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曼恐怖襲擊過後﹕中國反恐是否該走出國門﹖

《華盛頓觀察》周刊粟德金
  



　　“我不認為三名中國上校在約旦遇難會對中國反恐政策有明顯的影響。只有恐怖襲擊發生在中國或中國駐外使館﹐中國才會加大反恐力度和決心﹐否則中國反恐仍然會保持低調﹐不會輕易出境行動。”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政治系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包瑞嘉（Richard Baum）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2005年11月9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了恐怖爆炸事件。應約旦皇家國防學院邀請訪約的中國國防大學的學員代表團三名成員不幸遇難。這三人是總後勤部衛生部藥品器材局副局長潘偉﹑總政治部張康平大校﹑軍委辦公廳秘書局正師級秘書孫靖波。這使得在海外恐怖事件中遇難的中國公民人數上升到29名（不含18名在9.11事件中遇難的中國人）。11月12日﹐由國防大學副校長趙剛中將率領善後工作組乘專機返京時﹐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梁光烈前往機場迎接。
　　和平發展是主流
　　“中國現在專心推進和平發展﹐反恐不是中國政策和外交的主流。”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黃靖博士告訴《華盛頓觀察》周刊﹐“正像胡錦濤所說﹐中國國內正面臨很多問題﹐反恐不會象美國那樣被當成頭等大事來抓。中國反恐沒有歷史包袱﹐中國沒有殖民歷史﹐較少宗教沖突﹐因而反恐的打擊范圍小﹐目標少﹐主要針對刑事案﹐因此這不會是中國的工作重點。”
　　他進一步解釋說﹕“中國因在軍事﹑政治上的全球影響力（global reach）有限﹐對打擊境外的恐怖活動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對境外恐怖分子採取的一直是積極防御的守勢。這次軍方損失了三名高級軍官後﹐中國是否在外交﹑軍事政策上有轉變﹐變得更主動﹐加大反恐力度﹐採取現發制人的策略﹐打擊對中國有明顯威脅的境外恐怖分子﹐還有待觀察。”
　　　不過他指出﹐即便恐怖集團為誤傷國防大學學員向中國道歉﹐中國也不會接受。一是人命關天﹐中國軍方不會讓其三位有前途的軍官白白犧牲﹔二是國防大學代表團在約旦絕不是觀光﹐而是有其軍事使命的。
　　不管是口誅筆伐﹐還是真槍實彈﹐黃靖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有義務﹐也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反對恐怖主義。
　　“中國身受恐怖主義的威脅﹐因此反恐符合自身的利益﹔另外﹐反恐也符合中國和美國的共同利益﹐對推動中美關系有助益。”黃靖說﹐“由中國對恐怖分子進行討伐﹐將會更孤立恐怖分子﹐讓他們更難為自己辯護。因為中國不像美國﹐與恐怖分子沒有宿怨﹐在這次恐怖襲擊中是純粹的無辜受害者。”
　　這次恐怖襲擊也會對民意有影響﹐讓一般人認識到反恐不再只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事情。“群情激憤對政策制定者會有影響。現在隨著全球化的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和開放﹐出國的人越來越多﹐中國人成為恐怖活動的受害者機率也增大﹐加上恐怖分子對北京奧運會期間的威脅﹐都對中國的反恐怖政策﹑決心﹑態度和力度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黃靖指出。
國際反恐合作
中國央行副行長項俊波在9月22日透露﹐中國已經完成反恐怖法草案大綱的起草工作。據悉﹐這部法律將明確訂立中國反恐的基本原則﹐規定反恐工作的負責機構及職責權限﹐界定哪些行為屬于恐怖犯罪﹐同時還將明確中國防范恐怖犯罪應採取的措施﹐使司法機關和執法部門有法可依。
“反恐怖法將會對國內反恐怖主義行動和國際反恐合作提供法律依據。”黃靖說﹐“中國的反恐策略除了要確認恐怖主義是對人類的殺戮行為﹐認清恐怖組織的全球性以外﹐也要將恐怖活動與國家活動分開。中國不能象美國那樣﹐將所謂庇護恐怖分子的國家也當成敵人。”
“鑒于恐怖組織的日益國際化﹐金融體系的全球一體化﹐中國應當加強國際反恐情報共享﹐控制恐怖分子的財源和資金流動。因為中國對銀行監控較嚴﹐這點操作起來比較容易。”
反恐怖是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不是單邊行動的根據。美國是恐怖主義的最大受害者﹐但並不是指美國可以採取任何單邊行動﹐為所欲為。黃靖指出﹐“反恐需合作協商解決。”
“中國仍將會通過如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區域性組織進行反恐。”包瑞嘉指強調。
2001年6月﹐中﹑俄等6國元首就在中國上海舉行會議﹐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共同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建立了實質性反恐怖多邊合作機制。2002年6月7日﹐中國又與俄羅斯等5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于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為各方更加堅決有力地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提供了有效手段。
包瑞嘉最後不忘對現在中國國內的反恐氛圍做出提醒。“雖然上星期接連有兩次針對美國在華利益的可能發動恐怖行動的警告（一次是在北京﹐一次是在廣州）﹐但讓我感覺奇怪的是﹐在機場和火車站的安全檢查一點沒有明顯加強。上星期四﹐我在北京上火車的時候﹐沒有人查看或用X光機檢測我的手提行李。後來我飛去上海的時候甚而沒有人查我的護照。”《華盛頓觀察》周刊粟德金
  



　　“我不認為三名中國上校在約旦遇難會對中國反恐政策有明顯的影響。只有恐怖襲擊發生在中國或中國駐外使館﹐中國才會加大反恐力度和決心﹐否則中國反恐仍然會保持低調﹐不會輕易出境行動。”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政治系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包瑞嘉（Richard Baum）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2005年11月9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了恐怖爆炸事件。應約旦皇家國防學院邀請訪約的中國國防大學的學員代表團三名成員不幸遇難。這三人是總後勤部衛生部藥品器材局副局長潘偉﹑總政治部張康平大校﹑軍委辦公廳秘書局正師級秘書孫靖波。這使得在海外恐怖事件中遇難的中國公民人數上升到29名（不含18名在9.11事件中遇難的中國人）。11月12日﹐由國防大學副校長趙剛中將率領善後工作組乘專機返京時﹐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梁光烈前往機場迎接。
　　和平發展是主流
　　“中國現在專心推進和平發展﹐反恐不是中國政策和外交的主流。”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黃靖博士告訴《華盛頓觀察》周刊﹐“正像胡錦濤所說﹐中國國內正面臨很多問題﹐反恐不會象美國那樣被當成頭等大事來抓。中國反恐沒有歷史包袱﹐中國沒有殖民歷史﹐較少宗教沖突﹐因而反恐的打擊范圍小﹐目標少﹐主要針對刑事案﹐因此這不會是中國的工作重點。”
　　他進一步解釋說﹕“中國因在軍事﹑政治上的全球影響力（global reach）有限﹐對打擊境外的恐怖活動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對境外恐怖分子採取的一直是積極防御的守勢。這次軍方損失了三名高級軍官後﹐中國是否在外交﹑軍事政策上有轉變﹐變得更主動﹐加大反恐力度﹐採取現發制人的策略﹐打擊對中國有明顯威脅的境外恐怖分子﹐還有待觀察。”
　　　不過他指出﹐即便恐怖集團為誤傷國防大學學員向中國道歉﹐中國也不會接受。一是人命關天﹐中國軍方不會讓其三位有前途的軍官白白犧牲﹔二是國防大學代表團在約旦絕不是觀光﹐而是有其軍事使命的。
　　不管是口誅筆伐﹐還是真槍實彈﹐黃靖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有義務﹐也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反對恐怖主義。
　　“中國身受恐怖主義的威脅﹐因此反恐符合自身的利益﹔另外﹐反恐也符合中國和美國的共同利益﹐對推動中美關系有助益。”黃靖說﹐“由中國對恐怖分子進行討伐﹐將會更孤立恐怖分子﹐讓他們更難為自己辯護。因為中國不像美國﹐與恐怖分子沒有宿怨﹐在這次恐怖襲擊中是純粹的無辜受害者。”
　　這次恐怖襲擊也會對民意有影響﹐讓一般人認識到反恐不再只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事情。“群情激憤對政策制定者會有影響。現在隨著全球化的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和開放﹐出國的人越來越多﹐中國人成為恐怖活動的受害者機率也增大﹐加上恐怖分子對北京奧運會期間的威脅﹐都對中國的反恐怖政策﹑決心﹑態度和力度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黃靖指出。
國際反恐合作
中國央行副行長項俊波在9月22日透露﹐中國已經完成反恐怖法草案大綱的起草工作。據悉﹐這部法律將明確訂立中國反恐的基本原則﹐規定反恐工作的負責機構及職責權限﹐界定哪些行為屬于恐怖犯罪﹐同時還將明確中國防范恐怖犯罪應採取的措施﹐使司法機關和執法部門有法可依。
“反恐怖法將會對國內反恐怖主義行動和國際反恐合作提供法律依據。”黃靖說﹐“中國的反恐策略除了要確認恐怖主義是對人類的殺戮行為﹐認清恐怖組織的全球性以外﹐也要將恐怖活動與國家活動分開。中國不能象美國那樣﹐將所謂庇護恐怖分子的國家也當成敵人。”
“鑒于恐怖組織的日益國際化﹐金融體系的全球一體化﹐中國應當加強國際反恐情報共享﹐控制恐怖分子的財源和資金流動。因為中國對銀行監控較嚴﹐這點操作起來比較容易。”
反恐怖是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不是單邊行動的根據。美國是恐怖主義的最大受害者﹐但並不是指美國可以採取任何單邊行動﹐為所欲為。黃靖指出﹐“反恐需合作協商解決。”
“中國仍將會通過如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區域性組織進行反恐。”包瑞嘉指強調。
2001年6月﹐中﹑俄等6國元首就在中國上海舉行會議﹐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共同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建立了實質性反恐怖多邊合作機制。2002年6月7日﹐中國又與俄羅斯等5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于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為各方更加堅決有力地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提供了有效手段。
包瑞嘉最後不忘對現在中國國內的反恐氛圍做出提醒。“雖然上星期接連有兩次針對美國在華利益的可能發動恐怖行動的警告（一次是在北京﹐一次是在廣州）﹐但讓我感覺奇怪的是﹐在機場和火車站的安全檢查一點沒有明顯加強。上星期四﹐我在北京上火車的時候﹐沒有人查看或用X光機檢測我的手提行李。後來我飛去上海的時候甚而沒有人查我的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