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考古解读：古代中国的玻璃是从西方传入的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3:32:11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己不会制造玻璃。
如德国学者Neumann认为，中国古代出土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B.NeumannAntikeGlaser,II.ZeitschriftAngewandteChemie,Bd.40,NO.40,S.363,1927.)。
俄国学者apmakobckhh则认为“古代中国不存在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和陶瓷相联的釉料是可能的”。(1987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1页1986年。)
接下来看看文物考古的发现：
湖南省东江水电站工程水库淹没区考古发掘历时二年三个月，有古越鼎、复合铸造青铜剑等不少珍贵文物，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后，湖南又一次大规模的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不提，就说玻璃：
玻璃璧19件，其中谷纹璧16件，云纹璧3件，多数为乳白色，少数黄色、绿色。对其中两件应用激光光谱分析结果表明，玻璃化学组成为铅钡玻璃(Pbo-Bao-Sio2)。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上，美国康宁玻璃公司研究古玻璃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制造的这种铅钡玻璃(Pbo-Bao-Sio2)，是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玻璃，因为它的化学组成是独特的，“19世纪以前在世界有其它地方，完全不知道这类组成。”(R.H.BrillS.S.C.TongD.Donrenwend：《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页)。
玻璃珠三件，两件深蓝色，一件翠绿色，均有小穿孔。纹饰为蓝白两色相间的蜻蜓眼式图案。
八十座墓有十九座出土玻璃壁，说明当地四户中就有一户有玻璃壁，像这样一处二千年前的古墓葬如此密集出土玻璃器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过的。资兴旧市战国墓，拥有玻璃壁的主人，并不是高级贵族，多是平民百姓，说明这里的玻璃不贵，可能是生产玻璃的地方，所以便宜。
有专家指出，资兴及邻近的郴县、桂阳等地，有丰富的重晶石(Bao2),铅矿和二氧化矽(Sio2)等制造铅钡玻璃(Pbo-Bao-Sio2)的主要原料，这里应有制造玻璃的作坊。资兴战国为楚地。从全国玻璃壁出土的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土于楚地。《战国策·楚策》记载：“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这里记载的夜光璧，就是指的玻璃璧。
中国古代的玻璃壁是不透明的或半透明的，外形像玉，但比玉有更加明亮的光辉。《汉书·西域传》注：“琉璃色泽光润，踰于众玉。”“琉璃”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称呼。《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时……白光琉璃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所以，古人常常给玻璃壁冠以“夜光”之名，即当时所谓“夜光之琉璃”。如汉代杨子云《羽猎赋》：“方椎夜光之琉璃。”所谓“夜光之琉璃”，一般是指的玻璃壁。班固《西都赋》说昭阳殿“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正焉。”“火齐”是指玻璃珠，“悬黎”，“黎”与“璃”同音，是指悬挂的琉璃壁，所以说“夜光在焉”。由于当时楚国非常害怕强大的秦国。于是“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将楚国的特产——一批秦国所没有的，比玉还要珍贵的玻璃璧(夜光之璧)献给秦王，以求友好。玻璃璧虽然比玉还要珍贵，却没有能够打动秦王的心，楚国还是被秦国所灭亡。
资兴旧布战国墓出土的玻璃器，向世界证明，二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生产了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精美的铅钡玻璃(Pbo-Bao-Sio2)。
（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8日第5版 作者 傅举有http://www.ccrnews.com.cn/index.php/Index/content/id/59845.html）
--至迟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相先就开始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中国玻璃的发明，与青铜冶炼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北京玻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西同时期的玻璃从呈色、透明度、成分上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冶炼温度在1080℃左右。玻璃通常是指熔融、冷却、固化的硅酸盐化合物，石英砂是熔制玻璃的王要原料，其他原料还有纯碱和石灰石等，冶炼温度在1200。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玻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合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一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玻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半透明、鲜艳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稍稍加工，便可制成精美的玻璃装饰品了。这样经过长期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技术和规律。《世说新语》中所记的“琉璃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晋书崔洪传》中所说“琉璃钟”，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碗、带勾、印章等玻璃器皿在汉墓中更是屡见不鲜。陕西兴平汉武帝的茂陵附近还出土一件玻璃璧，直径234毫米，孔径48毫米，厚18毫米，净重1.9公斤，经过现代光谱分析，它属于铅钡玻璃。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分居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
从文物资料可以推测，在中国古代既有从域外传入的玻璃制品，又有自己独有的玻璃制品与工艺。至于具体影响，还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论证。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己不会制造玻璃。
如德国学者Neumann认为，中国古代出土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B.NeumannAntikeGlaser,II.ZeitschriftAngewandteChemie,Bd.40,NO.40,S.363,1927.)。
俄国学者apmakobckhh则认为“古代中国不存在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和陶瓷相联的釉料是可能的”。(1987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1页1986年。)
接下来看看文物考古的发现：
湖南省东江水电站工程水库淹没区考古发掘历时二年三个月，有古越鼎、复合铸造青铜剑等不少珍贵文物，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后，湖南又一次大规模的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不提，就说玻璃：
玻璃璧19件，其中谷纹璧16件，云纹璧3件，多数为乳白色，少数黄色、绿色。对其中两件应用激光光谱分析结果表明，玻璃化学组成为铅钡玻璃(Pbo-Bao-Sio2)。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上，美国康宁玻璃公司研究古玻璃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制造的这种铅钡玻璃(Pbo-Bao-Sio2)，是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玻璃，因为它的化学组成是独特的，“19世纪以前在世界有其它地方，完全不知道这类组成。”(R.H.BrillS.S.C.TongD.Donrenwend：《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页)。
玻璃珠三件，两件深蓝色，一件翠绿色，均有小穿孔。纹饰为蓝白两色相间的蜻蜓眼式图案。
八十座墓有十九座出土玻璃壁，说明当地四户中就有一户有玻璃壁，像这样一处二千年前的古墓葬如此密集出土玻璃器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过的。资兴旧市战国墓，拥有玻璃壁的主人，并不是高级贵族，多是平民百姓，说明这里的玻璃不贵，可能是生产玻璃的地方，所以便宜。
有专家指出，资兴及邻近的郴县、桂阳等地，有丰富的重晶石(Bao2),铅矿和二氧化矽(Sio2)等制造铅钡玻璃(Pbo-Bao-Sio2)的主要原料，这里应有制造玻璃的作坊。资兴战国为楚地。从全国玻璃壁出土的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土于楚地。《战国策·楚策》记载：“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这里记载的夜光璧，就是指的玻璃璧。
中国古代的玻璃壁是不透明的或半透明的，外形像玉，但比玉有更加明亮的光辉。《汉书·西域传》注：“琉璃色泽光润，踰于众玉。”“琉璃”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称呼。《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时……白光琉璃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所以，古人常常给玻璃壁冠以“夜光”之名，即当时所谓“夜光之琉璃”。如汉代杨子云《羽猎赋》：“方椎夜光之琉璃。”所谓“夜光之琉璃”，一般是指的玻璃壁。班固《西都赋》说昭阳殿“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正焉。”“火齐”是指玻璃珠，“悬黎”，“黎”与“璃”同音，是指悬挂的琉璃壁，所以说“夜光在焉”。由于当时楚国非常害怕强大的秦国。于是“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将楚国的特产——一批秦国所没有的，比玉还要珍贵的玻璃璧(夜光之璧)献给秦王，以求友好。玻璃璧虽然比玉还要珍贵，却没有能够打动秦王的心，楚国还是被秦国所灭亡。
资兴旧布战国墓出土的玻璃器，向世界证明，二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生产了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精美的铅钡玻璃(Pbo-Bao-Sio2)。
（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8日第5版 作者 傅举有http://www.ccrnews.com.cn/index.php/Index/content/id/59845.html）
--至迟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相先就开始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中国玻璃的发明，与青铜冶炼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北京玻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西同时期的玻璃从呈色、透明度、成分上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冶炼温度在1080℃左右。玻璃通常是指熔融、冷却、固化的硅酸盐化合物，石英砂是熔制玻璃的王要原料，其他原料还有纯碱和石灰石等，冶炼温度在1200。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玻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合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一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玻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半透明、鲜艳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稍稍加工，便可制成精美的玻璃装饰品了。这样经过长期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技术和规律。《世说新语》中所记的“琉璃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晋书崔洪传》中所说“琉璃钟”，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碗、带勾、印章等玻璃器皿在汉墓中更是屡见不鲜。陕西兴平汉武帝的茂陵附近还出土一件玻璃璧，直径234毫米，孔径48毫米，厚18毫米，净重1.9公斤，经过现代光谱分析，它属于铅钡玻璃。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分居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
从文物资料可以推测，在中国古代既有从域外传入的玻璃制品，又有自己独有的玻璃制品与工艺。至于具体影响，还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论证。
如德国学者Neumann认为，中国古代出土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B.NeumannAntikeGlaser,II.ZeitschriftAngewandteChemie,Bd.40,NO.40,S.363,1927.)。
俄国学者apmakobckhh则认为“古代中国不存在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和陶瓷相联的釉料是可能的”。(1987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1页1986年。)
接下来看看文物考古的发现：
湖南省东江水电站工程水库淹没区考古发掘历时二年三个月，有古越鼎、复合铸造青铜剑等不少珍贵文物，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后，湖南又一次大规模的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不提，就说玻璃：
玻璃璧19件，其中谷纹璧16件，云纹璧3件，多数为乳白色，少数黄色、绿色。对其中两件应用激光光谱分析结果表明，玻璃化学组成为铅钡玻璃(Pbo-Bao-Sio2)。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上，美国康宁玻璃公司研究古玻璃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制造的这种铅钡玻璃(Pbo-Bao-Sio2)，是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玻璃，因为它的化学组成是独特的，“19世纪以前在世界有其它地方，完全不知道这类组成。”(R.H.BrillS.S.C.TongD.Donrenwend：《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页)。
玻璃珠三件，两件深蓝色，一件翠绿色，均有小穿孔。纹饰为蓝白两色相间的蜻蜓眼式图案。
八十座墓有十九座出土玻璃壁，说明当地四户中就有一户有玻璃壁，像这样一处二千年前的古墓葬如此密集出土玻璃器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过的。资兴旧市战国墓，拥有玻璃壁的主人，并不是高级贵族，多是平民百姓，说明这里的玻璃不贵，可能是生产玻璃的地方，所以便宜。
有专家指出，资兴及邻近的郴县、桂阳等地，有丰富的重晶石(Bao2),铅矿和二氧化矽(Sio2)等制造铅钡玻璃(Pbo-Bao-Sio2)的主要原料，这里应有制造玻璃的作坊。资兴战国为楚地。从全国玻璃壁出土的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土于楚地。《战国策·楚策》记载：“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这里记载的夜光璧，就是指的玻璃璧。
中国古代的玻璃壁是不透明的或半透明的，外形像玉，但比玉有更加明亮的光辉。《汉书·西域传》注：“琉璃色泽光润，踰于众玉。”“琉璃”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称呼。《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时……白光琉璃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所以，古人常常给玻璃壁冠以“夜光”之名，即当时所谓“夜光之琉璃”。如汉代杨子云《羽猎赋》：“方椎夜光之琉璃。”所谓“夜光之琉璃”，一般是指的玻璃壁。班固《西都赋》说昭阳殿“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正焉。”“火齐”是指玻璃珠，“悬黎”，“黎”与“璃”同音，是指悬挂的琉璃壁，所以说“夜光在焉”。由于当时楚国非常害怕强大的秦国。于是“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将楚国的特产——一批秦国所没有的，比玉还要珍贵的玻璃璧(夜光之璧)献给秦王，以求友好。玻璃璧虽然比玉还要珍贵，却没有能够打动秦王的心，楚国还是被秦国所灭亡。
资兴旧布战国墓出土的玻璃器，向世界证明，二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生产了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精美的铅钡玻璃(Pbo-Bao-Sio2)。
（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8日第5版 作者 傅举有http://www.ccrnews.com.cn/index.php/Index/content/id/59845.html）
--至迟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相先就开始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中国玻璃的发明，与青铜冶炼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北京玻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西同时期的玻璃从呈色、透明度、成分上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冶炼温度在1080℃左右。玻璃通常是指熔融、冷却、固化的硅酸盐化合物，石英砂是熔制玻璃的王要原料，其他原料还有纯碱和石灰石等，冶炼温度在1200。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玻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合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一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玻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半透明、鲜艳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稍稍加工，便可制成精美的玻璃装饰品了。这样经过长期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技术和规律。《世说新语》中所记的“琉璃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晋书崔洪传》中所说“琉璃钟”，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碗、带勾、印章等玻璃器皿在汉墓中更是屡见不鲜。陕西兴平汉武帝的茂陵附近还出土一件玻璃璧，直径234毫米，孔径48毫米，厚18毫米，净重1.9公斤，经过现代光谱分析，它属于铅钡玻璃。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分居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
从文物资料可以推测，在中国古代既有从域外传入的玻璃制品，又有自己独有的玻璃制品与工艺。至于具体影响，还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论证。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己不会制造玻璃。
如德国学者Neumann认为，中国古代出土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B.NeumannAntikeGlaser,II.ZeitschriftAngewandteChemie,Bd.40,NO.40,S.363,1927.)。
俄国学者apmakobckhh则认为“古代中国不存在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和陶瓷相联的釉料是可能的”。(1987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1页1986年。)
接下来看看文物考古的发现：
湖南省东江水电站工程水库淹没区考古发掘历时二年三个月，有古越鼎、复合铸造青铜剑等不少珍贵文物，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后，湖南又一次大规模的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不提，就说玻璃：
玻璃璧19件，其中谷纹璧16件，云纹璧3件，多数为乳白色，少数黄色、绿色。对其中两件应用激光光谱分析结果表明，玻璃化学组成为铅钡玻璃(Pbo-Bao-Sio2)。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上，美国康宁玻璃公司研究古玻璃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制造的这种铅钡玻璃(Pbo-Bao-Sio2)，是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玻璃，因为它的化学组成是独特的，“19世纪以前在世界有其它地方，完全不知道这类组成。”(R.H.BrillS.S.C.TongD.Donrenwend：《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页)。
玻璃珠三件，两件深蓝色，一件翠绿色，均有小穿孔。纹饰为蓝白两色相间的蜻蜓眼式图案。
八十座墓有十九座出土玻璃壁，说明当地四户中就有一户有玻璃壁，像这样一处二千年前的古墓葬如此密集出土玻璃器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过的。资兴旧市战国墓，拥有玻璃壁的主人，并不是高级贵族，多是平民百姓，说明这里的玻璃不贵，可能是生产玻璃的地方，所以便宜。
有专家指出，资兴及邻近的郴县、桂阳等地，有丰富的重晶石(Bao2),铅矿和二氧化矽(Sio2)等制造铅钡玻璃(Pbo-Bao-Sio2)的主要原料，这里应有制造玻璃的作坊。资兴战国为楚地。从全国玻璃壁出土的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土于楚地。《战国策·楚策》记载：“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这里记载的夜光璧，就是指的玻璃璧。
中国古代的玻璃壁是不透明的或半透明的，外形像玉，但比玉有更加明亮的光辉。《汉书·西域传》注：“琉璃色泽光润，踰于众玉。”“琉璃”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称呼。《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时……白光琉璃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所以，古人常常给玻璃壁冠以“夜光”之名，即当时所谓“夜光之琉璃”。如汉代杨子云《羽猎赋》：“方椎夜光之琉璃。”所谓“夜光之琉璃”，一般是指的玻璃壁。班固《西都赋》说昭阳殿“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正焉。”“火齐”是指玻璃珠，“悬黎”，“黎”与“璃”同音，是指悬挂的琉璃壁，所以说“夜光在焉”。由于当时楚国非常害怕强大的秦国。于是“楚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将楚国的特产——一批秦国所没有的，比玉还要珍贵的玻璃璧(夜光之璧)献给秦王，以求友好。玻璃璧虽然比玉还要珍贵，却没有能够打动秦王的心，楚国还是被秦国所灭亡。
资兴旧布战国墓出土的玻璃器，向世界证明，二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生产了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精美的铅钡玻璃(Pbo-Bao-Sio2)。
（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8日第5版 作者 傅举有http://www.ccrnews.com.cn/index.php/Index/content/id/59845.html）
--至迟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相先就开始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中国玻璃的发明，与青铜冶炼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北京玻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西同时期的玻璃从呈色、透明度、成分上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冶炼温度在1080℃左右。玻璃通常是指熔融、冷却、固化的硅酸盐化合物，石英砂是熔制玻璃的王要原料，其他原料还有纯碱和石灰石等，冶炼温度在1200。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玻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合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一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玻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半透明、鲜艳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稍稍加工，便可制成精美的玻璃装饰品了。这样经过长期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技术和规律。《世说新语》中所记的“琉璃屏”、“琉璃器”、“琉璃碗”以及《晋书崔洪传》中所说“琉璃钟”，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碗、带勾、印章等玻璃器皿在汉墓中更是屡见不鲜。陕西兴平汉武帝的茂陵附近还出土一件玻璃璧，直径234毫米，孔径48毫米，厚18毫米，净重1.9公斤，经过现代光谱分析，它属于铅钡玻璃。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分居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
从文物资料可以推测，在中国古代既有从域外传入的玻璃制品，又有自己独有的玻璃制品与工艺。至于具体影响，还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论证。
中国最早的钠钙玻璃制品相对较晚，出现在春秋末年。
①勾践剑上的蓝色玻璃。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越王勾践剑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耸(剑)”。剑格两面镶嵌了玻璃和绿松石构成精美的图案。镶嵌的玻璃块仅剩2块呈浅蓝色半透明内含较多小气泡，两块玻璃形状不同，一块呈球冠形，另一块形状不规则直径都不足1厘米。该剑上的玻璃块经过质子X一荧光无损分析，从能谱图上可以看出玻璃中含有一定量的钾和钙。由于测试手段上的原因，对钠元素很难测出。所以不能确定该玻璃中是否含有钠，但不含铅是肯定的，应是碱玻璃。
②夫差剑上的无色透明玻璃。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篆字铭文“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为该剑的制作时间和隶属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夫差剑剑格嵌有3小块玻璃。玻璃块呈圆形，直径不足1厘米，无色透明稍泛绿色，透明度较好，内含小气泡。经X～荧光无损分析可以确定是玻璃。其中含有大量的硅，也有一定数量的钙和微量的铜。由于X一荧光无损分析无法测出玻璃内是否含有钠等轻金属，所以我们还无法确定该玻璃是否用氧化钠作为助熔剂。X一荧光无损分析对铅等重金属非常敏感。在对夫差剑上玻璃块的分析中没有发现铅元素，可以肯定它不是用氧化铅作助熔剂的。
③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是一座春秋末期的大型木椁墓，在主棺内发现了几颗彩色玻璃珠。都为不太规整的球体，中间穿孔，直径约1厘米。珠体为绿色玻璃，透明度较好，内有小气泡。在绿色玻璃珠体上嵌有深蓝色和乳白色的同心圆作为装饰。物理实验的结果表明，侯古堆l号墓出土的彩色珠子是玻璃珠。其中一件样品经过化学成分测定，含氧化钠10．94％、氧化钙9．42％，是很典型的钠钙玻璃。侯古堆l号墓的镶嵌玻璃珠上的同心圆装饰很像蜻蜓的眼珠，因此这类珠子在我国古董行业中称为蜻蜓眼。
从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上嵌入的小玻璃块和河南固始侯古堆l号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可以看出，中国最早的玻璃都与春秋末期的诸侯王有关，在珍贵的铜器上嵌入天然宝石以增加其美丽和价值，并非是春秋末期才出现的新技术，早在商代就有将绿松石嵌入铜器作为装饰的工艺，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镶嵌6l块绿松石的铜饰板。
然而，玻璃作为装饰材料，镶嵌到青铜剑上，却是春秋末期新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玻璃很可能是春秋末期刚刚出现的一种新材料，而且玻璃晶莹璀璨的光泽和漂亮的色彩立刻得到贵族社会的喜爱，勾践剑和夫差剑选用玻璃作为装饰的嵌入物，而不用或不全用传统的绿松石或其他天然宝石，说明玻璃在当时的珍贵罕见程度很可能超过了绿松石等天然宝石。侯固堆1号墓的墓主具有宋国国君妹妹和吴国太子夫人双重身分的贵族妇人，有特权得到当时的珍宝．她选择玻璃珠随身佩戴，可以看出她对玻璃的钟爱，玻璃珠肯定是当时的稀世之宝。
我们说中国最早的玻璃可能是贸易品，不仅是由于它们的主人都是身分显赫的贵族，可以得到来自外域的罕见之物，而且由于中国最早的玻璃工艺相当成熟，特别是玻璃蜻蜓眼，其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不是玻璃制造的初级阶段能够达到的。
--另外的推测。
①勾践剑上的蓝色玻璃。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越王勾践剑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耸(剑)”。剑格两面镶嵌了玻璃和绿松石构成精美的图案。镶嵌的玻璃块仅剩2块呈浅蓝色半透明内含较多小气泡，两块玻璃形状不同，一块呈球冠形，另一块形状不规则直径都不足1厘米。该剑上的玻璃块经过质子X一荧光无损分析，从能谱图上可以看出玻璃中含有一定量的钾和钙。由于测试手段上的原因，对钠元素很难测出。所以不能确定该玻璃中是否含有钠，但不含铅是肯定的，应是碱玻璃。
②夫差剑上的无色透明玻璃。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篆字铭文“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为该剑的制作时间和隶属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夫差剑剑格嵌有3小块玻璃。玻璃块呈圆形，直径不足1厘米，无色透明稍泛绿色，透明度较好，内含小气泡。经X～荧光无损分析可以确定是玻璃。其中含有大量的硅，也有一定数量的钙和微量的铜。由于X一荧光无损分析无法测出玻璃内是否含有钠等轻金属，所以我们还无法确定该玻璃是否用氧化钠作为助熔剂。X一荧光无损分析对铅等重金属非常敏感。在对夫差剑上玻璃块的分析中没有发现铅元素，可以肯定它不是用氧化铅作助熔剂的。
③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是一座春秋末期的大型木椁墓，在主棺内发现了几颗彩色玻璃珠。都为不太规整的球体，中间穿孔，直径约1厘米。珠体为绿色玻璃，透明度较好，内有小气泡。在绿色玻璃珠体上嵌有深蓝色和乳白色的同心圆作为装饰。物理实验的结果表明，侯古堆l号墓出土的彩色珠子是玻璃珠。其中一件样品经过化学成分测定，含氧化钠10．94％、氧化钙9．42％，是很典型的钠钙玻璃。侯古堆l号墓的镶嵌玻璃珠上的同心圆装饰很像蜻蜓的眼珠，因此这类珠子在我国古董行业中称为蜻蜓眼。
从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上嵌入的小玻璃块和河南固始侯古堆l号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可以看出，中国最早的玻璃都与春秋末期的诸侯王有关，在珍贵的铜器上嵌入天然宝石以增加其美丽和价值，并非是春秋末期才出现的新技术，早在商代就有将绿松石嵌入铜器作为装饰的工艺，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镶嵌6l块绿松石的铜饰板。
然而，玻璃作为装饰材料，镶嵌到青铜剑上，却是春秋末期新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玻璃很可能是春秋末期刚刚出现的一种新材料，而且玻璃晶莹璀璨的光泽和漂亮的色彩立刻得到贵族社会的喜爱，勾践剑和夫差剑选用玻璃作为装饰的嵌入物，而不用或不全用传统的绿松石或其他天然宝石，说明玻璃在当时的珍贵罕见程度很可能超过了绿松石等天然宝石。侯固堆1号墓的墓主具有宋国国君妹妹和吴国太子夫人双重身分的贵族妇人，有特权得到当时的珍宝．她选择玻璃珠随身佩戴，可以看出她对玻璃的钟爱，玻璃珠肯定是当时的稀世之宝。
我们说中国最早的玻璃可能是贸易品，不仅是由于它们的主人都是身分显赫的贵族，可以得到来自外域的罕见之物，而且由于中国最早的玻璃工艺相当成熟，特别是玻璃蜻蜓眼，其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不是玻璃制造的初级阶段能够达到的。
--另外的推测。
在某帖子里的某方意见说中国古代没有玻璃，显然是不喜欢考古的副产品。
是，古代中国既自己生产玻璃(琉璃)制品，同时又通过贸易通道进口一些西亚等地区琉璃制品
这很正常，因为古今的消费和审美需求都类似的丰富
这很正常，因为古今的消费和审美需求都类似的丰富
是的。中国古典园林有介绍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
东晋时已有透明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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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生产玻璃是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坛不可连坐 发表于 2016-3-20 19:03
不会生产玻璃是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来了，你看正文内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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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了，你看正文内容了吗？
论坛不可连坐 发表于 2016-3-20 19:03
不会生产玻璃是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说看原文了，就是看看楼上的兄弟的回复也行啊，阁下真是瞎话张嘴就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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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看原文了，就是看看楼上的兄弟的回复也行啊，阁下真是瞎话张嘴就来啊
尼米兹 发表于 2016-3-21 14:49
又来了，你看正文内容了吗？
我根本不相信主贴里的胡扯，中国自己生产的玻璃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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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相信主贴里的胡扯，中国自己生产的玻璃在哪里？
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有关专家通过对古玻璃的化学成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古玻璃，除了西来品之外，还有大量的中国自制玻璃产品。
中国古玻璃研究的现状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古玻璃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古玻璃的化学成分与埃及等西方玻璃的化学成分不同，如英国学者Beck和Seliman于1934、1936年《自然》杂志的第133、138期分别发表了中国洛阳金村古墓出土一批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分析研究成果，他们用光谱分析法分析了54件汉代玻璃，其中有39件属铅钡玻璃，占总测数的72．29％。
西方的古玻璃都是钠钙玻璃，从未发现铅钡玻璃。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对古玻璃进行研究，如刘敦桢在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3期发表的《琉璃窑轶闻》，胡肇椿在1935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4期发表的《琉璃辨》，森汉在1937年《河北省立工学院学报》第三册发表的《中国古玻璃》等。
全国解放后对古玻璃研究，开始从文史资料的研究转入科学的化学成分分析和制造工艺的分析研究，化学家袁翰青于1957年分析了洛阳和长沙出土的4种战国的玻璃珠和玻璃璧后，在《中国化学学会1957年度论文报告会》中发表了《我国化学工艺中的制造玻璃问题》，指出：“洛阳和长沙出土的我国玻璃珠、璧，经测试结果为铅钡玻璃。”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needham)也认为，“含PbO的玻璃在西亚也是不多见的，而含BaO的玻璃在西方更没有见过”。他还认为，“中国最早的玻璃可推到春秋和战国时代，中国古玻璃是不透明的，后汉以后有可能出现透明玻璃和吹制技术”。
日本人所写的《玻璃学》一书说“约在两千年前日本的弥生式文化时代遗迹，玻璃璧和铜镜一同出土，同时，又从静岗的登吕出现钴色玻璃小珠，这些玻璃可能是当时由中国输入者”。日本人作花济夫写的《玻璃手册》又进一步地说： “这些玻璃是含钡的铅玻璃并与汉代以前玻璃组成成分极为相似。这说明了汉代以前，中国与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之间已有了文化交流”。
1983年5月在湖南长沙召开首届中国古玻璃学术讨论会，首次把中国古玻璃进入考古界。
1984年10月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中，设立了专门的“玻璃考古”专题。
1986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玻璃研究-- 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入中外学者撰写的18篇论文，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玻璃起源、制造工艺、化学成分等研究成果。
1991年，该论文集经过补充，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玻璃提供十分重要的资料。 1986年，中国硅酸盐学会在西安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古玻璃学术讨论会。
从此，中国古玻璃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每隔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国际玻璃大会中都设有玻璃考古专栏，如第18届(1998年在美国旧金山)、第19届(2001年在英国爱丁堡)、第20届(2004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国际玻璃大会，都分别设立了玻璃考古研究专题，开展了玻璃来源、制作工艺、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大讨论。
中外学者对中国古玻璃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0多篇论著，其中有中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布列尔教授发表的《亚洲古代玻璃的研究》、《中国早期玻璃的物理性质》、《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等论文，都是对研究中国古玻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国内，安家瑶教授发表的《中国的早期(西汉-北宋)玻璃器皿》、《我国古代玻璃研究中几个问题》，范世民、周宝中发表的《馆藏部份玻璃制品的研究--兼论玻璃史的若干问题》，干福熹等人的《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早期玻璃珠研究》、《关于中国古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张福康、程朱海的《我国古代玻璃的研究》，高至喜的《湖南出土战国玻璃璧和剑饰的研究》，后德俊的《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楚国制造玻璃问题试探》，程朱海、周长原的《扬州西汉墓出土的玻璃衣片的研究》，黄淼章的《广州汉墓中出土的玻璃》，杨伯达的《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王世雄的《宝鸡、扶风出土的西周玻璃的鉴定与研究》，史美光的《一批中国古代铅玻璃的研究》、《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樊海涛的《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玻璃器略述》，刘明玉的《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玻璃器略述》，邱立诚的《广东发现的古代玻璃器》，黄启善的《广西古代玻璃研究》、《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环北部湾古代玻璃的发现与研究》、《论两广地区古玻璃的来源问题》、《中国南方古代玻璃的研究》、 《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其及研究》、《广西古代玻璃器皿的发现与研究》(英文)、《中国汉代玻璃的研究》 (英文)、《广西汉代玻璃初探》(英文)、《广西汉代钾玻璃的研究》(英文)，莫洪贵的《四川地区出土古代玻璃制品的研究》，王滨蜀的《浅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古玻璃》，申世放的《重庆市博物馆馆藏古玻璃略述》，李青会等人的《一批中国南方出土古玻璃的化学成份的PIXE分析结果》，赵青云的《河南省出土古玻璃制品综合研究》，王步毅的《安徽古玻璃璧分析》，王俊新等人的《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等。
进入21世纪之后，出版和介绍中国古代玻璃的书籍也日益增多。
如冯乃恩的《古玻璃鉴赏与收藏》，安家瑶的《玻璃器史话》，关善明的《中国古代玻璃》，干福熹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等。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古玻璃与陆路、海路丝绸之路的文化和技术交流方面的研究，易学钟的《略论滇王墓出土珠饰“蜻蜓眼”及其他》，姚勤德的《江、浙地区的早期玻璃器和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后德俊的《玻璃之路--楚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探索》，安家瑶的《中国古玻璃与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饰》等。
广西古代玻璃研究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对广西出土的古玻璃进行观察和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干福熹教授，他在1978年《硅酸盐学报》第6卷第1、2期发表的《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中说“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琉璃珠，与先秦玻璃饰物十分相似，就不能因其通西域之陆海要道上而说是由西方传来的”，而在其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中认为，“广西合浦和贵县地区以及广东南越王墓出土属西、东汉的玻璃珠和器，已经有不少属铅钡硅酸盐玻璃系统，说明中原的有中国特色的玻璃制品和技术已进入我国南方”。
中国建材研究院史美光先生对广西古玻璃进行分析研究后发表文章《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1986年《硅酸盐学报》第14卷第3期)中指出，“广西、广东一带出土的K：O-Si02玻璃，其成份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出土的钠钙玻璃有很大差别，而且钾玻璃中MgO含量低，也是中国出土钾玻璃具有的一个特点”。对广西古玻璃比较系统研究的有本文作者于1987年在《广西文物》第1期发表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之研究》，1988年又在《考古》第3期发表《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至今本文作者对广西古玻璃研究已发表10篇论文，其中有4篇已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等国发表。
中国科技大学王新俊教授等人发表的《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中认为，可以明显地看出广西玻璃与典型的埃及和东地中海国家出土的早期玻璃或玻璃质材料有不同的分布区域，证实了广西合浦堂排的玻璃是由中国本土的矿料制成的。排除了从国外输入的可能。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战国时中国古人就制造出世界最早的铅钡玻璃以来又一种是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玻璃。
通过大量研究，中国境内出土的古玻璃大致有几种不同的系统。
(1)氧化铅-氧化钡-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中国早期自制产品，以春秋战国玻璃璧、珠等为显著特色。
(2)氧化铅-二氧化硅PbO-Si0：玻璃系统。
(3)氧化钠-氧化钙-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被认为西方的钠钙玻璃。
(4)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两广地区发现最多的玻璃。
(5)氧化钾-氧化钙-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6)氧化钾-氧化铅-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7)氧化钾-氧化钙-氧化铅-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中国古玻璃研究的现状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古玻璃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古玻璃的化学成分与埃及等西方玻璃的化学成分不同，如英国学者Beck和Seliman于1934、1936年《自然》杂志的第133、138期分别发表了中国洛阳金村古墓出土一批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分析研究成果，他们用光谱分析法分析了54件汉代玻璃，其中有39件属铅钡玻璃，占总测数的72．29％。
西方的古玻璃都是钠钙玻璃，从未发现铅钡玻璃。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对古玻璃进行研究，如刘敦桢在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3期发表的《琉璃窑轶闻》，胡肇椿在1935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4期发表的《琉璃辨》，森汉在1937年《河北省立工学院学报》第三册发表的《中国古玻璃》等。
全国解放后对古玻璃研究，开始从文史资料的研究转入科学的化学成分分析和制造工艺的分析研究，化学家袁翰青于1957年分析了洛阳和长沙出土的4种战国的玻璃珠和玻璃璧后，在《中国化学学会1957年度论文报告会》中发表了《我国化学工艺中的制造玻璃问题》，指出：“洛阳和长沙出土的我国玻璃珠、璧，经测试结果为铅钡玻璃。”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needham)也认为，“含PbO的玻璃在西亚也是不多见的，而含BaO的玻璃在西方更没有见过”。他还认为，“中国最早的玻璃可推到春秋和战国时代，中国古玻璃是不透明的，后汉以后有可能出现透明玻璃和吹制技术”。
日本人所写的《玻璃学》一书说“约在两千年前日本的弥生式文化时代遗迹，玻璃璧和铜镜一同出土，同时，又从静岗的登吕出现钴色玻璃小珠，这些玻璃可能是当时由中国输入者”。日本人作花济夫写的《玻璃手册》又进一步地说： “这些玻璃是含钡的铅玻璃并与汉代以前玻璃组成成分极为相似。这说明了汉代以前，中国与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之间已有了文化交流”。
1983年5月在湖南长沙召开首届中国古玻璃学术讨论会，首次把中国古玻璃进入考古界。
1984年10月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中，设立了专门的“玻璃考古”专题。
1986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玻璃研究-- 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入中外学者撰写的18篇论文，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玻璃起源、制造工艺、化学成分等研究成果。
1991年，该论文集经过补充，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玻璃提供十分重要的资料。 1986年，中国硅酸盐学会在西安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古玻璃学术讨论会。
从此，中国古玻璃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每隔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国际玻璃大会中都设有玻璃考古专栏，如第18届(1998年在美国旧金山)、第19届(2001年在英国爱丁堡)、第20届(2004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国际玻璃大会，都分别设立了玻璃考古研究专题，开展了玻璃来源、制作工艺、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大讨论。
中外学者对中国古玻璃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0多篇论著，其中有中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布列尔教授发表的《亚洲古代玻璃的研究》、《中国早期玻璃的物理性质》、《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等论文，都是对研究中国古玻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国内，安家瑶教授发表的《中国的早期(西汉-北宋)玻璃器皿》、《我国古代玻璃研究中几个问题》，范世民、周宝中发表的《馆藏部份玻璃制品的研究--兼论玻璃史的若干问题》，干福熹等人的《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早期玻璃珠研究》、《关于中国古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张福康、程朱海的《我国古代玻璃的研究》，高至喜的《湖南出土战国玻璃璧和剑饰的研究》，后德俊的《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楚国制造玻璃问题试探》，程朱海、周长原的《扬州西汉墓出土的玻璃衣片的研究》，黄淼章的《广州汉墓中出土的玻璃》，杨伯达的《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王世雄的《宝鸡、扶风出土的西周玻璃的鉴定与研究》，史美光的《一批中国古代铅玻璃的研究》、《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樊海涛的《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玻璃器略述》，刘明玉的《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玻璃器略述》，邱立诚的《广东发现的古代玻璃器》，黄启善的《广西古代玻璃研究》、《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环北部湾古代玻璃的发现与研究》、《论两广地区古玻璃的来源问题》、《中国南方古代玻璃的研究》、 《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其及研究》、《广西古代玻璃器皿的发现与研究》(英文)、《中国汉代玻璃的研究》 (英文)、《广西汉代玻璃初探》(英文)、《广西汉代钾玻璃的研究》(英文)，莫洪贵的《四川地区出土古代玻璃制品的研究》，王滨蜀的《浅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古玻璃》，申世放的《重庆市博物馆馆藏古玻璃略述》，李青会等人的《一批中国南方出土古玻璃的化学成份的PIXE分析结果》，赵青云的《河南省出土古玻璃制品综合研究》，王步毅的《安徽古玻璃璧分析》，王俊新等人的《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等。
进入21世纪之后，出版和介绍中国古代玻璃的书籍也日益增多。
如冯乃恩的《古玻璃鉴赏与收藏》，安家瑶的《玻璃器史话》，关善明的《中国古代玻璃》，干福熹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等。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古玻璃与陆路、海路丝绸之路的文化和技术交流方面的研究，易学钟的《略论滇王墓出土珠饰“蜻蜓眼”及其他》，姚勤德的《江、浙地区的早期玻璃器和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后德俊的《玻璃之路--楚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探索》，安家瑶的《中国古玻璃与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饰》等。
广西古代玻璃研究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对广西出土的古玻璃进行观察和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干福熹教授，他在1978年《硅酸盐学报》第6卷第1、2期发表的《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中说“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琉璃珠，与先秦玻璃饰物十分相似，就不能因其通西域之陆海要道上而说是由西方传来的”，而在其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中认为，“广西合浦和贵县地区以及广东南越王墓出土属西、东汉的玻璃珠和器，已经有不少属铅钡硅酸盐玻璃系统，说明中原的有中国特色的玻璃制品和技术已进入我国南方”。
中国建材研究院史美光先生对广西古玻璃进行分析研究后发表文章《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1986年《硅酸盐学报》第14卷第3期)中指出，“广西、广东一带出土的K：O-Si02玻璃，其成份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出土的钠钙玻璃有很大差别，而且钾玻璃中MgO含量低，也是中国出土钾玻璃具有的一个特点”。对广西古玻璃比较系统研究的有本文作者于1987年在《广西文物》第1期发表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之研究》，1988年又在《考古》第3期发表《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至今本文作者对广西古玻璃研究已发表10篇论文，其中有4篇已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等国发表。
中国科技大学王新俊教授等人发表的《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中认为，可以明显地看出广西玻璃与典型的埃及和东地中海国家出土的早期玻璃或玻璃质材料有不同的分布区域，证实了广西合浦堂排的玻璃是由中国本土的矿料制成的。排除了从国外输入的可能。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战国时中国古人就制造出世界最早的铅钡玻璃以来又一种是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玻璃。
通过大量研究，中国境内出土的古玻璃大致有几种不同的系统。
(1)氧化铅-氧化钡-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中国早期自制产品，以春秋战国玻璃璧、珠等为显著特色。
(2)氧化铅-二氧化硅PbO-Si0：玻璃系统。
(3)氧化钠-氧化钙-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被认为西方的钠钙玻璃。
(4)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两广地区发现最多的玻璃。
(5)氧化钾-氧化钙-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6)氧化钾-氧化铅-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7)氧化钾-氧化钙-氧化铅-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论坛不可连坐 发表于 2016-3-20 19:03
不会生产玻璃是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能说是文明各有所长，点的科技树不一样。中国精通瓷器制造，地中海文明精通玻璃器制造。中国的瓷器在西方世界被视若珍宝，但玻璃器在中国也被视为贵价的舶来奢侈品啊
不会生产玻璃是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能说是文明各有所长，点的科技树不一样。中国精通瓷器制造，地中海文明精通玻璃器制造。中国的瓷器在西方世界被视若珍宝，但玻璃器在中国也被视为贵价的舶来奢侈品啊
还有用科技方法探究中国古代玻璃起源的，摘录一点：
中国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始于20 世纪30 年代, 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首先由Beck和Seligman等人[1,2]进行的. 对几十种 主要从汉代至唐代的中国古代玻璃收藏样品的分析后, 认为这些古玻璃是在中国制造的, 以含氧化钡和氧化铅为这些玻璃的主要成分特征, 但是玻璃的制造技 术来自西方[1,2]. 自20 世纪70 年代提出了中国古代玻璃“自创说”[3], 即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制造技术起源于中国. 这引起了我们这一领 域的研究工作者的讨论. 近半个世纪以来, 在中国考古的发掘中出现了不少玻璃物品. 从20 世纪80 年代由于考古文物界与玻璃技术界的合作, 已积 累了大量的玻璃分析数据, 但是大部分古玻璃制品属于汉朝和汉以后的(晚于公元前200 年), 对汉代以前的出土玻璃样品分析较少. 为了讨论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 应该重点注意对汉代以前的古玻璃的研究. 本文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的 分析结果, 并讨论了这些玻璃的起源.
本文研究的古玻璃样品出土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塔城铁厂沟以及哈密、和田(新疆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湖北省江陵九店和随县(湖北省考古研 究所提供); 四川青川、理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贵州郝章(贵州省博物馆提供); 广东肇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云南江川(云南省博物馆提供); 内蒙古呼盟(内蒙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大部分玻璃物品为单色玻璃珠, 关于玻璃样品情况如表 1(表序 1~3), 古玻璃样品年代皆属西汉以前(公元前200年以前). 为了说明古代玻璃的传播, 也分析了一些中国边缘地区出土于公元前200 年以后的 玻璃样品, 如表1(表序4).
在烧制原始陶瓷时, 当炉温过高, 瓷釉会熔化后流下来形成釉滴, 俗称釉豆, 它已是透明的玻璃态物质, 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古玻璃. 釉滴的样品来自出土于广东博罗(由广东省文物考古所提供), 样品情况见表1(表序5).
我们用PIXE方法和 EDXRF方法分析了在同地(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时代稍后(公元前450 年~公元前400 年)的楚墓玻璃珠(HB-3), 其化学成分见表2(表序 5), 它属于含K2O很高的含碱钙硅酸盐玻璃. 图1(b)表示了该玻璃样品的PIXE谱图. 可以看到图1(a)与(b)是十分相似的, 可以确定越 王勾践的剑饰玻璃, 也是同类的玻璃系统. 这种玻璃的化学成分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玻璃中所未见的. 对比湖北江陵九店的玻璃(HB-3)与江西低钙原 始瓷釉的化学成分, 见表2(表序2)与3(表序1), 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化学成分十分接近. 这说明中国中原最早的古玻璃制备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 演变而来, 产地都在长江流域. 原始瓷的瓷釉是用釉浆涂敷于陶器表面, 它不需要容器. 从制备瓷釉到制备玻璃, 在工艺上的最大变化为熔炼玻璃要有容 器——耐火的坩埚, 但这在起源于商代(公元前16 世纪~公元前11 世纪)的青铜冶炼和炼丹的基础上已有条件.
为了提高玻璃的透明度和降低玻璃的熔化温度, 中国古人用不同的途径在改进助熔剂上作努力. 铅丹(氧化铅)和硝石(硝酸钾)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熟悉它们, 作为药材, 而它们有助熔剂的作用, 因此战国时期, 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在长江流域首先发展.
中国冶炼青铜中使用铅的技术起源很早, 铅能降低熔化温度并增加流动性. 早期的青铜为铜-锡-铅的合金, 所以在中国商、周时期制备青铜 时已有应用铅矿的经验. 在长江流域地区, 如湖南、安徽和江西等地富产铅矿, 如方铅矿(PbS)和钡矿如重晶石(BaSO4), 人们用它们来作为玻璃的助熔剂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铅钡硅酸盐玻 璃的出土地点往往和铅矿的分布地点相一致, 在长江流域. 安徽亳州出土的半透明眼珠, 属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6 世纪~公元前5 世纪). 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品, 玻璃成分见表4(表序2). 湖南长沙资兴出土了东周的琉 璃璧, 其化学成分也为铅钡硅酸盐玻璃系统, 有 100 多座墓中出土具有中国特征的玻璃璧、珠、印、剑管等200 多件, 可见当时已较普遍应用[16]. 在战国中、晚期, 铅钡硅酸盐玻璃制品已在 中国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发现, 如表2(表序3).
中国古代铅钡硅酸盐玻璃主要采用模压的工艺, 这也是从青铜的制造中引用过来的, 至汉代已能制造大尺寸的平板玻璃, 如西汉早期广州南越 王墓中已发现9.5 cm×4.5 cm×0.3 cm的平板玻璃[17], 陕西汉茂陵出土的直径为23.4 cm, 厚1.8 cm, 重达 1.9 kg的玻璃璧[18], 山东即墨出土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厚板, 尺寸达32.5 cm ×14.8 cm ×3.5 cm, 重量达5.25 kg[19]. 铅钡硅酸盐玻璃在中国战国至汉代之际, 在全国有很大的流传和扩展, 从南方的广东和广西, 西南的四川和贵州, 西北传至青海和甘肃, 东北至辽 宁, 见图2.
结论
从对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 我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具有它自己的明显特色. 中国中原地区最早的古玻璃制造是 从原始瓷的瓷釉制作演变过来, 用草木灰作助熔剂, 始于春秋和战国早期, 玻璃成分属含碱钙硅酸盐玻璃系统, 其中K2O 含量大于Na2O 为其主要 特征, 而区别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玻璃成分. 随着制备玻璃的助熔剂的改进, 在战国中、晚期, 采用了在古代青铜制备技术和炼丹术中使用的 PbO, 发展了成分特殊的铅钡硅酸盐玻璃; 另一方面采用硝石作助熔剂而形成了钾硅酸盐玻璃. 这两类玻璃发展至汉代, 已传至我国境内南方和北方地 区, 外传至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地区.
新疆拜城地区克孜尔古墓的玻璃是我国境内出土最早的玻璃, 玻璃的主要成分和西亚古玻璃成分相似, 但含有地方矿产特征的氧化物, 如 PbO 和Sb2O3 等. 玻璃珠的质地和艺术结构低于当时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水平, 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游牧部落, 如胡里安人和斯基泰人传入玻璃 制作技术, 而塞族人在当地制作. 极少量的玻璃珠通过原始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原, 主要的中外古代玻璃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在汉通西域之后.
引自：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研究
作者：干福熹、承焕生、李青会(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http://www.cnagi.org.cn/?thread-4297-1.html
--汉代已能制造大尺寸的平板玻璃，所以有后来的晋武帝的琉璃窗故事，有兴趣的看世说新语去。
中国古代玻璃的科技考古始于20 世纪30 年代, 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首先由Beck和Seligman等人[1,2]进行的. 对几十种 主要从汉代至唐代的中国古代玻璃收藏样品的分析后, 认为这些古玻璃是在中国制造的, 以含氧化钡和氧化铅为这些玻璃的主要成分特征, 但是玻璃的制造技 术来自西方[1,2]. 自20 世纪70 年代提出了中国古代玻璃“自创说”[3], 即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制造技术起源于中国. 这引起了我们这一领 域的研究工作者的讨论. 近半个世纪以来, 在中国考古的发掘中出现了不少玻璃物品. 从20 世纪80 年代由于考古文物界与玻璃技术界的合作, 已积 累了大量的玻璃分析数据, 但是大部分古玻璃制品属于汉朝和汉以后的(晚于公元前200 年), 对汉代以前的出土玻璃样品分析较少. 为了讨论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 应该重点注意对汉代以前的古玻璃的研究. 本文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的 分析结果, 并讨论了这些玻璃的起源.
本文研究的古玻璃样品出土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塔城铁厂沟以及哈密、和田(新疆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湖北省江陵九店和随县(湖北省考古研 究所提供); 四川青川、理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贵州郝章(贵州省博物馆提供); 广东肇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云南江川(云南省博物馆提供); 内蒙古呼盟(内蒙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大部分玻璃物品为单色玻璃珠, 关于玻璃样品情况如表 1(表序 1~3), 古玻璃样品年代皆属西汉以前(公元前200年以前). 为了说明古代玻璃的传播, 也分析了一些中国边缘地区出土于公元前200 年以后的 玻璃样品, 如表1(表序4).
在烧制原始陶瓷时, 当炉温过高, 瓷釉会熔化后流下来形成釉滴, 俗称釉豆, 它已是透明的玻璃态物质, 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古玻璃. 釉滴的样品来自出土于广东博罗(由广东省文物考古所提供), 样品情况见表1(表序5).
我们用PIXE方法和 EDXRF方法分析了在同地(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时代稍后(公元前450 年~公元前400 年)的楚墓玻璃珠(HB-3), 其化学成分见表2(表序 5), 它属于含K2O很高的含碱钙硅酸盐玻璃. 图1(b)表示了该玻璃样品的PIXE谱图. 可以看到图1(a)与(b)是十分相似的, 可以确定越 王勾践的剑饰玻璃, 也是同类的玻璃系统. 这种玻璃的化学成分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玻璃中所未见的. 对比湖北江陵九店的玻璃(HB-3)与江西低钙原 始瓷釉的化学成分, 见表2(表序2)与3(表序1), 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化学成分十分接近. 这说明中国中原最早的古玻璃制备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 演变而来, 产地都在长江流域. 原始瓷的瓷釉是用釉浆涂敷于陶器表面, 它不需要容器. 从制备瓷釉到制备玻璃, 在工艺上的最大变化为熔炼玻璃要有容 器——耐火的坩埚, 但这在起源于商代(公元前16 世纪~公元前11 世纪)的青铜冶炼和炼丹的基础上已有条件.
为了提高玻璃的透明度和降低玻璃的熔化温度, 中国古人用不同的途径在改进助熔剂上作努力. 铅丹(氧化铅)和硝石(硝酸钾)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熟悉它们, 作为药材, 而它们有助熔剂的作用, 因此战国时期, 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在长江流域首先发展.
中国冶炼青铜中使用铅的技术起源很早, 铅能降低熔化温度并增加流动性. 早期的青铜为铜-锡-铅的合金, 所以在中国商、周时期制备青铜 时已有应用铅矿的经验. 在长江流域地区, 如湖南、安徽和江西等地富产铅矿, 如方铅矿(PbS)和钡矿如重晶石(BaSO4), 人们用它们来作为玻璃的助熔剂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铅钡硅酸盐玻 璃的出土地点往往和铅矿的分布地点相一致, 在长江流域. 安徽亳州出土的半透明眼珠, 属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6 世纪~公元前5 世纪). 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品, 玻璃成分见表4(表序2). 湖南长沙资兴出土了东周的琉 璃璧, 其化学成分也为铅钡硅酸盐玻璃系统, 有 100 多座墓中出土具有中国特征的玻璃璧、珠、印、剑管等200 多件, 可见当时已较普遍应用[16]. 在战国中、晚期, 铅钡硅酸盐玻璃制品已在 中国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发现, 如表2(表序3).
中国古代铅钡硅酸盐玻璃主要采用模压的工艺, 这也是从青铜的制造中引用过来的, 至汉代已能制造大尺寸的平板玻璃, 如西汉早期广州南越 王墓中已发现9.5 cm×4.5 cm×0.3 cm的平板玻璃[17], 陕西汉茂陵出土的直径为23.4 cm, 厚1.8 cm, 重达 1.9 kg的玻璃璧[18], 山东即墨出土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厚板, 尺寸达32.5 cm ×14.8 cm ×3.5 cm, 重量达5.25 kg[19]. 铅钡硅酸盐玻璃在中国战国至汉代之际, 在全国有很大的流传和扩展, 从南方的广东和广西, 西南的四川和贵州, 西北传至青海和甘肃, 东北至辽 宁, 见图2.
结论
从对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 我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具有它自己的明显特色. 中国中原地区最早的古玻璃制造是 从原始瓷的瓷釉制作演变过来, 用草木灰作助熔剂, 始于春秋和战国早期, 玻璃成分属含碱钙硅酸盐玻璃系统, 其中K2O 含量大于Na2O 为其主要 特征, 而区别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玻璃成分. 随着制备玻璃的助熔剂的改进, 在战国中、晚期, 采用了在古代青铜制备技术和炼丹术中使用的 PbO, 发展了成分特殊的铅钡硅酸盐玻璃; 另一方面采用硝石作助熔剂而形成了钾硅酸盐玻璃. 这两类玻璃发展至汉代, 已传至我国境内南方和北方地 区, 外传至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地区.
新疆拜城地区克孜尔古墓的玻璃是我国境内出土最早的玻璃, 玻璃的主要成分和西亚古玻璃成分相似, 但含有地方矿产特征的氧化物, 如 PbO 和Sb2O3 等. 玻璃珠的质地和艺术结构低于当时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水平, 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游牧部落, 如胡里安人和斯基泰人传入玻璃 制作技术, 而塞族人在当地制作. 极少量的玻璃珠通过原始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原, 主要的中外古代玻璃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在汉通西域之后.
引自：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中国最早的古代玻璃研究
作者：干福熹、承焕生、李青会(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http://www.cnagi.org.cn/?thread-4297-1.html
--汉代已能制造大尺寸的平板玻璃，所以有后来的晋武帝的琉璃窗故事，有兴趣的看世说新语去。
玻璃起源于埃及，火山爆发会生成天然玻璃，比如黑曜石就是一种，埃及人模仿这个过程制作出了玻璃，其他地区缺乏地质条件，很难想到发明这东西
hanfeng0926 发表于 2016-3-23 09:24
玻璃起源于埃及，火山爆发会生成天然玻璃，比如黑曜石就是一种，埃及人模仿这个过程制作出了玻璃，其他地区 ...
回复前请先看本贴内容。埃及火山爆发，这个理由不错，埃及人发明玻璃工艺前有什么埃及境内的火山爆发了？顺便问一句，西奈半岛的火成岩是何时形成的？那时候埃及人在哪里？模仿火山爆发？呵呵。
玻璃起源于埃及，火山爆发会生成天然玻璃，比如黑曜石就是一种，埃及人模仿这个过程制作出了玻璃，其他地区 ...
回复前请先看本贴内容。埃及火山爆发，这个理由不错，埃及人发明玻璃工艺前有什么埃及境内的火山爆发了？顺便问一句，西奈半岛的火成岩是何时形成的？那时候埃及人在哪里？模仿火山爆发？呵呵。
本帖内容压根没谈玻璃在中国之外是如何起源的，与我的说法有何矛盾之处？
玻璃和琉璃，不是一种东西吧！
其实早期的玻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浑浊有气泡，去不掉颜色。做玻璃窗都不行，更不用说光学镜头了，早期的望远镜要用天然水晶。所以只能做些粗陋的工艺品，但是无法和玉器瓷器相比，只能拿到非洲冒充宝石骗黑蜀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