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知识分子应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政府与知识分子应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2005年11月21日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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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周兼明

改革不同于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是在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进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的稳定。这意味着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对比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决定着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强势群体仍然强势，他们掌握了各方面优势资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损害强势群体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势群体承担主要成本的改革才可能较顺利推进，因为后者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除非根本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否则改革不可能导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来源、得益与受损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强弱贫富的主要对象难以改变。一旦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改革即突变为革命。革命是通过对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力量的动员，改变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弱者变为强者，强势沦为弱势。只有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基础上，利益格局才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成本才可能主要由原来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承担。


但是，革命以破坏秩序稳定为标志，一般需要付出耗费社会物资存量、使增量难以为继等代价。由于特殊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约束，这种代价对中国即意味着大量人口丧失基本生存所必须的物资保障，这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避免革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首要考量。


社会演进是非线性的，人类在作出主动努力时应保持足够审慎，拒绝躁进与冒险，为历史的偶然性预留空间。因此，中国进步不能像前苏东那样在革命中激进，只能循改革之路渐进，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难以避免。中国政府虽然是改革的主导者，但也无力改变改革中的利益格局，因为政治稳定（包括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基本稳定）同样是政府推进改革及有效履行其它公共职能的前提条件。在既定格局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赢得强势群体的支持才能推进改革，这也是强势群体之被称为强势的原因：强势不仅仅是相对于社会而言，有时也相对于政府。


虽然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这一结局难以根本扭转，但可作出适度调整，减轻其负面效应。现阶段能够进行调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与公共舆论。政府虽无力根本扭转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这一定局，但它可通过干预二次分配，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一定补偿。本届政府的“向左转”，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实行免除农业税、扩大社保范围等系列举措，都是这种调整的具体表现，值得充分肯定。


在强弱贫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通过公共舆论的介入，改变具体博弈点上的力量对比，改善弱势群体无力自保的境况，使他们拥有一定自保能力，减少所受侵害。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这种介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强势群体（即所谓精英联盟）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受到一定限制，弱势群体在承担改革成本的同时，其最基本权益有望得到保障，社会矛盾不会过度激化，冲突不会走向极端。


仅仅这种调整，当然不能令理想主义者与道德主义者满意。这些人往往预设：弊病是可以根除的，存在一种普遍行之有效的药方。他们信奉的灵丹妙药是政治民主化，其依据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公平的现实。在他们的词典中，民主政治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手段；因此由此及彼的过程只能一步跨越，愈遭挫折，愈须激进。


但是，民主政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马上导致公平，它的公平效应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改革成本由全体社会成员公平承担需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作为依托。在金字塔型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公平效应有限，且主要体现在政治秩序稳定时期而不是转型时期。在发展中民主国家推行改革，可能出现三种前景：


1、由于改革必须暂时牺牲多数人（弱势群体）利益，它将被迫中止或举步维艰，这是印度的改革进程始终落后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2、民主程序被少数精英扭曲、操控，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成本的改革得以推进，这是在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生的现象。


3、占人口多数的弱势阶层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实现了力量动员，改革演变成革命，社会反复震荡，这是拉美国家经常上演的剧目。


在中产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民主政治能够带给人们的好处远比它许诺的少，民主化转型所需支付的代价也远比人们预计的大。即使同意将政治民主化作为远期目标，它也不能同时充当眼下手段，中国改革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渐进。


改革目标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它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需要空间，需要有人承担利益调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对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暂时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某些人为全局或长远利益作出牺牲，因此，这种牺牲实质上具有强迫性；弱势群体易于被强迫，所以作出牺牲的往往是他们。


对这种善恶美丑利弊交缠的复杂现象，不同人站在不同视角可以作出不同选择，进行不同评判；但是政治家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肩负的是全社会的命运。


改革势在必行，改革中的基本利益格局难以逆转。因此，政府与知识分子应该自觉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力求减少过程中的不公正。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29期 总第198期
政府与知识分子应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2005年11月21日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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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周兼明

改革不同于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是在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进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的稳定。这意味着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对比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决定着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强势群体仍然强势，他们掌握了各方面优势资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损害强势群体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势群体承担主要成本的改革才可能较顺利推进，因为后者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除非根本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否则改革不可能导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来源、得益与受损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强弱贫富的主要对象难以改变。一旦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改革即突变为革命。革命是通过对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力量的动员，改变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弱者变为强者，强势沦为弱势。只有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基础上，利益格局才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成本才可能主要由原来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承担。


但是，革命以破坏秩序稳定为标志，一般需要付出耗费社会物资存量、使增量难以为继等代价。由于特殊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约束，这种代价对中国即意味着大量人口丧失基本生存所必须的物资保障，这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避免革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首要考量。


社会演进是非线性的，人类在作出主动努力时应保持足够审慎，拒绝躁进与冒险，为历史的偶然性预留空间。因此，中国进步不能像前苏东那样在革命中激进，只能循改革之路渐进，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难以避免。中国政府虽然是改革的主导者，但也无力改变改革中的利益格局，因为政治稳定（包括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基本稳定）同样是政府推进改革及有效履行其它公共职能的前提条件。在既定格局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赢得强势群体的支持才能推进改革，这也是强势群体之被称为强势的原因：强势不仅仅是相对于社会而言，有时也相对于政府。


虽然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这一结局难以根本扭转，但可作出适度调整，减轻其负面效应。现阶段能够进行调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与公共舆论。政府虽无力根本扭转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这一定局，但它可通过干预二次分配，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一定补偿。本届政府的“向左转”，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实行免除农业税、扩大社保范围等系列举措，都是这种调整的具体表现，值得充分肯定。


在强弱贫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通过公共舆论的介入，改变具体博弈点上的力量对比，改善弱势群体无力自保的境况，使他们拥有一定自保能力，减少所受侵害。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这种介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强势群体（即所谓精英联盟）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受到一定限制，弱势群体在承担改革成本的同时，其最基本权益有望得到保障，社会矛盾不会过度激化，冲突不会走向极端。


仅仅这种调整，当然不能令理想主义者与道德主义者满意。这些人往往预设：弊病是可以根除的，存在一种普遍行之有效的药方。他们信奉的灵丹妙药是政治民主化，其依据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公平的现实。在他们的词典中，民主政治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手段；因此由此及彼的过程只能一步跨越，愈遭挫折，愈须激进。


但是，民主政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马上导致公平，它的公平效应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改革成本由全体社会成员公平承担需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作为依托。在金字塔型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公平效应有限，且主要体现在政治秩序稳定时期而不是转型时期。在发展中民主国家推行改革，可能出现三种前景：


1、由于改革必须暂时牺牲多数人（弱势群体）利益，它将被迫中止或举步维艰，这是印度的改革进程始终落后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2、民主程序被少数精英扭曲、操控，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成本的改革得以推进，这是在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生的现象。


3、占人口多数的弱势阶层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实现了力量动员，改革演变成革命，社会反复震荡，这是拉美国家经常上演的剧目。


在中产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民主政治能够带给人们的好处远比它许诺的少，民主化转型所需支付的代价也远比人们预计的大。即使同意将政治民主化作为远期目标，它也不能同时充当眼下手段，中国改革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渐进。


改革目标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它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需要空间，需要有人承担利益调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对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暂时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某些人为全局或长远利益作出牺牲，因此，这种牺牲实质上具有强迫性；弱势群体易于被强迫，所以作出牺牲的往往是他们。


对这种善恶美丑利弊交缠的复杂现象，不同人站在不同视角可以作出不同选择，进行不同评判；但是政治家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肩负的是全社会的命运。


改革势在必行，改革中的基本利益格局难以逆转。因此，政府与知识分子应该自觉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力求减少过程中的不公正。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29期 总第1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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