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421 中国发现世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4:13:12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1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 2月2日），中国睥睨万邦。在这一年的农历新年之日，来自亚洲、阿拉伯、非洲和印度洋各地的国王和使臣们聚集于宏伟的北京城向明成祖朱棣即天子宣誓效忠。一支靠指针标明航向而航海的巨型舰队，带着这些统治者和其使臣们来向皇帝进贡，并且让他们目睹了雄伟神奇的都城—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至少有28个国家的首领在场，但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总督以及英王、法王、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他们没有被邀请是因为这些国家落后，且缺乏贸易的货物或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以供交流而被排在中国皇帝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外。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卑微，是中国某个最贫穷地区雇工的儿子，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即朱棣出生前的第八个年头，黄河流域大水泛滥，淹没了大量农田，冲走了村庄并且随之留下了饥荒与瘟疫。全国还挣扎在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中。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伟大的忽必烈汗—最伟大的军事强人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南宋起，中国便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但是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劫掠，导致了饥饿和疾病下瘟疫的流行，人民都沦为赤贫，于是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进行了起义①。朱元璋参加了起义，并且很快出人头地，成为了领袖，为了他的事业朱元璋重整了士兵和农民。在此后的3年中，起义蔓延至全国。历经几十年的和平后，原本骁勇好战的蒙古勇士，那些曾经横掠整个亚洲的战士，开始变得闲散且自满。而且由于内讧导致分裂，他们根本不是朱元璋所率领的军队的对手。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的部队占领了南京，切断了通往蒙古人的位于北方的都城—大都（北京）的粮食供应线。
当朱棣父亲的军队进入大都的时候，朱棣才8岁。最后一个在中国的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Toghon Temur）撤逃至北方草原—蒙古的心脏地区。朱元璋宣布新王朝—明朝建立了，他自称为皇帝，年号洪武。朱棣曾当过骑兵，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指挥官。他21岁的时候被指派参加抗击依旧盘据在云南的蒙古军，此地是西南一多山省份，与今天的老挝接壤；洪武十五年（公元1386年），他又受命去摧毁位于云山南面的昆明残留的蒙古人的堡垒。攻下此城后，成千上万的蒙古男孩惨遭去势。许多人因受刺激和生病而死去；存活下来的阉人有的被征召到帝国的军队中，有的被当作侍从或家臣。
在整个古代世界，从罗马、希腊、北非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太监成为统治者的“内宫奴仆、看管女眷的狗或间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奇怪的是，他们非常忠于那些让他们断根的皇帝们。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始皇宫里就出现了宦官，多至7万个宦官曾供职于都城及周围地区。只有去势的男人被允许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看护他家中的女人及其嫔妃们所居住的宫门内的“大内”。皇帝有成千的嫔妃，这不仅象征着他的权力，而且在每次婴儿死亡率高的时候保证他有大量的男性继承人；确保王朝的延续性和祖先的尊严是中国文化习俗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被阉割的人，甚至皇帝的亲戚和他的伙伴都被禁止接近后宫，否则即被处死。避免其他有生殖能力的男性的介入保证了嫔妃们所生的孩子都是皇帝自己的。
宦官也有助于维护帝位周围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虽然皇帝“受命于天”，如果皇帝无道，或是失政，或是胡作非为，天命仍然可以收回。臣民不得直视龙颜：甚至高官们在皇帝面前也要低眉垂眼，而且当皇帝经过街道的时候要树起帏幔以免公众看见他。只有那些完全依靠皇帝过活的娘娘腔式卑躬屈膝的宦官们被认为是足够驯服的，可以默默地目睹皇帝个人的缺点和不足，而绝不敢张扬。
马和是一个在昆明被阉割的男孩，他被分配到朱棣家里，改名为郑和①。朱棣和他父亲驱逐的蒙古人中有很多改信回回教。郑和除了是一位厉害的士兵外还是一个虔诚的MSL，他也成为朱棣最亲近的参谋。他身体强壮，比朱棣高；一些记载说他有两米多高、一百多公斤重，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当朱棣升任为燕（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王，担负起保卫中国北方诸省这个新的重要的责任的时候，郑和跟随着他。朱棣立基于蒙古旧都—大都，并将它改名为北京。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历经三十余年的征战后，蒙古统治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出了中国。朱棣的父亲，这个年日渐老且日渐多疑的洪武皇帝，系统地整顿了他的军队指挥权，消灭了那些可能一点点威胁到他权威的人。许多高官被勒令自杀，以免因流放或处决他们而使其家庭和祖先蒙辱，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文官武将被处决。
洪武在其长子死后，选择孙子朱允（朱棣的侄子）为继承人。老皇帝怀疑朱棣是蒙古人，故而并不信任他。因为洪武曾娶了一个蒙古公主，但不知道她已怀了朱棣。6年后，即1398年，老皇帝死去，朱允秉承祖父遗志，继续剪除异己。次年夏天，暗杀团被派到北方去刺杀朱棣。为免于被害，朱棣放弃了舒适的家，好几个月流浪在北京的街头，晚上露宿沟渠，白天在街上游荡。他佯装疯了，变得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简直无法认出是个皇族的王公，负责处死他的官兵毫不在意地从这个显然没有任何威胁可言的流浪汉身边经过。接下来朱棣的追随者们扶助了他。在他忠诚的宦官卫队的帮助下—此卫队由郑和领导—朱棣秘密地聚集了军队以抗击所谓的生死敌人。他在北京的一个军库里召集了800人，事先这儿就放了嘎嘎叫的鹅以掩盖盔甲和武器的哐铛声。令人奇怪的是，暗杀团内部居然自相残杀起来。初战告捷的朱棣立刻招募并训练了一支军队。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1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 2月2日），中国睥睨万邦。在这一年的农历新年之日，来自亚洲、阿拉伯、非洲和印度洋各地的国王和使臣们聚集于宏伟的北京城向明成祖朱棣即天子宣誓效忠。一支靠指针标明航向而航海的巨型舰队，带着这些统治者和其使臣们来向皇帝进贡，并且让他们目睹了雄伟神奇的都城—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至少有28个国家的首领在场，但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总督以及英王、法王、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他们没有被邀请是因为这些国家落后，且缺乏贸易的货物或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以供交流而被排在中国皇帝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外。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卑微，是中国某个最贫穷地区雇工的儿子，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即朱棣出生前的第八个年头，黄河流域大水泛滥，淹没了大量农田，冲走了村庄并且随之留下了饥荒与瘟疫。全国还挣扎在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中。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伟大的忽必烈汗—最伟大的军事强人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南宋起，中国便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但是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劫掠，导致了饥饿和疾病下瘟疫的流行，人民都沦为赤贫，于是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进行了起义①。朱元璋参加了起义，并且很快出人头地，成为了领袖，为了他的事业朱元璋重整了士兵和农民。在此后的3年中，起义蔓延至全国。历经几十年的和平后，原本骁勇好战的蒙古勇士，那些曾经横掠整个亚洲的战士，开始变得闲散且自满。而且由于内讧导致分裂，他们根本不是朱元璋所率领的军队的对手。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的部队占领了南京，切断了通往蒙古人的位于北方的都城—大都（北京）的粮食供应线。
当朱棣父亲的军队进入大都的时候，朱棣才8岁。最后一个在中国的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Toghon Temur）撤逃至北方草原—蒙古的心脏地区。朱元璋宣布新王朝—明朝建立了，他自称为皇帝，年号洪武。朱棣曾当过骑兵，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指挥官。他21岁的时候被指派参加抗击依旧盘据在云南的蒙古军，此地是西南一多山省份，与今天的老挝接壤；洪武十五年（公元1386年），他又受命去摧毁位于云山南面的昆明残留的蒙古人的堡垒。攻下此城后，成千上万的蒙古男孩惨遭去势。许多人因受刺激和生病而死去；存活下来的阉人有的被征召到帝国的军队中，有的被当作侍从或家臣。
在整个古代世界，从罗马、希腊、北非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太监成为统治者的“内宫奴仆、看管女眷的狗或间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奇怪的是，他们非常忠于那些让他们断根的皇帝们。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始皇宫里就出现了宦官，多至7万个宦官曾供职于都城及周围地区。只有去势的男人被允许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看护他家中的女人及其嫔妃们所居住的宫门内的“大内”。皇帝有成千的嫔妃，这不仅象征着他的权力，而且在每次婴儿死亡率高的时候保证他有大量的男性继承人；确保王朝的延续性和祖先的尊严是中国文化习俗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被阉割的人，甚至皇帝的亲戚和他的伙伴都被禁止接近后宫，否则即被处死。避免其他有生殖能力的男性的介入保证了嫔妃们所生的孩子都是皇帝自己的。
宦官也有助于维护帝位周围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虽然皇帝“受命于天”，如果皇帝无道，或是失政，或是胡作非为，天命仍然可以收回。臣民不得直视龙颜：甚至高官们在皇帝面前也要低眉垂眼，而且当皇帝经过街道的时候要树起帏幔以免公众看见他。只有那些完全依靠皇帝过活的娘娘腔式卑躬屈膝的宦官们被认为是足够驯服的，可以默默地目睹皇帝个人的缺点和不足，而绝不敢张扬。
马和是一个在昆明被阉割的男孩，他被分配到朱棣家里，改名为郑和①。朱棣和他父亲驱逐的蒙古人中有很多改信回回教。郑和除了是一位厉害的士兵外还是一个虔诚的MSL，他也成为朱棣最亲近的参谋。他身体强壮，比朱棣高；一些记载说他有两米多高、一百多公斤重，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当朱棣升任为燕（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王，担负起保卫中国北方诸省这个新的重要的责任的时候，郑和跟随着他。朱棣立基于蒙古旧都—大都，并将它改名为北京。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历经三十余年的征战后，蒙古统治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出了中国。朱棣的父亲，这个年日渐老且日渐多疑的洪武皇帝，系统地整顿了他的军队指挥权，消灭了那些可能一点点威胁到他权威的人。许多高官被勒令自杀，以免因流放或处决他们而使其家庭和祖先蒙辱，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文官武将被处决。
洪武在其长子死后，选择孙子朱允（朱棣的侄子）为继承人。老皇帝怀疑朱棣是蒙古人，故而并不信任他。因为洪武曾娶了一个蒙古公主，但不知道她已怀了朱棣。6年后，即1398年，老皇帝死去，朱允秉承祖父遗志，继续剪除异己。次年夏天，暗杀团被派到北方去刺杀朱棣。为免于被害，朱棣放弃了舒适的家，好几个月流浪在北京的街头，晚上露宿沟渠，白天在街上游荡。他佯装疯了，变得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简直无法认出是个皇族的王公，负责处死他的官兵毫不在意地从这个显然没有任何威胁可言的流浪汉身边经过。接下来朱棣的追随者们扶助了他。在他忠诚的宦官卫队的帮助下—此卫队由郑和领导—朱棣秘密地聚集了军队以抗击所谓的生死敌人。他在北京的一个军库里召集了800人，事先这儿就放了嘎嘎叫的鹅以掩盖盔甲和武器的哐铛声。令人奇怪的是，暗杀团内部居然自相残杀起来。初战告捷的朱棣立刻招募并训练了一支军队。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 2月2日），中国睥睨万邦。在这一年的农历新年之日，来自亚洲、阿拉伯、非洲和印度洋各地的国王和使臣们聚集于宏伟的北京城向明成祖朱棣即天子宣誓效忠。一支靠指针标明航向而航海的巨型舰队，带着这些统治者和其使臣们来向皇帝进贡，并且让他们目睹了雄伟神奇的都城—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至少有28个国家的首领在场，但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总督以及英王、法王、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他们没有被邀请是因为这些国家落后，且缺乏贸易的货物或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以供交流而被排在中国皇帝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外。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卑微，是中国某个最贫穷地区雇工的儿子，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即朱棣出生前的第八个年头，黄河流域大水泛滥，淹没了大量农田，冲走了村庄并且随之留下了饥荒与瘟疫。全国还挣扎在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中。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伟大的忽必烈汗—最伟大的军事强人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南宋起，中国便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但是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劫掠，导致了饥饿和疾病下瘟疫的流行，人民都沦为赤贫，于是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进行了起义①。朱元璋参加了起义，并且很快出人头地，成为了领袖，为了他的事业朱元璋重整了士兵和农民。在此后的3年中，起义蔓延至全国。历经几十年的和平后，原本骁勇好战的蒙古勇士，那些曾经横掠整个亚洲的战士，开始变得闲散且自满。而且由于内讧导致分裂，他们根本不是朱元璋所率领的军队的对手。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的部队占领了南京，切断了通往蒙古人的位于北方的都城—大都（北京）的粮食供应线。
当朱棣父亲的军队进入大都的时候，朱棣才8岁。最后一个在中国的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Toghon Temur）撤逃至北方草原—蒙古的心脏地区。朱元璋宣布新王朝—明朝建立了，他自称为皇帝，年号洪武。朱棣曾当过骑兵，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指挥官。他21岁的时候被指派参加抗击依旧盘据在云南的蒙古军，此地是西南一多山省份，与今天的老挝接壤；洪武十五年（公元1386年），他又受命去摧毁位于云山南面的昆明残留的蒙古人的堡垒。攻下此城后，成千上万的蒙古男孩惨遭去势。许多人因受刺激和生病而死去；存活下来的阉人有的被征召到帝国的军队中，有的被当作侍从或家臣。
在整个古代世界，从罗马、希腊、北非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太监成为统治者的“内宫奴仆、看管女眷的狗或间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奇怪的是，他们非常忠于那些让他们断根的皇帝们。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始皇宫里就出现了宦官，多至7万个宦官曾供职于都城及周围地区。只有去势的男人被允许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看护他家中的女人及其嫔妃们所居住的宫门内的“大内”。皇帝有成千的嫔妃，这不仅象征着他的权力，而且在每次婴儿死亡率高的时候保证他有大量的男性继承人；确保王朝的延续性和祖先的尊严是中国文化习俗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被阉割的人，甚至皇帝的亲戚和他的伙伴都被禁止接近后宫，否则即被处死。避免其他有生殖能力的男性的介入保证了嫔妃们所生的孩子都是皇帝自己的。
宦官也有助于维护帝位周围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虽然皇帝“受命于天”，如果皇帝无道，或是失政，或是胡作非为，天命仍然可以收回。臣民不得直视龙颜：甚至高官们在皇帝面前也要低眉垂眼，而且当皇帝经过街道的时候要树起帏幔以免公众看见他。只有那些完全依靠皇帝过活的娘娘腔式卑躬屈膝的宦官们被认为是足够驯服的，可以默默地目睹皇帝个人的缺点和不足，而绝不敢张扬。
马和是一个在昆明被阉割的男孩，他被分配到朱棣家里，改名为郑和①。朱棣和他父亲驱逐的蒙古人中有很多改信回回教。郑和除了是一位厉害的士兵外还是一个虔诚的MSL，他也成为朱棣最亲近的参谋。他身体强壮，比朱棣高；一些记载说他有两米多高、一百多公斤重，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当朱棣升任为燕（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王，担负起保卫中国北方诸省这个新的重要的责任的时候，郑和跟随着他。朱棣立基于蒙古旧都—大都，并将它改名为北京。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历经三十余年的征战后，蒙古统治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出了中国。朱棣的父亲，这个年日渐老且日渐多疑的洪武皇帝，系统地整顿了他的军队指挥权，消灭了那些可能一点点威胁到他权威的人。许多高官被勒令自杀，以免因流放或处决他们而使其家庭和祖先蒙辱，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文官武将被处决。
洪武在其长子死后，选择孙子朱允（朱棣的侄子）为继承人。老皇帝怀疑朱棣是蒙古人，故而并不信任他。因为洪武曾娶了一个蒙古公主，但不知道她已怀了朱棣。6年后，即1398年，老皇帝死去，朱允秉承祖父遗志，继续剪除异己。次年夏天，暗杀团被派到北方去刺杀朱棣。为免于被害，朱棣放弃了舒适的家，好几个月流浪在北京的街头，晚上露宿沟渠，白天在街上游荡。他佯装疯了，变得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简直无法认出是个皇族的王公，负责处死他的官兵毫不在意地从这个显然没有任何威胁可言的流浪汉身边经过。接下来朱棣的追随者们扶助了他。在他忠诚的宦官卫队的帮助下—此卫队由郑和领导—朱棣秘密地聚集了军队以抗击所谓的生死敌人。他在北京的一个军库里召集了800人，事先这儿就放了嘎嘎叫的鹅以掩盖盔甲和武器的哐铛声。令人奇怪的是，暗杀团内部居然自相残杀起来。初战告捷的朱棣立刻招募并训练了一支军队。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1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 2月2日），中国睥睨万邦。在这一年的农历新年之日，来自亚洲、阿拉伯、非洲和印度洋各地的国王和使臣们聚集于宏伟的北京城向明成祖朱棣即天子宣誓效忠。一支靠指针标明航向而航海的巨型舰队，带着这些统治者和其使臣们来向皇帝进贡，并且让他们目睹了雄伟神奇的都城—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至少有28个国家的首领在场，但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总督以及英王、法王、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他们没有被邀请是因为这些国家落后，且缺乏贸易的货物或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以供交流而被排在中国皇帝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外。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卑微，是中国某个最贫穷地区雇工的儿子，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即朱棣出生前的第八个年头，黄河流域大水泛滥，淹没了大量农田，冲走了村庄并且随之留下了饥荒与瘟疫。全国还挣扎在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中。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伟大的忽必烈汗—最伟大的军事强人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南宋起，中国便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但是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劫掠，导致了饥饿和疾病下瘟疫的流行，人民都沦为赤贫，于是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进行了起义①。朱元璋参加了起义，并且很快出人头地，成为了领袖，为了他的事业朱元璋重整了士兵和农民。在此后的3年中，起义蔓延至全国。历经几十年的和平后，原本骁勇好战的蒙古勇士，那些曾经横掠整个亚洲的战士，开始变得闲散且自满。而且由于内讧导致分裂，他们根本不是朱元璋所率领的军队的对手。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的部队占领了南京，切断了通往蒙古人的位于北方的都城—大都（北京）的粮食供应线。
当朱棣父亲的军队进入大都的时候，朱棣才8岁。最后一个在中国的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Toghon Temur）撤逃至北方草原—蒙古的心脏地区。朱元璋宣布新王朝—明朝建立了，他自称为皇帝，年号洪武。朱棣曾当过骑兵，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指挥官。他21岁的时候被指派参加抗击依旧盘据在云南的蒙古军，此地是西南一多山省份，与今天的老挝接壤；洪武十五年（公元1386年），他又受命去摧毁位于云山南面的昆明残留的蒙古人的堡垒。攻下此城后，成千上万的蒙古男孩惨遭去势。许多人因受刺激和生病而死去；存活下来的阉人有的被征召到帝国的军队中，有的被当作侍从或家臣。
在整个古代世界，从罗马、希腊、北非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太监成为统治者的“内宫奴仆、看管女眷的狗或间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奇怪的是，他们非常忠于那些让他们断根的皇帝们。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始皇宫里就出现了宦官，多至7万个宦官曾供职于都城及周围地区。只有去势的男人被允许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看护他家中的女人及其嫔妃们所居住的宫门内的“大内”。皇帝有成千的嫔妃，这不仅象征着他的权力，而且在每次婴儿死亡率高的时候保证他有大量的男性继承人；确保王朝的延续性和祖先的尊严是中国文化习俗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被阉割的人，甚至皇帝的亲戚和他的伙伴都被禁止接近后宫，否则即被处死。避免其他有生殖能力的男性的介入保证了嫔妃们所生的孩子都是皇帝自己的。
宦官也有助于维护帝位周围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虽然皇帝“受命于天”，如果皇帝无道，或是失政，或是胡作非为，天命仍然可以收回。臣民不得直视龙颜：甚至高官们在皇帝面前也要低眉垂眼，而且当皇帝经过街道的时候要树起帏幔以免公众看见他。只有那些完全依靠皇帝过活的娘娘腔式卑躬屈膝的宦官们被认为是足够驯服的，可以默默地目睹皇帝个人的缺点和不足，而绝不敢张扬。
马和是一个在昆明被阉割的男孩，他被分配到朱棣家里，改名为郑和①。朱棣和他父亲驱逐的蒙古人中有很多改信回回教。郑和除了是一位厉害的士兵外还是一个虔诚的MSL，他也成为朱棣最亲近的参谋。他身体强壮，比朱棣高；一些记载说他有两米多高、一百多公斤重，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当朱棣升任为燕（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王，担负起保卫中国北方诸省这个新的重要的责任的时候，郑和跟随着他。朱棣立基于蒙古旧都—大都，并将它改名为北京。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历经三十余年的征战后，蒙古统治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出了中国。朱棣的父亲，这个年日渐老且日渐多疑的洪武皇帝，系统地整顿了他的军队指挥权，消灭了那些可能一点点威胁到他权威的人。许多高官被勒令自杀，以免因流放或处决他们而使其家庭和祖先蒙辱，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文官武将被处决。
洪武在其长子死后，选择孙子朱允（朱棣的侄子）为继承人。老皇帝怀疑朱棣是蒙古人，故而并不信任他。因为洪武曾娶了一个蒙古公主，但不知道她已怀了朱棣。6年后，即1398年，老皇帝死去，朱允秉承祖父遗志，继续剪除异己。次年夏天，暗杀团被派到北方去刺杀朱棣。为免于被害，朱棣放弃了舒适的家，好几个月流浪在北京的街头，晚上露宿沟渠，白天在街上游荡。他佯装疯了，变得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简直无法认出是个皇族的王公，负责处死他的官兵毫不在意地从这个显然没有任何威胁可言的流浪汉身边经过。接下来朱棣的追随者们扶助了他。在他忠诚的宦官卫队的帮助下—此卫队由郑和领导—朱棣秘密地聚集了军队以抗击所谓的生死敌人。他在北京的一个军库里召集了800人，事先这儿就放了嘎嘎叫的鹅以掩盖盔甲和武器的哐铛声。令人奇怪的是，暗杀团内部居然自相残杀起来。初战告捷的朱棣立刻招募并训练了一支军队。
朱棣 的老妈是蒙古公主？谁考证出马皇后 是蒙古人的？
牛哥 你这帖子可真够玄幻的{:se:}
明朝当时的史书，如《太祖实录》、《太宗实录》、《靖难事迹》、《玉牒》、《靖难事迹》中有相同的文字:“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挟，次晋恭王桐，次上，次周定王。”朱棣更是亲口说过，他的母亲是皇后马秀英，“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
朱棣 的老妈是蒙古公主？谁考证出马皇后 是蒙古人的？
牛哥 你这帖子可真够玄幻的{:se:}
明朝当时的史书，如《太祖实录》、《太宗实录》、《靖难事迹》、《玉牒》、《靖难事迹》中有相同的文字:“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挟，次晋恭王桐，次上，次周定王。”朱棣更是亲口说过，他的母亲是皇后马秀英，“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
还有人说朱棣老妈是棒子人呢，让棒子可得意了。历史的东西不好说啊！
这不是我的帖子啊 这是哪个老外写的
朱允得知他派去的人失败的消息，便立即编遣了一支50万人的军队去粉碎朱棣的力量，但天气却陡变，而他从南京派往北方的士兵仅仅穿着夏装和草鞋。当无情的冬季来临之时许多人都冻僵了。在朱允军心涣散的部队挺进北京之际，朱棣的军队却设计调往城外。当两军相遇时，朱允的军队受到城内、城外的两面夹击。战争中，甚至北京城的妇女都参加了战斗，她们从城墙上向入侵者扔下罐子。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2
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南京。当时朝廷分裂。那些名流们—南京城内知识界的精英们憎恶宫中的宦官。自从有中国起，士大夫对宦官就深恶痛绝。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便于在皇帝那里吹耳边风，影响皇帝所闻；他们同欧洲统治者身边的弄臣一样，通过和帝王的近距离接触而富有起来。虽然宦官在皇宫“大内”有影响，但在宫墙外的朝廷只有官吏们有权掌握官府。
人想要当官并且在官场步步高升，就得经年苦读，牢记孔夫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教导，而孔夫子这位“圣人”反对宦官把持权力。宦官们没有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仅仅依靠攀附皇帝来晋升。官员们沉浸在孔夫子的道德价值中，这种道德价值力图通过消减那些会扰乱“道”（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机遇来保持社会秩序和特权。它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生活、等级、习俗和地位。儒家心目中的好政府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秩序、有礼貌且能长久延续的社会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官僚政府的核心，并且官员们把农民而非外国人或商人作为社会的主心骨，农民代表稳定，而商人和外国人却是忤逆天道的。
朱允周围的儒臣宦官干政，排斥了他们先前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故而当朱棣的军队出现在南京城前的时候，宦官为他们大开城门迎接朱棣的人马。朱棣于是坐上了龙椅，自称为皇帝，订年号为永乐。然而此时到处都不见朱允的踪影，据信他穿着僧服逃走了。郑和依旧留在新皇帝身边，是朱棣心腹宦官中的一员。这些人对国事有自己的认识和一定的影响，由于经常观察皇帝，他们深谙皇帝的心意。因为可以进出嫔妃们的住所，他们也逐渐熟悉被隔绝在后宫的两千余嫔妃们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
宦官们再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大宦官郑和服侍皇帝有功，是所有宦官中最有势力的。在他白丝外衣的褶子里有一个珠宝盒，内含他断掉的阴茎和皱缩的睾丸残物，为此他有一个绰号叫三宝，即“有着三个宝物的宦官”。盒子里装着他的宝—男性的宝物，此物将跟随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他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但是在今生，他宣誓服务于并完全听命于他的主人—第三代大明天子皇帝朱棣。
郑和在长达12个月里是一个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尽管在此之前他从未下过海，这支船队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船队之一。朱棣的首项意旨之一就是把南京附近龙江船厂的规模翻一番。这个船厂是中国最大的船厂，现在它又被大规模地扩建，扩建后的船厂占据了扬子江边好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南京东门。7个大型的干坞被建成，它们由一系列通向大江的水闸连在一起，每个干坞又分为3个区域可供同时建造3艘船使用。这里的遗址至今依然可见。朱棣要实现甚至忽必烈汗都未曾实现的目的:一个称霸四海的海上帝国。
9世纪之前，能在海域航行的船几乎都是外国的，但是从9世纪起中国建造了它自己的海上船队。宋、元两朝都拥有大型的远洋舰队，它们向海外派特使并建立了固定的海外贸易网，逐渐地中国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朱棣现在又着手大幅扩张建中国舰队。除了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战船和商船外，朱棣还编制了1681艘新船，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九节桅杆的“宝船”，此命名缘于船舱中所装的大量珍贵财物。来自船坞附近南方省地的上万个木匠、帆工和船匠都加入到建船的行动中来。除了250艘宝船外，船队中还包括3500多艘各式船只。另有1350艘巡逻船及同等数量驻守在各海港或是离岛，还有400艘大型战船和400艘装着供给船队粮食、水、马的货船。这队帝王之船打算遨游四海并且绘出海图，以此威慑各地番王，让他们心生敬畏，从而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外国的统治者向中国进贡，作为回报，获得商业特权和中国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中国经常给予它的贸易伙伴大量价值连城的货物而不是向他们索取，如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丝绸和瓷器，又把从他们那儿所得的钱作为专款借贷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永远蒙受中国的恩惠。另外这些船亦承担着寻找逃脱的朱允的责任：“建文帝之出之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郑）和踪迹之。”①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谁应是龙位的真正拥有者：是马背上的大明天子—朱棣。
赢得帝位后，朱棣就决定将都城迁到他原先的大本营北京。这时日益年老的跛子帖木儿正打算攫取他最后也是伟大的一个猎物—中国。朱棣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帖木儿（Timur the lame，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受箭伤的缘故）是他的先辈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杰出继承者。“他宠信那些胆大且勇猛的勇士们，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帖木儿大兴恐怖政策，他横扫万山并且像狮子一样把人撕碎。”从首都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作撒马尔罕）出发，对穿过中亚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虎视眈眈，帖木儿在亚洲各地发动侵略战争，他征服了北印度、波斯（Persia）和叙利亚（Syria），并且在1402年击败了安卡拉（Ankara)的土耳其人。如今他开始觊觎东方，目标是摧毁中国的军队，推翻朱棣，恢复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对抗这个潜在的威胁，新皇帝把朝廷迁到了北京，用百万人那么强大的军队来守卫，但是朱棣对新皇城的远见远不只是作为抵抗帖木儿的要塞。忽必烈汗曾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建成了大都并且绕城挖了护城河。朱棣吸收了忽必烈汗的都城的基本要素，但是他废止了皇家围场，代之以典雅的皇家建筑群—紫禁城，它远比其原先的设计要宏伟得多。紫禁城四面环墙，建构威严，其面积有当时伦敦城墙内范围的1500倍大，人口是其50倍。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2
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南京。当时朝廷分裂。那些名流们—南京城内知识界的精英们憎恶宫中的宦官。自从有中国起，士大夫对宦官就深恶痛绝。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便于在皇帝那里吹耳边风，影响皇帝所闻；他们同欧洲统治者身边的弄臣一样，通过和帝王的近距离接触而富有起来。虽然宦官在皇宫“大内”有影响，但在宫墙外的朝廷只有官吏们有权掌握官府。
人想要当官并且在官场步步高升，就得经年苦读，牢记孔夫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教导，而孔夫子这位“圣人”反对宦官把持权力。宦官们没有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仅仅依靠攀附皇帝来晋升。官员们沉浸在孔夫子的道德价值中，这种道德价值力图通过消减那些会扰乱“道”（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机遇来保持社会秩序和特权。它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生活、等级、习俗和地位。儒家心目中的好政府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秩序、有礼貌且能长久延续的社会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官僚政府的核心，并且官员们把农民而非外国人或商人作为社会的主心骨，农民代表稳定，而商人和外国人却是忤逆天道的。
朱允周围的儒臣宦官干政，排斥了他们先前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故而当朱棣的军队出现在南京城前的时候，宦官为他们大开城门迎接朱棣的人马。朱棣于是坐上了龙椅，自称为皇帝，订年号为永乐。然而此时到处都不见朱允的踪影，据信他穿着僧服逃走了。郑和依旧留在新皇帝身边，是朱棣心腹宦官中的一员。这些人对国事有自己的认识和一定的影响，由于经常观察皇帝，他们深谙皇帝的心意。因为可以进出嫔妃们的住所，他们也逐渐熟悉被隔绝在后宫的两千余嫔妃们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
宦官们再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大宦官郑和服侍皇帝有功，是所有宦官中最有势力的。在他白丝外衣的褶子里有一个珠宝盒，内含他断掉的阴茎和皱缩的睾丸残物，为此他有一个绰号叫三宝，即“有着三个宝物的宦官”。盒子里装着他的宝—男性的宝物，此物将跟随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他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但是在今生，他宣誓服务于并完全听命于他的主人—第三代大明天子皇帝朱棣。
郑和在长达12个月里是一个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尽管在此之前他从未下过海，这支船队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船队之一。朱棣的首项意旨之一就是把南京附近龙江船厂的规模翻一番。这个船厂是中国最大的船厂，现在它又被大规模地扩建，扩建后的船厂占据了扬子江边好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南京东门。7个大型的干坞被建成，它们由一系列通向大江的水闸连在一起，每个干坞又分为3个区域可供同时建造3艘船使用。这里的遗址至今依然可见。朱棣要实现甚至忽必烈汗都未曾实现的目的:一个称霸四海的海上帝国。
9世纪之前，能在海域航行的船几乎都是外国的，但是从9世纪起中国建造了它自己的海上船队。宋、元两朝都拥有大型的远洋舰队，它们向海外派特使并建立了固定的海外贸易网，逐渐地中国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朱棣现在又着手大幅扩张建中国舰队。除了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战船和商船外，朱棣还编制了1681艘新船，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九节桅杆的“宝船”，此命名缘于船舱中所装的大量珍贵财物。来自船坞附近南方省地的上万个木匠、帆工和船匠都加入到建船的行动中来。除了250艘宝船外，船队中还包括3500多艘各式船只。另有1350艘巡逻船及同等数量驻守在各海港或是离岛，还有400艘大型战船和400艘装着供给船队粮食、水、马的货船。这队帝王之船打算遨游四海并且绘出海图，以此威慑各地番王，让他们心生敬畏，从而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外国的统治者向中国进贡，作为回报，获得商业特权和中国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中国经常给予它的贸易伙伴大量价值连城的货物而不是向他们索取，如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丝绸和瓷器，又把从他们那儿所得的钱作为专款借贷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永远蒙受中国的恩惠。另外这些船亦承担着寻找逃脱的朱允的责任：“建文帝之出之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郑）和踪迹之。”①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谁应是龙位的真正拥有者：是马背上的大明天子—朱棣。
赢得帝位后，朱棣就决定将都城迁到他原先的大本营北京。这时日益年老的跛子帖木儿正打算攫取他最后也是伟大的一个猎物—中国。朱棣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帖木儿（Timur the lame，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受箭伤的缘故）是他的先辈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杰出继承者。“他宠信那些胆大且勇猛的勇士们，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帖木儿大兴恐怖政策，他横扫万山并且像狮子一样把人撕碎。”从首都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作撒马尔罕）出发，对穿过中亚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虎视眈眈，帖木儿在亚洲各地发动侵略战争，他征服了北印度、波斯（Persia）和叙利亚（Syria），并且在1402年击败了安卡拉（Ankara)的土耳其人。如今他开始觊觎东方，目标是摧毁中国的军队，推翻朱棣，恢复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对抗这个潜在的威胁，新皇帝把朝廷迁到了北京，用百万人那么强大的军队来守卫，但是朱棣对新皇城的远见远不只是作为抵抗帖木儿的要塞。忽必烈汗曾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建成了大都并且绕城挖了护城河。朱棣吸收了忽必烈汗的都城的基本要素，但是他废止了皇家围场，代之以典雅的皇家建筑群—紫禁城，它远比其原先的设计要宏伟得多。紫禁城四面环墙，建构威严，其面积有当时伦敦城墙内范围的1500倍大，人口是其50倍。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3
朱棣建此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威震四方，这仅仅是他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亦重修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的秦始皇所建的长城。秦始皇统一了互相纷争的诸侯国，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人。他建长城以保护中国的北方边境免受侵犯，为此而耗资巨大，但是历经1600年后，长城却因年久失修而成废墟。于是朱棣开始着手对它进行重建和加固，并且沿着已有的5000公里城墙增设了烽火台和角楼，同时又将其延伸了1400公里。整个长城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的天山。
而朱棣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派遣探险队前往中国的东邻、沿着丝绸之路穿过中亚，以重建5个世纪前唐朝的黄金时期的中华贸易版图。但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舰队远航计划之外的壮举。
朱棣打算在20年内实现他所有伟大目标。纵观他所有的政策可知：他决心使中国人恢复信心，相信自己光荣而辉煌的历史。朱棣经常耿耿于怀他不是其父指定的继承人，所以他不停地追寻证据，以证明是上天给予了他夺取龙位的合法性。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祭祀仪式建筑群—天坛，它位于新紫禁城的中心。它不仅是天子每年举行祭天大典之地，也是中华帝国的心脏所在。随后不久，北京城中心又树立了一座新的天文台。朱棣个人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遗产很丰厚，故而他也乐于继承前人的成果以建这个天文台。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记载夜间星空的运动远远超过2000年。他们在公元前1300年就对新星的出现有了记载，从公元前240年起，他们就已经记录下每次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的情况，并且在1054年描述了蟹状星云的超新星以及伴随它的脉冲星、恒星状球体以及中子星。
元朝皇帝在统治中国的一个多世纪里，忽视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朱棣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恢复了夜间对星星的运动的观察。朱棣的天文学家们至少记录了不下于1400个运行在天空中的星星的情况，而且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朱棣还为这些杰出的天文学家们设立机构以“累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并且他最终说服了日本幕府、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 Begh）王子也这么做。皇帝对天文学的兴趣在于实践而非理论上的。他认为他的天文学家们应完善利用这些路星的新方法，从而可使他的船队能在海中正确航行以及准确确定其在航行中发现的新领土的位置。他的目的是保证北京的大天文台成为勘探与测绘全世界的基准点，简言之，就是让北京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
从南京迁都北京是明代最复杂且影响最深远的工程。迁都始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当时有10000户被迫迁往北方以增加北京的人口。为实现朱棣的愿望，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有几十万的中国劳力也被强行迁到了北方；有大约335支部队被安排监视他们，尽管当时来自跛子帖木儿的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已日趋紧迫。永乐二年十二月（公元1405年1月），军事强人帖木儿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离开撒马儿罕，他的目标是越过崇山向东挺进从而在中国边界地带安营扎寨，以在开春之前一举深入中国内地，杀朱棣个措手不及。此时帖木儿年老多病已不能行军，所以由轿舆（一种由轿夫抬着的大卧轿）抬着他，但是尽管这样，深冬里，在如此寒冷的地带行军对他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些。永乐三年正月九日（公元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驾崩，他甚至连中国的边界都没有看到。此后他的军队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并且最终分崩离析了。
虽然听闻了帖木儿的死讯，但朱棣营建北京城的计划依旧没有改变，可是对第一批建筑工人的供给问题却出现了困难。在北方，种植的季节很短；能种小米和玉米，但不能种稻谷，而且产量还很低。附近没有粮食可以供给像潮水般持续涌来的工人。于是朱棣委派他的三儿子朱高炽担任北京的军事指挥，规定凡在北京城周围种粮食的人都予免税。当这项措施依旧不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给不断增长的工人队伍时，皇帝便下令重修并扩建大运河，以方便开往北方的运粮船。
从公元前486年吴国开始修建运河起，大运河就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以后，人们便开始延伸运河并将其各个独立的部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800公里的水道体系—至今这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可是修筑大运河的人命代价可谓血迹斑斑：据估计在六百多万劳力中至少有一半因过度操劳而丧生。同时由修运河所引起的财政压力和国内动乱也是短命的隋朝（公元589～618年）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之间主要的商业动脉，随着运输增加，这条运河日益捉襟见肘。扩建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主要是疏浚和复原运河北端130公里的水道，还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这是因为北京比黄河高出三十几公尺，共有30万劳力参与了这项工程；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运河南端从黄河到扬子江的一段也疏通了。整条运河北至北京向南一直延伸到上海的南面，即邻海的杭州。粮食的运载由三千多艘平底驳船承担，其所运的粮食由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的280万担（大约相当于1.7亿公斤）至次年则上升为500万担（大约相当于3亿公斤）。
北京劳力所需粮食的供不应求导致了中国其他地方粮食的短缺和饥饿的发生，并且朱棣的浩大工程需要大量木材这又使森林中的坚硬木材遭到严重砍伐。除了建造紫禁城需要木材外，建造皇帝庞大的船队的每艘宝船都要消耗掉300亩上好的柚木。同时帝国海军还装备有一支新建的贸易于中国、印度和非洲港口之间的货船队以及上百艘较小的商船。此外，还有更多的硬木被用于建造几千艘来往于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因此，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森林被砍伐。同时，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占城（Vietnam）的树木也被大量砍伐，这导致了中国人反对封建统治的第一波起义。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4
朱棣也面临着国内问题。他宏伟计划的规模和花费越来越激起了官员们的反对，没有官员们的合作，皇帝一人是不能进行像建造紫禁城这样的伟大的工程的。官员们负责增加税收以提供朱棣计划所需的资金，同任何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有种种办法来耽搁或阻止他们所不欢迎的计划。朱棣依旧用一种惯有的欺诈和残酷的手法来追求他的梦想，甚至到了利用“麒麟”的降临来迷惑和操纵其反对者的程度，其实所谓的麒麟只是一只普通的长颈鹿，是郑和将军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的一次了不起的航海中从东非获得的。
在中国的神话中，麒麟是一种祥瑞动物，据说它有着麝鹿的身体、公牛的尾巴、狼的前额、马的蹄子和独角兽的角。在传说中，麒麟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一个叫颜征在的年轻女子面前。它在她手里丢下一块玉，上面刻着：她将生下一个儿子，将成为“素王”。她生的儿子就是孔子。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导师，孔子的哲学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永乐十四年十月（公元1416年11月16日），郑和将“麒麟”敬献给朱棣。它的到来被认为宣昭了上天对朱棣统治的肯定，于是朱棣立即召集一班人马来证明从南京迁都北京的种种好处。宫廷诗人做文颂扬皇帝，同时官吏们对此吉祥物的到来也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便乖乖地服从了朱棣。
朱棣建此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威震四方，这仅仅是他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亦重修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的秦始皇所建的长城。秦始皇统一了互相纷争的诸侯国，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人。他建长城以保护中国的北方边境免受侵犯，为此而耗资巨大，但是历经1600年后，长城却因年久失修而成废墟。于是朱棣开始着手对它进行重建和加固，并且沿着已有的5000公里城墙增设了烽火台和角楼，同时又将其延伸了1400公里。整个长城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的天山。
而朱棣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派遣探险队前往中国的东邻、沿着丝绸之路穿过中亚，以重建5个世纪前唐朝的黄金时期的中华贸易版图。但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舰队远航计划之外的壮举。
朱棣打算在20年内实现他所有伟大目标。纵观他所有的政策可知：他决心使中国人恢复信心，相信自己光荣而辉煌的历史。朱棣经常耿耿于怀他不是其父指定的继承人，所以他不停地追寻证据，以证明是上天给予了他夺取龙位的合法性。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祭祀仪式建筑群—天坛，它位于新紫禁城的中心。它不仅是天子每年举行祭天大典之地，也是中华帝国的心脏所在。随后不久，北京城中心又树立了一座新的天文台。朱棣个人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遗产很丰厚，故而他也乐于继承前人的成果以建这个天文台。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记载夜间星空的运动远远超过2000年。他们在公元前1300年就对新星的出现有了记载，从公元前240年起，他们就已经记录下每次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的情况，并且在1054年描述了蟹状星云的超新星以及伴随它的脉冲星、恒星状球体以及中子星。
元朝皇帝在统治中国的一个多世纪里，忽视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朱棣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恢复了夜间对星星的运动的观察。朱棣的天文学家们至少记录了不下于1400个运行在天空中的星星的情况，而且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朱棣还为这些杰出的天文学家们设立机构以“累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并且他最终说服了日本幕府、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 Begh）王子也这么做。皇帝对天文学的兴趣在于实践而非理论上的。他认为他的天文学家们应完善利用这些路星的新方法，从而可使他的船队能在海中正确航行以及准确确定其在航行中发现的新领土的位置。他的目的是保证北京的大天文台成为勘探与测绘全世界的基准点，简言之，就是让北京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
从南京迁都北京是明代最复杂且影响最深远的工程。迁都始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当时有10000户被迫迁往北方以增加北京的人口。为实现朱棣的愿望，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有几十万的中国劳力也被强行迁到了北方；有大约335支部队被安排监视他们，尽管当时来自跛子帖木儿的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已日趋紧迫。永乐二年十二月（公元1405年1月），军事强人帖木儿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离开撒马儿罕，他的目标是越过崇山向东挺进从而在中国边界地带安营扎寨，以在开春之前一举深入中国内地，杀朱棣个措手不及。此时帖木儿年老多病已不能行军，所以由轿舆（一种由轿夫抬着的大卧轿）抬着他，但是尽管这样，深冬里，在如此寒冷的地带行军对他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些。永乐三年正月九日（公元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驾崩，他甚至连中国的边界都没有看到。此后他的军队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并且最终分崩离析了。
虽然听闻了帖木儿的死讯，但朱棣营建北京城的计划依旧没有改变，可是对第一批建筑工人的供给问题却出现了困难。在北方，种植的季节很短；能种小米和玉米，但不能种稻谷，而且产量还很低。附近没有粮食可以供给像潮水般持续涌来的工人。于是朱棣委派他的三儿子朱高炽担任北京的军事指挥，规定凡在北京城周围种粮食的人都予免税。当这项措施依旧不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给不断增长的工人队伍时，皇帝便下令重修并扩建大运河，以方便开往北方的运粮船。
从公元前486年吴国开始修建运河起，大运河就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以后，人们便开始延伸运河并将其各个独立的部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800公里的水道体系—至今这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可是修筑大运河的人命代价可谓血迹斑斑：据估计在六百多万劳力中至少有一半因过度操劳而丧生。同时由修运河所引起的财政压力和国内动乱也是短命的隋朝（公元589～618年）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之间主要的商业动脉，随着运输增加，这条运河日益捉襟见肘。扩建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主要是疏浚和复原运河北端130公里的水道，还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这是因为北京比黄河高出三十几公尺，共有30万劳力参与了这项工程；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运河南端从黄河到扬子江的一段也疏通了。整条运河北至北京向南一直延伸到上海的南面，即邻海的杭州。粮食的运载由三千多艘平底驳船承担，其所运的粮食由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的280万担（大约相当于1.7亿公斤）至次年则上升为500万担（大约相当于3亿公斤）。
北京劳力所需粮食的供不应求导致了中国其他地方粮食的短缺和饥饿的发生，并且朱棣的浩大工程需要大量木材这又使森林中的坚硬木材遭到严重砍伐。除了建造紫禁城需要木材外，建造皇帝庞大的船队的每艘宝船都要消耗掉300亩上好的柚木。同时帝国海军还装备有一支新建的贸易于中国、印度和非洲港口之间的货船队以及上百艘较小的商船。此外，还有更多的硬木被用于建造几千艘来往于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因此，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森林被砍伐。同时，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占城（Vietnam）的树木也被大量砍伐，这导致了中国人反对封建统治的第一波起义。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4
朱棣也面临着国内问题。他宏伟计划的规模和花费越来越激起了官员们的反对，没有官员们的合作，皇帝一人是不能进行像建造紫禁城这样的伟大的工程的。官员们负责增加税收以提供朱棣计划所需的资金，同任何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有种种办法来耽搁或阻止他们所不欢迎的计划。朱棣依旧用一种惯有的欺诈和残酷的手法来追求他的梦想，甚至到了利用“麒麟”的降临来迷惑和操纵其反对者的程度，其实所谓的麒麟只是一只普通的长颈鹿，是郑和将军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的一次了不起的航海中从东非获得的。
在中国的神话中，麒麟是一种祥瑞动物，据说它有着麝鹿的身体、公牛的尾巴、狼的前额、马的蹄子和独角兽的角。在传说中，麒麟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一个叫颜征在的年轻女子面前。它在她手里丢下一块玉，上面刻着：她将生下一个儿子，将成为“素王”。她生的儿子就是孔子。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导师，孔子的哲学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永乐十四年十月（公元1416年11月16日），郑和将“麒麟”敬献给朱棣。它的到来被认为宣昭了上天对朱棣统治的肯定，于是朱棣立即召集一班人马来证明从南京迁都北京的种种好处。宫廷诗人做文颂扬皇帝，同时官吏们对此吉祥物的到来也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便乖乖地服从了朱棣。
扯的好玄啊
应大家的要求 咱们就耐心的看吧
日前，备受争议的英国业余史学家加文·孟席斯推出新书——《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在书中再次爆出惊人观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应该归功于中国人！书中声称，这支中国舰队曾携带了一批中国科技典籍到意大利，而文艺复兴中的巨匠达·芬奇的许多设计发明实际上是借鉴了这批科技典籍中记载的古代机器的设计，而非原创。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备受争议的英国业余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再度推出新书，书中声称，一支中国舰队在15世纪曾携带了一批中国科技典籍到意大利，从而带动了整个文艺复兴运动；而文艺复兴中的巨匠里奥纳多·达·芬奇的许多有关机械的设计图也与这批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古代机器“不同寻常地相似”，孟席斯表示，毋庸置疑，达·芬奇的发明设计事实上是来自于这些中国古籍。
中国船队到达意大利
孟席斯现年70岁，曾经担任英国海军潜艇指挥官，现在是一位业余史学家。日前，孟席斯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中再次爆出惊人观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应该归功于中国人。书中提到，1434年，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中国船队抵达意大利，带去了当时中国人掌握的各项科技资料。这支船队只是中国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大型船队的一小部分。这支中国船队还派出特使从威尼斯前往佛罗伦萨市，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转交了天朝皇帝的大量礼品，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世界当时没有的世界地图、天体图和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从而引发了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
孟席斯举例称，出自达·芬奇的飞行器草图其实就是这支中国舰队带来的技术。他日前在伦敦北部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当年，中国人所知道的一切（知识）都被带到了威尼斯。”孟席斯说：“我在书中认为，中国人激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后来达·芬奇和伽利略（天文学家）都是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有所成就。”
孟席斯在书中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多项具有革命性发明创造的国家，这些发明创造包括造纸术、火(汉明)药、金属冶炼、复杂的水车灌溉系统以及嫁接技术等。
达·芬奇只是照着“画一遍”
孟席斯宣称，达·芬奇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也是从中国船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因为他的许多机器设计图都和《农书》等中国古籍内的机械设计图“惊人相似”！“达·芬奇基本上只是将中国人的机械设计图用三维立体方式重新画了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改进。”孟席斯说。
达·芬奇（1452年~1519年）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可能是画作《蒙娜丽莎》，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在一生当中还留下了不少复杂的工程学和解剖学手稿。孟席斯表示，齿轮、水车和其他装置的设计图均包含在中国人带来的典籍中，达·芬奇的意大利前辈塔克拉弗朗西斯科·迪·乔治已对中国人的设计进行了“克隆”和修改。后来通过在罗马教廷服役的亲戚，梵蒂冈的部分秘密档案落入达·芬奇之手，其中就包括中国赠送的科技书籍。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孟席斯在书中援引了一些中国古代攻城武器、研磨机和抽水机的设计图，这些设计均出自于中国古籍，包括1313年问世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于15世纪30年代以前问世的中国古代书籍。通过与达·芬奇、迪·乔治和塔克拉的设计图加以对比，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孟席斯写道：“通过将达·芬奇的绘图与《农书》中的加以比较，我们便会发现，达·芬奇笔下令人惊叹的机器设计图每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之前就已在中国出现了，并且被绘制在一个更为简单的册子上。”
他曾提出中国人发现美洲
加文·孟席斯已不是第一次语出惊人。2002年，孟席斯曾在他撰写的第一本书《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声称，中国人比哥伦布还要早70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这一观点备受争议。在书中，孟席斯宣称，除了美洲，中国舰队比任何欧洲探险家都要更早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1421》销量超过了100万册。许多专业学者对他的史学研究理论不以为然，不过他的书在世界上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追捧。孟席斯说：“欧洲人发现世界（其他地方）的说法是白日梦，是胡说八道。”
“欧洲中心论”史观将受重大冲击？
本报综合报道 如果孟席斯在《1434》中提出的理论被人们所接受，那将意味着历史学家们一直信奉的“欧洲中心论”史观将受到重大冲击。
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马丁·坎普曾撰写多部达·芬奇研究着作，他表示孟席斯的观点“非常具启发性、非常有趣，但是仍需进行更艰苦的深入研究”。他说：“我会对此进行关注，但我并不认为，孟席斯的理论能够让有关达·芬奇或15世纪科学技术的研究陷入混乱。”所谓的“中国影响”只是一个独立事（汉明）件。他指出：“对于中世纪科技、伊（汉明）斯（汉明）兰科技、贸易路线——尤其是丝绸之路，历史学家应该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并加以解答。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如果中国人1434年果真在佛罗伦萨出现，这个家伙所要面临的工作量简直像地狱一样可怕。”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夫·韦德称，孟席斯的着作和理论应该被列入“虚构的历史小说”。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中国人的思想确实被传到欧洲，欧洲人的思想也被传到伊朗以及其他更远的地区。书中的假设——一支中国舰队曾在1434年抵达意大利——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并没有发现中国人留下的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些专家学者的反对声音，孟席斯视为耳边风，继续在自家地下室坚持研究，希望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有意思的是，虽然学者们对他的理论不买账，但读者和网民却纷纷爆发出支持的声音。
“当前历史教材中的理论才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对这些垃圾执迷不悟的家伙并不是我这个幻想家，而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
——孟席斯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备受争议的英国业余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再度推出新书，书中声称，一支中国舰队在15世纪曾携带了一批中国科技典籍到意大利，从而带动了整个文艺复兴运动；而文艺复兴中的巨匠里奥纳多·达·芬奇的许多有关机械的设计图也与这批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古代机器“不同寻常地相似”，孟席斯表示，毋庸置疑，达·芬奇的发明设计事实上是来自于这些中国古籍。
中国船队到达意大利
孟席斯现年70岁，曾经担任英国海军潜艇指挥官，现在是一位业余史学家。日前，孟席斯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中再次爆出惊人观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应该归功于中国人。书中提到，1434年，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中国船队抵达意大利，带去了当时中国人掌握的各项科技资料。这支船队只是中国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大型船队的一小部分。这支中国船队还派出特使从威尼斯前往佛罗伦萨市，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转交了天朝皇帝的大量礼品，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世界当时没有的世界地图、天体图和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从而引发了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
孟席斯举例称，出自达·芬奇的飞行器草图其实就是这支中国舰队带来的技术。他日前在伦敦北部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当年，中国人所知道的一切（知识）都被带到了威尼斯。”孟席斯说：“我在书中认为，中国人激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后来达·芬奇和伽利略（天文学家）都是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有所成就。”
孟席斯在书中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多项具有革命性发明创造的国家，这些发明创造包括造纸术、火(汉明)药、金属冶炼、复杂的水车灌溉系统以及嫁接技术等。
达·芬奇只是照着“画一遍”
孟席斯宣称，达·芬奇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也是从中国船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因为他的许多机器设计图都和《农书》等中国古籍内的机械设计图“惊人相似”！“达·芬奇基本上只是将中国人的机械设计图用三维立体方式重新画了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改进。”孟席斯说。
达·芬奇（1452年~1519年）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可能是画作《蒙娜丽莎》，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在一生当中还留下了不少复杂的工程学和解剖学手稿。孟席斯表示，齿轮、水车和其他装置的设计图均包含在中国人带来的典籍中，达·芬奇的意大利前辈塔克拉弗朗西斯科·迪·乔治已对中国人的设计进行了“克隆”和修改。后来通过在罗马教廷服役的亲戚，梵蒂冈的部分秘密档案落入达·芬奇之手，其中就包括中国赠送的科技书籍。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孟席斯在书中援引了一些中国古代攻城武器、研磨机和抽水机的设计图，这些设计均出自于中国古籍，包括1313年问世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于15世纪30年代以前问世的中国古代书籍。通过与达·芬奇、迪·乔治和塔克拉的设计图加以对比，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孟席斯写道：“通过将达·芬奇的绘图与《农书》中的加以比较，我们便会发现，达·芬奇笔下令人惊叹的机器设计图每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之前就已在中国出现了，并且被绘制在一个更为简单的册子上。”
他曾提出中国人发现美洲
加文·孟席斯已不是第一次语出惊人。2002年，孟席斯曾在他撰写的第一本书《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声称，中国人比哥伦布还要早70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这一观点备受争议。在书中，孟席斯宣称，除了美洲，中国舰队比任何欧洲探险家都要更早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1421》销量超过了100万册。许多专业学者对他的史学研究理论不以为然，不过他的书在世界上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追捧。孟席斯说：“欧洲人发现世界（其他地方）的说法是白日梦，是胡说八道。”
“欧洲中心论”史观将受重大冲击？
本报综合报道 如果孟席斯在《1434》中提出的理论被人们所接受，那将意味着历史学家们一直信奉的“欧洲中心论”史观将受到重大冲击。
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马丁·坎普曾撰写多部达·芬奇研究着作，他表示孟席斯的观点“非常具启发性、非常有趣，但是仍需进行更艰苦的深入研究”。他说：“我会对此进行关注，但我并不认为，孟席斯的理论能够让有关达·芬奇或15世纪科学技术的研究陷入混乱。”所谓的“中国影响”只是一个独立事（汉明）件。他指出：“对于中世纪科技、伊（汉明）斯（汉明）兰科技、贸易路线——尤其是丝绸之路，历史学家应该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并加以解答。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如果中国人1434年果真在佛罗伦萨出现，这个家伙所要面临的工作量简直像地狱一样可怕。”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夫·韦德称，孟席斯的着作和理论应该被列入“虚构的历史小说”。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中国人的思想确实被传到欧洲，欧洲人的思想也被传到伊朗以及其他更远的地区。书中的假设——一支中国舰队曾在1434年抵达意大利——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并没有发现中国人留下的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些专家学者的反对声音，孟席斯视为耳边风，继续在自家地下室坚持研究，希望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有意思的是，虽然学者们对他的理论不买账，但读者和网民却纷纷爆发出支持的声音。
“当前历史教材中的理论才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对这些垃圾执迷不悟的家伙并不是我这个幻想家，而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
——孟席斯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8月1日文章：加文·孟席斯是十足的疯子还是幻想家？
加文·孟席斯（又译孟西土）在他的第一部书中宣称，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现在，他又在备受争议的续集中提出也是中国人才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
轰动效应
六年前，这位退役的潜艇指挥官因为提出了存有争议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探险者的庞大舰队驾驶多桅杆中国式帆船，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了美洲大陆，并领先欧洲探险者数百年时间绘制了世界地图。这一理论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一片哗然。这个理论让他一夜致富，也令他名誉扫地。
所有网站群起而攻之。学者称之为幻想家。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将孟席斯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斥责为“与陌生的仓鼠亲密接触”。
但是，尽管学术界对孟席斯的新书发起了猛烈抨击，可是此书仍然一跃而成为畅销书。现在全球已售出100万册，并在135个国家翻译成24个版本。
孟席斯说：“我遭到抨击，说我是骗子，还大赚了一把。但是群众是敏锐的，如果我的理论不成立而且没有道理，我很快就会从公众那里知道。”
每天都有2000人登陆他的网站www.1421.tv，为之提供新的证据和建议。他成立这个网站就是为了回答人们对书中内容提出的疑问。他说：“简直令人吃惊。也许听起来充满幻想，可是人们现在把我们当作收集这段欧洲和中国历史的证据的中心了。”
71岁的孟席斯本来可以隐退江湖，至少他的历史观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
重估历史
但是，他把自己赚来的钱用于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又完成了一部备受争议的续集《1434年》。他在书中言称曾经在郑和的率领下进行全球航海旅行的中国人引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而达·芬奇的创作则直接受到了中国技术绘图的影响。
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关注在作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的现代中国的身上之际，孟席斯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参照对比。他的动机何在？他真的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个“十足的疯子”，或者是一位真正的幻想家？
他说：“‘我认为一个人应坚定自己的勇气并不断前进。有些抨击非常尖刻。我被指控是在制造证据－我受到了如此激烈的抨击，所以才决定要在网站上登出新的证据进行自我辩护。”
大多数抨击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西兰的学术机构。但是，孟席斯也有学术界的支持者，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
历史学家对他的抨击越是激烈，希望了解这场争论内容的人也就越多。
盂席斯认为，公元1421年，郑和第六次率领107人组成的探险舰队抵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澳大利亚，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早一个世纪。
他认为哥伦布、麦哲伦和詹姆斯·库克出航前都有了地图，而且是以中国最初绘制的地图为基础。新书《1434年》并不特别引起轰动，但是意义却更加深远。他在书中提出：一支首先驶往开罗、后于1434年抵达托斯卡纳区的文化代表团带来的中国科学、艺术和技术方固的进步塑造了文艺复兴运动。
孟席斯说：“欧洲人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凭空想出了各种艺术形式的观点不过是给历史增添了一些浪漫色彩。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进行重新评估，那必然是痛苦的。
但是，中国人抵达之后就回去了，他们没有把世界变成殖民地。历史未受干扰。
加文·孟席斯（又译孟西土）在他的第一部书中宣称，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现在，他又在备受争议的续集中提出也是中国人才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
轰动效应
六年前，这位退役的潜艇指挥官因为提出了存有争议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探险者的庞大舰队驾驶多桅杆中国式帆船，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了美洲大陆，并领先欧洲探险者数百年时间绘制了世界地图。这一理论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一片哗然。这个理论让他一夜致富，也令他名誉扫地。
所有网站群起而攻之。学者称之为幻想家。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将孟席斯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斥责为“与陌生的仓鼠亲密接触”。
但是，尽管学术界对孟席斯的新书发起了猛烈抨击，可是此书仍然一跃而成为畅销书。现在全球已售出100万册，并在135个国家翻译成24个版本。
孟席斯说：“我遭到抨击，说我是骗子，还大赚了一把。但是群众是敏锐的，如果我的理论不成立而且没有道理，我很快就会从公众那里知道。”
每天都有2000人登陆他的网站www.1421.tv，为之提供新的证据和建议。他成立这个网站就是为了回答人们对书中内容提出的疑问。他说：“简直令人吃惊。也许听起来充满幻想，可是人们现在把我们当作收集这段欧洲和中国历史的证据的中心了。”
71岁的孟席斯本来可以隐退江湖，至少他的历史观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
重估历史
但是，他把自己赚来的钱用于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又完成了一部备受争议的续集《1434年》。他在书中言称曾经在郑和的率领下进行全球航海旅行的中国人引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而达·芬奇的创作则直接受到了中国技术绘图的影响。
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关注在作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的现代中国的身上之际，孟席斯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参照对比。他的动机何在？他真的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个“十足的疯子”，或者是一位真正的幻想家？
他说：“‘我认为一个人应坚定自己的勇气并不断前进。有些抨击非常尖刻。我被指控是在制造证据－我受到了如此激烈的抨击，所以才决定要在网站上登出新的证据进行自我辩护。”
大多数抨击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西兰的学术机构。但是，孟席斯也有学术界的支持者，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
历史学家对他的抨击越是激烈，希望了解这场争论内容的人也就越多。
盂席斯认为，公元1421年，郑和第六次率领107人组成的探险舰队抵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澳大利亚，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早一个世纪。
他认为哥伦布、麦哲伦和詹姆斯·库克出航前都有了地图，而且是以中国最初绘制的地图为基础。新书《1434年》并不特别引起轰动，但是意义却更加深远。他在书中提出：一支首先驶往开罗、后于1434年抵达托斯卡纳区的文化代表团带来的中国科学、艺术和技术方固的进步塑造了文艺复兴运动。
孟席斯说：“欧洲人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凭空想出了各种艺术形式的观点不过是给历史增添了一些浪漫色彩。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进行重新评估，那必然是痛苦的。
但是，中国人抵达之后就回去了，他们没有把世界变成殖民地。历史未受干扰。
独特影响
盂席斯成为学术势利现象的受害者并不奇怪。他15岁辍学，没有文凭，后跟随父亲参加了海军，成为一名指挥官。
孟席斯在银婚纪念日前往北京的旅行中开始对中国航海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孟席斯现在是云南大学的荣誉教授。自2002年《1421年》一书出版后，他有过62次重要的出境旅行经历，大多是去中国、美国和远东。
迄今《1421年》一书始终是八家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主题，并在一些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中榜上有名，不过不是当作历史课来讲授，而是作为自由研究。《1421年》和《1434年》都将成为今年秋季11至14岁学生的历史课的部分内容。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己购买了《1421年》的电影版权。
孟席斯作为一名退役水兵的宁静生活被打乱了。他勤奋地工作，采取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为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几乎达200万英镑。最近他又对俄勒冈州海岸进行了雷达研究，以确定一艘船只残骸是否是中国的帆船。
由于残骸的木头样本己完全破损，困此难以辨认。孟席斯现在面临着经费难题。
孟席斯与妻子作过六次环球旅行。他们在伦敦北部的住宅己变成了展览中心。
一些参观者认为孟席斯的力量在于他将众所周知的事实与值得探讨的问题结合起来。另外一些人则称他的书不过是一堆假设。
然而，作为侦探惊险小说作者，他的历史品牌却具有其独特的力量。
小说家兼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曾经说过，如果不受刺激，历史就会死亡。他说：“我唯一能为我这个职业所做的事情就是充当一只跳蚤。”孟席斯着实是一只非常难以对付的跳蚤。当然也很可能是一只重要的跳蚤。
盂席斯成为学术势利现象的受害者并不奇怪。他15岁辍学，没有文凭，后跟随父亲参加了海军，成为一名指挥官。
孟席斯在银婚纪念日前往北京的旅行中开始对中国航海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孟席斯现在是云南大学的荣誉教授。自2002年《1421年》一书出版后，他有过62次重要的出境旅行经历，大多是去中国、美国和远东。
迄今《1421年》一书始终是八家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主题，并在一些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中榜上有名，不过不是当作历史课来讲授，而是作为自由研究。《1421年》和《1434年》都将成为今年秋季11至14岁学生的历史课的部分内容。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己购买了《1421年》的电影版权。
孟席斯作为一名退役水兵的宁静生活被打乱了。他勤奋地工作，采取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为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几乎达200万英镑。最近他又对俄勒冈州海岸进行了雷达研究，以确定一艘船只残骸是否是中国的帆船。
由于残骸的木头样本己完全破损，困此难以辨认。孟席斯现在面临着经费难题。
孟席斯与妻子作过六次环球旅行。他们在伦敦北部的住宅己变成了展览中心。
一些参观者认为孟席斯的力量在于他将众所周知的事实与值得探讨的问题结合起来。另外一些人则称他的书不过是一堆假设。
然而，作为侦探惊险小说作者，他的历史品牌却具有其独特的力量。
小说家兼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曾经说过，如果不受刺激，历史就会死亡。他说：“我唯一能为我这个职业所做的事情就是充当一只跳蚤。”孟席斯着实是一只非常难以对付的跳蚤。当然也很可能是一只重要的跳蚤。
其实你应该单独发一贴
现在全中国为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都被动员起来了。大队工人被派往中国的江西省、山西省①、四川及安南和占城的森林去砍伐更多的柚木。许多砖窑拔地而起以成批制造大量的砖。大量的技工、士兵和劳力被从全国各地征召而来。总之，有100万人直接参与了建造紫禁城，间接消耗的人力还有350万人，另有100多万士兵被安排去看管这些工人。
一旦驳船可以沿运河运载庞大工人队伍粮食的时候，紫禁城的建设速度便加快了。进展体现在对前大都的壕沟、城墙和桥梁的建设上，同时，用于皇帝居住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一处宫殿也开始动工。永乐十五年二月（公元1417年3月），皇帝最后离开了南京，在那一年年底绝大部分宫殿竣工。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蒙古人统治时期陷于失修的南城墙得到重建。下半年，天坛完全建成，其他的大量建筑也建成了。至此，朝廷可以永久迁往北方了。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2月2日），即中国的新年之日，是宏伟的新都落成典礼之时。为了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作为使者的所有来访国首领都被要求在朱棣脚下鞠躬、磕头—伏倒、额头触地。中国的绝对优势得到深远的强调，因为它使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强大的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也忍辱屈服。他们朝朱棣的第一个磕头大家不满意，于是朱棣的一个宦官哈只满剌让他们又重新磕了一次。但是他们的第二次磕头依旧。直到他们第三次伏在朱棣脚下，皇帝才心满意足。
世界各地番王向皇帝磕头被认为标志着15年辛苦外交的顶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好多年以后随之到达印度洋的欧洲人大不相同。中国人更愿意通过贸易、感化和施以恩惠来追逐他们的目标而不是建立直接引起矛盾冲突的殖民地。朱棣的贸易政策是每隔几年向已知世界派遣装着礼物和贸易品的大型船队；携有大量武器和士兵的巨大宝船也暗暗地提醒着朱棣的帝王权力：只有中国有实力保护友邦免受入侵，帮助它们平息叛乱。宝船返回中国时带来了各种外国物品：非洲的“龙的唾液（龙涎香）、香料和金色的琥珀”以及“狮子、金钱豹和6～7英尺高的骆驼鸟（鸵鸟）”；印度西南部古里（卡里卡特）的用珍珠和美丽宝石点缀着的金服;暹罗（今泰国）的大象、鹦鹉、檀香、孔雀、坚木、香料、锡和小豆蔻。
那些承认皇帝为宗主的统治者们被授予封号，并对其国给予保护，派遣商业使团。位于亚洲东南部的马六甲因为对明成祖朱棣的忠心而被提升为贸易港口，这一举措是建立在有损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利益的基础上的。皇帝甚至亲自为马六甲的苏丹做了一首诗。听话的暹罗人也从好战的真腊人①手上抢来好处，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特权。朝鲜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朱棣很快就向朝鲜国王李芳远（Yi Pang-Won）派遣了使团以授予他一个光荣的中国封号。朝鲜人需要中国的医药、书籍和天文仪器，相应地他们答应建立一个天文台以和朱棣合作绘制整个世界地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们进行了1000项有关豹、海豹、金、银和马的交易，次年上升到了10000项。尽管他们有所不愿，但他们也发现服从中国人的要求进献朱棣以少女还是合算的。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当朱棣将最后一批蒙古人赶走的时候，就派了宦官亦失哈到满洲这个处在极东处的长年麻烦之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满洲的女真人也回派了一支著名的使团前往北京，在那儿使团成员获得了大量的封号、礼物及商业特权。日本人也为获得这一切而努力。足利义满（Ashikaga Shogun Yoshimitsu）三世崇拜中国文化，他忙不迭地以“属下、日本王”的身份向朱棣磕头。他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宁波、泉州和广州向日本开放了一系列特别港口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朝鲜一样，日本也建立了天文台以辅助朱棣的天文研究。
满洲被征服，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后，朱棣下一步将注意力转向了西藏。另一个宫廷宦官侯显去拜访了著名的圣人、藏传佛教四教派之一的首领哈立麻（Karmapa），并将他带到了北京。当他到来的时候，一队佛教僧人在城外恭候迎接，朱棣给予他的封号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①。然后皇帝还赠送给哈立麻一顶黑色方形缀着钻石纹章的帽子。从那以后历任哈立麻转世肉身都戴着它。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5
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亦给这些统治者及其使臣一个机会以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瑰丽的文明的首善之都。老都城南京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们，现在新都北京又开始欢迎后到来者。尽管皇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用威严把他们纳入到朝贡国之列，可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们的历史、地理、礼仪和风俗。北京不仅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也是文化中心，它所拥有的百科全书和图书馆包括人们所知的每一个领域的内容。永乐二年十一月（公元1404年12月），朱棣任命两个长期顾问姚广孝和郑赐（Liu Chi）②带着2180名学者着手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所有已知的文献和知识。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项学术工程。这部四千卷、计约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刚好在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前编完。
跟这项壮举等量奇观的是朱棣所编纂的《性理大典书》中搜集宋朝120位哲人和圣贤的著述，并将其与11至13世纪学者对其所做的完整注解一起贮藏于紫禁城。除了这些丰富的学术知识外，好几百种的版印小说也可以在北京的书籍市场买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出哪怕一点点与之相比得上的东西。那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刷术—古登堡（Gutenberg）印出他的《圣经》是30年以后的事，而且虽然欧洲此时处在文化和科学知识即将转型的文艺复兴前夜，它依旧大大落后于中国。亨利五世（公元1387～1422年）的图书馆里有6本手抄书，其中有3本是从女修道院借的，同一时期欧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罗伦萨人弗郎西斯科·达梯尼（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是有关宗教方面的。
一旦驳船可以沿运河运载庞大工人队伍粮食的时候，紫禁城的建设速度便加快了。进展体现在对前大都的壕沟、城墙和桥梁的建设上，同时，用于皇帝居住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一处宫殿也开始动工。永乐十五年二月（公元1417年3月），皇帝最后离开了南京，在那一年年底绝大部分宫殿竣工。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蒙古人统治时期陷于失修的南城墙得到重建。下半年，天坛完全建成，其他的大量建筑也建成了。至此，朝廷可以永久迁往北方了。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2月2日），即中国的新年之日，是宏伟的新都落成典礼之时。为了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作为使者的所有来访国首领都被要求在朱棣脚下鞠躬、磕头—伏倒、额头触地。中国的绝对优势得到深远的强调，因为它使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强大的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也忍辱屈服。他们朝朱棣的第一个磕头大家不满意，于是朱棣的一个宦官哈只满剌让他们又重新磕了一次。但是他们的第二次磕头依旧。直到他们第三次伏在朱棣脚下，皇帝才心满意足。
世界各地番王向皇帝磕头被认为标志着15年辛苦外交的顶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好多年以后随之到达印度洋的欧洲人大不相同。中国人更愿意通过贸易、感化和施以恩惠来追逐他们的目标而不是建立直接引起矛盾冲突的殖民地。朱棣的贸易政策是每隔几年向已知世界派遣装着礼物和贸易品的大型船队；携有大量武器和士兵的巨大宝船也暗暗地提醒着朱棣的帝王权力：只有中国有实力保护友邦免受入侵，帮助它们平息叛乱。宝船返回中国时带来了各种外国物品：非洲的“龙的唾液（龙涎香）、香料和金色的琥珀”以及“狮子、金钱豹和6～7英尺高的骆驼鸟（鸵鸟）”；印度西南部古里（卡里卡特）的用珍珠和美丽宝石点缀着的金服;暹罗（今泰国）的大象、鹦鹉、檀香、孔雀、坚木、香料、锡和小豆蔻。
那些承认皇帝为宗主的统治者们被授予封号，并对其国给予保护，派遣商业使团。位于亚洲东南部的马六甲因为对明成祖朱棣的忠心而被提升为贸易港口，这一举措是建立在有损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利益的基础上的。皇帝甚至亲自为马六甲的苏丹做了一首诗。听话的暹罗人也从好战的真腊人①手上抢来好处，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特权。朝鲜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朱棣很快就向朝鲜国王李芳远（Yi Pang-Won）派遣了使团以授予他一个光荣的中国封号。朝鲜人需要中国的医药、书籍和天文仪器，相应地他们答应建立一个天文台以和朱棣合作绘制整个世界地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们进行了1000项有关豹、海豹、金、银和马的交易，次年上升到了10000项。尽管他们有所不愿，但他们也发现服从中国人的要求进献朱棣以少女还是合算的。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当朱棣将最后一批蒙古人赶走的时候，就派了宦官亦失哈到满洲这个处在极东处的长年麻烦之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满洲的女真人也回派了一支著名的使团前往北京，在那儿使团成员获得了大量的封号、礼物及商业特权。日本人也为获得这一切而努力。足利义满（Ashikaga Shogun Yoshimitsu）三世崇拜中国文化，他忙不迭地以“属下、日本王”的身份向朱棣磕头。他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宁波、泉州和广州向日本开放了一系列特别港口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朝鲜一样，日本也建立了天文台以辅助朱棣的天文研究。
满洲被征服，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后，朱棣下一步将注意力转向了西藏。另一个宫廷宦官侯显去拜访了著名的圣人、藏传佛教四教派之一的首领哈立麻（Karmapa），并将他带到了北京。当他到来的时候，一队佛教僧人在城外恭候迎接，朱棣给予他的封号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①。然后皇帝还赠送给哈立麻一顶黑色方形缀着钻石纹章的帽子。从那以后历任哈立麻转世肉身都戴着它。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5
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亦给这些统治者及其使臣一个机会以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瑰丽的文明的首善之都。老都城南京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们，现在新都北京又开始欢迎后到来者。尽管皇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用威严把他们纳入到朝贡国之列，可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们的历史、地理、礼仪和风俗。北京不仅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也是文化中心，它所拥有的百科全书和图书馆包括人们所知的每一个领域的内容。永乐二年十一月（公元1404年12月），朱棣任命两个长期顾问姚广孝和郑赐（Liu Chi）②带着2180名学者着手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所有已知的文献和知识。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项学术工程。这部四千卷、计约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刚好在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前编完。
跟这项壮举等量奇观的是朱棣所编纂的《性理大典书》中搜集宋朝120位哲人和圣贤的著述，并将其与11至13世纪学者对其所做的完整注解一起贮藏于紫禁城。除了这些丰富的学术知识外，好几百种的版印小说也可以在北京的书籍市场买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出哪怕一点点与之相比得上的东西。那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刷术—古登堡（Gutenberg）印出他的《圣经》是30年以后的事，而且虽然欧洲此时处在文化和科学知识即将转型的文艺复兴前夜，它依旧大大落后于中国。亨利五世（公元1387～1422年）的图书馆里有6本手抄书，其中有3本是从女修道院借的，同一时期欧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罗伦萨人弗郎西斯科·达梯尼（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是有关宗教方面的。
外国的统治者和使臣来到智慧的天堂北京，这一旅程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物欲上的享受。乘坐豪华舒适的巨舰、享受着美食美酒和专门为这些外国显贵服务的女子。在正式的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它的规模和繁盛程度，极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顶峰地位。与此相对比，显现出当时的欧洲落后、未开化且野蛮。仅仅在紫禁城落成仪式后3个星期，亨利五世和凯瑟琳（Catherine de Valois）的婚礼便在伦敦举行了。有26000贵宾尽兴于北京，在那儿他们享用十道菜一席的筵席，每道菜都使用最精美的瓷器餐碟；而亨利的婚礼仅仅只有600人参加，淡鳕鱼干（腌制的鳕鱼）被用来招待客人，这些鱼干盛放在被当作餐碟用的不新鲜的圆面包上。凯瑟琳在婚礼上既没有穿裤子也没有穿袜子；而朱棣最宠爱的妃子却身着最漂亮的丝绸织物，她的首饰有波斯的红玉髓、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的钻石和和田（Kotan，位于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玉石。她佩戴的香料里有产自太平洋的龙涎香、阿拉伯的没药以及香料群岛（Spice Island）的檀香。中国的军队有一百万人，装备有枪支；而亨利五世只能将5000人集于野，他们仅仅装备有大弓、剑和长矛。运送朱棣的贵客回国的船队有100多支，足可容纳30000人；当年6月英王亨利与法国作战时，他的军队只靠四艘渔船往返于英吉利海峡，每次只可装100人，并且仅能在白天航行。
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的一个月里，这些在北京的统治者和使臣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最精美的食物和酒，最高级的娱乐以及数也数不清的美丽女子，个个都懂得如何取悦男人。最后，到了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以欢送使臣们回国。其列队宏伟有气势:“首先进来一万指挥官，接着又过来几千指挥官，所有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0万人……在他们身后按列密密排着20万雄师……所有的人……静静地站着仿佛那儿无一呼吸的灵魂。”在正午时分，铙钹奏乐，大象垂下鼻子，同时云状的烟雾从龟、鹤型的香盒嘴中升起。这时皇帝出来了，他踏过烟云出现在即将离别的使者面前并赐给他们离别礼物— 一箱箱的青花瓷器、一捆捆的丝绸、一包包的棉布、一竹盒一竹盒的玉器。他的大型船队等在那儿准备着将他们载往阿拉伯的霍尔木兹、亚丁剌撒和佐法尔，非洲的摩加迪沙、卜剌哇①（Brava）、麻林地②（Malindi）和慢八撒（Mombasa）③，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柯枝（Cochin）和坎贝（Cambay），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婆罗洲，以及其他的地方。
舰队司令郑和身穿红色朝袍，威严而又正式地代表皇帝向他们致以问候并且告诉他们舰队即将起航，此中包括4支皇家船队；由大太监杨庆（Yang Qing）率领的第5支船队在前些月已经下海。送使臣们回国只是舰队全部使命的第一步。接下来它将要“际天极地……海外诸番……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①郑和毕生效忠于他的皇帝，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担任5支豪华宝船的指挥官，肩负着推动中国在亚洲、印度、非洲和中东贸易及影响的使命。现在他将要统领一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型舰队了。朱棣也奖赏了那些帮助他获得政权的宦官。许多曾参加抗击蒙古人的军队指挥官现在成了宝船的舰队司令和船长。郑和是这一团体的主要负责人。直至第四次航行，船队都是分开走的。而今在这第六次的伟大航行中，那些忠诚的宦官们将要各领一支船队。郑和将带领他们取道印度洋再返回，以此确信他们可以将舰队操控自如。
送别礼物放在使臣们的马车里，皇帝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使臣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叩头谢恩接着便上船了，列队也散开去。马车轰隆隆地驶往距离城东一里以外的大运河，仆人们跟在马车后面跑。在那儿，一长列以丝绸做布篷的驳船正等候着他们。每艘驳船配有10～12匹马，马儿立在岸边，其马具上绑着竹棍。当使臣们一上船，马鞭便抽响了，这些健壮的动物将驳船慢慢地拖向海滨。
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的一个月里，这些在北京的统治者和使臣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最精美的食物和酒，最高级的娱乐以及数也数不清的美丽女子，个个都懂得如何取悦男人。最后，到了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以欢送使臣们回国。其列队宏伟有气势:“首先进来一万指挥官，接着又过来几千指挥官，所有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0万人……在他们身后按列密密排着20万雄师……所有的人……静静地站着仿佛那儿无一呼吸的灵魂。”在正午时分，铙钹奏乐，大象垂下鼻子，同时云状的烟雾从龟、鹤型的香盒嘴中升起。这时皇帝出来了，他踏过烟云出现在即将离别的使者面前并赐给他们离别礼物— 一箱箱的青花瓷器、一捆捆的丝绸、一包包的棉布、一竹盒一竹盒的玉器。他的大型船队等在那儿准备着将他们载往阿拉伯的霍尔木兹、亚丁剌撒和佐法尔，非洲的摩加迪沙、卜剌哇①（Brava）、麻林地②（Malindi）和慢八撒（Mombasa）③，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柯枝（Cochin）和坎贝（Cambay），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婆罗洲，以及其他的地方。
舰队司令郑和身穿红色朝袍，威严而又正式地代表皇帝向他们致以问候并且告诉他们舰队即将起航，此中包括4支皇家船队；由大太监杨庆（Yang Qing）率领的第5支船队在前些月已经下海。送使臣们回国只是舰队全部使命的第一步。接下来它将要“际天极地……海外诸番……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①郑和毕生效忠于他的皇帝，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担任5支豪华宝船的指挥官，肩负着推动中国在亚洲、印度、非洲和中东贸易及影响的使命。现在他将要统领一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型舰队了。朱棣也奖赏了那些帮助他获得政权的宦官。许多曾参加抗击蒙古人的军队指挥官现在成了宝船的舰队司令和船长。郑和是这一团体的主要负责人。直至第四次航行，船队都是分开走的。而今在这第六次的伟大航行中，那些忠诚的宦官们将要各领一支船队。郑和将带领他们取道印度洋再返回，以此确信他们可以将舰队操控自如。
送别礼物放在使臣们的马车里，皇帝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使臣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叩头谢恩接着便上船了，列队也散开去。马车轰隆隆地驶往距离城东一里以外的大运河，仆人们跟在马车后面跑。在那儿，一长列以丝绸做布篷的驳船正等候着他们。每艘驳船配有10～12匹马，马儿立在岸边，其马具上绑着竹棍。当使臣们一上船，马鞭便抽响了，这些健壮的动物将驳船慢慢地拖向海滨。
过了两天，经过36道水闸，他们到达了黄海边的塘沽（在今天的天津附近）。在塘沽欢迎这些使臣的一幕必将永远留在他们脑海中。一百多支巨型平底帆船停泊在港口，高高耸立在码头上的看守人面前—这些船只比海湾边鳞次栉比的屋顶还要高出好多。它们周围是一队小一些的商船。每一个主要的船都大约有480英长、180英尺宽—可容纳50支渔船。船头上的闪烁的蛇眼是用来辟邪的。成千的桅杆竖立如林，在它们上面飘扬着锦旗；在它们下面是丝质的红帆，每条船上有九根桅杆裹着帆，帆很轻但很牢固。“当帆展开的时候，它们像天空中一片硕大的云”。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6
舰队的组合特别像二战中的运输船队。中间是巨大的旗舰，周围是一群商业平底帆船，大部分帆船有90英尺长、30英公尺宽。再周围是快速、机动的战船。当航行开始的时候，很多别的国家的商船也加入到其中，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的，它们受着战船的保护，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商业大国的豪华船队一样游弋在海洋上。每个宝船有16个水密室，若打破其中两个船并不会下沉。一些密室可以部分装水做水箱用，以使训练有素的海獭去捕鱼，以及使潜水员可进出海水。海獭用长绳拴着，用来驱逐鱼群入网，这种方法至今仍沿用于中国的部分地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郑和将军的船舱位于他的旗舰的尾部。其下面的60个特别舱里住着外国的大使、使臣和他们的随从。女人们住在隔壁的船舱里，并且每个船舱都有可眺望海面的阳台。中国向每个国家派了一个大使，他们住处的等级要稍差一点，但仍然相当宽敞。每个大使配有10个助手以及52个宦官秘书。船员们住在下一层的甲板上。
郑和曾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南京建了一所语言学校，即四夷馆①，以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有16个优秀毕业生这次也随船而行，他们使得郑和将军可以同来自印度至非洲的说阿拉伯语（Arabic）、波斯语（Persion）、斯瓦希里语（Swahili）、印地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许多其他语言的统治者交流。宗教宽容是朱棣最大的优点之一，因此中国的帆船上也习惯性地带着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方面的专家以提供咨询和指导。佛教以大慈大悲为教义，好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佛教和儒教并不冲突，儒教可以说主要反映世俗价值的规则而非宗教方面的。这第六次也就是宝船的最后一次航行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这次航行人员中包括佛僧胜慧、伊斯兰教领袖哈三和不哈里（Pu He Ri）②。紫禁城落成典礼结束了，《永乐大典》这部了不起的百科全书也有了最后的题词，于是几千位学者发现自己居然无事可做了。因此，朱棣把他们派到海外参与这次伟大的探险旅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通过翻译，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可以和印度洋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学习。等到这些大使及随从一旦上岸以后，那些有着迷宫般船舱的大船便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使用了。冶金学家可以勘探所到之国的矿产，医学家可以寻找到对付瘟疫和传染病的新的草药、药剂和治疗方法，植物学家可以培植有价值的食用作物。中国的农学家和农民有数不完的培育杂交作物的经验。
中国土生的植物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所有植物原生国中，中国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这缘于它丰富的地方特色类型和其农作物种类和潜在种类的衍生。此外，大量的植物种类及其所显示的遗传形性体现了这些种类的存在。”欧洲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和农业的萧条。在欧洲世界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到德国的植物学之父，他们所具有的植物构成的知识表明了欧洲学识的萎靡，但是在中国科学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应的“黑暗年代”。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人有案可考的植物学知识及植物品种的数量也在不断递增。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航海方面的发现，其差距是巨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惟一的兴趣就是收集食物、黄金和香料，以及怎样抵御原住民的进攻。伟大的中国船队肩负着科学探索的责任，而欧洲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直到3个半世纪后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航行中才做到这一点。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6
舰队的组合特别像二战中的运输船队。中间是巨大的旗舰，周围是一群商业平底帆船，大部分帆船有90英尺长、30英公尺宽。再周围是快速、机动的战船。当航行开始的时候，很多别的国家的商船也加入到其中，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的，它们受着战船的保护，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商业大国的豪华船队一样游弋在海洋上。每个宝船有16个水密室，若打破其中两个船并不会下沉。一些密室可以部分装水做水箱用，以使训练有素的海獭去捕鱼，以及使潜水员可进出海水。海獭用长绳拴着，用来驱逐鱼群入网，这种方法至今仍沿用于中国的部分地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郑和将军的船舱位于他的旗舰的尾部。其下面的60个特别舱里住着外国的大使、使臣和他们的随从。女人们住在隔壁的船舱里，并且每个船舱都有可眺望海面的阳台。中国向每个国家派了一个大使，他们住处的等级要稍差一点，但仍然相当宽敞。每个大使配有10个助手以及52个宦官秘书。船员们住在下一层的甲板上。
郑和曾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南京建了一所语言学校，即四夷馆①，以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有16个优秀毕业生这次也随船而行，他们使得郑和将军可以同来自印度至非洲的说阿拉伯语（Arabic）、波斯语（Persion）、斯瓦希里语（Swahili）、印地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许多其他语言的统治者交流。宗教宽容是朱棣最大的优点之一，因此中国的帆船上也习惯性地带着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方面的专家以提供咨询和指导。佛教以大慈大悲为教义，好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佛教和儒教并不冲突，儒教可以说主要反映世俗价值的规则而非宗教方面的。这第六次也就是宝船的最后一次航行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这次航行人员中包括佛僧胜慧、伊斯兰教领袖哈三和不哈里（Pu He Ri）②。紫禁城落成典礼结束了，《永乐大典》这部了不起的百科全书也有了最后的题词，于是几千位学者发现自己居然无事可做了。因此，朱棣把他们派到海外参与这次伟大的探险旅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通过翻译，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可以和印度洋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学习。等到这些大使及随从一旦上岸以后，那些有着迷宫般船舱的大船便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使用了。冶金学家可以勘探所到之国的矿产，医学家可以寻找到对付瘟疫和传染病的新的草药、药剂和治疗方法，植物学家可以培植有价值的食用作物。中国的农学家和农民有数不完的培育杂交作物的经验。
中国土生的植物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所有植物原生国中，中国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这缘于它丰富的地方特色类型和其农作物种类和潜在种类的衍生。此外，大量的植物种类及其所显示的遗传形性体现了这些种类的存在。”欧洲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和农业的萧条。在欧洲世界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到德国的植物学之父，他们所具有的植物构成的知识表明了欧洲学识的萎靡，但是在中国科学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应的“黑暗年代”。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人有案可考的植物学知识及植物品种的数量也在不断递增。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航海方面的发现，其差距是巨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惟一的兴趣就是收集食物、黄金和香料，以及怎样抵御原住民的进攻。伟大的中国船队肩负着科学探索的责任，而欧洲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直到3个半世纪后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航行中才做到这一点。
当船长们和使臣们都上了船，船队也将要出发的时候，其周围的水面上还布满着黑压压的往返于大船和海岸的小船。好几天码头都很繁忙，大量的蔬菜、干鱼和几百吨的淡水被运到船上，以供船队里30000人途中所需。所以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有驳船陆续送来淡水和粮食。船队可以在海上航行至少3个月、长达4500英里而无需靠岸补充食物或水，因为有单独的供粮船和水箱跟着它一起航行。供粮船上还带着一些植物，中国人想把它们种在国外的土地上，它们中的一些是中国朝贡体系未来的受益者，另一些可为那些将要生活在新土地上的华侨提供食物。狗也被作为宠物带到船上来了，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被饲养作食物或用来捉老鼠，同时还有成笼的亚洲鸡是作为给外国显贵的贵重的礼物的。还有单独的装马船装着骑兵的坐骑。
每艘船本身的巨大规模（更不必说舰队了）只有和同时期的其他海军比较才可以想象。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是威尼斯的。它大概由三百来艘大划船组成—这些划船快速、轻便、壁薄，是由软木建造的，它们用桨来划并且只适于在平静的夏日的地中海越岛作战。最大的威尼斯划船大约长150英尺、宽20英尺，最多只能装50吨的货物。相比之下，朱棣的宝船是航行在海上的柚木制成的庞然大物。这些大船的方向舵有一个有11公尺高—差不多是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候的旗舰尼娜号（Ni朼）的全长。每艘宝船可携带两千多吨的货物，它们可在5个星期内到达马六甲、12个星期内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它们能够航行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每次航行都可以持续数年。中国人在航海中损失的大量船只所能证明的不是它们建构不结实，相反是说明了它们所航行的水域多么危险、多么不可知，从北至南它们航过了多岩的海岸、锋利的珊瑚礁和冰川密布的海洋。保护威尼斯大划船的是弓箭手；而中国的船却装备着火药武器、铜铁大炮、曲射炮、火箭以及向敌人发射火焰的炮弹。中国的船在每一个方面—结构、装载能力、损害控制能力、军事装备、最大行程、联络、在从没有人到过的海洋航行的能力以及连续好几个月在海上维修和保养他们船只的能力—都领先欧洲好几个世纪。郑和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驶过他身边的任何船队。就算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海军共同和这支中国船队开战也不过像是一队鲱鱼碰到了鲨鱼群。在午夜执勤将结束之时—清晨4点—最后一批供应品已运载完毕，船队开始起锚。先向道教中掌管海洋的女神妈祖（Shao Lin）①祈祷，接着红绸帆扬开了，船像大房子一样赶在东北季风来临之前加速航行。船队驶出了黄海，塘沽最后微弱的灯光也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水手们都挤在船栏边，努力想再看家乡最后一眼。接下来他们将在海上度过漫长的几个月的行程，他们和国土惟一残存的联系就是记忆、一些纪念品和随身所带的散发着香气的山茶花（Camellia roses），这些花被养在罐子中分享他们的淡水。伏在船栏边的水手们大部分再也见不到中国了。许多死掉了，还有的因船失事或落后而被留在外国成了华侨。那些在两年半后最终回来的人将会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一场霹雳雷霆 1
在郑和舰队出发两个月后的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晚上，紫禁城上空突然降临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这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闪电击在皇帝新近修筑的宫殿顶上，起火的建筑物弥漫在火海之中，看起来就像十万支浇了油的火炬，照亮其中……以致整个紫禁城被大火映得灯火辉煌，火势不断蔓延……烧毁了觐见殿（the Hall of Audience）①后的后宫（the Ladies’Apartments）……约250间房子被烧毁，很多人葬身火海，有男有女，尽管采取了各种努力，大火仍继续燃烧，像是要烧到第二天。直至次日下午的祈祷时间②，大火才得以控制。（1）（见附录七：参考书目，下同。）
火球顺着御道滚下来，正好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烧毁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③—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3个月前朱棣还接见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朱棣的宝座也烧成灰烬，“他心里万分痛苦地赴宗庙，用极大的耐心做祈祷，说：‘尽管我无恶行，既没有触犯父皇，也没有触犯母后，更未实施暴政，上天还是迁怒于我’。”（2）大火烧死了皇帝宠幸的妃子，朱棣心烦意乱，竟未能为她在帝陵中的葬礼做出很好的安排。
每艘船本身的巨大规模（更不必说舰队了）只有和同时期的其他海军比较才可以想象。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是威尼斯的。它大概由三百来艘大划船组成—这些划船快速、轻便、壁薄，是由软木建造的，它们用桨来划并且只适于在平静的夏日的地中海越岛作战。最大的威尼斯划船大约长150英尺、宽20英尺，最多只能装50吨的货物。相比之下，朱棣的宝船是航行在海上的柚木制成的庞然大物。这些大船的方向舵有一个有11公尺高—差不多是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候的旗舰尼娜号（Ni朼）的全长。每艘宝船可携带两千多吨的货物，它们可在5个星期内到达马六甲、12个星期内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它们能够航行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每次航行都可以持续数年。中国人在航海中损失的大量船只所能证明的不是它们建构不结实，相反是说明了它们所航行的水域多么危险、多么不可知，从北至南它们航过了多岩的海岸、锋利的珊瑚礁和冰川密布的海洋。保护威尼斯大划船的是弓箭手；而中国的船却装备着火药武器、铜铁大炮、曲射炮、火箭以及向敌人发射火焰的炮弹。中国的船在每一个方面—结构、装载能力、损害控制能力、军事装备、最大行程、联络、在从没有人到过的海洋航行的能力以及连续好几个月在海上维修和保养他们船只的能力—都领先欧洲好几个世纪。郑和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驶过他身边的任何船队。就算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海军共同和这支中国船队开战也不过像是一队鲱鱼碰到了鲨鱼群。在午夜执勤将结束之时—清晨4点—最后一批供应品已运载完毕，船队开始起锚。先向道教中掌管海洋的女神妈祖（Shao Lin）①祈祷，接着红绸帆扬开了，船像大房子一样赶在东北季风来临之前加速航行。船队驶出了黄海，塘沽最后微弱的灯光也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水手们都挤在船栏边，努力想再看家乡最后一眼。接下来他们将在海上度过漫长的几个月的行程，他们和国土惟一残存的联系就是记忆、一些纪念品和随身所带的散发着香气的山茶花（Camellia roses），这些花被养在罐子中分享他们的淡水。伏在船栏边的水手们大部分再也见不到中国了。许多死掉了，还有的因船失事或落后而被留在外国成了华侨。那些在两年半后最终回来的人将会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一场霹雳雷霆 1
在郑和舰队出发两个月后的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晚上，紫禁城上空突然降临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这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闪电击在皇帝新近修筑的宫殿顶上，起火的建筑物弥漫在火海之中，看起来就像十万支浇了油的火炬，照亮其中……以致整个紫禁城被大火映得灯火辉煌，火势不断蔓延……烧毁了觐见殿（the Hall of Audience）①后的后宫（the Ladies’Apartments）……约250间房子被烧毁，很多人葬身火海，有男有女，尽管采取了各种努力，大火仍继续燃烧，像是要烧到第二天。直至次日下午的祈祷时间②，大火才得以控制。（1）（见附录七：参考书目，下同。）
火球顺着御道滚下来，正好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烧毁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③—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3个月前朱棣还接见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朱棣的宝座也烧成灰烬，“他心里万分痛苦地赴宗庙，用极大的耐心做祈祷，说：‘尽管我无恶行，既没有触犯父皇，也没有触犯母后，更未实施暴政，上天还是迁怒于我’。”（2）大火烧死了皇帝宠幸的妃子，朱棣心烦意乱，竟未能为她在帝陵中的葬礼做出很好的安排。
怎么像《帝国3》里边的历史文风啊
由于极度痛苦，他无法确定如何安葬死去的要人，朱棣病倒了……死去妃子的私用马匹被放生，可以自由地吃草了……在修筑坟墓的山上，派遣了许多宫女和太监于坟墓附近……给他们预留了可供五年的生活用品，五年后，当食物耗尽，这些人也就陪葬于此（3）。
中国皇帝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之后，接下对于朱棣来说大概还有更多的恶兆。这一可怕的自然灾害可能是上天要求改换皇帝的信号。朱棣暂时把权力交于他的儿子朱高炽。“皇帝的病情不断恶化，他的儿子经常前来并坐于觐见厅”（4）。朱棣努力去理解降临于他的灾难的性质，于是他向人民颁布了一道诏书：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是此而致（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5）。
可以预料，这道诏书引起了来自大臣们的非难浪潮。大多数批评是冲着朱棣的庞大计划和项目，特别提到上天降火烧毁的紫禁城。大面积的树木被砍伐光，用来建造宏大的宫殿；成千上万的工匠长年在巨大的宫殿上劳役；投巨资于采办汉白玉（大理石）和玉石；修复大运河用上百万只船来运粮；于是国库空虚，农民甚至陷入吃草的地步。所有这些辛苦、痛苦和牺牲换来的仅是一地灰烬。伴随火灾的还有一些可怕的不名流行病，这些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在福建省就有174000多人病死，他们的尸体因无人掩埋抛于荒野而腐烂。流行病似乎是上天发怒的另一信号。
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这于事无补。朱棣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安抚人民保住自己的皇位。26位朝廷高官被派遣去安抚人心（6），朱棣还颁布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法令。暂停与西洋宝船有关的一切 活动并禁止外国人来华旅行。 朱棣一直被其他的讥辱和不幸所困扰。在此前的４年中他承受着一系列的打击，被用含有砒霜和水银的长生不老药给他治病，大概是有人想毒死他。大火前的不久，他又从自己的战马上摔下来，这匹马原是跛子帖木儿（Tamerlane）的，是来自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儿子之一的波斯沙哈鲁王的礼物。朱棣大怒，决定处死沙哈鲁的使臣。
回教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者从之。
皇帝命大使等复骑。使者上马，皇帝顾谓沙的火者（Shadi Khwaja）①曰：“即欲两国连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昨日朕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7）
一官吏替波斯人答道：
使人无罪。不可责。其君王择良马进献，可无疑义，且使臣无权干预其君也。陛下即将使臣斩首，亦无伤其君王。四夷将怨。恶闻陛下之名矣。人将言中国皇帝违背一切公理，竟将加害于无辜之使臣也。
中国皇帝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之后，接下对于朱棣来说大概还有更多的恶兆。这一可怕的自然灾害可能是上天要求改换皇帝的信号。朱棣暂时把权力交于他的儿子朱高炽。“皇帝的病情不断恶化，他的儿子经常前来并坐于觐见厅”（4）。朱棣努力去理解降临于他的灾难的性质，于是他向人民颁布了一道诏书：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是此而致（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5）。
可以预料，这道诏书引起了来自大臣们的非难浪潮。大多数批评是冲着朱棣的庞大计划和项目，特别提到上天降火烧毁的紫禁城。大面积的树木被砍伐光，用来建造宏大的宫殿；成千上万的工匠长年在巨大的宫殿上劳役；投巨资于采办汉白玉（大理石）和玉石；修复大运河用上百万只船来运粮；于是国库空虚，农民甚至陷入吃草的地步。所有这些辛苦、痛苦和牺牲换来的仅是一地灰烬。伴随火灾的还有一些可怕的不名流行病，这些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在福建省就有174000多人病死，他们的尸体因无人掩埋抛于荒野而腐烂。流行病似乎是上天发怒的另一信号。
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这于事无补。朱棣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安抚人民保住自己的皇位。26位朝廷高官被派遣去安抚人心（6），朱棣还颁布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法令。暂停与西洋宝船有关的一切 活动并禁止外国人来华旅行。 朱棣一直被其他的讥辱和不幸所困扰。在此前的４年中他承受着一系列的打击，被用含有砒霜和水银的长生不老药给他治病，大概是有人想毒死他。大火前的不久，他又从自己的战马上摔下来，这匹马原是跛子帖木儿（Tamerlane）的，是来自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儿子之一的波斯沙哈鲁王的礼物。朱棣大怒，决定处死沙哈鲁的使臣。
回教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者从之。
皇帝命大使等复骑。使者上马，皇帝顾谓沙的火者（Shadi Khwaja）①曰：“即欲两国连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昨日朕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7）
一官吏替波斯人答道：
使人无罪。不可责。其君王择良马进献，可无疑义，且使臣无权干预其君也。陛下即将使臣斩首，亦无伤其君王。四夷将怨。恶闻陛下之名矣。人将言中国皇帝违背一切公理，竟将加害于无辜之使臣也。
诋毁朱棣缺男人气，更有失尊严。朱棣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后再未生子，大概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徐皇后死后，他已经阳痿了。两个妃子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欲，企图与侍候她们的一位太监私通，这被发现了。在后来的株连中，2800名妃子和太监被指证卷入了这场叛逆事件，朱棣亲自处死了不少。但在他们临死之前，其中几个高丽妃子理直气壮的侮辱他，讥讽朱棣的阳痿：“你已阳衰，那就是你的妃子与年轻太监私通的原因。”（9）
朱棣看起来被老天所遗弃，失去尊严、多病和心烦意乱的老皇帝还面临正在增加的政治问题。紫禁城、漕运、宝船舰队和数百英里长城的修复，这些工程建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及引起在安南（Annam）和占城（Vietnam）大片的硬木林砍伐中爆发的起义。首次起义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爆发，由占城朝廷前国相黎季嫠（Le Qui Ly）领导，他篡夺了王位并实行改革措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简化税收，对外国人开放港口，繁荣贸易，在占领地区对于损害农民富裕的行为加以限制，推行关心健康的措施，并且改造军队与吏制，从此国家用人惟才。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占城被中国的统治。占城将不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自主和统一的主权国家。朱棣派遣了一支军队南征，镇压叛乱，废黜黎季嫠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占城民族自立意识。当地的文学作品被焚，艺术品被毁，中国的经典古籍要求在学校学习，汉服和汉式发型强迫占城妇女接受。本地宗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私人巨款被充公，同时，继续掠夺林木。
另一暴动始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此次暴动由一贵族地主黎利（Le L’oi）领导，他是统治占城达360年之久的王朝的缔造者。其两次被明军击败，但每次都设法逃到丛林地带，继续战斗。尽管明朝投入众多军队，但是始终未找到黎利，也不能消灭掉他的游击队。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一场霹雳雷霆 2
叛乱波及到整个安南和占城，红河（the Red River）三角洲（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南部所有的沿海地区，均发生叛乱。大量明军陷于丛林之中，耗费了大量钱财，挫败了锐气。叛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遇上精力旺盛又专制的皇帝，像盛年时期朱棣，是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来解决的。朱棣因家庭麻烦而增加了不少负担，镇压叛乱失败。而且黎利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明朝曾经历的第一次失败。这对于中国人的士气和他们的皇帝来说是又一重击。尽管黎利直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才明确占城正式独立，事实上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7月）以来，朱棣已放弃了占城。
失去信心的老皇帝也失去了对大臣和中国本身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本来就存在矛盾，其实际上分为两派，各自为政。内阁控制财政、经济、国内事务和法令，而宦官统领武装力量并执行朱棣的外交政策。当处于权力之巅时，朱棣容忍臣子的批评，允许他们影响他宠爱的儿子和继承人朱高炽。事实上大臣们不赞成朱棣庞大的计划和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将京城北部地区弃为荒地的做法。他们趁朱棣多病而权力削弱之机，希望太子朱高炽来彻底改变其父的政策。
外交危机加速了朱棣政府的瓦解。紫禁城大火后，蒙古统治者阿鲁台（Arughtai）意识到皇帝的软弱，便拒绝向明朝进贡。朱棣看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天赐良机，他将亲征阿鲁台。在年轻时，朱棣曾依靠快速的骑兵，智胜了蒙古军队。现在，他和他的宦官监军集结了近百万人和340000匹马、骡子的大规模的笨重的部队，缓慢而艰难的向北进入大草原。仅运送粮草供应庞大的军队，就需约177500辆马车。户部尚书夏原吉，一位理财能手，就是他为修紫禁城、拓宽大运河、漕运和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而对于最近的这次国家冒险，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无法筹到钱。刑部尚书吴中也反对，两人均被捕入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在那个可怕的一年的年末，朱棣失去了能干、忠诚并长期侍奉他的几位大臣。他的内阁就此解体。
就像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朱棣的远征惨败。而且，阿鲁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公元1424年8月12日），身心彻底垮了的朱棣死于追击阿鲁台的途中，享年64岁。人们将一些军用壶和军用锅熔为一棺殓之，将他运回火灾后萧条的紫禁城，按仪制，停灵百日。
朱棣的葬礼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壮观。送葬队伍由老皇帝的忠实侍卫开道，上万士兵和官员簇拥着灵柩，缓慢地行走了两天，到达北京西北山脚宏大的帝陵—长陵。秋天的阳光透过薄雾，人们顺着两旁列有石像生的神道进入朱棣宏大的墓中，将其葬于其中。动物作为祭品祭祀他的列祖列宗，他的黄袍和盔甲随葬在身侧。有十六名嫔妃殉葬，活活和他埋在一起。地宫封闭时，濒死的妃嫔的哭声为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家与赌徒的一生写下句点。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24年9月7日），朱棣之子朱高炽即帝位。就在当天，他颁布了一道诏令①：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仓②〔长江一港口〕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稍人等各发宁家。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建船用的硬木〕只依洪武〔朱棣之父〕中例，余悉停。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所差去官员人等皆尽回京（10）。
朱棣看起来被老天所遗弃，失去尊严、多病和心烦意乱的老皇帝还面临正在增加的政治问题。紫禁城、漕运、宝船舰队和数百英里长城的修复，这些工程建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及引起在安南（Annam）和占城（Vietnam）大片的硬木林砍伐中爆发的起义。首次起义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爆发，由占城朝廷前国相黎季嫠（Le Qui Ly）领导，他篡夺了王位并实行改革措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简化税收，对外国人开放港口，繁荣贸易，在占领地区对于损害农民富裕的行为加以限制，推行关心健康的措施，并且改造军队与吏制，从此国家用人惟才。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占城被中国的统治。占城将不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自主和统一的主权国家。朱棣派遣了一支军队南征，镇压叛乱，废黜黎季嫠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占城民族自立意识。当地的文学作品被焚，艺术品被毁，中国的经典古籍要求在学校学习，汉服和汉式发型强迫占城妇女接受。本地宗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私人巨款被充公，同时，继续掠夺林木。
另一暴动始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此次暴动由一贵族地主黎利（Le L’oi）领导，他是统治占城达360年之久的王朝的缔造者。其两次被明军击败，但每次都设法逃到丛林地带，继续战斗。尽管明朝投入众多军队，但是始终未找到黎利，也不能消灭掉他的游击队。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一场霹雳雷霆 2
叛乱波及到整个安南和占城，红河（the Red River）三角洲（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南部所有的沿海地区，均发生叛乱。大量明军陷于丛林之中，耗费了大量钱财，挫败了锐气。叛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遇上精力旺盛又专制的皇帝，像盛年时期朱棣，是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来解决的。朱棣因家庭麻烦而增加了不少负担，镇压叛乱失败。而且黎利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明朝曾经历的第一次失败。这对于中国人的士气和他们的皇帝来说是又一重击。尽管黎利直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才明确占城正式独立，事实上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7月）以来，朱棣已放弃了占城。
失去信心的老皇帝也失去了对大臣和中国本身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本来就存在矛盾，其实际上分为两派，各自为政。内阁控制财政、经济、国内事务和法令，而宦官统领武装力量并执行朱棣的外交政策。当处于权力之巅时，朱棣容忍臣子的批评，允许他们影响他宠爱的儿子和继承人朱高炽。事实上大臣们不赞成朱棣庞大的计划和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将京城北部地区弃为荒地的做法。他们趁朱棣多病而权力削弱之机，希望太子朱高炽来彻底改变其父的政策。
外交危机加速了朱棣政府的瓦解。紫禁城大火后，蒙古统治者阿鲁台（Arughtai）意识到皇帝的软弱，便拒绝向明朝进贡。朱棣看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天赐良机，他将亲征阿鲁台。在年轻时，朱棣曾依靠快速的骑兵，智胜了蒙古军队。现在，他和他的宦官监军集结了近百万人和340000匹马、骡子的大规模的笨重的部队，缓慢而艰难的向北进入大草原。仅运送粮草供应庞大的军队，就需约177500辆马车。户部尚书夏原吉，一位理财能手，就是他为修紫禁城、拓宽大运河、漕运和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而对于最近的这次国家冒险，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无法筹到钱。刑部尚书吴中也反对，两人均被捕入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在那个可怕的一年的年末，朱棣失去了能干、忠诚并长期侍奉他的几位大臣。他的内阁就此解体。
就像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朱棣的远征惨败。而且，阿鲁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公元1424年8月12日），身心彻底垮了的朱棣死于追击阿鲁台的途中，享年64岁。人们将一些军用壶和军用锅熔为一棺殓之，将他运回火灾后萧条的紫禁城，按仪制，停灵百日。
朱棣的葬礼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壮观。送葬队伍由老皇帝的忠实侍卫开道，上万士兵和官员簇拥着灵柩，缓慢地行走了两天，到达北京西北山脚宏大的帝陵—长陵。秋天的阳光透过薄雾，人们顺着两旁列有石像生的神道进入朱棣宏大的墓中，将其葬于其中。动物作为祭品祭祀他的列祖列宗，他的黄袍和盔甲随葬在身侧。有十六名嫔妃殉葬，活活和他埋在一起。地宫封闭时，濒死的妃嫔的哭声为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家与赌徒的一生写下句点。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24年9月7日），朱棣之子朱高炽即帝位。就在当天，他颁布了一道诏令①：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仓②〔长江一港口〕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稍人等各发宁家。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建船用的硬木〕只依洪武〔朱棣之父〕中例，余悉停。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所差去官员人等皆尽回京（10）。
朱高炽还下令立即释放那些被朱棣监禁的高级官员，包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原吉立即采取措施以控制物价飞涨，禁止开采金银，稳定货币流通中非纸币的总量（纸币是中国人于公元806年发明的，几个世纪前它传入欧洲）。胡椒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把它作为一种付款手段。当时，在国库中的全部胡椒被分发出去，一切奢侈品的购买被明令禁止，预算赤字大幅下降，所有西洋宝船上的耗费亦削减。中国境内物产丰富，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外购买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呢？（11）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QZS。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QZS。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1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4）
稻子是棕色的，并未脱壳，稻壳含有维生素B1。所以，脚气—一种能引起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在船员中很少发现。新鲜蔬菜主要包括卷心菜、芜菁和竹笋。当这些蔬菜吃光了，豆芽就特别珍贵。大豆也可制成“奶汁”。当它煮开，就变成凝乳或称为豆腐，富含维生素D，而且豆子发酵可做成酱油。豆腐和蔬菜用由发酵的鱼、豆子、干药草和香料做的酱或用咀嚼过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味素来调味。粮食咀嚼后吐入容器里，然后让其发酵，这种办法今天在南美洲仍然使用。面条和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甘蔗常用来增加干果的糖分，也被船员用来生嚼。
水果和蔬菜以独特的办法来保存。水果被晒干或做成蜜饯，桃子、竹笋和葡萄埋在沙中，蔬菜被撒上盐，在醋和糖中腌泡。（5）肉是有限的，多半为专门饲养的狗和养在盆中的青蛙。养鸡是为占卜之用，从不食用。但是，新鲜的、腌的、干的和发酵的鱼非常充足。一部分鱼是由训练好的水獭捕获，水獭两个一组把鱼赶入网内；另一部分鱼是通过一连串的钩网来捕获。船员们喝的是他们携带的片状或块状的绿乌龙和红茶，而且非常盛行喝米酒。“六月（阳历八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6）
米酒也可酿成甜酒、烧酒和醋。帆船载有大量的淡水，且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淡水箱补充满。但是，中国人也知道如何利用石蜡和海豹的脂肪作为燃料从海水中煮出淡水。他们从海水中脱盐的技术和所装载的新鲜蔬菜赋予了中国人穿越最宽阔海洋的能力。总体上说，郑和船员的食物要比近一个世纪后的麦哲伦（Magellan）提供给他的船员的食物要丰富和有营养得多—“我们吃的只是些已成碎末的陈旧饼干，饼干全已生虫，散发着老鼠尿的臭味。”（7）在中国帆船上，老鼠被水手们的小船狗捕捉光了，砒霜用于消灭臭虫和昆虫，并能促进植物生长。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3
为宝船舰队提供的歌妓均是从广州的流动妓院中招募而来的。（8）她们属于一种被称为“”（Tanka）的种族，其祖先是从遥远的中国内地移民到海岸边从事珍珠采集。她们操独特的方言，并不缠足，这与中国其他妇女不同。在途中靠港，不准这些妇女上岸，也不许与中国男子结婚。她们参加宝船上的盛宴，并教以如何喝酒，她们的酒量也很大。除了满足了外国大使和使者们的性要求，这些妇女被教着玩牌和下棋并参加歌舞娱乐活动。由于佛教倡导博爱、同情和不论男女、皇帝或娼妓均众生平等的教义，她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条，成为佛教徒。
歌妓们并未因她们的职业而受到歧视，这些人被看作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性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东西。“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9）所有男人都允许拥有小妾，而且“在身体的美作为喜爱的惟一标准之中，地位和命运已无所谓了”。（10）中国人常邀请外国统治者去北京，外国使臣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直到他们返回，常常居住在天朝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难怪他们能如此爽快地接受去北京的邀请。
歌妓和她们的客人有性器和春药。最常见的春药是用一对正在交配的红蜥蜴活活泡入药酒制成，这酒要存放一年才出售①。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广受欢迎的“山獭，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②。“秃鸡散”（11）也非常流行。其名源于一位蜀地的长官，他70岁时开始饮用一种万灵药，在随后的性生活中，他的“夫人患多，玉门中疹，不能坐卧”，她坚决让丈夫丢弃此药。然而，此药被一只小公鸡吃了，它跳在一只母鸡上“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喙其冠，冠秃”。
稻子是棕色的，并未脱壳，稻壳含有维生素B1。所以，脚气—一种能引起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在船员中很少发现。新鲜蔬菜主要包括卷心菜、芜菁和竹笋。当这些蔬菜吃光了，豆芽就特别珍贵。大豆也可制成“奶汁”。当它煮开，就变成凝乳或称为豆腐，富含维生素D，而且豆子发酵可做成酱油。豆腐和蔬菜用由发酵的鱼、豆子、干药草和香料做的酱或用咀嚼过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味素来调味。粮食咀嚼后吐入容器里，然后让其发酵，这种办法今天在南美洲仍然使用。面条和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甘蔗常用来增加干果的糖分，也被船员用来生嚼。
水果和蔬菜以独特的办法来保存。水果被晒干或做成蜜饯，桃子、竹笋和葡萄埋在沙中，蔬菜被撒上盐，在醋和糖中腌泡。（5）肉是有限的，多半为专门饲养的狗和养在盆中的青蛙。养鸡是为占卜之用，从不食用。但是，新鲜的、腌的、干的和发酵的鱼非常充足。一部分鱼是由训练好的水獭捕获，水獭两个一组把鱼赶入网内；另一部分鱼是通过一连串的钩网来捕获。船员们喝的是他们携带的片状或块状的绿乌龙和红茶，而且非常盛行喝米酒。“六月（阳历八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6）
米酒也可酿成甜酒、烧酒和醋。帆船载有大量的淡水，且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淡水箱补充满。但是，中国人也知道如何利用石蜡和海豹的脂肪作为燃料从海水中煮出淡水。他们从海水中脱盐的技术和所装载的新鲜蔬菜赋予了中国人穿越最宽阔海洋的能力。总体上说，郑和船员的食物要比近一个世纪后的麦哲伦（Magellan）提供给他的船员的食物要丰富和有营养得多—“我们吃的只是些已成碎末的陈旧饼干，饼干全已生虫，散发着老鼠尿的臭味。”（7）在中国帆船上，老鼠被水手们的小船狗捕捉光了，砒霜用于消灭臭虫和昆虫，并能促进植物生长。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3
为宝船舰队提供的歌妓均是从广州的流动妓院中招募而来的。（8）她们属于一种被称为“”（Tanka）的种族，其祖先是从遥远的中国内地移民到海岸边从事珍珠采集。她们操独特的方言，并不缠足，这与中国其他妇女不同。在途中靠港，不准这些妇女上岸，也不许与中国男子结婚。她们参加宝船上的盛宴，并教以如何喝酒，她们的酒量也很大。除了满足了外国大使和使者们的性要求，这些妇女被教着玩牌和下棋并参加歌舞娱乐活动。由于佛教倡导博爱、同情和不论男女、皇帝或娼妓均众生平等的教义，她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条，成为佛教徒。
歌妓们并未因她们的职业而受到歧视，这些人被看作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性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东西。“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9）所有男人都允许拥有小妾，而且“在身体的美作为喜爱的惟一标准之中，地位和命运已无所谓了”。（10）中国人常邀请外国统治者去北京，外国使臣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直到他们返回，常常居住在天朝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难怪他们能如此爽快地接受去北京的邀请。
歌妓和她们的客人有性器和春药。最常见的春药是用一对正在交配的红蜥蜴活活泡入药酒制成，这酒要存放一年才出售①。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广受欢迎的“山獭，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②。“秃鸡散”（11）也非常流行。其名源于一位蜀地的长官，他70岁时开始饮用一种万灵药，在随后的性生活中，他的“夫人患多，玉门中疹，不能坐卧”，她坚决让丈夫丢弃此药。然而，此药被一只小公鸡吃了，它跳在一只母鸡上“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喙其冠，冠秃”。
也是有可能，蒙古人到处征伐。肯定会搜集世界各地的陆地和海洋地图，这中间肯定有很多意外发现，如果再统一编辑下那么也就是世界地图了。
（12）
“传统”歌妓的床装饰以象征性的果实。床罩上绣有正在开花的李树枝图案—李子表示性兴奋和性满足。桃代表着女性生殖器，石榴代表着外阴。那些使臣在登上宝船时，经常把石榴作为礼物送给歌妓。白天，歌妓穿着一种宽大的裤子；她们常常戴着一种叫抹胸的红色乳罩、穿着长统丝袜来做爱，那些使臣和歌妓在性交前后应该会清洗他们的私处。有一种男性避孕用具是通用的，是一种叫阴枷（yin jia）的避孕套。而琼脂（agar-agar jelly）则作为一种润滑剂和消毒剂。尽管性病在明代晚期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但是在宝船岁月里很少见到。
对于高级歌妓，航海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最终目标的机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赎身从良。当使臣到达本国港口时，他会要求他特别喜欢的歌妓随他下船，当舰队起航时，她会和他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受人尊敬，得到保护。如果她的梦想未曾实现，且人老珠黄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会让她去教年轻女子跳舞和唱歌。等到外国使臣离开宝船后，毫无疑问一些歌妓已有身孕。妓女的孩子后来如何，不见记载。对于这些歌妓可能要从事诸如做饭、纺织丝绸、制作麻绳和照料豆芽盆与鸡笼子这样的一些活，直到下一个外国使臣的娱乐又需要她们。很显然，太监是不需要妓女的，但是船员一旦接近妓女的住处，将被处死。
在伟大航海的第一阶段，即舰队持续向南航行中，驱使大船航行的动力是由季风的巨大风能来提供的。季风一直决定着从中国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的航海方式。沿线港口也得到发展，诸如满剌加（Malacca）①，在7月开始的西南季风和一月开始的东北季风之间，货物可贮存在这里。中国船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航行到印度，然后利用下一季风返回。西南季风在7月份到达印度，几周后终止于中国沿海。从印度出发的船在东北季风起来之前到达满剌加，此时从中国出发的帆船还没有起程；当中国的帆船到达满剌加时，来自印度的船只便卸货准备回家。
根据马欢的记载，郑和舰队离开北京6个月后到达满剌加。起初，中国人在此设立港口，采集来自美洛居（Molucca）—香料岛（The Spice Islands）② —的香料。不久，满剌加发展为中国瓷器和印度纺织品的集散中心和印度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满剌加位于印度和中国的中途，今新加坡北200公里的马来西亚西海岸航船必经的海峡内。这里四面环岛，是一处躲避暴风雨的庇护所，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锡矿，一条淡水河将满剌加城一分为二。四周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和柚木，使满剌加成为一处天然良港。香料贸易一直是当地的经济命脉，它给商人提供了积累巨大财富的机会。开发和控制这种巨额利润的香料贸易的企图成为后来促使欧洲航海发现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港，诸如满剌加和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舰队把它们作为航海基地，以补充从中国到非洲东部一路上新鲜食物、水和木材的供应。这些港口是朱棣将整个世界纳入向中国朝贡体系计划的基本前提。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整个印度洋贸易被中国人和来自埃及、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他们之间关系友好。与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阿拉伯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而中国帆船在阿拉伯各港口也一直是受到热烈欢迎。
以真主的名义，来自麦加的报道说，有一群从中国航往印度海港的帆船，其中两只船抛锚停泊在亚丁港，但是由于也门国的混乱，它们的瓷器、丝绸、麝香及其他类似的货物未在此处理……苏丹（Sultan）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来吉达（Jeddah），并表明了对他们的敬意。（13）
在印度大港古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相等。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muz）和非洲东部的麻林地（马林迪，Malindi）、基卢瓦（Kilwa）和桑给巴尔（Zanzibar）是广泛地被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港口，但是满剌加几乎是中国人的殖民地，而且被当成中国人航海的前进基地。
此处（满剌加）旧不称国……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泰国）所辖，岁输金四十两（约48金盎司），否则差人征伐。
永乐七年（1409年）乙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宝船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1424年）①。（14）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4
马欢的日记向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幅清晰的东南亚风情图画—栖息在红树沼泽地的鳄鱼、割胶的场景、锡矿和椰林。
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②（15）
马欢还描述了中国舰队在港口所做的事情:
中国宝船到彼，当地人则立排栅以收取关税，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③
“传统”歌妓的床装饰以象征性的果实。床罩上绣有正在开花的李树枝图案—李子表示性兴奋和性满足。桃代表着女性生殖器，石榴代表着外阴。那些使臣在登上宝船时，经常把石榴作为礼物送给歌妓。白天，歌妓穿着一种宽大的裤子；她们常常戴着一种叫抹胸的红色乳罩、穿着长统丝袜来做爱，那些使臣和歌妓在性交前后应该会清洗他们的私处。有一种男性避孕用具是通用的，是一种叫阴枷（yin jia）的避孕套。而琼脂（agar-agar jelly）则作为一种润滑剂和消毒剂。尽管性病在明代晚期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但是在宝船岁月里很少见到。
对于高级歌妓，航海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最终目标的机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赎身从良。当使臣到达本国港口时，他会要求他特别喜欢的歌妓随他下船，当舰队起航时，她会和他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受人尊敬，得到保护。如果她的梦想未曾实现，且人老珠黄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会让她去教年轻女子跳舞和唱歌。等到外国使臣离开宝船后，毫无疑问一些歌妓已有身孕。妓女的孩子后来如何，不见记载。对于这些歌妓可能要从事诸如做饭、纺织丝绸、制作麻绳和照料豆芽盆与鸡笼子这样的一些活，直到下一个外国使臣的娱乐又需要她们。很显然，太监是不需要妓女的，但是船员一旦接近妓女的住处，将被处死。
在伟大航海的第一阶段，即舰队持续向南航行中，驱使大船航行的动力是由季风的巨大风能来提供的。季风一直决定着从中国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的航海方式。沿线港口也得到发展，诸如满剌加（Malacca）①，在7月开始的西南季风和一月开始的东北季风之间，货物可贮存在这里。中国船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航行到印度，然后利用下一季风返回。西南季风在7月份到达印度，几周后终止于中国沿海。从印度出发的船在东北季风起来之前到达满剌加，此时从中国出发的帆船还没有起程；当中国的帆船到达满剌加时，来自印度的船只便卸货准备回家。
根据马欢的记载，郑和舰队离开北京6个月后到达满剌加。起初，中国人在此设立港口，采集来自美洛居（Molucca）—香料岛（The Spice Islands）② —的香料。不久，满剌加发展为中国瓷器和印度纺织品的集散中心和印度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满剌加位于印度和中国的中途，今新加坡北200公里的马来西亚西海岸航船必经的海峡内。这里四面环岛，是一处躲避暴风雨的庇护所，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锡矿，一条淡水河将满剌加城一分为二。四周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和柚木，使满剌加成为一处天然良港。香料贸易一直是当地的经济命脉，它给商人提供了积累巨大财富的机会。开发和控制这种巨额利润的香料贸易的企图成为后来促使欧洲航海发现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港，诸如满剌加和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舰队把它们作为航海基地，以补充从中国到非洲东部一路上新鲜食物、水和木材的供应。这些港口是朱棣将整个世界纳入向中国朝贡体系计划的基本前提。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整个印度洋贸易被中国人和来自埃及、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他们之间关系友好。与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阿拉伯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而中国帆船在阿拉伯各港口也一直是受到热烈欢迎。
以真主的名义，来自麦加的报道说，有一群从中国航往印度海港的帆船，其中两只船抛锚停泊在亚丁港，但是由于也门国的混乱，它们的瓷器、丝绸、麝香及其他类似的货物未在此处理……苏丹（Sultan）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来吉达（Jeddah），并表明了对他们的敬意。（13）
在印度大港古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相等。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muz）和非洲东部的麻林地（马林迪，Malindi）、基卢瓦（Kilwa）和桑给巴尔（Zanzibar）是广泛地被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港口，但是满剌加几乎是中国人的殖民地，而且被当成中国人航海的前进基地。
此处（满剌加）旧不称国……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泰国）所辖，岁输金四十两（约48金盎司），否则差人征伐。
永乐七年（1409年）乙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宝船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1424年）①。（14）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4
马欢的日记向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幅清晰的东南亚风情图画—栖息在红树沼泽地的鳄鱼、割胶的场景、锡矿和椰林。
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②（15）
马欢还描述了中国舰队在港口所做的事情:
中国宝船到彼，当地人则立排栅以收取关税，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③
（16）
与贸易一样，中国人被感性的满剌加妇女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而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中国人喜爱。’”（17）满剌加男子不遗余力地取悦他们的女人，中国人制造的玻璃珠子帮助了他们。今天东南亚一些地方仍有一种风俗：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支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国王和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丁丁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也。④（18）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满剌加—有孟加拉人（Bengalis）、胡荼剌（古吉拉特，Gujaratis）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以84种语言交谈—而所有人都是带着中国货物返回家。从万美洛居的特里尼特岛（Ternate Island）和蒂多雷（Tidore Island）香料岛运输香料的船，返回时载着中国瓷器。装满丝绸的阿拉伯帆船在满剌加和爪哇又顺道带上当地蜡染的花布和锡，然后向西北航到印度、海湾、埃及和威尼斯（Venice）。中国的帆船卸下丝绸和瓷器后，他们又用香料、印度宝石和威尼斯玻璃装满货舱。
中国人在国内①到处收购他们发现的胡椒，他们仅秤少量胡椒的重量，以此来估算大概数量，价钱依卖货者的要价而一次性付清，他们用这种方法收集胡椒，直到装满来自中国的船为止。到中国后，卖出去能值五万凯克斯（caixas，一种葡萄牙的贸易货币），其本钱不超过一万二千凯克斯。（19）
整个群岛和东南亚的贸易集中在满剌加，且被中国人所控制。中国所消耗的香料是遥远的欧洲的一百多倍。中国商人不仅控制着货物和通货市场，而且也控制着价格，甚至娱乐活动与赌博。有的中国集市可供商人连续赌博长达10个月之久。“当货物出售，所占空间减少，所以他们租用的房子就较少了。当销售额下降，赌博却在增加。”（20）在郑和将军的每次航海中，满剌加均作为一处航行基地。郑和对此港口的看重，可用郑和建于此处的庙宇来证明，此庙现仍耸立在马六甲河（the Malacca River）东几码远的路中，这条路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传说，有一次郑和的旗舰在礁石上撞漏了，但是它的3部分船身和水密室使船未沉没而到达满剌加。
郑和的远航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在永乐三年到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间的第一次远航，有62支宝船，载有27800人。在去满剌加途中，他们到过柬埔寨（Cambodia）和爪哇（Java），然后顺下一个西南季风到达斯里兰卡（Sri Lanka）和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此次航海中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情使水手们确信郑和舰队受到神灵庇护。航行中他们遇到一场极其凶猛的风暴，水手们向妈祖祈祷，希望救他们于死亡之中。在祈祷当中，一束“灵光”—可能是圣·埃尔摩之火（St Ellmo’s Fire），有时身处海上风暴中，可以看见明亮的射电现象—出现在郑和旗舰帆樯顶端。“此灵光一临，则化险为夷。”（21）
到了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的第三次远航时，郑和已建立了一套殖民方案。舰队以满剌加为它前行的基地，兵分多路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大规模的舰队第四次从中国起航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其中一支船队从满剌加出发往孟加拉（Bengal）、马尔代夫（Maldives）和非洲；其他船则往阿拉伯海，并向北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舰队的下一次远航在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到达了非洲、阿拉伯、印度和亚洲的各个重要贸易港口，并且随船带回各地的统治者和使臣，去北京参加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这些人打算在宫城落成前用近两年的时间来享受皇帝的盛大款待。如今，一支由杨庆将军率领的船队先于主舰队遣送各地使臣归国。把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使臣送回国后，杨庆的棘手任务是解决测定经度的问题。
郑和舰队的其余船只，则开始了他们的最伟大的航海。在满剌加备足食物之后，他们向北航行了5天，停泊在通往印度洋的入口处，苏门答腊国（Sumatra）附近。在此，郑和把舰队分成4支小船队，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3支船队分别由大太监洪保、太监周满和太监周闻①率领。（22）第四支的船队最小，仍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不能被航海的整个期间所耽误。他将在遣送东南亚各国使臣归国后返回，并于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1月）完成任务。分开航行后的每队中国船只数估计在25～30艘间，假定郑和率领少数几只船，仅仅是为了相对于短暂而比较容易的回家航行，这是安全的。郑和把生死权交给了他的水军将官们，又进一步将指挥权交给每支舰队:两位总指挥、93位船长率领着船队，以及104位千户和103位百户隶属于他们。这些船队的首要任务是遣送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的统治者、大使和使节到他们国内的港口。舰队将于非洲南部海岸附近会合，然后航向不明水域，去实现朱棣的梦想。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远航到未知的领域是为了向海外诸番征集贡品，或许他们将死于这些努力之中。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1
为了准确地追述这一历史事实，我必须先从头学习中世纪中国的历史。我先前了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充其量不过皮毛而已。然而，当我开始追述那伟大的宝船舰队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 年）这段“遗失岁月”的航程时，就逐渐进入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充分地利用起了我以一名航海家和指挥官身份在公海航驶多年的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巧。在中国船队的第六次航海期间，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的舰队在大洋中航行了约两年半左右，但是兵部的官员刘大夏，下令销毁所有的文字记录①，以至于后来没有丝毫证据能显示出他们航驶到过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但是在我蹒跚地沿着那些远比我见识博、才气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之路前，现在我能够将我的技巧使用到去破译由古代地图和航海图以及那些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手工制品所提供的零碎证据的地方去。 有两块碑刻就是这样的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真的会被在中国的新政权淡忘；或许是出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担忧，海军上将郑和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底，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航程的出海之前，在道教女神（the Taoist goddess）天妃的宫殿前树起了两块碑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赍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
与贸易一样，中国人被感性的满剌加妇女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而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中国人喜爱。’”（17）满剌加男子不遗余力地取悦他们的女人，中国人制造的玻璃珠子帮助了他们。今天东南亚一些地方仍有一种风俗：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支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国王和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丁丁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也。④（18）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满剌加—有孟加拉人（Bengalis）、胡荼剌（古吉拉特，Gujaratis）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以84种语言交谈—而所有人都是带着中国货物返回家。从万美洛居的特里尼特岛（Ternate Island）和蒂多雷（Tidore Island）香料岛运输香料的船，返回时载着中国瓷器。装满丝绸的阿拉伯帆船在满剌加和爪哇又顺道带上当地蜡染的花布和锡，然后向西北航到印度、海湾、埃及和威尼斯（Venice）。中国的帆船卸下丝绸和瓷器后，他们又用香料、印度宝石和威尼斯玻璃装满货舱。
中国人在国内①到处收购他们发现的胡椒，他们仅秤少量胡椒的重量，以此来估算大概数量，价钱依卖货者的要价而一次性付清，他们用这种方法收集胡椒，直到装满来自中国的船为止。到中国后，卖出去能值五万凯克斯（caixas，一种葡萄牙的贸易货币），其本钱不超过一万二千凯克斯。（19）
整个群岛和东南亚的贸易集中在满剌加，且被中国人所控制。中国所消耗的香料是遥远的欧洲的一百多倍。中国商人不仅控制着货物和通货市场，而且也控制着价格，甚至娱乐活动与赌博。有的中国集市可供商人连续赌博长达10个月之久。“当货物出售，所占空间减少，所以他们租用的房子就较少了。当销售额下降，赌博却在增加。”（20）在郑和将军的每次航海中，满剌加均作为一处航行基地。郑和对此港口的看重，可用郑和建于此处的庙宇来证明，此庙现仍耸立在马六甲河（the Malacca River）东几码远的路中，这条路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传说，有一次郑和的旗舰在礁石上撞漏了，但是它的3部分船身和水密室使船未沉没而到达满剌加。
郑和的远航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在永乐三年到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间的第一次远航，有62支宝船，载有27800人。在去满剌加途中，他们到过柬埔寨（Cambodia）和爪哇（Java），然后顺下一个西南季风到达斯里兰卡（Sri Lanka）和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此次航海中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情使水手们确信郑和舰队受到神灵庇护。航行中他们遇到一场极其凶猛的风暴，水手们向妈祖祈祷，希望救他们于死亡之中。在祈祷当中，一束“灵光”—可能是圣·埃尔摩之火（St Ellmo’s Fire），有时身处海上风暴中，可以看见明亮的射电现象—出现在郑和旗舰帆樯顶端。“此灵光一临，则化险为夷。”（21）
到了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的第三次远航时，郑和已建立了一套殖民方案。舰队以满剌加为它前行的基地，兵分多路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大规模的舰队第四次从中国起航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其中一支船队从满剌加出发往孟加拉（Bengal）、马尔代夫（Maldives）和非洲；其他船则往阿拉伯海，并向北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舰队的下一次远航在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到达了非洲、阿拉伯、印度和亚洲的各个重要贸易港口，并且随船带回各地的统治者和使臣，去北京参加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这些人打算在宫城落成前用近两年的时间来享受皇帝的盛大款待。如今，一支由杨庆将军率领的船队先于主舰队遣送各地使臣归国。把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使臣送回国后，杨庆的棘手任务是解决测定经度的问题。
郑和舰队的其余船只，则开始了他们的最伟大的航海。在满剌加备足食物之后，他们向北航行了5天，停泊在通往印度洋的入口处，苏门答腊国（Sumatra）附近。在此，郑和把舰队分成4支小船队，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3支船队分别由大太监洪保、太监周满和太监周闻①率领。（22）第四支的船队最小，仍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不能被航海的整个期间所耽误。他将在遣送东南亚各国使臣归国后返回，并于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1月）完成任务。分开航行后的每队中国船只数估计在25～30艘间，假定郑和率领少数几只船，仅仅是为了相对于短暂而比较容易的回家航行，这是安全的。郑和把生死权交给了他的水军将官们，又进一步将指挥权交给每支舰队:两位总指挥、93位船长率领着船队，以及104位千户和103位百户隶属于他们。这些船队的首要任务是遣送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的统治者、大使和使节到他们国内的港口。舰队将于非洲南部海岸附近会合，然后航向不明水域，去实现朱棣的梦想。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远航到未知的领域是为了向海外诸番征集贡品，或许他们将死于这些努力之中。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1
为了准确地追述这一历史事实，我必须先从头学习中世纪中国的历史。我先前了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充其量不过皮毛而已。然而，当我开始追述那伟大的宝船舰队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 年）这段“遗失岁月”的航程时，就逐渐进入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充分地利用起了我以一名航海家和指挥官身份在公海航驶多年的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巧。在中国船队的第六次航海期间，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的舰队在大洋中航行了约两年半左右，但是兵部的官员刘大夏，下令销毁所有的文字记录①，以至于后来没有丝毫证据能显示出他们航驶到过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但是在我蹒跚地沿着那些远比我见识博、才气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之路前，现在我能够将我的技巧使用到去破译由古代地图和航海图以及那些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手工制品所提供的零碎证据的地方去。 有两块碑刻就是这样的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真的会被在中国的新政权淡忘；或许是出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担忧，海军上将郑和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底，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航程的出海之前，在道教女神（the Taoist goddess）天妃的宫殿前树起了两块碑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赍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
（3）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2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2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伊斯兰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MSL妇女，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伊斯兰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阴茎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3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阴茎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3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wang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wang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5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媜 Tom巈 Pr抧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5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媜 Tom巈 Pr抧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
回复 30# bjnr
1434你看完了没......咋样啊
1434你看完了没......咋样啊
哪有时间看啊
回复 32# bjnr
你忙....你比总理都忙:D
你忙....你比总理都忙:D
1421 这部还没弄完呢
实行724呀......:D:D
真像《帝国3—亚洲王朝》中的中国部分任务版历史说明啊 哈哈哈
也许就是抄袭这本书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wang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wang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5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5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股寒流有着两条重要的含义：其一，他们可能会被带至正西方1800海里处；其二，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在他们航海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仅能通过可知的船只穿越洋面的速度，判定所处位置的经度。如果那股很大的冷流自己也在移动的话，或顺流或逆流，那样不能精确地判断他们所处的位置，如同走在自动楼梯里的人无法根据他自己的步伐来判断他走了多远一样。伴随着极度的兴奋，我认识到这是他们进入南赤道洋流后所绘的航海图，必须考虑到这个矛盾而做出调整，图上所标明的陆地得向西移动近1800海里远。我重新回到我的疆理图副本上，并在经度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比亚夫拉湾以北的陆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令人惊奇：为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轮廓立即可以辨认出来。这表明中国人被风和洋流带到非洲的“凸起部分”要比第一批欧洲人放眼于此早了40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6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３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7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6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３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7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