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杭民主治村遏制村官腐败 一年12干部落马

近年来，“村官”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涉案金额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贪污大案屡见不鲜。伴随着村官“权力狂想”的高涨，不少地方的村级选举出现了贿选和暴力选举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今年是包括浙江在内的一些地方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年。该如何遏制这“村官”腐败现象？记者最近在杭州市余杭区采访发现，这个区近些年力推一系列民主治村举措，唱响了村官“权力狂想”的终结曲。
　　“选举年奇迹”的背后
　　余杭区，2004年的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百强县（市）第20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全区505个村庄于2003年合并为262个，减少了778名村干部，却没有因此出现上访事件。2004年，全区有140个区域调整后的村进行村委会直选，全部一次性成功，且未出现贿选和暴力选举等事件。今年上半年，另外122个村也顺利完成村委会直选。
　　“这简直是奇迹。”浙江省委巡视组巡视专员宋扬和浙江大学从事基层民主研究的余逊达教授等人到余杭实地调查后感叹说，近些年，不少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贿选、暴力选举等事件屡屡发生，而余杭农村在选举年却如此太平无事，的确了不起。
　　“奇迹”的背后是什么？在余杭农村采访时，一名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说出了心里话：“原来选上的村干部，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很多人把参选当成一项投资，花钱当干部，上任后再捞回来。可现在，村干部权力没以前大了，村里的事情都要大家定，没什么油水可捞，只有那些真心为村里办实事的人才会参选。”
　　余杭区委书记何关新告诉记者，越是富裕发达的农村，越有可能因利益而引发各种矛盾。余杭区许多村集体都很富裕，特别是城郊结合部的村，因征地得到的补偿款多的上千万元，少的也有几百万元。前些年，不少村财务管理不规范、执行财务纪律不严格、村干部腐败等问题成了村民信访的热点。2002年，余杭区纪检部门受理反映村级管理问题的信访件达129件次，占纪检监察举报总量的36.7％，涉及80余人，最后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有12人。
　　“一年就有12个村干部进了牢房，区委深受震动。”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汪宏儿告诉记者，“看来，仅搞‘投票换人’是远远不够的。”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村民在行使了选举权后，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其他民主权益仍得不到有效保障。
　　2002年，余杭区委决定，由区纪委牵头，建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领导小组。在经过反复调研、总结试点经验后出台的《村务工作规则》，对村党组织、村委会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基本工作、财经管理、议事决策、民主监督、组织议事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多达32条。
　　招待一包中华烟两瓶农夫山泉也上了墙
　　“书记主任碰碰头，两委班子点点头，群众不知哪一头。”这是村民对村干部决策不走民主途径的形象描述。有关专家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尤其是该法的一项重要精神———采用监督和评议等手段制约村官滥用权力，还远远没有落实到位。
　　首先要保障村民的知情权。记者走访了余杭区的七八个村委会，总是在全村最显眼的地方看到那块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张贴着区政府统一制作的表格，公开的内容有财务账目、干部报酬、集体资产经营状况、土地征使用、宅基地审批及重大财务收支事项等16项，每个季度更新一次。
　　较早实行“阳光村务”的径山镇小古城村党支部书记俞华松告诉记者，村务上墙公开后，村民对村里的财务状况、办了什么事、要办什么事知道得清清楚楚。
　　记者在走访径山镇的几个村时看到，村委会招待客人买了一包中华烟、两瓶农夫山泉这些小事也上了财务公开栏。
　　还有一个细微的变化是，这里财务公开栏的支出项目中没有“其他”
　　这个类别。汪宏儿说：“过去，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开支，就列在‘其他’里，村民对此意见很大。自从取消了‘其他’这个项目，招待费逐人逐笔公开后，区和乡镇的干部到村里联系工作时都尽量避免就餐，招待费也节省了许多。”
　　为了让更多村民参与村里工作，余杭区所有村都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民主决策。在每个村委会的会议室墙上，都张贴着统一制作的“民主决策流程图”，上面写着民主决策的6个程序：议题提出、受理、两委协商、民情恳谈会讨论、村民代表表决、公开。村里每项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上述程序，并形成书面材料存档。同时，在村务公开栏上，有关议题提出和表决的时间、地点、人员、内容，以及在表决中的应到实到代表数以及表决结果等都必须逐项公布。
　　径山镇冷水桥村是经济相对落后的村。去年初，村干部们提出集资修建自来水工程。但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村里的3条泥巴路下雨天连自行车都没法骑，相对于比较方便的用水，修路更为紧迫。最后，村里决定按民意办。
　　“我不是村干部，但我觉得自己的权力也不小。”39岁的林加进说。林既是径山镇小古城村选出的村民代表，又是村财务监督小组成员之一。这个村共有995户，3352人，去年选出了68名村民代表和6名财务监督小组成员。
　　小古城村规定，村里每年的预、决算，都要由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讨论通过。村集体的每一笔开支，得有4个人签字：经手人，证明人，村委会主任审核，最后由经联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兼）审批。这还不算，村财务监督小组每季度都要查一次账，每笔开支都要看过。去年，监督小组只发现一张发票有点小毛病：村里为茶山购买的农药喷雾器发票上少一个证明人。小组当即要求重新补办手续。“今年财务监督小组查了两次账，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林加进告诉记者。
　　余杭区纪委副书记吴月根深有感触：“过去是‘决策干部定，执行靠生硬’，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现在把决策权、知情权和参与权交给群众，农村工作好开展了。”
　　“村官”的报酬和前途由群众决定
　　余杭区近些年还推行村干部述职述廉和民主评议、报酬评议制度，保障村民的监督权。这项制度规定，每年年终都要由全村所有党员和村民代表听取村干部述职，随后对村干部的报酬进行无记名评定。
　　在南苑街道高地村采访时，记者了解了不久前这个村的村民代表评议村干部报酬的做法。在评议大会上，先由街道办事处提出报酬建议，即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每月800元、副职640元，村民代表按此标准上下浮动50％进行评议，然后取平均值。接着，由村干部按工作作风、工作业绩、廉洁自律等方面向大家述职。随后，10多名党员和36名村民代表进行报酬评议，大家无记名写票，并当场开箱统计宣布结果。
　　那次报酬评议的结果是，村支部书记施雪龙最高，平均值为927元；村委会副主任戚丽华最低，仅为530元。戚丽华的父母违章造了个车库和邻居发生纠纷，群众对她没有说服家人有意见。施雪龙说，尽管对于绝大多数村干部来说，百来元钱不算什么，可是每个村干部都很看重评议的分量。为了得到村民的认可，他们也要想尽办法为村民服务。
　　62岁的高地村村民梅永法认为，这项制度改变了以往村干部报酬“上定下发”或“自定自发”的做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村民对村干部的认可程度。据余杭区纪委介绍，余杭现有1442名村干部中，参加报酬评议的有929人，其中经评议报酬上升的人数528人，下降的31人。
　　“不仅仅是报酬，村干部的前途也捏在群众手里了。”施雪龙说，干部干得好不好，群众最终会通过选票作出评价。不久前刚结束的高地村村委会直选结果是，村里聘请的村民事务全程代理员汪小东和沈建明双双当选村委会副主任；而两个落选的候选人，一个是办了两个工厂的大老板，另一个是上届村委会副主任戚丽华。
　　“谁真心为村民办事，大家就选谁。”梅永法说，汪小东和沈建明自从被村委会聘请为村民事务全程代理员之后，村民平时的不少难事，包括建房、办户口、办厂、计划生育的手续，还有子女求学等麻烦事，都由这两个年轻人包办了。
　　“民主治村为余杭和谐农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何关新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基层民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全区农村基本形成了民主监督氛围，有效地遏制了村干部腐败案多发的现象，心术不正、企图靠贿选等手段上台捞一把的人少了。
　　来自区纪委的调查表明，农村的干群关系也得到改善。近两年来，余杭区因经济问题被查处的村干人数大大减少，村民因村务问题上访的基本没有。今年春节前，全区村干部和社区干部1693人参加了民主评议，结果，被村民代表和社区居民代表评价为“好”的有1642人，占97％，“一般”和“差”的只占3％。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01日 第一版)近年来，“村官”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涉案金额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贪污大案屡见不鲜。伴随着村官“权力狂想”的高涨，不少地方的村级选举出现了贿选和暴力选举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今年是包括浙江在内的一些地方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年。该如何遏制这“村官”腐败现象？记者最近在杭州市余杭区采访发现，这个区近些年力推一系列民主治村举措，唱响了村官“权力狂想”的终结曲。
　　“选举年奇迹”的背后
　　余杭区，2004年的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百强县（市）第20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全区505个村庄于2003年合并为262个，减少了778名村干部，却没有因此出现上访事件。2004年，全区有140个区域调整后的村进行村委会直选，全部一次性成功，且未出现贿选和暴力选举等事件。今年上半年，另外122个村也顺利完成村委会直选。
　　“这简直是奇迹。”浙江省委巡视组巡视专员宋扬和浙江大学从事基层民主研究的余逊达教授等人到余杭实地调查后感叹说，近些年，不少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贿选、暴力选举等事件屡屡发生，而余杭农村在选举年却如此太平无事，的确了不起。
　　“奇迹”的背后是什么？在余杭农村采访时，一名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说出了心里话：“原来选上的村干部，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很多人把参选当成一项投资，花钱当干部，上任后再捞回来。可现在，村干部权力没以前大了，村里的事情都要大家定，没什么油水可捞，只有那些真心为村里办实事的人才会参选。”
　　余杭区委书记何关新告诉记者，越是富裕发达的农村，越有可能因利益而引发各种矛盾。余杭区许多村集体都很富裕，特别是城郊结合部的村，因征地得到的补偿款多的上千万元，少的也有几百万元。前些年，不少村财务管理不规范、执行财务纪律不严格、村干部腐败等问题成了村民信访的热点。2002年，余杭区纪检部门受理反映村级管理问题的信访件达129件次，占纪检监察举报总量的36.7％，涉及80余人，最后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有12人。
　　“一年就有12个村干部进了牢房，区委深受震动。”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汪宏儿告诉记者，“看来，仅搞‘投票换人’是远远不够的。”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村民在行使了选举权后，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其他民主权益仍得不到有效保障。
　　2002年，余杭区委决定，由区纪委牵头，建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领导小组。在经过反复调研、总结试点经验后出台的《村务工作规则》，对村党组织、村委会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基本工作、财经管理、议事决策、民主监督、组织议事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多达32条。
　　招待一包中华烟两瓶农夫山泉也上了墙
　　“书记主任碰碰头，两委班子点点头，群众不知哪一头。”这是村民对村干部决策不走民主途径的形象描述。有关专家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尤其是该法的一项重要精神———采用监督和评议等手段制约村官滥用权力，还远远没有落实到位。
　　首先要保障村民的知情权。记者走访了余杭区的七八个村委会，总是在全村最显眼的地方看到那块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张贴着区政府统一制作的表格，公开的内容有财务账目、干部报酬、集体资产经营状况、土地征使用、宅基地审批及重大财务收支事项等16项，每个季度更新一次。
　　较早实行“阳光村务”的径山镇小古城村党支部书记俞华松告诉记者，村务上墙公开后，村民对村里的财务状况、办了什么事、要办什么事知道得清清楚楚。
　　记者在走访径山镇的几个村时看到，村委会招待客人买了一包中华烟、两瓶农夫山泉这些小事也上了财务公开栏。
　　还有一个细微的变化是，这里财务公开栏的支出项目中没有“其他”
　　这个类别。汪宏儿说：“过去，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开支，就列在‘其他’里，村民对此意见很大。自从取消了‘其他’这个项目，招待费逐人逐笔公开后，区和乡镇的干部到村里联系工作时都尽量避免就餐，招待费也节省了许多。”
　　为了让更多村民参与村里工作，余杭区所有村都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民主决策。在每个村委会的会议室墙上，都张贴着统一制作的“民主决策流程图”，上面写着民主决策的6个程序：议题提出、受理、两委协商、民情恳谈会讨论、村民代表表决、公开。村里每项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上述程序，并形成书面材料存档。同时，在村务公开栏上，有关议题提出和表决的时间、地点、人员、内容，以及在表决中的应到实到代表数以及表决结果等都必须逐项公布。
　　径山镇冷水桥村是经济相对落后的村。去年初，村干部们提出集资修建自来水工程。但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村里的3条泥巴路下雨天连自行车都没法骑，相对于比较方便的用水，修路更为紧迫。最后，村里决定按民意办。
　　“我不是村干部，但我觉得自己的权力也不小。”39岁的林加进说。林既是径山镇小古城村选出的村民代表，又是村财务监督小组成员之一。这个村共有995户，3352人，去年选出了68名村民代表和6名财务监督小组成员。
　　小古城村规定，村里每年的预、决算，都要由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讨论通过。村集体的每一笔开支，得有4个人签字：经手人，证明人，村委会主任审核，最后由经联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兼）审批。这还不算，村财务监督小组每季度都要查一次账，每笔开支都要看过。去年，监督小组只发现一张发票有点小毛病：村里为茶山购买的农药喷雾器发票上少一个证明人。小组当即要求重新补办手续。“今年财务监督小组查了两次账，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林加进告诉记者。
　　余杭区纪委副书记吴月根深有感触：“过去是‘决策干部定，执行靠生硬’，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现在把决策权、知情权和参与权交给群众，农村工作好开展了。”
　　“村官”的报酬和前途由群众决定
　　余杭区近些年还推行村干部述职述廉和民主评议、报酬评议制度，保障村民的监督权。这项制度规定，每年年终都要由全村所有党员和村民代表听取村干部述职，随后对村干部的报酬进行无记名评定。
　　在南苑街道高地村采访时，记者了解了不久前这个村的村民代表评议村干部报酬的做法。在评议大会上，先由街道办事处提出报酬建议，即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每月800元、副职640元，村民代表按此标准上下浮动50％进行评议，然后取平均值。接着，由村干部按工作作风、工作业绩、廉洁自律等方面向大家述职。随后，10多名党员和36名村民代表进行报酬评议，大家无记名写票，并当场开箱统计宣布结果。
　　那次报酬评议的结果是，村支部书记施雪龙最高，平均值为927元；村委会副主任戚丽华最低，仅为530元。戚丽华的父母违章造了个车库和邻居发生纠纷，群众对她没有说服家人有意见。施雪龙说，尽管对于绝大多数村干部来说，百来元钱不算什么，可是每个村干部都很看重评议的分量。为了得到村民的认可，他们也要想尽办法为村民服务。
　　62岁的高地村村民梅永法认为，这项制度改变了以往村干部报酬“上定下发”或“自定自发”的做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村民对村干部的认可程度。据余杭区纪委介绍，余杭现有1442名村干部中，参加报酬评议的有929人，其中经评议报酬上升的人数528人，下降的31人。
　　“不仅仅是报酬，村干部的前途也捏在群众手里了。”施雪龙说，干部干得好不好，群众最终会通过选票作出评价。不久前刚结束的高地村村委会直选结果是，村里聘请的村民事务全程代理员汪小东和沈建明双双当选村委会副主任；而两个落选的候选人，一个是办了两个工厂的大老板，另一个是上届村委会副主任戚丽华。
　　“谁真心为村民办事，大家就选谁。”梅永法说，汪小东和沈建明自从被村委会聘请为村民事务全程代理员之后，村民平时的不少难事，包括建房、办户口、办厂、计划生育的手续，还有子女求学等麻烦事，都由这两个年轻人包办了。
　　“民主治村为余杭和谐农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何关新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基层民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全区农村基本形成了民主监督氛围，有效地遏制了村干部腐败案多发的现象，心术不正、企图靠贿选等手段上台捞一把的人少了。
　　来自区纪委的调查表明，农村的干群关系也得到改善。近两年来，余杭区因经济问题被查处的村干人数大大减少，村民因村务问题上访的基本没有。今年春节前，全区村干部和社区干部1693人参加了民主评议，结果，被村民代表和社区居民代表评价为“好”的有1642人，占97％，“一般”和“差”的只占3％。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01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