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之争是科学还是利益的博弈

转基因之争是科学还是利益的博弈
刘朝建

在讨论转基因之争前首先要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区別，科学是认识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的奥秘，是追求自然的真珵，科学研究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理论或观念，科学研究并不会给研究者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科学的争论也只观念和认识上的争论，并沒有现实的物质上的利害冲突。而技术是改造自然，人类改造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技术应用的产物就是开发一种新的产品，而这种新的产品的商业应用能够给投资、研发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基因的研究属于科学范畴，而转基因属于技术范畴。资本投资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并不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更不是为了追求科学的真理，而是希望通过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物一一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获取利益，而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是其商业化关键一步。因此转基因之争的实质并不是表面上的科学之争，而是公众对自身安全的关注与转基因作物开发者对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博弈。转基因的研发者，投资者，生产者构成利益共同体，他们都需要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中获取物质利益，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他们自然会无限鼓吹转基因作物的种种好处，而攻击，谩骂任何敢于质疑转基因作物安全的人和事。这种类似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当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一卡逊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揭示农药对生态的危害的时候，就立即遭到了化学工业集团和农业部门构成的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和谩骂，其中不乏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蕾切尔一卡逊之所以被攻击并不是她的观点不科学，而是她行为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在中国，崔永元们被攻击、谩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断人财路，自然会遭人嫉恨。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实际上转基因专家也承认这与转入的物质有关，能够转入抗病虫害的毒蛋白、也能转入对人有害的毒蛋白。即使是转入是无毒害的蛋白也并不能表明这种转基因作物对生态和人类是安全，因为生物系统不是线性叠加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要证明转基因作物对生态、人类是否安全最有效的方式是广泛而严谨的实验验证，对于人类直接食用的转基因作物，尤其是主粮，长期而广泛的人体实验是最科学，最严谨的实验方式。但是在中国，某些转基因专家却鼓吹用动物实验作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标准，这样安全实验标准还不如用于特定人群的医药药物实验的标准，药物实验不仅要进行动物实验，而且还要在通过动物实验验证基础上，进行双盲和临床的人体试验，即使如此，药物在实际中也会因出现安全问题而中止使用。人和动物生理上的巨大差异就注定了仅用动物实验是不可能充分验证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某些转基因专家之所以鼓吹用动物实验作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实验标准，是因为这样低的实验标准降低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的技术门槛，降低了转基因作物开发的时间和成本，符合转基因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与此同时，将转基因作物潜在的风险全部转嫁给社会和消费者，将本身应该由开发者承担的成本、风险和责任全部转嫁给社会和消费者。如果转基因作物一但出现问题，研发者会说科学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科学实验不能保证所有的情形，而生产、投资转基因作物者则说他们所有的标准都符合已有科学实验标准，符合已有法律、法规，他们会将自身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最终的代价只能由整个社会和消费者来承担。而且即使这样低的实验安全标准也不是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完成的、而是来自于利益相关方，这样的实验也不能保证其没有倾向性。食品安全是绝对的安全，事关无数人的人身安全，一旦出现差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不能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将公众作为转基因作物的试错标本。
    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直接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研发的投入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涉及到某些转基因专家的学术和商业利益，这也是某些转基因专家不遗余力宣传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最本能的、最原始的动机。在学术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诱惑和裹胁下，并不是所有的转基因专家都能保持学术上中立和超然，在公众与个人利益上，始终坚持将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学术界，我们很容易看到：只要任何质疑转基因作物安全的论文都必定会遭到转基因利益集团以及其圈养的专家的百般阻拦和刁难，反之则不然，以利益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是没有真理和真相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自已有利的观念和数琚，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某些转基因专家所谓的科普中。比如宣称自然界物种的基因随时都在发生变异，因此转基因所引起的变异是安全,而无视这两种变异存在的本质区别，自然界物种的变异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由个体变异到整个物种的变异要经过自然的选择和成千上万年的演化，而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不同的物种会形成新的平衡，而转基因技术所产生的变异是突变，不同物种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形成新的平衡，而带来生态风险。又如宣称转基因技术比杂交更精确，因此更安全。杂交技术是一种人工干预的自然选育技术，这一技术己经被人类使用了数千年，是已经被无数次实践所证明了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技术；而转基因则是人为直接改变物种的性态，虽然能够精确地控制转入的成份，却并不能精确地认识转入物质对物种和生态所产生的后果，仅仅了解物种的成份，并不能够完整地认识物种，正如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知道自然是由一百多种化学元素构成，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知道自然是由什么构成，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它们是如何构成自然的，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仍然很肤浅，更谈不上控制自然。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往往低估了自然和生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仅靠对自然的一知半解就试图去改变和影响自然，北美亚洲鲤鱼成灾就是这样的典性例子。某些所谓的转基因专家出于维护其自身利益，往往会无限夸大转基因技术的好处，而无视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与缺陷。比如他们宣传抗虫转基因作物不使用农药，而中国对转基因抗虫棉的实践表明，由于次生虫害的存在，抗虫棉仍然需要使用农药，且抗虫棉自身抗病能力弱，抗虫棉的毒蛋白对土壤中的微生物会造成破坏，又比如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由于除草剂的残留，会直接影响传统作物的生长，现有的转基因作物，无论是抗虫，还是抗除草剂的、这些技术的应用本质上都是使转基因利益集团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收益，同样也会带来风险，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技术，技术的应用是风险和利益的折衷，一种技术能否得到正确、合理有效的应用，其前提是对技术风险的充分认识和正视，因为只有正确认识技术应用的风险和危害，我们才能釆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范和规避风险，才能使技术的应用能够真正造福于人类。正如我们能够认识到农药残留的危害，我们才会有意识的开发低毒，易分解，环保友好型的农药，既能有效控制病虫害，又可以尽量减少对生态和人类的不良影响。转基因技术也一样，作为一种深刻改变物种性态的技术，不可能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转基因技术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应用的前提同样是正视和充分认识其风险,转基因技术风险研究本身就是转基因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也是保障转基因作物能够安全应用的前提，但是这样的研究花费不菲，旷日持久，其领域涉及生态学、医学等，其复杂程度己经超出了转基因技术范畴，而且这样的技术研究并不能给研究者和投资者带来实质上的物质利益，相反会威胁和阻碍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用，能够认识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与转基因作物投资者、生产者、研发者所存在的根本利害冲突，就不能轻易地相信转基因利益集团所主导的安全标准、实验标准和实验结果。某些转基因从业者誓言旦里的宣称没有任何实验能够证明转基因作物有安全问题，从其利益角角度我们也不难理解：第一、他们不会承认、接受与自身利益相背的实验结果，其次，他们也不会有意愿主动从事与自身利益不符的研究。未知的风险才是真正的风险，对于技术，最大的风险是不正视、不承认、不了解风险。轻信转基因利益集团所主导的安全标准、实验标准和实验结果就犹如相信罪犯自订刑法、自证有罪一样的荒唐。如果不进行第三方的、独立的、公开透明的、长期的动物、人体、生态的持续性、严格的实验性研究，不建立起一整套从投资、研发、生产、市场准入的监管体制和责任追究法律制度，仅仅只依靠转基因从业者的良知和自律是根本无法保证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在中国，转基因从业者更多的热衷于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开发和应用，而鲜有人真正研究这种技术所带来风险和危害，对转基因风险认识建立在它国文献上，而非自身体验和经验，这种研究上缺陷对于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消费市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是不言自喻，在中国农业部所颁布的转基因技术路线图中，有各种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但是就没有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和安全评估方面的研究，中国一方面抱怨中国转基因技术落后，一方面又在没有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进行充分深入地、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论证下不遗余力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尤其是在没有任向先例的情况下推动主粮的转基因化，这充分暴露了中国转基因学界、产业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本来面目。
如果某些转基因从业者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推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而另一些所谓的挺转基因人士则是来自于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迷信，他们搞不清楚纯粹的科学研究和牟利为目的技术开发的本质区别，把牟利为目的技术开发看成一种高尚的、纯粹的科学研究活动，而看不清这背后的利益动机。比如在黄金大米实验事件中，美籍华裔转基因从业者违反科学原则，无视中国儿童的健康权益，在不告知实情下，用中国儿童作为实验样本。在某些挺转基因人士中被描述成程序是错误的，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他们无视这样的事实，这样技术实验的本质是为了推动实现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而并不是真正为了科学探索，如果这样实验没有风险，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偷偷地不远万里用中国儿童作为实验样本，而不是利用美国儿童作为样本，从这样事例中不难看出，某些转基因从业者为了自身经济和学术利益是可以铤而走险、无视他人权益的，这样的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作为食品的安全实验，以人体为基础的、长时间实验所得的数据是最真实可信的，这同样反驳了某些转基因专家用动物实验可以代替人体实验的说法。而另一些人则参加所谓的试吃活动，在他们看来是为了推动科学进步，而真正科学的研究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深入的、严谨的研究和论证，而不是这种以宣传为目的的作秀，从事科学或技术活动必须牢记，不能牺牲自身和他人的权益去成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热爱科学没有错，但是一定要掌握基本的科学原则和方法，不能被极少数人利用成为牟利的工具。
转基因作物的市场准入在发达国家是由立法机构决定的，是一种公开透明、可以监督和追溯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在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销售是由国会决定的，而在中国，这种事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则是由一个政府部门一一农业部以审批的方式完成的，这就为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大开方便之门，跨国的转基因农业集团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在政府和学界找到自已利益的代理人和代言人，能够以极低的风险和代价进入中国的市场，我们己经十多年大量的消费转基因作物，沒有多少人清楚这些转基因作物是如何通过安全鉴定、是如何流入市场、是如何监管的。中国的民众是在不知情、被动的、糊里糊涂地消费着转基因食品，如果没有上海世博会西方人士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中国人不会认识到转基因食物是有风险的、如果不是农业部暗箱操作，试图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也不会哪么多人关注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农业部官僚吹嘘自己有世上最严的转基因监管体系。而事实上，从制度层面，这个转基因管理体系早就千穿百孔、漏洞百出了。农业部发布数据表明：我们转基因作物交易量占全球的70%，消费量的30%，我们才是转基因作物的最大消费者，正如美媒所言：美国人是将转基因作物作为加工原料和饲料，而中国是作为食物。我们中国人才是转基因风险的最大承担者。这个数据的另一面是：在中国早己形成了一个跨国转基因粮食集团、买办集团、政府机构、学界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利益同盟，这种权力和利益的相互结合，使他们垄断了转基因方面的参与权、决策权、话语权，公众只能被动地、糊里糊涂接受他们的摆布、即使是明知存在风险他们也会毫无顾忌推销他们的产品，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风险全部转移到广大公众头上。农业部作为一个公共利益的监管部门，他们理应将公众的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放在第一位，但是从现在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更加热衷于推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农业部的官员和专家更象是跨国转基因粮商、国内粮食买办的利益代言人，这种监管角色的错位和缺失，很容易使中国普通民众成为转基因利益集团鱼肉的对象、成为他们免费的、廉价的试验小白兔，中国普通民众依靠什么来维护、保障自身安全利益，是依靠哪些转基因既得利益售团的良知和道德自律？还是那些傲愯无知的官僚？

揭开转基因科学神话的面纱，看清楚背后的利益纠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极力摸黑反转人士、极力反对对转基因安全的质疑，极力提倡用简单、原始地用动物实验作为转基因的安全标准、极力反对对转基因作物进行强制标识，肆意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权。一些人在没有充分实验验证下，极力推动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转基因利益集团可以无视公众安全利益、无视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转基因事关每个人的安全权益，我等草民反对转基因商业化也是本能的、自发地在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我们不是不相信科学，而是不相信哪种屁股决定脑壳的科学，不相信哪种为了追求利润、利益不择手段的科学。为了权力，人们可以举民主、自由大旗，为了商业利益，有些人为什么不会举起科学的大旗，善良的人们应该牢记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欢迎转发，我等草民只能依靠自己的行动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不能指望权贵、买办、学术精英的恩赐和施舍
转基因之争是科学还是利益的博弈
刘朝建

在讨论转基因之争前首先要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区別，科学是认识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的奥秘，是追求自然的真珵，科学研究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理论或观念，科学研究并不会给研究者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科学的争论也只观念和认识上的争论，并沒有现实的物质上的利害冲突。而技术是改造自然，人类改造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技术应用的产物就是开发一种新的产品，而这种新的产品的商业应用能够给投资、研发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基因的研究属于科学范畴，而转基因属于技术范畴。资本投资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并不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更不是为了追求科学的真理，而是希望通过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物一一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获取利益，而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是其商业化关键一步。因此转基因之争的实质并不是表面上的科学之争，而是公众对自身安全的关注与转基因作物开发者对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博弈。转基因的研发者，投资者，生产者构成利益共同体，他们都需要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中获取物质利益，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他们自然会无限鼓吹转基因作物的种种好处，而攻击，谩骂任何敢于质疑转基因作物安全的人和事。这种类似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当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一卡逊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揭示农药对生态的危害的时候，就立即遭到了化学工业集团和农业部门构成的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和谩骂，其中不乏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蕾切尔一卡逊之所以被攻击并不是她的观点不科学，而是她行为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在中国，崔永元们被攻击、谩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断人财路，自然会遭人嫉恨。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实际上转基因专家也承认这与转入的物质有关，能够转入抗病虫害的毒蛋白、也能转入对人有害的毒蛋白。即使是转入是无毒害的蛋白也并不能表明这种转基因作物对生态和人类是安全，因为生物系统不是线性叠加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要证明转基因作物对生态、人类是否安全最有效的方式是广泛而严谨的实验验证，对于人类直接食用的转基因作物，尤其是主粮，长期而广泛的人体实验是最科学，最严谨的实验方式。但是在中国，某些转基因专家却鼓吹用动物实验作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标准，这样安全实验标准还不如用于特定人群的医药药物实验的标准，药物实验不仅要进行动物实验，而且还要在通过动物实验验证基础上，进行双盲和临床的人体试验，即使如此，药物在实际中也会因出现安全问题而中止使用。人和动物生理上的巨大差异就注定了仅用动物实验是不可能充分验证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某些转基因专家之所以鼓吹用动物实验作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实验标准，是因为这样低的实验标准降低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的技术门槛，降低了转基因作物开发的时间和成本，符合转基因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与此同时，将转基因作物潜在的风险全部转嫁给社会和消费者，将本身应该由开发者承担的成本、风险和责任全部转嫁给社会和消费者。如果转基因作物一但出现问题，研发者会说科学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科学实验不能保证所有的情形，而生产、投资转基因作物者则说他们所有的标准都符合已有科学实验标准，符合已有法律、法规，他们会将自身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最终的代价只能由整个社会和消费者来承担。而且即使这样低的实验安全标准也不是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完成的、而是来自于利益相关方，这样的实验也不能保证其没有倾向性。食品安全是绝对的安全，事关无数人的人身安全，一旦出现差错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不能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将公众作为转基因作物的试错标本。
    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直接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研发的投入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涉及到某些转基因专家的学术和商业利益，这也是某些转基因专家不遗余力宣传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最本能的、最原始的动机。在学术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诱惑和裹胁下，并不是所有的转基因专家都能保持学术上中立和超然，在公众与个人利益上，始终坚持将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学术界，我们很容易看到：只要任何质疑转基因作物安全的论文都必定会遭到转基因利益集团以及其圈养的专家的百般阻拦和刁难，反之则不然，以利益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是没有真理和真相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自已有利的观念和数琚，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某些转基因专家所谓的科普中。比如宣称自然界物种的基因随时都在发生变异，因此转基因所引起的变异是安全,而无视这两种变异存在的本质区别，自然界物种的变异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由个体变异到整个物种的变异要经过自然的选择和成千上万年的演化，而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不同的物种会形成新的平衡，而转基因技术所产生的变异是突变，不同物种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形成新的平衡，而带来生态风险。又如宣称转基因技术比杂交更精确，因此更安全。杂交技术是一种人工干预的自然选育技术，这一技术己经被人类使用了数千年，是已经被无数次实践所证明了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技术；而转基因则是人为直接改变物种的性态，虽然能够精确地控制转入的成份，却并不能精确地认识转入物质对物种和生态所产生的后果，仅仅了解物种的成份，并不能够完整地认识物种，正如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就知道自然是由一百多种化学元素构成，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知道自然是由什么构成，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它们是如何构成自然的，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仍然很肤浅，更谈不上控制自然。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往往低估了自然和生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仅靠对自然的一知半解就试图去改变和影响自然，北美亚洲鲤鱼成灾就是这样的典性例子。某些所谓的转基因专家出于维护其自身利益，往往会无限夸大转基因技术的好处，而无视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与缺陷。比如他们宣传抗虫转基因作物不使用农药，而中国对转基因抗虫棉的实践表明，由于次生虫害的存在，抗虫棉仍然需要使用农药，且抗虫棉自身抗病能力弱，抗虫棉的毒蛋白对土壤中的微生物会造成破坏，又比如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由于除草剂的残留，会直接影响传统作物的生长，现有的转基因作物，无论是抗虫，还是抗除草剂的、这些技术的应用本质上都是使转基因利益集团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收益，同样也会带来风险，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技术，技术的应用是风险和利益的折衷，一种技术能否得到正确、合理有效的应用，其前提是对技术风险的充分认识和正视，因为只有正确认识技术应用的风险和危害，我们才能釆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范和规避风险，才能使技术的应用能够真正造福于人类。正如我们能够认识到农药残留的危害，我们才会有意识的开发低毒，易分解，环保友好型的农药，既能有效控制病虫害，又可以尽量减少对生态和人类的不良影响。转基因技术也一样，作为一种深刻改变物种性态的技术，不可能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转基因技术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应用的前提同样是正视和充分认识其风险,转基因技术风险研究本身就是转基因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也是保障转基因作物能够安全应用的前提，但是这样的研究花费不菲，旷日持久，其领域涉及生态学、医学等，其复杂程度己经超出了转基因技术范畴，而且这样的技术研究并不能给研究者和投资者带来实质上的物质利益，相反会威胁和阻碍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用，能够认识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与转基因作物投资者、生产者、研发者所存在的根本利害冲突，就不能轻易地相信转基因利益集团所主导的安全标准、实验标准和实验结果。某些转基因从业者誓言旦里的宣称没有任何实验能够证明转基因作物有安全问题，从其利益角角度我们也不难理解：第一、他们不会承认、接受与自身利益相背的实验结果，其次，他们也不会有意愿主动从事与自身利益不符的研究。未知的风险才是真正的风险，对于技术，最大的风险是不正视、不承认、不了解风险。轻信转基因利益集团所主导的安全标准、实验标准和实验结果就犹如相信罪犯自订刑法、自证有罪一样的荒唐。如果不进行第三方的、独立的、公开透明的、长期的动物、人体、生态的持续性、严格的实验性研究，不建立起一整套从投资、研发、生产、市场准入的监管体制和责任追究法律制度，仅仅只依靠转基因从业者的良知和自律是根本无法保证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在中国，转基因从业者更多的热衷于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开发和应用，而鲜有人真正研究这种技术所带来风险和危害，对转基因风险认识建立在它国文献上，而非自身体验和经验，这种研究上缺陷对于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消费市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是不言自喻，在中国农业部所颁布的转基因技术路线图中，有各种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但是就没有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和安全评估方面的研究，中国一方面抱怨中国转基因技术落后，一方面又在没有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进行充分深入地、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论证下不遗余力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尤其是在没有任向先例的情况下推动主粮的转基因化，这充分暴露了中国转基因学界、产业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本来面目。
如果某些转基因从业者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推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而另一些所谓的挺转基因人士则是来自于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迷信，他们搞不清楚纯粹的科学研究和牟利为目的技术开发的本质区别，把牟利为目的技术开发看成一种高尚的、纯粹的科学研究活动，而看不清这背后的利益动机。比如在黄金大米实验事件中，美籍华裔转基因从业者违反科学原则，无视中国儿童的健康权益，在不告知实情下，用中国儿童作为实验样本。在某些挺转基因人士中被描述成程序是错误的，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他们无视这样的事实，这样技术实验的本质是为了推动实现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而并不是真正为了科学探索，如果这样实验没有风险，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偷偷地不远万里用中国儿童作为实验样本，而不是利用美国儿童作为样本，从这样事例中不难看出，某些转基因从业者为了自身经济和学术利益是可以铤而走险、无视他人权益的，这样的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作为食品的安全实验，以人体为基础的、长时间实验所得的数据是最真实可信的，这同样反驳了某些转基因专家用动物实验可以代替人体实验的说法。而另一些人则参加所谓的试吃活动，在他们看来是为了推动科学进步，而真正科学的研究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深入的、严谨的研究和论证，而不是这种以宣传为目的的作秀，从事科学或技术活动必须牢记，不能牺牲自身和他人的权益去成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热爱科学没有错，但是一定要掌握基本的科学原则和方法，不能被极少数人利用成为牟利的工具。
转基因作物的市场准入在发达国家是由立法机构决定的，是一种公开透明、可以监督和追溯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在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销售是由国会决定的，而在中国，这种事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则是由一个政府部门一一农业部以审批的方式完成的，这就为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大开方便之门，跨国的转基因农业集团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在政府和学界找到自已利益的代理人和代言人，能够以极低的风险和代价进入中国的市场，我们己经十多年大量的消费转基因作物，沒有多少人清楚这些转基因作物是如何通过安全鉴定、是如何流入市场、是如何监管的。中国的民众是在不知情、被动的、糊里糊涂地消费着转基因食品，如果没有上海世博会西方人士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中国人不会认识到转基因食物是有风险的、如果不是农业部暗箱操作，试图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也不会哪么多人关注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农业部官僚吹嘘自己有世上最严的转基因监管体系。而事实上，从制度层面，这个转基因管理体系早就千穿百孔、漏洞百出了。农业部发布数据表明：我们转基因作物交易量占全球的70%，消费量的30%，我们才是转基因作物的最大消费者，正如美媒所言：美国人是将转基因作物作为加工原料和饲料，而中国是作为食物。我们中国人才是转基因风险的最大承担者。这个数据的另一面是：在中国早己形成了一个跨国转基因粮食集团、买办集团、政府机构、学界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利益同盟，这种权力和利益的相互结合，使他们垄断了转基因方面的参与权、决策权、话语权，公众只能被动地、糊里糊涂接受他们的摆布、即使是明知存在风险他们也会毫无顾忌推销他们的产品，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风险全部转移到广大公众头上。农业部作为一个公共利益的监管部门，他们理应将公众的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放在第一位，但是从现在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更加热衷于推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农业部的官员和专家更象是跨国转基因粮商、国内粮食买办的利益代言人，这种监管角色的错位和缺失，很容易使中国普通民众成为转基因利益集团鱼肉的对象、成为他们免费的、廉价的试验小白兔，中国普通民众依靠什么来维护、保障自身安全利益，是依靠哪些转基因既得利益售团的良知和道德自律？还是那些傲愯无知的官僚？

揭开转基因科学神话的面纱，看清楚背后的利益纠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极力摸黑反转人士、极力反对对转基因安全的质疑，极力提倡用简单、原始地用动物实验作为转基因的安全标准、极力反对对转基因作物进行强制标识，肆意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权。一些人在没有充分实验验证下，极力推动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转基因利益集团可以无视公众安全利益、无视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转基因事关每个人的安全权益，我等草民反对转基因商业化也是本能的、自发地在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我们不是不相信科学，而是不相信哪种屁股决定脑壳的科学，不相信哪种为了追求利润、利益不择手段的科学。为了权力，人们可以举民主、自由大旗，为了商业利益，有些人为什么不会举起科学的大旗，善良的人们应该牢记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欢迎转发，我等草民只能依靠自己的行动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不能指望权贵、买办、学术精英的恩赐和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