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才有引咎辞职

信息公开才有引咎辞职

● 林金芳（南昌）
　　中国松花江发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解振华辞职，再次引发了中国公众对“引咎”这一话题的讨论。有人撰文指出，这表明“官员问责制”越来越健全。笔者以为，这无关制度。
　　“引咎”，《辞海》解释为“由自己承担错误的责任”，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北周·周武帝纪》：“公卿各引咎自责”。“辞职”，作为引咎自责的最严厉形式，不但是基于行政伦理判断的一种自我归责，是道德自律的表现，其实更是权力制约机制和舆论自由语境下对官员责任的放大。在守法的基础上，它对官员提出了更高道德要求的同时，也对“引咎辞职”的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其他国家，高官“引咎辞职”的案例并不少见，甚至有因重大事故而迫使政府内阁集体辞职的。但是，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除了因纪律处分被革职之外，似乎未闻有“引咎辞职”者。
　　难道是中国的官员缺乏道德自律吗？当然不是。
　　于是，有些人想到了制度，认为“官员问责制”不完善是“引咎辞职”的最大障碍，这几乎是近年来许多“专家”的思维惯性。其实，“引咎辞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习惯，至多只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却决不是“制度”。
必须让民众表达意见
　　《法国公务员总章程》、《联邦德国官员法》、《法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虽然有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但均没有“引咎辞职”的条款。
　　相比之下，中国这方面的规定似乎很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各个省市地方出台的种种内容相仿的《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以及禁令，可以说数不胜数。
　　2001年，重庆甚至还弄了一个“通知”，规定一年内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二次，或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一次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分管领导要引咎辞职。这种指标性“引咎辞职”，与其说是“引咎”，倒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辞退”。
　　引咎辞职，当然也是迫于压力，但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却是“引咎与否”的分水岭。如果官员引咎，是迫于上级领导和组织的压力，这不是真正的引咎。真正的引咎，笔者以为，应该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就比如说解振华，他的引咎辞职，是迫于松花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因此，要使引咎辞职走向“常态”，需要下苦功夫的，倒不是从什么“引咎制度”下手――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引咎制度”都处于“形式”状态。最重要的是，要使政府信息公开，民众言论得到充分表达。
·作者任教于中国江西省某大学信息公开才有引咎辞职

● 林金芳（南昌）
　　中国松花江发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解振华辞职，再次引发了中国公众对“引咎”这一话题的讨论。有人撰文指出，这表明“官员问责制”越来越健全。笔者以为，这无关制度。
　　“引咎”，《辞海》解释为“由自己承担错误的责任”，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北周·周武帝纪》：“公卿各引咎自责”。“辞职”，作为引咎自责的最严厉形式，不但是基于行政伦理判断的一种自我归责，是道德自律的表现，其实更是权力制约机制和舆论自由语境下对官员责任的放大。在守法的基础上，它对官员提出了更高道德要求的同时，也对“引咎辞职”的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其他国家，高官“引咎辞职”的案例并不少见，甚至有因重大事故而迫使政府内阁集体辞职的。但是，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除了因纪律处分被革职之外，似乎未闻有“引咎辞职”者。
　　难道是中国的官员缺乏道德自律吗？当然不是。
　　于是，有些人想到了制度，认为“官员问责制”不完善是“引咎辞职”的最大障碍，这几乎是近年来许多“专家”的思维惯性。其实，“引咎辞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习惯，至多只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却决不是“制度”。
必须让民众表达意见
　　《法国公务员总章程》、《联邦德国官员法》、《法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虽然有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但均没有“引咎辞职”的条款。
　　相比之下，中国这方面的规定似乎很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各个省市地方出台的种种内容相仿的《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以及禁令，可以说数不胜数。
　　2001年，重庆甚至还弄了一个“通知”，规定一年内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二次，或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一次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分管领导要引咎辞职。这种指标性“引咎辞职”，与其说是“引咎”，倒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辞退”。
　　引咎辞职，当然也是迫于压力，但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却是“引咎与否”的分水岭。如果官员引咎，是迫于上级领导和组织的压力，这不是真正的引咎。真正的引咎，笔者以为，应该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就比如说解振华，他的引咎辞职，是迫于松花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因此，要使引咎辞职走向“常态”，需要下苦功夫的，倒不是从什么“引咎制度”下手――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引咎制度”都处于“形式”状态。最重要的是，要使政府信息公开，民众言论得到充分表达。
·作者任教于中国江西省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