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并非都要扎堆 灾害救援现场如何从混乱到有序

救援并非都要扎堆 灾害救援现场如何从混乱到有序



2016年07月03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这两天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精神一直是恍惚的。救援人员到了我才踏实一点。”江苏射阳县陈洋镇张素玲两姐妺的5间平房都倒塌了。龙卷风来的时候，两姐妹都不在家，失智的母亲刚被邻居一把拉到房外，房顶“哗啦”一声就塌了下来。


　　民间公益救援组织公羊队队长徐立军一边指挥队员帮着挖出生活物资，一边安慰她们。队员们还帮张素玲抢出了爷爷的唯一的遗照，张素玲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上面的灰尘，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疾风骤雨呼啸而过，但造成的灾害影响并没有随之而去。6月27日盐城市人民政府官方微信公布消息，这次灾害共造成846人受伤，其中152名重症病人全部及时转诊到市级有关医院。截至25日下午4点，已有107人治愈出院。目前确认死亡人数99人。
　　团组织“派单”让救灾更精准
　　“开始以为是下大雨，并没有意识到会这么严重。”团阜宁县委书记施宁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下午2点50分左右，朋友圈就有人发事故现场的照片。3点左右，我们与几个乡镇联系，核实灾情。4点团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招募志愿者，同时主动联系一些社会组织。”
　　让施宁琳没有想到的是，刚过6点，就已经有3家社会组织赶到受灾现场。
　　射阳县也受到了灾害的影响。据团射阳县委副书记王义豪回忆：“在得知灾情后，我们第一时间通过共青团网站、微信平台、QQ群等媒体手段联系青年社会组织。我们还采取了点对点的联系方式，先联系平时活跃的社团组织，同时发布了团委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身在杭州工作的毛成从新闻里得知老家受灾了，当即决定回家帮忙。
　　“我知道自己一个人去的话既没有专业设备也没有救援经验，到灾区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会添乱，所以我联系了公羊队，申请加入他们的救援队伍。”毛成说，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现场救援。
　　毛成平时对急救知识有所了解，他随着公羊队医疗队在灾区，为受伤灾民进行简单的清创和包扎。
　　一边是紧锣密鼓地救灾，一边是大量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涌到灾区，问题也随之而来。
　　作为公羊队的医疗队长，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徐音多次参与国内救援，“还是会存在一些好心办坏事的现象”。他无奈地说，“现场有一些救援团队不愿意听从统一调配，也不愿对接，就直接去现场挖掘或者发放物资。这当然是出于好心想做好事，但是这其实导致了部分灾民的不满。”
　　让他觉得最纠结的是，一些自发救援人员缺乏统一指挥和具体计划，盲目扎堆儿，有的地方人多、没事干，有的地方没人去、干着急，导致救灾现场混乱无序。
　　事实上，灾情救援几乎是同步展开的。
　　灾情发生后，团盐城市委立即主动对接团省委及受灾两地团县委，共同成立了省市县团委灾区前线联合指挥部，明确三级共青团组织协同分工。
　　“我们同时建立多个微信工作群，方便指挥部内传递消息。情况紧急，不可能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再开会讨论什么的。”团盐城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吕正怿说。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团委指挥部在党委政府的授权下，将这次救灾的志愿服务工作交给了团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申请许可机制。
　　团盐城市委书记吴冈玉说：“通过审核的社会组织才能进入灾区前线。我们根据每天各个乡镇排查出的需求实际和社会组织的专业特长，出具盖章确认的社会公益组织救灾服务对接单，注明供需双方的各种信息。社会组织凭单服务，最大化地发挥自身作用，让救灾工作更有序。”
　　专业力量确保救援不外行
　　得到盐城受灾的消息后，6月24日，团淮安市委与团盐城市委、团阜宁县委取得联系，咨询具体需要哪方面的支援。
　　“我们距离阜宁比较近，想着在第一时间给予帮助，但是不能好事变坏事嘛。”团淮安市委志工部负责人张晓婷说，“听说他们缺心理辅导方面的援助，我们马上与本市心理咨询师协会联系，从40多名报名的志愿者中选定了18名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专业人员，这18人中有10人参与过汶川、雅安地震救援心理干预。24日晚上，我们对他们进行紧急集中培训。”
　　25日，阜宁县，这支由团淮安市委组织的心理援助团队先在县医院搭建的社会组织联络服务中心报到，随后按照分配来到灾情最严重的陈良镇卫生所。
　　在分组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他们得知5岁的小贝平时跟着奶奶生活，事发时家里房屋倒塌，奶奶用身体把小贝护在怀里，老人却不幸去世。
　　“意识到小贝可能需要心理干预，我们立即派小组去了小贝家里。”张晓婷说，当时，“小贝家正在办丧事，好多亲戚都过来了，还有一些人不时会问小贝‘你奶奶呢？’”
　　“见到小贝(化名)的时候，她特别恐惧，直往爸爸怀里钻，甚至掀起她爸爸的衣服往里拱。”心理咨询师戚留春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她马上疏散周围的人员，为孩子留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戚留春找来纸笔，通过画画对小贝进行心理测评：“她画的第一幅画是妈妈，我就问她，还想画什么呀？”
　　“画个奶奶吧！”听到小贝爸爸在一旁提示。
　　戚留春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推了小贝爸爸一把。在她看来，大人可能希望引导孩子记住奶奶，学会感恩，但是他们不明白，孩子并没有从当时的情境中走出，这个时候再强化奶奶的概念，对孩子是一种心理伤害。
　　“这孩子当时的表现是没有自我。”戚留春说，“小贝后来画了一张看不到五官的脸，然后又自己涂黑了。”从事心理咨询6年的她，发现小贝目前的状况还蛮严重的，她给出的建议是对孩子尽量避免提及奶奶。
　　“少点刺激，先让孩子平静下来。”戚留春说，“后期我还会继续跟进，我走的时候还和孩子约定，‘下次阿姨来的时候给我画更好的画。’小贝答应了。”
　　团盐城市委书记吴冈玉还介绍到，发生灾情后，我们组织阜宁射阳两县青年社会公益组织，招募了30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统一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掌握了灾后心理辅导工作的基本方法，确保在救援过程中不帮倒忙。
　　救援并非都要扎堆儿在“最前线”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从事多年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公益研究。他认为：“我国公益组织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响应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次盐城灾害之后，很多公益救援组织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这足以说明大家的响应能力。”
　　他指出：“我国公益组织目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救援力量多元化。在阜宁救灾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基金会，也能看到救援队，还有不少‘草根’组织。同时，各组织的特色越来越鲜明，从2008年汶川地震至今，如果没有专业特色，这些公益组织就很难凸显自身的价值。”
　　同时，董强也谈到，一些公益组织在自然灾害救援中的工作存在一定的误区：“所有组织都要冲到一线，大家似乎有种不亲临现场，就没有参与救灾的感觉。”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救援组织都要直接参与到一线的。就拿政府来说，这次工作在救灾最前线的肯定是盐城，中央更多的是后方协调和支持，不可能一股脑都涌到前方。”
　　以美国为例。董强介绍，“奥兰多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一家名为平等佛罗里达的公益组织在众筹网站上发起众筹项目，前10个小时就筹到近1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善款由美国受害人中心分配使用，而不是该公益组织直接送到枪击案受害者及其家人手中。这在中国，捐款者可能并不理解，为什么捐给基金会的钱不是直接用于救助，而要给另外的组织。”董强直言，实际上，这样做会让公益变得更有秩序和有效率。
　　董强还注意到，一般重大灾害现场，基本大到全国性的组织，小到地方公益组织都会参与进来，这容易造成只重视前方救灾行动，忽视背后各个组织指挥系统的协调。
　　“为什么不能像产业链一样形成一个救灾链？”董强说，“并不一定所有的救援力量都要集中在一线，未来救援发展中，各个公益组织如果形成专业分工，形成一定的体系，让后方支援前方工作，救援水平会有很大的提升。”
　　经历过众多救援现场的马龙颇有感触，“近年来各个救援类的社会组织发展非常快，在各次救援行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因之前相互不了解也缺乏沟通，会导致一些社会组织各自为政。而且因为信息不共享，还会浪费人力物力和救援力量。”
　　这次，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队、中国福利基金会蓝豹救援队、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中心等社会力量已经主动“联姻”。但在马龙看来这还不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平时技能训练统一规范，救援行动可快速整合，同时在标准化、规范化、正规化的队伍建设上多下功夫。”
　　马龙表示，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提高对民间组织在救援行动中的统一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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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3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这两天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精神一直是恍惚的。救援人员到了我才踏实一点。”江苏射阳县陈洋镇张素玲两姐妺的5间平房都倒塌了。龙卷风来的时候，两姐妹都不在家，失智的母亲刚被邻居一把拉到房外，房顶“哗啦”一声就塌了下来。


　　民间公益救援组织公羊队队长徐立军一边指挥队员帮着挖出生活物资，一边安慰她们。队员们还帮张素玲抢出了爷爷的唯一的遗照，张素玲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上面的灰尘，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疾风骤雨呼啸而过，但造成的灾害影响并没有随之而去。6月27日盐城市人民政府官方微信公布消息，这次灾害共造成846人受伤，其中152名重症病人全部及时转诊到市级有关医院。截至25日下午4点，已有107人治愈出院。目前确认死亡人数99人。
　　团组织“派单”让救灾更精准
　　“开始以为是下大雨，并没有意识到会这么严重。”团阜宁县委书记施宁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下午2点50分左右，朋友圈就有人发事故现场的照片。3点左右，我们与几个乡镇联系，核实灾情。4点团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招募志愿者，同时主动联系一些社会组织。”
　　让施宁琳没有想到的是，刚过6点，就已经有3家社会组织赶到受灾现场。
　　射阳县也受到了灾害的影响。据团射阳县委副书记王义豪回忆：“在得知灾情后，我们第一时间通过共青团网站、微信平台、QQ群等媒体手段联系青年社会组织。我们还采取了点对点的联系方式，先联系平时活跃的社团组织，同时发布了团委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身在杭州工作的毛成从新闻里得知老家受灾了，当即决定回家帮忙。
　　“我知道自己一个人去的话既没有专业设备也没有救援经验，到灾区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会添乱，所以我联系了公羊队，申请加入他们的救援队伍。”毛成说，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现场救援。
　　毛成平时对急救知识有所了解，他随着公羊队医疗队在灾区，为受伤灾民进行简单的清创和包扎。
　　一边是紧锣密鼓地救灾，一边是大量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涌到灾区，问题也随之而来。
　　作为公羊队的医疗队长，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徐音多次参与国内救援，“还是会存在一些好心办坏事的现象”。他无奈地说，“现场有一些救援团队不愿意听从统一调配，也不愿对接，就直接去现场挖掘或者发放物资。这当然是出于好心想做好事，但是这其实导致了部分灾民的不满。”
　　让他觉得最纠结的是，一些自发救援人员缺乏统一指挥和具体计划，盲目扎堆儿，有的地方人多、没事干，有的地方没人去、干着急，导致救灾现场混乱无序。
　　事实上，灾情救援几乎是同步展开的。
　　灾情发生后，团盐城市委立即主动对接团省委及受灾两地团县委，共同成立了省市县团委灾区前线联合指挥部，明确三级共青团组织协同分工。
　　“我们同时建立多个微信工作群，方便指挥部内传递消息。情况紧急，不可能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再开会讨论什么的。”团盐城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吕正怿说。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团委指挥部在党委政府的授权下，将这次救灾的志愿服务工作交给了团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申请许可机制。
　　团盐城市委书记吴冈玉说：“通过审核的社会组织才能进入灾区前线。我们根据每天各个乡镇排查出的需求实际和社会组织的专业特长，出具盖章确认的社会公益组织救灾服务对接单，注明供需双方的各种信息。社会组织凭单服务，最大化地发挥自身作用，让救灾工作更有序。”
　　专业力量确保救援不外行
　　得到盐城受灾的消息后，6月24日，团淮安市委与团盐城市委、团阜宁县委取得联系，咨询具体需要哪方面的支援。
　　“我们距离阜宁比较近，想着在第一时间给予帮助，但是不能好事变坏事嘛。”团淮安市委志工部负责人张晓婷说，“听说他们缺心理辅导方面的援助，我们马上与本市心理咨询师协会联系，从40多名报名的志愿者中选定了18名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专业人员，这18人中有10人参与过汶川、雅安地震救援心理干预。24日晚上，我们对他们进行紧急集中培训。”
　　25日，阜宁县，这支由团淮安市委组织的心理援助团队先在县医院搭建的社会组织联络服务中心报到，随后按照分配来到灾情最严重的陈良镇卫生所。
　　在分组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他们得知5岁的小贝平时跟着奶奶生活，事发时家里房屋倒塌，奶奶用身体把小贝护在怀里，老人却不幸去世。
　　“意识到小贝可能需要心理干预，我们立即派小组去了小贝家里。”张晓婷说，当时，“小贝家正在办丧事，好多亲戚都过来了，还有一些人不时会问小贝‘你奶奶呢？’”
　　“见到小贝(化名)的时候，她特别恐惧，直往爸爸怀里钻，甚至掀起她爸爸的衣服往里拱。”心理咨询师戚留春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她马上疏散周围的人员，为孩子留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戚留春找来纸笔，通过画画对小贝进行心理测评：“她画的第一幅画是妈妈，我就问她，还想画什么呀？”
　　“画个奶奶吧！”听到小贝爸爸在一旁提示。
　　戚留春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推了小贝爸爸一把。在她看来，大人可能希望引导孩子记住奶奶，学会感恩，但是他们不明白，孩子并没有从当时的情境中走出，这个时候再强化奶奶的概念，对孩子是一种心理伤害。
　　“这孩子当时的表现是没有自我。”戚留春说，“小贝后来画了一张看不到五官的脸，然后又自己涂黑了。”从事心理咨询6年的她，发现小贝目前的状况还蛮严重的，她给出的建议是对孩子尽量避免提及奶奶。
　　“少点刺激，先让孩子平静下来。”戚留春说，“后期我还会继续跟进，我走的时候还和孩子约定，‘下次阿姨来的时候给我画更好的画。’小贝答应了。”
　　团盐城市委书记吴冈玉还介绍到，发生灾情后，我们组织阜宁射阳两县青年社会公益组织，招募了30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统一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掌握了灾后心理辅导工作的基本方法，确保在救援过程中不帮倒忙。
　　救援并非都要扎堆儿在“最前线”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从事多年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公益研究。他认为：“我国公益组织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响应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次盐城灾害之后，很多公益救援组织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这足以说明大家的响应能力。”
　　他指出：“我国公益组织目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救援力量多元化。在阜宁救灾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基金会，也能看到救援队，还有不少‘草根’组织。同时，各组织的特色越来越鲜明，从2008年汶川地震至今，如果没有专业特色，这些公益组织就很难凸显自身的价值。”
　　同时，董强也谈到，一些公益组织在自然灾害救援中的工作存在一定的误区：“所有组织都要冲到一线，大家似乎有种不亲临现场，就没有参与救灾的感觉。”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救援组织都要直接参与到一线的。就拿政府来说，这次工作在救灾最前线的肯定是盐城，中央更多的是后方协调和支持，不可能一股脑都涌到前方。”
　　以美国为例。董强介绍，“奥兰多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一家名为平等佛罗里达的公益组织在众筹网站上发起众筹项目，前10个小时就筹到近1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善款由美国受害人中心分配使用，而不是该公益组织直接送到枪击案受害者及其家人手中。这在中国，捐款者可能并不理解，为什么捐给基金会的钱不是直接用于救助，而要给另外的组织。”董强直言，实际上，这样做会让公益变得更有秩序和有效率。
　　董强还注意到，一般重大灾害现场，基本大到全国性的组织，小到地方公益组织都会参与进来，这容易造成只重视前方救灾行动，忽视背后各个组织指挥系统的协调。
　　“为什么不能像产业链一样形成一个救灾链？”董强说，“并不一定所有的救援力量都要集中在一线，未来救援发展中，各个公益组织如果形成专业分工，形成一定的体系，让后方支援前方工作，救援水平会有很大的提升。”
　　经历过众多救援现场的马龙颇有感触，“近年来各个救援类的社会组织发展非常快，在各次救援行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因之前相互不了解也缺乏沟通，会导致一些社会组织各自为政。而且因为信息不共享，还会浪费人力物力和救援力量。”
　　这次，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队、中国福利基金会蓝豹救援队、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中心等社会力量已经主动“联姻”。但在马龙看来这还不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平时技能训练统一规范，救援行动可快速整合，同时在标准化、规范化、正规化的队伍建设上多下功夫。”
　　马龙表示，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提高对民间组织在救援行动中的统一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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