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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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25日 07:47
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陈仪
376
文/陈仪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广泛讨论的话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去年4月在一次校园演讲中说，中国在未来的5~10年内有50%几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各方热议。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现有文献中并不存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定义。美国教授艾肯格林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视同为经济增长失速，即经历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期（增速大于3.5%）后进入一段较长的低速增长期（前后增速相差至少2个百分点）。北大王勇教授给出的判定条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长时间内不显著高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实现赶超。上述定义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艾肯格林强调与本国的过去进行比较，王勇强调与同期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笔者以为两者的结合即为完整的定义，换句话说无论是增长失速还是赶超失败，都足以让我们怀疑一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产出，产出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产出的趋势性变化，更适宜采用供给面分析框架。大而化之地说，供给面分析将增长的源泉归纳为两点，一是有效要素的积累，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前者可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如物质资本的积累）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如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后者有很多实现途径，最受重视的是技术进步。
增长文献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人均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只能通过TFP的进步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实现，而无法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实现，因为后者受制于边际产出递减的铁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若干东亚经济体（不含当时的中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因此不可持续。
以下笔者将使用供给面分析框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成因，并对各个因素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预测，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断。
（一）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可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抚养比的下降有助于人均产出的提高。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抚养比持续走低，成为同时期人均产出增长的助力之一。随着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老年期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老龄社会，抚养比已进入不可逆转的上升通道，生育政策的放松也无法扭转这一大趋势，这无疑增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
（二）物质资本积累。
中国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根据经济学家彭文生的测算，物质资本积累为1992~2007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贡献了4个百分点。中国的资本形成主要依靠本国储蓄而非外债，因此更具可持续性。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仍存较大距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仍有通过进一步资本深化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空间。
笔者对此表示怀疑。从长期看，资本边际产出递减是颠扑不破的规律，艾肯格林明确指出，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国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短期看，中国资本[0.00%]市场中的一系列“摩擦”严重妨碍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部分行业（企业）“融资难”和一部分行业（企业）“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并存的独特局面，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大投资为经济增长提速很可能得不偿失。2009年“4万亿元”刺激政策留下的诸多后遗症，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全要素生产率。
彭文生、朱晓东等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TFP的进步，因此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中国TFP的进步，此处笔者想强调两点：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
技术进步可通过学习、技术引进或自主研发实现，在过去30余年里学习和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中国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多个面向，既体现为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如早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持续多年的城乡劳动力转移），也体现为要素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如国企改制和外资企业的壮大）。朱晓东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进入经济起飞轨道后均经历了TFP的长期快速增长，这一势头直到TFP达到美国的60%时才有所减缓。他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虽增长很快，但到2007年才仅达美国的13%，据此可判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笔者对此也不无疑虑。一方面，朱晓东对中国TFP水平的估计可能过低。根据刘培林等的估算，2009年中国的TFP已接近美国的40%；根据Penn World Table 8.1中的数据，2007~2011年间中国的TFP始终在美国的40.3%到41.8%间徘徊（见下表）。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国的TFP水平与美国相比仍较低，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TFP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事实上，不少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TFP增速已明显放缓，如经济学家白重恩和张琼发现2008~2012年间中国TFP的平均增速只有1%，而2003~2007年间这一数字为4%。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一份预测报告，虽然21世纪前10年里中国TFP的平均增速高达5.5%，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一数字将降至1.5%~2.2%，且将低于部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同期TFP增速。
在笔者看来，中国TFP增长之所以缺乏后劲，可能有如下几点原因：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学习和技术引进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在不断缩小，而自主研发不仅投入不够（200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及日韩的一半），其成效也受到落后的创新体制的制约；从要素配置角度看，应该承认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还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如以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仍偏低、劳动力流动和土地流转还存在较多限制、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部分是因为市场失灵，更与政府对市场的无效干预有关。更关键的是，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要素市场改革的阻力不低于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次重大改革的阻力。
（四）对外开放。
从供给角度看，对外开放可通过增加物质资本存量、推动技术进步、改善要素配置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另外资本账户开放能使一国私人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起到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的作用。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已较高，所谓“WTO红利”已接近耗尽。但金融开放的空间仍较大，允许企业“走出去”和居民海外投资将有助于增加净海外要素收入。但这一效果的显现需要时日，且短期内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可能并不成熟。
艾肯格林还发现汇率被低估或高科技出口占比低的国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这些国家更缺少产业升级的动力或能力。而历史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快速实现了产业升级。人民币汇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被严重低估，但近年来升值压力已大大减轻乃至逆转。在高科技出口占比方面，艾肯格林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比（27.5%）仅略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平均水平（24.1%），而如果考虑到中国接近50%的加工贸易占比，中国出口的科技含量很可能还要更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较大。除非果断推动新一轮重大改革。中国政府在改革阻力和难度不遑多让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成功推动了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衷心期待这一次会做得更好。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125/14187240_0.shtml
2016年01月25日 07:47
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陈仪
376
文/陈仪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广泛讨论的话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去年4月在一次校园演讲中说，中国在未来的5~10年内有50%几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各方热议。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现有文献中并不存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定义。美国教授艾肯格林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视同为经济增长失速，即经历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期（增速大于3.5%）后进入一段较长的低速增长期（前后增速相差至少2个百分点）。北大王勇教授给出的判定条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长时间内不显著高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实现赶超。上述定义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艾肯格林强调与本国的过去进行比较，王勇强调与同期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笔者以为两者的结合即为完整的定义，换句话说无论是增长失速还是赶超失败，都足以让我们怀疑一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产出，产出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产出的趋势性变化，更适宜采用供给面分析框架。大而化之地说，供给面分析将增长的源泉归纳为两点，一是有效要素的积累，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前者可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如物质资本的积累）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如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后者有很多实现途径，最受重视的是技术进步。
增长文献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人均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只能通过TFP的进步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实现，而无法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实现，因为后者受制于边际产出递减的铁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若干东亚经济体（不含当时的中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因此不可持续。
以下笔者将使用供给面分析框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成因，并对各个因素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预测，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断。
（一）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可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抚养比的下降有助于人均产出的提高。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抚养比持续走低，成为同时期人均产出增长的助力之一。随着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老年期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老龄社会，抚养比已进入不可逆转的上升通道，生育政策的放松也无法扭转这一大趋势，这无疑增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
（二）物质资本积累。
中国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根据经济学家彭文生的测算，物质资本积累为1992~2007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贡献了4个百分点。中国的资本形成主要依靠本国储蓄而非外债，因此更具可持续性。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仍存较大距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仍有通过进一步资本深化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空间。
笔者对此表示怀疑。从长期看，资本边际产出递减是颠扑不破的规律，艾肯格林明确指出，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国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短期看，中国资本[0.00%]市场中的一系列“摩擦”严重妨碍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部分行业（企业）“融资难”和一部分行业（企业）“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并存的独特局面，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大投资为经济增长提速很可能得不偿失。2009年“4万亿元”刺激政策留下的诸多后遗症，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全要素生产率。
彭文生、朱晓东等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TFP的进步，因此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中国TFP的进步，此处笔者想强调两点：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
技术进步可通过学习、技术引进或自主研发实现，在过去30余年里学习和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中国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多个面向，既体现为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如早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持续多年的城乡劳动力转移），也体现为要素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如国企改制和外资企业的壮大）。朱晓东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进入经济起飞轨道后均经历了TFP的长期快速增长，这一势头直到TFP达到美国的60%时才有所减缓。他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虽增长很快，但到2007年才仅达美国的13%，据此可判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笔者对此也不无疑虑。一方面，朱晓东对中国TFP水平的估计可能过低。根据刘培林等的估算，2009年中国的TFP已接近美国的40%；根据Penn World Table 8.1中的数据，2007~2011年间中国的TFP始终在美国的40.3%到41.8%间徘徊（见下表）。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国的TFP水平与美国相比仍较低，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TFP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事实上，不少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TFP增速已明显放缓，如经济学家白重恩和张琼发现2008~2012年间中国TFP的平均增速只有1%，而2003~2007年间这一数字为4%。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一份预测报告，虽然21世纪前10年里中国TFP的平均增速高达5.5%，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一数字将降至1.5%~2.2%，且将低于部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同期TFP增速。
在笔者看来，中国TFP增长之所以缺乏后劲，可能有如下几点原因：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学习和技术引进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在不断缩小，而自主研发不仅投入不够（200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及日韩的一半），其成效也受到落后的创新体制的制约；从要素配置角度看，应该承认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还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如以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仍偏低、劳动力流动和土地流转还存在较多限制、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部分是因为市场失灵，更与政府对市场的无效干预有关。更关键的是，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要素市场改革的阻力不低于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次重大改革的阻力。
（四）对外开放。
从供给角度看，对外开放可通过增加物质资本存量、推动技术进步、改善要素配置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另外资本账户开放能使一国私人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起到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的作用。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已较高，所谓“WTO红利”已接近耗尽。但金融开放的空间仍较大，允许企业“走出去”和居民海外投资将有助于增加净海外要素收入。但这一效果的显现需要时日，且短期内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可能并不成熟。
艾肯格林还发现汇率被低估或高科技出口占比低的国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这些国家更缺少产业升级的动力或能力。而历史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快速实现了产业升级。人民币汇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被严重低估，但近年来升值压力已大大减轻乃至逆转。在高科技出口占比方面，艾肯格林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比（27.5%）仅略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平均水平（24.1%），而如果考虑到中国接近50%的加工贸易占比，中国出口的科技含量很可能还要更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较大。除非果断推动新一轮重大改革。中国政府在改革阻力和难度不遑多让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成功推动了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衷心期待这一次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