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岳飞与绍兴十年的北伐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7 01:08:36

绍兴十年（1140年），普通的一年，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金国主战派重新掌权，撕毁绍兴九年的和议，发兵南下，金宋两国在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展开生死大战。为反击金军进攻，宋军五路兴兵，北进中原，战果颇丰，其中岳家军更是连战皆捷，进抵距北宋旧都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金国“自燕以南，号令不行”，大宋中兴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宋高宗一日十二面金牌，将南宋上下“收拾旧山河”的美梦击得粉碎，岳飞被迫收兵南返，留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喟叹。千百年来，这次“虎头蛇尾”的北伐令无数豪杰扼腕，也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
顺昌之围与岳飞北伐
　　绍兴九年（1139年），金宋达成和议，金国将陕西、河南归还南宋，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因此爆发激烈冲突。主和派完颜昌（挞懒）、宗磐、宗隽在斗倒宗翰一派后也失了势，完颜昌被贬为燕京行台左丞，在金熙宗完颜亶的支持下，女真贵族中最坚定的主战派宗弼（也就是兀术）和宗斡重掌朝政。宗弼晋封都元帅、越国王，仍领行台尚书；宗斡晋封太师，梁宋国王，仍领三省事；很快，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被处死，大权在握的宗弼被金熙宗授予全权，“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对于绍兴九年的和议，宗弼和宗斡原也赞同，但议和的基础却是反对归还河南、陕西，因此当初宗弼交割土地，率大军渡河返祁州（今河南安国），从汴京移镇河北大名时，就深以为恨，如今重掌大权，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经过激烈讨论，金国主政大臣达成了统一意见，认为：“赵构蒙恩再造，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5月，金熙宗颁诏，命宗弼的都元帅府兴师问罪，尽复疆土。
　　当时，宗弼因降将郦琼对南宋情况比较了解，问计于他，郦琼答道：
　　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
　　宗弼闻言大喜，于是四路兴兵、败盟南下，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喝侵陕西，李成攻西京，宗弼自己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率领孔彦舟、郦琼等将及精兵10万直趋汴京，旬日之间，尽复河南故地。宗弼以战胜之威，继续进兵攻宋淮南之地。金军游骑先抵顺昌（今安徽阜阳），接着龙虎大王等人率前锋3万人“并至城下”，攻之不克。5月25日，宗弼亲率大军抵达，见城墙简陋，十分轻视，下令包围攻击，南宋名将－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1.8万人闭城坚守，经数日激战，屡败金军，宗弼被迫退返汴京，“自是不复出”。
　　顺昌围急时，宋廷曾命张俊率军救援，韩世忠以轻骑取宿州，岳飞派骑兵到光、蔡、陈、许诸州相机策应，以钳制金军主力；宗弼退兵后，各路宋军相继转入反击。宋高宗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张俊为淮西宣抚使；岳飞为京湖、京西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刘锜为沿淮制置使；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各率所部分道出击。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一代名将岳飞迎来了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在顺昌之围期间，一向主战的岳飞，所作所为却令人费解：
　　上文提到，5月下旬，宋高宗就在诏书中命岳飞出兵驰援顺昌，但岳飞却没有奉诏，反而求“赴行在”，面陈机密，宋高宗不准，再次颁诏给岳飞：
　　览卿来奏，欲赴行在，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虑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佇也，遣此亲札，想宜休悉。
　　可是，岳家军还是没有动静，6月1日，南宋朝廷又特授岳飞为“少保”，加食邑700户，以示鼓励，6月6日，宋高宗再下诏书，命岳飞“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语气中已有责备之意，但岳飞原有“目疾”，此时又患“寒嗽”，因此还是迟至6月11日才从鄂州出师，但也只是以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背嵬军、游奕军骑兵出光州北上，岳家军主力仍未出发，与此相反，时驻襄阳的岳飞“复请诣行在所，面陈机密，”宋高宗仍不同意，命岳飞“疾速起发，……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
绍兴十年（1140年），普通的一年，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金国主战派重新掌权，撕毁绍兴九年的和议，发兵南下，金宋两国在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展开生死大战。为反击金军进攻，宋军五路兴兵，北进中原，战果颇丰，其中岳家军更是连战皆捷，进抵距北宋旧都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金国“自燕以南，号令不行”，大宋中兴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宋高宗一日十二面金牌，将南宋上下“收拾旧山河”的美梦击得粉碎，岳飞被迫收兵南返，留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喟叹。千百年来，这次“虎头蛇尾”的北伐令无数豪杰扼腕，也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
顺昌之围与岳飞北伐
　　绍兴九年（1139年），金宋达成和议，金国将陕西、河南归还南宋，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因此爆发激烈冲突。主和派完颜昌（挞懒）、宗磐、宗隽在斗倒宗翰一派后也失了势，完颜昌被贬为燕京行台左丞，在金熙宗完颜亶的支持下，女真贵族中最坚定的主战派宗弼（也就是兀术）和宗斡重掌朝政。宗弼晋封都元帅、越国王，仍领行台尚书；宗斡晋封太师，梁宋国王，仍领三省事；很快，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被处死，大权在握的宗弼被金熙宗授予全权，“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对于绍兴九年的和议，宗弼和宗斡原也赞同，但议和的基础却是反对归还河南、陕西，因此当初宗弼交割土地，率大军渡河返祁州（今河南安国），从汴京移镇河北大名时，就深以为恨，如今重掌大权，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经过激烈讨论，金国主政大臣达成了统一意见，认为：“赵构蒙恩再造，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5月，金熙宗颁诏，命宗弼的都元帅府兴师问罪，尽复疆土。
　　当时，宗弼因降将郦琼对南宋情况比较了解，问计于他，郦琼答道：
　　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
　　宗弼闻言大喜，于是四路兴兵、败盟南下，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喝侵陕西，李成攻西京，宗弼自己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率领孔彦舟、郦琼等将及精兵10万直趋汴京，旬日之间，尽复河南故地。宗弼以战胜之威，继续进兵攻宋淮南之地。金军游骑先抵顺昌（今安徽阜阳），接着龙虎大王等人率前锋3万人“并至城下”，攻之不克。5月25日，宗弼亲率大军抵达，见城墙简陋，十分轻视，下令包围攻击，南宋名将－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1.8万人闭城坚守，经数日激战，屡败金军，宗弼被迫退返汴京，“自是不复出”。
　　顺昌围急时，宋廷曾命张俊率军救援，韩世忠以轻骑取宿州，岳飞派骑兵到光、蔡、陈、许诸州相机策应，以钳制金军主力；宗弼退兵后，各路宋军相继转入反击。宋高宗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张俊为淮西宣抚使；岳飞为京湖、京西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刘锜为沿淮制置使；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各率所部分道出击。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一代名将岳飞迎来了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在顺昌之围期间，一向主战的岳飞，所作所为却令人费解：
　　上文提到，5月下旬，宋高宗就在诏书中命岳飞出兵驰援顺昌，但岳飞却没有奉诏，反而求“赴行在”，面陈机密，宋高宗不准，再次颁诏给岳飞：
　　览卿来奏，欲赴行在，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虑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佇也，遣此亲札，想宜休悉。
　　可是，岳家军还是没有动静，6月1日，南宋朝廷又特授岳飞为“少保”，加食邑700户，以示鼓励，6月6日，宋高宗再下诏书，命岳飞“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顷刻住滞”，语气中已有责备之意，但岳飞原有“目疾”，此时又患“寒嗽”，因此还是迟至6月11日才从鄂州出师，但也只是以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背嵬军、游奕军骑兵出光州北上，岳家军主力仍未出发，与此相反，时驻襄阳的岳飞“复请诣行在所，面陈机密，”宋高宗仍不同意，命岳飞“疾速起发，……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认为，岳飞进军迟缓，是因为文书在递送中出现延误，这种说法恐不成立。《武经总要·行军约束》有云：“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一日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梦溪笔谈》也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可见，宋高宗与岳飞文书往来，应用急脚递，襄阳距鄂州3200里，“急脚递”8日可到，所谓文书延误的说法应不成立。　　6月22日，宋高宗得到顺昌府陈规的奏书，告知岳飞援兵已到，因此在诏书中说了几句“卿忠义许国之诚，嘉叹不已”之类的褒语，其实，宋高宗对岳飞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早在十天前的6月12日，宗弼大军就已从顺昌撤退了，所谓援兵成了马后炮。　　对于这一阶段岳飞屡请“赴行在”的怪异举动，岳珂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言之凿凿，认为岳飞是要与宋高宗商量建储之事，这是令人遗憾的杜撰。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已因建储事开罪宋高宗，双方深存芥蒂，军情紧急之际，岳飞不在前线督战，反而欲赴行在，重提旧事，既不合情理，更几近要胁，绝无此理。　　邓广铭猜测岳飞“欲赴行在”，是要商讨北伐的战略部署，这有可能，但金军此番败盟南下，其志非小，而顺昌地当要冲，一旦城破，淮南顿失屏障，个中利害，以岳飞之明察，焉能不知？岂有迟缓拖延之理？如果担心宗弼围城打援，也可袭“围魏救赵”故智，攻敌所必救，减轻顺昌压力，而岳飞两者皆不取，却要跑到遥远的临安与皇帝面谈，动机着实费解。　　从今天掌握的史料来看，岳飞当时不积极救援顺昌，很可能是出于一种相当复杂的动机，也与他对整个战略形势的误判有关。众所周知，岳飞的夙愿是北伐中原，顺昌既牵制了宗弼主力，张俊、韩世忠又已率兵赴援，金军穷于应付，这样正好给岳家军腾开了进取中原道路，因此岳飞只是以偏师应付诏书，主力仍做进图中原的准备，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此举无异于置顺昌1.8万守军于死地，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在地理位置上，张俊的中护军确实距顺昌稍近，但张俊暴而寡谋、畏敌如虎，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指望他积极救援顺昌，根本不现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6月中，张俊才出兵占领濠州，命统制官赵密经苏村西进，时值涨水，宋军经6昼夜徒涉，方抵宿城，一举败金兵，6月14日，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从寿春出兵趋宿州，夜半破城，金国守将马秦投降，26日，张俊主力进抵亳州，守将郦琼闻讯，弃城而逃。　　此后，宿、亳一带“遇大雨，（宋军）皆坐水中”，张俊斗志顿失，奉派到他军中的枢密承旨周聿与李若虚不同，他劝张俊执行宋高宗“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旨意，张俊自然心领神会，于是留下雄胜军统制官宋超等千人守亳州后，便偕同王德回师庐州了。　　相比张俊，韩世忠的战志当然要坚定得多，当时，他率前护军从楚州出发，占领海州，分兵包围淮阳军，金兵来救，韩世忠败之于加口镇，又遣统制官解元占领谭城，刘宝败金军于千秋湖。不过，韩军围攻淮阳军，屡战不利，统制成闵、许世安等人负伤，师老兵疲，已成强弩之末；这样，真正能够救援顺昌的，其实只剩岳家军了，也正是基于此，岳飞的犹豫才引起种种猜测。　　还有一种可能是，岳飞对情报出现了误判，最初抵达顺昌的金军只有3万多人，而刘锜守军接近2万，八字军又素号善战，岳飞或许认为守住顺昌绰绰有余，因此没有积极出兵救援，而是集中主力，向中原腹心地区进攻。

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种猜测是，岳飞出于个人恩怨，故意不救顺昌。建炎元年，岳飞曾在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麾下任职，当时王彦聚集义军攻陷卫州新乡县，突遭金军数万包围，义军突围溃散。《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这次战役中，岳飞“违公节度，以其所部别为一寨”，后来王彦的军队重新集合，岳飞惧诛，单骑到王彦营中请罪，左右将领劝王彦“斩飞以谢众”，岳飞闻言“惶恐色动”，但王彦以用人之际，人才难得，亲自给岳飞松绑，把酒压惊。这次事件后，岳飞“终不自安，即檄使赴荣河把隘，自尔复睽”。　　10月，王彦率军进入太行山，士兵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八字军”，我们不妨设想，由于在八字军中曾险遭杀身之祸，岳飞可能因此与这支部队结怨，于是才有绍兴十年不救顺昌之举，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缺乏证据的揣测。　　6月19日，也就是顺昌围解后，宋高宗根据形势，制定了反攻战略，在给岳飞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次反攻的期许以及对岳飞的倚重：　　金贼背约，兀术见据东京，刘锜在顺昌，虽屡有捷奏，然孤军不易支吾，已委卿发骑兵策应，计已遣行。续报撒离喝犯同州，郭浩会合诸路，扼其奔冲，卿之一军，与两处形势相撞，况卿忠义谋略，志慕古人，若出锐师邀击其中，左可图复京师，右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卿必已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弃，付此亲札，想宜体悉。　　应该说，诏书对进军的部署写很明确，岳飞正是依据诏书，定下了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这时，岳飞的军队实际上已分为五部分，我们按现代军事战略的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援淮军、挺进军、野战军、主力军和留守部队：　　一、援淮军，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骑兵出光州援顺昌；　　二、挺进军，京东路以李宝、孙彦的部队进行游击，梁兴、赵云和李进各率一军，与别将董荣、牛显和张峪所部一同渡河北上，联络两河义军。　　三、野战军由武赳、郝义率步兵出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吴琦、商州知州邵隆会合，切断宗弼军与正在陕西作战的撒离喝军的联系。　　四、主力军，岳飞本人出平靖关、信阳军，向蔡州攻击，目标直指汴京。　　五、留守部队，驻扎襄阳、鄂州的部队和水军负责江西路江州到江东路池州的江防，保障后方。　　6月22日，宋高宗分遣朝臣携带诏书前往各军主将处，其中司农少卿李若虚赶赴德安（今湖北安陆），与岳飞“计议军事”，他带来宋高宗的旨意：　　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划措置，先入争递奏来，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施设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则彼必猖獗，机会之间，尤宜审处，遣亲札，指不多及。　　在这份诏书中，宋高宗似乎是有条件同意岳飞北伐，但李若虚还带来一份口谕，说 “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当时，岳家军主力既已出发，岳飞认为机不可失，李若虚激于大义，也深表赞成，主动了承担“矫诏之罪”，鼓励岳飞放开手脚，继续完成北伐大业。

在金军方面，宗弼退返汴京后，以昭武大将军韩常守颖昌，翟将军守陈州（淮宁府），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商丘（宋称应天府，金称归德），建立了以颖昌、陈州、商丘为据点的外围防线；宗弼与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完颜宗贤）、镇国大王率主力屯汴京，机动作战；山东方面，金将赤盏晖的部队控制着登、莱、沂、密四州，掩护汴京的侧翼；在豫西，金国的河南尹李成、王胜等人率军驻守西京洛阳、河阳，构成了汴京的西部防线。　　关于岳飞在北伐中的具体战斗过程，前人已有充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岳家军主力的进军路线大致是经德安、平靖关、信阳军北上，直扑蔡州、郾城，整个北伐大约持续了一月时间，从6月底到7月27日岳飞奉诏班师，岳家军与金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交战，所向无敌、连战皆捷，基本实现了岳飞扫清外围，最后会攻汴京的战略计划。　　7月14日颖昌大战后，岳家军乘胜追至距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宗弼亲率10万大军迎战，又被岳飞以背嵬军500骑击败，于是退回汴京固守。朱仙镇大战后的中原战场形势　　朱仙镇战后，中原战场的形势非常微妙，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章中认为：“虏人巢穴尽聚东京，屡战屡奔，锐气沮丧，得间探报，宗弼已尽弃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这种说法表明了岳飞对当时战略形势的观点，但是否符合事实，很值得商榷，金军确实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否已“锐气沮丧”，准备逃走，这缺乏明确的记载可以佐证。　　首先，我们之所以说宗弼主力一败再败，逃回汴京，这主要是基于宋人的记载，《金史》是概不承认的，《宗弼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金史》是元人所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女真人避讳，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说“宗弼再提兵，与宋将岳飞战，连败”，承认了失败，但也没有提到金军陷于瓦解的情况，宇文懋昭是所谓淮西归正士人，习知金国情况，其说或不虚。　　从上述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在宋人记载中空前激烈的所谓郾城大战和颖昌之战，对金人来说，可能还至于伤其原气。金军在汴京周围，仍保有强大兵力，韩常在长葛还有5万兵力，韩世忠围攻淮阳军不克，张俊、王德、杨沂中的主力迁延时日，还在亳州、宿州一带徘徊，商丘仍在金军手中。　　朱仙镇之战，后经文艺作品的演绎，流传众口，但在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史书提及这次战役，因此很可能是出于虚构，既令属实，则宗弼以10万大军出征，虽被岳飞500精骑摧破，但这种小规模战斗，不可能消灭宗弼太多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却有记载表明，当时宗弼不仅不准备放弃汴京，而且颇有故示虚弱、诱敌深入的可能，史载宗弼“与龙虎大王等会于东京，议以为（宋军）诸帅皆易与，独岳飞孤军深入，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也说“方宗弼夜弃京师，将渡河，有太学生扣马谏曰‘愿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宗弼曰‘岳少保以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城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也？’生曰‘不然，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宗弼亦悟其说，乃留居”。在《大金国志》中亦有宗弼“出入许、郑之间，签两河军，与番部凡十余万，以谋再举”的记载，这些史实充分说明金军根本没有北逃的打算。

然而，7月16日，岳飞得知忠义军统制赵俊、乔握坚等人在金军后方攻下赵州后，便高兴地上书宋高宗说“金贼近累败，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过河，唯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南，此正是中兴之时”。显而易见，岳飞把宗弼派遣8000人过河，看成是金军主力即将撤离汴京的征兆，其实从以后的记载看来，宗弼遣兵过河，很可能是为了镇压后方的义军，应是正常的军事部署，岳飞认为金人将遁恐与事实不符。　　当时的中原义兵蜂起，金军处境确实困难，但远没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宗弼在汴京“签军”，无人应募，本是意料中事，应不会影响女真士兵的士气和斗志,《宋史·岳飞传》提到：“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千户高勇之属，皆密爱飞旗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似乎金军内部分崩离析。　　然而，这些记载未必可信，昭武大将军韩常愿内附，岳飞派贾兴与其联系一事，就值得怀疑。韩常，燕山人，是宗弼的腹心将领，累战有功，按《金史·百官志》说法，昭武大将军是正四品武职，官位不低，宗弼的女婿夏金吾也不过是正三品的金吾卫上将军，且韩常又是一员夏侯惇式的勇将，建炎四年的富平大战中，张浚以20万大军包围金兵，“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既出。”以韩常之勇，难以理解他会因暂时的失利而请降于岳飞。　　以往的史料，对于河北义军的战斗力，也作了过高估计。关于这些义军的兵力，其说不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说是四十余万，到了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突然变成了百余万，如此编造夸大史实，几近儿戏。诚然，两河义军牵制了大量金军，金国怀州守将－以“狡黠”著称的乌陵思谋甚至召集父老说“若南宋军来，则不必尔等为计，我当纠率郡人，开门纳王师矣”，但这只是稳定人心的一种权谋，并不代表金国统治已陷于瘫痪，所谓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行”，有些言过其实。　　当时的义军成分复杂、组织松散、装备简陋、互不联系，缺乏统一指挥，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要想攻克金军设防坚固的城市并不容易。如绍兴八年（1138年），忠义军民兵十多万人打着岳飞旗号，围攻郓州，时金国守将完颜昂仅有5000余人，双方相持几天后，占绝对优势的民兵居然攻之不克；此后，民兵又转围邳州，那里的金军只有1000多人，民兵强攻不克，又挖掘地道，都被金军一一挫败，最后金国派来援军，抗金民兵遂一哄而散。　　郓州、邳州位于山东，邻近南宋统治地区，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群众基础相当好，表现尚如此不济，在金军和伪齐政权盘踞多年的中原，情况不问可知。　　对于金宋战争的总体形势，也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诚然，在残酷的战争中，南宋方面成长起了一批以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为代表的名将，不堪一击的情况早成历史，金军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势如破竹。因此，金熙宗后，金军由全线进攻，转为对川陕、河南的重点进攻，也是这种形势的反映，金将韩常承认：“今昔事异，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间事也。”可见，金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如以往，但如果据此就认为南宋政权已具备了彻底收复中原甚至灭金的实力，则未免言过其实，就以这次北伐而论，岳飞虽然屡传捷音，但随着张俊、韩世忠、杨沂中的撤退，岳家军事实上已成孤军，宗弼的主力得以集中对付岳飞，这就使中原战略态势急转直下。　　在今天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岳家军勇往直前，形势一片大好的描述，其实当时的形势对岳家军来说，可谓空前严峻、空前险恶，由于战线过长，岳家军分兵把口，主力已经陷于分散，在《乞刘锜依旧屯顺昌奏》中，岳飞提到“本司所管军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颖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且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七月中旬，岳飞又上奏朝廷，“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言词之恳切，情绪之激动，可见一斑，对此，不少史书都有记载。

例如《宋朝南渡十将传》云：“岳飞军屯颖昌，别军屯郾城，后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等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刘锜。”刘锜手下将领认为“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顾全大局的刘锜认为“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于是分遣别将雷仲、柳倪趋太康县，诸将以为“贼在沙河，而趋太康，非路也”，刘锜料敌如神，告诉诸将“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当夜，宋军进至太康，金军果然闻风遁去，岳家军才得从容撤离。　　当时，刘锜本已奉诏“择利班师”，但他根据战场形势，没有“轻为进止”，只是命左军统制杜玘、右军统制焦文通率军东下镇江，刘锜的军队分为前、后、中、左、右、游奕、选锋七军共1.8万人，除去左右两军后，所余者不过万人，但刘锜不顾兵少力弱，仍果断出兵援助岳飞，足可证明刘锜不愧为名将。　　顺昌围急时，岳飞没有积极救援；岳家军处境危急时，刘锜却不计旧怨，毅然伸出了援手，单凭这一点，刘锜和岳飞的将道高下，可谓云泥立判。岳家军与宗弼军的实力对比　　关于岳家军北伐时的实际兵力，史书一直缺乏明确记载，因此只能依据各个时期中，有关岳家军兵力的零星记载来分析了。　　建炎二年时，岳飞还是一名小校，有兵2000人，受东京留守杜充的节制，建炎四年，岳飞孤军克复建康，这是他赖以成名并受知于宋高宗的一战，史载当时岳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二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绍兴二年夏，岳飞平定曹成之乱时，兵力为1.2万余人，同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建议宋高宗北伐中原，在奏折中也提到“今张俊军三万，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一千，王燮军一万三千，……刘光世军四万。”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南宋的兵制变化很大，也不是很规范，募兵仍然盛行，因此军中士卒拖家带口，具体数目很难准确估计。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整顿军队，将原来的神武左、右军和御前巡卫军整编为前、右、中、左、后、选锋、护圣七军，每军皆设统制，各军兵力不详，但杨沂中为中军统制，仅辖6900多人，岳飞为神武后军统制，却有兵一万余人，后岳飞奉调到虔州镇压农民起义，有众2.4万人，可见在当时已算是手握重兵了。　　《宋会要辑稿》也说，“契勘江西见有岳飞一军二万余人，理宜就便差拨”，这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暗合，可见当时岳飞所部大约为二万人左右。　　绍兴四年，岳飞提兵北伐，进攻伪齐的襄、邓六郡，在“措置襄汉乞兵申省状”中，他请求宋廷增兵，称本部人马现有28618人，准备扩编到6万人，经宋高宗批准，将荆湖北路安抚司统制崔邦弼、颜孝恭的部队编入岳家军，时崔部有3000人，颜部1900人。这次北伐中，岳家军的对手不是金军主力，因此战斗十分顺利，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军队减员很少，相反，从俘虏中补充了有生力量，兵力迅速增强。绍兴五年（1135年），岳家军在洞庭湖平定杨幺起义军，“得强壮者数万人以充军”，兵力又有了一次爆炸性的增长。　　也是这一年，宋高宗因神武是南北朝时北齐军旧号，因此又改番号为行营护军，分别由当时位高权重的五位大将统率，韩世忠为前护军、岳飞为后护军、刘光世为左护军、吴介为右护军、张俊为中护军，这五支大军成为南宋军队的主力，韩世忠等人也被称为五大帅。　　绍兴九年（1139年），韩世忠、岳飞、张俊三人所部的统制、统领、将官813人，又奉诏各进秩一等，这样，三大护军的实力又有增强，大致情况如下：

韩世忠的前护军8万人，辖统制11，统领13，正、副、准备将189，约有63将的编制，以淮东楚州（今江苏淮安）为基地；刘光世的左护军5.2万人，辖十军，先以池州、庐州为基础，绍兴七年（1137年），刘光世因畏敌避战，被解除兵权，淮西兵变后，左护军名存实亡了；　　张俊的中护军8万人，辖十一军，以建康府为基地，有统制10，统领14，正、副、准备将297，共有99将的编制；　　岳飞的后护军10余万人，以鄂州（湖北武昌）为基地，辖十二军，有统制22，统领5，正、副、准备将252，共84将的编制；　　吴玠的右护军7万人，以兴州（陕西略阳）为基地，编制情况比较复杂；　　除去以上五大主力之外，南宋尚有刘锜的由八字军改编的侍卫马军司，大约2万人；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大约有3万人左右。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岳飞的后护军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按目前掌握的记载，大致分为十二军，包括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其中背嵬军是岳飞亲兵，最为精锐，《云麓漫钞》记载“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一入背嵬，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所谓“背嵬”就是给大将背酒瓶的人，“燕北人呼酒瓶为嵬，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之人负之”。　　作为岳飞的亲随，背嵬军是一支疆场决胜的强大力量，据记载，仅骑兵就有8000人，岳珂也说“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袁甫在《蒙斋集》中有诗赞：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几列候，先辈有闻多散佚，后生谁识发潜幽。　　至于绍兴十年岳家军的实际兵力，估计应为10万多人左右，这有多项史料佐证，如“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云“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独醒杂志》说“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可以一当百”。《中兴小历》记载秦桧党羽诬蔑岳飞的说法，有“岳飞议弃两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飞提重兵十万，无横草之劳”等语。《鸡肋集》也提到：　　“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岳候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　　刘光世军5.2万人，岳家军既然用度比刘军加倍，则至少应有十万之众，到绍兴十年，岳飞所部的将校级军官较之绍兴五年增长了1.8倍左右，每位将领所率的平均兵力从绍兴五年的3300人下降到绍兴十年的1200人，岳家军的军官比例之高已经远超其它四护军。　　岳家军兵力虽多，但绍兴四年占领襄、邓六郡后，辖境日广，因此北伐之前必须留下足够的军队守卫后方。《毘陵集》记载：宋高宗害怕岳家军北上后，“贼骑透漏渡淮，由光、黄、舒、蕲入江州，取饶、信、衢州，而趋行阙，如入无人之境”，因此让岳飞分兵万人屯江州，岳飞确实奉诏派遣水军到江州屯泊，但兵力可能不到万人，因为江州地方供应乏力，以前岳家军在此驻泊时，曾发生粮饷不继、饿死士兵的事件，岳飞应该会汲取前车之鉴；至于其余各处，岳家军留守部队合计亦应不低于万人，这样算来，岳家军可用于北伐者绝不会超过10万人，而武赳等人已赶赴虢州，再减去奉派到敌后游击的梁兴等人的部队，则岳飞本人亲率的北伐主力应在8万人左右，是为合理。

金军方面，关于兵力的记载远比宋方混乱，金军主力南下河南的部署，一直交待不详，《金史·宗弼传》说“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　　顺昌之战时，宗弼军大约有10万左右，这里不包括那些宋朝降将的部队，《三朝北盟会编》对此有明确记载，说“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人皆单骑列于阵外”，孔彦舟是南宋叛将，李成是草寇出身，郦琼在淮西叛变时带走了7万大军，可知这些人当时都拥有庞大部队，如金国的河南尹李成与南宋河南兵马钤辖、忠州团练使李兴相拒时，就拥有10万大军，如果再加上金将徐文、王伯龙、阿鲁补等人的部队以及汴京的留守部队，金军总兵力不会低于20万人。　　阿鲁补官司三路都统，是金国手绾重兵的大将，金国兵制，每位都统手下皆有五、六万人马，而且“循旧制，间年一征发，以补充老疾死亡之数”。《金史•阿鲁补传》说“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杲、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阿鲁补的部队独立成军，并不接受宗弼的指挥。　　基于这种估计，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锜撤退后，中原地区的金军兵力应该远远超过岳家军，而且处于内线作战的有利态势，宗弼“为人豪荡，胆气过人，猿臂善射”，是一员名将，《金史》也说宗弼“临阵督战，矢石交集，指挥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以宗弼的能力，应该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战机，　　从整个中原战场的形势来看，岳家军由于兵力分散，已经逐渐失去进攻的锐势，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正是岳家军的真实写照，岳飞累胜而骄，低估了金军的战斗力，才会对部下说出：“直到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豪语，这说明他已不能客观判断当时的战略形势。在这种轻敌思想的指导下，岳家军如果继续孤军冒进，后果难料。岳家军中原决胜的战略评估　　现在的一些史书，出于种种原因，大多对绍兴十年岳家军北伐的胜利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对于中原战场的险恶形势则讳莫如深，似乎没有其他几路大军的支持，岳家军单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挫败金军，收复中原，然而细考历史，这种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原战场的态势。当时，韩世忠的前护军以一部兵力占领海州、谭城，主力包围淮阳军，威胁徐州，但因淮阳军始终没有攻下，因此金军赖以掩护汴京的侧翼据点商丘就安全了，同时排除了韩部经济州、濮阳迂回金军侧背的可能。张俊的中护军和王德部收复了濠州、宿州、亳州，当时金军主力已被岳家军牵制，张俊本有机会进克商丘，威逼汴京，但是张俊畏敌避战，回军庐州，这样就只剩下岳家军孤军奋战了。　　前文已经提到，岳飞在顺昌被围后，行动迟缓，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也就是战役最激烈的这段时间，史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岳家军行动的记载，我们只知道，大约6月中旬左右，岳飞亲自统兵占领了蔡州，宋高宗还曾因此命令户部筹措银、绢五千匹，以充岳家军犒赏之用。　　此后的一月时间中，岳家军主力大概进行了九次大规模会战：颖昌之战、陈州之战、郑州之战、洛阳之战、郾城的两次大战、临颖的两次战役、颖昌决战，连战皆捷，一直攻抵汴京附近，但这些战役究竟歼灭了金军有生力量呢？对于这一点，历来史书都作了过高的估计。

6月中旬，岳飞的前军统制张宪率背嵬军骑兵从光州北上，于6月19日，抵近汴京西南的重镇颖昌，批亢捣虚，直插金军腹心之地，在颖昌以南40里处，打败金将韩常的部队，韩常退往汴京与宗弼会合，《三朝北盟会编》说韩常退往陈州，与史实不符，张宪遂于次日收复颖昌。岳飞用兵，一贯讲究乘势而发，宋高宗在诏书中提到，大约是在6月21日左右，岳飞“已离蔡州，向北措置，”6月23日，担任先锋的统制官孙显在蔡州和陈州之间，打败排蛮千户的金军，6月24日午时，张宪分兵东向，进至距陈州十五里处，败金军骑兵3000人，接着打败金国守将翟将军，夺取陈州，此后又在城北与从汴京调来的金援军激战，虽击败敌人，但自身伤亡亦大，因此张宪又退回陈州。6月25日，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在颖昌打败来犯的金军6000余骑，同日，中军统制王贵的部将杨成等人在郑州以南打败金将漫独化部5000人，收复郑州。6月29日夜，王贵部将刘政在中牟劫营，打败金军，缴获战马500多匹，7月1日，中军副统制郝晸攻西京洛阳，打败李成的杂牌军，于7月2日克城。　　据《三朝北盟会编》“岳侯传”记载，岳飞当时“率兵自屯郾城县，又遣王贵、董先、姚政、冯赛、岳云等兵三万占据颖昌，为永驻之计，又分兵攻战诸州。”显而易见，岳飞认为金军兵败如山倒，不足为患，剩下的就是收拾残局了，因此过早分散了兵力，宋高宗在诏书中提醒他，“须过为计虑，虏怀螫毒，恐至高秋马肥，不测豕突”，告诫他“须占稳自固，同为进止”，岳飞也都没有留意，如此一来，作为岳家军北伐大本营的郾城实际上唱起了空城计。　　宗弼侦知这一情况后，采取猛虎掏心战术，会合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韩常等部1.5万骑兵在陈州和颖昌之间取径路突袭郾城，在郾城以北20多里处，与岳家军发生激烈的遭遇战。这一仗史书上写得很热闹，岳家军步骑兵一齐出阵，一会麻扎刀，一会提刀，一会巨斧，反正十八般兵器，全拿出来了，将领和士兵们誓死奋战，呼声震天动地，杀得昏天黑地，最后，金军伤亡惨重，大败而逃，趁天黑向临颖方向撤退。　　一直以来，郾城大捷都被视作岳飞的卓越战绩，那么，当时岳飞在郾城到底有多少兵力呢？《鄂国金佗稡编续编》说“先臣以轻骑驻于郾城县”，岳飞在奏折里也有“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等语，前文提到，背嵬军仅骑兵就有8000余人，如再加上步兵至少应该过万，游奕马军兵力也不应低于5000，就算两军各有一部兵力不在郾城，实际兵力也不应该比金军的1.5万骑少很多，因此郾城之战算不上以少胜多。　　再看战果，岳飞奏折描写“杀死贼兵满野”，似乎歼敌无数，但下文又说“夺到马二百匹”，一场如此激烈的战斗，歼敌无明确数目，只缴获二百匹战马，怎不令人生疑？7月10日，岳家军又在郾城以北的五里店，打败一支千余人的金军，这一仗岳飞亲自上阵，斩金将阿李朵孛堇，但战斗的规模也不大。　　郾城之战后，宗弼的行动出人意料的大胆果断，他不但没有撤回汴京，反而屯兵于郾城、颖昌之间的临颖。当时颖昌有张宪等部三万余人，郾城有岳飞的万余亲军，东边的陈州有岳飞部将刘永寿和史贵的部队，在颖昌以北的郑州，还有踏白军、游奕军、中军的部队，宗弼置身此地，虽然切断了郾城与颖昌的联系，但稍有不测，必定全军覆没。　　7月13日，张宪率主力南下郾城与岳飞会师，岳家军集合了背嵬、游奕、前军等部准备在临颖聚歼金军，可是宗弼却巧妙地避开岳飞的锋芒，出其不意在小商河围歼了孤军突出的岳家军杨再兴部骑兵300人，杨再兴、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6名将校阵亡，此战之后，宗弼留下8000人守卫临颖，自率大军乘虚北上攻击颖昌，这一连串迅雷不及掩耳的机动，显示了宗弼的战术天才，张宪大军赶到后，虽然击溃守军，重占临颖，但已失先机。

月14日，宗弼突然出现在颖昌阵西，这次他集中了镇国大王、韩常和四个万户的三万骑兵，准备攻城，同时，又派六千骑兵在临颖东北，牵制张宪大军，企图一举拿下颖昌。当时，岳家军在颖昌的兵力不详，但张宪主力离开后，岳家军中军统制王贵已率中军、踏白军、选锋军各一部从郑州赶来接防。岳飞意识到失策后，也派其子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前往增援，估计颖昌岳家军兵力应不少于三万。岳云转守为攻，让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自己与王贵、姚政率中军、游奕马军、背嵬军出击。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以致宿将如王贵者也产生了怯战之意，战后曾遭岳飞的严厉斥责。　　女真骑兵素号“坚忍”，每战奋勇争先，“败而不乱”，“更进迭却”，“善乎往来冲突”，战斗力非常强劲，但颖昌大战，斗志旺盛的岳家军表现得更加出色，士兵们前仆后继，“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最终赢得了胜利。　　7月18日，张宪部将徐庆、李山、寇成、傅选在临颖东北，打败了宗弼派去牵制的六千骑兵，缴获战马百余匹，追击十五里。　　总的来看，颖昌之战，战果其实有限，据岳飞的“王贵颖昌捷奏”称，“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又说“杀其统军夏金吾以下将校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金军仅仅死了三千人，如何谈得到横尸遍野？因此，后世的史书妄作猜测，因五百的数量太少，擅自将其改为五千，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即使金军损失了五千人，也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何况金军在中原还有雄厚兵力，因此颖昌之战不具有决定性质。　　由历次战役的伤亡可知，岳家军虽然屡战屡捷，但歼敌数量并不大，仅按有明确记载的数目来看，历次战役合计也不超过二万人，对金军来说谈不上根本性的削弱，但岳飞却高兴地对部下说：“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愿与诸君痛饮！”黄龙府就是今天的吉林农安，为金朝建国后，最先攻取的辽国重镇，从此语可以看出，当时岳飞已有乘胜灭金之意。“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功败垂成的北伐　　颖昌之战后，战争形势亟剧恶化，除岳家军顿兵中原之外，其余各路宋军已纷纷退兵，韩世忠还军楚州，张俊、王德回庐州，淮西宣抚副使杨沂中归镇江，刘光世还池州，刘锜退回太平州，岳家军孤军突出已成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秦桧让御史中丞罗汝楫上奏宋高宗，说“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将来兵强将众，粮食得济，兴师北伐，一举可定，雪耻未晚，此万全之策也！”当时，岳家军的部队分布在颖昌、陈州、蔡州、汝州、西京、永安军、郑州、郾城的广大地区，兵力分散，不敷需用，实际上已经无法前进，　　在如此广袤的地区作战，岳家军的后勤补给已经达到极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代“军粮自赉，每人给粮二斗余，盛之于囊以自随，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作口袋，饲料日以二升为限，旬日之间，人马俱无饥色，”这里提到了人马自带十日粮的极限。岳飞早年攻蔡州时，有兵二万，“七分披带，持十日粮”，其中战斗兵一万四千，尚有辎重兵六千和火头军等，可见，在当时情况下，两个正规军就要一个后勤兵支持。　　按照“人负六斗，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计算，十万大军，每人每月六斗，加上马料应在七万石以上，要保证岳飞北伐大军的供应，就需要相当于十一万六千民夫，或七万头驴，或四万六千匹马、骡，或二万三千匹骆驼的运输力，而民夫、马夫、牲口本身自用的粮秣还未计算在内，可见，要保障岳飞的北伐行动，后勤的压力是很大的。

梦溪笔谈》记载：“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支可二十六日，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同时，沈括还提到，所谓“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管六斗矣”，牲口“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按照沈括的说法，岳家军北伐的十万人中，战斗兵至多只有七万，其余皆为后勤人员，即使如此，还需要大约三十万民夫转运支持。　　再看一条记载，绍兴初年，岳家军奉调到江西镇压农民起义，《伪齐录》记载，“岳飞一行军马饭食，并是江南筠、袁、处、虔、吉、洪六州应副，官军中缺粮，各于民间探借了税赋，……民甚难之。”　　绍兴五年，岳飞在湖南镇压杨幺起义时，兵力只有3万多人，但已经使地方不堪重负，《宋会要辑稿》的“缴户部乞拘收湖南应副岳飞钱粮”中提到：湖南累年屯驻军马，并系朝廷指挥，令转运司拨支上供钱斛应副，尚犹不足，则帅臣不免多方措置，仅能给遣，昨来岳飞一军入境，支费浩瀚，遂至均科田亩钱，竭一路民力，不足以充三月之用。　　绍兴七年，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折中，建策扫平刘豫的伪齐政权，其中也有“臣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此岂细事”等语，可见，补给确是一大难题。　　有宋一代，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装备的日益复杂，要在战时维持十万大军的供应，糜费甚巨。何况，岳飞治军，笃信“仁、信、智、勇、严”的五字箴言，军纪严明，所谓“饿死不虏掠，冻死不拆屋”，军风纪之优良震古烁今，进兵中原，收复故土，必定不会在民间苛征暴敛，因此岳家军的后勤补给只能依靠襄阳、鄂州的后方支援，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在北伐中原期间，由于后勤困难，岳家军的武器装备也得不到补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十年11月，也就是战争结束后，刘锜、韩世忠、岳飞三军“皆造军器，所乞牛皮，至十余万张，郡邑往往杀牛以应命”，岳飞向来爱民如子，此次一反常态，强征牛皮，也足以说明，岳家军在北伐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损失确实非常严重，亟须补充。　　与宋军相比，金军则不必为后勤补给担心，游牧民族的军队通常奉行“以战养战”的原则，军队所到之处“涸泽而渔”，根本不必担心什么补给问题，而且强征民众递补军队缺额也是常事。金国疆域广阔，不仅拥有原来辽国的全部领土，还侵占了宋朝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因此兵员非常潜力巨大，史载：金国“每有征发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者，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岳家军孤军在中原与金军相持日久，必定是凶多吉少，岳飞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处境，7月4日、5日，他在郾城连章宋高宗，“伏望速赐指挥，令诸道之兵火急并进”，但宋高宗只回复说“右勘会已降指挥，杨沂中除淮北宣抚副使，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刘锜除淮北宣抚判官，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札与岳飞照会，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计使岳飞少保。”　　金军方面，在南宋几路大军撤退后，重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宗弼趁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适时展开局部反攻。7月中旬，金军一部在陈州击溃岳飞所委的“权知淮宁府”刘永寿和将领史贵，二人逃回郾城，岳飞大怒之下，将刘永寿撤职，另派胜捷军统制赵秉渊前往收复陈州，赵秉渊也是一个倒霉鬼，早先岳飞醉酒发怒，曾把他打了个半死，这次收复陈州又是苦差使，7月23日，赵秉渊才到陈州，7月17日，岳飞已经奉诏班师了，因此赵秉渊进入陈州没几天，就不得不撤退了。此时，金将孔彦舟所部也寻机在郑州袭破岳家军一部，生擒曾在中牟劫营、立下战功的岳家军将领刘政。

在宿、亳方向，张俊撤退后，金国三路都统阿鲁补以郦琼为先锋，南下反攻亳州，俘南宋守将兵马钤辖卫经，重新夺回了亳州、宿州。7月17日，宋高宗以岳飞孤军深入为由，一天十二道金字牌，令岳飞从中原班师，心有未甘的岳飞一度抗诏不从，在奏折中“累千百言”，请求宋高宗收回成命，但事实已无法改变。岳飞与诸将商议，皆以为不可久留，岳飞也以为然，叹道：“所得州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宋高宗知岳飞奉诏班师后，又降诏说：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同共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衅，亦须声援相及，杨沂中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卿可照知。　　参照各书记载，岳家军大约于7月21日、22日开始从中原地区撤退，岳飞本人7月27日已经返抵顺昌，由于秦桧父子窜改史书，因此关于这次撤退最大的争议出现了，即岳家军有否出现“军皆溃”的情况。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记载：岳飞接到班师诏书后，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飞以亲兵二千，自顺昌渡淮，赴行在。《宋史·高宗纪》、《高宗日历》则说：岳家军“军皆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岳家军“旗靡辙乱不整”。这些记载的口径大致相同，就是岳家军在收兵南返时，遭到了惨重失败。　　参考《金史·宗弼传》，并没有提到金军追败岳家军的情况，也没有提到这一阶段发生过什么重大战事，因此“军皆溃”的记载不可信。对于岳家撤退时的情况，大抵以《三朝北盟会编》“岳侯传”的说法比较可信：　　侯承宣诏，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宗弼闻知，断我军路，故虚张声势，科买布帛，造战牌，言进兵北讨。宗弼使人探听，闻知侯有北讨之意，引兵夜遁一百余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襄城，先令牛皋奋战，时有人报宗弼曰“南家兵奔走，已弃颖昌，”宗弼提兵复追侯军，侯屯于蔡州。时梁兴在河北绛州，尚未得知，侯谓诸将曰“梁兴见在河北，与金人决战，退走翼城县，赵秉渊战守淮守，亦不知南归。”侯遣李山、史贵将兵救梁兴、赵秉渊等回蔡州。宗弼不敢进兵，诸将军人马依次调发归江夏，自将二千骑取顺昌，入淮赴诏。　　由以上记载可知，岳家军撤退从容，严整有序，同时分兵接应深入敌后的部队，哪些稳健持重，才是岳飞用兵的风格，因此《三朝北盟会编》的说法真实性更高一些。不可否认，这次功败垂成的北伐，对于岳飞和岳家军主要将领来说，不啻为一次沉重的打击。《中兴遗史》记载：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村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移时不语，忽作声曰“天下事竟如何？”众皆不敢应，惟张宪徐言曰“在相公处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贵手，曰“太尉！太尉！闻适来相公之言及张太尉之对否？”，先与贵曰“然”。　　舍死忘生的奋战，换来的竟是前功尽弃，千载之后，我们仍能感到，在那个孤灯对坐的夜晚，壮志示酬的岳飞是怎样的抑郁和愤懑。　　绍兴十年的北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开启了一个时代，也终结了一个时代。自从北宋灭亡以来，金宋两国连年交兵，几乎无岁不战，川陕、中原和两淮屡遭兵灾，两国人民深受其苦。绍兴十年，金的南侵与宋的北伐，印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金宋两国势均力敌，谁也无力灭亡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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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参考：岳飞资料网-梦绕神州路 http://yuef.51.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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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苟同．秦时巨鹿之战，项羽之楚兵多少人？章邯,王离军有多少？况且，金人的兵就多吗？整个女真族也不过几十万人嘛！！！集中兵力，重点打击兀术军，其实就会瓦解他们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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