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妾

　　其一，中国妓女起始于奴隶娼妓，并且，最先是以艺为主，提供声乐歌舞服务，而后逐渐演变为声色并举。至汉魏起，妓业兴盛，并历代扩展繁衍，发展为以色情为主，除少数卖艺不卖身以外，大多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
　　其二，中国封建礼教愈严，妓业愈旺。由于古代中国女性中，真正能够把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生物造就的性别角色与个人的自我性别认同这三者统一起来的，大多只是妓女。她们既是以声色服务为业，自然不必苦苦苛求自己梦想去获取得不到的“贞女节妇”之桂冠，也不必小心翼翼地束缚于为人女、为人媳、为人母的种种家法族规和伦理纲常，她们可以作为纯粹的女人出现在男子面前，使男女之间的性活动富有诗意情调和浪漫色彩，并施展种种性魅力来吸引男子。她们不必担忧负上淫荡的名声。历代风流名士曾为此吟诗作赋。甚至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叙述外国人对南宋京师(杭州)名妓的感受：“这种女人手段高明，擅长卖弄风骚，几句话便引任何男人上钩，以至外国人只要一亲芳泽，便会忘乎所以，被她们的千姿百媚弄得销魂夺魄，及至回到家中，还会说到过京师，如上天堂，指望有朝一日能旧地重游。”而对于男子来说，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越严苛，他们的性活动也越不自由。尽管也是妻妾充室，但取妻纳妾是有条件限制的，其目地首先是为了传宗接代，并不能完全按照男子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古代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情狎妓成为男子追求性快乐的主要途径。他们在与妓女寻欢作乐时，同样可以不顾忌伦理纲常，剥去道学礼教之外衣而纵情欢愉，一切婚内性活动中的禁忌在与妓女交欢时，皆不复存在。因此，即使帝王权贵也乐此不疲，享受偷尝禁果之趣。
　　为了使妓女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权社会中仅仅为满足男子性娱乐而存在的“纯女人”角色，一方面，他们用妇德贞操把大部分妇女束裹起来，大力倡导贤妻良母，节妇贞女，而把妓女排斥在社会之外，降于良家妇女之下，使她们卑贱地存活于社会底层。而另一方面，他们狎玩妓女时又挥金如土，使妓女们享受一时的华侈与快乐，使得卑如奴隶的妓女过上尊如贵族的生括，让她们以此求得心理平衡而心甘情愿地成为性娱乐的工具。这样，部分崇尚奢华生活的女子和为贫困所迫的女子乐于从事妓业，代代相袭。当然，妓女中有许多人深明自己所处境地之卑贱，她们并不沉迷于灯红酒绿，而羡慕平民女子自由之身，甚至为不能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女人而悲叹。如唐代名妓徐月英的《叙怀》一涛，表达了她那哀怨之情：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其三，就中国妇女文学来说，历代妓女的文学素养和诗赋水平都超过良家女子。因为一是娼妓的个性、思想及精神诸方面都较为自由和开放，她们不受挟制，放纵情愫，又多与文人墨客、进士新贵交往，因此，能诗会文者众多；二是妓女中有一部分罚良为娼的官府贵族女子，她们原本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如明惠帝时的兵部尚书铁铉，在燕王朱棣起兵时守济南，屡破燕王之兵，朱棣即帝位后不屈被杀，他的家属皆发落到教坊为娼。铁铉的两个女儿誓不受辱。后来，被赦放出娼门。姐妹俩各有诗作，其中有：“骨肉伤残旧业荒，此身何忍去归娼。涕垂王筋辞官舍，步蹴金莲人教坊。览镜自怜倾国貌，向人羞学倚门妆。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陶郎胜阮郎。”其文思才学不同一般。正因为妓女中诗文出众者甚多，至社会上视工于诗文乃不良女子所为，造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而良家女子从精神到肉体都呈拘束、羞涩的封闭形，纵有文才灵气也因其困囿闺房，情感隐藏于内心深处而很少放纵真情、吟诗作赋了。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妓女文化，历代不乏以才思文学著称的名妓，留下不少优秀之作。既记载了妓女们的悲欢真情，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其四，中国的妓女就其来源、服务类型与方式以及妓业的类别、经营管理等都呈多元状态。比如就妓女的服务形式分，有美貌绝伦，歌舞技艺出众，但卖艺不卖身的艺妓；有年轻美貌，风情迷人，卖身为业的色妓；还有声色并蓄，既提供声乐技艺服务，又提供色情服务的妓女。就妓女的隶属与服务对象分，又有宫妓(宫女)、官妓(官营妓业、公娼)、家妓(贵族富绅家蓄养的妓女)，以及私妓(即卖淫为业的市妓和私营妓)等等。又比如就近代妓院的营业方式看，有妓院老板与妓女合伙分成的“班子式”；有规模较大，租赁大批院落分房分等次接客，收入拆帐分成或全归老板的“大院制”；也有以妓女包房间营业，按月向老板交纳房租饭金的“分院制”；还有妓女自租房室挂牌接客或半公开的暗娼，即独自经营的“住家制”。在江南一带及广东、福建，还有一种“船舫制”，即以画舫、小舟招客游览陪宿。江南地方称“船娘”或“舟妓”。比如广州，从唐代起就已是海外贸易的重镇，成为东南亚的一大商业中心，夜生活也随之非常繁荣。广州、汕头一带就有许多“花船”，置有相貌出众、多才多艺的妓女陪饮侍宿。清代诗人和官吏俞蛟写的《潮嘉风月记》(见《香艳丛书》第四集卷四)记有一件事，说有一个状元刚从京都得中归来，搭了一条船，但并不知道是一条花船。直到大风把他的船篷吹破，有个只穿着红缎乳罩的美女进来修整时，他才发现。此后，这个美女一直留宿于船舱内。分手后，那个船妓自称是“状元妻”而身价倍增。
　　总之，妓女作为中国女性中一个特殊阶层，从其产生起，就病态地滋生蔓延着，她们与大多数在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的压制下失却独立人格的中国妇女一样，以另一种生存方式依附于男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失去人格尊严为代价，或贪图享乐、或谋生自立，沉湎于蒙昧苦难之中。几千年来，她们艰辛地演绎着中国女性史的另一幕。

　　所谓艺妓与色妓，是对妓女的主要职能与生活方式而言的。一般说来，艺妓偏重于以艺事人，她们中许多妓女原本就是职业艺人，擅长于音乐、舞蹈、曲艺、杂技和戏剧等，也包括部分歌馆女伶以及文人土大夫聚会饮筵时，以歌舞侍宴或行令佐酒的饮妓、酒妓。艺妓中，有卖艺不卖身的，也有一部分艺妓兼营性服务，但主要还是以艺事人。而色妓的主要职能是以色事人，性服务是她们谋生的主要手段或唯一手段。尽管许多色妓在性服务中也同时陪饮、弹唱或歌舞，但这往往只是取悦于嫖客或创造一些浪漫情调而已。色妓的活动社区不如艺妓宽泛，她们大多是城镇妓院里中、下等妓女，色妓的社会地位比艺妓相对卑贱。
　　
　　1．艺妓与色妓的来源
　　由于艺妓与色妓的素质要求不同，其来源也不尽相同。
　　色妓，一般只要年轻貌美、风情迷人都可充当，而艺妓除年轻美貌外，还要天资聪颖，有艺术修养，即色艺俱佳。艺妓的来源大抵有三种：第一种是世袭乐户的女子，她们从小跟随父母学习技艺，受过良好的艺术教养。这些女子都有一技之长或一身兼有数艺，是艺妓的主要来源。第二种是罪犯妻女中善技艺者，这些艺妓多为贵族之家的女子，都受过一定的艺术训练，具有文学修养与艺术素养。也有的贵族女子误人风尘后成为艺妓。如宋代名妓尹词客，出身贵族，沦落为娼。她曾作《玉楼春》一词，感伤“谁怜氏族传簪组，狂迹偶为风月误。愿教朱户柳藏春，免作飘零堤上絮”。她以自身的不幸，告诫富贵家女子应深藏闺阁，免使沦落为娼。第三种是少数良家美女。她们中有的是被选人宫或选人官府乐营后开始教习歌舞的；有的是自幼被父母所卖或被他人掠卖人娼家而学习歌舞技艺的。这些被卖人娼家的女子，大多是美貌童女或有艺术天赋的才能成为艺妓，否则只能充当色妓。如明代艺妓赵赛涛以诗文著称，她原是良家女子，年幼时，与姐姐随母观灯，在杂乱中被恶少抢去卖人青楼。
　　色妓，大多数来源于卖良为娼，一般都是些自卖或掠卖为娼的平民女子，娼家便让她们一边接客，一边教习一些歌舞技艺，以增添女性魅力来取悦嫖客。如唐代长安色妓之来源，孙荣撰著的《北里•序》中说：“妓女来路有三种：(一)自幼丐有者；(二)或佣其下里贫家，为不调之徒所渔猎，失身至此者；(三)良家女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者。人曲以后，教之歌令，责赋甚急，微涉退志，鞭扑备至。”

　　在妓女中，艺妓的品貌素质、身价地位都优于色妓，而且其主要职能又是以艺事人，因此，艺妓与色妓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艺妓的生活内容主要有四项：
　　一是技艺训练。根据艺妓的艺术天赋，开展各方面的训练。如歌舞、弹唱、戏曲、乐器等，培训基本技巧，排演新的节目，根据服务对象的嗜好，不断更新献技内容。有的艺妓以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见长，她们便博览经书，勤于操练，以附风雅。此外，还有许多艺妓天赋聪颖，端庄雅丽，气度潇洒，她们不以脂粉作态取媚，而学练多种技艺，使其身价不凡。如宋代名妓严蕊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又精晓琴棋书画；明代秦淮名妓朱无瑕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通文史，工诗书，善歌舞。明代浙江嘉兴名妓周文，善诗能词，礼貌闲雅，不事铅粉，举止言谈有士人风度。这些艺妓与专以歌舞侍宴的女乐不同，她们因其色艺超群，才思过人，成为“淑女型”高级妓女。其训练也只是静室诵读，琴棋自娱或书画寄情。
　　二是献技献艺。这主要是宫廷艺妓与地方官营艺妓。由于艺妓的隶属身份不同，她们的艺术表演场合、规模、要求也不相同。属于皇室的艺妓，凡遇到大朝贺、大宴享、节日庆典、皇帝登基和改元、册封皇后与贵妃、帝后生日以及接待外宾、少数民族首领等，都要召集艺妓表演各种歌舞声乐。如唐代宫廷盛行《霓裳羽衣》舞蹈，每次表演都有几百名艺妓参加。北宋遇宫廷庆典时，女妓数百。在《峰真隐漫录》中，描述北宋艺妓表演的《采莲舞》：“一群俊秀的仙女，飘一身霓裳，在排列的莲花丛中来往徜徉，步履轻盈。她们一会儿徒手袖舞，一会儿是独唱独舞，一会儿是且舞且唱，声情并茂。她们一会儿成一字形，一会儿成方形，群舞蹁跹，如在万顷琉璃之上。荡一叶兰舟，采摘莲花，笑握莲花，姿态渺约渐离渐去……”
　　同样，地方官营妓(近似入籍公娼)也时常在迎送上任或离任官员的仪式上表演，或歌舞，或弹唱，或演奏。唐宋时期，还举行过大型地方汇演。而对于市井艺妓来说，献技献艺的种类很多，除歌舞器乐弹唱外，还有骑射、刺绣、杂技……如南宋的临安城(杭州)，因为聚集着天下的有钱、有闲阶层人士，从王侯嫔妃到宰相驸马，从南渡来的遗老遗少、公卿巨宦，到聚集“贡院”不下万余的“赶试”书生，还有富商大贾，殷实小户……他们嗜好不一，又争相寻欢作乐，于是，形形色色的沛井艺妓应运而生，出现了如“小唱”徐婆惜，“嘌唱”安娘，“散乐”张真奴，“掉刀蛮婆”朱婆儿，“踢弄人”小娘儿，“讲史书”张小娘子，“棋待诏”沈姑姑，“演史”宋小娘子，“说经诨经”陆妙静，“小说”史慧英， “队戏”李二娘，“鼓板”陈宜娘，“杂剧”肖金莲，“唱京词”蒋郎妇，“诸宫调”王双芝，“唱耍令”郭双莲，“撮弄杂艺”女姑姑，“射弩儿、打诨”的林四、九娘等等。(引自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虽然，这些女技艺人不全是艺妓，但是，市井艺妓表演之活跃和影响之大，也可见一斑。特别是各种民间歌舞、诸宫调、说唱等的盛行，使中国戏曲萌芽并走向成熟，对此，无论是宫廷艺妓、官营艺妓还是市井艺妓，都有其功绩。
　　三是歌舞侍宴。这是贵族阶层和文人士大夫十分崇尚的欣赏艺术和寻欢享乐的方式。歌舞侍宴分两种，一种是公筵，如皇帝进膳，宫中赐宴功臣、贵宾以及各地公宴，比如官员们聚饮或招待过往宾客等场合；另一种是私宴，即应邀前往贵族之家为家宴献技。艺妓们应召前往侍宴时，大多以表演歌舞为主，也有根据主客兴趣，制造浪漫氛围，演技精妙绝伦，给人以飘然人仙之感，既高雅，又奢华。南宋洪迈编著的《夷坚志》记载有一轶事：宣和年间，一批女童(艺妓)以“章醮”为名，夜晚去郑太师家表演“仙女下凡”，只见仙乐磷磷，从空而来，七八个美女履虚而行，歌舞自如，乘彩云下至祠所。顷刻，云烟蔽覆，人与人之间互相看不见了。云烟过后，这些“仙女”都消逝无踪，连金银供器也不见了。这群仙女实际上就是技艺高超的艺妓。
　　此外，文儒雅土诗文会友，赏景小酌等，也时常邀请当地品貌出众的艺妓弹唱歌舞，伴饮助兴。在中上等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艺妓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官吏、文人、艺术家和商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家中、酒楼或庭院风景区进行。这类家宴式聚会不仅是消愁解闷、寻欢作乐的一部分，也是官方和商业事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保住官位或晋升职位，他们时常要设宴招待同事、上司和下属；对商人来说，则是在宴饮中洽谈和议定买卖。如果想达到宴请的目的，他们往往借助艺妓，造成无拘无束的浪漫情调。有时，一个官员只要能给他的上司或某个有势力的政客引见精心物色的艺妓，就可确保升迁。一个商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获得急需的货款和订货，因此，歌舞侍宴便成为艺妓的主要活动之一。

　　四是性服务。艺妓，大多数是色艺兼优的女子，因此，对男人来说，她们具有极大的性魅力。但是，艺妓的谋生手段主要是以艺事人，她们中有极大一部分卖艺不卖身，虽落于娼家，举止却如同良家淑女，不愿轻易陪宿，提供性服务。如明代金陵南曲名妓赵彩姬，举止风流，姿容蕴藉，却时时闭门谢客，由此，时号为“闭门赵”。有的艺妓一经与自己相中的男子定情，便守身如玉，矢死不渝。如明代艺妓齐景云，以诗见长，善操琴，善言谈。自从与士人傅春定情后，不见一客。后来，傅春因事系狱，齐景云卖首饰、衣物乃至被褥以糊口，而坚不重操妓业。后来，傅春被遣送边关，齐景云要求同行，未被允许，她蓬首垢面，闭门读佛书，不久病死。艺妓的性服务除了自身因素外，还有一部分艺妓要受到政府或丈夫的管束，因此，艺妓的性活动与色妓大不一样。
　　有的隶属于宫廷的艺妓(实际上已成为宫女)衣食住行贵如皇族，但她们的性生活却限制极严。虽然她们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她们没有性活动的自由，长年闭锁深宫，性欲得不到满足，除少数世袭乐妓可以与乐工结婚或向他人献身外，大多数人处于性压抑中。而一部分隶属于地方的官妓(即入籍公娼)性活动比较自由。她们可以与情投意合的男子定情，或专门侍从某一官员、文人学士和商贾。在唐代，地方官妓还有向军事、行政长官献身的义务。有的地方官常常用艺妓作人情，给过往上司侍寝。但从宋代起，开始禁止官职宿娼，只许陪宴，如有违犯，职官与妓女同受惩处。当然，艺妓们还可以向自己喜好又尚未任职的文人名士献身。艺妓中性活动最为自由的，是一些不入籍的市井艺妓，她们中大多是色艺兼营。有的艺妓居住处就像风雅文士的住家，“窗明几净，竹榻茶炉，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热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玩览，一枰棋局在欢娱”。 (《古今小说》)但她们中还有不少是有丈夫的，往往与丈夫一起组成家庭班子卖艺，这部分艺妓并不经常向他人提供性服务。她们中也有人乐意给有钱有势的人陪宿，或因为倾慕对方的风流才情，或抵挡不住其重金诱惑。但如果丈夫反对，也只得作罢。
　　总之，艺妓的性服务处于次要地位，无论是高层次名妓还是低层次艺妓都是如此。同时，对于能结交艺妓的男子来说，除少数文人学士外，他们至少属于中上阶层，家中自然有妻妾多人，他们的性生活并不贫乏，除极少数猎奇求新者外，多数是出于摆脱与妻妾相处时的沉闷和乏味，渴望与艺妓无拘无束、如朋友一样交往。而且，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艺妓相伴，或诗文，或琴棋书画，或弹唱游乐，而并非为满足性欲。因此，艺妓的性服务往往是相互产生爱慕之情以后，才以身相随的。

　　色妓的生活内容与艺妓不同，她们主要是以色事人，倚门卖笑，夜夜留客夜夜新。色妓初人妓院时，鸨母也会对她们进行训练，但内容是化妆打扮、言语举止、神色媚态以及床笫性技巧等方面，有时也学习一些弹唱歌舞、侍酒行令等等，以适应各种嫖客的需要。
　　色妓的性服务主要是在妓院内接客，但也有应邀出局，充当饮妓、侍寝的，这些都是色妓中的佼佼者。色妓的服务对象较宽泛，除上层官员富豪、文人学士外，也为一般花得起钱的市民提供性服务，因此，在较繁华的城市中，“烟花”业很发达。如宋代临安(杭州)的妓院遍布全城，比比皆是，有三十几条花柳巷，分为不同的等级。高级的，如昭庆寺妓馆王九妈家的“王美娘”，又会写又会画，又会做诗，吹弹歌舞都来事。她第一次接客身价是三百两纹银。后来立下规矩，嫖客要出十两银子，还要付足一些东道杂费，才能宿她一夜。低级的，叫做“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接客，一般家境贫寒，有的母女同操一业，要价视年龄而定，但为了谋生，她们不计银两，夜夜接客。
　　色妓卖身为业，其地位和生活处境远不如艺妓。明末文学家张岱所著的《陶庵梦忆》叙述扬州妓女的生活情形：“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人。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盘砖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其间……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口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尽，茶馆里黑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哈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言笑哑哑声中，浙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饥，受笞，俱不可知矣!”
　　这些色妓，因人数众多，倚门待客已难以谋生，不得不拦路拉客，夜半三更，强颜欢笑，其卑贱与不幸远过于艺妓。

　　艺妓和色妓毕竟都是以年轻貌美、色艺出众为资本取悦于男子的，因此，她们的归宿大致相同。
　　一是少数知书达理、色艺俱全的名妓，在得到贵人的宠爱后，成为贵夫人。她们中有的妓女是在新贵苦读赶考之际相识，曾情投意合，并以资相助，文人学士一旦高中，成为举人、进士、状元，封官加爵后仍不忘旧情者，便会以重金赎其出妓院，带回家中为妾。也有的高级妓女结识名流，两情甚笃，力排众议，成为夫妻的。如明末清初学者冒襄，在他的宠妾董小宛死后写的《影梅庵忆语》中，记叙了他与董小宛的结合经过。冒襄与董小宛相遇时，是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是士林所仰慕的风流人物，才貌双绝。而董小宛是南京秦淮名妓，年方二八，色艺超群。董小宛迷恋冒襄，但冒襄已有美满婚姻，而且，董小宛当时也受到一些达官贵人的纠缠。两人情投意合，不顾阻难，经过一年的调停料理，董小宛终于得以妾的身份进入冒襄家。董小宛对诗词颇有天赋，她常与丈夫彻夜谈论唐诗，推敲疑难之处。她还参与丈夫的文学创作，帮他誊写文章，整理书籍和手稿，并且，自己也辑录古书，编了一本叙述女人服饰歌舞的《奁艳》。清兵南下时，她与冒襄渡江避难，辗转于离乱之中。董小宛操持家事，照顾冒襄，一切安顿得井井有条。但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九年后，董小宛因身体娇弱，又劳顿过度，年仅二十六岁便去世了。冒襄痛失爱妾，至暮年仍不能忘情于董小宛。
　　当然，妓女中像董小宛这样能找到真心相爱的贵人的，毕竟只是极少数。
　　二是部分世袭乐户的女子，必须终身为妓。年长色衰后，艺妓大多在教坊中传授技艺或充当艺师，收徒传艺。色妓则多成为妓院老板，她们将年轻貌美时挣得的钱财置房产、蓄义女，成为鸨母。由于她们本是妓女出身，以她们的素养、技巧和经验，足以使她们能严格地教训妓女，也能熟练地管理妓女。有的鸨母年轻时曾受人蹂躏，她们常常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蓄养的妓女，或逼迫她们不停地接客，稍有懈怠就虐待鞭笞；或串通妓女坑害嫖客。她们贪财爱钞，唯利是图。清代褚石农所著的《坚瓠集》中，引有明人写的《妓家祝献文》一文，其中描述鸨母的内心世界，惟妙惟肖：“伏以香焚宝鼎，烛插银缸，奉请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弟子生长九江之上，侨居圣帝之旁。因无生理，买良为娼。今遇七夕令节，启建荤素道场，拜献本司圣众，愿祈如意吉祥：大姑常接有钱老(老即嫖客)，二姐广招多钞财郎，三姐房中时时舞弄狮子，四姐床上夜夜捉对鸳鸯，五姐忙兜兜迎新送旧，六姐急忙忙脱裤宽衣，七姐盐商包定，八姐木客连桩，九姐愿得富翁梳弄，十姐只求财主成双。厨下春梅秋菊，常接个帮闲落剩之客。走动张三李四，频烧些净脚洗手之汤。合家利市，永保安康。”
　　文中老鸨七夕之夜拜献神明，祈求十个姐妹夜夜接富客，赚大钱，还希望女佣人也附带接客赚钱。鸨母爱财之心刻画得入木三分。

　　有的色艺不精的妓女年长色衰后，风韵既失，又无足够资财置房蓄女，就在妓院中充当女佣或管领婢女，服侍名妓。
　　三是从良嫁人。无论是对艺妓还是色妓来说，从良嫁人是她们所向往的归宿。但是，从良嫁人必须是在年轻貌美之时，一旦人老珠黄，则“门庭冷落马鞍稀”，无人问津了。而且，对服务于宫廷中的妓女来说，只有等帝皇下令放出宫外方能嫁人。对地方官妓，须经地方行政长官批准后才能从良嫁人。而对于一般市井女，则是拿出一笔足够的赎身钱，求得龟鸨允许就可以从良嫁人。为此，许多色艺出众的妓女，在年轻貌美时，尽力蓄财以备年长色衰之际。如宋代东京名妓潘琼，资财丰厚。一次，她招待一位登科华姓状元，摆下盛宴，每举一盏，都有乐色百戏为之表演，奢华无比。第二天，华状元取出百余两白金，请潘琼再设一席，可潘琼说这些白金只够“夜来佐樽利市之费”，吓得华状元逃离不及。(罗烨《醉翁谈录》丁集卷一)
　　有的高级妓女身价非凡，“一面千金”。如南宋的徐兰，名噪一时，吴兴巨富沈承务迷恋她半年，就在徐兰身上化费数百万金。然而，不管妓女们年少风流时如何贵如王侯，但她们对其归宿却是十分清醒的，除少数“今日有酒今日醉”，只图一时享乐外，她们之所以奢华，一方面是为了求得心理平衡，另一方面，积财也是为其归宿创造条件。也有的妓女会遇上情投意合的男子，终身相随。如明代妓女呼文如，能诗词，善琴画。在一次侍宴中结识了进士丘谦之，两人一见钟情。丘谦之欲纳呼文如人室，但丘的父亲不许，呼文如得知后，悲痛欲绝，刺血写诗：“长门当日叹浮沉，一赋翻令帝宠深。岂是黄金能买客?相如曾见白头吟。”她誓死不渝。但丘谦之的父亲却执意不允，并将呼文如卖给了商人。文如连夜逃至丘谦之处，两人私下成婚，遍游名山，弹琴赋诗，相伴终身。但也有妓女痴情约婚而不成的。如明代建昌名妓景翩翩，博学能文，且擅歌唱，名气颇大。她曾与一位男子相约终身，但最终未能成婚，景翩翩最后穷困至死。
　　对于市井妓女，大多都是赎身从良后嫁人为妾。只是有的男子并非真情所爱，只是贪其资财而已，一旦资财已尽，便遭冷落遗弃。由于妓女们曾沦落为娼，即使从良嫁人，做人行事也低人三分，她们中能真正得到幸福的并不多。
　　四是出家为尼。妓女们出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本是贵族或良家女子，受人诱拐或骗卖误人娼家，在百般无奈下，苟且偷生。她们对人生万念俱灰， 自感罪孽深重，辱没门庭，削发为尼以求来世；有的色艺超群，风流一时，一旦年长色衰，失势失宠，她们忍受不了凄清寂寞，心理失去平衡，出家为尼，以图清静；有的妓女失去卖艺卖身的资本后，出家为尼，仅仅是求得一个衣食居处；也有的妓女急于脱离妓院，从良嫁人，倾自己一生所积血汗钱相随男子，却遭骗遭弃，遂看破红尘，甘愿出家为尼以度残生。
　　总之，就其归宿而言，无论艺妓还是色妓，其遭际大多数是不幸的。

　　所谓家妓、官营妓和私妓，是针对妓女自身的隶属关系以及服务对象而言的。家妓，就是私人蓄养的女乐，专门以声色侍奉家主，隶属于某个男人所支配，所专用的。官营妓，则是隶属于由官府开设并经营的卖淫业，专门为各地方官府和军镇提供声色服务的。而私妓，是指那些不入籍的以卖笑为生的妓女，她们或由鸨母经营，或采取隐蔽卖淫的方式为商人和市民服务。
　　
　　1．家妓的生活和命运
　　既是历代帝王后宫充盈，美女如云，那么，上行下效，各官僚贵族，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大夫富豪，纷纷在家中蓄养美女或歌舞伎人，供其享乐。就如《太平御览》中所述： “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
　　历代以来，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家妓既是官僚贵族纵欲享受的工具，又是竞奢斗宝、炫耀权势地位和钱财的手段。有的王侯贵族、富豪财绅家妓数百，少的也不下十余人。如：
　　《晋书·钟雅传》：“梅陶，家庭侈糜，声妓纷葩。”
　　《拾遗记》：“石崇，诗人美艳者数千。”
　　《魏书·薛真度传》：“薛真度，有女妓数十人。”
　　《洛阳伽蓝记》：“元琛，妓女三百人。”
　　《南史·萧嶷传》：“萧嶷，妓妾千余人。”
　　《梁书·夏侯夔》：“夏侯夔，后房妓妾，亦有百数。”
　　《隋书·焚子盖传》：(帝王赐予)“女乐五十人。”
　　《全唐诗话》：李逢吉，有“姬四十余人”。
　　《太平广记》：李愿，“女妓百余人”。
　　《宋朝事实类苑》：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
　　《龙川别志》：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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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家妓，有的是帝王赏赐的，有的是他人赠送的，有的是购买或掠夺来的，也有的是从奴婢中挑选出来的。她们是家主的私有财产和专有玩物，或打或骂，或宠或爱，或虐杀或赠人，全凭家主意愿。
　　在家庭中，妻子是主妇，负责治内。《礼记•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同是侍奉家主，但从家庭地位来看，妻子比妾和家妓高得多，无论是妾还是家妓，都必须敬从家主妇。由于男子在纳妾蓄妓的同时，必定会冷落妻子，因此，家妓是很容易遭到家主妇妒恨的。
　　唐代的《王氏记闻》中有一则故事：“蜀吴宗文以功勋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其家姬仆乐妓十余辈，皆其精选也。其妻妒，每怏怏不惬其意。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数辈，遂据腹而卒。”
　　当然，一般家妓都是色艺兼优，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使她们比妻妾更能受到家主的赏识与宠爱，这就使妻妾即使有妒意，也不能过分得罪家妓，以免引起家主反感。而在家主的心目中，妻妾是治内管家、生儿育女的；婢女则侍候主人的衣食住行；只有家妓可以与他们一起欣赏艺术，谈古论今，作诗填词，因此，他们往往由此而会专情于一个或几个家妓，宠爱并时时相伴。
　　家妓的主要生活内容是侍奉家主，如陪饮、陪游、陪宿以及演奏歌舞等。这种活动有时在家中进行，有时随家主外出游访时进行。
　　凡遇到朋友、上司等来家做客，家主就命令家妓歌舞侍宴，为客人斟酒、行令和陪饮。如果来客是文人学士，擅长诗文的，家妓往往随机应变，她们用客人所作的诗词填曲歌舞，使主客皆悦。这既是家主炫耀自己和取悦宾客的手段，也是家妓显露才能以得宠于家主的机会。因为一般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和富豪之家，都蓄家妓以撑门面。在聚会设宴时，谁家的家妓年轻貌美，技艺出众，那么这家的男主人会显得十分体面而倍受推崇。
　　如宋代苏辙的《龙川别志》中记载说：“(李)允则自雄人奏，过魏。魏守，寇莱公也。谓允则曰：‘闻君在雄，筵会特盛，能为老夫作小会否?’允则曰：‘方人奏，不敢留，还日当奉教。’及还，莱公宴之，幄峦器皿，饮食妓乐，百物华侈，意将压之。既罢，谓允则曰：‘君许我作会，来日可乎?’允则唯唯，公顾谓左右妓乐如今日，每设百戏，幄峦床榻以假之。允则曰：‘妓乐百戏，皆如今日，其他随行略可具也。’明日，视其幄皆蜀锦，床榻吴越漆作，百物称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戏入，允则曰： ‘恐外尚有杂技。’使召之，则京师精技至者百数十人，公视之大惊，使人伺之，则床榻脱卸毡裹，驰载杂技变服为商贾以人。明日荐于朝，极称其才。”

　　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雄州太守李允则，拥有家妓百数十人，奢华无比，魏太守寇莱公见了都大吃一惊，自愧不如，由此而敬慕允则，立即把他推荐给朝廷。可见家妓的优劣多少已成为当时社交的一个砝码。
　　除了在家中侍筵佐酒，侍奉宾客外，家妓还常常奉命陪家主一起外出游玩或赴会。每遇外出，家妓必须在各种不同的场面上，根据家主的喜好和目的，殷勤侍奉，恰到好处，既风流迷人，又不失轻浮；既显示家主的荣华富贵，又能曲尽其意，察颜观色，博得主客欢心。
　　但是，家妓毕竟只是家主的私有财产和玩物，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失去独立人格，在各种场合中，她们只不过是被作为一种装饰，一种手段或一个砝码，因此她们的言行举止必须看家主的脸色行事，必须为家主赢得体面，或达到某种目的，稍有不慎，违背了家主的意愿，就有可能招来灾祸。她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这只不过是前台演戏似的一种角色扮演而已，至于后台真实的自我，又是另一种面貌了。
　　家妓在物质生活上大多较为优越，因为一般能够蓄养家妓的，都是经济富足的家庭，而且，为了显示家主的气派，家妓们往往衣饰艳丽，容颜姣好，并且有机会学习技艺。她们风流妩媚，与家主接触的机会多，又能得心应手地配合家主应付各种社交场面，因此，常常能侍寝献身，在性生活方面甚至优于妻妾。但是，她们却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女性的权益，她们实质上是专门提供声色服务的奴隶。
　　在家主的眼里，家妓如同一饰一物，只是私有财产之一，家主对她们有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家主能肆意处置她们。
　　家主可以把她们作为性欲工具和狎昵玩物，甚至冬天用她们的肌肤御寒，或把她们当成进餐时的餐桌：“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若寒之际，使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开元天宝遗事》)“(孙)晟事李升父子二十余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旧五代史•孙晟传》)
　　家主也可以随意把家妓作为礼品赠人。在家妓侍宴、献技时，只要宾客中有人见而爱之，为取悦朋友或巴结上司，家主往往会当场赠送。也有的家主为了晋职升迁或获取买卖交易巨资，他们时时选择色艺俱佳的家妓赠送对方。对于家妓来说，她们是无法违抗家主的意愿的，有的家妓被当作赠品，几易其主。且不论她们的生活遭遇如何祸福无常，就被当作赠物本身来说，对这些失去人格尊严的柔弱女子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人权践踏。

　　家主还可以肆意虐待甚至残杀家妓。既然家妓只是家主的一件私有物品，因此，家主虐待、摧残她们，也无人过问。如：“江东兵马钤辖王瑜……婢妾稍不承意，辄剥其衣，缚于树，削蝶梅枝条鞭之，从背至踵，动以数百；或施薄板，置两颊而加讯杖；或专棰足指，皆滴血堕落；每坐之鸡笼中压以重石。暑则炽炭其旁，寒则汲水淋灌，无有不死。前后甚众，悉埋于园中。”(《夷坚志支乙》)
　　又如南宋的杨政，摧杀家妓暴虐异常：“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残忍，嗜杀人。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历经曲折，殆如永巷。望面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迹，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叩虞兵，兵旁睨前后无人，始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因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侧。忽语之曰：‘病势漉如此，万不望生，我心胆只倾吐汝身，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或若不起，愿相从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反室沉吟，自悔失言，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久不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今日运命将终，乃留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云：‘只候先死，我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绐语姬云：‘相公唤。’预呼一壮士持骨索伏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冯梦龙《情史•情痴类》)
　　杨政任意杖杀家妓，剥皮示众，令人毛骨悚然。而且，残酷地命人勒死爱妓殉主。可知，有的家妓的命运惨苦不堪。
　　家主还常将家妓遣逐换取财物或转卖他人。一旦家妓年长色衰，技艺不精，或是性情不够柔顺，有违家主意愿，便会被驱逐出门或卖到妓院。也有的以人换物，或换马、或换画、或作为赌资输给他人。有的家妓还会成为家主权贵间争夺的牺牲品，有时是被权势高于家主的富豪看中，仗势索妓；有时，是作为家主谋求职位或政治权益争斗的附属品夺妓、赠妓。不论是哪种原因，家妓都难逃厄运，或被迫易主，或被逼身亡。
　　对于家妓来说，她们的命运遭际全取决于家主的喜恶和利益，她们在被迫服从的同时，仍具有不同的个性和生活态度。有的家妓美貌多才，与家主气质相近，且家主也较尊重她们的人格，便会产生一种较为专注的情感。她们忠于家主，愿像妻子一样忠贞专一，陪伴终生，甚至为其殉情守节。有的家妓原本就因种种原因被迫为妓的，或迫于生计，或慑于权势，因此，她们对家主没有意情，只是身不由己，隐忍苟活。虽衣食繁华，内心却凄苦难言，只得强颜欢笑，听天由命罢了。家妓中，也有少数个性较强，具有自主意识的，她们或偷情，或私奔，或自杀，以反抗家主的主宰。但这毕竟是极个别的。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土之无妻者”。(见《汉武外史》)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在一千多年的官妓生活史上，有不少女性甘于作为男子泄欲和玩弄的角色，沉迷于奢侈放荡的生活。她们无法忍受礼教严苛的束缚，也没有忍受清贫的勇气，因而乐于娼门，迷失了本性，成为中国女性中较为特殊的组成部分。但是，毕竟有许多女性身为娼妓，却不愿堕落，她们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她们的生活中，处处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争得独立的人格尊严，她们往往十分执著，不惜舍弃奢华的生活，甚至为此献身。
　　首先，官妓们虽时时周旋于官府，几乎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声色服务，但是，她们身处卑贱，心比天高。对于那些以权势、金钱迫使她们献身献技的狎客，官妓们只是出于被动的尽义务。她们往往倾慕文人学士。一方面，她们能理解并演唱文入学士们的诗词散曲，喜欢文人学士评论她们的艺技，或与他们一起吟诗作词，唱和赠答。在这种氛围中，妓女们享受到了人格平等，体现出她们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文人学士往往风流浪漫、温文尔雅又善于怜香惜玉。他们不像官府假道学者那样虚伪；也不像权贵豪势那样随意役使，更没有商贾市侩的粗俗贪婪。因此，妓女们往往爱慕风流才子。她们并不希罕金银财宝、荣华富贵，只要两情相投，甘愿在清贫中陪伴终身。历史上留下无数才子佳人曲折坎坷、情深意长的传说。
　　但是，也有不少痴情妓女遇上负心薄情的文人而失去一切，乃至丧身。如《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娼妇往，情甚密。娼以所有以资之，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绐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娼曰：“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计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娼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娼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娼曰：“今倘皆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死后，亦未晚。”娼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
　　
　　其次，大多数官妓人在娼门，内心却强烈地渴望从良，脱离妓籍，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
　　官妓的生活，虽也是福祸难测，荣辱无常，但是，她们基本上衣食丰足，生活奢华，不受礼教的束缚。比起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来，她们的生活是自由的，她们的性生活也是愉快的。但是，由于妓女们的文化素养一般高于同时代的女子，因此，她们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悲惨命运的实质，她们耻于作为男人玩弄的对象存在于社会，她们想望像普通妇女那样遵三从四德，虽粗茶淡饭，荆衣布裙也心甘情愿。有的妓女在声色侍奉中，潜心选择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凭着自己的聪敏才智和风流蕴藉，博得对方欢心与同情，以帮助她们从良。有的在卖笑生涯中苦苦积攒钱财，一旦遇上如意男子，便千方百计脱籍从良，结为夫妇。
　　如明代南都金陵名妓秋香，出身官宦人家，她自幼聪敏伶俐，熟读诗书，且酷爱书画。但未及成年，父母染疾，双双亡故。秋香为生活所迫，投奔在南都金陵为官的伯父。不久，伯父因受一桩官司牵连，被罢官入狱，秋香也被没籍充人官妓。秋香姿色秀丽，能歌善舞，谈笑自如，诗画出众，在妓女中“冠于芳首”，色倾金陵。但是，秋香并不留恋奢华，她一心想脱籍从良。有一次，秋香结识了一位李公子，两人情投意合，但李公子家境不宽，拿不出为秋香赎身的银钱。但秋香已暗暗积下不少体己钱财，他们定下汁谋，故意叫李公子带六只沉甸甸的箱子来到秋香处，声称要外出经商。当夜，李公子与秋香在几个贴心姐妹的帮助下，悄悄丢弃箱中的碎石砖瓦，将秋香所积金钱珠宝以及众姐妹赠送的衣物填人箱中。第二天，让李公子把六只箱子如数带走。半个月后，李公子衣冠楚楚来到妓院，用重金将秋香赎出，两人结为夫妇，相亲相爱。有人不甘罢休，仍来会见秋香，秋香一概拒绝，并以扇画柳明志：“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明《正史丛刊》、《梅禹金青泥莲花记》等)　
　　　　　转载自《读者文摘》

看来叫鸡也有有理的地方

好奇！以前的妓，不管色妓还是什么妓，一天接多少个客？
现在的妓，每天不接个五六个客人就会认为生意不够好！

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生计才入此道还有被逼良为娼的饿~也有很出色的很爱国的~比如梁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