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孱弱的中国反日

孱弱的中国反日
[536] (2005-10-20)
　　我不是说反日不好，正是因为我非常反日，所以和那些泛泛反日的人不同，我常常感到中国的反日力量很弱。
　　说中国反日弱，分2个群体吧，精英和平民。
　　政治精英，就是手握权力的人，他们提出了“和平发展观”，请参看俺的《台湾和日本 :“和平发展”这碗饭里的生米粒》。
　　知识精英，分2个派吧，左派和右派。今年4月23日王小东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我很同意下面的文字，摘过来。

　　【我非常同意中国外交部说的这句话，中日关系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主要责任是在日方的。为什么这样讲？至少是在近二十年当中，中国的精英集团，无论是在左还是右，都是非常想搞好中日关系的，这有很多的表现、迹象。比如说，马立诚和时殷弘的观点，我们不妨把他说成是右。坦率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其实这两个人从我个人接触来说他们俩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妨说成是右。很多人知道，在网上也看到，其实很多的左派也是非常主张搞好中日关系的。我看网上有贴子，骂左派，说左派是亲日派。有的左派不知道，要求拿出证据来。我发觉自由派拿不出证据来。我心里说，我是有证据不想说。我现在也只是笼统告诉你们，因为涉及到个人不太好。中国的左派，主张中日友好的非常多。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是讲中日友好的。***那时候跟日本关系恐怕相对而言比跟美国跟苏联关系要好。中国当时跟其它主要大国关系当中，跟日本关系也许是最好的。那个时代，日本人经常来，是跟中国最早打开贸易关系的西方大国。***讲的，左派当然很多人认为那就是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可能更重要，更有现实感。他们（左派）认为，联日制美是可行的。恐怕马立诚（右派）他们不会这样想了，右边的亲日派不会这样想这个问题。中国的民间讨厌日本，大家有目共睹，不用我再说了，我只是说在精英集团当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么希望跟日本搞好关系，竟然就走到了今天这样一步，最起码从主观愿望来说，责任确实在日本那边。】

　　【右派：马立诚写的《对日新思维》文章，我早就看到了，他文章中对我有不正当的攻击，我也没在意。他与我认识，我跟他有一面之交，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写文章说过他什么，中国人老的风范，既然是一个熟人，我就不说你了，观点不一样也不说了。这不一定好，西方人，是朋友也可以说。他对我有不正当的攻击，我也没说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刘柠，日本公司的职员，写了一篇文章来找我。我首先要说，这个人（刘柠）从哪方面说他都是自由派，而且他的朋友也多半都是自由派，可他就是反日。你要说他这个人是什么“政府的鹰犬”，就太不象话了。他拿他那篇文章找我，他要反击马立诚，希望我也署名，因为马立诚对我进行不正当攻击那一段，具体情况他不了解，要求我最起码写跟我自己有关的那一段。说是一块写，其实主要是他写的，我就写了一小段，澄清马立诚对我个人进行的不正当攻击——他是无中生有，他说我在哪本书说过什么什么话，你翻那本书我没说过。我没生什么气，但有人给我提供机会，我也就答应了，就写了。刘柠说他跟《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的关系非常好，要拿到《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发表。当时我就说估计发表不了。他说不可能，《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跟他关系非常好。等他一拿去，他才知道根本发表不了。他告诉我说，《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说马立诚文章是发表在读者不多的小媒体《战略管理》上面，我们是一个大报，发行量很大，如果在这儿发你的文章，对马立诚是一种不公平。可我听说没过几天他们就发表了马立诚的文章。刘柠又把这个文章拿到《南方周末》。他认为自己和《南方周末》关系不错，在那儿能发表。据刘柠说，《南方周末》倒是比《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坦率：我们编辑部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就是同意马立诚的，所以你文章不能发。此后很快，他们就发表了对于马立诚的采访。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的“自由派的重镇”。我说刘柠怎么样？当初还是我看对了。最后没办法，我们只得在香港发表。就是这样，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跟马立诚不同声音的文章一点发不出来。】

　　经济精英，简单说，经济精英都只想赚钱，至少在他们来讲赚钱是第一位的。其次，他们喜欢稳定，事实上是现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和平发展”观支持者。

　　俺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和平发展”，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中国人对日的仇恨终究会渐渐衰弱下去，如人们常爱说的，时间会消逝一切。更何况中国现在这台专（家？）制（国？）的国家机器，在操纵新闻控制舆论方面，有着世界一流的能力。如果他们想把舆论导向到亲日方面，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亲日派说，日本人没有那么坏，80年代我们印象的日本人不是都很好么？我的回答是：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卫星电视，那时的舆论是被政治严密控制的。你可以想象80年代一个省电视台在全国掀起一个娱乐新闻么？你看得最多的恐怕是CCTV。

　　中日历史问题没有获得公正的解决。中日历史问题没有历史上可以类比的例子。日本侵略中国时是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一个具有残酷野蛮的价值观的国家，但是有了现代的科技、政治组织、国际地位、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它使用这些资源对中国实施了最残酷野蛮的奴役和屠杀。因为它拥有这些现代技术，所以它的手段的残酷是史无前例的：生化武器、细菌人体试验、慰安妇。因为它拥有国际地位，所以它可以无耻地掩盖它的野蛮和残忍。日本是处在只拥有现代技术、不具有现代价值的时代实施的这些罪行。这些罪行被它掩盖了。之后日本过渡到不只拥有现代技术，同时追随现代价值，于是它战后 60年的表现被安南认为有所贡献。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国人承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地残酷压迫，这个问题没有被公正解决。毛放弃了对日索赔。今天，民间索赔被视作最理性的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但民间索赔没有一例胜诉的，败诉的理由全部是中国已经放弃索赔。

　　我也不认为，今天的日本人在道德上已经足够反省，只要看看他们在处理遗留化学武器上的拖延就知道了。
　　上面列了三类精英，结论是没有多少支持反日的。

　　那么非精英呢，俺不讨论了，俺相信民众大多是厌日的，但俺也相信康晓光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中对中国的分析：

　　【所谓“精英联盟”并不是说三个精英集团坐下来，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联合统治的协议，而是说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接受或默认了现存的秩序。这种接受或默认，可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也可以是无可奈何的默认。联盟存在的标志是精英集团之间没有公开的激烈的对抗。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中国的精英联盟主导着中国的未来，而这个联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忘记“未获公正解决的中日历史问题”。

　　我并没有其它的政治志向，我仅仅希望中日历史问题获得公正解决，战争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尊重。仅此而已。
　　俺现在对反日的思路：今天，民间索赔被视作最理性的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但民间索赔没有一例胜诉的，败诉的理由全部是中国已经放弃索赔。因此，要解决中日历史问题，只有使中国（和平或者非和平）演变为一个民主国家，之后以议会决议或者全民公决等方式废除中日之间的现有条约。
　　因此，我现在主张民族主义者、反日派等等加入自派，就象当年（1920年代）GCD加入 GMD一样，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之前，保持足够的对精英集团的压力（主要是政治精英），防止（政治）精英集团利用其强大的舆论控制力，象他们过去几十年一贯地愚弄百姓一样，颠倒黑白地逐渐造出“日本是友好民族”的舆论。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之前，为了防止“时间会消逝一切”，应努力地阻隔中日两国民众的“交流和理解”。
　　悲哀的是，很多反日的民众，甚至是绝大多数，并不认同民主价值。
　　如同康晓光所说，老百姓，“没有思想”，他们被不同的精英控制着。有的簇拥在政治精英的羽翼下，有的跟着知识精英大喊大擂。。。。。。。。。。。。。。。。那些中国现有政治精英集团的拥护者，你们可能也是反日派，你们可能对我这篇指责政治精英集团的文章不满，甚至把我视作敌人。没有关系，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感情，毕竟，赵一曼和杨靖宇都是GCD人。我不会仇恨你们。。有一天你也许会和我今天的想法一样，也许永远不会，那是你们的自由。用你们的眼睛去观察，用你们的头脑去思考的自由。
　　我只能用下面这些话激励自己：
　　【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
《联合早报网》孱弱的中国反日
[536] (2005-10-20)
　　我不是说反日不好，正是因为我非常反日，所以和那些泛泛反日的人不同，我常常感到中国的反日力量很弱。
　　说中国反日弱，分2个群体吧，精英和平民。
　　政治精英，就是手握权力的人，他们提出了“和平发展观”，请参看俺的《台湾和日本 :“和平发展”这碗饭里的生米粒》。
　　知识精英，分2个派吧，左派和右派。今年4月23日王小东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我很同意下面的文字，摘过来。

　　【我非常同意中国外交部说的这句话，中日关系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主要责任是在日方的。为什么这样讲？至少是在近二十年当中，中国的精英集团，无论是在左还是右，都是非常想搞好中日关系的，这有很多的表现、迹象。比如说，马立诚和时殷弘的观点，我们不妨把他说成是右。坦率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其实这两个人从我个人接触来说他们俩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妨说成是右。很多人知道，在网上也看到，其实很多的左派也是非常主张搞好中日关系的。我看网上有贴子，骂左派，说左派是亲日派。有的左派不知道，要求拿出证据来。我发觉自由派拿不出证据来。我心里说，我是有证据不想说。我现在也只是笼统告诉你们，因为涉及到个人不太好。中国的左派，主张中日友好的非常多。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是讲中日友好的。***那时候跟日本关系恐怕相对而言比跟美国跟苏联关系要好。中国当时跟其它主要大国关系当中，跟日本关系也许是最好的。那个时代，日本人经常来，是跟中国最早打开贸易关系的西方大国。***讲的，左派当然很多人认为那就是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可能更重要，更有现实感。他们（左派）认为，联日制美是可行的。恐怕马立诚（右派）他们不会这样想了，右边的亲日派不会这样想这个问题。中国的民间讨厌日本，大家有目共睹，不用我再说了，我只是说在精英集团当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么希望跟日本搞好关系，竟然就走到了今天这样一步，最起码从主观愿望来说，责任确实在日本那边。】

　　【右派：马立诚写的《对日新思维》文章，我早就看到了，他文章中对我有不正当的攻击，我也没在意。他与我认识，我跟他有一面之交，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写文章说过他什么，中国人老的风范，既然是一个熟人，我就不说你了，观点不一样也不说了。这不一定好，西方人，是朋友也可以说。他对我有不正当的攻击，我也没说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刘柠，日本公司的职员，写了一篇文章来找我。我首先要说，这个人（刘柠）从哪方面说他都是自由派，而且他的朋友也多半都是自由派，可他就是反日。你要说他这个人是什么“政府的鹰犬”，就太不象话了。他拿他那篇文章找我，他要反击马立诚，希望我也署名，因为马立诚对我进行不正当攻击那一段，具体情况他不了解，要求我最起码写跟我自己有关的那一段。说是一块写，其实主要是他写的，我就写了一小段，澄清马立诚对我个人进行的不正当攻击——他是无中生有，他说我在哪本书说过什么什么话，你翻那本书我没说过。我没生什么气，但有人给我提供机会，我也就答应了，就写了。刘柠说他跟《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的关系非常好，要拿到《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发表。当时我就说估计发表不了。他说不可能，《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跟他关系非常好。等他一拿去，他才知道根本发表不了。他告诉我说，《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说马立诚文章是发表在读者不多的小媒体《战略管理》上面，我们是一个大报，发行量很大，如果在这儿发你的文章，对马立诚是一种不公平。可我听说没过几天他们就发表了马立诚的文章。刘柠又把这个文章拿到《南方周末》。他认为自己和《南方周末》关系不错，在那儿能发表。据刘柠说，《南方周末》倒是比《南方都市报》（还是《南风窗》？我记不清了）坦率：我们编辑部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就是同意马立诚的，所以你文章不能发。此后很快，他们就发表了对于马立诚的采访。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的“自由派的重镇”。我说刘柠怎么样？当初还是我看对了。最后没办法，我们只得在香港发表。就是这样，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跟马立诚不同声音的文章一点发不出来。】

　　经济精英，简单说，经济精英都只想赚钱，至少在他们来讲赚钱是第一位的。其次，他们喜欢稳定，事实上是现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和平发展”观支持者。

　　俺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和平发展”，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中国人对日的仇恨终究会渐渐衰弱下去，如人们常爱说的，时间会消逝一切。更何况中国现在这台专（家？）制（国？）的国家机器，在操纵新闻控制舆论方面，有着世界一流的能力。如果他们想把舆论导向到亲日方面，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亲日派说，日本人没有那么坏，80年代我们印象的日本人不是都很好么？我的回答是：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卫星电视，那时的舆论是被政治严密控制的。你可以想象80年代一个省电视台在全国掀起一个娱乐新闻么？你看得最多的恐怕是CCTV。

　　中日历史问题没有获得公正的解决。中日历史问题没有历史上可以类比的例子。日本侵略中国时是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一个具有残酷野蛮的价值观的国家，但是有了现代的科技、政治组织、国际地位、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它使用这些资源对中国实施了最残酷野蛮的奴役和屠杀。因为它拥有这些现代技术，所以它的手段的残酷是史无前例的：生化武器、细菌人体试验、慰安妇。因为它拥有国际地位，所以它可以无耻地掩盖它的野蛮和残忍。日本是处在只拥有现代技术、不具有现代价值的时代实施的这些罪行。这些罪行被它掩盖了。之后日本过渡到不只拥有现代技术，同时追随现代价值，于是它战后 60年的表现被安南认为有所贡献。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国人承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地残酷压迫，这个问题没有被公正解决。毛放弃了对日索赔。今天，民间索赔被视作最理性的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但民间索赔没有一例胜诉的，败诉的理由全部是中国已经放弃索赔。

　　我也不认为，今天的日本人在道德上已经足够反省，只要看看他们在处理遗留化学武器上的拖延就知道了。
　　上面列了三类精英，结论是没有多少支持反日的。

　　那么非精英呢，俺不讨论了，俺相信民众大多是厌日的，但俺也相信康晓光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中对中国的分析：

　　【所谓“精英联盟”并不是说三个精英集团坐下来，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联合统治的协议，而是说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接受或默认了现存的秩序。这种接受或默认，可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也可以是无可奈何的默认。联盟存在的标志是精英集团之间没有公开的激烈的对抗。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中国的精英联盟主导着中国的未来，而这个联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忘记“未获公正解决的中日历史问题”。

　　我并没有其它的政治志向，我仅仅希望中日历史问题获得公正解决，战争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尊重。仅此而已。
　　俺现在对反日的思路：今天，民间索赔被视作最理性的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但民间索赔没有一例胜诉的，败诉的理由全部是中国已经放弃索赔。因此，要解决中日历史问题，只有使中国（和平或者非和平）演变为一个民主国家，之后以议会决议或者全民公决等方式废除中日之间的现有条约。
　　因此，我现在主张民族主义者、反日派等等加入自派，就象当年（1920年代）GCD加入 GMD一样，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之前，保持足够的对精英集团的压力（主要是政治精英），防止（政治）精英集团利用其强大的舆论控制力，象他们过去几十年一贯地愚弄百姓一样，颠倒黑白地逐渐造出“日本是友好民族”的舆论。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之前，为了防止“时间会消逝一切”，应努力地阻隔中日两国民众的“交流和理解”。
　　悲哀的是，很多反日的民众，甚至是绝大多数，并不认同民主价值。
　　如同康晓光所说，老百姓，“没有思想”，他们被不同的精英控制着。有的簇拥在政治精英的羽翼下，有的跟着知识精英大喊大擂。。。。。。。。。。。。。。。。那些中国现有政治精英集团的拥护者，你们可能也是反日派，你们可能对我这篇指责政治精英集团的文章不满，甚至把我视作敌人。没有关系，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感情，毕竟，赵一曼和杨靖宇都是GCD人。我不会仇恨你们。。有一天你也许会和我今天的想法一样，也许永远不会，那是你们的自由。用你们的眼睛去观察，用你们的头脑去思考的自由。
　　我只能用下面这些话激励自己：
　　【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