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难道只有中国公立医院体系被私有化后，他们才不再 ...

作者：杜建国


又有一名医生被打死了。
5月18日下午，数名男子带着一名儿童来到湖南邵东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就诊。医生王俊正在做着手术，说该儿童伤情并不严重，等做完手中的手术后再来处理孩子的伤口。这几个人不乐意了，就围殴王俊医生，然后一跑了之。当晚，虽经过全力抢救，王俊医生依旧离开了人世。
这是中国杀医暴行中最新的令人发指的一幕。这根本不是什么“医患冲突”，这也与医疗体制无关，这就是行凶杀人，这就是纯粹的刑事案件。
坦率地说，近年来杀医、伤医暴行频频发生，与媒体对民众的误导有关。长期以来，明明是杀医伤医暴行，明明是刑事案件，可是大量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却很值得推敲：首先，它们大都采用一个中性的概念——“医患冲突”——来予以描述、解读，凶手对医生的暴行变成了医患之间的冲突，“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进而，对“医患冲突”的原因，它们一般解读为这是“公立医院医疗体制”的问题，即公立医院改革滞后，占据太多资源，民营医院发展受到压制，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由此引起了医患冲突。
每次罪犯杀了医生，大量媒体不对罪犯进行讨伐，而是说这是医疗体制不好造成的，这相当于说，罪犯杀医生就是义举，就是在反抗不公的医疗体制。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杀医生有理的社会风气。

就拿刚刚发生的陈仲伟案来说吧。5月5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被暴徒残忍地杀死，尽管对凶手的调查结果目前警方还没有对外公布，但是此案的主要事实似乎已大致分明了：凶手因为20多年前做的烤瓷牙变色了，去医院向陈大夫提出巨额索赔并进行威胁；陈大夫报警后，该犯一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后便立即对陈大夫行凶。

即使陈仲伟案事实如此明确，与医疗体制、与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等根本无关，可是，这仍旧挡不住众多媒体将暴徒的个人行为强行歪曲为对医疗体制的声讨，试举几例如下：
“陈大夫被杀证明在病态的医疗体制下，医生和患者都是弱势群体，宛如阿Q和吴妈的PK，弱者拔刀冲向更弱者，形成几乎无解的暴力冲突循环。关键在于：谁是强者？掌控着最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如何真正为全民服务？民营医院如何在法治轨道下获得公平运营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医患纠纷以及医暴、医闹等现象，很多都是多年来医疗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革除积弊尚不彻底带来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进一步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
“医患纠纷是难看的‘糖尿病足’。医患纠纷就好比是‘糖尿病足’，糖尿病发展到晚期，病患常常在下肢出现溃疡或者坏疽，这被称为‘糖尿病足’。如果仅仅是将脚痛归咎于脚的问题，根本就于事无补。糖尿病足是全身疾病，医患冲突也同样是一种整体病态的反应。”
“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种种医患冲突，也是整个社会机体病入沉疴的反映……医者无故，病者无辜”。

在上述报道与评论中，残害陈仲伟医生的凶手不再是凶手，成了“患者”“弱者”，其纯属个人因素的杀人行径也莫名其妙、不经过渡地变成了“病态的医疗体制”逼迫所致，这等于在鼓吹：“杀医有理，凶手无辜”。杀医暴行怎么就“无解”了？严惩凶手，并且在全社会形成不为凶手开脱的舆论，肯定就能够大量减少该类案件的发生。还有，这种将医生与凶手同等对待、都视为“弱者”的态度，也是对被杀的医生的莫大的不公与羞辱。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杀医事件，都与医疗体制无关，都与看病难看病贵无关，医生被杀，主要是凶手自身的原因与责任。那些口口声声要让医疗体制来为此负责的人们，你们哪怕能举出一例杀医案件是因为医疗体制的问题或看病难看病贵所致吗？
如5月10日凌晨2点左右，三个十八九岁的刚经历一场斗殴的青年，来到重庆石柱县中医院急诊就诊。值班医生外科主任汪永钦见其中一名伤者右手伤势严重，他准备对伤者立即进行清创缝合术，但该伤者只要求简单包扎。汪永钦向伤者解释清创缝合的必要性时，有一名青年不耐烦了，突然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朝他一通乱砍，致其重伤并毁容。还好，汪永钦比陈仲伟、王俊要幸运，经过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生的好心换来的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挥刀相向，这样一群“烂仔”、“混混”、“黑社会”、“流氓”的暴行，能怪到医疗体制头上吗？
世界上是有这种人的：不管有理没理，只要你不依着他，他就对你行凶。凶手行凶，暴徒施暴，这跟“医疗体制”何干？把一切暴行、恶行都解读为体制不好造成的，说体制不改革暴行就不绝，这实际上是在为恶人、坏人张目，这实际上就是在鼓励行凶作恶。


二

回头看看，浙江温岭的连恩青杀医案，媒体对凶手连恩青给予了多大的关照与支持。此案中，有人不仅将杀医责任归咎于医疗体制，还怪罪“社会病了”。连恩青自己行凶作恶，为何要让全社会全体人民来为他背黑锅呢？不去谴责凶手，反而诿过于全体人民，这讲理吗？

不仅如此，不少人甚至还变本加厉，全然不顾凶手蛮不讲理、滥杀医生的事实，公然对凶手进行直接的美化。行凶之前，就连连恩青的的家属都认为他有问题，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可是，媒体照样视若无睹，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反抗体制的悲情英雄。有些媒体人甚至搬出“空鼻症”这个医学界根本就不认可的名堂，试图从技术角度来为连恩青的无理诉求以及暴行来辩护。连恩青被执行死刑时，媒体的报道达到了高潮，对相关细节毫无遗漏，并以密集刊登其遗书作为着力点。连犯遗书称“自己不会去为所作所为去忏悔，去害怕，相反的，只有坚定和荣耀，加上藐视！”在媒体的如此渲染下，一个偏执、凶残的杀人犯，简直就成了一个反抗暴政、慷慨就义的烈士，而杀医生也成了一件“荣耀”的事情！

在这样的舆论的诱导与鼓励下，伤医、杀医暴行怎么可能消退。
如果说，连恩青之流对医生举起屠刀时还算有所借口的话，那么有的凶手连这个借口都没有，可是，就是这样的凶手，照样得到了媒体的眷顾。

2012年4月13日，凶手吕福克一天当中在北京两家医院分别用刀直刺两名医生的要害部位，万幸的是两名医生虽遭受了重创，但经抢救最后都保住了性命。凶手吕福克跟两家医院的医生有何血海深仇？说来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原来北京人吕福克去天津做了鼻腔手术后，又分别去北京两家医院要求医生开证明说他的手术不成功，好去索赔。两家医院的医生理所当然地都拒绝了吕福克的无理要求。吕福克于是就在医院持械殴打医生，被警察带走。被打的医生非常大度，表示不追究吕福克，警察将其释放。不过吕福克对此毫不领情，不久就对两名医生行凶。
凶手吕福克的罪行如此明显，可是照样有人嫁祸于“公立医院改革滞后”：

“2012年4月13日，……中国公立医院再发两起血案：先是该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在其工作诊室内，被一不明身份人员（即吕福克——笔者注）刺伤；继而在当天晚上，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赵立众被刺伤。……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案尽管属偶发事件，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大型公立医院的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是医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吕福克这样蛮不讲理且又凶残无比的恶棍，医生不给其开假证明，不帮助其行骗，他就要杀医生，将此归罪于医疗体制改革滞后，这一方面是嫁祸于医疗体制，一方面则是为凶手开脱、美化，如前所述，无异于鼓励行凶作恶。


三

如果说大量媒体对杀人凶手一味开脱甚至刻意美化，那么他们对医生、对医院，则一直持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刻意丑化的态度。
5月5日，广州陈仲伟医生被杀害的那一天，某报报道安徽省宿州市刘永伟2015年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胸腔手术后“右肾丢失”！一时间，舆论对医院一片声讨。5月10日晚，江苏省徐州市卫生计生委针对“肾失踪”事件专门成立的调查组，发布了“关于刘永伟手术后‘右肾缺失’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综合第三方检查结果和专家组意见，调查组形成的最终意见为：刘永伟术后右肾存在，目前呈现为外伤性移位、变形、萎缩。媒体对调查结果的反应丝毫不像事发当初那样热烈，也没见什么媒体来为自己当初的跟风起哄而反思、检讨。近年来，媒体言之凿凿地关于患者手术后“丢肾”的报道，已有多起了，每次都被证明是无中生有。可是，这依旧挡不住媒体翻来覆去地炒作这类事件。

在陈仲伟医生被害与某报制造“丢肾门”同时发生的背景下，一个新的概念开始流行：“医媒对立”。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从“八毛门”、“缝肛门”、“绿茶代尿门”直到本月的“丢肾门”，通过这些媒体人为炒作起来的对医生形象造成严重丑化的不实报道，很难不让人得出一定程度上存在“医媒对立”现象的结论。

一面通过不实报道丑化医生，一面将杀医凶手描述为“无辜”，这不是站在医生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
再看看媒体对公立医院在体制方面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中国的公立医院真的是处在垄断地位吗？民营资本不许进入医疗领域吗？

4月底爆发的“魏则西”事件终于让公众注意到，上述宣传并不符合事实，笔者年初在观察者网的专稿《还在说号贩子是因为公立医院垄断？不能上当！》的判断，则得到了证实：
“经过媒体持续多年的宣传，中国公立医院系统跟垄断连在一起，似乎已经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其实，再也没有比这一观念距离现实更远的了。确实，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医院系统，但是，中国有着同样庞大的私立医院系统。

在中国，其实医疗领域早已全面放开，充分实现了市场化，就数量而言，早在数年前，就有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各占半壁江山之说。2013年以来，由于受到政策扶持，私立医院的数量更是迅猛增加，而公立医院总量则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有媒体认为，2014年末，私立医院的数量就超过公立医院的数量了(华夏时报：《今年民营医院数量将首超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夹缝中生存》)。这其中，大名鼎鼎的某某系（即莆田系）私立医院，就大约占了八成。”

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排队挂号队伍每日长龙不断，这与其说是“公立医院垄断”、“看病难看病贵”，不如说是这些医院相对于莆田系治疗水平高、治疗费用低、治疗过程规范，质优价廉。公立医院业务量完败莆田系，这完全是公众选择的结果，而非政策因素的结果。
舆论早已习惯于给当代中国医疗事业笼统地扣上一个“看病难看病贵”的帽子，这是很偏颇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突出存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当时，旧的医疗体系被打破了，提倡市场化与私有化，大量城市居民以及几乎所有农村居民看病支出全由个人承担，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真的看不起病。从2005年前后，这种现象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医疗私有化思路基本被叫停，财政往医疗领域的投入大幅度增加，社保体系基本普及城市居民，农村也开始推广新农合医保。像我老家山东，农民新农合医保每年交两百元，遇到一般较大病情基本都能报销很大比重。我有一个亲戚，八十多岁了，前不久摔伤了腰，在基层医院住院治疗，总共花销近七千钱块，新农合给报了差不多五千，个人只掏了两千块。这要是在十多年前，七千块就得全部自己掏了。

前不久在一个记者群里，在讨论近年来中国医疗到底有没有进步时，一位女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2000年前后，他父亲患了鼻咽癌，两个月就花了十万块——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全由自己承担，正上高三的弟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就没有参加高考而是直接工作去了；当时若是能像现在这样有新农合，她弟弟就可以上大学了。

我并不是说目前中国的公立医疗体制以及医保体制没有问题，而是说要正视其相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的改善。很奇怪，当年真正“看病难看病贵”的时候，舆论反应平平，如今得到明显改善了，舆论反倒天天纠缠起来了。


四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尽管莆田系私营医疗资本早已是庞然大物且劣迹斑斑，但是直到此次魏则西事件之前，莆田系从来没有成为过舆论焦点，从来没有得到密集或持续的报道。如今年二月三月间，呼和浩特的私营医院接连发生了手术台上对患者加价与医护人员殴打患者的事件，这种事件性质极其恶劣，但是国内对此事反应却很平淡。再如2014 年7月，云南新东方英语学校的一女员工去莆田系的玛莉亚医院分娩，因院方延误抢救而丧命，尽管新东方老板俞敏洪也曾公开在微博上指责这家由“地产老板”参股的这家医院，莆田系仍旧较轻松地渡过了这一关。
莆田系之外的有些“高端”外资医院，如北京某家著名外资医院，最近曝出验血加打两瓶盐水就收取患者七千多元且远高于其公开价格的事件，舆论对此也是没有什么反应。这要是发生在公立医院，岂不又被万炮齐轰。

对公立医院与莆田系等一个严来一个宽，这是为什么？

为杀医的暴行和凶手找各种理由开脱，这说明了什么？

难道只有等到中国的公立医院体系被彻底私有化后，他们才不再鼓励杀医暴行了吗？
作者：杜建国


又有一名医生被打死了。
5月18日下午，数名男子带着一名儿童来到湖南邵东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就诊。医生王俊正在做着手术，说该儿童伤情并不严重，等做完手中的手术后再来处理孩子的伤口。这几个人不乐意了，就围殴王俊医生，然后一跑了之。当晚，虽经过全力抢救，王俊医生依旧离开了人世。
这是中国杀医暴行中最新的令人发指的一幕。这根本不是什么“医患冲突”，这也与医疗体制无关，这就是行凶杀人，这就是纯粹的刑事案件。
坦率地说，近年来杀医、伤医暴行频频发生，与媒体对民众的误导有关。长期以来，明明是杀医伤医暴行，明明是刑事案件，可是大量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却很值得推敲：首先，它们大都采用一个中性的概念——“医患冲突”——来予以描述、解读，凶手对医生的暴行变成了医患之间的冲突，“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进而，对“医患冲突”的原因，它们一般解读为这是“公立医院医疗体制”的问题，即公立医院改革滞后，占据太多资源，民营医院发展受到压制，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由此引起了医患冲突。
每次罪犯杀了医生，大量媒体不对罪犯进行讨伐，而是说这是医疗体制不好造成的，这相当于说，罪犯杀医生就是义举，就是在反抗不公的医疗体制。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杀医生有理的社会风气。

就拿刚刚发生的陈仲伟案来说吧。5月5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被暴徒残忍地杀死，尽管对凶手的调查结果目前警方还没有对外公布，但是此案的主要事实似乎已大致分明了：凶手因为20多年前做的烤瓷牙变色了，去医院向陈大夫提出巨额索赔并进行威胁；陈大夫报警后，该犯一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后便立即对陈大夫行凶。

即使陈仲伟案事实如此明确，与医疗体制、与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等根本无关，可是，这仍旧挡不住众多媒体将暴徒的个人行为强行歪曲为对医疗体制的声讨，试举几例如下：
“陈大夫被杀证明在病态的医疗体制下，医生和患者都是弱势群体，宛如阿Q和吴妈的PK，弱者拔刀冲向更弱者，形成几乎无解的暴力冲突循环。关键在于：谁是强者？掌控着最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如何真正为全民服务？民营医院如何在法治轨道下获得公平运营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医患纠纷以及医暴、医闹等现象，很多都是多年来医疗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革除积弊尚不彻底带来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进一步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
“医患纠纷是难看的‘糖尿病足’。医患纠纷就好比是‘糖尿病足’，糖尿病发展到晚期，病患常常在下肢出现溃疡或者坏疽，这被称为‘糖尿病足’。如果仅仅是将脚痛归咎于脚的问题，根本就于事无补。糖尿病足是全身疾病，医患冲突也同样是一种整体病态的反应。”
“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种种医患冲突，也是整个社会机体病入沉疴的反映……医者无故，病者无辜”。

在上述报道与评论中，残害陈仲伟医生的凶手不再是凶手，成了“患者”“弱者”，其纯属个人因素的杀人行径也莫名其妙、不经过渡地变成了“病态的医疗体制”逼迫所致，这等于在鼓吹：“杀医有理，凶手无辜”。杀医暴行怎么就“无解”了？严惩凶手，并且在全社会形成不为凶手开脱的舆论，肯定就能够大量减少该类案件的发生。还有，这种将医生与凶手同等对待、都视为“弱者”的态度，也是对被杀的医生的莫大的不公与羞辱。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杀医事件，都与医疗体制无关，都与看病难看病贵无关，医生被杀，主要是凶手自身的原因与责任。那些口口声声要让医疗体制来为此负责的人们，你们哪怕能举出一例杀医案件是因为医疗体制的问题或看病难看病贵所致吗？
如5月10日凌晨2点左右，三个十八九岁的刚经历一场斗殴的青年，来到重庆石柱县中医院急诊就诊。值班医生外科主任汪永钦见其中一名伤者右手伤势严重，他准备对伤者立即进行清创缝合术，但该伤者只要求简单包扎。汪永钦向伤者解释清创缝合的必要性时，有一名青年不耐烦了，突然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朝他一通乱砍，致其重伤并毁容。还好，汪永钦比陈仲伟、王俊要幸运，经过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生的好心换来的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挥刀相向，这样一群“烂仔”、“混混”、“黑社会”、“流氓”的暴行，能怪到医疗体制头上吗？
世界上是有这种人的：不管有理没理，只要你不依着他，他就对你行凶。凶手行凶，暴徒施暴，这跟“医疗体制”何干？把一切暴行、恶行都解读为体制不好造成的，说体制不改革暴行就不绝，这实际上是在为恶人、坏人张目，这实际上就是在鼓励行凶作恶。


二

回头看看，浙江温岭的连恩青杀医案，媒体对凶手连恩青给予了多大的关照与支持。此案中，有人不仅将杀医责任归咎于医疗体制，还怪罪“社会病了”。连恩青自己行凶作恶，为何要让全社会全体人民来为他背黑锅呢？不去谴责凶手，反而诿过于全体人民，这讲理吗？

不仅如此，不少人甚至还变本加厉，全然不顾凶手蛮不讲理、滥杀医生的事实，公然对凶手进行直接的美化。行凶之前，就连连恩青的的家属都认为他有问题，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可是，媒体照样视若无睹，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反抗体制的悲情英雄。有些媒体人甚至搬出“空鼻症”这个医学界根本就不认可的名堂，试图从技术角度来为连恩青的无理诉求以及暴行来辩护。连恩青被执行死刑时，媒体的报道达到了高潮，对相关细节毫无遗漏，并以密集刊登其遗书作为着力点。连犯遗书称“自己不会去为所作所为去忏悔，去害怕，相反的，只有坚定和荣耀，加上藐视！”在媒体的如此渲染下，一个偏执、凶残的杀人犯，简直就成了一个反抗暴政、慷慨就义的烈士，而杀医生也成了一件“荣耀”的事情！

在这样的舆论的诱导与鼓励下，伤医、杀医暴行怎么可能消退。
如果说，连恩青之流对医生举起屠刀时还算有所借口的话，那么有的凶手连这个借口都没有，可是，就是这样的凶手，照样得到了媒体的眷顾。

2012年4月13日，凶手吕福克一天当中在北京两家医院分别用刀直刺两名医生的要害部位，万幸的是两名医生虽遭受了重创，但经抢救最后都保住了性命。凶手吕福克跟两家医院的医生有何血海深仇？说来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原来北京人吕福克去天津做了鼻腔手术后，又分别去北京两家医院要求医生开证明说他的手术不成功，好去索赔。两家医院的医生理所当然地都拒绝了吕福克的无理要求。吕福克于是就在医院持械殴打医生，被警察带走。被打的医生非常大度，表示不追究吕福克，警察将其释放。不过吕福克对此毫不领情，不久就对两名医生行凶。
凶手吕福克的罪行如此明显，可是照样有人嫁祸于“公立医院改革滞后”：

“2012年4月13日，……中国公立医院再发两起血案：先是该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在其工作诊室内，被一不明身份人员（即吕福克——笔者注）刺伤；继而在当天晚上，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赵立众被刺伤。……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案尽管属偶发事件，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大型公立医院的累年积弊及改革滞后，是医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吕福克这样蛮不讲理且又凶残无比的恶棍，医生不给其开假证明，不帮助其行骗，他就要杀医生，将此归罪于医疗体制改革滞后，这一方面是嫁祸于医疗体制，一方面则是为凶手开脱、美化，如前所述，无异于鼓励行凶作恶。


三

如果说大量媒体对杀人凶手一味开脱甚至刻意美化，那么他们对医生、对医院，则一直持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刻意丑化的态度。
5月5日，广州陈仲伟医生被杀害的那一天，某报报道安徽省宿州市刘永伟2015年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胸腔手术后“右肾丢失”！一时间，舆论对医院一片声讨。5月10日晚，江苏省徐州市卫生计生委针对“肾失踪”事件专门成立的调查组，发布了“关于刘永伟手术后‘右肾缺失’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综合第三方检查结果和专家组意见，调查组形成的最终意见为：刘永伟术后右肾存在，目前呈现为外伤性移位、变形、萎缩。媒体对调查结果的反应丝毫不像事发当初那样热烈，也没见什么媒体来为自己当初的跟风起哄而反思、检讨。近年来，媒体言之凿凿地关于患者手术后“丢肾”的报道，已有多起了，每次都被证明是无中生有。可是，这依旧挡不住媒体翻来覆去地炒作这类事件。

在陈仲伟医生被害与某报制造“丢肾门”同时发生的背景下，一个新的概念开始流行：“医媒对立”。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从“八毛门”、“缝肛门”、“绿茶代尿门”直到本月的“丢肾门”，通过这些媒体人为炒作起来的对医生形象造成严重丑化的不实报道，很难不让人得出一定程度上存在“医媒对立”现象的结论。

一面通过不实报道丑化医生，一面将杀医凶手描述为“无辜”，这不是站在医生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
再看看媒体对公立医院在体制方面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中国的公立医院真的是处在垄断地位吗？民营资本不许进入医疗领域吗？

4月底爆发的“魏则西”事件终于让公众注意到，上述宣传并不符合事实，笔者年初在观察者网的专稿《还在说号贩子是因为公立医院垄断？不能上当！》的判断，则得到了证实：
“经过媒体持续多年的宣传，中国公立医院系统跟垄断连在一起，似乎已经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其实，再也没有比这一观念距离现实更远的了。确实，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医院系统，但是，中国有着同样庞大的私立医院系统。

在中国，其实医疗领域早已全面放开，充分实现了市场化，就数量而言，早在数年前，就有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各占半壁江山之说。2013年以来，由于受到政策扶持，私立医院的数量更是迅猛增加，而公立医院总量则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有媒体认为，2014年末，私立医院的数量就超过公立医院的数量了(华夏时报：《今年民营医院数量将首超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夹缝中生存》)。这其中，大名鼎鼎的某某系（即莆田系）私立医院，就大约占了八成。”

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排队挂号队伍每日长龙不断，这与其说是“公立医院垄断”、“看病难看病贵”，不如说是这些医院相对于莆田系治疗水平高、治疗费用低、治疗过程规范，质优价廉。公立医院业务量完败莆田系，这完全是公众选择的结果，而非政策因素的结果。
舆论早已习惯于给当代中国医疗事业笼统地扣上一个“看病难看病贵”的帽子，这是很偏颇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突出存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当时，旧的医疗体系被打破了，提倡市场化与私有化，大量城市居民以及几乎所有农村居民看病支出全由个人承担，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真的看不起病。从2005年前后，这种现象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医疗私有化思路基本被叫停，财政往医疗领域的投入大幅度增加，社保体系基本普及城市居民，农村也开始推广新农合医保。像我老家山东，农民新农合医保每年交两百元，遇到一般较大病情基本都能报销很大比重。我有一个亲戚，八十多岁了，前不久摔伤了腰，在基层医院住院治疗，总共花销近七千钱块，新农合给报了差不多五千，个人只掏了两千块。这要是在十多年前，七千块就得全部自己掏了。

前不久在一个记者群里，在讨论近年来中国医疗到底有没有进步时，一位女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2000年前后，他父亲患了鼻咽癌，两个月就花了十万块——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全由自己承担，正上高三的弟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就没有参加高考而是直接工作去了；当时若是能像现在这样有新农合，她弟弟就可以上大学了。

我并不是说目前中国的公立医疗体制以及医保体制没有问题，而是说要正视其相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的改善。很奇怪，当年真正“看病难看病贵”的时候，舆论反应平平，如今得到明显改善了，舆论反倒天天纠缠起来了。


四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尽管莆田系私营医疗资本早已是庞然大物且劣迹斑斑，但是直到此次魏则西事件之前，莆田系从来没有成为过舆论焦点，从来没有得到密集或持续的报道。如今年二月三月间，呼和浩特的私营医院接连发生了手术台上对患者加价与医护人员殴打患者的事件，这种事件性质极其恶劣，但是国内对此事反应却很平淡。再如2014 年7月，云南新东方英语学校的一女员工去莆田系的玛莉亚医院分娩，因院方延误抢救而丧命，尽管新东方老板俞敏洪也曾公开在微博上指责这家由“地产老板”参股的这家医院，莆田系仍旧较轻松地渡过了这一关。
莆田系之外的有些“高端”外资医院，如北京某家著名外资医院，最近曝出验血加打两瓶盐水就收取患者七千多元且远高于其公开价格的事件，舆论对此也是没有什么反应。这要是发生在公立医院，岂不又被万炮齐轰。

对公立医院与莆田系等一个严来一个宽，这是为什么？

为杀医的暴行和凶手找各种理由开脱，这说明了什么？

难道只有等到中国的公立医院体系被彻底私有化后，他们才不再鼓励杀医暴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