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学森归国50年（图）

纪念钱学森归国50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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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航天报11月11日报道】




功勋卓著 风范永存——纪念钱学森归国50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 张庆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殷兴良

2005年10月8日，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归国50周年的纪念日。
　　
50年前，钱学森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冲破重重阻力，横渡万里大洋，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从此，他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满腔热忱地投身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这一宏图伟业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他的归国，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起步点。从那时起，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令世人惊诧的勇气和毅力，从一片空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创造了一个个永垂青史的人间奇迹。
　　
今天，在神舟六号飞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活动的成功喜悦之时，我们回顾钱学森归国后的辉煌贡献，赞扬他的历史功绩，弘扬他的爱国情怀，学习他的科学精神，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祝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钱学森的归国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和起步奠定了基础
　　
中国航天与钱学森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钱学森的归国直接推动了中国航天的起步，成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半个世纪前，新中国刚刚建立几个年头，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工业水平很低，连卡车都不能生产，人才更是奇缺。在如此积贫积弱的国情下，想要创建和发展具有现代化、高科技水平的航天工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千方百计帮助钱学森归国，把这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航天事业的创建，“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推翻三座大山后站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腰杆子硬起来的愿望。
　　
钱学森归国前，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20年，这期间，他在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航空工程、物理力学、工程控制论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杰出贡献，他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有深厚造诣，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并直接参与了美国空军未来的远景战略规划，回国前他已经是集航空与航天科技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科学管理于一身的世界级大科学家。
　　
如此重要的地位和身份，并没有淡漠他对新生祖国的赤子之情。他身在海外，心向祖国。在美国，他一不存款、二不入股、三不买保险，作好了随时返回新中国的准备。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到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后来他受到美国政府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扣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1955年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归国仅4个月，也就是1956年2月，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深厚的知识底蕴、丰富的科研阅历，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分别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彭德怀等几位元帅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我国自己的导弹与航天工业。此时正是新中国初创时期，人们普遍不了解导弹，对于要不要发展导弹以及能不能发展导弹存在着疑虑和争论。钱学森以他真知灼见的分析，统一了大家对导弹的认识。他不仅高瞻远瞩地勾画了我国导弹航天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而且令人信服地指出可行的实施方案。由于他具有卓越的智慧和工程实践经验，他起草的《意见书》既高屋建瓴又具体详实，从发展计划到具体措施，从组织方案到人力物力，从预先研究到研制试验，具有很强的顶层设计指导性和微观层面的可操作性。因此，他的意见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很快于1956年10月8日，也就是他归国的第二年，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他为院长。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为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了受人欺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抗争的公开宣言。钱学森亲笔撰写了中国航天的第一本教科书《导弹概论》，拉开了大写春秋的舞台帷幕，满怀信心地为中华民族成就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他以渊博的学识、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在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而他被人们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航天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实力。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中国航天事业经历了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时期，迄今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具备了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体系，形成了导弹、火箭、卫星、飞船、探测器五大领域全面发展的格局。我国不但能够研制和发射各种战术战略导弹，发射和运行各类卫星，还圆满发射了神舟载人飞船，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我国在卫星回收技术、一箭多星技术、低温推进剂火箭技术、捆绑火箭技术、静止轨道卫星发射与测控技术和卫星公用平台技术等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掌握核技术、导弹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　　
　　
二、钱学森为中国航天指出了正确的技术发展道路
　　
中国航天事业创业初期，中央制订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正确的方针；聂荣臻元帅提出了导弹技术从仿制到独立设计的发展思路。根据中央的方针，钱学森在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之初，为尽早实现独立研制这一目标，确定了正确的技术发展之路。他提出将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分为从事长远及基本研究的机构、设计研究机构以及一系列生产工厂三个部分。他尤其重视预研工作，强调为进入型号研制储备足够的技术，为研制后续型号打下基础。他亲自抓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并特别重视设计研制队伍的培养，常常亲自向技术人员讲解导弹理论。他常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队伍，不搞科研，只搞生产，那就只能仿制。因此，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院开始，经过几年建设，我国迅速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能攻坚克难的科研队伍。在钱学森打下的基础上，航天科技工业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抓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的建设。直到今天，加强科研与创新、重视科研队伍的培养建设，一直是航天工业保持的优良传统，而当时形成的预研一批、研制一批、生产一批的“三步棋”指导思想，仍然在指导着我们的工作。
　　
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随后在钱学森的主持下，我国开始制订导弹武器的长远发展规划。钱学森坚持结合我国国情，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他通过广泛的民主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地地导弹“八年四弹”发展规划，确定从1964年至1972年循序渐进、稳步研制4种导弹：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发展之路，这个计划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干扰，但它最终的成功实施，为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带来了飞越，在技术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早在我国1965年开始研制人造卫星之前，钱学森就提出了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顶层设计方案。20世纪50年代他已开始人造卫星的探索工作，并安排了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研制计划，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发射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1964年，当我国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发射后，钱学森认为我国发射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特别是有了比较合适的运载工具。于是，他在1965年1月正式向国家建议，尽早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研制发展计划。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我国卫星研制的“651工程”开始启动。在发展卫星的技术道路上，钱学森坚持利用已有的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技术基础，提出将两者结合起来组成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降低了成本。1970年，我国首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证明了这一技术路线的正确性。
　　
1968年2月，钱学森受命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此时，我国的卫星事业正面临着卫星研制与应用如何发展的战略问题。钱学森明确指出，卫星的重点是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兼顾空间探索，因此发展的重点是应用卫星，并提出了“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的技术发展步骤。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制订了“三星规划”，即首先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其次将返回式卫星列为重点进行发展，然后再发展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发展战略。做出这个决策，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更需要过人的智慧和胆略。至今，除了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能搞返回式卫星。这条技术发展路线使我国的卫星事业在较短的时间里，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为以后的发展、特别是载人航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在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奠定的基础上，中国的航天事业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当前，中国航天不仅服务于国防建设，而且转向了国民经济主战场，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直接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在经济、信息、教育、科研、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用卫星已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新兴产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又一巨大力量。
　　
三、钱学森引领中国航天人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制度
　　
导弹与航天型号的研制，技术复杂，参与人多，涉及面宽，协调性强，因此组织与管理工作非常重要。钱学森根据长期的工作实践，强调按系统分层次，把各个环节严密地组织起来。在这套严密的组织中，他首先强调抓总体，抓总体设计部的工作，以便从总体优化的角度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加以协调；其次，他强调导弹与航天型号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用“系统”概念将设计、研制和生产工作组织起来。钱学森用了很大精力抓科研工作的管理，在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就制订了我国导弹研制的管理流程，对产品设计及其审查验证、数据准确性鉴定、设计和生产的质量管理、人员和物资管理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大大增强了研制工作相互间的协调性，提高了研制速度和质量。钱学森强调总体和系统工程的思想，对推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航天队伍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这一思想仍然指导着我们的航天科研管理工作，并形成了我国航天科研管理的突出特点。
　　
航天产品的质量事关国家地位和形象，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也事关航天事业的发展，因此，航天质量问题不但是技术问题，也是事关政治的大问题。航天事业创业初期，在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积极倡导下，航天人树立起“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的“三严”作风。钱学森在长期的科研生产实践中，运用系统工程思想，从研制生产的源头紧抓质量问题。他以身作则，用严慎细实的治学态度，对试验中出现的每一个细小问题都极为认真地对待，不允许有丝毫疏忽。同时，他在科研管理方面，要求建立技术责任制，明确总设计师和各级设计师的职责，并制订了严格的研制程序和工作制度。在思想方面，要求每一名研究试验人员确立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不放过试验中出现的任何一点差错。在一次科研试验失败后，钱学森带领大家查思想、查作风、查管理、查技术，他系统化、科学化的故障分析方法已演化为如今我们航天人必须恪守的技术归零和管理归零的“双五条归零”标准 。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们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和工作准绳。
　　
1966年，周恩来总理针对航天型号技术复杂、质量与可靠性要求高的特点，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几十年来，周总理提出、钱学森身体力行的“十六字方针”，一直作为航天工业科研生产及质量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几代航天人的座右铭，并形成了具有中国航天特色的质量管理办法和质量管理体系。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留给我们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它的深刻内涵在新的形势下，结合航天产品研制生产的新任务，正在得到传承和弘扬。
　　
钱学森曾满怀深情地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在归国的50年中，钱学森把他的热血和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中。如今，虽然他已94岁高龄，但仍然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盛赞我国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伟大壮举，并殷切希望21世纪的中国航天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强盛，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钱学森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他是深受我们航天人爱戴和敬重的人民科学家，是我们航天人学习的崇高榜样。
　　
我们要学习钱学森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一生以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治学严谨的科学精神，严谨务实的学风与品格；学习他淡泊名利、有功不居、宁静致远的博大胸怀；学习他勇于探索，坚韧不拔的开拓创新精神；学习他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赤子情怀和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
　　
当前，我国航天事业正处在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学习钱学森，就是要在具体的工作中，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加倍努力工作，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完）纪念钱学森归国50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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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航天报11月11日报道】




功勋卓著 风范永存——纪念钱学森归国50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 张庆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殷兴良

2005年10月8日，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归国50周年的纪念日。
　　
50年前，钱学森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冲破重重阻力，横渡万里大洋，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从此，他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满腔热忱地投身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这一宏图伟业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他的归国，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起步点。从那时起，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令世人惊诧的勇气和毅力，从一片空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创造了一个个永垂青史的人间奇迹。
　　
今天，在神舟六号飞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活动的成功喜悦之时，我们回顾钱学森归国后的辉煌贡献，赞扬他的历史功绩，弘扬他的爱国情怀，学习他的科学精神，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祝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钱学森的归国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和起步奠定了基础
　　
中国航天与钱学森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钱学森的归国直接推动了中国航天的起步，成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半个世纪前，新中国刚刚建立几个年头，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工业水平很低，连卡车都不能生产，人才更是奇缺。在如此积贫积弱的国情下，想要创建和发展具有现代化、高科技水平的航天工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千方百计帮助钱学森归国，把这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航天事业的创建，“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推翻三座大山后站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腰杆子硬起来的愿望。
　　
钱学森归国前，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20年，这期间，他在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航空工程、物理力学、工程控制论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杰出贡献，他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有深厚造诣，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并直接参与了美国空军未来的远景战略规划，回国前他已经是集航空与航天科技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科学管理于一身的世界级大科学家。
　　
如此重要的地位和身份，并没有淡漠他对新生祖国的赤子之情。他身在海外，心向祖国。在美国，他一不存款、二不入股、三不买保险，作好了随时返回新中国的准备。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到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后来他受到美国政府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扣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1955年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归国仅4个月，也就是1956年2月，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深厚的知识底蕴、丰富的科研阅历，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分别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彭德怀等几位元帅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我国自己的导弹与航天工业。此时正是新中国初创时期，人们普遍不了解导弹，对于要不要发展导弹以及能不能发展导弹存在着疑虑和争论。钱学森以他真知灼见的分析，统一了大家对导弹的认识。他不仅高瞻远瞩地勾画了我国导弹航天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而且令人信服地指出可行的实施方案。由于他具有卓越的智慧和工程实践经验，他起草的《意见书》既高屋建瓴又具体详实，从发展计划到具体措施，从组织方案到人力物力，从预先研究到研制试验，具有很强的顶层设计指导性和微观层面的可操作性。因此，他的意见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很快于1956年10月8日，也就是他归国的第二年，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他为院长。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为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了受人欺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抗争的公开宣言。钱学森亲笔撰写了中国航天的第一本教科书《导弹概论》，拉开了大写春秋的舞台帷幕，满怀信心地为中华民族成就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他以渊博的学识、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在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而他被人们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航天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实力。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中国航天事业经历了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时期，迄今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具备了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体系，形成了导弹、火箭、卫星、飞船、探测器五大领域全面发展的格局。我国不但能够研制和发射各种战术战略导弹，发射和运行各类卫星，还圆满发射了神舟载人飞船，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我国在卫星回收技术、一箭多星技术、低温推进剂火箭技术、捆绑火箭技术、静止轨道卫星发射与测控技术和卫星公用平台技术等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掌握核技术、导弹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　　
　　
二、钱学森为中国航天指出了正确的技术发展道路
　　
中国航天事业创业初期，中央制订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正确的方针；聂荣臻元帅提出了导弹技术从仿制到独立设计的发展思路。根据中央的方针，钱学森在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之初，为尽早实现独立研制这一目标，确定了正确的技术发展之路。他提出将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分为从事长远及基本研究的机构、设计研究机构以及一系列生产工厂三个部分。他尤其重视预研工作，强调为进入型号研制储备足够的技术，为研制后续型号打下基础。他亲自抓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并特别重视设计研制队伍的培养，常常亲自向技术人员讲解导弹理论。他常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队伍，不搞科研，只搞生产，那就只能仿制。因此，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院开始，经过几年建设，我国迅速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能攻坚克难的科研队伍。在钱学森打下的基础上，航天科技工业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抓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的建设。直到今天，加强科研与创新、重视科研队伍的培养建设，一直是航天工业保持的优良传统，而当时形成的预研一批、研制一批、生产一批的“三步棋”指导思想，仍然在指导着我们的工作。
　　
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随后在钱学森的主持下，我国开始制订导弹武器的长远发展规划。钱学森坚持结合我国国情，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他通过广泛的民主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地地导弹“八年四弹”发展规划，确定从1964年至1972年循序渐进、稳步研制4种导弹：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发展之路，这个计划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干扰，但它最终的成功实施，为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带来了飞越，在技术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早在我国1965年开始研制人造卫星之前，钱学森就提出了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顶层设计方案。20世纪50年代他已开始人造卫星的探索工作，并安排了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研制计划，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发射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1964年，当我国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发射后，钱学森认为我国发射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特别是有了比较合适的运载工具。于是，他在1965年1月正式向国家建议，尽早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研制发展计划。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我国卫星研制的“651工程”开始启动。在发展卫星的技术道路上，钱学森坚持利用已有的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技术基础，提出将两者结合起来组成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降低了成本。1970年，我国首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证明了这一技术路线的正确性。
　　
1968年2月，钱学森受命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此时，我国的卫星事业正面临着卫星研制与应用如何发展的战略问题。钱学森明确指出，卫星的重点是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兼顾空间探索，因此发展的重点是应用卫星，并提出了“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的技术发展步骤。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制订了“三星规划”，即首先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其次将返回式卫星列为重点进行发展，然后再发展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发展战略。做出这个决策，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更需要过人的智慧和胆略。至今，除了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能搞返回式卫星。这条技术发展路线使我国的卫星事业在较短的时间里，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为以后的发展、特别是载人航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在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奠定的基础上，中国的航天事业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当前，中国航天不仅服务于国防建设，而且转向了国民经济主战场，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直接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在经济、信息、教育、科研、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用卫星已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新兴产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又一巨大力量。
　　
三、钱学森引领中国航天人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制度
　　
导弹与航天型号的研制，技术复杂，参与人多，涉及面宽，协调性强，因此组织与管理工作非常重要。钱学森根据长期的工作实践，强调按系统分层次，把各个环节严密地组织起来。在这套严密的组织中，他首先强调抓总体，抓总体设计部的工作，以便从总体优化的角度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加以协调；其次，他强调导弹与航天型号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用“系统”概念将设计、研制和生产工作组织起来。钱学森用了很大精力抓科研工作的管理，在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就制订了我国导弹研制的管理流程，对产品设计及其审查验证、数据准确性鉴定、设计和生产的质量管理、人员和物资管理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大大增强了研制工作相互间的协调性，提高了研制速度和质量。钱学森强调总体和系统工程的思想，对推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航天队伍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这一思想仍然指导着我们的航天科研管理工作，并形成了我国航天科研管理的突出特点。
　　
航天产品的质量事关国家地位和形象，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也事关航天事业的发展，因此，航天质量问题不但是技术问题，也是事关政治的大问题。航天事业创业初期，在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积极倡导下，航天人树立起“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的“三严”作风。钱学森在长期的科研生产实践中，运用系统工程思想，从研制生产的源头紧抓质量问题。他以身作则，用严慎细实的治学态度，对试验中出现的每一个细小问题都极为认真地对待，不允许有丝毫疏忽。同时，他在科研管理方面，要求建立技术责任制，明确总设计师和各级设计师的职责，并制订了严格的研制程序和工作制度。在思想方面，要求每一名研究试验人员确立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不放过试验中出现的任何一点差错。在一次科研试验失败后，钱学森带领大家查思想、查作风、查管理、查技术，他系统化、科学化的故障分析方法已演化为如今我们航天人必须恪守的技术归零和管理归零的“双五条归零”标准 。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们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和工作准绳。
　　
1966年，周恩来总理针对航天型号技术复杂、质量与可靠性要求高的特点，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几十年来，周总理提出、钱学森身体力行的“十六字方针”，一直作为航天工业科研生产及质量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几代航天人的座右铭，并形成了具有中国航天特色的质量管理办法和质量管理体系。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留给我们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它的深刻内涵在新的形势下，结合航天产品研制生产的新任务，正在得到传承和弘扬。
　　
钱学森曾满怀深情地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在归国的50年中，钱学森把他的热血和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中。如今，虽然他已94岁高龄，但仍然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盛赞我国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伟大壮举，并殷切希望21世纪的中国航天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强盛，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钱学森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他是深受我们航天人爱戴和敬重的人民科学家，是我们航天人学习的崇高榜样。
　　
我们要学习钱学森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一生以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治学严谨的科学精神，严谨务实的学风与品格；学习他淡泊名利、有功不居、宁静致远的博大胸怀；学习他勇于探索，坚韧不拔的开拓创新精神；学习他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赤子情怀和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
　　
当前，我国航天事业正处在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学习钱学森，就是要在具体的工作中，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加倍努力工作，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