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中国文人的骨气

丁先生在评论《为新中国辩》时，有如是说——
　　
虽然我不赞同作者的许多具体观点，但在反对西方走狗方面是一致的。
　　
这话既有求同存异的学术讨论，又涉及到中国文人的骨气问题。值得一论。我们姑且先不忙去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问题，先来做一做“骨气”的文章。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经写过一篇《谈骨气》的文章，开篇就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作者注：当不包括辛灏年之流，因为他们有的只是媚骨而已。）
什么叫做“有骨气”？吴晗举证孟子之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这就是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吴晗又说“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2000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
吴晗举证文天祥及其《正气歌》，说“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
吴晗举证“路人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说“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又说“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吴晗举证堪称“中国的脊梁”，大义面前“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的事迹。说：
　　
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吴晗在文章中说道：“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鲁迅对有骨气的中国人，也有过一句最中肯的评语，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吴晗在文章中提到的闻一多先生，正是这样的有骨气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大家知道，闻一多是卓越的学者，看他的学术著作，就知道他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家；闻一多又是优秀的诗人，读他的《七子之歌》，就知道他有着屈原一样的爱国情怀；闻一多还是大无畏的战士，听他的《最后一次讲演》，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位视死如归的民主战士。所以，著名诗人臧克家说：“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中国人骨气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半个世纪之后，却遭到了辛灏年之流的无端指责和大肆污蔑。
辛灏年在《迷途之死──闻一多其人其事其难之思辨》中，以歪曲历史、污蔑烈士、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丑恶手段，写下了对闻一多先生的污蔑歪曲不实之词——
　　
抗战后期在中共多方派人拉拢之下，一改自己（作者注：指闻一多。）向来反共的立场，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围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过从甚密。抗战结束后，在中共一边发动“毛管区”人民“打内战”、一边又发动“蒋管区”人民“反内战”的政治阴谋下，积极“响应”、参加和组织中共在国统区发起的“反内战民主运动”，言行激烈，并在中共于“蒋管区”昆明发起的第二波“民主运动”中，被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枪杀。时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为中共在大打内战之中，大造“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攻势，牵制在内战战场上的敌人，直至打赢那一场内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谢天谢地，一向以歪曲历史，造谣生事为能的辛灏年，在这里也不得不说一句难以篡改的历史事实——闻一多是在“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中，“被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枪杀”。请读者注意，辛灏年在这里把两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国民党特务，故意说成是“两位国民党军官”。企图用篡改历史的办法，为一贯大搞特务活动，暗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以及一切进步力量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掩饰罪恶。
那么，这两个国民党军官是何许人也？是特务，是国民党特务。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中，指使特务暗杀进步人士，大肆涂炭人民的罪恶行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拿手好戏。在那个年代，有多少像闻一多这样的著名学者、爱国人士，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屠刀上。辛灏年如此歪曲历史，污蔑烈士，还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吗？没有，甚至连一点起码的人性也没有！
没有人性的辛灏年，不但对闻一多的政治信仰和壮烈牺牲，大加污蔑和丑化，而且对闻一多的个人品格也肆意歪曲和丑化。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位擅长篡改历史的“史学家”，又借题发挥，污蔑闻一多是一个“不忠”、“不孝”的叛逆者。辛灏年说：
　　
诗人（作者注：指闻一多。）的狂悖性格跃然纸上。在那个时代，敢信笔指责父母“麻木不仁”者，实为罕见。这对于他多年之后，竟然因国家和个人的种种原因，铤而走险，公然反叛、直至要推翻他多年曾一心维护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的行为，是能够在他的性情之中找到源头的。
　　
辛灏年的造谣污蔑自不待言，就是这种肆意污蔑一个人，一个“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民主战士的个人品格，就已经说明辛灏年的个人道德品格的低下。因此，我们也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辛灏年跑到帝国主义门下，当西方反华势力走狗，找到源头。那就是：辛灏年低下得再也无法低下的为人道德和品格。
直到最后，辛灏年也没有忘记对闻一多的人身进行攻击。他说：
　　
闻一多之死，是为中共“反内战”而死，更是为中共打内战而死。虽然他作为一位名流教授而不当死，但是，在中华民国正在遭遇她的死敌共产党攻城略地之时、生死存亡之日，他却要在国民党的守城之内，为城外正在攻城的共产党摇旗呐喊，煽惑人心，便实在不能说是“死得绝对冤枉”。古往今来，于两军对垒之时，在守城中为敌人煽动造反，开门迎敌，均为“奸细”之为，其为城中军民擒获甚至处死，是否也是天理之所然呢？
　　
不错，闻一多之死，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但他死得其所！而污蔑闻一多是“奸细”的辛灏年，则会因为他给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当奸细的肮脏历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请辛灏年不要忘记，曾经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张国焘，因为自己当了共产党的叛徒，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走狗；又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抛弃，成了背叛祖国的丧家犬，最终死无葬身之地。辛灏年虽然走着与张国焘同时的道路，但他却没有张国焘的名望，其死也必然比张国焘更加凄惨。
中国人民永远记住闻一多，因为他是堪称“中国脊梁”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那首刻录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充满爱国情怀的《七子之歌》，就是闻一多先生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丰碑。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闻一多这样一位集学者、诗人、民主斗士于一身的优秀知识分子，一向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和称道，却为什么屡遭辛灏年一干子自诩 “精英”者的诅咒？答案只有一个：因为辛灏年是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和文化特务。虽然，辛灏年衣有洋装，食有洋餐，住有洋房，行有洋车，用有美元，但他还是一只吃残羹剩饭的“丧家的乏走狗”，为着主子——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他只能对着一切热爱祖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甚至献出生命的中国人民狂吠。
辛灏年这只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的“丧家的乏走狗”，对闻一多大张起口，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其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那么，辛灏年这个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否定闻一多，达到否定一切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罪恶目的。从而，使自己在大洋彼岸当个“心安理得”的“丧家的乏走狗”和文化特务。那么，辛灏年的罪恶目的能够达到吗？非也。这里我们不妨借周作人一说。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也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许多作品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尽管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还是因为他给日本侵略者当汉奸走狗而遭到中国人的唾骂。人们可以不因其人而废其文，但是，人们决不会因其文而抹去他当汉奸走狗的不光彩的历史。也决不会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同胞兄弟，就把他捧为民族英雄。我们在一个为纪念周作人120诞辰的网站上，见到这样一段站主的自白——
　　
今年春节，笔者给周作人儿媳张菼芳女士电话拜年得知今年是周作人先生诞辰120周年。据我所知，在周作人生日2005年1月16日这天，外界一片沉默，没有听说对周作人先生有什么纪念活动，难道是集体失忆？我想是不会的，周作人先生的作品与他的哥哥鲁迅的作品，仍在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直至今天，笔者在网上搜索周作人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相关网页时，竟然见不到一条消息，而鲁迅诞辰120周年时的网页就数不胜数，笔者深感心酸。笔者也是周作人先生作品的爱好者，但在那天也没有为他老人家写点纪念文字，真是感到愧疚。令人欣慰的是，据周作人儿媳张菼芳女士告知，周作人自编文集和他的译文集等几部大的作品集都在周作人生日前后出版了，作为亲属，聊可告慰于九泉之下的周作人先生了。笔者特开辟这个网站，以纪念周作人先生诞辰120周年。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情景？答案不说自明。人民自有人民的喜爱，中国人民从来都是爱憎分明的。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喜欢鲁迅？因为鲁迅没有媚骨，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面前，没有一点的奴颜卑色。因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对周作人来说，还可以有一点阿Q式的自我安慰。因为，人们不喜欢他的为人道德和做人品格，痛恨他丧失民族气节的卖国行为，还可以喜欢他的某些文章。而辛灏年却与周作人无法比肩，辛灏年既是中国人民痛恨的汉奸，又没有令人喜欢的文章。所以，辛灏年不要指望否定闻一多，进而否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能够使自己的汉奸身份涂上一层保护色。
丁先生对充当“西方走狗”的人痛恨之至，这是大众的声音，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好得很！“走狗”一词原本说的就不是好东西，当“西方走狗”，就更不是好东西。而辛灏年，正是这样“不是好东西”的东西。丁先生在评论《为新中国辩》时，有如是说——
　　
虽然我不赞同作者的许多具体观点，但在反对西方走狗方面是一致的。
　　
这话既有求同存异的学术讨论，又涉及到中国文人的骨气问题。值得一论。我们姑且先不忙去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问题，先来做一做“骨气”的文章。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经写过一篇《谈骨气》的文章，开篇就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作者注：当不包括辛灏年之流，因为他们有的只是媚骨而已。）
什么叫做“有骨气”？吴晗举证孟子之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这就是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吴晗又说“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2000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
吴晗举证文天祥及其《正气歌》，说“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
吴晗举证“路人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说“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又说“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吴晗举证堪称“中国的脊梁”，大义面前“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的事迹。说：
　　
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吴晗在文章中说道：“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鲁迅对有骨气的中国人，也有过一句最中肯的评语，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吴晗在文章中提到的闻一多先生，正是这样的有骨气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大家知道，闻一多是卓越的学者，看他的学术著作，就知道他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家；闻一多又是优秀的诗人，读他的《七子之歌》，就知道他有着屈原一样的爱国情怀；闻一多还是大无畏的战士，听他的《最后一次讲演》，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位视死如归的民主战士。所以，著名诗人臧克家说：“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中国人骨气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半个世纪之后，却遭到了辛灏年之流的无端指责和大肆污蔑。
辛灏年在《迷途之死──闻一多其人其事其难之思辨》中，以歪曲历史、污蔑烈士、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丑恶手段，写下了对闻一多先生的污蔑歪曲不实之词——
　　
抗战后期在中共多方派人拉拢之下，一改自己（作者注：指闻一多。）向来反共的立场，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围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过从甚密。抗战结束后，在中共一边发动“毛管区”人民“打内战”、一边又发动“蒋管区”人民“反内战”的政治阴谋下，积极“响应”、参加和组织中共在国统区发起的“反内战民主运动”，言行激烈，并在中共于“蒋管区”昆明发起的第二波“民主运动”中，被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枪杀。时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为中共在大打内战之中，大造“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攻势，牵制在内战战场上的敌人，直至打赢那一场内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谢天谢地，一向以歪曲历史，造谣生事为能的辛灏年，在这里也不得不说一句难以篡改的历史事实——闻一多是在“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中，“被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枪杀”。请读者注意，辛灏年在这里把两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国民党特务，故意说成是“两位国民党军官”。企图用篡改历史的办法，为一贯大搞特务活动，暗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以及一切进步力量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掩饰罪恶。
那么，这两个国民党军官是何许人也？是特务，是国民党特务。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中，指使特务暗杀进步人士，大肆涂炭人民的罪恶行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拿手好戏。在那个年代，有多少像闻一多这样的著名学者、爱国人士，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屠刀上。辛灏年如此歪曲历史，污蔑烈士，还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吗？没有，甚至连一点起码的人性也没有！
没有人性的辛灏年，不但对闻一多的政治信仰和壮烈牺牲，大加污蔑和丑化，而且对闻一多的个人品格也肆意歪曲和丑化。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位擅长篡改历史的“史学家”，又借题发挥，污蔑闻一多是一个“不忠”、“不孝”的叛逆者。辛灏年说：
　　
诗人（作者注：指闻一多。）的狂悖性格跃然纸上。在那个时代，敢信笔指责父母“麻木不仁”者，实为罕见。这对于他多年之后，竟然因国家和个人的种种原因，铤而走险，公然反叛、直至要推翻他多年曾一心维护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的行为，是能够在他的性情之中找到源头的。
　　
辛灏年的造谣污蔑自不待言，就是这种肆意污蔑一个人，一个“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民主战士的个人品格，就已经说明辛灏年的个人道德品格的低下。因此，我们也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辛灏年跑到帝国主义门下，当西方反华势力走狗，找到源头。那就是：辛灏年低下得再也无法低下的为人道德和品格。
直到最后，辛灏年也没有忘记对闻一多的人身进行攻击。他说：
　　
闻一多之死，是为中共“反内战”而死，更是为中共打内战而死。虽然他作为一位名流教授而不当死，但是，在中华民国正在遭遇她的死敌共产党攻城略地之时、生死存亡之日，他却要在国民党的守城之内，为城外正在攻城的共产党摇旗呐喊，煽惑人心，便实在不能说是“死得绝对冤枉”。古往今来，于两军对垒之时，在守城中为敌人煽动造反，开门迎敌，均为“奸细”之为，其为城中军民擒获甚至处死，是否也是天理之所然呢？
　　
不错，闻一多之死，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但他死得其所！而污蔑闻一多是“奸细”的辛灏年，则会因为他给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当奸细的肮脏历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请辛灏年不要忘记，曾经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张国焘，因为自己当了共产党的叛徒，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走狗；又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抛弃，成了背叛祖国的丧家犬，最终死无葬身之地。辛灏年虽然走着与张国焘同时的道路，但他却没有张国焘的名望，其死也必然比张国焘更加凄惨。
中国人民永远记住闻一多，因为他是堪称“中国脊梁”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那首刻录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充满爱国情怀的《七子之歌》，就是闻一多先生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丰碑。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闻一多这样一位集学者、诗人、民主斗士于一身的优秀知识分子，一向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和称道，却为什么屡遭辛灏年一干子自诩 “精英”者的诅咒？答案只有一个：因为辛灏年是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和文化特务。虽然，辛灏年衣有洋装，食有洋餐，住有洋房，行有洋车，用有美元，但他还是一只吃残羹剩饭的“丧家的乏走狗”，为着主子——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他只能对着一切热爱祖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甚至献出生命的中国人民狂吠。
辛灏年这只帝国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的“丧家的乏走狗”，对闻一多大张起口，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其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那么，辛灏年这个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否定闻一多，达到否定一切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罪恶目的。从而，使自己在大洋彼岸当个“心安理得”的“丧家的乏走狗”和文化特务。那么，辛灏年的罪恶目的能够达到吗？非也。这里我们不妨借周作人一说。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也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许多作品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尽管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还是因为他给日本侵略者当汉奸走狗而遭到中国人的唾骂。人们可以不因其人而废其文，但是，人们决不会因其文而抹去他当汉奸走狗的不光彩的历史。也决不会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同胞兄弟，就把他捧为民族英雄。我们在一个为纪念周作人120诞辰的网站上，见到这样一段站主的自白——
　　
今年春节，笔者给周作人儿媳张菼芳女士电话拜年得知今年是周作人先生诞辰120周年。据我所知，在周作人生日2005年1月16日这天，外界一片沉默，没有听说对周作人先生有什么纪念活动，难道是集体失忆？我想是不会的，周作人先生的作品与他的哥哥鲁迅的作品，仍在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直至今天，笔者在网上搜索周作人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相关网页时，竟然见不到一条消息，而鲁迅诞辰120周年时的网页就数不胜数，笔者深感心酸。笔者也是周作人先生作品的爱好者，但在那天也没有为他老人家写点纪念文字，真是感到愧疚。令人欣慰的是，据周作人儿媳张菼芳女士告知，周作人自编文集和他的译文集等几部大的作品集都在周作人生日前后出版了，作为亲属，聊可告慰于九泉之下的周作人先生了。笔者特开辟这个网站，以纪念周作人先生诞辰120周年。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情景？答案不说自明。人民自有人民的喜爱，中国人民从来都是爱憎分明的。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喜欢鲁迅？因为鲁迅没有媚骨，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面前，没有一点的奴颜卑色。因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对周作人来说，还可以有一点阿Q式的自我安慰。因为，人们不喜欢他的为人道德和做人品格，痛恨他丧失民族气节的卖国行为，还可以喜欢他的某些文章。而辛灏年却与周作人无法比肩，辛灏年既是中国人民痛恨的汉奸，又没有令人喜欢的文章。所以，辛灏年不要指望否定闻一多，进而否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能够使自己的汉奸身份涂上一层保护色。
丁先生对充当“西方走狗”的人痛恨之至，这是大众的声音，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好得很！“走狗”一词原本说的就不是好东西，当“西方走狗”，就更不是好东西。而辛灏年，正是这样“不是好东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