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女学生泄题 法学教授缘何知法犯法

司法考试可谓是通往司法界的独木桥。而长年作为司法考试出题人的宪法学泰斗却因向自己门下的女学生泄题而遭到“在宅起诉”(指虽被起诉但嫌疑人并未被逮捕仍可在家候审)，该事件随即掀起一片哗然。
　　这位原法学教授究竟为何跨越了底线呢?
　　2015年12月10日，近300人为了获得此次司法考试泄题事件的审判旁听券，在位于东京霞之关的东京地方法院外排起了长队。经过竞争激烈的抽选，约40名当选者填满了旁听席，随后身穿一身藏蓝色西装打着一条蓝色领带的被告、原明治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院教授青柳幸一(67岁)步入了法庭。他在证人席前微微低着头，听着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2015年2月上旬至5月上旬期间，被告将自己编撰的司法考试中的宪法领域“短答式”(即日本司法考试中一种5选1的选择题型)考题和论述题在考前泄露给了1名20多岁的女性，这一行为违反了《国家公务员法》中有关保密义务。
　　在法官询问是否认罪时，原教授略微提高了声调，供认不讳地表示“全部属实”。
　　这名原教授不仅执教于明治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院，并且从10多年前起，便以考查委员的身份负责为司法考试出题。据检方称，原教授与本案中那名女性的相识，要追溯到数年前。那时，原教授注意到了这个作为旁听生选修了自己课的学生。原教授在法庭上回顾起自己当时的感想。
　　“她十分认真好学。第二年便成了我门下的指导学生，那时她几乎每周都会来提问。这样的孩子如果是我的女儿就好了，这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虽然原教授是有妇之夫，但从2013年左右起，他和这名女性展开了年龄相差约40岁的忘年恋。第二年5月,这名女性参加了司法考试，虽然那一年原教授也参与了出题，但他并没有将考题泄露给这名女性。其结果是，这名女性的落榜导致原教授走上了歧途。
　　检察官:“为什么会泄题?”
　　原教授:“9月份得知落榜的时候，她并没有哭。但为了鼓励她明年再接再厉而在外用餐的时候她却哭了，当时我深深地觉得，就好像自己的女儿在哭一样。”
　　检察官:“当你决定泄题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你会因此失去一切吗?”
　　原教授:“当时我脑子一热，压根没考虑负面后果。如今想来，真心觉得‘实在太愚蠢了’。”
　　检察官:“你是不是觉得不会被人发现?”
　　原教授:“我知道有可能会暴露，但当时想(帮她)做点什么的情感占了上风。”
　　检方和辩护方均未要求这名女性出庭，取而代之检方宣读了作为证据提交的女性的供述记录。其中描述了原教授泄题时的详细状况。
　　据悉，2014年9月女性司法考试落榜后，原教授曾表示“是自己给予的帮助不够”。第二年2月上旬，女性被叫到了原教授的研究室。那里有1张写着所有“短答式”问题的纸张，原教授让这名女性“在50分钟内进行作答”。女性照办后，原教授还替她讲解了答错的题。到司法考试前的5月上旬为止，这种“单独辅导”实施过好几次。
　　3月份，原教授还给这名女性看了司法考试中有关宪法的论述题，并要求她“在2个小时内做完”。此外，还分多次对论述重点和答案结构进行了修改指导，于是女性背下了正确答案。正式的司法考试中，不论是“短答式”问题还是论述题都和之前原教授出示的题目完全一致。
　　法官对原教授提出了疑问。
　　法官:“这名女性没有试图怂恿你泄题吗?”
　　原教授:“没有。”
　　法官:“就算是教学，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
　　原教授:“考虑到要确保她考上，于是觉得不温不火反而没把握。”
　　法官:“你口口声声说像‘女儿’，但是你并没把她当作女儿在交往吧。”
　　原教授:“不是的。”
　　法官:“关于这点我不是很明白。”
　　原教授:“与其说我是因为在交往所以告诉她题目，不如说……。2014年(那时已经在交往了)的时候我并没有向她泄题。虽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感受，但比起交往是原因这个说法，我更觉得因为看到她哭就像看到自己女儿哭一样，所以才萌生了帮她的想法。”
　　但是，女性过于完美的回答引起了阅卷的其他考查委员的怀疑。对此，原教授曾作出回应称“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对劲的吧”之类，但最终还是东窗事发。据悉，当原教授深陷疑云后，他还向这名女性确认过“没有留下可作为证据的东西吧”。在法庭上，原教授后悔不已地表示“我本来是想相信她的实力的。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对不起她”。而另一方面，法庭并没有公开这名女性对于原教授以及此次事件的感想。
　　因为这起事件，原教授失去了一切。他遭到了明治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院的惩戒免职。此外，他原本还在另外4所大学担任外聘讲师(定期出勤，规定时日上班)的工作，也失去了职位。
　　辩护人:“作为研究者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原教授:“我背叛了研究者同仁的信赖，想必今后也不可能再当研究者了。”
　　检察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检察官:“你认为什么才是司法界人士应该以身作则的?”
　　原教授:“在此之前我一直以公平公正作为人生的信条，但万没想到我竟然做出了不公之事，我痛切地认识到自己是个何等愚蠢的人。”
　　检察官:“如果(这名女性)靠作弊成为了司法界人士会怎么样?”
　　原教授:“会歪曲法律约束的原则。”
　　最后，法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法官:“(这名女性)是打算进入司法界的人。这哪里是没能成为表率就可以了结的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检方认为“动机十分愚蠢，完全没有值得酌情的地方”，并以“背叛了所有司法教育者、相关人士、以及众多在被告门下求学的学生，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为由，要求判处有期徒刑1年。辩护方则叙述道“被告已发自内心地进行了反省。而且也失去了社会地位，受到了社会的制裁”，请求从轻判決。
　　最后，站在法官面前的原教授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做出了无可挽回的事情，非常抱歉。”
　　最终原教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5年执行。
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society/AJ201607230005司法考试可谓是通往司法界的独木桥。而长年作为司法考试出题人的宪法学泰斗却因向自己门下的女学生泄题而遭到“在宅起诉”(指虽被起诉但嫌疑人并未被逮捕仍可在家候审)，该事件随即掀起一片哗然。
　　这位原法学教授究竟为何跨越了底线呢?
　　2015年12月10日，近300人为了获得此次司法考试泄题事件的审判旁听券，在位于东京霞之关的东京地方法院外排起了长队。经过竞争激烈的抽选，约40名当选者填满了旁听席，随后身穿一身藏蓝色西装打着一条蓝色领带的被告、原明治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院教授青柳幸一(67岁)步入了法庭。他在证人席前微微低着头，听着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2015年2月上旬至5月上旬期间，被告将自己编撰的司法考试中的宪法领域“短答式”(即日本司法考试中一种5选1的选择题型)考题和论述题在考前泄露给了1名20多岁的女性，这一行为违反了《国家公务员法》中有关保密义务。
　　在法官询问是否认罪时，原教授略微提高了声调，供认不讳地表示“全部属实”。
　　这名原教授不仅执教于明治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院，并且从10多年前起，便以考查委员的身份负责为司法考试出题。据检方称，原教授与本案中那名女性的相识，要追溯到数年前。那时，原教授注意到了这个作为旁听生选修了自己课的学生。原教授在法庭上回顾起自己当时的感想。
　　“她十分认真好学。第二年便成了我门下的指导学生，那时她几乎每周都会来提问。这样的孩子如果是我的女儿就好了，这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虽然原教授是有妇之夫，但从2013年左右起，他和这名女性展开了年龄相差约40岁的忘年恋。第二年5月,这名女性参加了司法考试，虽然那一年原教授也参与了出题，但他并没有将考题泄露给这名女性。其结果是，这名女性的落榜导致原教授走上了歧途。
　　检察官:“为什么会泄题?”
　　原教授:“9月份得知落榜的时候，她并没有哭。但为了鼓励她明年再接再厉而在外用餐的时候她却哭了，当时我深深地觉得，就好像自己的女儿在哭一样。”
　　检察官:“当你决定泄题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你会因此失去一切吗?”
　　原教授:“当时我脑子一热，压根没考虑负面后果。如今想来，真心觉得‘实在太愚蠢了’。”
　　检察官:“你是不是觉得不会被人发现?”
　　原教授:“我知道有可能会暴露，但当时想(帮她)做点什么的情感占了上风。”
　　检方和辩护方均未要求这名女性出庭，取而代之检方宣读了作为证据提交的女性的供述记录。其中描述了原教授泄题时的详细状况。
　　据悉，2014年9月女性司法考试落榜后，原教授曾表示“是自己给予的帮助不够”。第二年2月上旬，女性被叫到了原教授的研究室。那里有1张写着所有“短答式”问题的纸张，原教授让这名女性“在50分钟内进行作答”。女性照办后，原教授还替她讲解了答错的题。到司法考试前的5月上旬为止，这种“单独辅导”实施过好几次。
　　3月份，原教授还给这名女性看了司法考试中有关宪法的论述题，并要求她“在2个小时内做完”。此外，还分多次对论述重点和答案结构进行了修改指导，于是女性背下了正确答案。正式的司法考试中，不论是“短答式”问题还是论述题都和之前原教授出示的题目完全一致。
　　法官对原教授提出了疑问。
　　法官:“这名女性没有试图怂恿你泄题吗?”
　　原教授:“没有。”
　　法官:“就算是教学，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
　　原教授:“考虑到要确保她考上，于是觉得不温不火反而没把握。”
　　法官:“你口口声声说像‘女儿’，但是你并没把她当作女儿在交往吧。”
　　原教授:“不是的。”
　　法官:“关于这点我不是很明白。”
　　原教授:“与其说我是因为在交往所以告诉她题目，不如说……。2014年(那时已经在交往了)的时候我并没有向她泄题。虽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感受，但比起交往是原因这个说法，我更觉得因为看到她哭就像看到自己女儿哭一样，所以才萌生了帮她的想法。”
　　但是，女性过于完美的回答引起了阅卷的其他考查委员的怀疑。对此，原教授曾作出回应称“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对劲的吧”之类，但最终还是东窗事发。据悉，当原教授深陷疑云后，他还向这名女性确认过“没有留下可作为证据的东西吧”。在法庭上，原教授后悔不已地表示“我本来是想相信她的实力的。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对不起她”。而另一方面，法庭并没有公开这名女性对于原教授以及此次事件的感想。
　　因为这起事件，原教授失去了一切。他遭到了明治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院的惩戒免职。此外，他原本还在另外4所大学担任外聘讲师(定期出勤，规定时日上班)的工作，也失去了职位。
　　辩护人:“作为研究者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原教授:“我背叛了研究者同仁的信赖，想必今后也不可能再当研究者了。”
　　检察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检察官:“你认为什么才是司法界人士应该以身作则的?”
　　原教授:“在此之前我一直以公平公正作为人生的信条，但万没想到我竟然做出了不公之事，我痛切地认识到自己是个何等愚蠢的人。”
　　检察官:“如果(这名女性)靠作弊成为了司法界人士会怎么样?”
　　原教授:“会歪曲法律约束的原则。”
　　最后，法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法官:“(这名女性)是打算进入司法界的人。这哪里是没能成为表率就可以了结的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检方认为“动机十分愚蠢，完全没有值得酌情的地方”，并以“背叛了所有司法教育者、相关人士、以及众多在被告门下求学的学生，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为由，要求判处有期徒刑1年。辩护方则叙述道“被告已发自内心地进行了反省。而且也失去了社会地位，受到了社会的制裁”，请求从轻判決。
　　最后，站在法官面前的原教授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做出了无可挽回的事情，非常抱歉。”
　　最终原教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5年执行。
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society/AJ20160723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