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日本在亞洲沒有真正朋友

　　已被亞洲國家孤立的日本期待著從一些不重要的外國客人那裡獲得一些外交上的安慰﹐所以上個月就邀請了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到東京發表演講﹐但後者卻毫不客氣地給日本人上了一課﹐對日本人推卸過去的戰爭負責進行了譴責。可以想象﹐日本人當時會對施密特的指責作出何種反應。

　　日本的無能是想極力抓住自己的長期令亞洲國家感到憤怒的過去﹐但是現在它已開始威脅到東京曾經擁有的不可質疑的影響。這是將在10月31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的評論﹐在這篇題為《一個非常孤獨的日本》文章中﹐作者卡利爾(Christian Caryl)對日本為何在沒有真正朋友進行了剖析和解答。
　　密施特在東京發表的演講時坦率地告訴日本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日本這個國家在世界各地並沒有太多的真正朋友。”密施特認為這是一種綜合症所導致的結果﹐在承認太平洋戰爭戰敗和過去歷史罪行時﹐日本對這個結果表現得模棱兩可。然而﹐日本聽眾並沒有對施密特所說的﹐他的國家在二戰中曾對歐洲國家犯下的更嚴重的罪行而感到欣慰。
　　新聞周刊指出﹐可能是由于對施密特的這番言論有點懷疑﹐日本媒體並沒有介紹他的演講內容。但日本人最好習慣于這種對其處理歷史的悲慘判決﹐因為還會有更多的“教訓”隨之而來。
　　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供奉著包括甲級戰犯靈位在內的靖國神社後﹐他的國家可以展望到近年來所遭到的外交孤立正在加深﹐正變得日趨嚴重。中國和韓國已在措辭激烈的聲明中表達了他們的憤怒﹐為了以示抗議﹐兩國都取消了原計劃的外交會晤。甚至﹐日本在亞洲僅有的幾個關系不太好的盟友﹐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都對日本頗為不滿。
　　文章指出﹐在二戰過去整整60年後﹐日本政府從未處理好它的戰爭問題。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雖然沒有再次挑起鄰國早前曾爆發的反日大示威﹐但每次這樣的事件都會進一步證明廣泛流傳的日本人對戰爭所表達的懺悔是不真誠的。可就在新聞周刊這篇文章還沒有印刷出版前﹐為了讓小泉的參拜“正當化”﹐日本內閣在國會答辯公文中已推翻了戰後遠東國際法庭的戰犯判決。日本內閣通過的國會答辯明確否定了戰犯問題﹐稱“日本國內不存在任何戰犯。”
　　10月25日﹐小泉內閣為了回答反對黨議員的質詢﹐通過了有關的參拜見解答辯文。日本媒體在報導中特別強調﹐日本政府很明確地指出了日本沒有戰犯。公開的答辯公文內容在戰犯問題上說﹕“對于遠東國際法庭以及聯合國戰犯法庭所判的刑﹐並不是按照日本國內法所作的判決。”借此﹐強調了日本國內並不存在如國際上所說的A﹑B﹑C級二戰戰犯。除不承認戰犯存在外﹐有關答辯公文也替日本首相說明﹐參拜神社並不違反憲法－－“即使那是一個公式參拜﹐只要不行神教儀式﹐不以宗教為目的﹐就不是違反憲法。”
　　新聞周刊說﹐除了參拜靖國神社這個最敏感的問題外﹐日本幾乎還和所有的鄰國都存在著領土爭執問題﹐處于一種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獨一無二的境遇。它同中國存在著東海油氣田之爭﹐與韓國存在著獨島之爭﹐和俄羅斯還有北方四島的主權之爭。日本與這些國家的爭執﹐可能也是它在“入常”上遭到嚴重打擊的重要原因﹐因為幾乎沒有亞洲主要國家肯替日本說話﹐盡管日本已在亞洲進行了巨額投資﹐就連日本外交高級官員都承認﹐日本已在過去半個世紀在這一地區施展外交關系﹐“但坦率地講﹐我深感震驚﹐這完全是一場災難。”
　　在美國這個強大的盟友支持下﹐日本已在過去幾十年中變成了一個經濟大國。但亞洲國家對日本憎恨正威脅著它的未來進程﹐尤其是在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地區大國﹐已對日本構成了日益強大的挑戰。而日本這個曾在上個世紀花了許多時間渴望成為東亞領導角色的國家﹐現在卻發現自己實際上已因為自己的糟糕表現而被逼到一個角落。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說﹐“戰爭給亞洲鄰國所留下的創傷並沒有愈合﹐”這位曾在1995年向戰爭受害者道歉的前首相承認﹐“他們仍對日本缺少信心。”
　　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戰後的和平主義變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已難以想象﹖難道日本需要為其過去的戰爭行為不斷地道歉﹖新聞周刊說﹐的確足夠了。東京大學一位學者指出﹐絕大多數日本人都接受對日軍在1931年至1945年期間的“侵略戰爭”的描述。此外﹐一家專門介紹亞洲安慰歸悲慘命運的博物館﹐也于今年8月在東京開館。與此同時﹐不能遠離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在二戰60周年紀念日上重申﹐日本已准備承認它對戰爭的責任。
　　對于日本多數人已接受對“侵略戰爭”描述的民調﹐日本發行量很大的讀賣新聞10月27日公布的一項最新調查結果顯示﹐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人認為日本領導人就過去的軍事侵略向中國和韓國已經做了足夠的道歉。大約63%的受訪者認為日本的反復道歉已經足夠﹐只有27%的人認為他們的道歉還不夠充分。對于他們是否應該繼續為日本在亞洲人民身上犯下的暴行負責這一問題﹐受訪者的分歧極為嚴重。45%的人認為﹐他們不必再感到抱歉﹐47%的人認為他們應該永遠或在一段時間內牢記對過去罪行的責任。
　　新聞周刊認為﹐小泉再次參拜靖國神社毀掉了他在8月15日的“日本對戰爭負責”的講話。此外﹐那些曾經為日軍戰爭罪行表達過懺悔之情的日本官員﹐反過來也會發表一些引發爭執的評論。如果日本教育大臣去年就曾多次揚言要求修改歷史教科書﹐試圖把日本軍國主義的角色最小化。日本東京一所大學的一名教授指出﹐根本原因是﹐戰後日本對戰爭責任並沒有達成一致﹐“如果在記憶中沒有一致﹐那麼你就無法承擔責任﹐也沒有責任﹐這樣你就無法走向和解。”
　　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歷史舊賬”現在又都翻了出來﹐畢竟這種不一致已經存在了數幾十年了。新聞周刊的文章說﹐可有兩點完全不同﹕其一是﹐對戰爭沒有個人記憶的日本新一代﹐正越來越討厭他們所看到的戰後由美國人制定的和平憲法。象小泉純一郎這樣的年輕保守派﹐已發誓要把日本變成一個“正常國家”－－這個誓言包括要讓東京在國際事務扮演重要角色﹐修改和平憲法等。
　　另一點就是外部環境的改變。回到幾十年前﹐當日本還是亞洲地區最主要的經濟大國時﹐其它國家都經常接受日本的經濟援助﹐從而讓東京換回不再重提戰爭的承諾。但現在中國和韓國已經擁有了一大批中產階層﹐這樣一來﹐歷史問題就再次浮出了水面。今年9月﹐韓國外長曾告訴日本人﹐我們現在不需要日本政府的錢﹐我們已有了足夠的錢﹐韓國政府只要求日本人真實和真誠﹐讓兩國發展健康的關系。
　　韓國和中國領導人都擁有強大的國內原因來不斷“修理”日本﹐以此來換得國民的支持。過去幾個月中日兩國關系的惡化﹐已表明它對兩國的經濟和政治都產生了影響。中國4月份發生的反日大示威﹐曾導致日本股市大幅下跌。日本的一些公司已經開始重新評估他們投資中國的戰略﹐許多公司已開始將公司遷往其它國家。日本商界領袖還游說小泉遠離靖國神社﹐以便與中國保持良好的經濟關系。

　　文章指出﹐持續的緊張關系已給日本的外交造成很大打擊。這個國家戰後的總戰略﹐一直是積極推動軟力量。日本已在過去幾十年中極為關注諸如人權或全球氣候改變等問題。但由于東京一直是美國的主要支持者﹐從而也被一些亞洲國家疏遠了。日本的“入常”努力最後只獲得亞洲三個不起眼的國家的支持﹐他們是阿富汗﹑不丹和馬爾代夫。這與日本作為聯合國最大資助國的身份有些不符﹐它每年向聯合國提供的資金約佔聯合國總預算的20%﹐僅次于美國。日本“入常”失敗﹐部分原因是北京發動的反對攻勢﹐因為中國熱衷于利用歷史來抹黑日本的形象。
　　那麼日本如何才能從這些混亂的問題獲得解脫呢﹖一些日本的強硬派認為﹐日本應該在外交上對中國給予更加強硬的回答﹐他們指出中國共產黨也犯有同樣的歷史健忘症。日本外交部已開始實施自己的努力﹐最近在互聯網上加強了對日本的宣傳﹐解釋日本的外交政策﹐推動一個健康的日本形象。
　　新聞周刊強調說﹐但日本的這些做法看起來並不能培養出他們最需要的結果﹕一種更廣泛的和解精神和對歷史的認識。日本東京經濟大學國際中心歷史和解研究專家哈瓦特(Andrew Horvat)指出﹐在二戰後德國人如此成功地與歐洲各國實現和解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同歐洲人進行了大量的非政府的接觸。這種跨越邊境的廣泛接觸﹐從教堂到民權組織﹐從貿易聯盟到學術團體。但日本卻恰恰相反﹐嚴格的立法限制了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從而也阻礙了民權團體的成長。
　　日本東京大學的一位專家指出﹐日本無法同亞洲其它建立良好關系的另一個原因是﹐它一直是美國的盟友。作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地緣政治伙伴﹐日本沒有真正感覺到有必要走出去與亞洲國家修好。回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它沒有同亞洲國家發生過什麼經濟關系。但現在﹐日本卻與所有國家都保持著非常密切的經濟關系。中國現在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
　　文章最後指出﹐即將于12月在科倫坡召開的亞洲首腦峰會﹐可能會打造一種新的合作精神。其目標是想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象歐盟式的松散組織。日本過去一直都在推動這個更強大的亞洲經濟整合的觀念﹐由于對安全的擔懮日益增加﹐一個新的地區性整合的時機可能也已成熟。
　　但是﹐如果東京所渴望形成的未來﹐有可能會因為它的無能和緊抓過去不放而陷入泥潭﹐那麼它將是個不幸。已被亞洲國家孤立的日本期待著從一些不重要的外國客人那裡獲得一些外交上的安慰﹐所以上個月就邀請了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到東京發表演講﹐但後者卻毫不客氣地給日本人上了一課﹐對日本人推卸過去的戰爭負責進行了譴責。可以想象﹐日本人當時會對施密特的指責作出何種反應。

　　日本的無能是想極力抓住自己的長期令亞洲國家感到憤怒的過去﹐但是現在它已開始威脅到東京曾經擁有的不可質疑的影響。這是將在10月31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的評論﹐在這篇題為《一個非常孤獨的日本》文章中﹐作者卡利爾(Christian Caryl)對日本為何在沒有真正朋友進行了剖析和解答。
　　密施特在東京發表的演講時坦率地告訴日本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日本這個國家在世界各地並沒有太多的真正朋友。”密施特認為這是一種綜合症所導致的結果﹐在承認太平洋戰爭戰敗和過去歷史罪行時﹐日本對這個結果表現得模棱兩可。然而﹐日本聽眾並沒有對施密特所說的﹐他的國家在二戰中曾對歐洲國家犯下的更嚴重的罪行而感到欣慰。
　　新聞周刊指出﹐可能是由于對施密特的這番言論有點懷疑﹐日本媒體並沒有介紹他的演講內容。但日本人最好習慣于這種對其處理歷史的悲慘判決﹐因為還會有更多的“教訓”隨之而來。
　　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供奉著包括甲級戰犯靈位在內的靖國神社後﹐他的國家可以展望到近年來所遭到的外交孤立正在加深﹐正變得日趨嚴重。中國和韓國已在措辭激烈的聲明中表達了他們的憤怒﹐為了以示抗議﹐兩國都取消了原計劃的外交會晤。甚至﹐日本在亞洲僅有的幾個關系不太好的盟友﹐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都對日本頗為不滿。
　　文章指出﹐在二戰過去整整60年後﹐日本政府從未處理好它的戰爭問題。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雖然沒有再次挑起鄰國早前曾爆發的反日大示威﹐但每次這樣的事件都會進一步證明廣泛流傳的日本人對戰爭所表達的懺悔是不真誠的。可就在新聞周刊這篇文章還沒有印刷出版前﹐為了讓小泉的參拜“正當化”﹐日本內閣在國會答辯公文中已推翻了戰後遠東國際法庭的戰犯判決。日本內閣通過的國會答辯明確否定了戰犯問題﹐稱“日本國內不存在任何戰犯。”
　　10月25日﹐小泉內閣為了回答反對黨議員的質詢﹐通過了有關的參拜見解答辯文。日本媒體在報導中特別強調﹐日本政府很明確地指出了日本沒有戰犯。公開的答辯公文內容在戰犯問題上說﹕“對于遠東國際法庭以及聯合國戰犯法庭所判的刑﹐並不是按照日本國內法所作的判決。”借此﹐強調了日本國內並不存在如國際上所說的A﹑B﹑C級二戰戰犯。除不承認戰犯存在外﹐有關答辯公文也替日本首相說明﹐參拜神社並不違反憲法－－“即使那是一個公式參拜﹐只要不行神教儀式﹐不以宗教為目的﹐就不是違反憲法。”
　　新聞周刊說﹐除了參拜靖國神社這個最敏感的問題外﹐日本幾乎還和所有的鄰國都存在著領土爭執問題﹐處于一種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獨一無二的境遇。它同中國存在著東海油氣田之爭﹐與韓國存在著獨島之爭﹐和俄羅斯還有北方四島的主權之爭。日本與這些國家的爭執﹐可能也是它在“入常”上遭到嚴重打擊的重要原因﹐因為幾乎沒有亞洲主要國家肯替日本說話﹐盡管日本已在亞洲進行了巨額投資﹐就連日本外交高級官員都承認﹐日本已在過去半個世紀在這一地區施展外交關系﹐“但坦率地講﹐我深感震驚﹐這完全是一場災難。”
　　在美國這個強大的盟友支持下﹐日本已在過去幾十年中變成了一個經濟大國。但亞洲國家對日本憎恨正威脅著它的未來進程﹐尤其是在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地區大國﹐已對日本構成了日益強大的挑戰。而日本這個曾在上個世紀花了許多時間渴望成為東亞領導角色的國家﹐現在卻發現自己實際上已因為自己的糟糕表現而被逼到一個角落。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說﹐“戰爭給亞洲鄰國所留下的創傷並沒有愈合﹐”這位曾在1995年向戰爭受害者道歉的前首相承認﹐“他們仍對日本缺少信心。”
　　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戰後的和平主義變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已難以想象﹖難道日本需要為其過去的戰爭行為不斷地道歉﹖新聞周刊說﹐的確足夠了。東京大學一位學者指出﹐絕大多數日本人都接受對日軍在1931年至1945年期間的“侵略戰爭”的描述。此外﹐一家專門介紹亞洲安慰歸悲慘命運的博物館﹐也于今年8月在東京開館。與此同時﹐不能遠離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在二戰60周年紀念日上重申﹐日本已准備承認它對戰爭的責任。
　　對于日本多數人已接受對“侵略戰爭”描述的民調﹐日本發行量很大的讀賣新聞10月27日公布的一項最新調查結果顯示﹐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人認為日本領導人就過去的軍事侵略向中國和韓國已經做了足夠的道歉。大約63%的受訪者認為日本的反復道歉已經足夠﹐只有27%的人認為他們的道歉還不夠充分。對于他們是否應該繼續為日本在亞洲人民身上犯下的暴行負責這一問題﹐受訪者的分歧極為嚴重。45%的人認為﹐他們不必再感到抱歉﹐47%的人認為他們應該永遠或在一段時間內牢記對過去罪行的責任。
　　新聞周刊認為﹐小泉再次參拜靖國神社毀掉了他在8月15日的“日本對戰爭負責”的講話。此外﹐那些曾經為日軍戰爭罪行表達過懺悔之情的日本官員﹐反過來也會發表一些引發爭執的評論。如果日本教育大臣去年就曾多次揚言要求修改歷史教科書﹐試圖把日本軍國主義的角色最小化。日本東京一所大學的一名教授指出﹐根本原因是﹐戰後日本對戰爭責任並沒有達成一致﹐“如果在記憶中沒有一致﹐那麼你就無法承擔責任﹐也沒有責任﹐這樣你就無法走向和解。”
　　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歷史舊賬”現在又都翻了出來﹐畢竟這種不一致已經存在了數幾十年了。新聞周刊的文章說﹐可有兩點完全不同﹕其一是﹐對戰爭沒有個人記憶的日本新一代﹐正越來越討厭他們所看到的戰後由美國人制定的和平憲法。象小泉純一郎這樣的年輕保守派﹐已發誓要把日本變成一個“正常國家”－－這個誓言包括要讓東京在國際事務扮演重要角色﹐修改和平憲法等。
　　另一點就是外部環境的改變。回到幾十年前﹐當日本還是亞洲地區最主要的經濟大國時﹐其它國家都經常接受日本的經濟援助﹐從而讓東京換回不再重提戰爭的承諾。但現在中國和韓國已經擁有了一大批中產階層﹐這樣一來﹐歷史問題就再次浮出了水面。今年9月﹐韓國外長曾告訴日本人﹐我們現在不需要日本政府的錢﹐我們已有了足夠的錢﹐韓國政府只要求日本人真實和真誠﹐讓兩國發展健康的關系。
　　韓國和中國領導人都擁有強大的國內原因來不斷“修理”日本﹐以此來換得國民的支持。過去幾個月中日兩國關系的惡化﹐已表明它對兩國的經濟和政治都產生了影響。中國4月份發生的反日大示威﹐曾導致日本股市大幅下跌。日本的一些公司已經開始重新評估他們投資中國的戰略﹐許多公司已開始將公司遷往其它國家。日本商界領袖還游說小泉遠離靖國神社﹐以便與中國保持良好的經濟關系。

　　文章指出﹐持續的緊張關系已給日本的外交造成很大打擊。這個國家戰後的總戰略﹐一直是積極推動軟力量。日本已在過去幾十年中極為關注諸如人權或全球氣候改變等問題。但由于東京一直是美國的主要支持者﹐從而也被一些亞洲國家疏遠了。日本的“入常”努力最後只獲得亞洲三個不起眼的國家的支持﹐他們是阿富汗﹑不丹和馬爾代夫。這與日本作為聯合國最大資助國的身份有些不符﹐它每年向聯合國提供的資金約佔聯合國總預算的20%﹐僅次于美國。日本“入常”失敗﹐部分原因是北京發動的反對攻勢﹐因為中國熱衷于利用歷史來抹黑日本的形象。
　　那麼日本如何才能從這些混亂的問題獲得解脫呢﹖一些日本的強硬派認為﹐日本應該在外交上對中國給予更加強硬的回答﹐他們指出中國共產黨也犯有同樣的歷史健忘症。日本外交部已開始實施自己的努力﹐最近在互聯網上加強了對日本的宣傳﹐解釋日本的外交政策﹐推動一個健康的日本形象。
　　新聞周刊強調說﹐但日本的這些做法看起來並不能培養出他們最需要的結果﹕一種更廣泛的和解精神和對歷史的認識。日本東京經濟大學國際中心歷史和解研究專家哈瓦特(Andrew Horvat)指出﹐在二戰後德國人如此成功地與歐洲各國實現和解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同歐洲人進行了大量的非政府的接觸。這種跨越邊境的廣泛接觸﹐從教堂到民權組織﹐從貿易聯盟到學術團體。但日本卻恰恰相反﹐嚴格的立法限制了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從而也阻礙了民權團體的成長。
　　日本東京大學的一位專家指出﹐日本無法同亞洲其它建立良好關系的另一個原因是﹐它一直是美國的盟友。作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地緣政治伙伴﹐日本沒有真正感覺到有必要走出去與亞洲國家修好。回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它沒有同亞洲國家發生過什麼經濟關系。但現在﹐日本卻與所有國家都保持著非常密切的經濟關系。中國現在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
　　文章最後指出﹐即將于12月在科倫坡召開的亞洲首腦峰會﹐可能會打造一種新的合作精神。其目標是想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象歐盟式的松散組織。日本過去一直都在推動這個更強大的亞洲經濟整合的觀念﹐由于對安全的擔懮日益增加﹐一個新的地區性整合的時機可能也已成熟。
　　但是﹐如果東京所渴望形成的未來﹐有可能會因為它的無能和緊抓過去不放而陷入泥潭﹐那麼它將是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