizon）博士、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广播前任主任彭文兰（Wenlan Peng）女士、理查德·加农（Richard Channon）船长、迈克·图奥西（Mike Tuohy）中校、赫拉克利特号游船（RV Heraclitus）船长克里斯廷·汉德特（Christine Handte）、澳门海事博物馆（the Macao Maritime Museum）馆长、亚非学院汪涛（Wang Tao）博士、维维安娜·王（Viviana Wong）小姐、许靖华（Kenneth Hsu）教授、约翰·福瑞（John Furry）博士、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和里德和圣路易斯家族（the Reed and St Louis family）、罗伯特·麦特卡尔夫（Robert Metcalf）、百慕大陆海空三军（Bermudan Armed Forces）前任司令海军准将（Commodore）比尔·斯温赖伊（Bill Swinley）、蒙尼休·格拉尔德·拉弗洛尔（Monisieur Gérard Lafleur）、大卫·波顿（David Borden）、Kristen和保罗·西维（Paul Seaver）教授、佛罗里达技术学院（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乔治·莫尔（George Maul）教授、默德·斐皮斯（Moude Phipps）教授、K·K·唐（K. K. Tan）博士表示感谢。<BR> 我也必须得感谢Voyages Jules Verne，它为精彩的旅行安排了知识渊博的导游，得感谢安东尼·西蒙德斯-谷丁（Anthony Simonds-Gooding）、温迪（Wendi）和迈克·瓦斯顿（Mike Waston）以及他们的工作组、迈达斯公共关系公司（Midas Public Relations）的史蒂文·威廉斯（Steven Williams）和索菲克·兰塞姆（Sophi、 Ranson）、杰克·皮泽易（Jack Pizzey）、皮尔森·布洛德班德（Pearson Broadband）和帕拉丁·因维欣（Paladin Invision）以及他们的工作组。我也很感谢约瑟夫·麦克德默特（Joseph McDermott）博士、伊丽莎白·海（Elizabeth Hay）、休伯特·拉尔（Hubert Lal）博士、泰勒·泰尔赖克（Taylor Terlecki）、马杰瑞·格瑞斯·哈庆逊（Marjorie Grice-Hutchinson）博士、伊恩·哈德逊（Ian Hudson）、艾米·克洛克（Amy Crocker）、我的妻子马塞拉·孟席斯（Marcella Menzies）和我的大女儿、瓦内萨·吉洛蒂·约翰逊（Vanessa Gilodi-Johnson），他们为我翻译了各种外文材料。<BR> Sheil Land Associates的露吉·勃纳米（Luigi Bonomi）是一位优秀的书籍代理商。我衷心地感谢本书的出版社——环球出版社（Transworld）的拉里·芬赖（Larry Finlay）、萨利·加米那拉（Sally Gaminara）——她是矮脚鸡出版社（Bantam Press）的出版总管、西蒙·托洛谷德（Simon Thorogood）、黛博拉·亚当斯（Deborah Adams）、朱莉娅·劳埃德（Julia Lloyd）、艾莉森·马丁（Alison Martin）、丽贝卡·温菲尔德（Rebecca Winfield）、海伦·爱德华兹（Helen Edwards）、希拉·李（Sheila Lee）、尼尔·汉逊（Neil Hanson）、加利·普赖尔（Garry Prior）、约翰·布莱克（John Blake）、爱德·克利斯蒂（Ed Christie）和他们的工作组。我同样感谢吉莉安·鲍姆赖（Gillian Bormley）、丹尼尔·布拉道（Daniel Balado）、伊丽莎白·道布逊（Elizabeth Dobson）、乔安妮·希尔（Joanne Hill）和莎拉·爱里艾拉（Sarah Ereira）在文字方面的工作。<BR> 最后，让我感谢那些支持我和这部书达14年之久的人们。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位老朋友，牛津的历史学者弗兰克·霍普金斯（Frank Hopkins），感谢劳拉·塔塔姆（Laura Tatham）—一位非常有经验而又忠诚、奉献的助手。末了，感谢我的妻子玛塞拉（Marcella）给我的永久的爱和支持，以及研究中的经济支持。我和这本书处处都得益于她。<BR><BR> 加文·孟席斯<BR> 2002年7月于伦敦<BR></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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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前言<BR>引言 1</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10年前，我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尽管它没有带我去发现埋藏着的宝藏，但它暗示了我们所知的几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的世界历史知识不得不要做出根本的修正。<BR> 中世纪历史，特别是探险家的地图和海图，成了我欲罢不能的追求，消耗着我的热情。我喜欢仔细审视那些古老的海图、描摹的轮廓线、海岸线、改变着的浅滩和沙洲的外形、岩石和暗礁的危险。我顺着潮汐起伏，顺着暗潮的牵引和季风的推送前进，一层层地剥出藏在海图中的信息。<BR> 我的研究是从明尼苏达寒冷的草原上开始的。发现那样的一件具有深刻内涵的文献，这儿未必是一个首选之地，但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贝尔图书馆收藏着值得注意的早期地图和海图，其中特别的一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ips）爵士的收藏品之一。菲利普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收藏家，出生于18世纪晚期，但他的那些藏品事实上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被再次发现。<BR> 这幅海图绘制于1424年，有着一位威尼斯制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的签名。图中描绘了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当我将它和现代的地图比较后，我发现这位制图学家很准确地绘出了欧洲的海岸线。在那个时期，这是了不得的制图学成就，但这并不是那幅图惊天动地的意义之所在。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这幅地图的奇特之处。这位制图学家除了画出大陆，还画了处于西大西洋深处的四个岛屿，他标出的名称分别是:Satanazes、Antilia、Saya和Ymana，和现代的地名都不一致，而且在他所绘岛屿的位置，现在并无大的岛屿。那有可能是在计算经度方面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尚未能完全掌握计算经度的技术。但我第一反应是迷迷糊糊地觉得那些岛屿是想象出来的，只存在于那位制图学家的头脑里。<BR>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其中的两个大点的岛屿是用深颜色画的，Antilia用的是深蓝色、Satanazes用的是鲜红色。而图的其他部分并不着色，看起来可以肯定，匹兹加诺（Pizzigano）是想强调那是近来才发现的重要的岛屿。所有标识的地名都显现出中世纪葡萄牙语的特点。Antilia中的anti是在对面的意思，ilha是岛屿的意思，意味着这个岛屿与葡萄牙隔大西洋相望。除此之外，在名称方面没有能帮助我们确定它的地点的信息。Satanazes是“撒旦（Satan）或魔鬼之岛”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名字。最大的那个岛——Antilia岛上标出大量的城镇的名字，说明对它有足够的了解。Satanazes岛上只有5个地名，以用con、ymana这样高深莫测的字眼最具特色。<BR> 于是，我的兴趣被完全激发起来了。这些岛屿是什么？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份地图的年代的来源和确实性是无可怀疑的，然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上面却标识了一些当时欧洲人没到过的地方，根据我们已经接受的历史知识，欧洲人在七十年后才去那儿探险。我在地图收藏室和档案馆中查了几个月的海图和文献之后，我确信Satanazes、Antilia事实上就是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中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要说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么两者之间就有过多的相似之处了。但是这暗示了在哥伦布（Columbus）到达加勒比海前大约七十年有某个人精确地考察过了这些岛屿。这看起来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新发现：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而他的航行却早被看成是绝对决定性的时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在葡萄牙人的引导下，欧洲人开始着手发现世界的伟大航行，同时也是对世界的漫长的、无休止的征服过程，这构成了此后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BR>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我的发现，于是我向一位中世纪葡萄牙研究的专家求助，他就是若昂·卡米罗·多斯桑多斯（Jo媜 Camilo dos Santos）教授，他后来作为葡萄牙大使馆的一员被派驻伦敦。他检视了匹兹加诺（Pizzigano）海图，然后纠正了我对con/ymana的翻译错误，将之更正为“火山在此喷发”。这个词写在Satanazes岛的南部，恰巧在今天的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上的同样位置有3座火山。1424年之前它们喷发过吗？带着高度的兴奋，我敲响了位于华盛顿（Washington DC）的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的大门，得知这几座火山曾在1400～1440年之间喷发了两次，但在从前的几百年和此后的250年中处于休眠状态。而且，在同一时期的加勒比海区域没有其他的火山喷发过。我感觉找到了答案，可以休息一下了，我相信我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早于哥伦布68年已有人到达了加勒比地区、并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聚落。<BR> 卡米罗·多斯桑多斯教授给我介绍了位于里斯本（Lisbon）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国家档案馆馆长，在一个宜人的初秋午后，我开始在那儿做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确证我关于葡萄牙人到达加勒比海的预感。使我惊讶的是，在偶遇之中，我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葡萄牙人发现加勒比海群岛之前好久，即在匹兹加诺绘制他的海图的时候，这些岛屿完全不为人所知。而在另一幅年代稍晚一点的另一位无名制图学家所做的海图中，这些岛屿被表示了出来，直到1428年这些岛屿才落入葡萄牙人之手。此外，我发现了1431年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给他的海军船长的一份手谕，命令他们去寻找1428年海图中的Antilia岛，如果说葡萄牙人已经发现了Antilia岛，那亨利的手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了。但如果说葡萄牙人没有发现并登上Satanazes岛和Antilia岛，那究竟是谁干的呢？又是谁给匹兹加诺和其他的制图学家提供的信息呢？<BR></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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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前言<BR>引言 1</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10年前，我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尽管它没有带我去发现埋藏着的宝藏，但它暗示了我们所知的几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的世界历史知识不得不要做出根本的修正。<BR> 中世纪历史，特别是探险家的地图和海图，成了我欲罢不能的追求，消耗着我的热情。我喜欢仔细审视那些古老的海图、描摹的轮廓线、海岸线、改变着的浅滩和沙洲的外形、岩石和暗礁的危险。我顺着潮汐起伏，顺着暗潮的牵引和季风的推送前进，一层层地剥出藏在海图中的信息。<BR> 我的研究是从明尼苏达寒冷的草原上开始的。发现那样的一件具有深刻内涵的文献，这儿未必是一个首选之地，但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贝尔图书馆收藏着值得注意的早期地图和海图，其中特别的一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ips）爵士的收藏品之一。菲利普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收藏家，出生于18世纪晚期，但他的那些藏品事实上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被再次发现。<BR> 这幅海图绘制于1424年，有着一位威尼斯制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的签名。图中描绘了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当我将它和现代的地图比较后，我发现这位制图学家很准确地绘出了欧洲的海岸线。在那个时期，这是了不得的制图学成就，但这并不是那幅图惊天动地的意义之所在。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这幅地图的奇特之处。这位制图学家除了画出大陆，还画了处于西大西洋深处的四个岛屿，他标出的名称分别是:Satanazes、Antilia、Saya和Ymana，和现代的地名都不一致，而且在他所绘岛屿的位置，现在并无大的岛屿。那有可能是在计算经度方面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尚未能完全掌握计算经度的技术。但我第一反应是迷迷糊糊地觉得那些岛屿是想象出来的，只存在于那位制图学家的头脑里。<BR>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其中的两个大点的岛屿是用深颜色画的，Antilia用的是深蓝色、Satanazes用的是鲜红色。而图的其他部分并不着色，看起来可以肯定，匹兹加诺（Pizzigano）是想强调那是近来才发现的重要的岛屿。所有标识的地名都显现出中世纪葡萄牙语的特点。Antilia中的anti是在对面的意思，ilha是岛屿的意思，意味着这个岛屿与葡萄牙隔大西洋相望。除此之外，在名称方面没有能帮助我们确定它的地点的信息。Satanazes是“撒旦（Satan）或魔鬼之岛”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名字。最大的那个岛——Antilia岛上标出大量的城镇的名字，说明对它有足够的了解。Satanazes岛上只有5个地名，以用con、ymana这样高深莫测的字眼最具特色。<BR> 于是，我的兴趣被完全激发起来了。这些岛屿是什么？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份地图的年代的来源和确实性是无可怀疑的，然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上面却标识了一些当时欧洲人没到过的地方，根据我们已经接受的历史知识，欧洲人在七十年后才去那儿探险。我在地图收藏室和档案馆中查了几个月的海图和文献之后，我确信Satanazes、Antilia事实上就是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中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要说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么两者之间就有过多的相似之处了。但是这暗示了在哥伦布（Columbus）到达加勒比海前大约七十年有某个人精确地考察过了这些岛屿。这看起来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新发现：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而他的航行却早被看成是绝对决定性的时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在葡萄牙人的引导下，欧洲人开始着手发现世界的伟大航行，同时也是对世界的漫长的、无休止的征服过程，这构成了此后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BR>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我的发现，于是我向一位中世纪葡萄牙研究的专家求助，他就是若昂·卡米罗·多斯桑多斯（Jo媜 Camilo dos Santos）教授，他后来作为葡萄牙大使馆的一员被派驻伦敦。他检视了匹兹加诺（Pizzigano）海图，然后纠正了我对con/ymana的翻译错误，将之更正为“火山在此喷发”。这个词写在Satanazes岛的南部，恰巧在今天的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上的同样位置有3座火山。1424年之前它们喷发过吗？带着高度的兴奋，我敲响了位于华盛顿（Washington DC）的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的大门，得知这几座火山曾在1400～1440年之间喷发了两次，但在从前的几百年和此后的250年中处于休眠状态。而且，在同一时期的加勒比海区域没有其他的火山喷发过。我感觉找到了答案，可以休息一下了，我相信我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早于哥伦布68年已有人到达了加勒比地区、并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聚落。<BR> 卡米罗·多斯桑多斯教授给我介绍了位于里斯本（Lisbon）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国家档案馆馆长，在一个宜人的初秋午后，我开始在那儿做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确证我关于葡萄牙人到达加勒比海的预感。使我惊讶的是，在偶遇之中，我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葡萄牙人发现加勒比海群岛之前好久，即在匹兹加诺绘制他的海图的时候，这些岛屿完全不为人所知。而在另一幅年代稍晚一点的另一位无名制图学家所做的海图中，这些岛屿被表示了出来，直到1428年这些岛屿才落入葡萄牙人之手。此外，我发现了1431年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给他的海军船长的一份手谕，命令他们去寻找1428年海图中的Antilia岛，如果说葡萄牙人已经发现了Antilia岛，那亨利的手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了。但如果说葡萄牙人没有发现并登上Satanazes岛和Antilia岛，那究竟是谁干的呢？又是谁给匹兹加诺和其他的制图学家提供的信息呢？<BR></DIV></TD></TR>
<TR>
<TD class=center01><BR></TD></TR></TABLE>
前言
引言 2
我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追寻尘封已久的兴起又衰落的中世纪文明。我依次逐个排除世界上在15世纪早期能够实施如此雄心勃勃的航行的船队。威尼斯舰队，欧洲最老牌和最具实力的海上力量，此时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威尼斯年长的总督（Doge）在病中，他的权威正受到威胁，他的接任者正准备大展宏图，转变为发展陆上力量，这迫使威尼斯放弃它的航海传统。北欧的船队仅能穿过英吉利海峡（the English Channel），更不用说去发现新大陆了。埃及的统治者正陷于国内战争的泥潭之中，仅1421年就有不少于5位苏丹即位。伊斯兰世界同样也陷于分裂之中，北非的心脏地区为葡萄牙人所侵占、蒙古皇帝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建立的曾经强大的亚洲帝国分裂了。
那又有谁能够去探查加勒比海呢？我决定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像1424年地图那样的海图，显示了在欧洲人的大发现航行之前就已发现的大陆。我钻研得越深，令人惊异的事物就发现得越多。我惊奇地发现，在欧洲人发现之前100年，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和安第斯山脉（Andes）就已经被标识在地图上了；在欧洲人到达那儿之前大约四百年，南极洲（Antarctica）就已经准确地画在地图上了。另一幅海图标识了非洲东海岸地区，而且还非常准确地标着经度，此后3个世纪欧洲人尚不能完全掌握这样的技术。还有一幅地图标明了澳大利亚（Australia），早于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的发现有300年。另外一些海图标明了北美和南美的加勒比地区（Caribbean）、格陵兰岛（Greenland）、北极（Arctic）、太平洋（Pacific）和大西洋（Atlantic）的海岸线，远在欧洲人到达之前。
这些探险者—不管他们是谁—能够如此准确地在地图中绘出整个世界，肯定曾经做过环球航行。他们必定熟练地掌握了天文导航术，也必定发现了一种绘图时用来测定经度的方法，虽然带着不小心的误差。他们必须能够在海上连续航行数月，那意味着他们能够脱去海水中的盐分获得淡水。我后来还发现，他们也能够勘探资源和开采金属矿产，同时他们还是熟练的园艺家，能够恰当地在世界范围内移养动物、移植植物。一句话，他们改变了中世纪世界的面貌。我看起来像是专注于人类历史中一连串最传奇的航行，其中的一次航行已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主要的记载已遭人毁坏，这次航行的成就被忽视了，最终直至遗忘。
这些新发现既使人惊骇又使人不安。如果我继续追踪此事，我将要向有关新大陆发现历史的一些基本的设想挑战。在学校里，每一个读书的孩子都晓得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和航海家的名字，他们的探险事迹传遍了这个世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公元1450～1500年）1487年离开葡萄牙，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的人。他被一阵暴风雨带到了好望角的南面，当他发现无路可走时，便折而向北，绕过好望角，在非洲东海岸登陆。10年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公元1469～1525年）沿着迪亚斯的足迹到达非洲东海岸，又由此出发，经过印度洋，来到印度，开辟了第一条香料贸易的航路。在1492年12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公元1451～1506年）从欧洲向西，来到了现代的巴哈马群岛（Bahamas）那片岛屿继续向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尽管哥伦布本人没有意识到此，他相信自己事实上是到了亚洲。他又做了3次航行，发现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和中美洲大陆。费尔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公元1480～1521年）沿着哥伦布的足迹，成为发现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海峡的人，这一海峡直至今天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麦哲伦海峡。麦哲伦的船继续向西，完成了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于1521年4月27日在菲律宾被杀死，没能活到他的探险队光荣地回到西班牙。
所有这些人都从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公元1394～1406年）那儿获取了大量帮助，亨利使他在葡萄牙西南部的基地成为探险家、制图学家、造船工匠、器械制造工人的大本营。在那里，欧洲船只的设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航海仪器和技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改进，那些伟大的航海家获得了用于探险和殖民的资助，航海事业由此得到有力的推动。
当我在里斯本档案室结束研究的时候，一种全然紊乱的情绪吞噬了我。一个雾气迷蒙的日子，我在里斯本滨水区的一家酒吧整整坐了一晚，凝视着航海者亨利的雕像。我现在似乎能够读懂他谜一般的笑容了。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个秘密：他是追随着他人的足迹去发现新大陆的。我想得越多，我就变得越有兴趣。那些高明的水手是谁呢？他们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海洋，又将之绘到海图上，却没留下任何线索，比那些谜一般的地图更为神奇。
某些奇妙的线索泄露了那些高明的雇佣水手的身份，展现出来。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海岸线、安第斯山脉、南极（Antarctic）大陆、南舍得兰群岛（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都以惊人的准确度绘在海图上。所覆盖的范围北起厄瓜多尔（Ecuador）、南达南极半岛，非常辽阔，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才能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中航行。当时只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财力、科学知识、船只和航海经验，能够开展如此宏伟壮丽的发现之旅—那就是中国。但是寻找远在欧洲人之前，中国人的船队就探查了世界的可靠证据的想法，使我心中充满了不安。想弄清楚差不多六百年前任何一件事的细节的企图就足以使人踯躅不前了，而这项工作还有一项巨大的、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摆在面前，这无疑是难上加难。15世纪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由开放转为封闭，几乎任何一幅当时的中国地图和任何一份当时的中国档案都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发现之后，中国不再去探索外部世界，而是转向闭关自守。任何当年对外积极拓展的记录都从档案中消失了。
引言 2
我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追寻尘封已久的兴起又衰落的中世纪文明。我依次逐个排除世界上在15世纪早期能够实施如此雄心勃勃的航行的船队。威尼斯舰队，欧洲最老牌和最具实力的海上力量，此时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威尼斯年长的总督（Doge）在病中，他的权威正受到威胁，他的接任者正准备大展宏图，转变为发展陆上力量，这迫使威尼斯放弃它的航海传统。北欧的船队仅能穿过英吉利海峡（the English Channel），更不用说去发现新大陆了。埃及的统治者正陷于国内战争的泥潭之中，仅1421年就有不少于5位苏丹即位。伊斯兰世界同样也陷于分裂之中，北非的心脏地区为葡萄牙人所侵占、蒙古皇帝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建立的曾经强大的亚洲帝国分裂了。
那又有谁能够去探查加勒比海呢？我决定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像1424年地图那样的海图，显示了在欧洲人的大发现航行之前就已发现的大陆。我钻研得越深，令人惊异的事物就发现得越多。我惊奇地发现，在欧洲人发现之前100年，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和安第斯山脉（Andes）就已经被标识在地图上了；在欧洲人到达那儿之前大约四百年，南极洲（Antarctica）就已经准确地画在地图上了。另一幅海图标识了非洲东海岸地区，而且还非常准确地标着经度，此后3个世纪欧洲人尚不能完全掌握这样的技术。还有一幅地图标明了澳大利亚（Australia），早于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的发现有300年。另外一些海图标明了北美和南美的加勒比地区（Caribbean）、格陵兰岛（Greenland）、北极（Arctic）、太平洋（Pacific）和大西洋（Atlantic）的海岸线，远在欧洲人到达之前。
这些探险者—不管他们是谁—能够如此准确地在地图中绘出整个世界，肯定曾经做过环球航行。他们必定熟练地掌握了天文导航术，也必定发现了一种绘图时用来测定经度的方法，虽然带着不小心的误差。他们必须能够在海上连续航行数月，那意味着他们能够脱去海水中的盐分获得淡水。我后来还发现，他们也能够勘探资源和开采金属矿产，同时他们还是熟练的园艺家，能够恰当地在世界范围内移养动物、移植植物。一句话，他们改变了中世纪世界的面貌。我看起来像是专注于人类历史中一连串最传奇的航行，其中的一次航行已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主要的记载已遭人毁坏，这次航行的成就被忽视了，最终直至遗忘。
这些新发现既使人惊骇又使人不安。如果我继续追踪此事，我将要向有关新大陆发现历史的一些基本的设想挑战。在学校里，每一个读书的孩子都晓得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和航海家的名字，他们的探险事迹传遍了这个世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公元1450～1500年）1487年离开葡萄牙，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的人。他被一阵暴风雨带到了好望角的南面，当他发现无路可走时，便折而向北，绕过好望角，在非洲东海岸登陆。10年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公元1469～1525年）沿着迪亚斯的足迹到达非洲东海岸，又由此出发，经过印度洋，来到印度，开辟了第一条香料贸易的航路。在1492年12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公元1451～1506年）从欧洲向西，来到了现代的巴哈马群岛（Bahamas）那片岛屿继续向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尽管哥伦布本人没有意识到此，他相信自己事实上是到了亚洲。他又做了3次航行，发现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和中美洲大陆。费尔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公元1480～1521年）沿着哥伦布的足迹，成为发现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海峡的人，这一海峡直至今天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麦哲伦海峡。麦哲伦的船继续向西，完成了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于1521年4月27日在菲律宾被杀死，没能活到他的探险队光荣地回到西班牙。
所有这些人都从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公元1394～1406年）那儿获取了大量帮助，亨利使他在葡萄牙西南部的基地成为探险家、制图学家、造船工匠、器械制造工人的大本营。在那里，欧洲船只的设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航海仪器和技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改进，那些伟大的航海家获得了用于探险和殖民的资助，航海事业由此得到有力的推动。
当我在里斯本档案室结束研究的时候，一种全然紊乱的情绪吞噬了我。一个雾气迷蒙的日子，我在里斯本滨水区的一家酒吧整整坐了一晚，凝视着航海者亨利的雕像。我现在似乎能够读懂他谜一般的笑容了。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个秘密：他是追随着他人的足迹去发现新大陆的。我想得越多，我就变得越有兴趣。那些高明的水手是谁呢？他们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海洋，又将之绘到海图上，却没留下任何线索，比那些谜一般的地图更为神奇。
某些奇妙的线索泄露了那些高明的雇佣水手的身份，展现出来。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海岸线、安第斯山脉、南极（Antarctic）大陆、南舍得兰群岛（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都以惊人的准确度绘在海图上。所覆盖的范围北起厄瓜多尔（Ecuador）、南达南极半岛，非常辽阔，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才能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中航行。当时只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财力、科学知识、船只和航海经验，能够开展如此宏伟壮丽的发现之旅—那就是中国。但是寻找远在欧洲人之前，中国人的船队就探查了世界的可靠证据的想法，使我心中充满了不安。想弄清楚差不多六百年前任何一件事的细节的企图就足以使人踯躅不前了，而这项工作还有一项巨大的、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摆在面前，这无疑是难上加难。15世纪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由开放转为封闭，几乎任何一幅当时的中国地图和任何一份当时的中国档案都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发现之后，中国不再去探索外部世界，而是转向闭关自守。任何当年对外积极拓展的记录都从档案中消失了。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前言<BR>引言 3</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如果要是把关于中国人的发现之旅的辉煌的故事连缀到一起的话，我不得不去别处寻找证据，光想到要动手，我就心生敬畏。一个退役的潜水艇船长，何以能够揭示一个许多伟大学者都没能揭示的故事，看起来是自以为是到狂妄自大的程度了。虽然我相比这个领域中的著名专家而言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我在开始之时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便利条件。1953年，15岁的我成了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的一员，那时英国还是世界强国，拥有强大的舰队和大量的基地，能够做到环球航行。17岁那年，我还在皇家海军，在欧洲的大探险家的激励下，我环行了世界。1968～1970年间，我指挥着皇家海军鲸号（HMS Rorqual），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经过太平洋达到美洲。<BR> 我从潜水艇潜望镜中看到的海岸、悬崖、山脉和早期的探险家从他们的后甲板上所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景观。我立刻明白了，从海面上看到的未必是实际存在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卫星导航术尚不为人所知，我们不得不依赖星星确定航路。我看到的星星和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看到的是一样的，我通过测量太阳的高度和方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就像他们所尝试的那样。在南半球，水手的引路之星是老人星（Canopus）和南十字星座（the Southern Cross）。在我要揭示的非凡的故事中，这些星座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要是没有在皇家海军掌握天文导航术的经历，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我的发现也许要继续埋没好多年。<BR> 一个航海的外行，不管他在其他领域多么有成就，当他在看一幅地图或是海图的时候，只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轮廓线而已，好像是某处熟悉的陆地的奇形怪状的轮廓，又好像不是。一位有经验的航海家，在看同样的地图时，可以推理出更多线索：第一次绘制此图的制图学家航行到了哪儿、是以什么方向航行的、航速是快还是慢、距离陆地有多远、他掌握经纬度知识的情况如何，甚至白天还是夜晚都可以看出来。如果这幅海图包含有足够多的信息的话，一位航海家还能解释为什么海图中表示的岛屿现在会变成山峰，为什么一块广阔的陆地现在会变成浅滩、暗礁或是岛屿，而一些陆地为什么会画得那么奇形怪状，有些陆地又大得令人玩味。<BR> 我曾经看了些15～16世纪早期的地图，其中绘出的一些地区，尚不为欧洲的探险家所知。有些地图上真有错误存在，比如画出的有些陆地是未被承认的、或是形状奇特的、或是那个地方根本没有陆地存在。因为从中看出的世界面貌和我们已经接受的探险史相抵触，所以长久以来它们被视为神话、谎言，至少也就是被看成让人迷惑的不合常理之物，因而受到排斥。但我发现，当我一次又一次再去审视这些早期的地图和海图、研究它们、正确估价它们时，一个新的中世纪世界史观开始显现了出来。<BR> 我的研究证实，一些中国船队确实在15世纪早期开始了它们的探险航行。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个由4组船队组成的庞大舰队。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初，舰队开始出发。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夏天和秋天，最后幸存的船只也回到了中国。关于途中船队到了哪儿，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地图表示了他们不仅到了好望角，而且还穿过大西洋，到达我在匹兹加诺所绘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地图中看到的群岛，他们随后继续在南极洲和北极、北美洲和南美洲探险，还通过太平洋到达澳大利亚。他们解决了计算经纬度的难题，并以同样的精确度绘制地图和绘制星图都很准确。<BR> 我出生后的头5年，由一位中国保姆带大，我为我们的分离而伤心的那些日子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我多次来到中国，但是尽管我对那个伟大的国家很有兴趣，我对它的历史的了解绝对不多。在我沿着这些中国人的发现之旅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迹前进之前，我首先不得不致力于学习我不熟悉的中国中世纪历史。这个过程也是一次发现之旅，我猜想，我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对那些不同寻常的人们一无所知。我学得越多，我就越为惊叹那些古代的、充满知识的、使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辉煌。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科学和技术以及对于周围世界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以至于要到300年、400年后，有些方面甚至要到500年后，欧洲人的知识才能赶上中世纪的中国人。<BR> 学习了一些有关中国这一伟大文明的知识之后，我花了几年时间，沿着中国探险船队的航线在世界上旅行。在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做研究，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宫殿和中世纪晚期的主要海港，探查充满岩石的海岬、珊瑚礁、荒凉的海滩和偏僻的海岛。所到之处，我都发现越来越多的支持我论点的证据。这转而说明一小部分有帮助的汉文文献和航海指南在大规模的毁坏时幸免于难。还保留着几份第一手的报告，其中有两位是中国历史学家，还有一位是欧洲商人，此外是在中国人的激励下最先从事探险的欧洲人，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先辈留下的蛛丝马迹与遗留的文物。<BR>同样还有大量的实物方面的证据，包括中国瓷器、丝绸、贡品、纺织品、石雕—中国船长留下的用于纪念他们成就的纪念碑，以及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滩上的中国帆船遗骸和来自遥远的起源地、而当欧洲人来到时已是茁壮成长的植物群、动物群。我发现的一切都证实了引起我想象的那些地图的准确性。那些地图包含的重要信息总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但却从许多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前溜掉。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作为历史学家的勤奋，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关于天文导航术和世界海洋的知识。要说我能发现从他们眼前溜走的信息，那只是缘于我懂得如何解读那些揭示了公元1421～1423年间强大的中国舰队的航行路线以及范围的地图和海图罢了。<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如果要是把关于中国人的发现之旅的辉煌的故事连缀到一起的话，我不得不去别处寻找证据，光想到要动手，我就心生敬畏。一个退役的潜水艇船长，何以能够揭示一个许多伟大学者都没能揭示的故事，看起来是自以为是到狂妄自大的程度了。虽然我相比这个领域中的著名专家而言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我在开始之时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便利条件。1953年，15岁的我成了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的一员，那时英国还是世界强国，拥有强大的舰队和大量的基地，能够做到环球航行。17岁那年，我还在皇家海军，在欧洲的大探险家的激励下，我环行了世界。1968～1970年间，我指挥着皇家海军鲸号（HMS Rorqual），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经过太平洋达到美洲。<BR> 我从潜水艇潜望镜中看到的海岸、悬崖、山脉和早期的探险家从他们的后甲板上所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景观。我立刻明白了，从海面上看到的未必是实际存在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卫星导航术尚不为人所知，我们不得不依赖星星确定航路。我看到的星星和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看到的是一样的，我通过测量太阳的高度和方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就像他们所尝试的那样。在南半球，水手的引路之星是老人星（Canopus）和南十字星座（the Southern Cross）。在我要揭示的非凡的故事中，这些星座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要是没有在皇家海军掌握天文导航术的经历，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我的发现也许要继续埋没好多年。<BR> 一个航海的外行，不管他在其他领域多么有成就，当他在看一幅地图或是海图的时候，只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轮廓线而已，好像是某处熟悉的陆地的奇形怪状的轮廓，又好像不是。一位有经验的航海家，在看同样的地图时，可以推理出更多线索：第一次绘制此图的制图学家航行到了哪儿、是以什么方向航行的、航速是快还是慢、距离陆地有多远、他掌握经纬度知识的情况如何，甚至白天还是夜晚都可以看出来。如果这幅海图包含有足够多的信息的话，一位航海家还能解释为什么海图中表示的岛屿现在会变成山峰，为什么一块广阔的陆地现在会变成浅滩、暗礁或是岛屿，而一些陆地为什么会画得那么奇形怪状，有些陆地又大得令人玩味。<BR> 我曾经看了些15～16世纪早期的地图，其中绘出的一些地区，尚不为欧洲的探险家所知。有些地图上真有错误存在，比如画出的有些陆地是未被承认的、或是形状奇特的、或是那个地方根本没有陆地存在。因为从中看出的世界面貌和我们已经接受的探险史相抵触，所以长久以来它们被视为神话、谎言，至少也就是被看成让人迷惑的不合常理之物，因而受到排斥。但我发现，当我一次又一次再去审视这些早期的地图和海图、研究它们、正确估价它们时，一个新的中世纪世界史观开始显现了出来。<BR> 我的研究证实，一些中国船队确实在15世纪早期开始了它们的探险航行。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个由4组船队组成的庞大舰队。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初，舰队开始出发。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夏天和秋天，最后幸存的船只也回到了中国。关于途中船队到了哪儿，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地图表示了他们不仅到了好望角，而且还穿过大西洋，到达我在匹兹加诺所绘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地图中看到的群岛，他们随后继续在南极洲和北极、北美洲和南美洲探险，还通过太平洋到达澳大利亚。他们解决了计算经纬度的难题，并以同样的精确度绘制地图和绘制星图都很准确。<BR> 我出生后的头5年，由一位中国保姆带大，我为我们的分离而伤心的那些日子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我多次来到中国，但是尽管我对那个伟大的国家很有兴趣，我对它的历史的了解绝对不多。在我沿着这些中国人的发现之旅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迹前进之前，我首先不得不致力于学习我不熟悉的中国中世纪历史。这个过程也是一次发现之旅，我猜想，我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对那些不同寻常的人们一无所知。我学得越多，我就越为惊叹那些古代的、充满知识的、使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辉煌。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科学和技术以及对于周围世界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以至于要到300年、400年后，有些方面甚至要到500年后，欧洲人的知识才能赶上中世纪的中国人。<BR> 学习了一些有关中国这一伟大文明的知识之后，我花了几年时间，沿着中国探险船队的航线在世界上旅行。在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做研究，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宫殿和中世纪晚期的主要海港，探查充满岩石的海岬、珊瑚礁、荒凉的海滩和偏僻的海岛。所到之处，我都发现越来越多的支持我论点的证据。这转而说明一小部分有帮助的汉文文献和航海指南在大规模的毁坏时幸免于难。还保留着几份第一手的报告，其中有两位是中国历史学家，还有一位是欧洲商人，此外是在中国人的激励下最先从事探险的欧洲人，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先辈留下的蛛丝马迹与遗留的文物。<BR>同样还有大量的实物方面的证据，包括中国瓷器、丝绸、贡品、纺织品、石雕—中国船长留下的用于纪念他们成就的纪念碑，以及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滩上的中国帆船遗骸和来自遥远的起源地、而当欧洲人来到时已是茁壮成长的植物群、动物群。我发现的一切都证实了引起我想象的那些地图的准确性。那些地图包含的重要信息总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但却从许多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前溜掉。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作为历史学家的勤奋，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关于天文导航术和世界海洋的知识。要说我能发现从他们眼前溜走的信息，那只是缘于我懂得如何解读那些揭示了公元1421～1423年间强大的中国舰队的航行路线以及范围的地图和海图罢了。<BR></DIV>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2 22:25:08编辑过]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皇帝的伟大计划（图）2
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南京。当时朝廷分裂。那些名流们—南京城内知识界的精英们憎恶宫中的宦官。自从有中国起，士大夫对宦官就深恶痛绝。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便于在皇帝那里吹耳边风，影响皇帝所闻；他们同欧洲统治者身边的弄臣一样，通过和帝王的近距离接触而富有起来。虽然宦官在皇宫“大内”有影响，但在宫墙外的朝廷只有官吏们有权掌握官府。
人想要当官并且在官场步步高升，就得经年苦读，牢记孔夫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教导，而孔夫子这位“圣人”反对宦官把持权力。宦官们没有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仅仅依靠攀附皇帝来晋升。官员们沉浸在孔夫子的道德价值中，这种道德价值力图通过消减那些会扰乱“道”（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机遇来保持社会秩序和特权。它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生活、等级、习俗和地位。儒家心目中的好政府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秩序、有礼貌且能长久延续的社会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官僚政府的核心，并且官员们把农民而非外国人或商人作为社会的主心骨，农民代表稳定，而商人和外国人却是忤逆天道的。
朱允周围的儒臣宦官干政，排斥了他们先前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故而当朱棣的军队出现在南京城前的时候，宦官为他们大开城门迎接朱棣的人马。朱棣于是坐上了龙椅，自称为皇帝，订年号为永乐。然而此时到处都不见朱允的踪影，据信他穿着僧服逃走了。郑和依旧留在新皇帝身边，是朱棣心腹宦官中的一员。这些人对国事有自己的认识和一定的影响，由于经常观察皇帝，他们深谙皇帝的心意。因为可以进出嫔妃们的住所，他们也逐渐熟悉被隔绝在后宫的两千余嫔妃们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
宦官们再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大宦官郑和服侍皇帝有功，是所有宦官中最有势力的。在他白丝外衣的褶子里有一个珠宝盒，内含他断掉的阴茎和皱缩的睾丸残物，为此他有一个绰号叫三宝，即“有着三个宝物的宦官”。盒子里装着他的宝—男性的宝物，此物将跟随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他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但是在今生，他宣誓服务于并完全听命于他的主人—第三代大明天子皇帝朱棣。
郑和在长达12个月里是一个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尽管在此之前他从未下过海，这支船队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船队之一。朱棣的首项意旨之一就是把南京附近龙江船厂的规模翻一番。这个船厂是中国最大的船厂，现在它又被大规模地扩建，扩建后的船厂占据了扬子江边好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南京东门。7个大型的干坞被建成，它们由一系列通向大江的水闸连在一起，每个干坞又分为3个区域可供同时建造3艘船使用。这里的遗址至今依然可见。朱棣要实现甚至忽必烈汗都未曾实现的目的:一个称霸四海的海上帝国。
9世纪之前，能在海域航行的船几乎都是外国的，但是从9世纪起中国建造了它自己的海上船队。宋、元两朝都拥有大型的远洋舰队，它们向海外派特使并建立了固定的海外贸易网，逐渐地中国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朱棣现在又着手大幅扩张建中国舰队。除了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战船和商船外，朱棣还编制了1681艘新船，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九节桅杆的“宝船”，此命名缘于船舱中所装的大量珍贵财物。来自船坞附近南方省地的上万个木匠、帆工和船匠都加入到建船的行动中来。除了250艘宝船外，船队中还包括3500多艘各式船只。另有1350艘巡逻船及同等数量驻守在各海港或是离岛，还有400艘大型战船和400艘装着供给船队粮食、水、马的货船。这队帝王之船打算遨游四海并且绘出海图，以此威慑各地番王，让他们心生敬畏，从而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外国的统治者向中国进贡，作为回报，获得商业特权和中国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中国经常给予它的贸易伙伴大量价值连城的货物而不是向他们索取，如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丝绸和瓷器，又把从他们那儿所得的钱作为专款借贷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永远蒙受中国的恩惠。另外这些船亦承担着寻找逃脱的朱允的责任：“建文帝之出之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郑）和踪迹之。”①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谁应是龙位的真正拥有者：是马背上的大明天子—朱棣。
赢得帝位后，朱棣就决定将都城迁到他原先的大本营北京。这时日益年老的跛子帖木儿正打算攫取他最后也是伟大的一个猎物—中国。朱棣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帖木儿（Timur the lame，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受箭伤的缘故）是他的先辈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杰出继承者。“他宠信那些胆大且勇猛的勇士们，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帖木儿大兴恐怖政策，他横扫万山并且像狮子一样把人撕碎。”从首都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作撒马尔罕）出发，对穿过中亚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虎视眈眈，帖木儿在亚洲各地发动侵略战争，他征服了北印度、波斯（Persia）和叙利亚（Syria），并且在1402年击败了安卡拉（Ankara)的土耳其人。如今他开始觊觎东方，目标是摧毁中国的军队，推翻朱棣，恢复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对抗这个潜在的威胁，新皇帝把朝廷迁到了北京，用百万人那么强大的军队来守卫，但是朱棣对新皇城的远见远不只是作为抵抗帖木儿的要塞。忽必烈汗曾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建成了大都并且绕城挖了护城河。朱棣吸收了忽必烈汗的都城的基本要素，但是他废止了皇家围场，代之以典雅的皇家建筑群—紫禁城，它远比其原先的设计要宏伟得多。紫禁城四面环墙，建构威严，其面积有当时伦敦城墙内范围的1500倍大，人口是其50倍。
皇帝的伟大计划（图）2
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南京。当时朝廷分裂。那些名流们—南京城内知识界的精英们憎恶宫中的宦官。自从有中国起，士大夫对宦官就深恶痛绝。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便于在皇帝那里吹耳边风，影响皇帝所闻；他们同欧洲统治者身边的弄臣一样，通过和帝王的近距离接触而富有起来。虽然宦官在皇宫“大内”有影响，但在宫墙外的朝廷只有官吏们有权掌握官府。
人想要当官并且在官场步步高升，就得经年苦读，牢记孔夫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教导，而孔夫子这位“圣人”反对宦官把持权力。宦官们没有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仅仅依靠攀附皇帝来晋升。官员们沉浸在孔夫子的道德价值中，这种道德价值力图通过消减那些会扰乱“道”（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机遇来保持社会秩序和特权。它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生活、等级、习俗和地位。儒家心目中的好政府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秩序、有礼貌且能长久延续的社会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官僚政府的核心，并且官员们把农民而非外国人或商人作为社会的主心骨，农民代表稳定，而商人和外国人却是忤逆天道的。
朱允周围的儒臣宦官干政，排斥了他们先前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故而当朱棣的军队出现在南京城前的时候，宦官为他们大开城门迎接朱棣的人马。朱棣于是坐上了龙椅，自称为皇帝，订年号为永乐。然而此时到处都不见朱允的踪影，据信他穿着僧服逃走了。郑和依旧留在新皇帝身边，是朱棣心腹宦官中的一员。这些人对国事有自己的认识和一定的影响，由于经常观察皇帝，他们深谙皇帝的心意。因为可以进出嫔妃们的住所，他们也逐渐熟悉被隔绝在后宫的两千余嫔妃们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
宦官们再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大宦官郑和服侍皇帝有功，是所有宦官中最有势力的。在他白丝外衣的褶子里有一个珠宝盒，内含他断掉的阴茎和皱缩的睾丸残物，为此他有一个绰号叫三宝，即“有着三个宝物的宦官”。盒子里装着他的宝—男性的宝物，此物将跟随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他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但是在今生，他宣誓服务于并完全听命于他的主人—第三代大明天子皇帝朱棣。
郑和在长达12个月里是一个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尽管在此之前他从未下过海，这支船队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船队之一。朱棣的首项意旨之一就是把南京附近龙江船厂的规模翻一番。这个船厂是中国最大的船厂，现在它又被大规模地扩建，扩建后的船厂占据了扬子江边好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南京东门。7个大型的干坞被建成，它们由一系列通向大江的水闸连在一起，每个干坞又分为3个区域可供同时建造3艘船使用。这里的遗址至今依然可见。朱棣要实现甚至忽必烈汗都未曾实现的目的:一个称霸四海的海上帝国。
9世纪之前，能在海域航行的船几乎都是外国的，但是从9世纪起中国建造了它自己的海上船队。宋、元两朝都拥有大型的远洋舰队，它们向海外派特使并建立了固定的海外贸易网，逐渐地中国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朱棣现在又着手大幅扩张建中国舰队。除了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战船和商船外，朱棣还编制了1681艘新船，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九节桅杆的“宝船”，此命名缘于船舱中所装的大量珍贵财物。来自船坞附近南方省地的上万个木匠、帆工和船匠都加入到建船的行动中来。除了250艘宝船外，船队中还包括3500多艘各式船只。另有1350艘巡逻船及同等数量驻守在各海港或是离岛，还有400艘大型战船和400艘装着供给船队粮食、水、马的货船。这队帝王之船打算遨游四海并且绘出海图，以此威慑各地番王，让他们心生敬畏，从而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外国的统治者向中国进贡，作为回报，获得商业特权和中国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中国经常给予它的贸易伙伴大量价值连城的货物而不是向他们索取，如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丝绸和瓷器，又把从他们那儿所得的钱作为专款借贷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永远蒙受中国的恩惠。另外这些船亦承担着寻找逃脱的朱允的责任：“建文帝之出之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郑）和踪迹之。”①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谁应是龙位的真正拥有者：是马背上的大明天子—朱棣。
赢得帝位后，朱棣就决定将都城迁到他原先的大本营北京。这时日益年老的跛子帖木儿正打算攫取他最后也是伟大的一个猎物—中国。朱棣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帖木儿（Timur the lame，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受箭伤的缘故）是他的先辈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杰出继承者。“他宠信那些胆大且勇猛的勇士们，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帖木儿大兴恐怖政策，他横扫万山并且像狮子一样把人撕碎。”从首都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作撒马尔罕）出发，对穿过中亚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虎视眈眈，帖木儿在亚洲各地发动侵略战争，他征服了北印度、波斯（Persia）和叙利亚（Syria），并且在1402年击败了安卡拉（Ankara)的土耳其人。如今他开始觊觎东方，目标是摧毁中国的军队，推翻朱棣，恢复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对抗这个潜在的威胁，新皇帝把朝廷迁到了北京，用百万人那么强大的军队来守卫，但是朱棣对新皇城的远见远不只是作为抵抗帖木儿的要塞。忽必烈汗曾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建成了大都并且绕城挖了护城河。朱棣吸收了忽必烈汗的都城的基本要素，但是他废止了皇家围场，代之以典雅的皇家建筑群—紫禁城，它远比其原先的设计要宏伟得多。紫禁城四面环墙，建构威严，其面积有当时伦敦城墙内范围的1500倍大，人口是其50倍。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皇帝的伟大计划（图）3
朱棣建此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威震四方，这仅仅是他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亦重修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的秦始皇所建的长城。秦始皇统一了互相纷争的诸侯国，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人。他建长城以保护中国的北方边境免受侵犯，为此而耗资巨大，但是历经1600年后，长城却因年久失修而成废墟。于是朱棣开始着手对它进行重建和加固，并且沿着已有的5000公里城墙增设了烽火台和角楼，同时又将其延伸了1400公里。整个长城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的天山。
而朱棣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派遣探险队前往中国的东邻、沿着丝绸之路穿过中亚，以重建5个世纪前唐朝的黄金时期的中华贸易版图。但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舰队远航计划之外的壮举。
朱棣打算在20年内实现他所有伟大目标。纵观他所有的政策可知：他决心使中国人恢复信心，相信自己光荣而辉煌的历史。朱棣经常耿耿于怀他不是其父指定的继承人，所以他不停地追寻证据，以证明是上天给予了他夺取龙位的合法性。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祭祀仪式建筑群—天坛，它位于新紫禁城的中心。它不仅是天子每年举行祭天大典之地，也是中华帝国的心脏所在。随后不久，北京城中心又树立了一座新的天文台。朱棣个人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遗产很丰厚，故而他也乐于继承前人的成果以建这个天文台。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记载夜间星空的运动远远超过2000年。他们在公元前1300年就对新星的出现有了记载，从公元前240年起，他们就已经记录下每次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的情况，并且在1054年描述了蟹状星云的超新星以及伴随它的脉冲星、恒星状球体以及中子星。
元朝皇帝在统治中国的一个多世纪里，忽视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朱棣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恢复了夜间对星星的运动的观察。朱棣的天文学家们至少记录了不下于1400个运行在天空中的星星的情况，而且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朱棣还为这些杰出的天文学家们设立机构以“累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并且他最终说服了日本幕府、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 Begh）王子也这么做。皇帝对天文学的兴趣在于实践而非理论上的。他认为他的天文学家们应完善利用这些路星的新方法，从而可使他的船队能在海中正确航行以及准确确定其在航行中发现的新领土的位置。他的目的是保证北京的大天文台成为勘探与测绘全世界的基准点，简言之，就是让北京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
从南京迁都北京是明代最复杂且影响最深远的工程。迁都始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当时有10000户被迫迁往北方以增加北京的人口。为实现朱棣的愿望，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有几十万的中国劳力也被强行迁到了北方；有大约335支部队被安排监视他们，尽管当时来自跛子帖木儿的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已日趋紧迫。永乐二年十二月（公元1405年1月），军事强人帖木儿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离开撒马儿罕，他的目标是越过崇山向东挺进从而在中国边界地带安营扎寨，以在开春之前一举深入中国内地，杀朱棣个措手不及。此时帖木儿年老多病已不能行军，所以由轿舆（一种由轿夫抬着的大卧轿）抬着他，但是尽管这样，深冬里，在如此寒冷的地带行军对他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些。永乐三年正月九日（公元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驾崩，他甚至连中国的边界都没有看到。此后他的军队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并且最终分崩离析了。
虽然听闻了帖木儿的死讯，但朱棣营建北京城的计划依旧没有改变，可是对第一批建筑工人的供给问题却出现了困难。在北方，种植的季节很短；能种小米和玉米，但不能种稻谷，而且产量还很低。附近没有粮食可以供给像潮水般持续涌来的工人。于是朱棣委派他的三儿子朱高炽担任北京的军事指挥，规定凡在北京城周围种粮食的人都予免税。当这项措施依旧不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给不断增长的工人队伍时，皇帝便下令重修并扩建大运河，以方便开往北方的运粮船。
从公元前486年吴国开始修建运河起，大运河就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以后，人们便开始延伸运河并将其各个独立的部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800公里的水道体系—至今这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可是修筑大运河的人命代价可谓血迹斑斑：据估计在六百多万劳力中至少有一半因过度操劳而丧生。同时由修运河所引起的财政压力和国内动乱也是短命的隋朝（公元589～618年）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之间主要的商业动脉，随着运输增加，这条运河日益捉襟见肘。扩建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主要是疏浚和复原运河北端130公里的水道，还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这是因为北京比黄河高出三十几公尺，共有30万劳力参与了这项工程；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运河南端从黄河到扬子江的一段也疏通了。整条运河北至北京向南一直延伸到上海的南面，即邻海的杭州。粮食的运载由三千多艘平底驳船承担，其所运的粮食由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的280万担（大约相当于1.7亿公斤）至次年则上升为500万担（大约相当于3亿公斤）。
北京劳力所需粮食的供不应求导致了中国其他地方粮食的短缺和饥饿的发生，并且朱棣的浩大工程需要大量木材这又使森林中的坚硬木材遭到严重砍伐。除了建造紫禁城需要木材外，建造皇帝庞大的船队的每艘宝船都要消耗掉300亩上好的柚木。同时帝国海军还装备有一支新建的贸易于中国、印度和非洲港口之间的货船队以及上百艘较小的商船。此外，还有更多的硬木被用于建造几千艘来往于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因此，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森林被砍伐。同时，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占城（Vietnam）的树木也被大量砍伐，这导致了中国人反对封建统治的第一波起义。
皇帝的伟大计划（图）3
朱棣建此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威震四方，这仅仅是他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亦重修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的秦始皇所建的长城。秦始皇统一了互相纷争的诸侯国，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人。他建长城以保护中国的北方边境免受侵犯，为此而耗资巨大，但是历经1600年后，长城却因年久失修而成废墟。于是朱棣开始着手对它进行重建和加固，并且沿着已有的5000公里城墙增设了烽火台和角楼，同时又将其延伸了1400公里。整个长城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的天山。
而朱棣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派遣探险队前往中国的东邻、沿着丝绸之路穿过中亚，以重建5个世纪前唐朝的黄金时期的中华贸易版图。但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舰队远航计划之外的壮举。
朱棣打算在20年内实现他所有伟大目标。纵观他所有的政策可知：他决心使中国人恢复信心，相信自己光荣而辉煌的历史。朱棣经常耿耿于怀他不是其父指定的继承人，所以他不停地追寻证据，以证明是上天给予了他夺取龙位的合法性。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祭祀仪式建筑群—天坛，它位于新紫禁城的中心。它不仅是天子每年举行祭天大典之地，也是中华帝国的心脏所在。随后不久，北京城中心又树立了一座新的天文台。朱棣个人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遗产很丰厚，故而他也乐于继承前人的成果以建这个天文台。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记载夜间星空的运动远远超过2000年。他们在公元前1300年就对新星的出现有了记载，从公元前240年起，他们就已经记录下每次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的情况，并且在1054年描述了蟹状星云的超新星以及伴随它的脉冲星、恒星状球体以及中子星。
元朝皇帝在统治中国的一个多世纪里，忽视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朱棣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恢复了夜间对星星的运动的观察。朱棣的天文学家们至少记录了不下于1400个运行在天空中的星星的情况，而且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朱棣还为这些杰出的天文学家们设立机构以“累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并且他最终说服了日本幕府、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 Begh）王子也这么做。皇帝对天文学的兴趣在于实践而非理论上的。他认为他的天文学家们应完善利用这些路星的新方法，从而可使他的船队能在海中正确航行以及准确确定其在航行中发现的新领土的位置。他的目的是保证北京的大天文台成为勘探与测绘全世界的基准点，简言之，就是让北京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
从南京迁都北京是明代最复杂且影响最深远的工程。迁都始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当时有10000户被迫迁往北方以增加北京的人口。为实现朱棣的愿望，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有几十万的中国劳力也被强行迁到了北方；有大约335支部队被安排监视他们，尽管当时来自跛子帖木儿的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已日趋紧迫。永乐二年十二月（公元1405年1月），军事强人帖木儿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离开撒马儿罕，他的目标是越过崇山向东挺进从而在中国边界地带安营扎寨，以在开春之前一举深入中国内地，杀朱棣个措手不及。此时帖木儿年老多病已不能行军，所以由轿舆（一种由轿夫抬着的大卧轿）抬着他，但是尽管这样，深冬里，在如此寒冷的地带行军对他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些。永乐三年正月九日（公元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驾崩，他甚至连中国的边界都没有看到。此后他的军队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并且最终分崩离析了。
虽然听闻了帖木儿的死讯，但朱棣营建北京城的计划依旧没有改变，可是对第一批建筑工人的供给问题却出现了困难。在北方，种植的季节很短；能种小米和玉米，但不能种稻谷，而且产量还很低。附近没有粮食可以供给像潮水般持续涌来的工人。于是朱棣委派他的三儿子朱高炽担任北京的军事指挥，规定凡在北京城周围种粮食的人都予免税。当这项措施依旧不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给不断增长的工人队伍时，皇帝便下令重修并扩建大运河，以方便开往北方的运粮船。
从公元前486年吴国开始修建运河起，大运河就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以后，人们便开始延伸运河并将其各个独立的部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800公里的水道体系—至今这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可是修筑大运河的人命代价可谓血迹斑斑：据估计在六百多万劳力中至少有一半因过度操劳而丧生。同时由修运河所引起的财政压力和国内动乱也是短命的隋朝（公元589～618年）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之间主要的商业动脉，随着运输增加，这条运河日益捉襟见肘。扩建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主要是疏浚和复原运河北端130公里的水道，还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这是因为北京比黄河高出三十几公尺，共有30万劳力参与了这项工程；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运河南端从黄河到扬子江的一段也疏通了。整条运河北至北京向南一直延伸到上海的南面，即邻海的杭州。粮食的运载由三千多艘平底驳船承担，其所运的粮食由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的280万担（大约相当于1.7亿公斤）至次年则上升为500万担（大约相当于3亿公斤）。
北京劳力所需粮食的供不应求导致了中国其他地方粮食的短缺和饥饿的发生，并且朱棣的浩大工程需要大量木材这又使森林中的坚硬木材遭到严重砍伐。除了建造紫禁城需要木材外，建造皇帝庞大的船队的每艘宝船都要消耗掉300亩上好的柚木。同时帝国海军还装备有一支新建的贸易于中国、印度和非洲港口之间的货船队以及上百艘较小的商船。此外，还有更多的硬木被用于建造几千艘来往于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因此，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森林被砍伐。同时，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占城（Vietnam）的树木也被大量砍伐，这导致了中国人反对封建统治的第一波起义。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皇帝的伟大计划 4
朱棣也面临着国内问题。他宏伟计划的规模和花费越来越激起了官员们的反对，没有官员们的合作，皇帝一人是不能进行像建造紫禁城这样的伟大的工程的。官员们负责增加税收以提供朱棣计划所需的资金，同任何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有种种办法来耽搁或阻止他们所不欢迎的计划。朱棣依旧用一种惯有的欺诈和残酷的手法来追求他的梦想，甚至到了利用“麒麟”的降临来迷惑和操纵其反对者的程度，其实所谓的麒麟只是一只普通的长颈鹿，是郑和将军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的一次了不起的航海中从东非获得的。
在中国的神话中，麒麟是一种祥瑞动物，据说它有着麝鹿的身体、公牛的尾巴、狼的前额、马的蹄子和独角兽的角。在传说中，麒麟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一个叫颜征在的年轻女子面前。它在她手里丢下一块玉，上面刻着：她将生下一个儿子，将成为“素王”。她生的儿子就是孔子。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导师，孔子的哲学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永乐十四年十月（公元1416年11月16日），郑和将“麒麟”敬献给朱棣。它的到来被认为宣昭了上天对朱棣统治的肯定，于是朱棣立即召集一班人马来证明从南京迁都北京的种种好处。宫廷诗人做文颂扬皇帝，同时官吏们对此吉祥物的到来也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便乖乖地服从了朱棣。
现在全中国为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都被动员起来了。大队工人被派往中国的江西省、山西省①、四川及安南和占城的森林去砍伐更多的柚木。许多砖窑拔地而起以成批制造大量的砖。大量的技工、士兵和劳力被从全国各地征召而来。总之，有100万人直接参与了建造紫禁城，间接消耗的人力还有350万人，另有100多万士兵被安排去看管这些工人。
一旦驳船可以沿运河运载庞大工人队伍粮食的时候，紫禁城的建设速度便加快了。进展体现在对前大都的壕沟、城墙和桥梁的建设上，同时，用于皇帝居住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一处宫殿也开始动工。永乐十五年二月（公元1417年3月），皇帝最后离开了南京，在那一年年底绝大部分宫殿竣工。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蒙古人统治时期陷于失修的南城墙得到重建。下半年，天坛完全建成，其他的大量建筑也建成了。至此，朝廷可以永久迁往北方了。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2月2日），即中国的新年之日，是宏伟的新都落成典礼之时。为了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作为使者的所有来访国首领都被要求在朱棣脚下鞠躬、磕头—伏倒、额头触地。中国的绝对优势得到深远的强调，因为它使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强大的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也忍辱屈服。他们朝朱棣的第一个磕头大家不满意，于是朱棣的一个宦官哈只满剌让他们又重新磕了一次。但是他们的第二次磕头依旧。直到他们第三次伏在朱棣脚下，皇帝才心满意足。
世界各地番王向皇帝磕头被认为标志着15年辛苦外交的顶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好多年以后随之到达印度洋的欧洲人大不相同。中国人更愿意通过贸易、感化和施以恩惠来追逐他们的目标而不是建立直接引起矛盾冲突的殖民地。朱棣的贸易政策是每隔几年向已知世界派遣装着礼物和贸易品的大型船队；携有大量武器和士兵的巨大宝船也暗暗地提醒着朱棣的帝王权力：只有中国有实力保护友邦免受入侵，帮助它们平息叛乱。宝船返回中国时带来了各种外国物品：非洲的“龙的唾液（龙涎香）、香料和金色的琥珀”以及“狮子、金钱豹和6～7英尺高的骆驼鸟（鸵鸟）”；印度西南部古里（卡里卡特）的用珍珠和美丽宝石点缀着的金服;暹罗（今泰国）的大象、鹦鹉、檀香、孔雀、坚木、香料、锡和小豆蔻。
那些承认皇帝为宗主的统治者们被授予封号，并对其国给予保护，派遣商业使团。位于亚洲东南部的马六甲因为对明成祖朱棣的忠心而被提升为贸易港口，这一举措是建立在有损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利益的基础上的。皇帝甚至亲自为马六甲的苏丹做了一首诗。听话的暹罗人也从好战的真腊人①手上抢来好处，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特权。朝鲜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朱棣很快就向朝鲜国王李芳远（Yi Pang-Won）派遣了使团以授予他一个光荣的中国封号。朝鲜人需要中国的医药、书籍和天文仪器，相应地他们答应建立一个天文台以和朱棣合作绘制整个世界地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们进行了1000项有关豹、海豹、金、银和马的交易，次年上升到了10000项。尽管他们有所不愿，但他们也发现服从中国人的要求进献朱棣以少女还是合算的。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当朱棣将最后一批蒙古人赶走的时候，就派了宦官亦失哈到满洲这个处在极东处的长年麻烦之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满洲的女真人也回派了一支著名的使团前往北京，在那儿使团成员获得了大量的封号、礼物及商业特权。日本人也为获得这一切而努力。足利义满（Ashikaga Shogun Yoshimitsu）三世崇拜中国文化，他忙不迭地以“属下、日本王”的身份向朱棣磕头。他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宁波、泉州和广州向日本开放了一系列特别港口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朝鲜一样，日本也建立了天文台以辅助朱棣的天文研究。
满洲被征服，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后，朱棣下一步将注意力转向了西藏。另一个宫廷宦官侯显去拜访了著名的圣人、藏传佛教四教派之一的首领哈立麻（Karmapa），并将他带到了北京。当他到来的时候，一队佛教僧人在城外恭候迎接，朱棣给予他的封号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①。然后皇帝还赠送给哈立麻一顶黑色方形缀着钻石纹章的帽子。从那以后历任哈立麻转世肉身都戴着它。
皇帝的伟大计划 4
朱棣也面临着国内问题。他宏伟计划的规模和花费越来越激起了官员们的反对，没有官员们的合作，皇帝一人是不能进行像建造紫禁城这样的伟大的工程的。官员们负责增加税收以提供朱棣计划所需的资金，同任何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有种种办法来耽搁或阻止他们所不欢迎的计划。朱棣依旧用一种惯有的欺诈和残酷的手法来追求他的梦想，甚至到了利用“麒麟”的降临来迷惑和操纵其反对者的程度，其实所谓的麒麟只是一只普通的长颈鹿，是郑和将军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的一次了不起的航海中从东非获得的。
在中国的神话中，麒麟是一种祥瑞动物，据说它有着麝鹿的身体、公牛的尾巴、狼的前额、马的蹄子和独角兽的角。在传说中，麒麟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一个叫颜征在的年轻女子面前。它在她手里丢下一块玉，上面刻着：她将生下一个儿子，将成为“素王”。她生的儿子就是孔子。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导师，孔子的哲学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永乐十四年十月（公元1416年11月16日），郑和将“麒麟”敬献给朱棣。它的到来被认为宣昭了上天对朱棣统治的肯定，于是朱棣立即召集一班人马来证明从南京迁都北京的种种好处。宫廷诗人做文颂扬皇帝，同时官吏们对此吉祥物的到来也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便乖乖地服从了朱棣。
现在全中国为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都被动员起来了。大队工人被派往中国的江西省、山西省①、四川及安南和占城的森林去砍伐更多的柚木。许多砖窑拔地而起以成批制造大量的砖。大量的技工、士兵和劳力被从全国各地征召而来。总之，有100万人直接参与了建造紫禁城，间接消耗的人力还有350万人，另有100多万士兵被安排去看管这些工人。
一旦驳船可以沿运河运载庞大工人队伍粮食的时候，紫禁城的建设速度便加快了。进展体现在对前大都的壕沟、城墙和桥梁的建设上，同时，用于皇帝居住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一处宫殿也开始动工。永乐十五年二月（公元1417年3月），皇帝最后离开了南京，在那一年年底绝大部分宫殿竣工。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蒙古人统治时期陷于失修的南城墙得到重建。下半年，天坛完全建成，其他的大量建筑也建成了。至此，朝廷可以永久迁往北方了。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2月2日），即中国的新年之日，是宏伟的新都落成典礼之时。为了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作为使者的所有来访国首领都被要求在朱棣脚下鞠躬、磕头—伏倒、额头触地。中国的绝对优势得到深远的强调，因为它使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强大的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也忍辱屈服。他们朝朱棣的第一个磕头大家不满意，于是朱棣的一个宦官哈只满剌让他们又重新磕了一次。但是他们的第二次磕头依旧。直到他们第三次伏在朱棣脚下，皇帝才心满意足。
世界各地番王向皇帝磕头被认为标志着15年辛苦外交的顶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好多年以后随之到达印度洋的欧洲人大不相同。中国人更愿意通过贸易、感化和施以恩惠来追逐他们的目标而不是建立直接引起矛盾冲突的殖民地。朱棣的贸易政策是每隔几年向已知世界派遣装着礼物和贸易品的大型船队；携有大量武器和士兵的巨大宝船也暗暗地提醒着朱棣的帝王权力：只有中国有实力保护友邦免受入侵，帮助它们平息叛乱。宝船返回中国时带来了各种外国物品：非洲的“龙的唾液（龙涎香）、香料和金色的琥珀”以及“狮子、金钱豹和6～7英尺高的骆驼鸟（鸵鸟）”；印度西南部古里（卡里卡特）的用珍珠和美丽宝石点缀着的金服;暹罗（今泰国）的大象、鹦鹉、檀香、孔雀、坚木、香料、锡和小豆蔻。
那些承认皇帝为宗主的统治者们被授予封号，并对其国给予保护，派遣商业使团。位于亚洲东南部的马六甲因为对明成祖朱棣的忠心而被提升为贸易港口，这一举措是建立在有损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利益的基础上的。皇帝甚至亲自为马六甲的苏丹做了一首诗。听话的暹罗人也从好战的真腊人①手上抢来好处，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特权。朝鲜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朱棣很快就向朝鲜国王李芳远（Yi Pang-Won）派遣了使团以授予他一个光荣的中国封号。朝鲜人需要中国的医药、书籍和天文仪器，相应地他们答应建立一个天文台以和朱棣合作绘制整个世界地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们进行了1000项有关豹、海豹、金、银和马的交易，次年上升到了10000项。尽管他们有所不愿，但他们也发现服从中国人的要求进献朱棣以少女还是合算的。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当朱棣将最后一批蒙古人赶走的时候，就派了宦官亦失哈到满洲这个处在极东处的长年麻烦之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满洲的女真人也回派了一支著名的使团前往北京，在那儿使团成员获得了大量的封号、礼物及商业特权。日本人也为获得这一切而努力。足利义满（Ashikaga Shogun Yoshimitsu）三世崇拜中国文化，他忙不迭地以“属下、日本王”的身份向朱棣磕头。他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宁波、泉州和广州向日本开放了一系列特别港口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朝鲜一样，日本也建立了天文台以辅助朱棣的天文研究。
满洲被征服，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后，朱棣下一步将注意力转向了西藏。另一个宫廷宦官侯显去拜访了著名的圣人、藏传佛教四教派之一的首领哈立麻（Karmapa），并将他带到了北京。当他到来的时候，一队佛教僧人在城外恭候迎接，朱棣给予他的封号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①。然后皇帝还赠送给哈立麻一顶黑色方形缀着钻石纹章的帽子。从那以后历任哈立麻转世肉身都戴着它。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皇帝的伟大计划 5
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亦给这些统治者及其使臣一个机会以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瑰丽的文明的首善之都。老都城南京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们，现在新都北京又开始欢迎后到来者。尽管皇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用威严把他们纳入到朝贡国之列，可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们的历史、地理、礼仪和风俗。北京不仅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也是文化中心，它所拥有的百科全书和图书馆包括人们所知的每一个领域的内容。永乐二年十一月（公元1404年12月），朱棣任命两个长期顾问姚广孝和郑赐（Liu Chi）②带着2180名学者着手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所有已知的文献和知识。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项学术工程。这部四千卷、计约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刚好在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前编完。
跟这项壮举等量奇观的是朱棣所编纂的《性理大典书》中搜集宋朝120位哲人和圣贤的著述，并将其与11至13世纪学者对其所做的完整注解一起贮藏于紫禁城。除了这些丰富的学术知识外，好几百种的版印小说也可以在北京的书籍市场买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出哪怕一点点与之相比得上的东西。那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刷术—古登堡（Gutenberg）印出他的《圣经》是30年以后的事，而且虽然欧洲此时处在文化和科学知识即将转型的文艺复兴前夜，它依旧大大落后于中国。亨利五世（公元1387～1422年）的图书馆里有6本手抄书，其中有3本是从女修道院借的，同一时期欧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罗伦萨人弗郎西斯科·达梯尼（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是有关宗教方面的。
外国的统治者和使臣来到智慧的天堂北京，这一旅程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物欲上的享受。乘坐豪华舒适的巨舰、享受着美食美酒和专门为这些外国显贵服务的女子。在正式的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它的规模和繁盛程度，极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顶峰地位。与此相对比，显现出当时的欧洲落后、未开化且野蛮。仅仅在紫禁城落成仪式后3个星期，亨利五世和凯瑟琳（Catherine de Valois）的婚礼便在伦敦举行了。有26000贵宾尽兴于北京，在那儿他们享用十道菜一席的筵席，每道菜都使用最精美的瓷器餐碟；而亨利的婚礼仅仅只有600人参加，淡鳕鱼干（腌制的鳕鱼）被用来招待客人，这些鱼干盛放在被当作餐碟用的不新鲜的圆面包上。凯瑟琳在婚礼上既没有穿裤子也没有穿袜子；而朱棣最宠爱的妃子却身着最漂亮的丝绸织物，她的首饰有波斯的红玉髓、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的钻石和和田（Kotan，位于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玉石。她佩戴的香料里有产自太平洋的龙涎香、阿拉伯的没药以及香料群岛（Spice Island）的檀香。中国的军队有一百万人，装备有枪支；而亨利五世只能将5000人集于野，他们仅仅装备有大弓、剑和长矛。运送朱棣的贵客回国的船队有100多支，足可容纳30000人；当年6月英王亨利与法国作战时，他的军队只靠四艘渔船往返于英吉利海峡，每次只可装100人，并且仅能在白天航行。
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的一个月里，这些在北京的统治者和使臣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最精美的食物和酒，最高级的娱乐以及数也数不清的美丽女子，个个都懂得如何取悦男人。最后，到了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以欢送使臣们回国。其列队宏伟有气势:“首先进来一万指挥官，接着又过来几千指挥官，所有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0万人……在他们身后按列密密排着20万雄师……所有的人……静静地站着仿佛那儿无一呼吸的灵魂。”在正午时分，铙钹奏乐，大象垂下鼻子，同时云状的烟雾从龟、鹤型的香盒嘴中升起。这时皇帝出来了，他踏过烟云出现在即将离别的使者面前并赐给他们离别礼物— 一箱箱的青花瓷器、一捆捆的丝绸、一包包的棉布、一竹盒一竹盒的玉器。他的大型船队等在那儿准备着将他们载往阿拉伯的霍尔木兹、亚丁剌撒和佐法尔，非洲的摩加迪沙、卜剌哇①（Brava）、麻林地②（Malindi）和慢八撒（Mombasa）③，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柯枝（Cochin）和坎贝（Cambay），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婆罗洲，以及其他的地方。
舰队司令郑和身穿红色朝袍，威严而又正式地代表皇帝向他们致以问候并且告诉他们舰队即将起航，此中包括4支皇家船队；由大太监杨庆（Yang Qing）率领的第5支船队在前些月已经下海。送使臣们回国只是舰队全部使命的第一步。接下来它将要“际天极地……海外诸番……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①郑和毕生效忠于他的皇帝，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担任5支豪华宝船的指挥官，肩负着推动中国在亚洲、印度、非洲和中东贸易及影响的使命。现在他将要统领一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型舰队了。朱棣也奖赏了那些帮助他获得政权的宦官。许多曾参加抗击蒙古人的军队指挥官现在成了宝船的舰队司令和船长。郑和是这一团体的主要负责人。直至第四次航行，船队都是分开走的。而今在这第六次的伟大航行中，那些忠诚的宦官们将要各领一支船队。郑和将带领他们取道印度洋再返回，以此确信他们可以将舰队操控自如。
送别礼物放在使臣们的马车里，皇帝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使臣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叩头谢恩接着便上船了，列队也散开去。马车轰隆隆地驶往距离城东一里以外的大运河，仆人们跟在马车后面跑。在那儿，一长列以丝绸做布篷的驳船正等候着他们。每艘驳船配有10～12匹马，马儿立在岸边，其马具上绑着竹棍。当使臣们一上船，马鞭便抽响了，这些健壮的动物将驳船慢慢地拖向海滨。
过了两天，经过36道水闸，他们到达了黄海边的塘沽（在今天的天津附近）。在塘沽欢迎这些使臣的一幕必将永远留在他们脑海中。一百多支巨型平底帆船停泊在港口，高高耸立在码头上的看守人面前—这些船只比海湾边鳞次栉比的屋顶还要高出好多。它们周围是一队小一些的商船。每一个主要的船都大约有480英长、180英尺宽—可容纳50支渔船。船头上的闪烁的蛇眼是用来辟邪的。成千的桅杆竖立如林，在它们上面飘扬着锦旗；在它们下面是丝质的红帆，每条船上有九根桅杆裹着帆，帆很轻但很牢固。“当帆展开的时候，它们像天空中一片硕大的云”。
皇帝的伟大计划 5
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亦给这些统治者及其使臣一个机会以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瑰丽的文明的首善之都。老都城南京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们，现在新都北京又开始欢迎后到来者。尽管皇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用威严把他们纳入到朝贡国之列，可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们的历史、地理、礼仪和风俗。北京不仅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也是文化中心，它所拥有的百科全书和图书馆包括人们所知的每一个领域的内容。永乐二年十一月（公元1404年12月），朱棣任命两个长期顾问姚广孝和郑赐（Liu Chi）②带着2180名学者着手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所有已知的文献和知识。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项学术工程。这部四千卷、计约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刚好在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前编完。
跟这项壮举等量奇观的是朱棣所编纂的《性理大典书》中搜集宋朝120位哲人和圣贤的著述，并将其与11至13世纪学者对其所做的完整注解一起贮藏于紫禁城。除了这些丰富的学术知识外，好几百种的版印小说也可以在北京的书籍市场买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出哪怕一点点与之相比得上的东西。那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刷术—古登堡（Gutenberg）印出他的《圣经》是30年以后的事，而且虽然欧洲此时处在文化和科学知识即将转型的文艺复兴前夜，它依旧大大落后于中国。亨利五世（公元1387～1422年）的图书馆里有6本手抄书，其中有3本是从女修道院借的，同一时期欧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罗伦萨人弗郎西斯科·达梯尼（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是有关宗教方面的。
外国的统治者和使臣来到智慧的天堂北京，这一旅程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物欲上的享受。乘坐豪华舒适的巨舰、享受着美食美酒和专门为这些外国显贵服务的女子。在正式的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它的规模和繁盛程度，极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顶峰地位。与此相对比，显现出当时的欧洲落后、未开化且野蛮。仅仅在紫禁城落成仪式后3个星期，亨利五世和凯瑟琳（Catherine de Valois）的婚礼便在伦敦举行了。有26000贵宾尽兴于北京，在那儿他们享用十道菜一席的筵席，每道菜都使用最精美的瓷器餐碟；而亨利的婚礼仅仅只有600人参加，淡鳕鱼干（腌制的鳕鱼）被用来招待客人，这些鱼干盛放在被当作餐碟用的不新鲜的圆面包上。凯瑟琳在婚礼上既没有穿裤子也没有穿袜子；而朱棣最宠爱的妃子却身着最漂亮的丝绸织物，她的首饰有波斯的红玉髓、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的钻石和和田（Kotan，位于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玉石。她佩戴的香料里有产自太平洋的龙涎香、阿拉伯的没药以及香料群岛（Spice Island）的檀香。中国的军队有一百万人，装备有枪支；而亨利五世只能将5000人集于野，他们仅仅装备有大弓、剑和长矛。运送朱棣的贵客回国的船队有100多支，足可容纳30000人；当年6月英王亨利与法国作战时，他的军队只靠四艘渔船往返于英吉利海峡，每次只可装100人，并且仅能在白天航行。
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的一个月里，这些在北京的统治者和使臣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最精美的食物和酒，最高级的娱乐以及数也数不清的美丽女子，个个都懂得如何取悦男人。最后，到了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以欢送使臣们回国。其列队宏伟有气势:“首先进来一万指挥官，接着又过来几千指挥官，所有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0万人……在他们身后按列密密排着20万雄师……所有的人……静静地站着仿佛那儿无一呼吸的灵魂。”在正午时分，铙钹奏乐，大象垂下鼻子，同时云状的烟雾从龟、鹤型的香盒嘴中升起。这时皇帝出来了，他踏过烟云出现在即将离别的使者面前并赐给他们离别礼物— 一箱箱的青花瓷器、一捆捆的丝绸、一包包的棉布、一竹盒一竹盒的玉器。他的大型船队等在那儿准备着将他们载往阿拉伯的霍尔木兹、亚丁剌撒和佐法尔，非洲的摩加迪沙、卜剌哇①（Brava）、麻林地②（Malindi）和慢八撒（Mombasa）③，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柯枝（Cochin）和坎贝（Cambay），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婆罗洲，以及其他的地方。
舰队司令郑和身穿红色朝袍，威严而又正式地代表皇帝向他们致以问候并且告诉他们舰队即将起航，此中包括4支皇家船队；由大太监杨庆（Yang Qing）率领的第5支船队在前些月已经下海。送使臣们回国只是舰队全部使命的第一步。接下来它将要“际天极地……海外诸番……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①郑和毕生效忠于他的皇帝，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担任5支豪华宝船的指挥官，肩负着推动中国在亚洲、印度、非洲和中东贸易及影响的使命。现在他将要统领一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型舰队了。朱棣也奖赏了那些帮助他获得政权的宦官。许多曾参加抗击蒙古人的军队指挥官现在成了宝船的舰队司令和船长。郑和是这一团体的主要负责人。直至第四次航行，船队都是分开走的。而今在这第六次的伟大航行中，那些忠诚的宦官们将要各领一支船队。郑和将带领他们取道印度洋再返回，以此确信他们可以将舰队操控自如。
送别礼物放在使臣们的马车里，皇帝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使臣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叩头谢恩接着便上船了，列队也散开去。马车轰隆隆地驶往距离城东一里以外的大运河，仆人们跟在马车后面跑。在那儿，一长列以丝绸做布篷的驳船正等候着他们。每艘驳船配有10～12匹马，马儿立在岸边，其马具上绑着竹棍。当使臣们一上船，马鞭便抽响了，这些健壮的动物将驳船慢慢地拖向海滨。
过了两天，经过36道水闸，他们到达了黄海边的塘沽（在今天的天津附近）。在塘沽欢迎这些使臣的一幕必将永远留在他们脑海中。一百多支巨型平底帆船停泊在港口，高高耸立在码头上的看守人面前—这些船只比海湾边鳞次栉比的屋顶还要高出好多。它们周围是一队小一些的商船。每一个主要的船都大约有480英长、180英尺宽—可容纳50支渔船。船头上的闪烁的蛇眼是用来辟邪的。成千的桅杆竖立如林，在它们上面飘扬着锦旗；在它们下面是丝质的红帆，每条船上有九根桅杆裹着帆，帆很轻但很牢固。“当帆展开的时候，它们像天空中一片硕大的云”。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皇帝的伟大计划 6
舰队的组合特别像二战中的运输船队。中间是巨大的旗舰，周围是一群商业平底帆船，大部分帆船有90英尺长、30英公尺宽。再周围是快速、机动的战船。当航行开始的时候，很多别的国家的商船也加入到其中，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的，它们受着战船的保护，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商业大国的豪华船队一样游弋在海洋上。每个宝船有16个水密室，若打破其中两个船并不会下沉。一些密室可以部分装水做水箱用，以使训练有素的海獭去捕鱼，以及使潜水员可进出海水。海獭用长绳拴着，用来驱逐鱼群入网，这种方法至今仍沿用于中国的部分地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郑和将军的船舱位于他的旗舰的尾部。其下面的60个特别舱里住着外国的大使、使臣和他们的随从。女人们住在隔壁的船舱里，并且每个船舱都有可眺望海面的阳台。中国向每个国家派了一个大使，他们住处的等级要稍差一点，但仍然相当宽敞。每个大使配有10个助手以及52个宦官秘书。船员们住在下一层的甲板上。
郑和曾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南京建了一所语言学校，即四夷馆①，以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有16个优秀毕业生这次也随船而行，他们使得郑和将军可以同来自印度至非洲的说阿拉伯语（Arabic）、波斯语（Persion）、斯瓦希里语（Swahili）、印地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许多其他语言的统治者交流。宗教宽容是朱棣最大的优点之一，因此中国的帆船上也习惯性地带着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方面的专家以提供咨询和指导。佛教以大慈大悲为教义，好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佛教和儒教并不冲突，儒教可以说主要反映世俗价值的规则而非宗教方面的。这第六次也就是宝船的最后一次航行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这次航行人员中包括佛僧胜慧、伊斯兰教领袖哈三和不哈里（Pu He Ri）②。紫禁城落成典礼结束了，《永乐大典》这部了不起的百科全书也有了最后的题词，于是几千位学者发现自己居然无事可做了。因此，朱棣把他们派到海外参与这次伟大的探险旅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通过翻译，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可以和印度洋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学习。等到这些大使及随从一旦上岸以后，那些有着迷宫般船舱的大船便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使用了。冶金学家可以勘探所到之国的矿产，医学家可以寻找到对付瘟疫和传染病的新的草药、药剂和治疗方法，植物学家可以培植有价值的食用作物。中国的农学家和农民有数不完的培育杂交作物的经验。
中国土生的植物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所有植物原生国中，中国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这缘于它丰富的地方特色类型和其农作物种类和潜在种类的衍生。此外，大量的植物种类及其所显示的遗传形性体现了这些种类的存在。”欧洲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和农业的萧条。在欧洲世界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到德国的植物学之父，他们所具有的植物构成的知识表明了欧洲学识的萎靡，但是在中国科学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应的“黑暗年代”。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人有案可考的植物学知识及植物品种的数量也在不断递增。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航海方面的发现，其差距是巨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惟一的兴趣就是收集食物、黄金和香料，以及怎样抵御原住民的进攻。伟大的中国船队肩负着科学探索的责任，而欧洲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直到3个半世纪后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航行中才做到这一点。
当船长们和使臣们都上了船，船队也将要出发的时候，其周围的水面上还布满着黑压压的往返于大船和海岸的小船。好几天码头都很繁忙，大量的蔬菜、干鱼和几百吨的淡水被运到船上，以供船队里30000人途中所需。所以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有驳船陆续送来淡水和粮食。船队可以在海上航行至少3个月、长达4500英里而无需靠岸补充食物或水，因为有单独的供粮船和水箱跟着它一起航行。供粮船上还带着一些植物，中国人想把它们种在国外的土地上，它们中的一些是中国朝贡体系未来的受益者，另一些可为那些将要生活在新土地上的华侨提供食物。狗也被作为宠物带到船上来了，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被饲养作食物或用来捉老鼠，同时还有成笼的亚洲鸡是作为给外国显贵的贵重的礼物的。还有单独的装马船装着骑兵的坐骑。
每艘船本身的巨大规模（更不必说舰队了）只有和同时期的其他海军比较才可以想象。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是威尼斯的。它大概由三百来艘大划船组成—这些划船快速、轻便、壁薄，是由软木建造的，它们用桨来划并且只适于在平静的夏日的地中海越岛作战。最大的威尼斯划船大约长150英尺、宽20英尺，最多只能装50吨的货物。相比之下，朱棣的宝船是航行在海上的柚木制成的庞然大物。这些大船的方向舵有一个有11公尺高—差不多是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候的旗舰尼娜号（Ni朼）的全长。每艘宝船可携带两千多吨的货物，它们可在5个星期内到达马六甲、12个星期内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它们能够航行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每次航行都可以持续数年。中国人在航海中损失的大量船只所能证明的不是它们建构不结实，相反是说明了它们所航行的水域多么危险、多么不可知，从北至南它们航过了多岩的海岸、锋利的珊瑚礁和冰川密布的海洋。保护威尼斯大划船的是弓箭手；而中国的船却装备着火药武器、铜铁大炮、曲射炮、火箭以及向敌人发射火焰的炮弹。中国的船在每一个方面—结构、装载能力、损害控制能力、军事装备、最大行程、联络、在从没有人到过的海洋航行的能力以及连续好几个月在海上维修和保养他们船只的能力—都领先欧洲好几个世纪。郑和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驶过他身边的任何船队。就算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海军共同和这支中国船队开战也不过像是一队鲱鱼碰到了鲨鱼群。
在午夜执勤将结束之时—清晨4点—最后一批供应品已运载完毕，船队开始起锚。先向道教中掌管海洋的女神妈祖（Shao Lin）①祈祷，接着红绸帆扬开了，船像大房子一样赶在东北季风来临之前加速航行。船队驶出了黄海，塘沽最后微弱的灯光也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水手们都挤在船栏边，努力想再看家乡最后一眼。接下来他们将在海上度过漫长的几个月的行程，他们和国土惟一残存的联系就是记忆、一些纪念品和随身所带的散发着香气的山茶花（Camellia roses），这些花被养在罐子中分享他们的淡水。伏在船栏边的水手们大部分再也见不到中国了。许多死掉了，还有的因船失事或落后而被留在外国成了华侨。那些在两年半后最终回来的人将会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皇帝的伟大计划 6
舰队的组合特别像二战中的运输船队。中间是巨大的旗舰，周围是一群商业平底帆船，大部分帆船有90英尺长、30英公尺宽。再周围是快速、机动的战船。当航行开始的时候，很多别的国家的商船也加入到其中，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的，它们受着战船的保护，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商业大国的豪华船队一样游弋在海洋上。每个宝船有16个水密室，若打破其中两个船并不会下沉。一些密室可以部分装水做水箱用，以使训练有素的海獭去捕鱼，以及使潜水员可进出海水。海獭用长绳拴着，用来驱逐鱼群入网，这种方法至今仍沿用于中国的部分地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郑和将军的船舱位于他的旗舰的尾部。其下面的60个特别舱里住着外国的大使、使臣和他们的随从。女人们住在隔壁的船舱里，并且每个船舱都有可眺望海面的阳台。中国向每个国家派了一个大使，他们住处的等级要稍差一点，但仍然相当宽敞。每个大使配有10个助手以及52个宦官秘书。船员们住在下一层的甲板上。
郑和曾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南京建了一所语言学校，即四夷馆①，以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有16个优秀毕业生这次也随船而行，他们使得郑和将军可以同来自印度至非洲的说阿拉伯语（Arabic）、波斯语（Persion）、斯瓦希里语（Swahili）、印地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许多其他语言的统治者交流。宗教宽容是朱棣最大的优点之一，因此中国的帆船上也习惯性地带着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方面的专家以提供咨询和指导。佛教以大慈大悲为教义，好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佛教和儒教并不冲突，儒教可以说主要反映世俗价值的规则而非宗教方面的。这第六次也就是宝船的最后一次航行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这次航行人员中包括佛僧胜慧、伊斯兰教领袖哈三和不哈里（Pu He Ri）②。紫禁城落成典礼结束了，《永乐大典》这部了不起的百科全书也有了最后的题词，于是几千位学者发现自己居然无事可做了。因此，朱棣把他们派到海外参与这次伟大的探险旅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通过翻译，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可以和印度洋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学习。等到这些大使及随从一旦上岸以后，那些有着迷宫般船舱的大船便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使用了。冶金学家可以勘探所到之国的矿产，医学家可以寻找到对付瘟疫和传染病的新的草药、药剂和治疗方法，植物学家可以培植有价值的食用作物。中国的农学家和农民有数不完的培育杂交作物的经验。
中国土生的植物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所有植物原生国中，中国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这缘于它丰富的地方特色类型和其农作物种类和潜在种类的衍生。此外，大量的植物种类及其所显示的遗传形性体现了这些种类的存在。”欧洲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和农业的萧条。在欧洲世界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到德国的植物学之父，他们所具有的植物构成的知识表明了欧洲学识的萎靡，但是在中国科学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应的“黑暗年代”。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人有案可考的植物学知识及植物品种的数量也在不断递增。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航海方面的发现，其差距是巨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惟一的兴趣就是收集食物、黄金和香料，以及怎样抵御原住民的进攻。伟大的中国船队肩负着科学探索的责任，而欧洲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直到3个半世纪后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航行中才做到这一点。
当船长们和使臣们都上了船，船队也将要出发的时候，其周围的水面上还布满着黑压压的往返于大船和海岸的小船。好几天码头都很繁忙，大量的蔬菜、干鱼和几百吨的淡水被运到船上，以供船队里30000人途中所需。所以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有驳船陆续送来淡水和粮食。船队可以在海上航行至少3个月、长达4500英里而无需靠岸补充食物或水，因为有单独的供粮船和水箱跟着它一起航行。供粮船上还带着一些植物，中国人想把它们种在国外的土地上，它们中的一些是中国朝贡体系未来的受益者，另一些可为那些将要生活在新土地上的华侨提供食物。狗也被作为宠物带到船上来了，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被饲养作食物或用来捉老鼠，同时还有成笼的亚洲鸡是作为给外国显贵的贵重的礼物的。还有单独的装马船装着骑兵的坐骑。
每艘船本身的巨大规模（更不必说舰队了）只有和同时期的其他海军比较才可以想象。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是威尼斯的。它大概由三百来艘大划船组成—这些划船快速、轻便、壁薄，是由软木建造的，它们用桨来划并且只适于在平静的夏日的地中海越岛作战。最大的威尼斯划船大约长150英尺、宽20英尺，最多只能装50吨的货物。相比之下，朱棣的宝船是航行在海上的柚木制成的庞然大物。这些大船的方向舵有一个有11公尺高—差不多是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候的旗舰尼娜号（Ni朼）的全长。每艘宝船可携带两千多吨的货物，它们可在5个星期内到达马六甲、12个星期内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它们能够航行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每次航行都可以持续数年。中国人在航海中损失的大量船只所能证明的不是它们建构不结实，相反是说明了它们所航行的水域多么危险、多么不可知，从北至南它们航过了多岩的海岸、锋利的珊瑚礁和冰川密布的海洋。保护威尼斯大划船的是弓箭手；而中国的船却装备着火药武器、铜铁大炮、曲射炮、火箭以及向敌人发射火焰的炮弹。中国的船在每一个方面—结构、装载能力、损害控制能力、军事装备、最大行程、联络、在从没有人到过的海洋航行的能力以及连续好几个月在海上维修和保养他们船只的能力—都领先欧洲好几个世纪。郑和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驶过他身边的任何船队。就算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海军共同和这支中国船队开战也不过像是一队鲱鱼碰到了鲨鱼群。
在午夜执勤将结束之时—清晨4点—最后一批供应品已运载完毕，船队开始起锚。先向道教中掌管海洋的女神妈祖（Shao Lin）①祈祷，接着红绸帆扬开了，船像大房子一样赶在东北季风来临之前加速航行。船队驶出了黄海，塘沽最后微弱的灯光也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水手们都挤在船栏边，努力想再看家乡最后一眼。接下来他们将在海上度过漫长的几个月的行程，他们和国土惟一残存的联系就是记忆、一些纪念品和随身所带的散发着香气的山茶花（Camellia roses），这些花被养在罐子中分享他们的淡水。伏在船栏边的水手们大部分再也见不到中国了。许多死掉了，还有的因船失事或落后而被留在外国成了华侨。那些在两年半后最终回来的人将会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一场霹雳雷霆 1
在郑和舰队出发两个月后的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晚上，紫禁城上空突然降临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这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闪电击在皇帝新近修筑的宫殿顶上，起火的建筑物弥漫在火海之中，看起来就像十万支浇了油的火炬，照亮其中……以致整个紫禁城被大火映得灯火辉煌，火势不断蔓延……烧毁了觐见殿（the Hall of Audience）①后的后宫（the Ladies’Apartments）……约250间房子被烧毁，很多人葬身火海，有男有女，尽管采取了各种努力，大火仍继续燃烧，像是要烧到第二天。直至次日下午的祈祷时间②，大火才得以控制。（1）（见附录七：参考书目，下同。）
火球顺着御道滚下来，正好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烧毁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③—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3个月前朱棣还接见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朱棣的宝座也烧成灰烬，“他心里万分痛苦地赴宗庙，用极大的耐心做祈祷，说：‘尽管我无恶行，既没有触犯父皇，也没有触犯母后，更未实施暴政，上天还是迁怒于我’。”（2）大火烧死了皇帝宠幸的妃子，朱棣心烦意乱，竟未能为她在帝陵中的葬礼做出很好的安排。
由于极度痛苦，他无法确定如何安葬死去的要人，朱棣病倒了……死去妃子的私用马匹被放生，可以自由地吃草了……在修筑坟墓的山上，派遣了许多宫女和太监于坟墓附近……给他们预留了可供五年的生活用品，五年后，当食物耗尽，这些人也就陪葬于此（3）。
中国皇帝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之后，接下对于朱棣来说大概还有更多的恶兆。这一可怕的自然灾害可能是上天要求改换皇帝的信号。朱棣暂时把权力交于他的儿子朱高炽。“皇帝的病情不断恶化，他的儿子经常前来并坐于觐见厅”（4）。朱棣努力去理解降临于他的灾难的性质，于是他向人民颁布了一道诏书：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是此而致（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5）。
可以预料，这道诏书引起了来自大臣们的非难浪潮。大多数批评是冲着朱棣的庞大计划和项目，特别提到上天降火烧毁的紫禁城。大面积的树木被砍伐光，用来建造宏大的宫殿；成千上万的工匠长年在巨大的宫殿上劳役；投巨资于采办汉白玉（大理石）和玉石；修复大运河用上百万只船来运粮；于是国库空虚，农民甚至陷入吃草的地步。所有这些辛苦、痛苦和牺牲换来的仅是一地灰烬。伴随火灾的还有一些可怕的不名流行病，这些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在福建省就有174000多人病死，他们的尸体因无人掩埋抛于荒野而腐烂。流行病似乎是上天发怒的另一信号。
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这于事无补。朱棣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安抚人民保住自己的皇位。26位朝廷高官被派遣去安抚人心（6），朱棣还颁布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法令。暂停与西洋宝船有关的一切 活动并禁止外国人来华旅行。
朱棣一直被其他的讥辱和不幸所困扰。在此前的４年中他承受着一系列的打击，被用含有砒霜和水银的长生不老药给他治病，大概是有人想毒死他。大火前的不久，他又从自己的战马上摔下来，这匹马原是跛子帖木儿（Tamerlane）的，是来自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儿子之一的波斯沙哈鲁王的礼物。朱棣大怒，决定处死沙哈鲁的使臣。
回教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者从之。
皇帝命大使等复骑。使者上马，皇帝顾谓沙的火者（Shadi Khwaja）①曰：“即欲两国连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昨日朕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7）
一官吏替波斯人答道：
使人无罪。不可责。其君王择良马进献，可无疑义，且使臣无权干预其君也。陛下即将使臣斩首，亦无伤其君王。四夷将怨。恶闻陛下之名矣。人将言中国皇帝违背一切公理，竟将加害于无辜之使臣也。（8）
诋毁朱棣缺男人气，更有失尊严。朱棣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后再未生子，大概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徐皇后死后，他已经阳痿了。两个妃子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欲，企图与侍候她们的一位太监私通，这被发现了。在后来的株连中，2800名妃子和太监被指证卷入了这场叛逆事件，朱棣亲自处死了不少。但在他们临死之前，其中几个高丽妃子理直气壮的侮辱他，讥讽朱棣的阳痿：“你已阳衰，那就是你的妃子与年轻太监私通的原因。”（9）
朱棣看起来被老天所遗弃，失去尊严、多病和心烦意乱的老皇帝还面临正在增加的政治问题。紫禁城、漕运、宝船舰队和数百英里长城的修复，这些工程建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及引起在安南（Annam）和占城（Vietnam）大片的硬木林砍伐中爆发的起义。首次起义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爆发，由占城朝廷前国相黎季嫠（Le Qui Ly）领导，他篡夺了王位并实行改革措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简化税收，对外国人开放港口，繁荣贸易，在占领地区对于损害农民富裕的行为加以限制，推行关心健康的措施，并且改造军队与吏制，从此国家用人惟才。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占城被中国的统治。占城将不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自主和统一的主权国家。朱棣派遣了一支军队南征，镇压叛乱，废黜黎季嫠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占城民族自立意识。当地的文学作品被焚，艺术品被毁，中国的经典古籍要求在学校学习，汉服和汉式发型强迫占城妇女接受。本地宗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私人巨款被充公，同时，继续掠夺林木。
另一暴动始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此次暴动由一贵族地主黎利（Le L’oi）领导，他是统治占城达360年之久的王朝的缔造者。其两次被明军击败，但每次都设法逃到丛林地带，继续战斗。尽管明朝投入众多军队，但是始终未找到黎利，也不能消灭掉他的游击队。
一场霹雳雷霆 1
在郑和舰队出发两个月后的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晚上，紫禁城上空突然降临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这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闪电击在皇帝新近修筑的宫殿顶上，起火的建筑物弥漫在火海之中，看起来就像十万支浇了油的火炬，照亮其中……以致整个紫禁城被大火映得灯火辉煌，火势不断蔓延……烧毁了觐见殿（the Hall of Audience）①后的后宫（the Ladies’Apartments）……约250间房子被烧毁，很多人葬身火海，有男有女，尽管采取了各种努力，大火仍继续燃烧，像是要烧到第二天。直至次日下午的祈祷时间②，大火才得以控制。（1）（见附录七：参考书目，下同。）
火球顺着御道滚下来，正好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烧毁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③—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3个月前朱棣还接见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朱棣的宝座也烧成灰烬，“他心里万分痛苦地赴宗庙，用极大的耐心做祈祷，说：‘尽管我无恶行，既没有触犯父皇，也没有触犯母后，更未实施暴政，上天还是迁怒于我’。”（2）大火烧死了皇帝宠幸的妃子，朱棣心烦意乱，竟未能为她在帝陵中的葬礼做出很好的安排。
由于极度痛苦，他无法确定如何安葬死去的要人，朱棣病倒了……死去妃子的私用马匹被放生，可以自由地吃草了……在修筑坟墓的山上，派遣了许多宫女和太监于坟墓附近……给他们预留了可供五年的生活用品，五年后，当食物耗尽，这些人也就陪葬于此（3）。
中国皇帝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之后，接下对于朱棣来说大概还有更多的恶兆。这一可怕的自然灾害可能是上天要求改换皇帝的信号。朱棣暂时把权力交于他的儿子朱高炽。“皇帝的病情不断恶化，他的儿子经常前来并坐于觐见厅”（4）。朱棣努力去理解降临于他的灾难的性质，于是他向人民颁布了一道诏书：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是此而致（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5）。
可以预料，这道诏书引起了来自大臣们的非难浪潮。大多数批评是冲着朱棣的庞大计划和项目，特别提到上天降火烧毁的紫禁城。大面积的树木被砍伐光，用来建造宏大的宫殿；成千上万的工匠长年在巨大的宫殿上劳役；投巨资于采办汉白玉（大理石）和玉石；修复大运河用上百万只船来运粮；于是国库空虚，农民甚至陷入吃草的地步。所有这些辛苦、痛苦和牺牲换来的仅是一地灰烬。伴随火灾的还有一些可怕的不名流行病，这些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在福建省就有174000多人病死，他们的尸体因无人掩埋抛于荒野而腐烂。流行病似乎是上天发怒的另一信号。
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这于事无补。朱棣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安抚人民保住自己的皇位。26位朝廷高官被派遣去安抚人心（6），朱棣还颁布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法令。暂停与西洋宝船有关的一切 活动并禁止外国人来华旅行。
朱棣一直被其他的讥辱和不幸所困扰。在此前的４年中他承受着一系列的打击，被用含有砒霜和水银的长生不老药给他治病，大概是有人想毒死他。大火前的不久，他又从自己的战马上摔下来，这匹马原是跛子帖木儿（Tamerlane）的，是来自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儿子之一的波斯沙哈鲁王的礼物。朱棣大怒，决定处死沙哈鲁的使臣。
回教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者从之。
皇帝命大使等复骑。使者上马，皇帝顾谓沙的火者（Shadi Khwaja）①曰：“即欲两国连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昨日朕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7）
一官吏替波斯人答道：
使人无罪。不可责。其君王择良马进献，可无疑义，且使臣无权干预其君也。陛下即将使臣斩首，亦无伤其君王。四夷将怨。恶闻陛下之名矣。人将言中国皇帝违背一切公理，竟将加害于无辜之使臣也。（8）
诋毁朱棣缺男人气，更有失尊严。朱棣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后再未生子，大概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徐皇后死后，他已经阳痿了。两个妃子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欲，企图与侍候她们的一位太监私通，这被发现了。在后来的株连中，2800名妃子和太监被指证卷入了这场叛逆事件，朱棣亲自处死了不少。但在他们临死之前，其中几个高丽妃子理直气壮的侮辱他，讥讽朱棣的阳痿：“你已阳衰，那就是你的妃子与年轻太监私通的原因。”（9）
朱棣看起来被老天所遗弃，失去尊严、多病和心烦意乱的老皇帝还面临正在增加的政治问题。紫禁城、漕运、宝船舰队和数百英里长城的修复，这些工程建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及引起在安南（Annam）和占城（Vietnam）大片的硬木林砍伐中爆发的起义。首次起义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爆发，由占城朝廷前国相黎季嫠（Le Qui Ly）领导，他篡夺了王位并实行改革措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简化税收，对外国人开放港口，繁荣贸易，在占领地区对于损害农民富裕的行为加以限制，推行关心健康的措施，并且改造军队与吏制，从此国家用人惟才。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占城被中国的统治。占城将不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自主和统一的主权国家。朱棣派遣了一支军队南征，镇压叛乱，废黜黎季嫠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占城民族自立意识。当地的文学作品被焚，艺术品被毁，中国的经典古籍要求在学校学习，汉服和汉式发型强迫占城妇女接受。本地宗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私人巨款被充公，同时，继续掠夺林木。
另一暴动始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此次暴动由一贵族地主黎利（Le L’oi）领导，他是统治占城达360年之久的王朝的缔造者。其两次被明军击败，但每次都设法逃到丛林地带，继续战斗。尽管明朝投入众多军队，但是始终未找到黎利，也不能消灭掉他的游击队。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一部分：中华帝国<BR>一场霹雳雷霆 2</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叛乱波及到整个安南和占城，红河（the Red River）三角洲（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南部所有的沿海地区，均发生叛乱。大量明军陷于丛林之中，耗费了大量钱财，挫败了锐气。叛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遇上精力旺盛又专制的皇帝，像盛年时期朱棣，是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来解决的。朱棣因家庭麻烦而增加了不少负担，镇压叛乱失败。而且黎利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明朝曾经历的第一次失败。这对于中国人的士气和他们的皇帝来说是又一重击。尽管黎利直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才明确占城正式独立，事实上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7月）以来，朱棣已放弃了占城。<BR> 失去信心的老皇帝也失去了对大臣和中国本身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本来就存在矛盾，其实际上分为两派，各自为政。内阁控制财政、经济、国内事务和法令，而宦官统领武装力量并执行朱棣的外交政策。当处于权力之巅时，朱棣容忍臣子的批评，允许他们影响他宠爱的儿子和继承人朱高炽。事实上大臣们不赞成朱棣庞大的计划和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将京城北部地区弃为荒地的做法。他们趁朱棣多病而权力削弱之机，希望太子朱高炽来彻底改变其父的政策。<BR> 外交危机加速了朱棣政府的瓦解。紫禁城大火后，蒙古统治者阿鲁台（Arughtai）意识到皇帝的软弱，便拒绝向明朝进贡。朱棣看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天赐良机，他将亲征阿鲁台。在年轻时，朱棣曾依靠快速的骑兵，智胜了蒙古军队。现在，他和他的宦官监军集结了近百万人和340000匹马、骡子的大规模的笨重的部队，缓慢而艰难的向北进入大草原。仅运送粮草供应庞大的军队，就需约177500辆马车。户部尚书夏原吉，一位理财能手，就是他为修紫禁城、拓宽大运河、漕运和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而对于最近的这次国家冒险，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无法筹到钱。刑部尚书吴中也反对，两人均被捕入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在那个可怕的一年的年末，朱棣失去了能干、忠诚并长期侍奉他的几位大臣。他的内阁就此解体。<BR> 就像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朱棣的远征惨败。而且，阿鲁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公元1424年8月12日），身心彻底垮了的朱棣死于追击阿鲁台的途中，享年64岁。人们将一些军用壶和军用锅熔为一棺殓之，将他运回火灾后萧条的紫禁城，按仪制，停灵百日。<BR> 朱棣的葬礼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壮观。送葬队伍由老皇帝的忠实侍卫开道，上万士兵和官员簇拥着灵柩，缓慢地行走了两天，到达北京西北山脚宏大的帝陵—长陵。秋天的阳光透过薄雾，人们顺着两旁列有石像生的神道进入朱棣宏大的墓中，将其葬于其中。动物作为祭品祭祀他的列祖列宗，他的黄袍和盔甲随葬在身侧。有十六名嫔妃殉葬，活活和他埋在一起。地宫封闭时，濒死的妃嫔的哭声为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家与赌徒的一生写下句点。<BR>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24年9月7日），朱棣之子朱高炽即帝位。就在当天，他颁布了一道诏令①：<BR> <BR>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仓②〔长江一港口〕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稍人等各发宁家。<BR>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建船用的硬木〕只依洪武〔朱棣之父〕中例，余悉停。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所差去官员人等皆尽回京（10）。<BR> <BR> 朱高炽还下令立即释放那些被朱棣监禁的高级官员，包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原吉立即采取措施以控制物价飞涨，禁止开采金银，稳定货币流通中非纸币的总量（纸币是中国人于公元806年发明的，几个世纪前它传入欧洲）。胡椒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把它作为一种付款手段。当时，在国库中的全部胡椒被分发出去，一切奢侈品的购买被明令禁止，预算赤字大幅下降，所有西洋宝船上的耗费亦削减。中国境内物产丰富，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外购买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呢？（11）<BR>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BR>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清真寺。<BR>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BR>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BR>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叛乱波及到整个安南和占城，红河（the Red River）三角洲（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南部所有的沿海地区，均发生叛乱。大量明军陷于丛林之中，耗费了大量钱财，挫败了锐气。叛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遇上精力旺盛又专制的皇帝，像盛年时期朱棣，是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来解决的。朱棣因家庭麻烦而增加了不少负担，镇压叛乱失败。而且黎利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明朝曾经历的第一次失败。这对于中国人的士气和他们的皇帝来说是又一重击。尽管黎利直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才明确占城正式独立，事实上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7月）以来，朱棣已放弃了占城。<BR> 失去信心的老皇帝也失去了对大臣和中国本身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本来就存在矛盾，其实际上分为两派，各自为政。内阁控制财政、经济、国内事务和法令，而宦官统领武装力量并执行朱棣的外交政策。当处于权力之巅时，朱棣容忍臣子的批评，允许他们影响他宠爱的儿子和继承人朱高炽。事实上大臣们不赞成朱棣庞大的计划和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将京城北部地区弃为荒地的做法。他们趁朱棣多病而权力削弱之机，希望太子朱高炽来彻底改变其父的政策。<BR> 外交危机加速了朱棣政府的瓦解。紫禁城大火后，蒙古统治者阿鲁台（Arughtai）意识到皇帝的软弱，便拒绝向明朝进贡。朱棣看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天赐良机，他将亲征阿鲁台。在年轻时，朱棣曾依靠快速的骑兵，智胜了蒙古军队。现在，他和他的宦官监军集结了近百万人和340000匹马、骡子的大规模的笨重的部队，缓慢而艰难的向北进入大草原。仅运送粮草供应庞大的军队，就需约177500辆马车。户部尚书夏原吉，一位理财能手，就是他为修紫禁城、拓宽大运河、漕运和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而对于最近的这次国家冒险，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无法筹到钱。刑部尚书吴中也反对，两人均被捕入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在那个可怕的一年的年末，朱棣失去了能干、忠诚并长期侍奉他的几位大臣。他的内阁就此解体。<BR> 就像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朱棣的远征惨败。而且，阿鲁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公元1424年8月12日），身心彻底垮了的朱棣死于追击阿鲁台的途中，享年64岁。人们将一些军用壶和军用锅熔为一棺殓之，将他运回火灾后萧条的紫禁城，按仪制，停灵百日。<BR> 朱棣的葬礼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壮观。送葬队伍由老皇帝的忠实侍卫开道，上万士兵和官员簇拥着灵柩，缓慢地行走了两天，到达北京西北山脚宏大的帝陵—长陵。秋天的阳光透过薄雾，人们顺着两旁列有石像生的神道进入朱棣宏大的墓中，将其葬于其中。动物作为祭品祭祀他的列祖列宗，他的黄袍和盔甲随葬在身侧。有十六名嫔妃殉葬，活活和他埋在一起。地宫封闭时，濒死的妃嫔的哭声为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家与赌徒的一生写下句点。<BR>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24年9月7日），朱棣之子朱高炽即帝位。就在当天，他颁布了一道诏令①：<BR> <BR>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仓②〔长江一港口〕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稍人等各发宁家。<BR>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建船用的硬木〕只依洪武〔朱棣之父〕中例，余悉停。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所差去官员人等皆尽回京（10）。<BR> <BR> 朱高炽还下令立即释放那些被朱棣监禁的高级官员，包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原吉立即采取措施以控制物价飞涨，禁止开采金银，稳定货币流通中非纸币的总量（纸币是中国人于公元806年发明的，几个世纪前它传入欧洲）。胡椒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把它作为一种付款手段。当时，在国库中的全部胡椒被分发出去，一切奢侈品的购买被明令禁止，预算赤字大幅下降，所有西洋宝船上的耗费亦削减。中国境内物产丰富，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外购买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呢？（11）<BR>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BR>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清真寺。<BR>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BR>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BR>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DIV>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舰队起航 1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中国有能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的造船经历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造船技师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分体造船的有机模式。每一部分包括两端的水密隔墙，就像竹子内部结构，水密部分用重几公斤的铜栓将其固定在一起。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框架上，然后用椰子外壳纤维捻缝，并涂上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这种牢固的防水漆自7世纪已被用作漆中国的远洋船只。然而，建造郑和的宝船需要如此多的桐油，导致沿扬子江两岸数英亩土地都被辟为油桐树种植园。
龙江造船厂的造船技师们设计的船只在广阔的海洋上能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加固的船头能使船只乘风破浪，而且在船头两侧有通往船舱内的通道。当方形船头颠簸在浪谷时，海水会进入;而当船头漂浮在浪尖上时，水又从两侧排出，以此来缓减船的颠簸。用铁圈箍在一起的柚木龙骨控制着船的长度，专门切割成巨大的长方形石块作为压舱物装塞在龙骨周围。能升降的附加龙骨安装在其两侧以保持平稳。在暴风雨中，半沉于海中的锚也可越过船舷抛入水中以减小船的摇晃。甚至在恶劣的天气和海洋条件下，通过这些独特的改进，船的颠簸和摇摆被大大减小了。
舰队起航 1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中国有能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的造船经历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造船技师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分体造船的有机模式。每一部分包括两端的水密隔墙，就像竹子内部结构，水密部分用重几公斤的铜栓将其固定在一起。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框架上，然后用椰子外壳纤维捻缝，并涂上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这种牢固的防水漆自7世纪已被用作漆中国的远洋船只。然而，建造郑和的宝船需要如此多的桐油，导致沿扬子江两岸数英亩土地都被辟为油桐树种植园。
龙江造船厂的造船技师们设计的船只在广阔的海洋上能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加固的船头能使船只乘风破浪，而且在船头两侧有通往船舱内的通道。当方形船头颠簸在浪谷时，海水会进入;而当船头漂浮在浪尖上时，水又从两侧排出，以此来缓减船的颠簸。用铁圈箍在一起的柚木龙骨控制着船的长度，专门切割成巨大的长方形石块作为压舱物装塞在龙骨周围。能升降的附加龙骨安装在其两侧以保持平稳。在暴风雨中，半沉于海中的锚也可越过船舷抛入水中以减小船的摇晃。甚至在恶劣的天气和海洋条件下，通过这些独特的改进，船的颠簸和摇摆被大大减小了。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一部分：中华帝国<BR>舰队起航 2</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大船能经历台风而幸存，而且它的组合结构减少了因与礁石或冰山相撞而沉没的危险。它们被设计成即使两个船舱被珊瑚或冰块戳漏进水，也仍然不会沉没。为了增加货物承载力，中国帆船的船体与它们的长度相比是非常宽的，而船底则设计成平底。它们的帆起平衡作用，四边形帆呈倾斜状从帆桁端悬挂—形成中国特有的帆。这些帆通过安装一根根竹条使帆面绷紧，在顺风时，这种设计使航行变得特别有效。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帆也可以迅速卷拢或降下来。<BR> 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最大的船是这种中国帆船。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作家伊本·巴图泰（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横穿亚洲的旅行中记载，整个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与中国之间的货物均是由中国船来运输的。几个世纪后的1848年，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乘一艘当时设计建造的中国帆船，从上海经纽约到伦敦，他们一路顺风航行，帆船的性能表现极好。尽管这些中国船硕大无比，但是它们主要是为在中国与非洲间的航行而设计的，顺季风（季风每年改变两次方向）航行已达数世纪了。虽然四角帆在风中航行也很有效，但是当船身形状与帆的设计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大船也试图如此时，它们就显得笨拙而效率低下了。中国帆船绝对不能抢风航行，这实际上强迫顺风航行—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季风带之外受到严格限制。当要探索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中国舰队伟大航海期间的航线时，这将是关键性的因素之一。<BR> 这些巨大宝船的太监船长和海军将领们是一些有相当才能的人。但是，与随其之后的欧洲探险家们一样，中国的这些船员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大多数是罪犯，被发配到海上代替坐牢或国内流放。而作为船员，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要比牢狱之刑好得多。出海时，舰队给他们提供制服—一种至膝的白色长袍，饮食则有食物和酒；在海上也得到很好的照顾。海军将领的组成人员还包括180名医官，每条船和每150名士兵中就有一名医官。宝船上的食物丰富而又品种多样，然而，穿越不明水域的航行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伟大探险与发现的航行中生还的人只有1/10。但是，这些能从早期的宝船航海中幸存下来的人均得到很好的奖赏，他们往往获得自由并得到捐助或养老金。<BR> 像中国人也讲迷信一样。郑和船队的每只船上都有一小舱室供奉着水手之女神—妈祖，而且每次晚饭前都有要向她祈祷。当船员在外国登岸，都随身携带圆形铜镜来辟邪；铜镜背面有8根辐条的佛教法轮。<BR> 全体船员中的关键人物是导航员和火长（“compass-men”，又称为“船师”），他们在一个封闭的小船桥内驾驶船只，起居和饮食与船上其他人分开。在他们远洋航行中，为了能使船得到高质量的维修，帆船也载有能胜任各种工作的能工巧匠：有捻缝工、帆匠、修锚和修泵匠、脚手架工、木匠和桐油漆工。在北京宫城里雕刻有各种作品的石头雕刻者和石匠也乘船航行，给舰队航行所经之地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船上甚至还有一位叫马欢的历史学家，是来记载航行的，他的日记《瀛涯胜览》（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在郑和的最后一次航海之后，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出版。<BR> 主食—大豆、面粉、小米和大米—被装运在不同的粮船上，它们够船队在海上生活几个月而不必补充。但是，一旦粮船沉没，整个舰队就处在极其危险的困境之中。大豆一年到头生长在盆中，它有好几种用途。绿色的大豆浸泡在水里，能生出“黄色的卷芽”。这种发芽过程增加了抗坏血酸、核黄素和烟碱酸的含量，它们是构成维生素C的基础，并可保护船员不得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坏血病。中国人对坏血病的危害及其防治有很好的了解。大量的柑橘属水果——酸橙、柠檬、橘子、柚子和椰子—被装上船为每个人防治疾病、保护身体可长达3个月之久。柚子—一种类似水果的葡萄柚，也通称为文旦（Shaddock）—自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战国时代起，柚子特别受到重视。“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4）<BR> 稻子是棕色的，并未脱壳，稻壳含有维生素B1。所以，脚气—一种能引起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在船员中很少发现。新鲜蔬菜主要包括卷心菜、芜菁和竹笋。当这些蔬菜吃光了，豆芽就特别珍贵。大豆也可制成“奶汁”。当它煮开，就变成凝乳或称为豆腐，富含维生素D，而且豆子发酵可做成酱油。豆腐和蔬菜用由发酵的鱼、豆子、干药草和香料做的酱或用咀嚼过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味素来调味。粮食咀嚼后吐入容器里，然后让其发酵，这种办法今天在南美洲仍然使用。面条和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甘蔗常用来增加干果的糖分，也被船员用来生嚼。<BR> 水果和蔬菜以独特的办法来保存。水果被晒干或做成蜜饯，桃子、竹笋和葡萄埋在沙中，蔬菜被撒上盐，在醋和糖中腌泡。（5）肉是有限的，多半为专门饲养的狗和养在盆中的青蛙。养鸡是为占卜之用，从不食用。但是，新鲜的、腌的、干的和发酵的鱼非常充足。一部分鱼是由训练好的水獭捕获，水獭两个一组把鱼赶入网内；另一部分鱼是通过一连串的钩网来捕获。船员们喝的是他们携带的片状或块状的绿乌龙和红茶，而且非常盛行喝米酒。“六月（阳历八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6）<BR> 米酒也可酿成甜酒、烧酒和醋。帆船载有大量的淡水，且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淡水箱补充满。但是，中国人也知道如何利用石蜡和海豹的脂肪作为燃料从海水中煮出淡水。他们从海水中脱盐的技术和所装载的新鲜蔬菜赋予了中国人穿越最宽阔海洋的能力。总体上说，郑和船员的食物要比近一个世纪后的麦哲伦（Magellan）提供给他的船员的食物要丰富和有营养得多—“我们吃的只是些已成碎末的陈旧饼干，饼干全已生虫，散发着老鼠尿的臭味。”（7）在中国帆船上，老鼠被水手们的小船狗捕捉光了，砒霜用于消灭臭虫和昆虫，并能促进植物生长。<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大船能经历台风而幸存，而且它的组合结构减少了因与礁石或冰山相撞而沉没的危险。它们被设计成即使两个船舱被珊瑚或冰块戳漏进水，也仍然不会沉没。为了增加货物承载力，中国帆船的船体与它们的长度相比是非常宽的，而船底则设计成平底。它们的帆起平衡作用，四边形帆呈倾斜状从帆桁端悬挂—形成中国特有的帆。这些帆通过安装一根根竹条使帆面绷紧，在顺风时，这种设计使航行变得特别有效。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帆也可以迅速卷拢或降下来。<BR> 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最大的船是这种中国帆船。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作家伊本·巴图泰（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横穿亚洲的旅行中记载，整个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与中国之间的货物均是由中国船来运输的。几个世纪后的1848年，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乘一艘当时设计建造的中国帆船，从上海经纽约到伦敦，他们一路顺风航行，帆船的性能表现极好。尽管这些中国船硕大无比，但是它们主要是为在中国与非洲间的航行而设计的，顺季风（季风每年改变两次方向）航行已达数世纪了。虽然四角帆在风中航行也很有效，但是当船身形状与帆的设计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大船也试图如此时，它们就显得笨拙而效率低下了。中国帆船绝对不能抢风航行，这实际上强迫顺风航行—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季风带之外受到严格限制。当要探索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中国舰队伟大航海期间的航线时，这将是关键性的因素之一。<BR> 这些巨大宝船的太监船长和海军将领们是一些有相当才能的人。但是，与随其之后的欧洲探险家们一样，中国的这些船员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大多数是罪犯，被发配到海上代替坐牢或国内流放。而作为船员，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要比牢狱之刑好得多。出海时，舰队给他们提供制服—一种至膝的白色长袍，饮食则有食物和酒；在海上也得到很好的照顾。海军将领的组成人员还包括180名医官，每条船和每150名士兵中就有一名医官。宝船上的食物丰富而又品种多样，然而，穿越不明水域的航行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伟大探险与发现的航行中生还的人只有1/10。但是，这些能从早期的宝船航海中幸存下来的人均得到很好的奖赏，他们往往获得自由并得到捐助或养老金。<BR> 像中国人也讲迷信一样。郑和船队的每只船上都有一小舱室供奉着水手之女神—妈祖，而且每次晚饭前都有要向她祈祷。当船员在外国登岸，都随身携带圆形铜镜来辟邪；铜镜背面有8根辐条的佛教法轮。<BR> 全体船员中的关键人物是导航员和火长（“compass-men”，又称为“船师”），他们在一个封闭的小船桥内驾驶船只，起居和饮食与船上其他人分开。在他们远洋航行中，为了能使船得到高质量的维修，帆船也载有能胜任各种工作的能工巧匠：有捻缝工、帆匠、修锚和修泵匠、脚手架工、木匠和桐油漆工。在北京宫城里雕刻有各种作品的石头雕刻者和石匠也乘船航行，给舰队航行所经之地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船上甚至还有一位叫马欢的历史学家，是来记载航行的，他的日记《瀛涯胜览》（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在郑和的最后一次航海之后，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出版。<BR> 主食—大豆、面粉、小米和大米—被装运在不同的粮船上，它们够船队在海上生活几个月而不必补充。但是，一旦粮船沉没，整个舰队就处在极其危险的困境之中。大豆一年到头生长在盆中，它有好几种用途。绿色的大豆浸泡在水里，能生出“黄色的卷芽”。这种发芽过程增加了抗坏血酸、核黄素和烟碱酸的含量，它们是构成维生素C的基础，并可保护船员不得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坏血病。中国人对坏血病的危害及其防治有很好的了解。大量的柑橘属水果——酸橙、柠檬、橘子、柚子和椰子—被装上船为每个人防治疾病、保护身体可长达3个月之久。柚子—一种类似水果的葡萄柚，也通称为文旦（Shaddock）—自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战国时代起，柚子特别受到重视。“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4）<BR> 稻子是棕色的，并未脱壳，稻壳含有维生素B1。所以，脚气—一种能引起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在船员中很少发现。新鲜蔬菜主要包括卷心菜、芜菁和竹笋。当这些蔬菜吃光了，豆芽就特别珍贵。大豆也可制成“奶汁”。当它煮开，就变成凝乳或称为豆腐，富含维生素D，而且豆子发酵可做成酱油。豆腐和蔬菜用由发酵的鱼、豆子、干药草和香料做的酱或用咀嚼过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味素来调味。粮食咀嚼后吐入容器里，然后让其发酵，这种办法今天在南美洲仍然使用。面条和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甘蔗常用来增加干果的糖分，也被船员用来生嚼。<BR> 水果和蔬菜以独特的办法来保存。水果被晒干或做成蜜饯，桃子、竹笋和葡萄埋在沙中，蔬菜被撒上盐，在醋和糖中腌泡。（5）肉是有限的，多半为专门饲养的狗和养在盆中的青蛙。养鸡是为占卜之用，从不食用。但是，新鲜的、腌的、干的和发酵的鱼非常充足。一部分鱼是由训练好的水獭捕获，水獭两个一组把鱼赶入网内；另一部分鱼是通过一连串的钩网来捕获。船员们喝的是他们携带的片状或块状的绿乌龙和红茶，而且非常盛行喝米酒。“六月（阳历八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6）<BR> 米酒也可酿成甜酒、烧酒和醋。帆船载有大量的淡水，且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淡水箱补充满。但是，中国人也知道如何利用石蜡和海豹的脂肪作为燃料从海水中煮出淡水。他们从海水中脱盐的技术和所装载的新鲜蔬菜赋予了中国人穿越最宽阔海洋的能力。总体上说，郑和船员的食物要比近一个世纪后的麦哲伦（Magellan）提供给他的船员的食物要丰富和有营养得多—“我们吃的只是些已成碎末的陈旧饼干，饼干全已生虫，散发着老鼠尿的臭味。”（7）在中国帆船上，老鼠被水手们的小船狗捕捉光了，砒霜用于消灭臭虫和昆虫，并能促进植物生长。<BR></DIV>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
舰队起航 3
为宝船舰队提供的歌妓均是从广州的流动妓院中招募而来的。（8）她们属于一种被称为“”（Tanka）的种族，其祖先是从遥远的中国内地移民到海岸边从事珍珠采集。她们操独特的方言，并不缠足，这与中国其他妇女不同。在途中靠港，不准这些妇女上岸，也不许与中国男子结婚。她们参加宝船上的盛宴，并教以如何喝酒，她们的酒量也很大。除了满足了外国大使和使者们的性要求，这些妇女被教着玩牌和下棋并参加歌舞娱乐活动。由于佛教倡导博爱、同情和不论男女、皇帝或娼妓均众生平等的教义，她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条，成为佛教徒。
歌妓们并未因她们的职业而受到歧视，这些人被看作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性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东西。“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9）所有男人都允许拥有小妾，而且“在身体的美作为喜爱的惟一标准之中，地位和命运已无所谓了”。（10）中国人常邀请外国统治者去北京，外国使臣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直到他们返回，常常居住在天朝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难怪他们能如此爽快地接受去北京的邀请。
歌妓和她们的客人有性器和春药。最常见的春药是用一对正在交配的红蜥蜴活活泡入药酒制成，这酒要存放一年才出售①。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广受欢迎的“山獭，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②。“秃鸡散”（11）也非常流行。其名源于一位蜀地的长官，他70岁时开始饮用一种万灵药，在随后的性生活中，他的“夫人患多，玉门中疹，不能坐卧”，她坚决让丈夫丢弃此药。然而，此药被一只小公鸡吃了，它跳在一只母鸡上“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喙其冠，冠秃”。（12）
“传统”歌妓的床装饰以象征性的果实。床罩上绣有正在开花的李树枝图案—李子表示性兴奋和性满足。桃代表着女性生殖器，石榴代表着外阴。那些使臣在登上宝船时，经常把石榴作为礼物送给歌妓。白天，歌妓穿着一种宽大的裤子；她们常常戴着一种叫抹胸的红色乳罩、穿着长统丝袜来做爱，那些使臣和歌妓在性交前后应该会清洗他们的私处。有一种男性避孕用具是通用的，是一种叫阴枷（yin jia）的避孕套。而琼脂（agar-agar jelly）则作为一种润滑剂和消毒剂。尽管性病在明代晚期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但是在宝船岁月里很少见到。
对于高级歌妓，航海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最终目标的机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赎身从良。当使臣到达本国港口时，他会要求他特别喜欢的歌妓随他下船，当舰队起航时，她会和他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受人尊敬，得到保护。如果她的梦想未曾实现，且人老珠黄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会让她去教年轻女子跳舞和唱歌。等到外国使臣离开宝船后，毫无疑问一些歌妓已有身孕。妓女的孩子后来如何，不见记载。对于这些歌妓可能要从事诸如做饭、纺织丝绸、制作麻绳和照料豆芽盆与鸡笼子这样的一些活，直到下一个外国使臣的娱乐又需要她们。很显然，太监是不需要妓女的，但是船员一旦接近妓女的住处，将被处死。
在伟大航海的第一阶段，即舰队持续向南航行中，驱使大船航行的动力是由季风的巨大风能来提供的。季风一直决定着从中国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的航海方式。沿线港口也得到发展，诸如满剌加（Malacca）①，在7月开始的西南季风和一月开始的东北季风之间，货物可贮存在这里。中国船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航行到印度，然后利用下一季风返回。西南季风在7月份到达印度，几周后终止于中国沿海。从印度出发的船在东北季风起来之前到达满剌加，此时从中国出发的帆船还没有起程；当中国的帆船到达满剌加时，来自印度的船只便卸货准备回家。
根据马欢的记载，郑和舰队离开北京6个月后到达满剌加。起初，中国人在此设立港口，采集来自美洛居（Molucca）—香料岛（The Spice Islands）② —的香料。不久，满剌加发展为中国瓷器和印度纺织品的集散中心和印度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满剌加位于印度和中国的中途，今新加坡北200公里的马来西亚西海岸航船必经的海峡内。这里四面环岛，是一处躲避暴风雨的庇护所，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锡矿，一条淡水河将满剌加城一分为二。四周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和柚木，使满剌加成为一处天然良港。香料贸易一直是当地的经济命脉，它给商人提供了积累巨大财富的机会。开发和控制这种巨额利润的香料贸易的企图成为后来促使欧洲航海发现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港，诸如满剌加和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舰队把它们作为航海基地，以补充从中国到非洲东部一路上新鲜食物、水和木材的供应。这些港口是朱棣将整个世界纳入向中国朝贡体系计划的基本前提。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整个印度洋贸易被中国人和来自埃及、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他们之间关系友好。与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阿拉伯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而中国帆船在阿拉伯各港口也一直是受到热烈欢迎。
以真主的名义，来自麦加的报道说，有一群从中国航往印度海港的帆船，其中两只船抛锚停泊在亚丁港，但是由于也门国的混乱，它们的瓷器、丝绸、麝香及其他类似的货物未在此处理……苏丹（Sultan）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来吉达（Jeddah），并表明了对他们的敬意。（13）
在印度大港古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相等。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muz）和非洲东部的麻林地（马林迪，Malindi）、基卢瓦（Kilwa）和桑给巴尔（Zanzibar）是广泛地被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港口，但是满剌加几乎是中国人的殖民地，而且被当成中国人航海的前进基地。
此处（满剌加）旧不称国……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泰国）所辖，岁输金四十两（约48金盎司），否则差人征伐。
永乐七年（1409年）乙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宝船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1424年）①。（14）
舰队起航 3
为宝船舰队提供的歌妓均是从广州的流动妓院中招募而来的。（8）她们属于一种被称为“”（Tanka）的种族，其祖先是从遥远的中国内地移民到海岸边从事珍珠采集。她们操独特的方言，并不缠足，这与中国其他妇女不同。在途中靠港，不准这些妇女上岸，也不许与中国男子结婚。她们参加宝船上的盛宴，并教以如何喝酒，她们的酒量也很大。除了满足了外国大使和使者们的性要求，这些妇女被教着玩牌和下棋并参加歌舞娱乐活动。由于佛教倡导博爱、同情和不论男女、皇帝或娼妓均众生平等的教义，她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条，成为佛教徒。
歌妓们并未因她们的职业而受到歧视，这些人被看作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性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东西。“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9）所有男人都允许拥有小妾，而且“在身体的美作为喜爱的惟一标准之中，地位和命运已无所谓了”。（10）中国人常邀请外国统治者去北京，外国使臣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直到他们返回，常常居住在天朝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难怪他们能如此爽快地接受去北京的邀请。
歌妓和她们的客人有性器和春药。最常见的春药是用一对正在交配的红蜥蜴活活泡入药酒制成，这酒要存放一年才出售①。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广受欢迎的“山獭，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②。“秃鸡散”（11）也非常流行。其名源于一位蜀地的长官，他70岁时开始饮用一种万灵药，在随后的性生活中，他的“夫人患多，玉门中疹，不能坐卧”，她坚决让丈夫丢弃此药。然而，此药被一只小公鸡吃了，它跳在一只母鸡上“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喙其冠，冠秃”。（12）
“传统”歌妓的床装饰以象征性的果实。床罩上绣有正在开花的李树枝图案—李子表示性兴奋和性满足。桃代表着女性生殖器，石榴代表着外阴。那些使臣在登上宝船时，经常把石榴作为礼物送给歌妓。白天，歌妓穿着一种宽大的裤子；她们常常戴着一种叫抹胸的红色乳罩、穿着长统丝袜来做爱，那些使臣和歌妓在性交前后应该会清洗他们的私处。有一种男性避孕用具是通用的，是一种叫阴枷（yin jia）的避孕套。而琼脂（agar-agar jelly）则作为一种润滑剂和消毒剂。尽管性病在明代晚期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但是在宝船岁月里很少见到。
对于高级歌妓，航海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最终目标的机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赎身从良。当使臣到达本国港口时，他会要求他特别喜欢的歌妓随他下船，当舰队起航时，她会和他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受人尊敬，得到保护。如果她的梦想未曾实现，且人老珠黄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会让她去教年轻女子跳舞和唱歌。等到外国使臣离开宝船后，毫无疑问一些歌妓已有身孕。妓女的孩子后来如何，不见记载。对于这些歌妓可能要从事诸如做饭、纺织丝绸、制作麻绳和照料豆芽盆与鸡笼子这样的一些活，直到下一个外国使臣的娱乐又需要她们。很显然，太监是不需要妓女的，但是船员一旦接近妓女的住处，将被处死。
在伟大航海的第一阶段，即舰队持续向南航行中，驱使大船航行的动力是由季风的巨大风能来提供的。季风一直决定着从中国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的航海方式。沿线港口也得到发展，诸如满剌加（Malacca）①，在7月开始的西南季风和一月开始的东北季风之间，货物可贮存在这里。中国船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航行到印度，然后利用下一季风返回。西南季风在7月份到达印度，几周后终止于中国沿海。从印度出发的船在东北季风起来之前到达满剌加，此时从中国出发的帆船还没有起程；当中国的帆船到达满剌加时，来自印度的船只便卸货准备回家。
根据马欢的记载，郑和舰队离开北京6个月后到达满剌加。起初，中国人在此设立港口，采集来自美洛居（Molucca）—香料岛（The Spice Islands）② —的香料。不久，满剌加发展为中国瓷器和印度纺织品的集散中心和印度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满剌加位于印度和中国的中途，今新加坡北200公里的马来西亚西海岸航船必经的海峡内。这里四面环岛，是一处躲避暴风雨的庇护所，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锡矿，一条淡水河将满剌加城一分为二。四周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和柚木，使满剌加成为一处天然良港。香料贸易一直是当地的经济命脉，它给商人提供了积累巨大财富的机会。开发和控制这种巨额利润的香料贸易的企图成为后来促使欧洲航海发现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港，诸如满剌加和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舰队把它们作为航海基地，以补充从中国到非洲东部一路上新鲜食物、水和木材的供应。这些港口是朱棣将整个世界纳入向中国朝贡体系计划的基本前提。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整个印度洋贸易被中国人和来自埃及、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他们之间关系友好。与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阿拉伯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而中国帆船在阿拉伯各港口也一直是受到热烈欢迎。
以真主的名义，来自麦加的报道说，有一群从中国航往印度海港的帆船，其中两只船抛锚停泊在亚丁港，但是由于也门国的混乱，它们的瓷器、丝绸、麝香及其他类似的货物未在此处理……苏丹（Sultan）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来吉达（Jeddah），并表明了对他们的敬意。（13）
在印度大港古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相等。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muz）和非洲东部的麻林地（马林迪，Malindi）、基卢瓦（Kilwa）和桑给巴尔（Zanzibar）是广泛地被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港口，但是满剌加几乎是中国人的殖民地，而且被当成中国人航海的前进基地。
此处（满剌加）旧不称国……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泰国）所辖，岁输金四十两（约48金盎司），否则差人征伐。
永乐七年（1409年）乙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宝船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1424年）①。（14）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一部分：中华帝国<BR>舰队起航 4</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马欢的日记向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幅清晰的东南亚风情图画—栖息在红树沼泽地的鳄鱼、割胶的场景、锡矿和椰林。<BR> <BR> 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②（15）<BR> <BR> 马欢还描述了中国舰队在港口所做的事情:<BR> <BR> 中国宝船到彼，当地人则立排栅以收取关税，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③（16）<BR> <BR> 与贸易一样，中国人被性感的满剌加妇女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而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中国人喜爱。’”（17）满剌加男子不遗余力地取悦他们的女人，中国人制造的玻璃珠子帮助了他们。今天东南亚一些地方仍有一种风俗：<BR> <BR>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支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国王和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丁丁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也。④（18）<BR>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满剌加—有孟加拉人（Bengalis）、胡荼剌（古吉拉特，Gujaratis）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以84种语言交谈—而所有人都是带着中国货物返回家。从万美洛居的特里尼特岛（Ternate Island）和蒂多雷（Tidore Island）香料岛运输香料的船，返回时载着中国瓷器。装满丝绸的阿拉伯帆船在满剌加和爪哇又顺道带上当地蜡染的花布和锡，然后向西北航到印度、海湾、埃及和威尼斯（Venice）。中国的帆船卸下丝绸和瓷器后，他们又用香料、印度宝石和威尼斯玻璃装满货舱。<BR> <BR> 中国人在国内①到处收购他们发现的胡椒，他们仅秤少量胡椒的重量，以此来估算大概数量，价钱依卖货者的要价而一次性付清，他们用这种方法收集胡椒，直到装满来自中国的船为止。到中国后，卖出去能值五万凯克斯（caixas，一种葡萄牙的贸易货币），其本钱不超过一万二千凯克斯。（19）<BR> <BR> 整个群岛和东南亚的贸易集中在满剌加，且被中国人所控制。中国所消耗的香料是遥远的欧洲的一百多倍。中国商人不仅控制着货物和通货市场，而且也控制着价格，甚至娱乐活动与赌博。有的中国集市可供商人连续赌博长达10个月之久。“当货物出售，所占空间减少，所以他们租用的房子就较少了。当销售额下降，赌博却在增加。”（20）在郑和将军的每次航海中，满剌加均作为一处航行基地。郑和对此港口的看重，可用郑和建于此处的庙宇来证明，此庙现仍耸立在马六甲河（the Malacca River）东几码远的路中，这条路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传说，有一次郑和的旗舰在礁石上撞漏了，但是它的3部分船身和水密室使船未沉没而到达满剌加。<BR> 郑和的远航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在永乐三年到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间的第一次远航，有62支宝船，载有27800人。在去满剌加途中，他们到过柬埔寨（Cambodia）和爪哇（Java），然后顺下一个西南季风到达斯里兰卡（Sri Lanka）和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此次航海中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情使水手们确信郑和舰队受到神灵庇护。航行中他们遇到一场极其凶猛的风暴，水手们向妈祖祈祷，希望救他们于死亡之中。在祈祷当中，一束“灵光”—可能是圣·埃尔摩之火（St Ellmo’s Fire），有时身处海上风暴中，可以看见明亮的射电现象—出现在郑和旗舰帆樯顶端。“此灵光一临，则化险为夷。”（21）<BR> 到了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的第三次远航时，郑和已建立了一套殖民方案。舰队以满剌加为它前行的基地，兵分多路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大规模的舰队第四次从中国起航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其中一支船队从满剌加出发往孟加拉（Bengal）、马尔代夫（Maldives）和非洲；其他船则往阿拉伯海，并向北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舰队的下一次远航在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到达了非洲、阿拉伯、印度和亚洲的各个重要贸易港口，并且随船带回各地的统治者和使臣，去北京参加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这些人打算在宫城落成前用近两年的时间来享受皇帝的盛大款待。如今，一支由杨庆将军率领的船队先于主舰队遣送各地使臣归国。把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使臣送回国后，杨庆的棘手任务是解决测定经度的问题。<BR> 郑和舰队的其余船只，则开始了他们的最伟大的航海。在满剌加备足食物之后，他们向北航行了5天，停泊在通往印度洋的入口处，苏门答腊国（Sumatra）附近。在此，郑和把舰队分成4支小船队，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3支船队分别由大太监洪保、太监周满和太监周闻①率领。（22）第四支的船队最小，仍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不能被航海的整个期间所耽误。他将在遣送东南亚各国使臣归国后返回，并于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1月）完成任务。<BR>分开航行后的每队中国船只数估计在25～30艘间，假定郑和率领少数几只船，仅仅是为了相对于短暂而比较容易的回家航行，这是安全的。郑和把生死权交给了他的水军将官们，又进一步将指挥权交给每支舰队:两位总指挥、93位船长率领着船队，以及104位千户和103位百户隶属于他们。这些船队的首要任务是遣送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的统治者、大使和使节到他们国内的港口。舰队将于非洲南部海岸附近会合，然后航向不明水域，去实现朱棣的梦想。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远航到未知的领域是为了向海外诸番征集贡品，或许他们将死于这些努力之中。<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马欢的日记向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幅清晰的东南亚风情图画—栖息在红树沼泽地的鳄鱼、割胶的场景、锡矿和椰林。<BR> <BR> 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②（15）<BR> <BR> 马欢还描述了中国舰队在港口所做的事情:<BR> <BR> 中国宝船到彼，当地人则立排栅以收取关税，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③（16）<BR> <BR> 与贸易一样，中国人被性感的满剌加妇女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而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中国人喜爱。’”（17）满剌加男子不遗余力地取悦他们的女人，中国人制造的玻璃珠子帮助了他们。今天东南亚一些地方仍有一种风俗：<BR> <BR>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支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国王和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丁丁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也。④（18）<BR>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满剌加—有孟加拉人（Bengalis）、胡荼剌（古吉拉特，Gujaratis）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以84种语言交谈—而所有人都是带着中国货物返回家。从万美洛居的特里尼特岛（Ternate Island）和蒂多雷（Tidore Island）香料岛运输香料的船，返回时载着中国瓷器。装满丝绸的阿拉伯帆船在满剌加和爪哇又顺道带上当地蜡染的花布和锡，然后向西北航到印度、海湾、埃及和威尼斯（Venice）。中国的帆船卸下丝绸和瓷器后，他们又用香料、印度宝石和威尼斯玻璃装满货舱。<BR> <BR> 中国人在国内①到处收购他们发现的胡椒，他们仅秤少量胡椒的重量，以此来估算大概数量，价钱依卖货者的要价而一次性付清，他们用这种方法收集胡椒，直到装满来自中国的船为止。到中国后，卖出去能值五万凯克斯（caixas，一种葡萄牙的贸易货币），其本钱不超过一万二千凯克斯。（19）<BR> <BR> 整个群岛和东南亚的贸易集中在满剌加，且被中国人所控制。中国所消耗的香料是遥远的欧洲的一百多倍。中国商人不仅控制着货物和通货市场，而且也控制着价格，甚至娱乐活动与赌博。有的中国集市可供商人连续赌博长达10个月之久。“当货物出售，所占空间减少，所以他们租用的房子就较少了。当销售额下降，赌博却在增加。”（20）在郑和将军的每次航海中，满剌加均作为一处航行基地。郑和对此港口的看重，可用郑和建于此处的庙宇来证明，此庙现仍耸立在马六甲河（the Malacca River）东几码远的路中，这条路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传说，有一次郑和的旗舰在礁石上撞漏了，但是它的3部分船身和水密室使船未沉没而到达满剌加。<BR> 郑和的远航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在永乐三年到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间的第一次远航，有62支宝船，载有27800人。在去满剌加途中，他们到过柬埔寨（Cambodia）和爪哇（Java），然后顺下一个西南季风到达斯里兰卡（Sri Lanka）和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此次航海中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情使水手们确信郑和舰队受到神灵庇护。航行中他们遇到一场极其凶猛的风暴，水手们向妈祖祈祷，希望救他们于死亡之中。在祈祷当中，一束“灵光”—可能是圣·埃尔摩之火（St Ellmo’s Fire），有时身处海上风暴中，可以看见明亮的射电现象—出现在郑和旗舰帆樯顶端。“此灵光一临，则化险为夷。”（21）<BR> 到了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的第三次远航时，郑和已建立了一套殖民方案。舰队以满剌加为它前行的基地，兵分多路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大规模的舰队第四次从中国起航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其中一支船队从满剌加出发往孟加拉（Bengal）、马尔代夫（Maldives）和非洲；其他船则往阿拉伯海，并向北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舰队的下一次远航在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到达了非洲、阿拉伯、印度和亚洲的各个重要贸易港口，并且随船带回各地的统治者和使臣，去北京参加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这些人打算在宫城落成前用近两年的时间来享受皇帝的盛大款待。如今，一支由杨庆将军率领的船队先于主舰队遣送各地使臣归国。把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使臣送回国后，杨庆的棘手任务是解决测定经度的问题。<BR> 郑和舰队的其余船只，则开始了他们的最伟大的航海。在满剌加备足食物之后，他们向北航行了5天，停泊在通往印度洋的入口处，苏门答腊国（Sumatra）附近。在此，郑和把舰队分成4支小船队，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3支船队分别由大太监洪保、太监周满和太监周闻①率领。（22）第四支的船队最小，仍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不能被航海的整个期间所耽误。他将在遣送东南亚各国使臣归国后返回，并于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1月）完成任务。<BR>分开航行后的每队中国船只数估计在25～30艘间，假定郑和率领少数几只船，仅仅是为了相对于短暂而比较容易的回家航行，这是安全的。郑和把生死权交给了他的水军将官们，又进一步将指挥权交给每支舰队:两位总指挥、93位船长率领着船队，以及104位千户和103位百户隶属于他们。这些船队的首要任务是遣送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的统治者、大使和使节到他们国内的港口。舰队将于非洲南部海岸附近会合，然后航向不明水域，去实现朱棣的梦想。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远航到未知的领域是为了向海外诸番征集贡品，或许他们将死于这些努力之中。<BR></DIV>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绕过好望角（图）1
为了准确地追述这一历史事实，我必须先从头学习中世纪中国的历史。我先前了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充其量不过皮毛而已。然而，当我开始追述那伟大的宝船舰队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 年）这段“遗失岁月”的航程时，就逐渐进入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充分地利用起了我以一名航海家和指挥官身份在公海航驶多年的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巧。在中国船队的第六次航海期间，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的舰队在大洋中航行了约两年半左右，但是兵部的官员刘大夏，下令销毁所有的文字记录①，以至于后来没有丝毫证据能显示出他们航驶到过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但是在我蹒跚地沿着那些远比我见识博、才气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之路前，现在我能够将我的技巧使用到去破译由古代地图和航海图以及那些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手工制品所提供的零碎证据的地方去。
有两块碑刻就是这样的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真的会被在中国的新政权淡忘；或许是出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担忧，海军上将郑和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底，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航程的出海之前，在道教女神（the Taoist goddess）天妃的宫殿前树起了两块碑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赍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3）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绕过好望角（图）1
为了准确地追述这一历史事实，我必须先从头学习中世纪中国的历史。我先前了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充其量不过皮毛而已。然而，当我开始追述那伟大的宝船舰队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 年）这段“遗失岁月”的航程时，就逐渐进入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充分地利用起了我以一名航海家和指挥官身份在公海航驶多年的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巧。在中国船队的第六次航海期间，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的舰队在大洋中航行了约两年半左右，但是兵部的官员刘大夏，下令销毁所有的文字记录①，以至于后来没有丝毫证据能显示出他们航驶到过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但是在我蹒跚地沿着那些远比我见识博、才气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之路前，现在我能够将我的技巧使用到去破译由古代地图和航海图以及那些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手工制品所提供的零碎证据的地方去。
有两块碑刻就是这样的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真的会被在中国的新政权淡忘；或许是出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担忧，海军上将郑和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底，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航程的出海之前，在道教女神（the Taoist goddess）天妃的宫殿前树起了两块碑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赍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3）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绕过好望角（图）2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7）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伊斯兰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伊斯兰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阴茎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绕过好望角（图）2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7）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伊斯兰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伊斯兰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阴茎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绕过好望角（图)3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绕过好望角（图)3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二部分：指路星辰<BR>绕过好望角 5</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P>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BR>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BR>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BR>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BR> <BR>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P>
<P>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BR>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BR>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BR>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媜 Tom巈 Pr抧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BR>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股寒流有着两条重要的含义：其一，他们可能会被带至正西方1800海里处；其二，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在他们航海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仅能通过可知的船只穿越洋面的速度，判定所处位置的经度。如果那股很大的冷流自己也在移动的话，或顺流或逆流，那样不能精确地判断他们所处的位置，如同走在自动楼梯里的人无法根据他自己的步伐来判断他走了多远一样。伴随着极度的兴奋，我认识到这是他们进入南赤道洋流后所绘的航海图，必须考虑到这个矛盾而做出调整，图上所标明的陆地得向西移动近1800海里远。我重新回到我的疆理图副本上，并在经度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比亚夫拉湾以北的陆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令人惊奇：为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轮廓立即可以辨认出来。这表明中国人被风和洋流带到非洲的“凸起部分”要比第一批欧洲人放眼于此早了40年。<BR></P></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P>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BR>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BR>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BR>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BR> <BR>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P>
<P>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BR>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BR>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BR>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媜 Tom巈 Pr抧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BR>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股寒流有着两条重要的含义：其一，他们可能会被带至正西方1800海里处；其二，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在他们航海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仅能通过可知的船只穿越洋面的速度，判定所处位置的经度。如果那股很大的冷流自己也在移动的话，或顺流或逆流，那样不能精确地判断他们所处的位置，如同走在自动楼梯里的人无法根据他自己的步伐来判断他走了多远一样。伴随着极度的兴奋，我认识到这是他们进入南赤道洋流后所绘的航海图，必须考虑到这个矛盾而做出调整，图上所标明的陆地得向西移动近1800海里远。我重新回到我的疆理图副本上，并在经度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比亚夫拉湾以北的陆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令人惊奇：为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轮廓立即可以辨认出来。这表明中国人被风和洋流带到非洲的“凸起部分”要比第一批欧洲人放眼于此早了40年。<BR></P></DIV>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绕过好望角 6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３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绕过好望角 6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３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绕过好望角 7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是的，从9～15世纪它是通用语言。虽然今天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但是在今天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几处偏僻的沿海地区这种语言仍被使用。”
我一放下电话，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在1421年，喀拉拉邦的首府是古里，是中国人曾到过的印度洋上的大港口。弗拉·毛罗和尼科洛·达·康提似乎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艘来自印度方向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似乎已经到达过佛得角群岛。
下一步，我就通过搜寻这些学问渊深的专家的研究发现，（19）当他们试图破译简尼拉碑上的文字时，是否遇到另一块相似的石碑。他们遇到过，但不是在佛得角群岛。另一块碑刻坐落于刚果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根本是缘木求鱼。为什么从印度出航的海船，还要游览非洲的瀑布呢？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马塔迪瀑布位于刚果河（Congo River）上面的可航行极限处，在那儿航海者可以抛锚于优美的环境中并获取清澈、新鲜的淡水。从1485年的葡萄牙人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航海者都是如此。在到达大瀑布之前，河水泻出许多支流。那块碑刻如岗哨般矗立在马塔迪瀑布下端附近的一潭深池上面。日复一日，渔夫坐在旁边，安静等着鱼儿上钩；而在河岸边走动的妓女则等着外国船员的到来，看他们溯流而上，补充淡水、储备粮食。
我不得不折回到非洲海岸去研究这个发现。如同与之相似的简尼拉碑，马塔迪瀑布碑在中世纪葡萄牙文下面也有字迹。葡萄牙文的铭文又是为纪念一位离去的同伴而刻的，于此，躺着的是航海家阿尔瓦雷斯。这没有比简尼拉碑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那些专家断言：这两块碑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虽然碑的身份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但那些同心圆仍旧是一个未解的秘密。中国人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上的旅程中，航驶到这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马塔迪瀑布是一个补充淡水的理想地方—它位于“非洲西海岸的中部”—而且也符合弗拉·毛罗提出的关于“加尔比恩”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
弗拉·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看起来再一次被证实了：“1420年左右”，来自印度的一艘海船似乎到达了加尔比恩。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这艘海船是中国船而不是印度船，但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有关印度海船航驶于印度洋季风之外的证据—他们从没有航驶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南部—而我现在有标有中国、朝鲜两国文字的疆理图显示好望角和非洲西海岸的。中国人肯定到过那儿。简单而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刻在“加尔比恩”和简尼拉碑上的文字由随从中国船队的译员们刻写，就像他们在栋德拉角、柯枝和古里以外国语言刻写铭文一样。
尽管在15世纪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受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是现在我仍有一线有关宝船舰队从塘沽离开到永乐十九年八月（公元1421年9月）抵达佛得角群岛这段行踪的证据。马欢描述宝船从中国开航，经由满剌加到达古里的这段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航海图记下了舰队离开东南非洲的索法拉，我的关于宝船绕过好望角北上非洲西海岸的证据是由那幅在日本的名为疆理图的地图提供的，并且这个证据已为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证实。他们的叙述及两块刻有铭文的碑刻也表明了在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就是马塔迪瀑布，“佛得岛”就是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安唐岛。在风和洋流的推动下，中国船队一直向前。它恰好就是从印度起航的海船所必须循沿的航线，如果以中国海船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航行，后半段航程要持续40天，这正如弗拉·毛罗所说。
伟大的中国舰队已经航行了很远，进入了茫茫的未知的大洋。但我现在必须找出他们下一步航驶到哪儿去了。毛罗和达·康提的叙述认为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又进行了7天的航驶，穿过了Le oscuritade—可译为“无名群岛”或“未知地带”（darkness），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指明它们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搜寻中国船队下一部分航线的可靠证据，例如：在另外的一幅航海图中可能会对找到确定“无名群岛”的位置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欧洲的制图中心，如果这样一幅地图存在的话，威尼斯最有可能是最初的制作地。
我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我说到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媜，死于1557年）的一段话，他说在1428年，葡萄牙王太子敦·佩德罗——也就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
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葡萄牙王的长子敦·佩德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Alamine）〔德国Germany〕，并从那里进入圣地（Holy Land）①和其他地方；取道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从那里，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dragon’s tail）”；博阿·埃斯佩兰克角（the Cape of Boa Esperanc）被称作非洲（Afrike）的最前方②，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称呼。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敦·亨利（Dom Henry）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可以发现得更远。（20）
绕过好望角 7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是的，从9～15世纪它是通用语言。虽然今天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但是在今天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几处偏僻的沿海地区这种语言仍被使用。”
我一放下电话，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在1421年，喀拉拉邦的首府是古里，是中国人曾到过的印度洋上的大港口。弗拉·毛罗和尼科洛·达·康提似乎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艘来自印度方向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似乎已经到达过佛得角群岛。
下一步，我就通过搜寻这些学问渊深的专家的研究发现，（19）当他们试图破译简尼拉碑上的文字时，是否遇到另一块相似的石碑。他们遇到过，但不是在佛得角群岛。另一块碑刻坐落于刚果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根本是缘木求鱼。为什么从印度出航的海船，还要游览非洲的瀑布呢？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马塔迪瀑布位于刚果河（Congo River）上面的可航行极限处，在那儿航海者可以抛锚于优美的环境中并获取清澈、新鲜的淡水。从1485年的葡萄牙人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航海者都是如此。在到达大瀑布之前，河水泻出许多支流。那块碑刻如岗哨般矗立在马塔迪瀑布下端附近的一潭深池上面。日复一日，渔夫坐在旁边，安静等着鱼儿上钩；而在河岸边走动的妓女则等着外国船员的到来，看他们溯流而上，补充淡水、储备粮食。
我不得不折回到非洲海岸去研究这个发现。如同与之相似的简尼拉碑，马塔迪瀑布碑在中世纪葡萄牙文下面也有字迹。葡萄牙文的铭文又是为纪念一位离去的同伴而刻的，于此，躺着的是航海家阿尔瓦雷斯。这没有比简尼拉碑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那些专家断言：这两块碑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虽然碑的身份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但那些同心圆仍旧是一个未解的秘密。中国人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上的旅程中，航驶到这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马塔迪瀑布是一个补充淡水的理想地方—它位于“非洲西海岸的中部”—而且也符合弗拉·毛罗提出的关于“加尔比恩”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
弗拉·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看起来再一次被证实了：“1420年左右”，来自印度的一艘海船似乎到达了加尔比恩。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这艘海船是中国船而不是印度船，但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有关印度海船航驶于印度洋季风之外的证据—他们从没有航驶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南部—而我现在有标有中国、朝鲜两国文字的疆理图显示好望角和非洲西海岸的。中国人肯定到过那儿。简单而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刻在“加尔比恩”和简尼拉碑上的文字由随从中国船队的译员们刻写，就像他们在栋德拉角、柯枝和古里以外国语言刻写铭文一样。
尽管在15世纪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受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是现在我仍有一线有关宝船舰队从塘沽离开到永乐十九年八月（公元1421年9月）抵达佛得角群岛这段行踪的证据。马欢描述宝船从中国开航，经由满剌加到达古里的这段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航海图记下了舰队离开东南非洲的索法拉，我的关于宝船绕过好望角北上非洲西海岸的证据是由那幅在日本的名为疆理图的地图提供的，并且这个证据已为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证实。他们的叙述及两块刻有铭文的碑刻也表明了在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就是马塔迪瀑布，“佛得岛”就是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安唐岛。在风和洋流的推动下，中国船队一直向前。它恰好就是从印度起航的海船所必须循沿的航线，如果以中国海船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航行，后半段航程要持续40天，这正如弗拉·毛罗所说。
伟大的中国舰队已经航行了很远，进入了茫茫的未知的大洋。但我现在必须找出他们下一步航驶到哪儿去了。毛罗和达·康提的叙述认为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又进行了7天的航驶，穿过了Le oscuritade—可译为“无名群岛”或“未知地带”（darkness），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指明它们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搜寻中国船队下一部分航线的可靠证据，例如：在另外的一幅航海图中可能会对找到确定“无名群岛”的位置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欧洲的制图中心，如果这样一幅地图存在的话，威尼斯最有可能是最初的制作地。
我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我说到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媜，死于1557年）的一段话，他说在1428年，葡萄牙王太子敦·佩德罗——也就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
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葡萄牙王的长子敦·佩德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Alamine）〔德国Germany〕，并从那里进入圣地（Holy Land）①和其他地方；取道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从那里，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dragon’s tail）”；博阿·埃斯佩兰克角（the Cape of Boa Esperanc）被称作非洲（Afrike）的最前方②，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称呼。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敦·亨利（Dom Henry）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可以发现得更远。（20）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绕过好望角 8
讲到这里，我就有了清楚的证据：到1428年，好望角（博阿·埃斯佩兰克Boa Esperanc）和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将阿根廷同火地岛分开的海峡）都已经被标绘于地图之上了。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简单的说，麦哲伦海峡怎能出现在这一幅我就此简称为“1428年世界地图的地图”上呢？这可比费迪南德·麦哲伦发现这一海峡早了近一个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
弗郎西斯·德·索萨·塔瓦雷斯（Francis de Souza Tavaris）告诉我：1528年，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Dom Fernando），给他看了一幅他在研究“阿尔科巴扎 （Alcobaza ，一所著名的西多会〔Cistercian〕隐修院，葡萄牙国王的传统做法是以其作为图书馆）”的过程中发现的地图。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幅地图的描述，它要比所有东印度的航海者前往好望角时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21）
这幅1428年世界航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价值非凡，因为在1421年12月，也即奥斯曼（Ottomans）围攻拜占庭（Byzantium）的时候，横越中国和香料群岛的陆路交通—从中国开始直穿中亚（centural Asia）抵达中东（the Middle East）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被封锁了。在同样气候的月份的12月6日，马木鲁克苏丹（Barsbey）在埃及篡位并将香料生意收归国有。这两次重大变故的后果是毁掉了控制香料贸易的商人，封锁了由埃及边境通向国际贸易的陆路，割断了经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到达丝绸之路西线末端的海路。由于连接红海（Red Sea）和尼罗河（Nile）的运河（竣工于10世纪）因溃坏而无法使用，所有通向东方的海陆路线现在向基督徒关闭了。这样，势必要找出一条新的通向东方的海路来。
从安东尼奥·加尔旺的描述中，我知道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标出了“东印度”（East Indies，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和今称为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地区）并展现了绕过好望角穿过麦哲伦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在东印度尼西亚的特尔里尼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亚洲和中国的航线。它所包含的这则信息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并且这则信息由里斯本（Lisbon）的葡萄牙财政部郑重保管了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被泄露了出来，其他的人纷纷决定将手伸向这幅至关重要的地图，甚至甘愿受偷窃者将会被处死的处罚。（22）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拥有了一份副本（参见第十八章）。
“虽然1428年世界航海图”已经早已亡佚了，但是它的某些部分所蕴涵的信息却残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要数它标出了南美洲的那块了。一位随同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海员保存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的一部分，上面还有哥伦布为该图所做的题记。在1501年，奥斯曼人（Ottoman）俘获了那个海员服役的船只；他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份海图。因为哥伦布从来没有航驶到过赤道南端，所以那个海员和其他所有随同哥伦布航海的人一样，都不可能是这幅海图的始作俑者。这则信息仅能来自于1428年海图。
深知这份被俘获文献的珍贵价值，奥斯曼海军上将皮里·雷斯（Piri Reis）将它合进一幅地图，这就是自那个时代到今天都知名的“1513年皮里·雷斯海图”。这幅精美的海图今天能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高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旁的托普卡皮·塞赖博物馆（the Topkapi Serai①见到。它基于几幅不同的地图，由海军上将将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虽然它的某些地方不太可信，但是地图的西南部分是在哥伦布海员所保存的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则又非常精确。在参观了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并拜读了安东尼奥·加尔旺关于一幅秘密地图于1428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里的描述后，我就一直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现在，这将我引向另一幅海图，此图将被证明是揭开中国人航海秘密的最有价值的线索。
在再现中国人的航海路线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这样一条：由于中国帆船的船体形状，他们必须在风到来之前航驶。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之后的航海路线是不难确立的，正如麦金托什上将数个世纪以后描述的那样，因为在那儿，风会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方向。而且，在佛得角群岛 “北赤道和南赤道洋流汇集，形成了辽阔的洋流西向带。平均速度达到2海里/小时”。（23）汇集的洋流在加勒比海（Caribbean）附近分成两部分：北部分扫过加勒比海直至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在那里汇集为墨西哥湾暖流；南半部分西南流向直朝南美洲。
通过对老的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在后一章里将会更充分的论证）周围所发现海船的碎片和人工制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开，舰队司令周闻西北向穿过加勒比海朝北美洲航行，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随着庞大的船队分离开来，这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别离，而风鼓满船帆，船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他们驶入地图上没有标明海域的危险之地，舰队长官和他的部下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
皮里·雷斯地图和季风及洋流的证据很确凿了；从佛得角群岛出发的中国舰队肯定会朝这个方向航驶。也许我会解开“无名群岛”之谜，“无名群岛”或许就在美洲海岸的某处地方。我以后会回来追踪周闻舰队的北向航程，但是，目前我必须沿着周满和洪保朝着“新世界”的西南方向的航迹而行。
绕过好望角 8
讲到这里，我就有了清楚的证据：到1428年，好望角（博阿·埃斯佩兰克Boa Esperanc）和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将阿根廷同火地岛分开的海峡）都已经被标绘于地图之上了。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简单的说，麦哲伦海峡怎能出现在这一幅我就此简称为“1428年世界地图的地图”上呢？这可比费迪南德·麦哲伦发现这一海峡早了近一个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
弗郎西斯·德·索萨·塔瓦雷斯（Francis de Souza Tavaris）告诉我：1528年，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Dom Fernando），给他看了一幅他在研究“阿尔科巴扎 （Alcobaza ，一所著名的西多会〔Cistercian〕隐修院，葡萄牙国王的传统做法是以其作为图书馆）”的过程中发现的地图。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幅地图的描述，它要比所有东印度的航海者前往好望角时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21）
这幅1428年世界航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价值非凡，因为在1421年12月，也即奥斯曼（Ottomans）围攻拜占庭（Byzantium）的时候，横越中国和香料群岛的陆路交通—从中国开始直穿中亚（centural Asia）抵达中东（the Middle East）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被封锁了。在同样气候的月份的12月6日，马木鲁克苏丹（Barsbey）在埃及篡位并将香料生意收归国有。这两次重大变故的后果是毁掉了控制香料贸易的商人，封锁了由埃及边境通向国际贸易的陆路，割断了经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到达丝绸之路西线末端的海路。由于连接红海（Red Sea）和尼罗河（Nile）的运河（竣工于10世纪）因溃坏而无法使用，所有通向东方的海陆路线现在向基督徒关闭了。这样，势必要找出一条新的通向东方的海路来。
从安东尼奥·加尔旺的描述中，我知道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标出了“东印度”（East Indies，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和今称为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地区）并展现了绕过好望角穿过麦哲伦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在东印度尼西亚的特尔里尼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亚洲和中国的航线。它所包含的这则信息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并且这则信息由里斯本（Lisbon）的葡萄牙财政部郑重保管了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被泄露了出来，其他的人纷纷决定将手伸向这幅至关重要的地图，甚至甘愿受偷窃者将会被处死的处罚。（22）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拥有了一份副本（参见第十八章）。
“虽然1428年世界航海图”已经早已亡佚了，但是它的某些部分所蕴涵的信息却残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要数它标出了南美洲的那块了。一位随同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海员保存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的一部分，上面还有哥伦布为该图所做的题记。在1501年，奥斯曼人（Ottoman）俘获了那个海员服役的船只；他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份海图。因为哥伦布从来没有航驶到过赤道南端，所以那个海员和其他所有随同哥伦布航海的人一样，都不可能是这幅海图的始作俑者。这则信息仅能来自于1428年海图。
深知这份被俘获文献的珍贵价值，奥斯曼海军上将皮里·雷斯（Piri Reis）将它合进一幅地图，这就是自那个时代到今天都知名的“1513年皮里·雷斯海图”。这幅精美的海图今天能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高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旁的托普卡皮·塞赖博物馆（the Topkapi Serai①见到。它基于几幅不同的地图，由海军上将将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虽然它的某些地方不太可信，但是地图的西南部分是在哥伦布海员所保存的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则又非常精确。在参观了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并拜读了安东尼奥·加尔旺关于一幅秘密地图于1428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里的描述后，我就一直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现在，这将我引向另一幅海图，此图将被证明是揭开中国人航海秘密的最有价值的线索。
在再现中国人的航海路线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这样一条：由于中国帆船的船体形状，他们必须在风到来之前航驶。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之后的航海路线是不难确立的，正如麦金托什上将数个世纪以后描述的那样，因为在那儿，风会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方向。而且，在佛得角群岛 “北赤道和南赤道洋流汇集，形成了辽阔的洋流西向带。平均速度达到2海里/小时”。（23）汇集的洋流在加勒比海（Caribbean）附近分成两部分：北部分扫过加勒比海直至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在那里汇集为墨西哥湾暖流；南半部分西南流向直朝南美洲。
通过对老的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在后一章里将会更充分的论证）周围所发现海船的碎片和人工制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开，舰队司令周闻西北向穿过加勒比海朝北美洲航行，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随着庞大的船队分离开来，这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别离，而风鼓满船帆，船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他们驶入地图上没有标明海域的危险之地，舰队长官和他的部下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
皮里·雷斯地图和季风及洋流的证据很确凿了；从佛得角群岛出发的中国舰队肯定会朝这个方向航驶。也许我会解开“无名群岛”之谜，“无名群岛”或许就在美洲海岸的某处地方。我以后会回来追踪周闻舰队的北向航程，但是，目前我必须沿着周满和洪保朝着“新世界”的西南方向的航迹而行。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新世界（图）1
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洪保和周满的舰队已经发现了现今巴西的海岸线。在他们面前，一片延伸、未知的陆地浮现在地平线上，此时此刻，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
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即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Hoei-Shin）的和尚从距中国两万多里（8000海里）的东方的一块陆地返回①他以这块陆地上生长的树命名这块大陆为扶桑。扶桑树长出来的果子像红色的梨，它的新芽可以食用，而树皮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加上慧深这个僧人还提到这个地方不产铁器，可以猜想这种扶桑树很有可能就是只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龙舌兰结红色的果实，与慧深所谈到的扶桑树的那些用途也大致相同。除了中美洲，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铁，这一点就和慧深的描述吻合。且不管慧深是否到过中美洲，仅从他的论述被不断地写进年鉴和中国的正史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深信他曾经到过那里。从那时起，不但有历史学家，还有诗人和作家一代又一代写出无数的文章来纪念慧深对这次扶桑的经历和探险。
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铜，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渍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②（1）
当郑和和他的海军军官们在出航的时候，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些故事，在发现这片新大陆时，这些中国水手们都聚集在船的扶栏上向这片大陆张望：这片陆地上果真没有铁吗？真有闻名天下的扶桑树吗？毋庸质疑，他们都有些紧张，甚至还有些许的焦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即将登陆的这片土地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肯定在奥里诺科（Orinoco）三角洲四周，因为皮瑞·雷斯地图非常精确的显示出他们所看到海岸线细小的部分。我对毛罗修士和达·康提描述的中国帆船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航行7天所到达的无名群岛的研究热情，现在高涨了起来。
在这本书就要拿去付印之前，我获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美洲印地安人的DNA和他们的疾病同中国人以及东亚人的是十分一致的。简要地说来，研究涉及巴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发现的印地安人的一种皮肤病、巴拉圭伦瓜（Lengua）的印第安人的十二指肠病、秘鲁和墨西哥的蛔虫、墨西哥的十二指长虫。从这个结论里可以推测，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通过航海已经到达了美洲。这些证据，以及哥伦布到达之前南美洲已经有野生稻和马的证据，将会编入本书的平装本。然而目前，我将不得不继续下面的内容。
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后，中国船队大概会再次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将会载着他们沿巴西的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白角（Cabo Blanco）。我发现在皮瑞·雷斯图的南部有一些字，上面写着“葡萄牙人的无神论者（哥伦布）说到，此地白天和黑夜最短每天都只有2小时，而最长将达到22小时”。（2）因为在冬天，白天只有两个小时，最初绘制这幅图并给这幅图做题记的人肯定已经深入到南纬60°的地方了，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南面。这幅图还显示出联接南美大陆与南极洲的冰桥。
根据皮瑞·雷斯地图的题记和其中绘出的冰的位置，我可以确定图中的南美洲的最南端大约为南纬55°，而南纬55°是这些浮冰能到的最北边的极限。基于火地岛的纬度，我可以对此图的南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拿它和现代的地图作比较。研究结果立刻显示，最初的制图学家已经非常精确地画出了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这条海岸线的一些鲜明的特征—岬、海湾、河流、入海口和港口—从北面的白角（Cabo Blanco）到南面的麦哲伦海峡入口，与现代的地图都是很相似的。皮瑞·雷斯地图的绘制者还在陆地上画了一些动物。
正如达尔文回忆的那样，这是一片萧瑟、凄凉、风大的地方，“（这里）无人居住、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山，只适宜一些很矮的植物的生存……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故对它的了解也就很少”。（3）哥伦布不可能是这幅图的最早创作者，因为他从未到过赤道的南面。他关于此地的了解—对于南大西洋未知地带的一些岛屿的描述，比如白天有22小时—只能来自于他所复制的1428年海图中的题记。
直到皮瑞·雷斯图绘制出了好多年后，麦哲伦才成为第一个到达巴塔哥尼亚的欧洲人。那么是谁最早提供了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信息，使它被绘在皮瑞·雷斯图上呢？而那个绘图人又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呢？据我在巴塔哥尼亚的观察所知，这是一片除了动物没有人居住的荒凉土地，于是我便开始探寻在那幅图上所描绘的五种动物。
第一种是有非常明显的角的一种鹿，画在现在叫佩里托·莫连诺（Parque Nacional Perito Moreno）①的国家公园的地方。这种动物显然就是“胡埃米勒”（huemil），它是安第斯山鹿，在地图的文字中对它的头和角都做了准确的描述。在这幅地图标明有这种鹿的地方，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鹿群生活。第二种动物画在现在被称为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的一个地方，在现代的橄榄湾 （Caleta Olivia）以南150公里处。在安第斯山，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给动物拍照，随即我认出这种动物就是南美驼马，它是驼类中的一种。它们的耳朵很奇特，松松软软的。当驼马们兴奋或忧虑时，它们的耳朵就向前弯曲。安第斯山的人用红丝带来装饰驼马的耳朵，就像我们能见到的人们把马鬃编成辫子的方式一样。就外行看来，这弯曲的耳朵倒是像前倾的鹿角。很明显，后来复制这幅图的人把弯曲的耳朵误画为鹿角了。现今成群的南美驼马在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Monumento Natural Bosquse Petrificados）被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正是画在那个地方的。和安第斯山鹿一样，南美驼马是南美洲特有的一种动物。第三种是一种山地的狮子，在图上被置于今天叫列昂山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Monte León）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山地狮子是很普通的。以上的3种动物都精确地标在今天的巴塔哥尼亚仍然能够找到这几种动物的地方，而这些都是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标上的。
新世界（图）1
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洪保和周满的舰队已经发现了现今巴西的海岸线。在他们面前，一片延伸、未知的陆地浮现在地平线上，此时此刻，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
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即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Hoei-Shin）的和尚从距中国两万多里（8000海里）的东方的一块陆地返回①他以这块陆地上生长的树命名这块大陆为扶桑。扶桑树长出来的果子像红色的梨，它的新芽可以食用，而树皮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加上慧深这个僧人还提到这个地方不产铁器，可以猜想这种扶桑树很有可能就是只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龙舌兰结红色的果实，与慧深所谈到的扶桑树的那些用途也大致相同。除了中美洲，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铁，这一点就和慧深的描述吻合。且不管慧深是否到过中美洲，仅从他的论述被不断地写进年鉴和中国的正史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深信他曾经到过那里。从那时起，不但有历史学家，还有诗人和作家一代又一代写出无数的文章来纪念慧深对这次扶桑的经历和探险。
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铜，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渍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②（1）
当郑和和他的海军军官们在出航的时候，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些故事，在发现这片新大陆时，这些中国水手们都聚集在船的扶栏上向这片大陆张望：这片陆地上果真没有铁吗？真有闻名天下的扶桑树吗？毋庸质疑，他们都有些紧张，甚至还有些许的焦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即将登陆的这片土地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肯定在奥里诺科（Orinoco）三角洲四周，因为皮瑞·雷斯地图非常精确的显示出他们所看到海岸线细小的部分。我对毛罗修士和达·康提描述的中国帆船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航行7天所到达的无名群岛的研究热情，现在高涨了起来。
在这本书就要拿去付印之前，我获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美洲印地安人的DNA和他们的疾病同中国人以及东亚人的是十分一致的。简要地说来，研究涉及巴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发现的印地安人的一种皮肤病、巴拉圭伦瓜（Lengua）的印第安人的十二指肠病、秘鲁和墨西哥的蛔虫、墨西哥的十二指长虫。从这个结论里可以推测，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通过航海已经到达了美洲。这些证据，以及哥伦布到达之前南美洲已经有野生稻和马的证据，将会编入本书的平装本。然而目前，我将不得不继续下面的内容。
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后，中国船队大概会再次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将会载着他们沿巴西的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白角（Cabo Blanco）。我发现在皮瑞·雷斯图的南部有一些字，上面写着“葡萄牙人的无神论者（哥伦布）说到，此地白天和黑夜最短每天都只有2小时，而最长将达到22小时”。（2）因为在冬天，白天只有两个小时，最初绘制这幅图并给这幅图做题记的人肯定已经深入到南纬60°的地方了，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南面。这幅图还显示出联接南美大陆与南极洲的冰桥。
根据皮瑞·雷斯地图的题记和其中绘出的冰的位置，我可以确定图中的南美洲的最南端大约为南纬55°，而南纬55°是这些浮冰能到的最北边的极限。基于火地岛的纬度，我可以对此图的南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拿它和现代的地图作比较。研究结果立刻显示，最初的制图学家已经非常精确地画出了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这条海岸线的一些鲜明的特征—岬、海湾、河流、入海口和港口—从北面的白角（Cabo Blanco）到南面的麦哲伦海峡入口，与现代的地图都是很相似的。皮瑞·雷斯地图的绘制者还在陆地上画了一些动物。
正如达尔文回忆的那样，这是一片萧瑟、凄凉、风大的地方，“（这里）无人居住、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山，只适宜一些很矮的植物的生存……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故对它的了解也就很少”。（3）哥伦布不可能是这幅图的最早创作者，因为他从未到过赤道的南面。他关于此地的了解—对于南大西洋未知地带的一些岛屿的描述，比如白天有22小时—只能来自于他所复制的1428年海图中的题记。
直到皮瑞·雷斯图绘制出了好多年后，麦哲伦才成为第一个到达巴塔哥尼亚的欧洲人。那么是谁最早提供了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信息，使它被绘在皮瑞·雷斯图上呢？而那个绘图人又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呢？据我在巴塔哥尼亚的观察所知，这是一片除了动物没有人居住的荒凉土地，于是我便开始探寻在那幅图上所描绘的五种动物。
第一种是有非常明显的角的一种鹿，画在现在叫佩里托·莫连诺（Parque Nacional Perito Moreno）①的国家公园的地方。这种动物显然就是“胡埃米勒”（huemil），它是安第斯山鹿，在地图的文字中对它的头和角都做了准确的描述。在这幅地图标明有这种鹿的地方，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鹿群生活。第二种动物画在现在被称为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的一个地方，在现代的橄榄湾 （Caleta Olivia）以南150公里处。在安第斯山，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给动物拍照，随即我认出这种动物就是南美驼马，它是驼类中的一种。它们的耳朵很奇特，松松软软的。当驼马们兴奋或忧虑时，它们的耳朵就向前弯曲。安第斯山的人用红丝带来装饰驼马的耳朵，就像我们能见到的人们把马鬃编成辫子的方式一样。就外行看来，这弯曲的耳朵倒是像前倾的鹿角。很明显，后来复制这幅图的人把弯曲的耳朵误画为鹿角了。现今成群的南美驼马在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Monumento Natural Bosquse Petrificados）被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正是画在那个地方的。和安第斯山鹿一样，南美驼马是南美洲特有的一种动物。第三种是一种山地的狮子，在图上被置于今天叫列昂山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Monte León）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山地狮子是很普通的。以上的3种动物都精确地标在今天的巴塔哥尼亚仍然能够找到这几种动物的地方，而这些都是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标上的。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新世界（图）2
这幅图上还画了一种光着身体、有胡须的人，乍一看，他的头好像在他身体的中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图上的人是画成低头弯腰的姿势的，以便让浓密的胡子遮住他的生殖器。我猜测，那位将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海图的内容复制于皮瑞·雷斯图的土耳其制图学家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一个穆斯林。穆斯林在裸露身体这一点上很保守，如果该绘图者确实这样认为的话，当他在描绘赤裸的人时，他会感到很不舒服。在那幅原始的图（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的图）绘成之后很久，麦哲伦才到达了巴塔哥尼亚，他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儿天气寒冷，而一些土著人在行走时都赤裸着，他们依靠火来取暖，即使是在船上，他们也同样赤裸着。于是，他命名这个地方叫“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有火的土地。（4）
剩下的最后的一种动物需要去辨认一下，这种动物在传说中出现过：一种长着狗头的人。有两条题记是用来描写这种动物的：“此地有如此形状的野兽”（5），“它有七指距（这一个单位距离相当于一只手伸开，大拇指顶端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长，但它的双眼之间只有一个指距的距离。据说这种动物很善良。”（6）皮瑞·雷斯地图描绘的其他巴塔哥尼亚的动物都是相当准确，在它们所被标注的地方今天都能够发现这些动物。如果这种动物真的存在的话，我认为它们的生活范围应在阿根廷的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南部或者在智利的麦哲伦省的北部。这种怪兽是否在此生存过？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不能提供任何可确定的帮助，所以我决定在皮瑞·雷斯图上所表示那种怪兽存在的200英里半径的范围里考查每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在智利麦哲伦省“佛得河”（Rio Verde）的法那博物馆（Museo de Fauna），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我的兴致并没有减退。我拜访的第四个博物馆是在布埃尔托·那塔勒斯（Puerto Natales）的司提奥博物馆（Museo de Sitio） 附近，得到的结果很令人振奋。
“我正在找一种有两倍人大的一种怪兽，在你们这儿是否有类似这样的动物吗？”
“有啊。”
“你们的博物馆有展览的吗？”
“有的。”
“那它叫什么啊？”
“它叫大树懒。”①
除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零落的关于大树懒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我对大树懒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大树懒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一种动物，它的体重大约有两百多公斤。在1834年，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的白巴尼亚（Bahía Blanca）附近发现了一幅骨骼，这个地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明的就是这种怪兽出没的地方。达尔文把这些骨头送给在伦敦的皇家外科学院的里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博士，他把骨架做了复原。它像一个有着狗头的巨大的人，在它要摇倒一棵小树的时候，它用尾巴和双腿组成一个三脚架蹲着。放倒一棵树之后，它要把这棵树的没有果实的枝条都剥去，然后再去毁坏下一棵树。据说这种动物有3米多高，有的甚至更高，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巴塔哥尼亚的本地居民在冬天里把它们拴在洞穴里，夏天就带出来吃草，它们的肉尝起来很像味道清淡的羊肉。据说大约在三百年前，这些没有“恶意的东西”（7）的最后一只在地球上消失了。然而，近年里却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这种动物的碎片在山洞里被发现，看样子很明显是被当地人屠宰的，以致有人推测在巴塔哥尼亚的野地这种动物依然存在。
后来，我发现了一本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出版的中国书籍，名曰《异域图志》①（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正如它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本书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在他们航行中 所见到的一些奇怪的动物。有一种长着狗头的动物与在皮瑞·雷斯图上画着的大树懒很相似，并有文字说明，说他们是在从中国往西航行了两年才发现这种动物的。这部文献仅这一部分被翻译了出来。
那些中国人在发现这种动物时肯定是很惊奇的，并立刻想方设法地去捕获了一些。那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遇到奇怪的异国动物时，他们会抓一些回去献给他们的皇帝，以充实他的动物园。（8）一连串的麒麟（长颈鹿）被郑和将军带回献给了朱棣，这使朱棣很惊奇和高兴，因此我也相信肯定有一些大树懒被带上了中国帆船，其中的两只带回了中国。（9）我能够想象的出来，那些中国水手们一步一步的引诱着这些有点笨、长着狗头的动物从它们的山洞里出来，慢慢的进入他们的大船里，并且给它们载了成吨的树叶来喂养。
在皮瑞·雷斯图上，对这种动物的外在体形描绘是相当准确的，还表明这种动物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此图只能是图示的巴塔哥尼亚，不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描绘。因此我确信图上西面所画的山就是安第斯山脉。山脉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延伸，而从大西洋那面看是看不到的，因为群山离东海岸有数百英里的距离。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或者太平洋之前，那个最初绘这幅图的人肯定是从太平洋沿岸航行的，载着他的船要么是通过麦哲伦海峡，要么是勇敢地面对合恩角永无休止的惊涛骇浪。
由于知道了巴塔哥尼亚的面积，我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皮瑞·雷斯图的比例，并标出图中陆地和岛屿的纬度。白角（Cabo Blanco）是在南纬47°20′，所以皮瑞·雷斯图底端的岛屿的纬度肯定是南纬48°43′—恰好与南舍得兰（South Shetland）岛的纬度一样。我现在了解到，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舍得兰之前，那个最初绘图的人已经在400年前乘着船发现了南极洲和南舍得兰。正如后来我发现的那样，那些荒凉、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绘制南到南极洲、北到秘鲁的安第斯山，覆盖了从陆地到大洋绵延数千里的地图，肯定要花费那些富有技巧的测量员和水手们成千上万的人力和时间。要想覆盖这么远的距离，绘图的工程必须通力合作，这就涉及到了对不同舰队的使用问题。在欧洲人到达南大西洋之前，惟一有能力提供这样的船队航海的国家是中国，而这种提供给中国舰队测量的机会只可能在郑和航海中永乐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那两年“失踪”航行。虽然我想我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中国人航海到过南美洲的第一手证据。要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将是来自一艘装满明朝早期瓷器的宝船的残骸。在世界上要来推测中国的宝船是否在某地出现过，这样的残骸将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在南美洲的沿岸找到这重要的残骸却可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况且由于持续不断的暴风雨和强烈的潮起潮落会冲毁船的残骸，并且卷走那些撒出的货物。所以寻找宝船的工作虽然有待进行，但看起来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里完成。
新世界（图）2
这幅图上还画了一种光着身体、有胡须的人，乍一看，他的头好像在他身体的中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图上的人是画成低头弯腰的姿势的，以便让浓密的胡子遮住他的生殖器。我猜测，那位将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海图的内容复制于皮瑞·雷斯图的土耳其制图学家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一个穆斯林。穆斯林在裸露身体这一点上很保守，如果该绘图者确实这样认为的话，当他在描绘赤裸的人时，他会感到很不舒服。在那幅原始的图（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的图）绘成之后很久，麦哲伦才到达了巴塔哥尼亚，他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儿天气寒冷，而一些土著人在行走时都赤裸着，他们依靠火来取暖，即使是在船上，他们也同样赤裸着。于是，他命名这个地方叫“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有火的土地。（4）
剩下的最后的一种动物需要去辨认一下，这种动物在传说中出现过：一种长着狗头的人。有两条题记是用来描写这种动物的：“此地有如此形状的野兽”（5），“它有七指距（这一个单位距离相当于一只手伸开，大拇指顶端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长，但它的双眼之间只有一个指距的距离。据说这种动物很善良。”（6）皮瑞·雷斯地图描绘的其他巴塔哥尼亚的动物都是相当准确，在它们所被标注的地方今天都能够发现这些动物。如果这种动物真的存在的话，我认为它们的生活范围应在阿根廷的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南部或者在智利的麦哲伦省的北部。这种怪兽是否在此生存过？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不能提供任何可确定的帮助，所以我决定在皮瑞·雷斯图上所表示那种怪兽存在的200英里半径的范围里考查每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在智利麦哲伦省“佛得河”（Rio Verde）的法那博物馆（Museo de Fauna），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我的兴致并没有减退。我拜访的第四个博物馆是在布埃尔托·那塔勒斯（Puerto Natales）的司提奥博物馆（Museo de Sitio） 附近，得到的结果很令人振奋。
“我正在找一种有两倍人大的一种怪兽，在你们这儿是否有类似这样的动物吗？”
“有啊。”
“你们的博物馆有展览的吗？”
“有的。”
“那它叫什么啊？”
“它叫大树懒。”①
除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零落的关于大树懒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我对大树懒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大树懒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一种动物，它的体重大约有两百多公斤。在1834年，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的白巴尼亚（Bahía Blanca）附近发现了一幅骨骼，这个地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明的就是这种怪兽出没的地方。达尔文把这些骨头送给在伦敦的皇家外科学院的里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博士，他把骨架做了复原。它像一个有着狗头的巨大的人，在它要摇倒一棵小树的时候，它用尾巴和双腿组成一个三脚架蹲着。放倒一棵树之后，它要把这棵树的没有果实的枝条都剥去，然后再去毁坏下一棵树。据说这种动物有3米多高，有的甚至更高，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巴塔哥尼亚的本地居民在冬天里把它们拴在洞穴里，夏天就带出来吃草，它们的肉尝起来很像味道清淡的羊肉。据说大约在三百年前，这些没有“恶意的东西”（7）的最后一只在地球上消失了。然而，近年里却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这种动物的碎片在山洞里被发现，看样子很明显是被当地人屠宰的，以致有人推测在巴塔哥尼亚的野地这种动物依然存在。
后来，我发现了一本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出版的中国书籍，名曰《异域图志》①（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正如它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本书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在他们航行中 所见到的一些奇怪的动物。有一种长着狗头的动物与在皮瑞·雷斯图上画着的大树懒很相似，并有文字说明，说他们是在从中国往西航行了两年才发现这种动物的。这部文献仅这一部分被翻译了出来。
那些中国人在发现这种动物时肯定是很惊奇的，并立刻想方设法地去捕获了一些。那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遇到奇怪的异国动物时，他们会抓一些回去献给他们的皇帝，以充实他的动物园。（8）一连串的麒麟（长颈鹿）被郑和将军带回献给了朱棣，这使朱棣很惊奇和高兴，因此我也相信肯定有一些大树懒被带上了中国帆船，其中的两只带回了中国。（9）我能够想象的出来，那些中国水手们一步一步的引诱着这些有点笨、长着狗头的动物从它们的山洞里出来，慢慢的进入他们的大船里，并且给它们载了成吨的树叶来喂养。
在皮瑞·雷斯图上，对这种动物的外在体形描绘是相当准确的，还表明这种动物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此图只能是图示的巴塔哥尼亚，不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描绘。因此我确信图上西面所画的山就是安第斯山脉。山脉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延伸，而从大西洋那面看是看不到的，因为群山离东海岸有数百英里的距离。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或者太平洋之前，那个最初绘这幅图的人肯定是从太平洋沿岸航行的，载着他的船要么是通过麦哲伦海峡，要么是勇敢地面对合恩角永无休止的惊涛骇浪。
由于知道了巴塔哥尼亚的面积，我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皮瑞·雷斯图的比例，并标出图中陆地和岛屿的纬度。白角（Cabo Blanco）是在南纬47°20′，所以皮瑞·雷斯图底端的岛屿的纬度肯定是南纬48°43′—恰好与南舍得兰（South Shetland）岛的纬度一样。我现在了解到，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舍得兰之前，那个最初绘图的人已经在400年前乘着船发现了南极洲和南舍得兰。正如后来我发现的那样，那些荒凉、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绘制南到南极洲、北到秘鲁的安第斯山，覆盖了从陆地到大洋绵延数千里的地图，肯定要花费那些富有技巧的测量员和水手们成千上万的人力和时间。要想覆盖这么远的距离，绘图的工程必须通力合作，这就涉及到了对不同舰队的使用问题。在欧洲人到达南大西洋之前，惟一有能力提供这样的船队航海的国家是中国，而这种提供给中国舰队测量的机会只可能在郑和航海中永乐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那两年“失踪”航行。虽然我想我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中国人航海到过南美洲的第一手证据。要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将是来自一艘装满明朝早期瓷器的宝船的残骸。在世界上要来推测中国的宝船是否在某地出现过，这样的残骸将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在南美洲的沿岸找到这重要的残骸却可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况且由于持续不断的暴风雨和强烈的潮起潮落会冲毁船的残骸，并且卷走那些撒出的货物。所以寻找宝船的工作虽然有待进行，但看起来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里完成。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新世界（图）3
此时，我需要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比如，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时，他们是否发现与他们到达中国时发现的植物或动物是一样的呢？或者说，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中国时，他们是否发现中国的植物是与美洲一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舰队是否带了一些回国呢？幸运的是，许多知名的学者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10）我之所以能够被他们的工作吸引是在一次拜访秘鲁的旅程中，在一个黎明被鸡鸣声叫醒的一个结果。我在马来西亚居住过，记得很清楚在早上亚洲鸡的叫声—“咯咯咯（kik-kiri-kee）”—与它们欧洲的同类“咕咕咕（cock-a-doodle-do）”的叫声有明显的不同。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我听到了熟悉的“咯咯咯”的鸡叫声，于是我很好奇，为何是亚洲鸡而不是欧洲鸡，它们是如何来到秘鲁的。
这些家养的鸡起源于数千年前东南亚洲的丛林，包括中国南部、安南、占城、柬埔寨和马来西亚。这种类型的鸡与欧洲鸡有着明显的不同。当麦哲伦到达里约（Rio，此地现在也用此名），他“得到了很多鸡，……因为用一个鱼钩或一把小刀就换了当地人6只鸡，甚至担心当地人是在骗我”。（11）但后来麦哲伦和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发现南美洲的鸡和欧洲的那些“粪堆上的家禽”有很大的不同。鸡分为完全不同的四类。马来种瘦瘦、高高的—以至于能飞到餐桌上来抢食物吃。它们的头细细的，更像是火鸡，从喉部到胸脯都没长毛，光秃秃的。中国种的则是矮胖矮胖的，身体有点肥，羽毛松软，翅膀短短的，腿上长毛。这种鸡有着很小的尾毛，还有着小小的、短的、不甚发达的骨刺。它们都不擅长飞翔，性情很温顺。到目前为止，这种有着松软羽毛、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的鸡（“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是指这种奇特的鸡的羽毛、皮肤、血液、骨头都是以黑色为主）在拉丁美洲已经到处都能发现了。第四种鸡就是亚洲卷毛鸡，①这种鸡身上的羽毛是弯弯曲曲的，而不是平直的。而且在公元1500年左右，这种卷毛鸡已经遍布南美洲了，而在地中海世界还没有相似的鸡。或许最令人吃惊的不同是，这种亚洲母鸡生下来的蛋是蓝色壳的，与之相对照的是欧洲母鸡产下来的蛋是白色的或者是奶黄色。从智利到墨西哥，这种蓝色的鸡蛋依然在各处都能看得到。
而且还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如果欧洲人带了鸡过来，那么这些欧洲鸡的名字将会被南美的印地安人所采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南美洲北部的阿拉瓦克人（Arawak）称那种以黑色为特征的鸡为“卡那卡（karaka）”；印地安名字是“卡那卡那斯”（karakanath），在墨西哥西北部，鸡的名字是“托瑞”（tori），在日语里是“nihuatori”，意思是“圈养的鸟”。在1421年，那些致力于帝国扩张时期的印加国王们，他们经常戴着羽毛，并采用了这种鸟的名字。在盖楚瓦人（Quechua）的语言里，鸡是“hualpa”，是托帕卡·尤潘基（Topac Yupanqui，约公元1440～1493年）①所采用的名字。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统治下，印加国王正式的名字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②。因此至少在征服者到达南美洲40年前，印加就有了对应“鸡”的词汇。
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把鸡和鸡蛋用来吃。在东南亚和中国，鸡的用途完全不同。中国人拿鸡蛋来占卜，或者在烧纸之前把鸡血滴在树皮纸上，人们相信那黑色的鸡能够保护家庭不受到恶魔的侵犯。这些做法都能在南美洲发现。像在中国一样，美洲印地安人也不是把鸡和鸡蛋用来吃的，他们把鸡和鸡蛋用来做祭祀、占卜和治病。
亚洲鸡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都有发现，向北最远到罗德岛（Rhode Island）。这些家禽不可能飞得这么远，肯定是用船载过来的。除了欧洲人，只有中国人的船能航行得那么远。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亚洲鸡在美洲的传播是和皮瑞·雷斯图中表示的位于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奥里诺科（Orinoco）的三角洲密切相关的。即使到今天，在南美洲的受到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影响最小的地方，人们还会发现，那儿的鸡所生的蛋依然是淡蓝色的，还有着其他的亚洲鸡的特征，而这些与欧洲鸡是不一样的。（12）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舰队肯定已经把鸡带到了南美洲。
既然亚洲的鸡与地中海的鸡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亚洲鸡的特征又在美洲鸡的身上重现了，那么最明显的结论就是美洲鸡最先是从亚洲引进到南美洲的，而不是来自地中海沿岸……（13）
如果关于美洲鸡的所有信息都被考虑到的话，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最早把鸡带到美洲的结论显然是和所有的证据相矛盾的。直到1600年，地中海民族还没有拥有、甚至还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掌握的鸡的种类……如果一种学术的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课题上运用的话，这种方法必须注意到这些信息，而不是以往的那些教条，那么最终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鸡是通过太平洋传入南美的。也许我要再重复一下，这是在地中海民族发现美洲之前很早的时候了。（14）
第二个明显的证据来自于玉米，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植物，在郑和航海之前一直不为中国所知。正如鸡不能飞一样，玉米也不能自我移植，无论它在何地被发现，它肯定是被人移植过去的。这里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能证明在1492年哥伦布达到美洲之前，（15）玉米就已被引入了亚洲。例如，在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麦哲伦的随军记日记的人）的关于在1520年他们在菲律宾的利马萨瓦（Limasava）的探险的记述写道：“那些岛民们邀请将军（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去，因为他们的商品都在船上，有丁香、肉桂、生姜、辣椒、豆蔻和玉米。”（16）毕加费塔是不可能不认识玉米的。他的记载是用古老的意大利文写的，玉米是被翻译成“miglio”，与之相对照的是他曾用加勒比文写这个词是“maíz”，他知道那种玉米有“穗，长的像印地安人的玉米，皮剥掉后，被称作拉答（lada）”—毕加费塔不仅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跟随着麦哲伦从南美洲到了利马萨瓦，而且还在加勒比海给哥伦布效过力。（17）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了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中国人习惯于吃一种穗和大麦大小相似的稻米。这种与稻米相比较而有“特别大”穗的谷物只能是玉米。（18）这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有价值的证据。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都发现了玉米，还发现了“Metates”——这是一种南美洲所特有的用来磨玉米的工具。这种工具发现在一艘建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平底船上，而这艘船是在菲律宾西南的潘达南（Pandanan）的海底发现的，它是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沉在那儿的。
新世界（图）3
此时，我需要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比如，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时，他们是否发现与他们到达中国时发现的植物或动物是一样的呢？或者说，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中国时，他们是否发现中国的植物是与美洲一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舰队是否带了一些回国呢？幸运的是，许多知名的学者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10）我之所以能够被他们的工作吸引是在一次拜访秘鲁的旅程中，在一个黎明被鸡鸣声叫醒的一个结果。我在马来西亚居住过，记得很清楚在早上亚洲鸡的叫声—“咯咯咯（kik-kiri-kee）”—与它们欧洲的同类“咕咕咕（cock-a-doodle-do）”的叫声有明显的不同。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我听到了熟悉的“咯咯咯”的鸡叫声，于是我很好奇，为何是亚洲鸡而不是欧洲鸡，它们是如何来到秘鲁的。
这些家养的鸡起源于数千年前东南亚洲的丛林，包括中国南部、安南、占城、柬埔寨和马来西亚。这种类型的鸡与欧洲鸡有着明显的不同。当麦哲伦到达里约（Rio，此地现在也用此名），他“得到了很多鸡，……因为用一个鱼钩或一把小刀就换了当地人6只鸡，甚至担心当地人是在骗我”。（11）但后来麦哲伦和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发现南美洲的鸡和欧洲的那些“粪堆上的家禽”有很大的不同。鸡分为完全不同的四类。马来种瘦瘦、高高的—以至于能飞到餐桌上来抢食物吃。它们的头细细的，更像是火鸡，从喉部到胸脯都没长毛，光秃秃的。中国种的则是矮胖矮胖的，身体有点肥，羽毛松软，翅膀短短的，腿上长毛。这种鸡有着很小的尾毛，还有着小小的、短的、不甚发达的骨刺。它们都不擅长飞翔，性情很温顺。到目前为止，这种有着松软羽毛、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的鸡（“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是指这种奇特的鸡的羽毛、皮肤、血液、骨头都是以黑色为主）在拉丁美洲已经到处都能发现了。第四种鸡就是亚洲卷毛鸡，①这种鸡身上的羽毛是弯弯曲曲的，而不是平直的。而且在公元1500年左右，这种卷毛鸡已经遍布南美洲了，而在地中海世界还没有相似的鸡。或许最令人吃惊的不同是，这种亚洲母鸡生下来的蛋是蓝色壳的，与之相对照的是欧洲母鸡产下来的蛋是白色的或者是奶黄色。从智利到墨西哥，这种蓝色的鸡蛋依然在各处都能看得到。
而且还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如果欧洲人带了鸡过来，那么这些欧洲鸡的名字将会被南美的印地安人所采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南美洲北部的阿拉瓦克人（Arawak）称那种以黑色为特征的鸡为“卡那卡（karaka）”；印地安名字是“卡那卡那斯”（karakanath），在墨西哥西北部，鸡的名字是“托瑞”（tori），在日语里是“nihuatori”，意思是“圈养的鸟”。在1421年，那些致力于帝国扩张时期的印加国王们，他们经常戴着羽毛，并采用了这种鸟的名字。在盖楚瓦人（Quechua）的语言里，鸡是“hualpa”，是托帕卡·尤潘基（Topac Yupanqui，约公元1440～1493年）①所采用的名字。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统治下，印加国王正式的名字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②。因此至少在征服者到达南美洲40年前，印加就有了对应“鸡”的词汇。
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把鸡和鸡蛋用来吃。在东南亚和中国，鸡的用途完全不同。中国人拿鸡蛋来占卜，或者在烧纸之前把鸡血滴在树皮纸上，人们相信那黑色的鸡能够保护家庭不受到恶魔的侵犯。这些做法都能在南美洲发现。像在中国一样，美洲印地安人也不是把鸡和鸡蛋用来吃的，他们把鸡和鸡蛋用来做祭祀、占卜和治病。
亚洲鸡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都有发现，向北最远到罗德岛（Rhode Island）。这些家禽不可能飞得这么远，肯定是用船载过来的。除了欧洲人，只有中国人的船能航行得那么远。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亚洲鸡在美洲的传播是和皮瑞·雷斯图中表示的位于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奥里诺科（Orinoco）的三角洲密切相关的。即使到今天，在南美洲的受到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影响最小的地方，人们还会发现，那儿的鸡所生的蛋依然是淡蓝色的，还有着其他的亚洲鸡的特征，而这些与欧洲鸡是不一样的。（12）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舰队肯定已经把鸡带到了南美洲。
既然亚洲的鸡与地中海的鸡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亚洲鸡的特征又在美洲鸡的身上重现了，那么最明显的结论就是美洲鸡最先是从亚洲引进到南美洲的，而不是来自地中海沿岸……（13）
如果关于美洲鸡的所有信息都被考虑到的话，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最早把鸡带到美洲的结论显然是和所有的证据相矛盾的。直到1600年，地中海民族还没有拥有、甚至还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掌握的鸡的种类……如果一种学术的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课题上运用的话，这种方法必须注意到这些信息，而不是以往的那些教条，那么最终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鸡是通过太平洋传入南美的。也许我要再重复一下，这是在地中海民族发现美洲之前很早的时候了。（14）
第二个明显的证据来自于玉米，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植物，在郑和航海之前一直不为中国所知。正如鸡不能飞一样，玉米也不能自我移植，无论它在何地被发现，它肯定是被人移植过去的。这里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能证明在1492年哥伦布达到美洲之前，（15）玉米就已被引入了亚洲。例如，在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麦哲伦的随军记日记的人）的关于在1520年他们在菲律宾的利马萨瓦（Limasava）的探险的记述写道：“那些岛民们邀请将军（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去，因为他们的商品都在船上，有丁香、肉桂、生姜、辣椒、豆蔻和玉米。”（16）毕加费塔是不可能不认识玉米的。他的记载是用古老的意大利文写的，玉米是被翻译成“miglio”，与之相对照的是他曾用加勒比文写这个词是“maíz”，他知道那种玉米有“穗，长的像印地安人的玉米，皮剥掉后，被称作拉答（lada）”—毕加费塔不仅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跟随着麦哲伦从南美洲到了利马萨瓦，而且还在加勒比海给哥伦布效过力。（17）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了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中国人习惯于吃一种穗和大麦大小相似的稻米。这种与稻米相比较而有“特别大”穗的谷物只能是玉米。（18）这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有价值的证据。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都发现了玉米，还发现了“Metates”——这是一种南美洲所特有的用来磨玉米的工具。这种工具发现在一艘建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平底船上，而这艘船是在菲律宾西南的潘达南（Pandanan）的海底发现的，它是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沉在那儿的。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
新世界（图）4
皮瑞·雷斯图上所显示的，早在麦哲伦航行一世纪前，中国的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就到达了南美洲并登上了那儿的陆地，现在这已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拿不准的想法了。但是中国人的这次具有史诗性质的海上航行，是想使整个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来绘制那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呢？那可是一片冰雪覆盖、寒冷异常的地方，只有一些落后的、光着身子的居民，没有什么好交易的，这里除了鱼类和野莓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皮瑞·雷斯图能否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呢？起先看起来这幅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神秘性，因为它显示出了从巴塔哥尼亚海岸伸出的一根根辐条，相交的中心位于南大西洋广阔的海域，这些中心点就是罗盘的中心点。这些轮轴被水手们称作“波多兰线”（Portolan lines），在“波多兰”航行法中使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角测量法。拿皮瑞·雷斯图与现在的地图比较，我辨认出每条“波多兰线”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上的每条起点是那里。那些绘图者们肯定是已经乘上了7艘船，从北面的蓬塔谷兹曼（Puntas Guzmán ）、梅塞德斯（Mercedes），中部的卡博斯库瑞（Cabos Curioso）、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还有南面的蓬塔诺特（Punta Norte）、卡博斯布恩特珀（Cabos Buen Tempo）和圣埃斯皮瑞图（Espíritu Santo）7处地方出发航行的。
在了解了皮瑞·雷斯图的范围后，现在我能轻松地确定罗盘的正中心位置的事实地点了。“波多兰线”相交在西福克兰（West Falkland）岛的乔治王海湾（King George’s Bay）。罗盘的绝对中心是亚当斯山峰Moune Asam，2917英尺高，这是福克兰岛上最为明显的一座山峰。是否周满或者是洪保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登山家呢？那是不是就是船只被下令驶向山峰的原因呢？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一头雾水，突然间有一天我突然顿悟了。在南半球时，那些中国人需要一颗星星来代替北极星，以便引导他们航行，在当时他们只能选择如下的两颗星星：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用南十字星来导航。（19）
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①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倍。无比的亮度加上近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和金星差不多亮，因为它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黄白色的，使老人星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出来。和南十字星一样，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以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南十字星指向南极点，但不像北极星，它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经度。我再强调一下，要算出南十字星的准确位置的惟一方法就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
数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确定南十字星和老人星的位置：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夏至景表南长三寸三分，与元嘉中所测大同。然则距阳城而南，使直路应弦，至于日下，盖不盈五千里也。测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才出地二十余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 （20）
只有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被确定后，南半球的新大陆才能够准确的被绘制到地图上去。当那些中国绘图者到达了在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的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的下面。他们竭力确定好他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准确计算出他们的位置是南纬52°40′。参考北极星的高度，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随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考虑到这个位置对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人肯定在亚当斯山的附近立了碑，因此我已经请求福克兰岛上当地政府协助我进行搜寻的工作。
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后，只要直接在老人星的下面，沿着这一条纬线，穿过太平洋向西航行，随后通过南半球的海洋向东航行，周满和洪保的舰队就能各自返回中国。只要循此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我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别的星星的纬度位置能够准确地被确定后，那么在世界上进行观测的可行性是合理的，例如在北纬3°40′，这个地方是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是看不到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希望别的纬度也能起这样的特殊重要性，比如，就像他们在北纬39°53′的首都—北京很可能就起着一样的作用。后面就会说到，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人选择的第一个“锚点”在福克兰（Falkland）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福克兰群岛不但直接处在老人星下面，而且正好离北京的距离是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经度相差179°）。在当时的阶段，中国人虽然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但是没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180×60海里），因此在离开北京达到这个距离时，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如果一支舰队在福克兰群岛的锚点向西航行的话，就能在南纬52°40′发现南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岛，就像他们测量巴塔哥尼亚一样，绘图的人们能够用三角测量法准确的绘出这片陆地。与之相似，一支船队向东航行，在南纬52°40′就会发现非洲南面的另一个岛，因此也就能够绘出印度洋来。
我在思考我怎样才能从此“锚点”出发，去追寻中国舰队向前行进的路线。我已经知道了在周满和洪保的率领下中国舰队最终回国的日期，以及他们各自带回来的使者数目。不久我意识到，借助那些表格和地图，并从那些大使处搜集到的信息来标明位置，我能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在随后的那段时间里，每只舰队都是如何行动的。在有着一些紧密联系的证据出现后，这使我继续推算出宝船以后的行动。
在整个航行期间，在高级将领杨庆的率领下，船队一直航行到了印度洋，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返回了中国，随他一起到中国的，共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而周满和洪保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了中国。周满没有带回来一名大使，而洪保也只是从古里带回了一名大使。基与此，我能推导出，周满将军的舰队向西航行，以绘出太平洋，经香料群岛返回。为了测出南十字星的位置，洪保将军的舰队向着南极洲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满剌加和古里。于是我开始寻找他们航行的路线，首先我要追寻的是洪保通过南半球的海洋的航线。
新世界（图）4
皮瑞·雷斯图上所显示的，早在麦哲伦航行一世纪前，中国的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就到达了南美洲并登上了那儿的陆地，现在这已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拿不准的想法了。但是中国人的这次具有史诗性质的海上航行，是想使整个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来绘制那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呢？那可是一片冰雪覆盖、寒冷异常的地方，只有一些落后的、光着身子的居民，没有什么好交易的，这里除了鱼类和野莓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皮瑞·雷斯图能否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呢？起先看起来这幅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神秘性，因为它显示出了从巴塔哥尼亚海岸伸出的一根根辐条，相交的中心位于南大西洋广阔的海域，这些中心点就是罗盘的中心点。这些轮轴被水手们称作“波多兰线”（Portolan lines），在“波多兰”航行法中使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角测量法。拿皮瑞·雷斯图与现在的地图比较，我辨认出每条“波多兰线”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上的每条起点是那里。那些绘图者们肯定是已经乘上了7艘船，从北面的蓬塔谷兹曼（Puntas Guzmán ）、梅塞德斯（Mercedes），中部的卡博斯库瑞（Cabos Curioso）、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还有南面的蓬塔诺特（Punta Norte）、卡博斯布恩特珀（Cabos Buen Tempo）和圣埃斯皮瑞图（Espíritu Santo）7处地方出发航行的。
在了解了皮瑞·雷斯图的范围后，现在我能轻松地确定罗盘的正中心位置的事实地点了。“波多兰线”相交在西福克兰（West Falkland）岛的乔治王海湾（King George’s Bay）。罗盘的绝对中心是亚当斯山峰Moune Asam，2917英尺高，这是福克兰岛上最为明显的一座山峰。是否周满或者是洪保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登山家呢？那是不是就是船只被下令驶向山峰的原因呢？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一头雾水，突然间有一天我突然顿悟了。在南半球时，那些中国人需要一颗星星来代替北极星，以便引导他们航行，在当时他们只能选择如下的两颗星星：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用南十字星来导航。（19）
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①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倍。无比的亮度加上近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和金星差不多亮，因为它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黄白色的，使老人星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出来。和南十字星一样，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以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南十字星指向南极点，但不像北极星，它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经度。我再强调一下，要算出南十字星的准确位置的惟一方法就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
数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确定南十字星和老人星的位置：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夏至景表南长三寸三分，与元嘉中所测大同。然则距阳城而南，使直路应弦，至于日下，盖不盈五千里也。测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才出地二十余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 （20）
只有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被确定后，南半球的新大陆才能够准确的被绘制到地图上去。当那些中国绘图者到达了在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的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的下面。他们竭力确定好他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准确计算出他们的位置是南纬52°40′。参考北极星的高度，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随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考虑到这个位置对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人肯定在亚当斯山的附近立了碑，因此我已经请求福克兰岛上当地政府协助我进行搜寻的工作。
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后，只要直接在老人星的下面，沿着这一条纬线，穿过太平洋向西航行，随后通过南半球的海洋向东航行，周满和洪保的舰队就能各自返回中国。只要循此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我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别的星星的纬度位置能够准确地被确定后，那么在世界上进行观测的可行性是合理的，例如在北纬3°40′，这个地方是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是看不到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希望别的纬度也能起这样的特殊重要性，比如，就像他们在北纬39°53′的首都—北京很可能就起着一样的作用。后面就会说到，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人选择的第一个“锚点”在福克兰（Falkland）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福克兰群岛不但直接处在老人星下面，而且正好离北京的距离是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经度相差179°）。在当时的阶段，中国人虽然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但是没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180×60海里），因此在离开北京达到这个距离时，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如果一支舰队在福克兰群岛的锚点向西航行的话，就能在南纬52°40′发现南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岛，就像他们测量巴塔哥尼亚一样，绘图的人们能够用三角测量法准确的绘出这片陆地。与之相似，一支船队向东航行，在南纬52°40′就会发现非洲南面的另一个岛，因此也就能够绘出印度洋来。
我在思考我怎样才能从此“锚点”出发，去追寻中国舰队向前行进的路线。我已经知道了在周满和洪保的率领下中国舰队最终回国的日期，以及他们各自带回来的使者数目。不久我意识到，借助那些表格和地图，并从那些大使处搜集到的信息来标明位置，我能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在随后的那段时间里，每只舰队都是如何行动的。在有着一些紧密联系的证据出现后，这使我继续推算出宝船以后的行动。
在整个航行期间，在高级将领杨庆的率领下，船队一直航行到了印度洋，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返回了中国，随他一起到中国的，共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而周满和洪保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了中国。周满没有带回来一名大使，而洪保也只是从古里带回了一名大使。基与此，我能推导出，周满将军的舰队向西航行，以绘出太平洋，经香料群岛返回。为了测出南十字星的位置，洪保将军的舰队向着南极洲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满剌加和古里。于是我开始寻找他们航行的路线，首先我要追寻的是洪保通过南半球的海洋的航线。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1
洪保将军的特定任务是从建立在福克兰群岛上的固定点向东出发，以绘制世界地图，这个固定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出的罗盘是南纬52°40′。现在在他的供给船上的大米越来越少了，在桶里的发芽的大豆可能已经吃完了。在开始向东航行驶向未知的南部大洋之前，他必须要带上足够的新鲜食物。
福克兰群岛上只能提供卷心菜、野芹菜、企鹅、鹅和鱼，肉类很少，更谈不上新鲜水果。在福克兰群岛上曾被发现的惟一的哺乳动物是“瓦拉”（Warrah），那是一种当地的狐狸，达尔文这样写道：“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里，远离大陆，面积如此之小，而上面的土地却是大片的贫瘠，上面生活着数目众多的很奇特的当地四足兽（Warrah）……用不了多少年，这些岛屿在人们逐步的定居后，这些狐狸极有可能和渡渡鸟（dodo）一样成为地球上消失的动物。”（1）
正如达尔文所断言的那样，一些奇怪的事情在这些动物身上发生了，在19世纪70年代的福克兰群岛上，它们彻底灭绝了。达尔文和其他的一些自然学家留意到这种动物是非常温顺的。英国生物学家朱立特·卡卢顿·布若科（Juliet Clutton Brock）从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动物标本上分析出了它的身体特征，长的有点像一种澳洲的野狗，曾经被人驯养过。它是南美狐狸和欧洲人到达南美洲之前被越过海洋带到福克兰群岛的野狗的杂交品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留下了他们所带的一些狗在福克兰群岛（他们在船上养狗以供食用），随后这些狗和当地的狐狸交配。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一项关于现存的“瓦拉”的DNA的实验已在进行，以便它们能够和中国食用狗的DNA比较，结果将在网站上公布出来。
如果福克兰群岛提供的只是非常有限的食物的话，那么往西300海里的巴塔哥尼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食物贮藏室，正如后来的探险者会在这里大快朵颐一样。用鱼网来捕上一个早晨，就有足够让整个舰队的人吃饱的鱼上钩；浅水湾也满是像螃蟹一样大的贝类。南美骆马、骆鹿（huemil）①，还有像狗一样大的野兔都非常温顺；只有在面对那咆哮的山地狮子，水手们才没办法。含有丰富维生素C的草莓和野苹果到处都是。或许是洪保将军好好地利用了在南极洲夏天中常见的一个平静阶段，为了重新补足给养，他从福克兰群岛直接往西回航去了巴塔哥尼亚。洪保将军的舰队依然在南纬52°40′的老人星下面航行，应该会发现维京角（Cape Virgines）南边的一个大港口可作为安全的停泊地。对于洪保而言，他并不知道这个海湾可以直接驶向太平洋。在洪保进入这个海湾后，一股速度总计到达6海里/小时的强烈的水流拽着他的舰队往西南航行，穿越海峡，就像水从浴缸底下流掉一样。
第二天早晨，这支舰队已经在海峡里航行了一半的路程。终于离开洋流，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布隆斯维克（Brunswick）半岛了（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尖角），在皮瑞·雷斯图上能够清楚的辨认出来。现在，洪保的舰队已经处在老人星的南面了，他会希望他的舰队向北航行，以便能够再一次在他所设定的参考点下面航行，此处的纬度是他用来绘制直到东方的世界地图的。但在驶向吉若诺米诺（Canal Geronomino）运河的路上，海峡变得越来越窄了—有的地方甚至不超过一英里，对于洪保的大船只来说，简直是太窄了，甚至船只根本都无法驾驶。因为那些大船转个圈也差不多要一英里的地方。因此舰队被迫掉转船头，所以制图师把吉若诺米诺运河画成一条河流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条不起眼的河流。
返回到布隆斯维克半岛，这支舰队取道马德莲娜（Canal Magdalena）运河，向西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在阿固若岛（Isla Aguirre）附近进入太平洋，而阿固若岛是在沿岸数以百计海岛中的一个很小、无人居住的但已有了名字的小岛，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麦哲伦海峡”的发现和绘制完全是偶然的: 海峡入口的纬度同时也是中国人在南半球的引导之星—老人星的纬度。虽然中国人是在偶然间发现麦哲伦海峡的，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中国人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因为在这里面，猛烈的狂风、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是很普通的，如此恶劣的天气导致能见度很低，而中国人的船只又是巨大、方方正正，在此环境下航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中国人事先绘制的地图，麦哲伦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海峡的。是中国人最先找到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打开了通向香料群岛的海道。这样看来，欧洲人应当对中国先驱者铭感五内才对。
因为海峡的任何一边都是遥远、荒凉的陆地，所以这儿被最早的欧洲探险者称为“极恶之地”是不无道理的。尽管有没完没了的暴风雪经常被大风顺着地面刮过这片旷野，火地岛还是有着迷人、壮丽的景观。冰山垂直地滑进了大洋中，在冰川上面的冰山的顶端在苍白天空的映衬下，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数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航海者们还是害怕这儿剧烈的洋流，因为看起来，它的开始和结束是没有任何警告的，甚至没有明显的中断，向西面掠过的狂风无处不在，在几分种之内就能把大海搅得像一个沸腾的大锅炉。直到19世纪，这儿咆哮的大风和冷酷的地理环境还使人们望而却步，只留下亚马拿族（Y噈ana）土著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安然地生存。他们在火旁挤成一团，以致麦哲伦命名这个地方为火地岛。在达尔文看来，亚马拿族人“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幸、最悲惨的生命，在他们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比野生动物和驯养的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2）
发现了是中国人最早驶过这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这一刻对于我而言是相当震撼的。我非常想知道洪保是否意识到他此举的重要意义。于是我来到大英图书馆寻找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和跟随他航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的日记，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关于在此一世纪前的那次破冰之旅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1
洪保将军的特定任务是从建立在福克兰群岛上的固定点向东出发，以绘制世界地图，这个固定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出的罗盘是南纬52°40′。现在在他的供给船上的大米越来越少了，在桶里的发芽的大豆可能已经吃完了。在开始向东航行驶向未知的南部大洋之前，他必须要带上足够的新鲜食物。
福克兰群岛上只能提供卷心菜、野芹菜、企鹅、鹅和鱼，肉类很少，更谈不上新鲜水果。在福克兰群岛上曾被发现的惟一的哺乳动物是“瓦拉”（Warrah），那是一种当地的狐狸，达尔文这样写道：“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里，远离大陆，面积如此之小，而上面的土地却是大片的贫瘠，上面生活着数目众多的很奇特的当地四足兽（Warrah）……用不了多少年，这些岛屿在人们逐步的定居后，这些狐狸极有可能和渡渡鸟（dodo）一样成为地球上消失的动物。”（1）
正如达尔文所断言的那样，一些奇怪的事情在这些动物身上发生了，在19世纪70年代的福克兰群岛上，它们彻底灭绝了。达尔文和其他的一些自然学家留意到这种动物是非常温顺的。英国生物学家朱立特·卡卢顿·布若科（Juliet Clutton Brock）从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动物标本上分析出了它的身体特征，长的有点像一种澳洲的野狗，曾经被人驯养过。它是南美狐狸和欧洲人到达南美洲之前被越过海洋带到福克兰群岛的野狗的杂交品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留下了他们所带的一些狗在福克兰群岛（他们在船上养狗以供食用），随后这些狗和当地的狐狸交配。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一项关于现存的“瓦拉”的DNA的实验已在进行，以便它们能够和中国食用狗的DNA比较，结果将在网站上公布出来。
如果福克兰群岛提供的只是非常有限的食物的话，那么往西300海里的巴塔哥尼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食物贮藏室，正如后来的探险者会在这里大快朵颐一样。用鱼网来捕上一个早晨，就有足够让整个舰队的人吃饱的鱼上钩；浅水湾也满是像螃蟹一样大的贝类。南美骆马、骆鹿（huemil）①，还有像狗一样大的野兔都非常温顺；只有在面对那咆哮的山地狮子，水手们才没办法。含有丰富维生素C的草莓和野苹果到处都是。或许是洪保将军好好地利用了在南极洲夏天中常见的一个平静阶段，为了重新补足给养，他从福克兰群岛直接往西回航去了巴塔哥尼亚。洪保将军的舰队依然在南纬52°40′的老人星下面航行，应该会发现维京角（Cape Virgines）南边的一个大港口可作为安全的停泊地。对于洪保而言，他并不知道这个海湾可以直接驶向太平洋。在洪保进入这个海湾后，一股速度总计到达6海里/小时的强烈的水流拽着他的舰队往西南航行，穿越海峡，就像水从浴缸底下流掉一样。
第二天早晨，这支舰队已经在海峡里航行了一半的路程。终于离开洋流，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布隆斯维克（Brunswick）半岛了（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尖角），在皮瑞·雷斯图上能够清楚的辨认出来。现在，洪保的舰队已经处在老人星的南面了，他会希望他的舰队向北航行，以便能够再一次在他所设定的参考点下面航行，此处的纬度是他用来绘制直到东方的世界地图的。但在驶向吉若诺米诺（Canal Geronomino）运河的路上，海峡变得越来越窄了—有的地方甚至不超过一英里，对于洪保的大船只来说，简直是太窄了，甚至船只根本都无法驾驶。因为那些大船转个圈也差不多要一英里的地方。因此舰队被迫掉转船头，所以制图师把吉若诺米诺运河画成一条河流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条不起眼的河流。
返回到布隆斯维克半岛，这支舰队取道马德莲娜（Canal Magdalena）运河，向西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在阿固若岛（Isla Aguirre）附近进入太平洋，而阿固若岛是在沿岸数以百计海岛中的一个很小、无人居住的但已有了名字的小岛，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麦哲伦海峡”的发现和绘制完全是偶然的: 海峡入口的纬度同时也是中国人在南半球的引导之星—老人星的纬度。虽然中国人是在偶然间发现麦哲伦海峡的，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中国人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因为在这里面，猛烈的狂风、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是很普通的，如此恶劣的天气导致能见度很低，而中国人的船只又是巨大、方方正正，在此环境下航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中国人事先绘制的地图，麦哲伦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海峡的。是中国人最先找到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打开了通向香料群岛的海道。这样看来，欧洲人应当对中国先驱者铭感五内才对。
因为海峡的任何一边都是遥远、荒凉的陆地，所以这儿被最早的欧洲探险者称为“极恶之地”是不无道理的。尽管有没完没了的暴风雪经常被大风顺着地面刮过这片旷野，火地岛还是有着迷人、壮丽的景观。冰山垂直地滑进了大洋中，在冰川上面的冰山的顶端在苍白天空的映衬下，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数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航海者们还是害怕这儿剧烈的洋流，因为看起来，它的开始和结束是没有任何警告的，甚至没有明显的中断，向西面掠过的狂风无处不在，在几分种之内就能把大海搅得像一个沸腾的大锅炉。直到19世纪，这儿咆哮的大风和冷酷的地理环境还使人们望而却步，只留下亚马拿族（Y噈ana）土著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安然地生存。他们在火旁挤成一团，以致麦哲伦命名这个地方为火地岛。在达尔文看来，亚马拿族人“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幸、最悲惨的生命，在他们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比野生动物和驯养的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2）
发现了是中国人最早驶过这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这一刻对于我而言是相当震撼的。我非常想知道洪保是否意识到他此举的重要意义。于是我来到大英图书馆寻找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和跟随他航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的日记，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关于在此一世纪前的那次破冰之旅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2
麦哲伦背弃了他的祖国，于1519年9月20日，在西班牙的旗帜下，他开始了那次伟大的环球航行。出发时，他的舰队共有5艘船，一共有265名水手，但在完成环球航行后，只有一艘船以及18个人幸存了下来，最终完成了环球航行。麦哲伦自己也因在菲律宾卷入了两支部落的械斗中，在1521年4月27日身受重伤而死。关于航行中的这一关键时刻，皮加费塔在日记里写道：
在圣母节（Eleven thousand virgins，10月21日）那天，我们离开南纬52°，向传说中的南极点驶去。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发现了一个海峡，我们称附近的海岬为圣母角（现称维京角）。这个海峡长有110里格，就是440英里长，在宽度上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到1/2里格。①（3）
从他们“航行的路线朝着52°”的事实上，可以暗示出麦哲伦事实上知道在南纬52°他将会发现那条后来以他名字命名、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在1520年10月19日，麦哲伦的舰队到达了那片阴暗、难以航行的地域。此时此刻，麦哲伦和他的水手们已经溃不成军。咆哮的狂风无情地折磨着船只，暴风雪又使他们难以辨得清前面的出口和四周的岩石岛。舰队找不到一个可以抛锚的地方，很多水手又得了坏血病，在这之前，他只是用绞死叛乱领导者、或抽签将之致死（抽签者中的1/4将被处死）这些残忍的权宜之策把叛乱镇压下去了。现在一起新的叛乱又见端倪了。
“被群山包围着，使得该海峡呈现出一个圆形……对于船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不太可能找到一条道路驶入传说中的太平洋的”，（4）麦哲伦未能说服众人一直朝前走是能够安全的通过海峡的，因此为了解决危机，他下令众人们把他们是继续前进还是折回到西班牙的理由都写下来。他大声朗读他们的看法，随后他穿上佩戴了所授的圣詹姆斯（Saint James）勋章的斗篷，并发了神圣的誓言，面对他的水手，麦哲伦庄严的宣誓“存在着一个通往太平洋的海峡，他对此很熟悉，曾经在葡萄牙国王的一个海军部门他见过该海峡的图，这副图是由一个名叫波希米亚的马丁（Martin of Bohemia）①的伟大水手绘制的”。（5）
麦哲伦讲的是实话，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真相。在麦哲伦航行之前，西班牙国王和麦哲伦早就知道存在的一条从大西洋驶向太平洋的海峡。西班牙国王给麦哲伦看了一幅图，图上显示了那条连接太平洋的海峡。麦哲伦和西班牙国王的条约突出了这次航海的目的—向西航行，驶向香料群岛—所得利润是双方共享。麦哲伦希望关于这条海峡的知识能够仅仅被他一人所知晓，别人都不能知道，并宣称巨大的财富就在前面等待着他，但是西班牙国王对此爱莫能助，因为原版海图在葡萄牙人手上。
麦哲伦的言语和他的冷酷无情以及他令人振奋的领导能力使得他的水手们能够继续前进，最终他们驶过了这条海峡，而这条海峡后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不以第一个通过这条海峡的人洪保来命名。在描写船只通过这条海峡，进入太平洋时，皮加费塔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注释:“在我们离开了这条海峡后，如果我们一直向西航行的话，除了圣女角，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岛屿……在纬度的52°上正好朝着南极点。”（6）皮加费塔的注释透露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要么从在该纬度航行过的人那儿获得，要么是从一幅显示出在南纬52°的太平洋是一片空白、没有陆地的海图中获得。在离开这个海峡后，麦哲伦向北航行，驶向赤道，对于他而言再在这个纬度上航行的话是发现不到任何土地的。因此麦哲伦肯定看过了地图，所以他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通过该海峡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横穿太平洋的人。
事实又一次证明，毛罗修士是正确的：来自印度洋的一艘船绕过了好望角，驶向“无名群岛”。关于皮瑞·雷斯图的谜底已经得到解决了。在麦哲伦航行之前，巴塔哥尼亚和“麦哲伦海峡”已经实实在在的被绘制了出来，它不是像一个权威机关所猜想的那样，（7）在埃及法老之前的一个文明所创作的，也不是像一位学者所论证的那样是来自外太空，（8）而是有一支浩大的中国宝船舰队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失踪的岁月”里所绘制的。
在通过这个海峡之后，洪保下令他的舰队向南航行，驶到了火地岛的西面。皮瑞·雷斯图的制图清楚的反映出舰队航行的路线；一方面巴塔哥尼亚得到了精确的绘制，另一方面火地岛南部诸多的岛屿根本没有表示，这暗示出中国人是沿着多山的西海岸航行的。
我拿皮瑞·雷斯图与现代的卫星地图做了比较，立刻辨别出中国人向南的航线周围的海湾和岛屿。沿着海岸再远一步，库克海峡（Cook Strait）是被精确的标识了，可以猜想洪保将军曾经在此抛锚。在这个抛锚地，洪保将军应该会看到巨大的被积雪覆盖的科迪勒拉·达尔文（Cordillera Darwin）山脉，山脉东面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拱形山峰。它们在地图上被画成分散的岛屿，因为从绘图者所在的距离来看，他们只能看到被积雪覆盖的群山山顶。我把皮瑞·雷斯图放大到与现在地图一样大的比例，（9）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巴塔哥尼亚的南部表示的所有的11个岛是与在火地岛西部的岛上的山顶是一致的。我的具体研究已在网站上登出。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2
麦哲伦背弃了他的祖国，于1519年9月20日，在西班牙的旗帜下，他开始了那次伟大的环球航行。出发时，他的舰队共有5艘船，一共有265名水手，但在完成环球航行后，只有一艘船以及18个人幸存了下来，最终完成了环球航行。麦哲伦自己也因在菲律宾卷入了两支部落的械斗中，在1521年4月27日身受重伤而死。关于航行中的这一关键时刻，皮加费塔在日记里写道：
在圣母节（Eleven thousand virgins，10月21日）那天，我们离开南纬52°，向传说中的南极点驶去。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发现了一个海峡，我们称附近的海岬为圣母角（现称维京角）。这个海峡长有110里格，就是440英里长，在宽度上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到1/2里格。①（3）
从他们“航行的路线朝着52°”的事实上，可以暗示出麦哲伦事实上知道在南纬52°他将会发现那条后来以他名字命名、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在1520年10月19日，麦哲伦的舰队到达了那片阴暗、难以航行的地域。此时此刻，麦哲伦和他的水手们已经溃不成军。咆哮的狂风无情地折磨着船只，暴风雪又使他们难以辨得清前面的出口和四周的岩石岛。舰队找不到一个可以抛锚的地方，很多水手又得了坏血病，在这之前，他只是用绞死叛乱领导者、或抽签将之致死（抽签者中的1/4将被处死）这些残忍的权宜之策把叛乱镇压下去了。现在一起新的叛乱又见端倪了。
“被群山包围着，使得该海峡呈现出一个圆形……对于船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不太可能找到一条道路驶入传说中的太平洋的”，（4）麦哲伦未能说服众人一直朝前走是能够安全的通过海峡的，因此为了解决危机，他下令众人们把他们是继续前进还是折回到西班牙的理由都写下来。他大声朗读他们的看法，随后他穿上佩戴了所授的圣詹姆斯（Saint James）勋章的斗篷，并发了神圣的誓言，面对他的水手，麦哲伦庄严的宣誓“存在着一个通往太平洋的海峡，他对此很熟悉，曾经在葡萄牙国王的一个海军部门他见过该海峡的图，这副图是由一个名叫波希米亚的马丁（Martin of Bohemia）①的伟大水手绘制的”。（5）
麦哲伦讲的是实话，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真相。在麦哲伦航行之前，西班牙国王和麦哲伦早就知道存在的一条从大西洋驶向太平洋的海峡。西班牙国王给麦哲伦看了一幅图，图上显示了那条连接太平洋的海峡。麦哲伦和西班牙国王的条约突出了这次航海的目的—向西航行，驶向香料群岛—所得利润是双方共享。麦哲伦希望关于这条海峡的知识能够仅仅被他一人所知晓，别人都不能知道，并宣称巨大的财富就在前面等待着他，但是西班牙国王对此爱莫能助，因为原版海图在葡萄牙人手上。
麦哲伦的言语和他的冷酷无情以及他令人振奋的领导能力使得他的水手们能够继续前进，最终他们驶过了这条海峡，而这条海峡后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不以第一个通过这条海峡的人洪保来命名。在描写船只通过这条海峡，进入太平洋时，皮加费塔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注释:“在我们离开了这条海峡后，如果我们一直向西航行的话，除了圣女角，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岛屿……在纬度的52°上正好朝着南极点。”（6）皮加费塔的注释透露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要么从在该纬度航行过的人那儿获得，要么是从一幅显示出在南纬52°的太平洋是一片空白、没有陆地的海图中获得。在离开这个海峡后，麦哲伦向北航行，驶向赤道，对于他而言再在这个纬度上航行的话是发现不到任何土地的。因此麦哲伦肯定看过了地图，所以他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通过该海峡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横穿太平洋的人。
事实又一次证明，毛罗修士是正确的：来自印度洋的一艘船绕过了好望角，驶向“无名群岛”。关于皮瑞·雷斯图的谜底已经得到解决了。在麦哲伦航行之前，巴塔哥尼亚和“麦哲伦海峡”已经实实在在的被绘制了出来，它不是像一个权威机关所猜想的那样，（7）在埃及法老之前的一个文明所创作的，也不是像一位学者所论证的那样是来自外太空，（8）而是有一支浩大的中国宝船舰队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失踪的岁月”里所绘制的。
在通过这个海峡之后，洪保下令他的舰队向南航行，驶到了火地岛的西面。皮瑞·雷斯图的制图清楚的反映出舰队航行的路线；一方面巴塔哥尼亚得到了精确的绘制，另一方面火地岛南部诸多的岛屿根本没有表示，这暗示出中国人是沿着多山的西海岸航行的。
我拿皮瑞·雷斯图与现代的卫星地图做了比较，立刻辨别出中国人向南的航线周围的海湾和岛屿。沿着海岸再远一步，库克海峡（Cook Strait）是被精确的标识了，可以猜想洪保将军曾经在此抛锚。在这个抛锚地，洪保将军应该会看到巨大的被积雪覆盖的科迪勒拉·达尔文（Cordillera Darwin）山脉，山脉东面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拱形山峰。它们在地图上被画成分散的岛屿，因为从绘图者所在的距离来看，他们只能看到被积雪覆盖的群山山顶。我把皮瑞·雷斯图放大到与现在地图一样大的比例，（9）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巴塔哥尼亚的南部表示的所有的11个岛是与在火地岛西部的岛上的山顶是一致的。我的具体研究已在网站上登出。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3
中国人已经确定了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在南半球距南极最近且最明亮的星，类似于北半球的北极星。但是为了确定它相对于南极的位置，他们必须测定极点本身准确的位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南半球航行并绘制地图，就像在北半球那样精确。因为从对晚间天空的观察中，他们已经知道了南十字星的两个主要星星，十字伽马和十字阿尔发会和极点成一直线，所以他们相信只要沿着同一方向航行就能到达极点。
对于航海者而言，极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夏天是这里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晴朗的天空，清澈的蓝色大海上点缀着片片浮冰。但是气候突变的时候，就会狂风大作，巨浪排山倒海而来，飓风和着冰雪像针一样扎着水手们的皮肤。在冬至期间，连续数周不见阳光。即使太阳开始重新出现，它也顶多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转瞬间就落下的暗淡光点。云团和凝结的雾团遮蔽所有的轮廓，让观测的水手根本无法看得太清楚，在他们周围的那些移动的浮冰或者露出水面的冰山都显得很朦胧，以致它们最初出现的危险迹象都难以发现。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如此冰冻地区航行并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已有了8个世纪在北极地区航海的经验，同时也有了一千年在冰上航行的传统：离北京最近的港口是塘沽，在每年里都有3个月的结冰期。根据关于1506年一位来自波伦亚（Bologna）名叫卢多维克·德·瓦特玛①（Ludovico de Varthema）的年轻贵族的航行的叙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证据，即在离开库克海峡后，中国人的确试图驶向南极。（10）卢多维克·德·瓦特玛在婆罗洲和爪哇之间航行，在那里他得知了一个奇怪的传说。他的两个中国基督徒和一个东印度的同伴告诉他，来自爪哇的另一面的（中国的）水手已经在南十字星的指引下驶到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那里白天只有4个小时。如果没有航行到那里，（11）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皮瑞·雷斯图提供了中国水手向南航行的进一步证据。图上的冰是正向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漂移，要把这种情形画下来，中国人肯定是沿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航行的。他们正向着南方，径直驶向南极。南十字星座的主要两颗星在他们头顶，（12）指引着他们航行的方向。在火地岛南面大约两百多英里的地方，（13）他们遇到了第一块浮冰，这块浮冰已经开始向东弯曲，在皮瑞·雷斯图上，它是以一个C 型的拱形出现的。他们继续向南航行试图绕过这块浮冰，但未能成功，所以只能被迫改变路线，先是向东航行，然后是向东南方航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驶向极点的路。当他们又航行了三百多公里后，（14）他们遇到了坚冰，它们堵住了所有通向南极半岛的道路。这些在图上绘制的冰山与夏至期间浮冰和坚冰正常的最大范围的契合。（15）
现在洪保将军正在接近南极圈，在此纬度上，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南极，纬度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点。在这里除了北是没有任何别的方向的。在夏至（12月），太阳一天到晚挂在北方；到了冬天，又是无止境的黑夜，不见阳光。受南磁极的影响，航行的困难正在加剧，航行远远地偏离了真正的南极方向。这同时也使中国的磁性罗盘在指方向时出现了混乱；他们能依靠的航海辅助工具就是南十字星的主要星星和老人星的纬度，两者都围绕着天极，从不升起也不降落，整天都在天空上能看到，位于南纬68°。由于老人星自身所发出强烈的光以及南极洲清澄的空气，以至于白天也能看见这颗星星。
皮瑞·雷斯图表示了格雷汉姆（Graham）岛，这是南极半岛的最北端，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冰，可以确证探险队在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公元1422年1月）达到了那里。图上从合恩角伸出的C形浮冰，暗示在最初他们遇到了一股来自东面的洋流。继续向南航行，随后的洋流多多少少消失了。图上反映的就是东西方向延伸的坚冰。此后他们在遇到另一股比较弱的洋流，这股洋流使浮冰朝东南方向微微弯曲。这种独特弯曲形状的浮冰表明，中国人遇到了一个好的天气，在不至于吹断冰块的微风下，驶进了极地洋流。我推算他们当时的最高平均航速大约是3节海里/小时。照这个速度计算，从合恩角航行到南极半岛，最多只需14天。
在皮瑞·雷斯图上有一群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岛屿。在形状上它们与南舍得兰群岛相似，我想知道它们是否就是舍得兰群岛。依靠老人星，中国人能够精确的测量出纬度，但是他们测量经度时就没有像纬度那样精确，考虑到中国舰队航行时水流的运动，就像曾经对疆理图中的非洲所做的经度调整那样，我不得不再次调整皮瑞·雷斯图上的经度。考虑到在他们南行的途上，逆向他们的水流平均速度大约是2/3海里/小时，所以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岛事实上要比所画的位置再靠西四百多英里—这正是南舍得兰群岛的准确位置。
从皮瑞·雷斯图上我知道中国人肯定绕过了冰山的边缘从西北角靠近了南极洲，中国人在南舍得兰群岛的西南边着陆。这些岛屿中的三个岛绘制的非常准确：西面的是斯诺岛，南面是马靴形状的迷幻岛（Deception Island），北面的是有着4座山的利文斯敦（Livingstone Island）岛。在迷幻岛的附近有一条题记：“此地炎热。”乍一看，对于一个在南极洲积雪覆盖的岛屿而言，这样的论述甚是奇怪，但迷幻岛是一个火山活动频繁的岛屿。现代的游船停在这里的环礁湖里，好让游客们在有火山温泉的杰明湾（Benjamin Cove）里泡个痛快。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3
中国人已经确定了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在南半球距南极最近且最明亮的星，类似于北半球的北极星。但是为了确定它相对于南极的位置，他们必须测定极点本身准确的位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南半球航行并绘制地图，就像在北半球那样精确。因为从对晚间天空的观察中，他们已经知道了南十字星的两个主要星星，十字伽马和十字阿尔发会和极点成一直线，所以他们相信只要沿着同一方向航行就能到达极点。
对于航海者而言，极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夏天是这里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晴朗的天空，清澈的蓝色大海上点缀着片片浮冰。但是气候突变的时候，就会狂风大作，巨浪排山倒海而来，飓风和着冰雪像针一样扎着水手们的皮肤。在冬至期间，连续数周不见阳光。即使太阳开始重新出现，它也顶多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转瞬间就落下的暗淡光点。云团和凝结的雾团遮蔽所有的轮廓，让观测的水手根本无法看得太清楚，在他们周围的那些移动的浮冰或者露出水面的冰山都显得很朦胧，以致它们最初出现的危险迹象都难以发现。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如此冰冻地区航行并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已有了8个世纪在北极地区航海的经验，同时也有了一千年在冰上航行的传统：离北京最近的港口是塘沽，在每年里都有3个月的结冰期。根据关于1506年一位来自波伦亚（Bologna）名叫卢多维克·德·瓦特玛①（Ludovico de Varthema）的年轻贵族的航行的叙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证据，即在离开库克海峡后，中国人的确试图驶向南极。（10）卢多维克·德·瓦特玛在婆罗洲和爪哇之间航行，在那里他得知了一个奇怪的传说。他的两个中国基督徒和一个东印度的同伴告诉他，来自爪哇的另一面的（中国的）水手已经在南十字星的指引下驶到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那里白天只有4个小时。如果没有航行到那里，（11）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皮瑞·雷斯图提供了中国水手向南航行的进一步证据。图上的冰是正向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漂移，要把这种情形画下来，中国人肯定是沿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航行的。他们正向着南方，径直驶向南极。南十字星座的主要两颗星在他们头顶，（12）指引着他们航行的方向。在火地岛南面大约两百多英里的地方，（13）他们遇到了第一块浮冰，这块浮冰已经开始向东弯曲，在皮瑞·雷斯图上，它是以一个C 型的拱形出现的。他们继续向南航行试图绕过这块浮冰，但未能成功，所以只能被迫改变路线，先是向东航行，然后是向东南方航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驶向极点的路。当他们又航行了三百多公里后，（14）他们遇到了坚冰，它们堵住了所有通向南极半岛的道路。这些在图上绘制的冰山与夏至期间浮冰和坚冰正常的最大范围的契合。（15）
现在洪保将军正在接近南极圈，在此纬度上，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南极，纬度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点。在这里除了北是没有任何别的方向的。在夏至（12月），太阳一天到晚挂在北方；到了冬天，又是无止境的黑夜，不见阳光。受南磁极的影响，航行的困难正在加剧，航行远远地偏离了真正的南极方向。这同时也使中国的磁性罗盘在指方向时出现了混乱；他们能依靠的航海辅助工具就是南十字星的主要星星和老人星的纬度，两者都围绕着天极，从不升起也不降落，整天都在天空上能看到，位于南纬68°。由于老人星自身所发出强烈的光以及南极洲清澄的空气，以至于白天也能看见这颗星星。
皮瑞·雷斯图表示了格雷汉姆（Graham）岛，这是南极半岛的最北端，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冰，可以确证探险队在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公元1422年1月）达到了那里。图上从合恩角伸出的C形浮冰，暗示在最初他们遇到了一股来自东面的洋流。继续向南航行，随后的洋流多多少少消失了。图上反映的就是东西方向延伸的坚冰。此后他们在遇到另一股比较弱的洋流，这股洋流使浮冰朝东南方向微微弯曲。这种独特弯曲形状的浮冰表明，中国人遇到了一个好的天气，在不至于吹断冰块的微风下，驶进了极地洋流。我推算他们当时的最高平均航速大约是3节海里/小时。照这个速度计算，从合恩角航行到南极半岛，最多只需14天。
在皮瑞·雷斯图上有一群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岛屿。在形状上它们与南舍得兰群岛相似，我想知道它们是否就是舍得兰群岛。依靠老人星，中国人能够精确的测量出纬度，但是他们测量经度时就没有像纬度那样精确，考虑到中国舰队航行时水流的运动，就像曾经对疆理图中的非洲所做的经度调整那样，我不得不再次调整皮瑞·雷斯图上的经度。考虑到在他们南行的途上，逆向他们的水流平均速度大约是2/3海里/小时，所以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岛事实上要比所画的位置再靠西四百多英里—这正是南舍得兰群岛的准确位置。
从皮瑞·雷斯图上我知道中国人肯定绕过了冰山的边缘从西北角靠近了南极洲，中国人在南舍得兰群岛的西南边着陆。这些岛屿中的三个岛绘制的非常准确：西面的是斯诺岛，南面是马靴形状的迷幻岛（Deception Island），北面的是有着4座山的利文斯敦（Livingstone Island）岛。在迷幻岛的附近有一条题记：“此地炎热。”乍一看，对于一个在南极洲积雪覆盖的岛屿而言，这样的论述甚是奇怪，但迷幻岛是一个火山活动频繁的岛屿。现代的游船停在这里的环礁湖里，好让游客们在有火山温泉的杰明湾（Benjamin Cove）里泡个痛快。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4
除了迷幻岛，南舍得兰群岛则是一片没有生物生存、碎石头满地、常年冰川覆盖的荒凉之地，甚至连一片草地都看不见。据我自己在极地水域的航行经历来看，我知道那是异常寒冷的，手指随时都可能被金属粘住。为了避免这种撕肉之痛，你需要温暖你的手指。通常的唯一方法是朝手指小便，但如果你是暴露在南极的风中这么做的话，你要冒着被冻成重伤的痛苦了。在甲板下面，中国水手们依偎在牲畜之间，挤在一起，竭力维持温暖，尽可能地少到甲板上面去。他们的粮食必须仔细的盖好，以防被严寒冻坏而不能食用。放鱼和训练过的水獭的水箱不得不放空，因为水箱中的水冻起来后膨胀，会把船舱撑出裂缝来。而且，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要把这部分的岛屿观察仔细必定要花费不少的时间。那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寻烦恼地这么做呢？我开始怀疑中国人是否真正的到达过此地。后来，我突然悟出了早该想到的答案：这个地点正对着十字阿尔发星，这是南十字星的一颗主要星星，在南纬62°49′。
关于数百年之前中国水手航海的技巧和熟练程度的问题，我无法做出回答，但在人类关于对地球认识的历史中，中国天文学家确定天空中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是至为重要的一刻。因为中国人知道地球的周长，所以现在他们能够准确地推算出南极的真正位置。凭借着对南十字星真正方位和它们在罗盘上显示出来的方位的不同的观察，他们能够判断出南极磁点的位置，随后他们就能够对罗盘做出必要的校正。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间（公元1421～1423年），南十字星和老人星在北纬28°—加那利（Canaries）群岛的纬度—能被观察到。在这儿，北极星也清楚可见。（16）通过比较老人星和北极星的纬度，一个校对纬度的参照系就能够获得了。在《武备志》一书中就可以得知这是一种中国航海家经常采用的方法。而葡萄牙人在50年后才采用这种方法来测量纬度。
现在中国人可以像在北半球一样沿着正确的航路向南航行、测定精确的纬度了。但经度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一旦在南半球纬度能够被准确的测量出来，中国人画的地图就能够让人很容易的看懂，而不是像在《武备志》里的那样是代表航行方向的一张表格或者是一个长条，而是一种可以识别的地理绘图。皮瑞·雷斯图附加的一条题记确认了这种变化:“（这幅图）的绘制……来自大约二十幅地图……它以几何方法表现了巴基斯坦（Sint，信德）、印度（Hint）、大秦（Cin，中国）的这些国度。所有的图都是缩小成同一比例，才最后组成了这幅图。”（17）
对中国天文学家、航海家以及制图学家而言，找到了一种可以辨认的方式，准确地绘制世界地图，想必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激动的成功时刻，就像欧洲人在1473年发现了同样的方法一样。把老人星的纬度作为一个基准线，现在中国舰队又能够继续去探索世界了。他们不辱使命已经完成了皇帝交给他们主要任务中的一个。现在中国水手们能够勇敢的面对严寒的侵袭，在再次向南航行探索南极大陆之前，中国水手们捕获了一些企鹅作为食物，顺便切下了一些冰块作为新鲜水，然后欢快地跳进迷幻岛的环礁湖里尽情享受泡温泉的乐趣，他们还酿了一些米酒，烹调狗肉，好好地欢快庆贺了一下。
在中国的平底帆船通过南舍得兰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的海峡时，西北35英里处的岛屿依然可见，此时南距南极大陆只有20英里。在这个范围里，他们只能看见岛屿上的山脉，他们将之画了下来，误差很小。对于南极大陆的绘制，也同样的精确。在皮瑞·雷斯图上，我能够认出63个南极大陆的主要特征。我的工作图的细节在网站上面。只有一样东西看起来不符合常规—在象岛（Elephant Island）的冰上，一条奇怪的大蛇躺在上面休息。但是如果海豹匍匐在冰上滑动时，就很像蛇；而且和蛇一样，海豹也有尖牙。在象岛的东面，威德尔海（Weddell Sea）被画成一大片坚冰。事实上，它正是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在制图方面，皮瑞·雷斯图真的是相当准确的。
我的脑海里不必再有丝毫的疑惑了。也不用古埃及人或外星人去解释为什么在最早的欧洲人到达南极洲400年之前就已经在皮瑞·雷斯图中那么准确地绘出南极洲了。皮瑞·雷斯图的信息来自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洪保将军舰队上的观测者，他们已经精确地确定了南十字星的位置。
在皮瑞·雷斯图还显示了另外一个小一点的罗盘刻度盘，位于福克兰群岛的东南方、南舍得兰群岛的东北方。这个小罗盘刻度盘相对应的中心是博德岛（Bird Island，意为“鸟岛”）。正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博德岛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海鸟，它们把这个岛作为入水的平台，以捕获浮游生物和南极洋中丰富的鱼类。这是一个有3公里长，不超过半英里宽的小岛，岛的北面的边缘是陡峭的有一千多英尺高的悬崖，而它的南面却是沙滩。
罗盘刻度盘显示出，在中国的绘图学家眼里，博德岛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舰队从福克兰群岛和舍得兰群岛航向博德岛的路线和路程，他们能够参考这3个地点以减少经度测量上的错误。我采用了以前计算出的图中的巴塔哥尼亚的经度与实际经度的比例，在此处做了计算，结果发现皮瑞·雷斯图上的南极洲上的迷幻岛到博德岛的距离是正确的。仅有的错误是图上南舍得兰群岛和南乔治亚显得比它们实际的位置更靠东一些。和之前一样，是极地洋流导致了经度上的错误。
在洪保将军到达并绘制好博德岛后，除了在老人星下继续向东航行，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正如“四十度风暴带”这一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风把他的船只吹向了东方。这些风是对最勇敢的水手的勇气的一种考验。风咆哮着卷起巨浪，排山倒海的涌来，泡沫在空气中飞溅着。水手们全身浸透着冰冷的海水，他们有人声嘶力竭的呼喊着，希望有人听见，但这只是徒劳，因为这时的狂风呼啸着刮过轮船的每个角落，船壳受到挤压，船身木材发出碾轧的呻吟声与撕裂声，似乎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轮船已经失去控制，被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抛来抛去。甲板下面的人也饱受摧残，好像在等待着缓刑的执行，他们也浑身湿透，被抛来抛去的船只都被冻胀了，损坏异常严重，好像时刻都有解体的危险。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4
除了迷幻岛，南舍得兰群岛则是一片没有生物生存、碎石头满地、常年冰川覆盖的荒凉之地，甚至连一片草地都看不见。据我自己在极地水域的航行经历来看，我知道那是异常寒冷的，手指随时都可能被金属粘住。为了避免这种撕肉之痛，你需要温暖你的手指。通常的唯一方法是朝手指小便，但如果你是暴露在南极的风中这么做的话，你要冒着被冻成重伤的痛苦了。在甲板下面，中国水手们依偎在牲畜之间，挤在一起，竭力维持温暖，尽可能地少到甲板上面去。他们的粮食必须仔细的盖好，以防被严寒冻坏而不能食用。放鱼和训练过的水獭的水箱不得不放空，因为水箱中的水冻起来后膨胀，会把船舱撑出裂缝来。而且，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要把这部分的岛屿观察仔细必定要花费不少的时间。那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寻烦恼地这么做呢？我开始怀疑中国人是否真正的到达过此地。后来，我突然悟出了早该想到的答案：这个地点正对着十字阿尔发星，这是南十字星的一颗主要星星，在南纬62°49′。
关于数百年之前中国水手航海的技巧和熟练程度的问题，我无法做出回答，但在人类关于对地球认识的历史中，中国天文学家确定天空中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是至为重要的一刻。因为中国人知道地球的周长，所以现在他们能够准确地推算出南极的真正位置。凭借着对南十字星真正方位和它们在罗盘上显示出来的方位的不同的观察，他们能够判断出南极磁点的位置，随后他们就能够对罗盘做出必要的校正。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间（公元1421～1423年），南十字星和老人星在北纬28°—加那利（Canaries）群岛的纬度—能被观察到。在这儿，北极星也清楚可见。（16）通过比较老人星和北极星的纬度，一个校对纬度的参照系就能够获得了。在《武备志》一书中就可以得知这是一种中国航海家经常采用的方法。而葡萄牙人在50年后才采用这种方法来测量纬度。
现在中国人可以像在北半球一样沿着正确的航路向南航行、测定精确的纬度了。但经度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一旦在南半球纬度能够被准确的测量出来，中国人画的地图就能够让人很容易的看懂，而不是像在《武备志》里的那样是代表航行方向的一张表格或者是一个长条，而是一种可以识别的地理绘图。皮瑞·雷斯图附加的一条题记确认了这种变化:“（这幅图）的绘制……来自大约二十幅地图……它以几何方法表现了巴基斯坦（Sint，信德）、印度（Hint）、大秦（Cin，中国）的这些国度。所有的图都是缩小成同一比例，才最后组成了这幅图。”（17）
对中国天文学家、航海家以及制图学家而言，找到了一种可以辨认的方式，准确地绘制世界地图，想必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激动的成功时刻，就像欧洲人在1473年发现了同样的方法一样。把老人星的纬度作为一个基准线，现在中国舰队又能够继续去探索世界了。他们不辱使命已经完成了皇帝交给他们主要任务中的一个。现在中国水手们能够勇敢的面对严寒的侵袭，在再次向南航行探索南极大陆之前，中国水手们捕获了一些企鹅作为食物，顺便切下了一些冰块作为新鲜水，然后欢快地跳进迷幻岛的环礁湖里尽情享受泡温泉的乐趣，他们还酿了一些米酒，烹调狗肉，好好地欢快庆贺了一下。
在中国的平底帆船通过南舍得兰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的海峡时，西北35英里处的岛屿依然可见，此时南距南极大陆只有20英里。在这个范围里，他们只能看见岛屿上的山脉，他们将之画了下来，误差很小。对于南极大陆的绘制，也同样的精确。在皮瑞·雷斯图上，我能够认出63个南极大陆的主要特征。我的工作图的细节在网站上面。只有一样东西看起来不符合常规—在象岛（Elephant Island）的冰上，一条奇怪的大蛇躺在上面休息。但是如果海豹匍匐在冰上滑动时，就很像蛇；而且和蛇一样，海豹也有尖牙。在象岛的东面，威德尔海（Weddell Sea）被画成一大片坚冰。事实上，它正是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在制图方面，皮瑞·雷斯图真的是相当准确的。
我的脑海里不必再有丝毫的疑惑了。也不用古埃及人或外星人去解释为什么在最早的欧洲人到达南极洲400年之前就已经在皮瑞·雷斯图中那么准确地绘出南极洲了。皮瑞·雷斯图的信息来自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洪保将军舰队上的观测者，他们已经精确地确定了南十字星的位置。
在皮瑞·雷斯图还显示了另外一个小一点的罗盘刻度盘，位于福克兰群岛的东南方、南舍得兰群岛的东北方。这个小罗盘刻度盘相对应的中心是博德岛（Bird Island，意为“鸟岛”）。正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博德岛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海鸟，它们把这个岛作为入水的平台，以捕获浮游生物和南极洋中丰富的鱼类。这是一个有3公里长，不超过半英里宽的小岛，岛的北面的边缘是陡峭的有一千多英尺高的悬崖，而它的南面却是沙滩。
罗盘刻度盘显示出，在中国的绘图学家眼里，博德岛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舰队从福克兰群岛和舍得兰群岛航向博德岛的路线和路程，他们能够参考这3个地点以减少经度测量上的错误。我采用了以前计算出的图中的巴塔哥尼亚的经度与实际经度的比例，在此处做了计算，结果发现皮瑞·雷斯图上的南极洲上的迷幻岛到博德岛的距离是正确的。仅有的错误是图上南舍得兰群岛和南乔治亚显得比它们实际的位置更靠东一些。和之前一样，是极地洋流导致了经度上的错误。
在洪保将军到达并绘制好博德岛后，除了在老人星下继续向东航行，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正如“四十度风暴带”这一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风把他的船只吹向了东方。这些风是对最勇敢的水手的勇气的一种考验。风咆哮着卷起巨浪，排山倒海的涌来，泡沫在空气中飞溅着。水手们全身浸透着冰冷的海水，他们有人声嘶力竭的呼喊着，希望有人听见，但这只是徒劳，因为这时的狂风呼啸着刮过轮船的每个角落，船壳受到挤压，船身木材发出碾轧的呻吟声与撕裂声，似乎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轮船已经失去控制，被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抛来抛去。甲板下面的人也饱受摧残，好像在等待着缓刑的执行，他们也浑身湿透，被抛来抛去的船只都被冻胀了，损坏异常严重，好像时刻都有解体的危险。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5
船只被无休无止的大风控制着往东飘，洪保将军根本找不到可以抛锚的地方，直到在南纬52°40′，他才找到了下一个可以抛锚的陆地，就像他在南美洲一样，他能够从事另一项具体的制图观测工作了。但是在这个纬度上，向东航行根本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大块土地，只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岛屿。最终，在穿过南面的海洋大约有五千英里路，这时明亮的发着黄白色的老人星就全天径直高悬在他们头顶了。随着一些海鸟数目的增多—有信天翁、燕鸥、贼鸥、海燕—种种迹象提醒洪保将军陆地就在附近，最终望的水手观测到正好在向南15英里，在一群小岛中间的赫尔特岛（Heard Island）上的莫森火山（Mawson Peak）顶的轮廓已经出现了。他现在又开始为船上的绘图家们观察选择另一个“锚点”了。
对于洪保和他的随从而言，赫尔特岛看起来就不是个风景怡人的地方。岛上冰冻得异常厉害，大部分海岸线都为冰崖所覆盖。虽然在岛上零星散布了一丛丛的草、苔藓和地衣，但它的岛上80%的地方都是永久的被冰雪覆盖的。然而还是有一些岛屿看起来不是那么可怕，如位于向北300英里的克尔格伦群岛（Kerguelens Island）—它是以法国人勒·康提·瓦斯·德·克尔格伦（Le Comte Yves de Kerguelen·Tremarec）命名的，他在1772年2月12日发现了它们。此地的风的推动，意味着克尔格伦群岛是来自西面—也就是来自南美洲，更准确的说也就是洪保将军舰队航行的方向—帆船舰队是最有可能达到的地方。
我找到了一些关于洪保的舰队到达该群岛的独立证据：（18）在《明代名人传记辞典》中有一些记载:“一些船只到达了很远很远一个名叫哈甫泥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南极洋中的克尔格伦岛。”（19）哈甫泥在中国人茅坤海图中也出现了，此图是大约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左右编纂的《武备志》的一部分，（20）在边上注释着“风暴阻扰了舰队继续向南航行”。但是洪保已经发现了更多新的陆地。
由于克尔格伦群岛的主岛上面主要是耸立着1800多公尺高的罗斯山（Mount Ross），所以它被库克船长形容为“极端贫瘠的岛屿”。一年中有大概三百天是下雨、风雪交加或者是下雪的天气，30%的地方终年为冰雪覆盖，但在海岸上却有众多的企鹅和海象，而且长在丛丛的草和苔藓中的克尔格伦岛上的卷心菜对水手们而言是很有价值的。与我们平时所吃的卷心菜相比，克尔格伦岛的卷心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在随后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们被大量的捕鲸者和猎豹人来收割并食用，这种蔬菜可以防止坏血病。在穿越南面海洋时，洪保将军的水手们经历了马拉松似的航行，他们差不多都受着坏血病的折磨，因此在此地，他们尽可能的收割多的卷心菜，但克尔格伦岛酸性和贫瘠的土壤并不能生长出足够能供给这支有成千上万人的舰队食用的植物。所以新的供给，就成了当务之急。
发现了是中国人发现了哈甫泥，或者说克尔格伦岛，这让我激动万分，因为在离开了该岛后，中国人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航行了。正如茅坤所言的那样，“四十度风暴带”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往南航行，他们也将停止往北的航行或者往西返回的路线。取而代之的是沿着海洋走廊，中国舰队全速往东航行，巨浪径直引导他们到达澳大利亚的西南岸。我丝毫不怀疑洪保一定到过了澳大利亚，因此我返回大英图书馆去寻找一幅在第一个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之前已经绘制的澳大利亚地图。
在皮瑞·雷斯图上澳大利亚没有被绘制出来，但在大英图书馆却有另一幅非常清楚的早期澳大利亚地图，它是由让·罗茨（Jean Rotz）绘制的。让·罗茨是英王亨利八世任命的“皇家水文学家”。这幅图包括在1542年由让·罗茨进献给英王的《地理全书》中。比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早两个世纪。罗茨毕业于迪耶普绘图学校（Dieppe School of Cartogrphy），这个学校因为他们绘制的地图和海图清晰和准确而闻名于欧洲。在当时，让·罗兹是一个拔尖的绘图家，他因绘制新土地的细致而闻名。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在他图上所画的全是他曾经见过的旧地图的内容。
这点很容易被大家接受，（21）即在当时罗茨和其他迪耶普绘图者复制了许多旧的葡萄牙地图。皮瑞·雷斯图和让·罗茨的图在风格上十分相似：两者都用葡萄牙名字来命名新发现的岛屿。在让·罗茨的图上显示了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中国，一路上画到现在的香港，整个海岸都画得非常仔细。波斯湾、印度以及东南亚都能够立即识别出来。最早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对印度洋、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海岸线很了解。这首先可以排除葡萄牙人，因为虽然罗茨的图是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的，但也不可能是麦哲伦或者是他的随从，因为他们不可能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把中国海岸绘制的如此准确。他们的目标是香料群岛，他们要去的是更南的满剌加（Moluccas）。如果这幅图的最初作者不是葡萄牙人，那么反过来，让·罗茨一定是取材于一幅更早的祖图。
尽管在罗茨图上准确的绘制了中国、亚洲、印度和非洲的海岸线，但很多历史学家还是不能识别在该图上赤道南面的一片新的巨大陆地。它有两个岛组成，苏门答腊南面的“小爪哇”，还有“大爪哇”，“大爪哇”是从赤道附近一直延伸到了南极的一大片陆地。在这片陆地的北端末尾有一块突出来的沙嘴，和澳大利亚最北端的约克角（Cape York）很相似，这块南面大陆的东北部分也和澳大利亚海岸的东北面很相似，但是在罗茨图上显示的陆地面积比实际澳大利亚的往东南方向延伸得更远。
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5
船只被无休无止的大风控制着往东飘，洪保将军根本找不到可以抛锚的地方，直到在南纬52°40′，他才找到了下一个可以抛锚的陆地，就像他在南美洲一样，他能够从事另一项具体的制图观测工作了。但是在这个纬度上，向东航行根本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大块土地，只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岛屿。最终，在穿过南面的海洋大约有五千英里路，这时明亮的发着黄白色的老人星就全天径直高悬在他们头顶了。随着一些海鸟数目的增多—有信天翁、燕鸥、贼鸥、海燕—种种迹象提醒洪保将军陆地就在附近，最终望的水手观测到正好在向南15英里，在一群小岛中间的赫尔特岛（Heard Island）上的莫森火山（Mawson Peak）顶的轮廓已经出现了。他现在又开始为船上的绘图家们观察选择另一个“锚点”了。
对于洪保和他的随从而言，赫尔特岛看起来就不是个风景怡人的地方。岛上冰冻得异常厉害，大部分海岸线都为冰崖所覆盖。虽然在岛上零星散布了一丛丛的草、苔藓和地衣，但它的岛上80%的地方都是永久的被冰雪覆盖的。然而还是有一些岛屿看起来不是那么可怕，如位于向北300英里的克尔格伦群岛（Kerguelens Island）—它是以法国人勒·康提·瓦斯·德·克尔格伦（Le Comte Yves de Kerguelen·Tremarec）命名的，他在1772年2月12日发现了它们。此地的风的推动，意味着克尔格伦群岛是来自西面—也就是来自南美洲，更准确的说也就是洪保将军舰队航行的方向—帆船舰队是最有可能达到的地方。
我找到了一些关于洪保的舰队到达该群岛的独立证据：（18）在《明代名人传记辞典》中有一些记载:“一些船只到达了很远很远一个名叫哈甫泥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南极洋中的克尔格伦岛。”（19）哈甫泥在中国人茅坤海图中也出现了，此图是大约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左右编纂的《武备志》的一部分，（20）在边上注释着“风暴阻扰了舰队继续向南航行”。但是洪保已经发现了更多新的陆地。
由于克尔格伦群岛的主岛上面主要是耸立着1800多公尺高的罗斯山（Mount Ross），所以它被库克船长形容为“极端贫瘠的岛屿”。一年中有大概三百天是下雨、风雪交加或者是下雪的天气，30%的地方终年为冰雪覆盖，但在海岸上却有众多的企鹅和海象，而且长在丛丛的草和苔藓中的克尔格伦岛上的卷心菜对水手们而言是很有价值的。与我们平时所吃的卷心菜相比，克尔格伦岛的卷心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在随后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们被大量的捕鲸者和猎豹人来收割并食用，这种蔬菜可以防止坏血病。在穿越南面海洋时，洪保将军的水手们经历了马拉松似的航行，他们差不多都受着坏血病的折磨，因此在此地，他们尽可能的收割多的卷心菜，但克尔格伦岛酸性和贫瘠的土壤并不能生长出足够能供给这支有成千上万人的舰队食用的植物。所以新的供给，就成了当务之急。
发现了是中国人发现了哈甫泥，或者说克尔格伦岛，这让我激动万分，因为在离开了该岛后，中国人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航行了。正如茅坤所言的那样，“四十度风暴带”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往南航行，他们也将停止往北的航行或者往西返回的路线。取而代之的是沿着海洋走廊，中国舰队全速往东航行，巨浪径直引导他们到达澳大利亚的西南岸。我丝毫不怀疑洪保一定到过了澳大利亚，因此我返回大英图书馆去寻找一幅在第一个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之前已经绘制的澳大利亚地图。
在皮瑞·雷斯图上澳大利亚没有被绘制出来，但在大英图书馆却有另一幅非常清楚的早期澳大利亚地图，它是由让·罗茨（Jean Rotz）绘制的。让·罗茨是英王亨利八世任命的“皇家水文学家”。这幅图包括在1542年由让·罗茨进献给英王的《地理全书》中。比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早两个世纪。罗茨毕业于迪耶普绘图学校（Dieppe School of Cartogrphy），这个学校因为他们绘制的地图和海图清晰和准确而闻名于欧洲。在当时，让·罗兹是一个拔尖的绘图家，他因绘制新土地的细致而闻名。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在他图上所画的全是他曾经见过的旧地图的内容。
这点很容易被大家接受，（21）即在当时罗茨和其他迪耶普绘图者复制了许多旧的葡萄牙地图。皮瑞·雷斯图和让·罗茨的图在风格上十分相似：两者都用葡萄牙名字来命名新发现的岛屿。在让·罗茨的图上显示了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中国，一路上画到现在的香港，整个海岸都画得非常仔细。波斯湾、印度以及东南亚都能够立即识别出来。最早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对印度洋、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海岸线很了解。这首先可以排除葡萄牙人，因为虽然罗茨的图是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的，但也不可能是麦哲伦或者是他的随从，因为他们不可能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把中国海岸绘制的如此准确。他们的目标是香料群岛，他们要去的是更南的满剌加（Moluccas）。如果这幅图的最初作者不是葡萄牙人，那么反过来，让·罗茨一定是取材于一幅更早的祖图。
尽管在罗茨图上准确的绘制了中国、亚洲、印度和非洲的海岸线，但很多历史学家还是不能识别在该图上赤道南面的一片新的巨大陆地。它有两个岛组成，苏门答腊南面的“小爪哇”，还有“大爪哇”，“大爪哇”是从赤道附近一直延伸到了南极的一大片陆地。在这片陆地的北端末尾有一块突出来的沙嘴，和澳大利亚最北端的约克角（Cape York）很相似，这块南面大陆的东北部分也和澳大利亚海岸的东北面很相似，但是在罗茨图上显示的陆地面积比实际澳大利亚的往东南方向延伸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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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BR>航向南极洲与澳洲 6</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生活在公元87～150年的埃及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他的理论在中世纪晚期被重新发掘了出来。托勒密关于行星对称的理念，使其在《地理学入门》（Geographia）一书中推出这样一个理论，即在南半球还存在着与北半球欧洲和亚洲对应的大洲。我最初的假定是罗茨图的最原始关于南面土地的图不是根据观察得到的，而是根据托勒密的预测得出来的，但这不符合罗茨绘图准确的声誉。此刻我不得不将我的困惑推到一旁，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大爪哇”的西南海岸上去，此地的绘制是相当准确的。在现代的班伯里（Bunbury），该海岸的形状是符合洪保舰队着陆的要求的，此地离西澳大利亚的珀斯（Perth）的南面有100英里的距离。季风和洋流将会把他们送到该海岸抛锚，这个地方是天鹅河（Swan）的河口，它分隔了今天的珀斯和弗里曼特尔（Fremantle），这与罗茨图上所显示的很吻合。<BR> 在洪保将军的舰队上，收获的克尔格伦岛卷心菜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于治疗坏血病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了，但是澳大利亚的西南部，他们将会发现在这里盛产的苹果和李子里含有了丰富的维他命C，而且，蓝色可爱的企鹅和蟹类可以就地捕捉，考拉和沙袋鼠（一种类似袋鼠的小型有袋动物）都行动缓慢、性情温顺，容易捕获，而贾拉（Jarrah）、美林（Marri）和红桉（Karri）树则提供了坚硬的木材，可以用来修理船只。虽然在罗茨图上也很准确地显示了澳大利亚东西海岸线，但是西海岸只绘到班伯里，没有再向南，海岸线结束得有点突然。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随着坏血病的减少，洪保将军另外派遣了船只前去绘制澳大利亚的南海岸，根据今天澳大利亚在维多利亚（Victoria）的瓦南布尔（Warrnambool）发现的一艘船只的残骸，这艘船只是在166年前发现的，它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的一艘。<BR> 在1836年，此时维多利亚州刚建立两年，有3个猎豹人在泥泞的霍普金斯（Hopkins）河里航行，随后他们继续向西航行，进入了该海岸的河口和环礁湖里，这是美林河（Merri River）的入海口，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船只的残骸，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该船一直被称为“红木船”，这是因为该船是由这种木材建构的。7年后，一个当地港口的老板米尔斯船长（Caprion Mills）代表政府察看了这艘残骸。他对这种木材的坚硬程度感到很惊奇；当时他想用刀切一块木头下来，但他的小刀没有起到作用，“简直就像从铁上划过一样”。（22）欧洲人的船只不是由红木建造的—红木在当时是用来称呼那一系列红褐色的木材—在当时欧洲没有这种树木，但是中国的船只是由柚木建造的，这是产于安南森林的一种红褐色的木材。米尔斯船长同时也对该船的起源很迷惑：“我照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在这艘船的建筑上，有一些方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了解的……至于这艘船的国籍，我承认我还不能判断……但是我敢断定这不知来源的沉船不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建造的。”（23）<BR> 20年后，一位名叫曼尼弗尔德（Manifold）的澳大利亚女士检查了这艘沉船。有不止25个人记了他们对此沉船的印象，她是其中之一。船里内部的隔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固耐用”。（24）找到了一个青铜长钉，一把铁梯子和一块木材；（25）他们已经被拿去做碳元素测年。但是我确信这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失踪的一艘船。生活在这片大陆靠近轮船残骸的地点，有着一支名叫“杨格里”（Yangery）的山地人部落，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传说有“黄色”的人在很久以前在他们中间定居了下来。（26）很多观察家对这些来自南澳大利亚小地方的山地人做了评述，这些山地人有着明显不同的肤色和脸部特征。在化验上面提到东西日期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至少这是值得讨论的，被洪保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的一些水手，他们的船舶失事了，一些船员和婢女设法上了岸，并在山地人中间定居了下来。卫聚贤教授推得更远，他相信在瓦南布尔轮船失事的人骑在马背上，沿着默里河（Murray River）、达令河（Darling River）和马兰比吉河（Murrambidgee River），到达现在叫库克镇（Cooktown）的地方，他们的行程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的。（27）卫教授的理论看起来被1474年的托斯卡尼里（Paolo Toscanelli，公元1397～1482年）①的图确证了，该图显示了被中国骑兵勘探过的河流。<BR> 到永乐二十一年正月（公元1423年3月），中国舰队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已经航行了地球最下面的海洋了。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已经完成了他们任务中的主要部分—确定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继续进行对南半球的绘制—但是这次航行中还有一个方面没有到达计划的要求。在离开印度洋后，将领们希望能够问候一些国外的有钱人，并给他们呈献一些上等的丝绸和瓷器，把他们的国家纳入中华朝贡体系中。然而沿着这条路线，他们遇到的一些人根本是不需要贸易的，也没有什么国王。对于像南非的班固（Bantu）人、澳大利亚的山地人和巴塔哥尼亚的裸体人而言，丝绸和瓷器是没有用的，像南极洲和佛得角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人居住。中国人在那些岛上发现的人们的生活比他们期望的原始得多，因此，结果肯定还有一些船只上面装满了他们的宝货—丝绸和瓷器。但是在洪保将军从澳大利亚西岸起航时，他肯定知道在回家之前仍然会有机会拿出货物进行贸易，因为香料群岛和大贸易港口满剌加都是在他要到达的范围里面，是很适合贸易的。<BR> 罗茨图绘制的澳大利亚的北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和婆罗洲的西海岸都是相当准确的。这表明了船队从珀斯出发往西北航行，剩余的船只在洪保将军的率领下，环航了苏门答腊，在满剌加停泊靠岸，满剌加是印度洋上面的一个最主要港口，随后是通过南中国海返回家乡，这是沿着婆罗洲的西海岸航行的—东海岸在图上没有绘制出来—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423年10月22日），他们最终抵达家乡之前，他们还到达了菲律宾的西面。<BR>洪保将军的舰队成为第一个航海穿越麦哲伦海峡的航行者。他们还发现了南极洲，并在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公元1603～约1659年）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塔斯马尼亚岛之前的两个世纪前到达了南澳大利亚。客观的说，洪保的航行是非常值得现代人纪念的。在人类历史对于这个星球的探索中，他完成了世纪旅程的一个壮举，他的名字应该被铭记和赞美的，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功绩的结尾。当洪保将军准备胜利回航时，另一支舰队在周满将军的率领下，沿着南面的纬线从相反的发向朝着澳大利亚前进，在早于麦哲伦一个世纪前，穿越太平洋。<BR></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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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生活在公元87～150年的埃及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他的理论在中世纪晚期被重新发掘了出来。托勒密关于行星对称的理念，使其在《地理学入门》（Geographia）一书中推出这样一个理论，即在南半球还存在着与北半球欧洲和亚洲对应的大洲。我最初的假定是罗茨图的最原始关于南面土地的图不是根据观察得到的，而是根据托勒密的预测得出来的，但这不符合罗茨绘图准确的声誉。此刻我不得不将我的困惑推到一旁，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大爪哇”的西南海岸上去，此地的绘制是相当准确的。在现代的班伯里（Bunbury），该海岸的形状是符合洪保舰队着陆的要求的，此地离西澳大利亚的珀斯（Perth）的南面有100英里的距离。季风和洋流将会把他们送到该海岸抛锚，这个地方是天鹅河（Swan）的河口，它分隔了今天的珀斯和弗里曼特尔（Fremantle），这与罗茨图上所显示的很吻合。<BR> 在洪保将军的舰队上，收获的克尔格伦岛卷心菜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于治疗坏血病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了，但是澳大利亚的西南部，他们将会发现在这里盛产的苹果和李子里含有了丰富的维他命C，而且，蓝色可爱的企鹅和蟹类可以就地捕捉，考拉和沙袋鼠（一种类似袋鼠的小型有袋动物）都行动缓慢、性情温顺，容易捕获，而贾拉（Jarrah）、美林（Marri）和红桉（Karri）树则提供了坚硬的木材，可以用来修理船只。虽然在罗茨图上也很准确地显示了澳大利亚东西海岸线，但是西海岸只绘到班伯里，没有再向南，海岸线结束得有点突然。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随着坏血病的减少，洪保将军另外派遣了船只前去绘制澳大利亚的南海岸，根据今天澳大利亚在维多利亚（Victoria）的瓦南布尔（Warrnambool）发现的一艘船只的残骸，这艘船只是在166年前发现的，它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的一艘。<BR> 在1836年，此时维多利亚州刚建立两年，有3个猎豹人在泥泞的霍普金斯（Hopkins）河里航行，随后他们继续向西航行，进入了该海岸的河口和环礁湖里，这是美林河（Merri River）的入海口，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船只的残骸，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该船一直被称为“红木船”，这是因为该船是由这种木材建构的。7年后，一个当地港口的老板米尔斯船长（Caprion Mills）代表政府察看了这艘残骸。他对这种木材的坚硬程度感到很惊奇；当时他想用刀切一块木头下来，但他的小刀没有起到作用，“简直就像从铁上划过一样”。（22）欧洲人的船只不是由红木建造的—红木在当时是用来称呼那一系列红褐色的木材—在当时欧洲没有这种树木，但是中国的船只是由柚木建造的，这是产于安南森林的一种红褐色的木材。米尔斯船长同时也对该船的起源很迷惑：“我照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在这艘船的建筑上，有一些方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了解的……至于这艘船的国籍，我承认我还不能判断……但是我敢断定这不知来源的沉船不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建造的。”（23）<BR> 20年后，一位名叫曼尼弗尔德（Manifold）的澳大利亚女士检查了这艘沉船。有不止25个人记了他们对此沉船的印象，她是其中之一。船里内部的隔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固耐用”。（24）找到了一个青铜长钉，一把铁梯子和一块木材；（25）他们已经被拿去做碳元素测年。但是我确信这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失踪的一艘船。生活在这片大陆靠近轮船残骸的地点，有着一支名叫“杨格里”（Yangery）的山地人部落，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传说有“黄色”的人在很久以前在他们中间定居了下来。（26）很多观察家对这些来自南澳大利亚小地方的山地人做了评述，这些山地人有着明显不同的肤色和脸部特征。在化验上面提到东西日期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至少这是值得讨论的，被洪保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的一些水手，他们的船舶失事了，一些船员和婢女设法上了岸，并在山地人中间定居了下来。卫聚贤教授推得更远，他相信在瓦南布尔轮船失事的人骑在马背上，沿着默里河（Murray River）、达令河（Darling River）和马兰比吉河（Murrambidgee River），到达现在叫库克镇（Cooktown）的地方，他们的行程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的。（27）卫教授的理论看起来被1474年的托斯卡尼里（Paolo Toscanelli，公元1397～1482年）①的图确证了，该图显示了被中国骑兵勘探过的河流。<BR> 到永乐二十一年正月（公元1423年3月），中国舰队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已经航行了地球最下面的海洋了。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已经完成了他们任务中的主要部分—确定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继续进行对南半球的绘制—但是这次航行中还有一个方面没有到达计划的要求。在离开印度洋后，将领们希望能够问候一些国外的有钱人，并给他们呈献一些上等的丝绸和瓷器，把他们的国家纳入中华朝贡体系中。然而沿着这条路线，他们遇到的一些人根本是不需要贸易的，也没有什么国王。对于像南非的班固（Bantu）人、澳大利亚的山地人和巴塔哥尼亚的裸体人而言，丝绸和瓷器是没有用的，像南极洲和佛得角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人居住。中国人在那些岛上发现的人们的生活比他们期望的原始得多，因此，结果肯定还有一些船只上面装满了他们的宝货—丝绸和瓷器。但是在洪保将军从澳大利亚西岸起航时，他肯定知道在回家之前仍然会有机会拿出货物进行贸易，因为香料群岛和大贸易港口满剌加都是在他要到达的范围里面，是很适合贸易的。<BR> 罗茨图绘制的澳大利亚的北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和婆罗洲的西海岸都是相当准确的。这表明了船队从珀斯出发往西北航行，剩余的船只在洪保将军的率领下，环航了苏门答腊，在满剌加停泊靠岸，满剌加是印度洋上面的一个最主要港口，随后是通过南中国海返回家乡，这是沿着婆罗洲的西海岸航行的—东海岸在图上没有绘制出来—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423年10月22日），他们最终抵达家乡之前，他们还到达了菲律宾的西面。<BR>洪保将军的舰队成为第一个航海穿越麦哲伦海峡的航行者。他们还发现了南极洲，并在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公元1603～约1659年）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塔斯马尼亚岛之前的两个世纪前到达了南澳大利亚。客观的说，洪保的航行是非常值得现代人纪念的。在人类历史对于这个星球的探索中，他完成了世纪旅程的一个壮举，他的名字应该被铭记和赞美的，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功绩的结尾。当洪保将军准备胜利回航时，另一支舰队在周满将军的率领下，沿着南面的纬线从相反的发向朝着澳大利亚前进，在早于麦哲伦一个世纪前，穿越太平洋。<BR></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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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BR>澳大利亚 1</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周满此行一个早已定好的任务是勘测南美洲以西的世界；像已经向东方航行的另一个舰队首领洪保一样，当周满在穿越老人星①下面的海洋时，他也需要南纬52°40′的地方一个“固定”的参照点。但当周满的舰队进入太平洋的时候，他的中国方型帆船遭遇到了寒冷的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②，并向北被席卷至今天智利（Chile）的海岸。麦哲伦、卡特里特（Carteret）③、布干维尔（Bougainville）④等人和其他难以计数的探险者在中国人之后到来，他们也都有过同中国人一样的经历。皮里·雷斯图（1）上绘出的安第斯山脉清晰地证明，这一切也在周闻的舰队身上发生过。但我仍然不知道中国人向北航行了多远，他们是否到达了秘鲁，或是否遇到了印加文明—哥伦布来到之前南美洲的一个伟大的文明。<BR> 曾有一份免于中国官员毁坏得以保存的文件，可以派上用场。位于伦敦的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告诉我一部写于1597年的关于郑和航海的小说，名叫《西洋记》（His-yang-chi）。此书当时在中国公开出版后，一度十分畅销。但是由于现在已十分稀少，所以现存亚非学院图书馆的这个抄本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孤本了。尽管此书是在航行结束近两百年后才写的，而且它的大部分都充斥着富于想象的冒险行为，但作者作为现代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即列出了一份由舰队在航行时所遇到的野蛮人向舰队进献的详细贡物表。这份表不同于从来没航行超出过印度洋的马欢所提供的那份货物表，这暗示着作者一定是利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现在已经消失的材料。但这份表的细节和奇异之处却给人留下了令人信服的印象：<BR> <BR> 鲸睛一双—一般都叫作亮目珍珠。<BR> 鲂须一根—这些东西散发着光泽而且可以作为发簪或耳朵装饰。它们的价格非常高。<BR> 千里骆驼一对—可以在没水喝的情况下跑1000里（相当于400英里—这可是动物在没水的情况下所能旅行的最远距离了）。<BR> 龙涎香四箱。<BR> 乳香八盒。<BR> 山水磁碗八对—当倒水进碗之内后，山变成蓝色的和水变成绿色的。<BR> 人物磁碗四对—当水倒入碗中后，逐渐地会呈现出一张人物彼此行礼的画。<BR> 花草四对—就是这些花草植物。当水进入它们之间后，它们看上去似乎在移动和波动。<BR> 翎毛四对—就这些是羽毛，当水倒进去后，他们看上去在飞（2）。<BR> <BR> 很清楚，这些碗给了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而正是这些中国人为他们能制造世界最精致也最薄的瓷器而自豪。这些碗一定是更好的。当装满水的时候，这些瓷碗变成半透明状，可以证明，那些画在底部的画都能透过碗身显现。这已经超过当时或者更早时的印度、非洲或伊斯兰国家所能拥有的能生产如此质量瓷器的能力，而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早期才拥有生产精瓷的技术。那个时候，惟一的薄瓷来自乔卢拉（Cholula，在现代的墨西哥）；当西班牙征服者站在阿兹特克人（Aztec）的皇帝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Ⅱ，公元1480～1520年）的面前的时候，他正在毁光所有的乔卢拉瓷器。它确实像蛋壳一样薄，价格昂贵，无数的人对它梦寐以求。当时，它被从乔卢拉销到太平洋沿岸和南部美洲。<BR> 当中国人航海的时候，乔卢拉正处在它的全盛时期，生产着大量的这种广受好评的瓷器，并且还建造了许多金字塔，比埃及人建造的金字塔还要巨大。假如贡物表里的那对骆驼是骆马的话，那么贡物表里每一件东西包括龙涎香都可能是在秘鲁北部被发现的。当西班牙人刚在那里登陆的时候，发现了亚洲的母鸡。至少，对于这些是周满的舰队和喜欢禽类的印加人交换礼物后所留下来的观点还是可以讨论的。我后来发现在哥伦布到达之前，中国人和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美洲人之间存在航海联系的至关重要的证据。这些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BR> 现在回到对周满航线的研究上来。离开秘鲁之后，他的舰队首先被近赤道洋流带到最北边的厄瓜多尔，在那里，洋流转向西，带着舰队穿过太平洋。这条路线就是以后的一批批探险者所走过的那条。16世纪时到南美洲去的一个叫唐·路易斯·阿里亚斯（Don Luis Arias）的西班牙外交使节给他的国王呈上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描述了在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之前从智利（Chile）横穿太平洋的一个南美的传奇，这个传奇是被“穿着白色针织服装的浅肤色人和白种人所创造的”（3）。当这些传奇中的航海者到达位于太平洋中部的萨摩亚（Samoa Islands）时，他们发现南赤道洋流流到这的时候一劈为二，就像今天一样，向北的那部分流向凯若琳群岛（Carolines Islands）、新几内亚（New Guinea）、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s）；向南的那部分则偏向西南流向澳大利亚。<BR> 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表明周满的舰队就是在这个点上分开的。向北的那支分舰队在凯若琳群岛中的吉尔巴斯岛（Kiribati Islands）上建造了观察点，在新几内亚也建了另外的5个。它们耸立在那，样子就是在中国可以看见的那种去掉顶部的呈阶梯状金字塔样式。上个世纪在凯若琳岛上发现的用满是刺的牡蛎擦宝贝的贝壳①做成的玫瑰红的珠子，在式样和大小上和在中美洲的米特拉（Mitla）附近的河流发现的非常相似的。发现时它们和黑曜石的碎片和一片像矛头一样的铁块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从岛外来的。中国的母鸡被第一个欧洲探险家在秘鲁发现；原产美洲的玉米被第一个到达菲律宾群岛的欧洲人在菲律宾发现；1993年，专门用来碾碎玉米的凹面磨盘②在一艘沉没在菲律宾群岛附近海底的中国帆船上被发现，这艘船据信是在1423年沉没的。所有这一切和中国人顺着南美洲西海岸（这在皮瑞·雷斯图中绘了出来）的航行然后穿越太平洋是相符合的。<BR></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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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BR>澳大利亚 1</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周满此行一个早已定好的任务是勘测南美洲以西的世界；像已经向东方航行的另一个舰队首领洪保一样，当周满在穿越老人星①下面的海洋时，他也需要南纬52°40′的地方一个“固定”的参照点。但当周满的舰队进入太平洋的时候，他的中国方型帆船遭遇到了寒冷的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②，并向北被席卷至今天智利（Chile）的海岸。麦哲伦、卡特里特（Carteret）③、布干维尔（Bougainville）④等人和其他难以计数的探险者在中国人之后到来，他们也都有过同中国人一样的经历。皮里·雷斯图（1）上绘出的安第斯山脉清晰地证明，这一切也在周闻的舰队身上发生过。但我仍然不知道中国人向北航行了多远，他们是否到达了秘鲁，或是否遇到了印加文明—哥伦布来到之前南美洲的一个伟大的文明。<BR> 曾有一份免于中国官员毁坏得以保存的文件，可以派上用场。位于伦敦的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告诉我一部写于1597年的关于郑和航海的小说，名叫《西洋记》（His-yang-chi）。此书当时在中国公开出版后，一度十分畅销。但是由于现在已十分稀少，所以现存亚非学院图书馆的这个抄本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孤本了。尽管此书是在航行结束近两百年后才写的，而且它的大部分都充斥着富于想象的冒险行为，但作者作为现代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即列出了一份由舰队在航行时所遇到的野蛮人向舰队进献的详细贡物表。这份表不同于从来没航行超出过印度洋的马欢所提供的那份货物表，这暗示着作者一定是利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现在已经消失的材料。但这份表的细节和奇异之处却给人留下了令人信服的印象：<BR> <BR> 鲸睛一双—一般都叫作亮目珍珠。<BR> 鲂须一根—这些东西散发着光泽而且可以作为发簪或耳朵装饰。它们的价格非常高。<BR> 千里骆驼一对—可以在没水喝的情况下跑1000里（相当于400英里—这可是动物在没水的情况下所能旅行的最远距离了）。<BR> 龙涎香四箱。<BR> 乳香八盒。<BR> 山水磁碗八对—当倒水进碗之内后，山变成蓝色的和水变成绿色的。<BR> 人物磁碗四对—当水倒入碗中后，逐渐地会呈现出一张人物彼此行礼的画。<BR> 花草四对—就是这些花草植物。当水进入它们之间后，它们看上去似乎在移动和波动。<BR> 翎毛四对—就这些是羽毛，当水倒进去后，他们看上去在飞（2）。<BR> <BR> 很清楚，这些碗给了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而正是这些中国人为他们能制造世界最精致也最薄的瓷器而自豪。这些碗一定是更好的。当装满水的时候，这些瓷碗变成半透明状，可以证明，那些画在底部的画都能透过碗身显现。这已经超过当时或者更早时的印度、非洲或伊斯兰国家所能拥有的能生产如此质量瓷器的能力，而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早期才拥有生产精瓷的技术。那个时候，惟一的薄瓷来自乔卢拉（Cholula，在现代的墨西哥）；当西班牙征服者站在阿兹特克人（Aztec）的皇帝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Ⅱ，公元1480～1520年）的面前的时候，他正在毁光所有的乔卢拉瓷器。它确实像蛋壳一样薄，价格昂贵，无数的人对它梦寐以求。当时，它被从乔卢拉销到太平洋沿岸和南部美洲。<BR> 当中国人航海的时候，乔卢拉正处在它的全盛时期，生产着大量的这种广受好评的瓷器，并且还建造了许多金字塔，比埃及人建造的金字塔还要巨大。假如贡物表里的那对骆驼是骆马的话，那么贡物表里每一件东西包括龙涎香都可能是在秘鲁北部被发现的。当西班牙人刚在那里登陆的时候，发现了亚洲的母鸡。至少，对于这些是周满的舰队和喜欢禽类的印加人交换礼物后所留下来的观点还是可以讨论的。我后来发现在哥伦布到达之前，中国人和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美洲人之间存在航海联系的至关重要的证据。这些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BR> 现在回到对周满航线的研究上来。离开秘鲁之后，他的舰队首先被近赤道洋流带到最北边的厄瓜多尔，在那里，洋流转向西，带着舰队穿过太平洋。这条路线就是以后的一批批探险者所走过的那条。16世纪时到南美洲去的一个叫唐·路易斯·阿里亚斯（Don Luis Arias）的西班牙外交使节给他的国王呈上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描述了在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之前从智利（Chile）横穿太平洋的一个南美的传奇，这个传奇是被“穿着白色针织服装的浅肤色人和白种人所创造的”（3）。当这些传奇中的航海者到达位于太平洋中部的萨摩亚（Samoa Islands）时，他们发现南赤道洋流流到这的时候一劈为二，就像今天一样，向北的那部分流向凯若琳群岛（Carolines Islands）、新几内亚（New Guinea）、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s）；向南的那部分则偏向西南流向澳大利亚。<BR> 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表明周满的舰队就是在这个点上分开的。向北的那支分舰队在凯若琳群岛中的吉尔巴斯岛（Kiribati Islands）上建造了观察点，在新几内亚也建了另外的5个。它们耸立在那，样子就是在中国可以看见的那种去掉顶部的呈阶梯状金字塔样式。上个世纪在凯若琳岛上发现的用满是刺的牡蛎擦宝贝的贝壳①做成的玫瑰红的珠子，在式样和大小上和在中美洲的米特拉（Mitla）附近的河流发现的非常相似的。发现时它们和黑曜石的碎片和一片像矛头一样的铁块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从岛外来的。中国的母鸡被第一个欧洲探险家在秘鲁发现；原产美洲的玉米被第一个到达菲律宾群岛的欧洲人在菲律宾发现；1993年，专门用来碾碎玉米的凹面磨盘②在一艘沉没在菲律宾群岛附近海底的中国帆船上被发现，这艘船据信是在1423年沉没的。所有这一切和中国人顺着南美洲西海岸（这在皮瑞·雷斯图中绘了出来）的航行然后穿越太平洋是相符合的。<BR></DIV></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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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BR>澳大利亚 2</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向南的分舰队顺着赤道洋流经过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 archipelago），这里距南美洲的西部有4000英里。1606年，佩德罗·费尔南兹·德奎洛斯（Pedro Fernandez de Quiros，公元1565～1615年)——一位为西班牙王国工作的葡萄牙探险家—在土阿莫土群岛（4）的豪环礁①（Hao Atoll）登陆。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带着一枚镶着一颗翡翠的金戒指。于是他想用自己的货物和这个老妇人交换，但遭到了这个老妇人的拒绝，因为它太珍贵了。在土阿莫土群岛周围数千英里的范围内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翡翠，但有明确的记载表明像这样的戒指是整个明王朝早期曾被输出而且是被朱棣派出的使臣作为礼物来赠送的。位于大溪地岛（Tahiti）和澳大利亚的西南航线的沿线，还发现呈阶梯状的金字塔。最早到达斐济（Fiji）的欧洲人发现，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开采铜矿了，而当地的土著人并不这么做。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s）可以携带着他们的手工艺品乘坐独木舟穿过太平洋，但这仍不能解释在美洲发现的中国母鸡和手工艺品这种大批量的货物是如何在太平洋和美洲之间进行运输的。我觉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他们被中国的宝船队和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商船带过去的。<BR> 中国的舰队在经过如图上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s）后仍然被洋流携带向西，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相当于今天悉尼以北的某地登陆。这一伟大的航行，穿越了太平洋，航行七千余英里，费时约三个月。当洋流遇到澳大利亚海岸的时候便转向南，于是周满的舰队也随着改变方向转向老人星所在的纬度，这是他们的参照点。<BR> 洪保的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的情况已在第六章里描述过了。周满的舰队在他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澳大利亚的存在。因为从隋朝（公元589～618年）开始，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这么一块很大的大陆，住着善使回力飞镖①的人，它位于亚洲之南，到那儿坐船需要100天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山海经》中提到一种动物：它有着鹿一样的头，用后腿弹跳，在它的身体中部还有第二个头—那是在袋中的小宝贝。到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地图上显示了两个爪哇，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爪哇，另一个是“大爪哇”—盛产海参和海蛞蝓，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眼里是美味。它们对渔民来说是一种赚钱的营生，在现在的中国它们仍然是价格很高的美味。马可·波罗访问了中国之后，他称“大爪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即便是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之前，北京的帝王动物园里就有袋鼠了。袋鼠，当然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关于中国人航行到澳大利亚的进一步的证据可以在台湾大学看到：一幅绘在瓷器上的地图，年代是1447年，显示了新几内亚的海岸线、向南直到维多利亚的澳大利亚东海岸和塔斯马尼亚的东北海岸。可惜的是，在我写作此书时这张图已经遗失了。<BR> 可能是周满舰队上的那些制图学家勘测了这些岛屿，成为海图的资料来源。既然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回国后有关他航行的记录就被毁坏了，我不得不到处去寻找周满登陆澳大利亚的确凿证据。我的分析是以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澳大利亚这一位于南方的巨大的大陆、但只有经过了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航行才对它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一假说为基础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估计地图制作应有很高的水平，陆地的纬度和排列是正确的，可能在经度上有显著的误差。<BR> 让·罗茨图上显示的很大的大陆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大陆东南方的陆地有一些经度上的错误和形状上的扭曲。于是我通过审视从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的拜伦（Byron）海湾南面到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s）的海岸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拿让·罗茨图的这一部分和现代地图比较后发现，该图对从纳尔逊湾（Nelson Bay）（6）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端（7）的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描绘相当精确。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史蒂芬港口（Stephens）、布罗肯湾（Broken Bay）和波特尼海湾（Botany Bay）等地方和它们的正确纬度。<BR> 假如周满的舰队在横越太平洋之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那么就应该存在罗茨图上有最细致的描述的证据。当我开始实地考察纽卡斯尔（Newcastle）南方的海岸线时，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宝藏。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欧洲移民中的一位—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在新南威尔士州最南端的伊登（Eden）附近的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 Bay）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他发现一棵巨大而葱郁的古树，树根长在一大堆石块底下。这一坚固的废墟由一个正方形平台及围绕着它的坚固的防御石墙构成。防御石墙内巨石构筑的碉堡的墙基和残墙抹着石灰。一定是花费了大量劳力把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这些石头雕凿好再堆砌起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土人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构造了如此的防御工事，而那棵树的年龄和树根的位置表明那个建筑只能是在英国人首次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很早就已建成的。更多的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建成的石头建筑在悉尼南部陆续被发现。其中的一组20个，就像一个小村庄，矗立在海边，一条修整得很好的道路从一个水库通向岸边的一个15米宽的石码头。类似的石头房屋在纽卡斯尔①（Newcastle）也有发现。<BR> 已有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更一步的暗示见于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发现的一块古老的当地石雕，上刻一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极为相似。远在约克角（Cape York）、金皮（Gympie）的海岸和安享地（Arnhem Land）也有类似的石雕被发现。当然，这并不能确证这些外国人就一定是中国人—说不定一群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Tweed）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Brisbane）西南部的沃宁山（Mount Warning）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向南的分舰队顺着赤道洋流经过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 archipelago），这里距南美洲的西部有4000英里。1606年，佩德罗·费尔南兹·德奎洛斯（Pedro Fernandez de Quiros，公元1565～1615年)——一位为西班牙王国工作的葡萄牙探险家—在土阿莫土群岛（4）的豪环礁①（Hao Atoll）登陆。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带着一枚镶着一颗翡翠的金戒指。于是他想用自己的货物和这个老妇人交换，但遭到了这个老妇人的拒绝，因为它太珍贵了。在土阿莫土群岛周围数千英里的范围内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翡翠，但有明确的记载表明像这样的戒指是整个明王朝早期曾被输出而且是被朱棣派出的使臣作为礼物来赠送的。位于大溪地岛（Tahiti）和澳大利亚的西南航线的沿线，还发现呈阶梯状的金字塔。最早到达斐济（Fiji）的欧洲人发现，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开采铜矿了，而当地的土著人并不这么做。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s）可以携带着他们的手工艺品乘坐独木舟穿过太平洋，但这仍不能解释在美洲发现的中国母鸡和手工艺品这种大批量的货物是如何在太平洋和美洲之间进行运输的。我觉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他们被中国的宝船队和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商船带过去的。<BR> 中国的舰队在经过如图上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s）后仍然被洋流携带向西，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相当于今天悉尼以北的某地登陆。这一伟大的航行，穿越了太平洋，航行七千余英里，费时约三个月。当洋流遇到澳大利亚海岸的时候便转向南，于是周满的舰队也随着改变方向转向老人星所在的纬度，这是他们的参照点。<BR> 洪保的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的情况已在第六章里描述过了。周满的舰队在他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澳大利亚的存在。因为从隋朝（公元589～618年）开始，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这么一块很大的大陆，住着善使回力飞镖①的人，它位于亚洲之南，到那儿坐船需要100天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山海经》中提到一种动物：它有着鹿一样的头，用后腿弹跳，在它的身体中部还有第二个头—那是在袋中的小宝贝。到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地图上显示了两个爪哇，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爪哇，另一个是“大爪哇”—盛产海参和海蛞蝓，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眼里是美味。它们对渔民来说是一种赚钱的营生，在现在的中国它们仍然是价格很高的美味。马可·波罗访问了中国之后，他称“大爪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即便是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之前，北京的帝王动物园里就有袋鼠了。袋鼠，当然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关于中国人航行到澳大利亚的进一步的证据可以在台湾大学看到：一幅绘在瓷器上的地图，年代是1447年，显示了新几内亚的海岸线、向南直到维多利亚的澳大利亚东海岸和塔斯马尼亚的东北海岸。可惜的是，在我写作此书时这张图已经遗失了。<BR> 可能是周满舰队上的那些制图学家勘测了这些岛屿，成为海图的资料来源。既然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回国后有关他航行的记录就被毁坏了，我不得不到处去寻找周满登陆澳大利亚的确凿证据。我的分析是以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澳大利亚这一位于南方的巨大的大陆、但只有经过了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航行才对它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一假说为基础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估计地图制作应有很高的水平，陆地的纬度和排列是正确的，可能在经度上有显著的误差。<BR> 让·罗茨图上显示的很大的大陆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大陆东南方的陆地有一些经度上的错误和形状上的扭曲。于是我通过审视从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的拜伦（Byron）海湾南面到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s）的海岸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拿让·罗茨图的这一部分和现代地图比较后发现，该图对从纳尔逊湾（Nelson Bay）（6）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端（7）的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描绘相当精确。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史蒂芬港口（Stephens）、布罗肯湾（Broken Bay）和波特尼海湾（Botany Bay）等地方和它们的正确纬度。<BR> 假如周满的舰队在横越太平洋之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那么就应该存在罗茨图上有最细致的描述的证据。当我开始实地考察纽卡斯尔（Newcastle）南方的海岸线时，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宝藏。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欧洲移民中的一位—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在新南威尔士州最南端的伊登（Eden）附近的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 Bay）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他发现一棵巨大而葱郁的古树，树根长在一大堆石块底下。这一坚固的废墟由一个正方形平台及围绕着它的坚固的防御石墙构成。防御石墙内巨石构筑的碉堡的墙基和残墙抹着石灰。一定是花费了大量劳力把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这些石头雕凿好再堆砌起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土人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构造了如此的防御工事，而那棵树的年龄和树根的位置表明那个建筑只能是在英国人首次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很早就已建成的。更多的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建成的石头建筑在悉尼南部陆续被发现。其中的一组20个，就像一个小村庄，矗立在海边，一条修整得很好的道路从一个水库通向岸边的一个15米宽的石码头。类似的石头房屋在纽卡斯尔①（Newcastle）也有发现。<BR> 已有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更一步的暗示见于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发现的一块古老的当地石雕，上刻一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极为相似。远在约克角（Cape York）、金皮（Gympie）的海岸和安享地（Arnhem Land）也有类似的石雕被发现。当然，这并不能确证这些外国人就一定是中国人—说不定一群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Tweed）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Brisbane）西南部的沃宁山（Mount Warning）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BR></DIV>
<P 18pt; COLOR: #990000;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align=center><B>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BR>澳大利亚 3</B></P>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Byron Bay）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 1965 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①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BR>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BR>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BR>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 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BR>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BR>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BR>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BR>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BR></DIV>
<DIV 10px; PADDING-LEFT: 10px; 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LINE-HEIGHT: 180%" align=left>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Byron Bay）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 1965 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①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BR>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BR>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BR>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 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BR>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BR>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BR>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BR>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