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在老山作战时相对于79年的进步

相对于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参加两山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在诸多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提高，体现了1980年代中国军队的建设水平。

在武器装备方面，相对于1979年的战争中还大量使用了半自动武器，两山作战时的中国军队已全部换用了自动武器。除了原有的56式、56-1式冲锋枪外，还使用了少量的56-2式冲锋枪，并逐步换装了81式枪族。由此，消除了1979之战时班组自动火力不足的明显短板，单兵和班组火力已与越军旗鼓相当。在进行阵地防御时，步兵连还配备了12.7毫米高射机枪，步兵排配备了7.62毫米重机枪，连排级火力也得到了较大加强。

1979之战时侦察兵主要使用的是64式微声冲锋枪，缺点是结构复杂，故障较多。到两山作战时则已大量试用了可靠性更高的85式微声冲锋枪，以及适合于丛林作战的79式、85式轻型冲锋枪，丰富了侦察用武器体系，加强了自动火力。在装备了85式微声冲锋枪后，为了作战时方便，有些侦察老兵就把64式微声冲锋枪前端的消音碗去掉，换用51式7.62毫米手枪弹，作为普通自动武器在搜索打洞时与微声冲锋枪搭配使用。79式轻型冲锋枪是中国研制的第一代多用途轻型冲锋枪，携带方便，出枪快、精度好、射速高，在近距离交战时威力很大，于实战中也有过较好表现；1979之战时越军使用了一种苏制SVD7.62毫米半自动狙击步枪，对中国军队造成了不小杀伤，而当时中国军队却没有同类型武器与之对抗。两山作战时中国军队已装备了根据缴获的苏制SVD狙击步枪仿制而成的79式狙击步枪，在实战中狙杀效果良好，有力压制了越军的狙击作战。后来又研制出了85式狙击步枪，至今部队还在使用；1979之战时步兵大量使用了67式木柄手榴弹攻坚阻敌，这种手榴弹全弹较重，体积较大，产生的破片数量较少，破片一致性也较差，杀伤威力不足。两山作战时步兵则大量换用了82式手榴弹，重量和体积较67式手榴弹大为减小，而装药量和破片数则成倍增加，杀伤威力增强了很多。同时，部分使用了77-1式木柄手榴弹，以增强在山地作战的适应性；1979之战时步兵使用的随伴火炮主要是65式82无坐力炮，两山作战时又加入了78式82无坐力炮，其破甲弹和榴弹的杀伤威力都有所增强。两种无坐力炮配合使用，在实战中打敌火力点和掩蔽部的效果良好。因而老兵中流传了一种说法：“200米以内用82无是指哪打哪，没跑！”。另外还有威力较大的75式105毫米无坐力炮参战，通常编入小炮群和直射火力队担负支援步兵压制越军火力的任务，实战表现也不错；1979之战时，工兵和步兵排雷破障主要使用320爆破法、直列装药、爆破筒、手榴弹和炸药包。到了两山作战时，参战部队已普遍使用了69式火箭爆破器、73式/74（改）式火箭爆破器、单兵火箭爆破器和81式扫雷车等大型制式装备器材排雷，在爆破器材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两山地区树木茂密，高草丛生，火箭爆破器在使用时常常被树草挂住爆炸带，影响了爆破效果。工兵和步兵遂根据地形情况分别使用直列装药、竹竿挑导爆索和炸药包、爆破筒等方法辅助排雷，并且发明了用60炮、40火箭筒抛射集束导爆索排雷。时间不紧的情况下，还可以人工排雷。到了危急时刻，甚至要用人体滚雷。为了对付越军的铁丝网，中国军队还研究出将一种卡口安装在步枪和冲锋枪上，只要用枪卡住铁丝网，一搂火啪就打开了，省去了携带破坏钳的不便和麻烦；1979之战时，因为主要打的是运动战，阵地防御的手段不足，步兵在警卫阵地和断后阻敌时临时使用了将手榴弹拉弦后挂在草丛、树梢上防敌接近的方法，只是聊胜无米之炊。到了两山作战时，基本上是阵地防御，步兵就大量使用了地雷阻敌，特别是66式反步兵定向地雷，容易控制，杀伤效果十分惊人。侦察兵也很喜欢这种地雷，在深入敌后时作断后使用，在丛林战中非常易于隐蔽歼敌；另外，两山作战时中国军队首次小规模使用了双面迷彩服，主要配发给侦察兵，虽然伪装效果不是很好，但仍属填补空白，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来的军队建设提供了借鉴。
   
在临战训练方面，1979之战时的中国军队是临时扩编，简易训练，仓促上阵，属于临阵磨枪。当时最早接到命令行动的部队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70多天，大部分参战部队从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近2个月，最晚接到命令的部队到开战的准备时间只有16天。这种情况下，部队紧急进入集结驻地后，只能采取先到先训、急用先训、突出重点的原则进行针对性的临战训练。以步兵为例，训练的重点是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埋雷、排雷、防空、防化、战场自救、互救、穿林行军和从单兵到营的山林地区攻防战术，普遍完成了1-2次实弹射击，投掷了3-5枚手榴弹。但是，因为从上到下都对越军的作战特点不了解，也缺乏山岳丛林地的实战经验，在训练方向和训练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偏差和无法准确把握。也就是说，一名刚入伍的新兵，只打了几次枪、投了几次弹，接受了几次攻防战术训练，单兵战斗技能远称不上娴熟，对亚热带山岳丛林环境也还没有充分适应，而且不了解对手的作战特点，就直接上了血火无情的战场，其战斗力可想而知。1979之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受了很大伤亡，与部队训练不足紧密相关。到了两山作战时，一般新一批轮战部队从接到命令到上阵地换防，短的有3个多月，长的在半年以上，因而有了比较充分的驻训时间。同样以步兵为例，轮战部队通常要突出进行“三防三反”（即防炮击、反炮击，防偷袭、反偷袭，防特工、反特工）、“五小”（小课目、小分队、小行动、小火炮、小动作）和“六项基本功”（体能、射击投弹、自救互救、埋雷排雷、利用地形地物、土工作业）的强化训练。除了进行能走、打、吃、住、藏，会打枪投弹、埋雷排雷、土工作业、自救互救、利用地形地物、识图用图等基本科目的训练，还要选择相似作战地形，设置近似战场环境，在人烟稀少、环境复杂、气候恶劣、缺粮少水的艰苦条件下，连续若干昼夜进行关于上述科目的适应性演练，同时重点加强夜间作战能力的训练。在此基础上，根据越军的作战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适应作战对象、作战环境的强化训练，从单兵到分队，边训练边研究，集思广益，总结推广，及时充实训练内容，活跃训练方法，培养骨干、尖子，并推动传帮带活动，使部队官兵能够对山地丛林作战和越军的作战特点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如此，部队有了充分时间训练单兵战斗技能和分队战术，并在实兵演练中逐渐适应了亚热带山岳丛林环境，同时对越军的作战特点有了较多的了解，针对性地进行了反制训练，其作战效能和1979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战术运用和组织协同方面，1979年时部队的战术比较生疏，很多干部军事素质不高，开战之初打得很莽撞，冲锋时队形密集，不敢走大路两侧，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严密组织排雷，不会边打边搜索，不会多面攻击，组织协同松散，因而造成了很多不该有的伤亡。炮兵往往整营整连进行射击，申请火力支援要逐级上报，与步兵的协同动作差，对步兵的支援不够及时有力。打到后来，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改变打法，灵活运用战术，才越打越好。两山作战时，因为部队已经过了较充分的临战训练和加强了战前侦察，战斗准备和组织都比较到位。同时新一代指挥员已经崛起，很多干部都是从军事院校毕业，对于如何实施组织指挥和步炮协同都有较为清楚的概念，军事素质已大大提高。部队一般在攻击发起前通常严密实施各种侦察，基本摸清了攻击地域的地形、路线和越军的兵力部署，并派工兵提前秘密开辟通路，攻击发起时步兵采用疏开队形，小群多路，交替掩护，对越军阵地实施多路、多方向的连续攻击，边打边剿，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战术效果。炮兵则与步兵密切协同，炮火准备时逐段护送步兵冲击，并简化了火力申请程序，前观紧随主攻营连前进，通常接到呼唤后只需几分钟就能以炮火支援步兵战斗。进入阵地防御作战阶段后，每次组织战斗时，步兵、炮兵和技术分队的指挥员都要开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协同方案，在图上完成协同，并在现地明确任务和分工，反复组织协同演练。当时有一种被作为先进经验的训练方法叫“八级同台”，即在拔点战斗前，军区首长、集团军首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齐聚一堂，集思广益，磋商打法，组织协同，完善战斗方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战斗打响后，步炮双方指挥员在同一指挥所实施组织指挥，进行当面协同，减少了指挥中转环节，提高了炮火支援的时效性。攻击分队则按照预先协同方案，将协同动作明确到每个战斗小组，落实到每一个战士，强调紧密配合，密切协作，一路受阻多路接应，一波受挫多方支援。在通信保障方面变单级保障为多级保障，有线、无线并用，多网路组合，从而保障了通信指挥的不间断。总的来看，中国军队在两山作战时的战术运用和组织协同能力已较1979年时提高了一大步，从而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战果，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改观了1979之战后被广为诟病的部队形象。

在技术保障方面，1979之战时中国军队的技术保障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很落后的状态，因而这场战争双方在技术保障方面都没有什么较突出的特点。到了两山作战时，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程度的提高，参战部队已能够运用相对较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增强指挥、控制、侦察、通信等作战能力。如从西方进口了著名的“辛柏林”炮位侦测雷达投入作战，有效克制了越军的迫击炮游动作战；使用大功率电子干扰机对越军的无线电指挥网实施电子压制，干扰了其正常通信，打乱了其战场指挥，使其炮火难以准确命中，取得了很大效果；先后指挥出动高空无人机和BJ7104航模飞机，对越军前沿阵地与河江纵深地区进行高空、超低空侦察拍照，获取了有关越军阵地布防的许多重要情报，开创了中国军队历史上首次将无人机用于实战的战例；1986年10月14日，第47集团军139师实施“兰剑-B计划”时，还运用了先进的微波传输技术将战斗过程传输到了师指挥所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79之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俘了200余人，其中还有干部带连队集体投降的事例，成为了全军难以言说的奇耻大辱。战后，在总结中就提出了革命气节教育不够的问题。到了两山作战初期，第14军40师进攻老山时又有一名连级干部被俘，后来在越方的威逼折磨下说了一些政治上很不好的话，影响非常恶劣。此后，轮战部队的干部战士在上阵地前写决心书和宣誓时，都要加上一句“誓死不当俘虏！” 由于老山战场的特殊态势，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越军特工又到处出没，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因此，参战官兵为了以防万一不至于落到敌人手里，采取了很多办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光荣弹”。顾名思义，一旦挂上“光荣弹”，那就要随时准备着光荣牺牲。当时一线部队官兵多选择体积较小、弹体光滑、轻便易携带的82-1式卵形攻防两用手榴弹作为“光荣弹”，从拉火到爆炸时间为2.8-3.8秒，能产生330多个有效破片，密集杀伤半径大于6米，那是神鬼难逃。部分官兵会选用77-1式木柄手榴弹作为“光荣弹”，爆炸时可产生300多个破片，威力也很大。上了战场后，“光荣弹”随时不离身，一旦遇到无法挽救的危险就要将其拉响。另外，军工人员执行任务时配备的枪支较少，故多随身带上库存量较大的67式木柄手榴弹，既作为“光荣弹”，同时还是自卫防身的武器。

在两山作战期间，出现了很多危急关头用手榴弹和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烈士。如周忠烈烈士，第14军40师119团3营机枪手，1984年7月12日在142号高地抗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几名越军同归于尽；刘家富烈士，第14军40师119团8连战士，1984年7月12日在142号高地抗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2枚手榴弹与4名越军同归于尽；康玉明烈士，第11军31师93团6连战士，1984年4月30日在攻击者阴山战斗中于1185高地附近遭到越军围攻，身负重伤，拉着手榴弹扑上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林祖武烈士，第1军1师1团6连排长，1985年3月8日在攻打小尖山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敌包围，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钱灿贤烈士，第1军1师2团3连战士，1985年3月10日在166号高地打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缠在腰间的炸药与2名企图活捉他的越军同归于尽；张长艳烈士，第1军1师2团6连战士，1985年1月15日在向142号高地反冲击时身负重伤，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扑上来的越军同归于尽；董德明烈士，第1军1师2团6连战士，1985年1月15日在向142号高地反冲击时遭敌阻击，身负重伤，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方外元烈士，第1军直属侦察连副班长，1985年1月15日在坚守145号高地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挣扎着拔出匕首与冲上来的越军搏斗，最后拉响手榴弹与2名越军同归于尽；陆欣烈士，第67军199师595团5连副班长，1985年5月31日在211高地抗敌反扑战斗中被敌包围，拉着身上的几枚手榴弹，跃出掩体与扑到近前的越军同归于尽……。两山作战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绩超过了1979年之战，虽然还远不及抗美援朝战争，但作为一种参战官兵普遍加以准备的痛烈杀手，还是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写下了血色的一笔。

回头来看，军人在弹尽援绝之时，被迫放下武器向对方投降，这在国际上是通行的原则，不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对历史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历史环境中。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不怕牺牲，战斗到底，不当俘虏，绝不投降，这已成为一种传统，是军魂象征。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重要的是理解，而不是苛求。

最后要说一句的是，在1984年两山作战中牺牲的普通战士，得到的抚恤金是2400元。相比于1979年战争中牺牲的普通战士抚恤金500元标准，已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3、4年的工资。可是，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大好男儿的生命，无法抚平烈士父母的心灵创伤。珍爱和平，警惕战争，这是所有人类都必须铭记的警示。


相对于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参加两山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在诸多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提高，体现了1980年代中国军队的建设水平。

在武器装备方面，相对于1979年的战争中还大量使用了半自动武器，两山作战时的中国军队已全部换用了自动武器。除了原有的56式、56-1式冲锋枪外，还使用了少量的56-2式冲锋枪，并逐步换装了81式枪族。由此，消除了1979之战时班组自动火力不足的明显短板，单兵和班组火力已与越军旗鼓相当。在进行阵地防御时，步兵连还配备了12.7毫米高射机枪，步兵排配备了7.62毫米重机枪，连排级火力也得到了较大加强。

1979之战时侦察兵主要使用的是64式微声冲锋枪，缺点是结构复杂，故障较多。到两山作战时则已大量试用了可靠性更高的85式微声冲锋枪，以及适合于丛林作战的79式、85式轻型冲锋枪，丰富了侦察用武器体系，加强了自动火力。在装备了85式微声冲锋枪后，为了作战时方便，有些侦察老兵就把64式微声冲锋枪前端的消音碗去掉，换用51式7.62毫米手枪弹，作为普通自动武器在搜索打洞时与微声冲锋枪搭配使用。79式轻型冲锋枪是中国研制的第一代多用途轻型冲锋枪，携带方便，出枪快、精度好、射速高，在近距离交战时威力很大，于实战中也有过较好表现；1979之战时越军使用了一种苏制SVD7.62毫米半自动狙击步枪，对中国军队造成了不小杀伤，而当时中国军队却没有同类型武器与之对抗。两山作战时中国军队已装备了根据缴获的苏制SVD狙击步枪仿制而成的79式狙击步枪，在实战中狙杀效果良好，有力压制了越军的狙击作战。后来又研制出了85式狙击步枪，至今部队还在使用；1979之战时步兵大量使用了67式木柄手榴弹攻坚阻敌，这种手榴弹全弹较重，体积较大，产生的破片数量较少，破片一致性也较差，杀伤威力不足。两山作战时步兵则大量换用了82式手榴弹，重量和体积较67式手榴弹大为减小，而装药量和破片数则成倍增加，杀伤威力增强了很多。同时，部分使用了77-1式木柄手榴弹，以增强在山地作战的适应性；1979之战时步兵使用的随伴火炮主要是65式82无坐力炮，两山作战时又加入了78式82无坐力炮，其破甲弹和榴弹的杀伤威力都有所增强。两种无坐力炮配合使用，在实战中打敌火力点和掩蔽部的效果良好。因而老兵中流传了一种说法：“200米以内用82无是指哪打哪，没跑！”。另外还有威力较大的75式105毫米无坐力炮参战，通常编入小炮群和直射火力队担负支援步兵压制越军火力的任务，实战表现也不错；1979之战时，工兵和步兵排雷破障主要使用320爆破法、直列装药、爆破筒、手榴弹和炸药包。到了两山作战时，参战部队已普遍使用了69式火箭爆破器、73式/74（改）式火箭爆破器、单兵火箭爆破器和81式扫雷车等大型制式装备器材排雷，在爆破器材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两山地区树木茂密，高草丛生，火箭爆破器在使用时常常被树草挂住爆炸带，影响了爆破效果。工兵和步兵遂根据地形情况分别使用直列装药、竹竿挑导爆索和炸药包、爆破筒等方法辅助排雷，并且发明了用60炮、40火箭筒抛射集束导爆索排雷。时间不紧的情况下，还可以人工排雷。到了危急时刻，甚至要用人体滚雷。为了对付越军的铁丝网，中国军队还研究出将一种卡口安装在步枪和冲锋枪上，只要用枪卡住铁丝网，一搂火啪就打开了，省去了携带破坏钳的不便和麻烦；1979之战时，因为主要打的是运动战，阵地防御的手段不足，步兵在警卫阵地和断后阻敌时临时使用了将手榴弹拉弦后挂在草丛、树梢上防敌接近的方法，只是聊胜无米之炊。到了两山作战时，基本上是阵地防御，步兵就大量使用了地雷阻敌，特别是66式反步兵定向地雷，容易控制，杀伤效果十分惊人。侦察兵也很喜欢这种地雷，在深入敌后时作断后使用，在丛林战中非常易于隐蔽歼敌；另外，两山作战时中国军队首次小规模使用了双面迷彩服，主要配发给侦察兵，虽然伪装效果不是很好，但仍属填补空白，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来的军队建设提供了借鉴。
   
在临战训练方面，1979之战时的中国军队是临时扩编，简易训练，仓促上阵，属于临阵磨枪。当时最早接到命令行动的部队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70多天，大部分参战部队从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近2个月，最晚接到命令的部队到开战的准备时间只有16天。这种情况下，部队紧急进入集结驻地后，只能采取先到先训、急用先训、突出重点的原则进行针对性的临战训练。以步兵为例，训练的重点是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埋雷、排雷、防空、防化、战场自救、互救、穿林行军和从单兵到营的山林地区攻防战术，普遍完成了1-2次实弹射击，投掷了3-5枚手榴弹。但是，因为从上到下都对越军的作战特点不了解，也缺乏山岳丛林地的实战经验，在训练方向和训练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偏差和无法准确把握。也就是说，一名刚入伍的新兵，只打了几次枪、投了几次弹，接受了几次攻防战术训练，单兵战斗技能远称不上娴熟，对亚热带山岳丛林环境也还没有充分适应，而且不了解对手的作战特点，就直接上了血火无情的战场，其战斗力可想而知。1979之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受了很大伤亡，与部队训练不足紧密相关。到了两山作战时，一般新一批轮战部队从接到命令到上阵地换防，短的有3个多月，长的在半年以上，因而有了比较充分的驻训时间。同样以步兵为例，轮战部队通常要突出进行“三防三反”（即防炮击、反炮击，防偷袭、反偷袭，防特工、反特工）、“五小”（小课目、小分队、小行动、小火炮、小动作）和“六项基本功”（体能、射击投弹、自救互救、埋雷排雷、利用地形地物、土工作业）的强化训练。除了进行能走、打、吃、住、藏，会打枪投弹、埋雷排雷、土工作业、自救互救、利用地形地物、识图用图等基本科目的训练，还要选择相似作战地形，设置近似战场环境，在人烟稀少、环境复杂、气候恶劣、缺粮少水的艰苦条件下，连续若干昼夜进行关于上述科目的适应性演练，同时重点加强夜间作战能力的训练。在此基础上，根据越军的作战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适应作战对象、作战环境的强化训练，从单兵到分队，边训练边研究，集思广益，总结推广，及时充实训练内容，活跃训练方法，培养骨干、尖子，并推动传帮带活动，使部队官兵能够对山地丛林作战和越军的作战特点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如此，部队有了充分时间训练单兵战斗技能和分队战术，并在实兵演练中逐渐适应了亚热带山岳丛林环境，同时对越军的作战特点有了较多的了解，针对性地进行了反制训练，其作战效能和1979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战术运用和组织协同方面，1979年时部队的战术比较生疏，很多干部军事素质不高，开战之初打得很莽撞，冲锋时队形密集，不敢走大路两侧，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严密组织排雷，不会边打边搜索，不会多面攻击，组织协同松散，因而造成了很多不该有的伤亡。炮兵往往整营整连进行射击，申请火力支援要逐级上报，与步兵的协同动作差，对步兵的支援不够及时有力。打到后来，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改变打法，灵活运用战术，才越打越好。两山作战时，因为部队已经过了较充分的临战训练和加强了战前侦察，战斗准备和组织都比较到位。同时新一代指挥员已经崛起，很多干部都是从军事院校毕业，对于如何实施组织指挥和步炮协同都有较为清楚的概念，军事素质已大大提高。部队一般在攻击发起前通常严密实施各种侦察，基本摸清了攻击地域的地形、路线和越军的兵力部署，并派工兵提前秘密开辟通路，攻击发起时步兵采用疏开队形，小群多路，交替掩护，对越军阵地实施多路、多方向的连续攻击，边打边剿，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战术效果。炮兵则与步兵密切协同，炮火准备时逐段护送步兵冲击，并简化了火力申请程序，前观紧随主攻营连前进，通常接到呼唤后只需几分钟就能以炮火支援步兵战斗。进入阵地防御作战阶段后，每次组织战斗时，步兵、炮兵和技术分队的指挥员都要开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协同方案，在图上完成协同，并在现地明确任务和分工，反复组织协同演练。当时有一种被作为先进经验的训练方法叫“八级同台”，即在拔点战斗前，军区首长、集团军首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齐聚一堂，集思广益，磋商打法，组织协同，完善战斗方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战斗打响后，步炮双方指挥员在同一指挥所实施组织指挥，进行当面协同，减少了指挥中转环节，提高了炮火支援的时效性。攻击分队则按照预先协同方案，将协同动作明确到每个战斗小组，落实到每一个战士，强调紧密配合，密切协作，一路受阻多路接应，一波受挫多方支援。在通信保障方面变单级保障为多级保障，有线、无线并用，多网路组合，从而保障了通信指挥的不间断。总的来看，中国军队在两山作战时的战术运用和组织协同能力已较1979年时提高了一大步，从而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战果，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改观了1979之战后被广为诟病的部队形象。

在技术保障方面，1979之战时中国军队的技术保障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很落后的状态，因而这场战争双方在技术保障方面都没有什么较突出的特点。到了两山作战时，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程度的提高，参战部队已能够运用相对较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增强指挥、控制、侦察、通信等作战能力。如从西方进口了著名的“辛柏林”炮位侦测雷达投入作战，有效克制了越军的迫击炮游动作战；使用大功率电子干扰机对越军的无线电指挥网实施电子压制，干扰了其正常通信，打乱了其战场指挥，使其炮火难以准确命中，取得了很大效果；先后指挥出动高空无人机和BJ7104航模飞机，对越军前沿阵地与河江纵深地区进行高空、超低空侦察拍照，获取了有关越军阵地布防的许多重要情报，开创了中国军队历史上首次将无人机用于实战的战例；1986年10月14日，第47集团军139师实施“兰剑-B计划”时，还运用了先进的微波传输技术将战斗过程传输到了师指挥所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79之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俘了200余人，其中还有干部带连队集体投降的事例，成为了全军难以言说的奇耻大辱。战后，在总结中就提出了革命气节教育不够的问题。到了两山作战初期，第14军40师进攻老山时又有一名连级干部被俘，后来在越方的威逼折磨下说了一些政治上很不好的话，影响非常恶劣。此后，轮战部队的干部战士在上阵地前写决心书和宣誓时，都要加上一句“誓死不当俘虏！” 由于老山战场的特殊态势，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越军特工又到处出没，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因此，参战官兵为了以防万一不至于落到敌人手里，采取了很多办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光荣弹”。顾名思义，一旦挂上“光荣弹”，那就要随时准备着光荣牺牲。当时一线部队官兵多选择体积较小、弹体光滑、轻便易携带的82-1式卵形攻防两用手榴弹作为“光荣弹”，从拉火到爆炸时间为2.8-3.8秒，能产生330多个有效破片，密集杀伤半径大于6米，那是神鬼难逃。部分官兵会选用77-1式木柄手榴弹作为“光荣弹”，爆炸时可产生300多个破片，威力也很大。上了战场后，“光荣弹”随时不离身，一旦遇到无法挽救的危险就要将其拉响。另外，军工人员执行任务时配备的枪支较少，故多随身带上库存量较大的67式木柄手榴弹，既作为“光荣弹”，同时还是自卫防身的武器。

在两山作战期间，出现了很多危急关头用手榴弹和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烈士。如周忠烈烈士，第14军40师119团3营机枪手，1984年7月12日在142号高地抗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几名越军同归于尽；刘家富烈士，第14军40师119团8连战士，1984年7月12日在142号高地抗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2枚手榴弹与4名越军同归于尽；康玉明烈士，第11军31师93团6连战士，1984年4月30日在攻击者阴山战斗中于1185高地附近遭到越军围攻，身负重伤，拉着手榴弹扑上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林祖武烈士，第1军1师1团6连排长，1985年3月8日在攻打小尖山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敌包围，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钱灿贤烈士，第1军1师2团3连战士，1985年3月10日在166号高地打敌反扑的战斗中被敌包围，拉响缠在腰间的炸药与2名企图活捉他的越军同归于尽；张长艳烈士，第1军1师2团6连战士，1985年1月15日在向142号高地反冲击时身负重伤，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扑上来的越军同归于尽；董德明烈士，第1军1师2团6连战士，1985年1月15日在向142号高地反冲击时遭敌阻击，身负重伤，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方外元烈士，第1军直属侦察连副班长，1985年1月15日在坚守145号高地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挣扎着拔出匕首与冲上来的越军搏斗，最后拉响手榴弹与2名越军同归于尽；陆欣烈士，第67军199师595团5连副班长，1985年5月31日在211高地抗敌反扑战斗中被敌包围，拉着身上的几枚手榴弹，跃出掩体与扑到近前的越军同归于尽……。两山作战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绩超过了1979年之战，虽然还远不及抗美援朝战争，但作为一种参战官兵普遍加以准备的痛烈杀手，还是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写下了血色的一笔。

回头来看，军人在弹尽援绝之时，被迫放下武器向对方投降，这在国际上是通行的原则，不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对历史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历史环境中。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不怕牺牲，战斗到底，不当俘虏，绝不投降，这已成为一种传统，是军魂象征。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重要的是理解，而不是苛求。

最后要说一句的是，在1984年两山作战中牺牲的普通战士，得到的抚恤金是2400元。相比于1979年战争中牺牲的普通战士抚恤金500元标准，已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3、4年的工资。可是，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大好男儿的生命，无法抚平烈士父母的心灵创伤。珍爱和平，警惕战争，这是所有人类都必须铭记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