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03:29
供给侧来了，凯恩斯走了？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一）
赵 磊
供给侧来了。
据说，来的这个供给侧，不是传统的“供给学派”，而是“新供给学派”。何谓“新”？据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说，“新”就“新”在“有破有立”。所谓破，就在于它“直率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所谓立，就在于“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注1）。
直率地指出凯恩斯们“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这是破；而“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是立——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这一“破”一“立”，不过是同义反复，其理论内核，还是围绕着“萨伊定律”转圈圈。难怪满满正能量的贾康教授说：“从‘萨伊定律’到美国供给学派，以及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都给了我们在经济学创新方面的启发”。（注1）这似乎有点“新综合”的味道。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谈经济当然要看供求两端，不能只看一侧。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完全正确。但是，不要把“两点论”误读成“相对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分为二”之后，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以“一分为二”的眼界看，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究竟何在？现实就摆在眼前：不在于“供求均衡”，而在于“供求失衡”——这一点估计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在于，导致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供给侧”呢，还是“需求侧”呢？不论是老供给学派，还是新供给学派，在他们的诊断书里，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侧”。而作出诊断的理论底气何在？答曰：萨伊定律。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萨伊定律。让·巴蒂斯特·萨依（Jean-Baptiste Say），19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因其名字命名的定律而名闻天下。萨依定律（Say's Law），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供给创造需求”。它包含三个要点：（1）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2）由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民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生产过剩，最多只能在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且也是暂时的；（3）货币仅仅是流通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萨依定律无非是想证明：“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可悲的是，这样的瞎话却成了供给学派的帮规：“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于是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充满深情地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拉弗对萨伊定律更是充满理论自信，他不仅坚信萨伊定律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精髓，而且坚信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依据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刺激供给，坚决反对刺激需求的一切政策。
与供给学派截然不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当下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供给侧”，而恰恰在于“需求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用凯恩斯的术语表达：供求失衡不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对于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的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给予了彻底批判，且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也已经作出了N次证伪。今天，有人又翻出臭名昭著的萨伊定律来否定“生产过剩”，说客气点是捡拾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牙慧，说不客气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顺便插一句。郭树清在5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大意）。说完之后，郭先生还举了“中国人海淘购买大量国外商品”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高论。其理论创意，着实令我惊叹不已。其实，“海淘爆棚”的原因就四个字：便利、便宜。除了互联网的“便利”之外，关键还是在于“价格优势”：便宜！真实情况是：“国外购买的商品即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国内便宜”。注意：比国内便宜——这就是海淘爆棚的真正原因。
国人的海淘不是冲着豪华版去，而是冲着便宜货去，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囊中羞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商品比国外的便宜，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海淘爆棚”这个事实，不仅没有证明中国的“有效供给不足”，反而证明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酷现实。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严谨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所得增长率总是快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所得增长率总是慢于经济增长率，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连皮凯提这样对资本主义忠心耿耿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坦诚“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病根，我就搞不明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供给学派为什么要极力回避这个起码的事实？
其实，新供给学派的“新”，并非自诩的那“一破一立”，而是其很不以为然的另一侧：需求侧。也就是说，虽然“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蔑视需求的萨伊定律，但是，其政策主张却又不得不回到需求侧去发力。看看贾康最近呈上的5条建议，虽然总想把供给侧当做抓手，但其政策含义却有很强的“凯恩斯”味道。用贾康的话说：“政府投资部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在经济下行中，结合优化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改善民生等需要，应积极考虑加大选择性‘有效投资’（即可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的力度”。（注1）
什么是“有效投资”、“聪明投资”？估计列入重点课题，值得专家们忙活一阵子。然不论这投资是“有效”还是“无效”，是“聪明”还是“傻帽”，在经济学中都会归入“需求”一侧。所以，要说新供给学派没有什么新意，也不尽然。只是这个“新”，已经与萨伊定律的逻辑有点不能自洽了。瞧瞧吧，前门赶走了凯恩斯，后门却放进来“需求侧”。可见，客观经济规律是决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论这某个人是老萨伊，还是新萨伊。
有一个事情很值得琢磨：萨伊为什么打死也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新老供给学派为什么对“供给侧”会如此情有独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我看来，供给学派是错把供给等同于创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季讨论。
《智取威虎山》有句家喻户晓的台词：“老九不能走”。对于市场经济来讲，凯恩斯就是“臭老九”，虽然名声不好，却是干活的料。所以，市场经济要告别凯恩斯，没那么容易。
供给侧来了，凯恩斯不能走，也走不了。
“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何在？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二）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扩大有效供给”——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是减税还是创新？另说。
问：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因为“供给过剩”。问：既然供给过剩了，干嘛还要一个劲地“扩大供给”？供给学派乐了：不明白了吧，这叫“供给侧结构改革”。
“扩大有效供给”的看点，不在于“供给”，而在于“有效”。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不是“无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虽然“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二字；但在主流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的语境下，“有效供给”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二字人间蒸发了。
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
——所谓“绝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所谓“相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供给若是“绝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供给若是“相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
很遗憾，“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这个假设不能成立。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的成分？当然有。但地球人都知道，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 ——“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相对过剩”。
换言之，供给之所以出现“过剩”，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购买力或资本的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
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相对过剩”。
然而问题来了，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注1）。如此一来，在具体的实践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
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 （注2）这里所谓的“独立的因素”，就是“供给”与“需求”这两侧因素。要实现“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新老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一说）。
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被置于那么高的地位？因为，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张，其中蕴含的“创新”语义，一直以来都是被主流作为相当正面的形象展开和表述的。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供给过剩”的工具箱中，“创新”被寄予了无限希望。
然而，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解决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其实，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这个问题，留待下一季讨论。
“创新”乎，“浪费”乎？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三）
赵 磊
为什么萨伊拒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为什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永远只有俩字：“反对”。我就多次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动就拿左右划线，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否不共戴天，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注1），这里就不展开了。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来演绎，萨伊之所以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依然是“立场使然”。如果说“立场”这个类似于物理学的空间概念仍然“不实证”的话，那我就按照现代经济学自诩的“实证”来展开讨论吧。
在我看来，供给学派之所以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其实是把“扩大有效供给”等同于“创新”了。
人类历史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卡尔.本茨发明汽车，威利斯.凯利发明空调，马丁.库帕发明民用手机，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1990年蒂姆.博纳斯-李发明互联网，等等。这些创新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各种不同的“发明”，展现了创新丰富多彩的形式。问题是，创新的本质何在？创新的动力何在？说到这两个“何在”，我不得不又提到马克思。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的革命是创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创新。然而与生产关系的创新相比较，生产力却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创新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的创新是第二性的。正是因为“最活跃”、“最革命”，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内在地具有“创新”的冲动和趋势。工业文明以来，这种冲动和趋势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加速倾向。
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生产力具有不安本分的内在冲动？为什么科学技术会如此地不安于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为某种神秘的“精英思想”、“超人力量”。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从来都是不以为然的。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革命或科技的创新，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把握和驾驭，是人类自由程度的不断增加（注2）。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活动，不仅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规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时空范围。实践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自身活动去理解创新的现实根基，离开了实践，生产力革命和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那种把生产力革命视为脱离实践的神秘的天赐之物，或者把科技创新视为少数精英“心想事成”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对创新本质和创新动力的严重曲解。
有意思的是，在创新的问题上，崇尚自由主义的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却具有相当的历史唯物主义境界。在1728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维尔说：人们常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成就(如劳动分工)看成是人类才智的产儿，而实际上这应归功于在时间延续中许多人的经验积累。
言归正传。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革命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内生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马克思指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每个企业总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并生产新产品。这种狂热地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在。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说成是“节俭的结果”，是“禁欲的产物”（比如马克思批判过的西尼尔，就是这个理论的代表）。资本当然不是什么“禁欲的产物”，但是资本家确实有“节俭”和“吝啬”的嗜好。马克思说：
“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最有消费能力，但他们的生活消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速度；资本家最具有消费能力，但却最为吝啬。而最有消费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雇佣劳动者，却最缺乏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资本要做强做大，要积累集聚，没有消费的不断扩大，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悖论：资本家很吝啬，但资本统治的世界却必须拒绝吝啬；单个资本总是吝啬的，而总体资本却必须是奢侈浪费的。没有奢侈浪费，如何扩大消费？
于是，吝啬的资本必须用“消费主义”的奢侈浪费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当下资本主义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一方面，“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浪费经济，没有奢侈浪费，资本就没有利润。按大卫.哈维的说法：“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0%”。
瞧瞧，资本的存在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深刻矛盾之中：“节约”是资本的本性，“奢侈浪费”也是资本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奢侈和浪费”不仅上演了“把牛奶倒入大海”的荒诞剧，还进一步演化为一轮又一轮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多，需要频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普遍。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创新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和运用，也催生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浪费”。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过去的圆珠笔芯能使用几个月，现在的圆珠笔芯只能使用几天。随着圆珠笔品牌的不断“升级换代”，圆珠笔芯的使用寿命也越来越短。
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某些劳心者“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的“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被现代经济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创造性破坏”。在我看来，这种“创新过剩”的浪费，或许就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真谛所在。
“扩大有效供给”并不等价于创新。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外部压力的驱使下，科技创新的确具有强烈且自发的内在冲动，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拒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把“扩大有效供给”等价于“创新”，我认为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商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即使是“有效”的，也未必就是创新；（2）不考虑“有效需求”的供给，是没有意义的供给；（3）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所谓“有效供给”往往是无效的——比如大量商品房的积压；（4）不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科技创新也难以转化、变现为“有效供给”。
尤其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奢侈浪费”等同于创新，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很多“创新”并非真正的创新，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
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会只是“供给侧”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而蔑视“需求侧”的创新，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
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只能炸掉”是对危机的认同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四）
赵 磊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改革”列入政策篮子，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仔细研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只是 “供给”的事情，五大任务也并非“扩大有效供给”就可以一一搞定。习近平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1）。实际上，“扩大有效需求”仍然被置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中。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所在。什么是“最终需求”？所谓“最终需求”，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消费者对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或消费。众所周知，人民大众的需求才是“最终需求”的坚实基础。正如习近平说：“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因此，“共享”而不是“独占”，必将成为21世纪越来越强劲的时代呼声。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搞扩张性刺激需求政策，毫不掩饰对需求的关注和热情；供给学派的“扩大有效供给”，看似不屑于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拐着弯也是在琢磨着消费者的钱袋子。不论“刺激需求”还是“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效果最终还是要人民大众的需求买账和认可才行。
公允地说，尽管供给学派存在着理论漏洞和逻辑硬伤，但是，创新的诉求和愿景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产力维度上不断进取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在资本统治的世界，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不断注入兴奋剂，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供给学派一心琢磨着在“供给侧”搞“市场出清”，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凯恩斯也好，供给学派也罢，都是想拯救市场经济于危机之中。比起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注入兴奋剂的边际效果递减而言，定位于“供给侧”的“市场出清”或不失为一次割疮剜肉的局部手术。
什么是“市场出清”？所谓“市场出清”是指：在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地消除超额供给(供给大于需求)或超额需求(供给小于需求)，市场在短期内自发地趋于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状态。
在产能过剩日益严重的新常态下，市场如何“出清”？我举个例子，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任志强日前在“乐居创新峰会”上称，当前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在于，有相当一部分库存是无法消化的。他说：“以全国房地产一年近13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来看，接近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但问题在于，这其中有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
虽然任大炮的说法与“把牛奶倒入大海”有得一比，但是，这个“只能炸掉”确实是“市场出清”的标准做法，也是对危机的认可和顺从。这类“破坏性创造”（熊彼特语）当然解决不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带来的根本顽疾，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有如一次自觉的主动危机，的确为定期清零“过剩供给”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正如马克思所说：
“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当下，产能过剩首当其冲的是钢铁和煤炭，官方的估计使用了“严重过剩”这个词。据官方数据，2008年钢铁产量是5亿吨，2015年是8亿吨。面对“市场出清”的严峻前景，有人质问到：“玉米的价格也创近年的历史新低，是不是也把玉米地都改了，改成公园、工厂、物流园、高楼呢？……才建好的钢厂，成本生产回收周期、机械磨损老化周期没到，就让其安乐死，不怕浪费吗？大好时期，为什么不进行战略储备，非得要把价格的决定权拱手让人呢？”（注2）作者的质问在逻辑上并非没有道理，但在现实中却只能是“无理”的。因为这种“战略储备”得有个前提：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不起，“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这就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既要拒绝危机，又不要凯恩斯主义掺和，怎么办？供给学派说：让市场自动出清吧！然而，“只能炸掉”这一类“市场出清”本身并不是对危机的否定，而是对危机的顺从和认可——或许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就是供给学派比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原因之所在。
只是不知道，面对冷酷的“市场出清”，当下的市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认可并展开这个“只能炸掉”？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1：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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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来了，凯恩斯走了？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一）
赵 磊
供给侧来了。
据说，来的这个供给侧，不是传统的“供给学派”，而是“新供给学派”。何谓“新”？据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说，“新”就“新”在“有破有立”。所谓破，就在于它“直率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所谓立，就在于“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注1）。
直率地指出凯恩斯们“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这是破；而“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是立——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这一“破”一“立”，不过是同义反复，其理论内核，还是围绕着“萨伊定律”转圈圈。难怪满满正能量的贾康教授说：“从‘萨伊定律’到美国供给学派，以及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都给了我们在经济学创新方面的启发”。（注1）这似乎有点“新综合”的味道。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谈经济当然要看供求两端，不能只看一侧。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完全正确。但是，不要把“两点论”误读成“相对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分为二”之后，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以“一分为二”的眼界看，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究竟何在？现实就摆在眼前：不在于“供求均衡”，而在于“供求失衡”——这一点估计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在于，导致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供给侧”呢，还是“需求侧”呢？不论是老供给学派，还是新供给学派，在他们的诊断书里，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侧”。而作出诊断的理论底气何在？答曰：萨伊定律。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萨伊定律。让·巴蒂斯特·萨依（Jean-Baptiste Say），19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因其名字命名的定律而名闻天下。萨依定律（Say's Law），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供给创造需求”。它包含三个要点：（1）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2）由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民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生产过剩，最多只能在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且也是暂时的；（3）货币仅仅是流通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萨依定律无非是想证明：“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可悲的是，这样的瞎话却成了供给学派的帮规：“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于是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充满深情地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拉弗对萨伊定律更是充满理论自信，他不仅坚信萨伊定律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精髓，而且坚信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依据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刺激供给，坚决反对刺激需求的一切政策。
与供给学派截然不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当下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供给侧”，而恰恰在于“需求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用凯恩斯的术语表达：供求失衡不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对于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的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给予了彻底批判，且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也已经作出了N次证伪。今天，有人又翻出臭名昭著的萨伊定律来否定“生产过剩”，说客气点是捡拾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牙慧，说不客气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顺便插一句。郭树清在5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大意）。说完之后，郭先生还举了“中国人海淘购买大量国外商品”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高论。其理论创意，着实令我惊叹不已。其实，“海淘爆棚”的原因就四个字：便利、便宜。除了互联网的“便利”之外，关键还是在于“价格优势”：便宜！真实情况是：“国外购买的商品即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国内便宜”。注意：比国内便宜——这就是海淘爆棚的真正原因。
国人的海淘不是冲着豪华版去，而是冲着便宜货去，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囊中羞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商品比国外的便宜，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海淘爆棚”这个事实，不仅没有证明中国的“有效供给不足”，反而证明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酷现实。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严谨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所得增长率总是快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所得增长率总是慢于经济增长率，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连皮凯提这样对资本主义忠心耿耿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坦诚“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病根，我就搞不明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供给学派为什么要极力回避这个起码的事实？
其实，新供给学派的“新”，并非自诩的那“一破一立”，而是其很不以为然的另一侧：需求侧。也就是说，虽然“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蔑视需求的萨伊定律，但是，其政策主张却又不得不回到需求侧去发力。看看贾康最近呈上的5条建议，虽然总想把供给侧当做抓手，但其政策含义却有很强的“凯恩斯”味道。用贾康的话说：“政府投资部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在经济下行中，结合优化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改善民生等需要，应积极考虑加大选择性‘有效投资’（即可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的力度”。（注1）
什么是“有效投资”、“聪明投资”？估计列入重点课题，值得专家们忙活一阵子。然不论这投资是“有效”还是“无效”，是“聪明”还是“傻帽”，在经济学中都会归入“需求”一侧。所以，要说新供给学派没有什么新意，也不尽然。只是这个“新”，已经与萨伊定律的逻辑有点不能自洽了。瞧瞧吧，前门赶走了凯恩斯，后门却放进来“需求侧”。可见，客观经济规律是决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论这某个人是老萨伊，还是新萨伊。
有一个事情很值得琢磨：萨伊为什么打死也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新老供给学派为什么对“供给侧”会如此情有独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我看来，供给学派是错把供给等同于创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季讨论。
《智取威虎山》有句家喻户晓的台词：“老九不能走”。对于市场经济来讲，凯恩斯就是“臭老九”，虽然名声不好，却是干活的料。所以，市场经济要告别凯恩斯，没那么容易。
供给侧来了，凯恩斯不能走，也走不了。
“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何在？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二）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扩大有效供给”——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是减税还是创新？另说。
问：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因为“供给过剩”。问：既然供给过剩了，干嘛还要一个劲地“扩大供给”？供给学派乐了：不明白了吧，这叫“供给侧结构改革”。
“扩大有效供给”的看点，不在于“供给”，而在于“有效”。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不是“无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虽然“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二字；但在主流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的语境下，“有效供给”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二字人间蒸发了。
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
——所谓“绝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所谓“相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供给若是“绝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供给若是“相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
很遗憾，“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这个假设不能成立。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的成分？当然有。但地球人都知道，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 ——“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相对过剩”。
换言之，供给之所以出现“过剩”，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购买力或资本的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
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相对过剩”。
然而问题来了，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注1）。如此一来，在具体的实践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
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 （注2）这里所谓的“独立的因素”，就是“供给”与“需求”这两侧因素。要实现“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新老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一说）。
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被置于那么高的地位？因为，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张，其中蕴含的“创新”语义，一直以来都是被主流作为相当正面的形象展开和表述的。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供给过剩”的工具箱中，“创新”被寄予了无限希望。
然而，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解决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其实，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这个问题，留待下一季讨论。
“创新”乎，“浪费”乎？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三）
赵 磊
为什么萨伊拒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为什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永远只有俩字：“反对”。我就多次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动就拿左右划线，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否不共戴天，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注1），这里就不展开了。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来演绎，萨伊之所以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依然是“立场使然”。如果说“立场”这个类似于物理学的空间概念仍然“不实证”的话，那我就按照现代经济学自诩的“实证”来展开讨论吧。
在我看来，供给学派之所以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其实是把“扩大有效供给”等同于“创新”了。
人类历史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卡尔.本茨发明汽车，威利斯.凯利发明空调，马丁.库帕发明民用手机，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1990年蒂姆.博纳斯-李发明互联网，等等。这些创新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各种不同的“发明”，展现了创新丰富多彩的形式。问题是，创新的本质何在？创新的动力何在？说到这两个“何在”，我不得不又提到马克思。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的革命是创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创新。然而与生产关系的创新相比较，生产力却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创新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的创新是第二性的。正是因为“最活跃”、“最革命”，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内在地具有“创新”的冲动和趋势。工业文明以来，这种冲动和趋势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加速倾向。
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生产力具有不安本分的内在冲动？为什么科学技术会如此地不安于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为某种神秘的“精英思想”、“超人力量”。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从来都是不以为然的。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革命或科技的创新，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把握和驾驭，是人类自由程度的不断增加（注2）。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活动，不仅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规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时空范围。实践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自身活动去理解创新的现实根基，离开了实践，生产力革命和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那种把生产力革命视为脱离实践的神秘的天赐之物，或者把科技创新视为少数精英“心想事成”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对创新本质和创新动力的严重曲解。
有意思的是，在创新的问题上，崇尚自由主义的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却具有相当的历史唯物主义境界。在1728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维尔说：人们常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成就(如劳动分工)看成是人类才智的产儿，而实际上这应归功于在时间延续中许多人的经验积累。
言归正传。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革命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内生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马克思指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每个企业总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并生产新产品。这种狂热地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在。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说成是“节俭的结果”，是“禁欲的产物”（比如马克思批判过的西尼尔，就是这个理论的代表）。资本当然不是什么“禁欲的产物”，但是资本家确实有“节俭”和“吝啬”的嗜好。马克思说：
“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最有消费能力，但他们的生活消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速度；资本家最具有消费能力，但却最为吝啬。而最有消费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雇佣劳动者，却最缺乏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资本要做强做大，要积累集聚，没有消费的不断扩大，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悖论：资本家很吝啬，但资本统治的世界却必须拒绝吝啬；单个资本总是吝啬的，而总体资本却必须是奢侈浪费的。没有奢侈浪费，如何扩大消费？
于是，吝啬的资本必须用“消费主义”的奢侈浪费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当下资本主义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一方面，“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浪费经济，没有奢侈浪费，资本就没有利润。按大卫.哈维的说法：“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0%”。
瞧瞧，资本的存在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深刻矛盾之中：“节约”是资本的本性，“奢侈浪费”也是资本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奢侈和浪费”不仅上演了“把牛奶倒入大海”的荒诞剧，还进一步演化为一轮又一轮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多，需要频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普遍。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创新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和运用，也催生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浪费”。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过去的圆珠笔芯能使用几个月，现在的圆珠笔芯只能使用几天。随着圆珠笔品牌的不断“升级换代”，圆珠笔芯的使用寿命也越来越短。
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某些劳心者“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的“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被现代经济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创造性破坏”。在我看来，这种“创新过剩”的浪费，或许就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真谛所在。
“扩大有效供给”并不等价于创新。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外部压力的驱使下，科技创新的确具有强烈且自发的内在冲动，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拒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把“扩大有效供给”等价于“创新”，我认为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商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即使是“有效”的，也未必就是创新；（2）不考虑“有效需求”的供给，是没有意义的供给；（3）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所谓“有效供给”往往是无效的——比如大量商品房的积压；（4）不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科技创新也难以转化、变现为“有效供给”。
尤其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奢侈浪费”等同于创新，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很多“创新”并非真正的创新，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
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会只是“供给侧”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而蔑视“需求侧”的创新，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
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只能炸掉”是对危机的认同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四）
赵 磊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改革”列入政策篮子，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仔细研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只是 “供给”的事情，五大任务也并非“扩大有效供给”就可以一一搞定。习近平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1）。实际上，“扩大有效需求”仍然被置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中。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所在。什么是“最终需求”？所谓“最终需求”，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消费者对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或消费。众所周知，人民大众的需求才是“最终需求”的坚实基础。正如习近平说：“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因此，“共享”而不是“独占”，必将成为21世纪越来越强劲的时代呼声。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搞扩张性刺激需求政策，毫不掩饰对需求的关注和热情；供给学派的“扩大有效供给”，看似不屑于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拐着弯也是在琢磨着消费者的钱袋子。不论“刺激需求”还是“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效果最终还是要人民大众的需求买账和认可才行。
公允地说，尽管供给学派存在着理论漏洞和逻辑硬伤，但是，创新的诉求和愿景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产力维度上不断进取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在资本统治的世界，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不断注入兴奋剂，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供给学派一心琢磨着在“供给侧”搞“市场出清”，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凯恩斯也好，供给学派也罢，都是想拯救市场经济于危机之中。比起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注入兴奋剂的边际效果递减而言，定位于“供给侧”的“市场出清”或不失为一次割疮剜肉的局部手术。
什么是“市场出清”？所谓“市场出清”是指：在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地消除超额供给(供给大于需求)或超额需求(供给小于需求)，市场在短期内自发地趋于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状态。
在产能过剩日益严重的新常态下，市场如何“出清”？我举个例子，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任志强日前在“乐居创新峰会”上称，当前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在于，有相当一部分库存是无法消化的。他说：“以全国房地产一年近13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来看，接近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但问题在于，这其中有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
虽然任大炮的说法与“把牛奶倒入大海”有得一比，但是，这个“只能炸掉”确实是“市场出清”的标准做法，也是对危机的认可和顺从。这类“破坏性创造”（熊彼特语）当然解决不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带来的根本顽疾，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有如一次自觉的主动危机，的确为定期清零“过剩供给”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正如马克思所说：
“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当下，产能过剩首当其冲的是钢铁和煤炭，官方的估计使用了“严重过剩”这个词。据官方数据，2008年钢铁产量是5亿吨，2015年是8亿吨。面对“市场出清”的严峻前景，有人质问到：“玉米的价格也创近年的历史新低，是不是也把玉米地都改了，改成公园、工厂、物流园、高楼呢？……才建好的钢厂，成本生产回收周期、机械磨损老化周期没到，就让其安乐死，不怕浪费吗？大好时期，为什么不进行战略储备，非得要把价格的决定权拱手让人呢？”（注2）作者的质问在逻辑上并非没有道理，但在现实中却只能是“无理”的。因为这种“战略储备”得有个前提：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不起，“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这就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既要拒绝危机，又不要凯恩斯主义掺和，怎么办？供给学派说：让市场自动出清吧！然而，“只能炸掉”这一类“市场出清”本身并不是对危机的否定，而是对危机的顺从和认可——或许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就是供给学派比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原因之所在。
只是不知道，面对冷酷的“市场出清”，当下的市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认可并展开这个“只能炸掉”？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1：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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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一）
赵 磊
供给侧来了。
据说，来的这个供给侧，不是传统的“供给学派”，而是“新供给学派”。何谓“新”？据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说，“新”就“新”在“有破有立”。所谓破，就在于它“直率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所谓立，就在于“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注1）。
直率地指出凯恩斯们“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这是破；而“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是立——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这一“破”一“立”，不过是同义反复，其理论内核，还是围绕着“萨伊定律”转圈圈。难怪满满正能量的贾康教授说：“从‘萨伊定律’到美国供给学派，以及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都给了我们在经济学创新方面的启发”。（注1）这似乎有点“新综合”的味道。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谈经济当然要看供求两端，不能只看一侧。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完全正确。但是，不要把“两点论”误读成“相对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分为二”之后，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以“一分为二”的眼界看，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究竟何在？现实就摆在眼前：不在于“供求均衡”，而在于“供求失衡”——这一点估计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在于，导致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供给侧”呢，还是“需求侧”呢？不论是老供给学派，还是新供给学派，在他们的诊断书里，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侧”。而作出诊断的理论底气何在？答曰：萨伊定律。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萨伊定律。让·巴蒂斯特·萨依（Jean-Baptiste Say），19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因其名字命名的定律而名闻天下。萨依定律（Say's Law），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供给创造需求”。它包含三个要点：（1）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2）由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民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生产过剩，最多只能在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且也是暂时的；（3）货币仅仅是流通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萨依定律无非是想证明：“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可悲的是，这样的瞎话却成了供给学派的帮规：“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于是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充满深情地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拉弗对萨伊定律更是充满理论自信，他不仅坚信萨伊定律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精髓，而且坚信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依据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刺激供给，坚决反对刺激需求的一切政策。
与供给学派截然不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当下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供给侧”，而恰恰在于“需求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用凯恩斯的术语表达：供求失衡不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对于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的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给予了彻底批判，且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也已经作出了N次证伪。今天，有人又翻出臭名昭著的萨伊定律来否定“生产过剩”，说客气点是捡拾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牙慧，说不客气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顺便插一句。郭树清在5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大意）。说完之后，郭先生还举了“中国人海淘购买大量国外商品”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高论。其理论创意，着实令我惊叹不已。其实，“海淘爆棚”的原因就四个字：便利、便宜。除了互联网的“便利”之外，关键还是在于“价格优势”：便宜！真实情况是：“国外购买的商品即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国内便宜”。注意：比国内便宜——这就是海淘爆棚的真正原因。
国人的海淘不是冲着豪华版去，而是冲着便宜货去，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囊中羞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商品比国外的便宜，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海淘爆棚”这个事实，不仅没有证明中国的“有效供给不足”，反而证明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酷现实。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严谨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所得增长率总是快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所得增长率总是慢于经济增长率，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连皮凯提这样对资本主义忠心耿耿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坦诚“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病根，我就搞不明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供给学派为什么要极力回避这个起码的事实？
其实，新供给学派的“新”，并非自诩的那“一破一立”，而是其很不以为然的另一侧：需求侧。也就是说，虽然“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蔑视需求的萨伊定律，但是，其政策主张却又不得不回到需求侧去发力。看看贾康最近呈上的5条建议，虽然总想把供给侧当做抓手，但其政策含义却有很强的“凯恩斯”味道。用贾康的话说：“政府投资部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在经济下行中，结合优化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改善民生等需要，应积极考虑加大选择性‘有效投资’（即可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的力度”。（注1）
什么是“有效投资”、“聪明投资”？估计列入重点课题，值得专家们忙活一阵子。然不论这投资是“有效”还是“无效”，是“聪明”还是“傻帽”，在经济学中都会归入“需求”一侧。所以，要说新供给学派没有什么新意，也不尽然。只是这个“新”，已经与萨伊定律的逻辑有点不能自洽了。瞧瞧吧，前门赶走了凯恩斯，后门却放进来“需求侧”。可见，客观经济规律是决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论这某个人是老萨伊，还是新萨伊。
有一个事情很值得琢磨：萨伊为什么打死也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新老供给学派为什么对“供给侧”会如此情有独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我看来，供给学派是错把供给等同于创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季讨论。
《智取威虎山》有句家喻户晓的台词：“老九不能走”。对于市场经济来讲，凯恩斯就是“臭老九”，虽然名声不好，却是干活的料。所以，市场经济要告别凯恩斯，没那么容易。
供给侧来了，凯恩斯不能走，也走不了。
“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何在？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二）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扩大有效供给”——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是减税还是创新？另说。
问：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因为“供给过剩”。问：既然供给过剩了，干嘛还要一个劲地“扩大供给”？供给学派乐了：不明白了吧，这叫“供给侧结构改革”。
“扩大有效供给”的看点，不在于“供给”，而在于“有效”。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不是“无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虽然“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二字；但在主流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的语境下，“有效供给”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二字人间蒸发了。
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
——所谓“绝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所谓“相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供给若是“绝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供给若是“相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
很遗憾，“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这个假设不能成立。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的成分？当然有。但地球人都知道，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 ——“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相对过剩”。
换言之，供给之所以出现“过剩”，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购买力或资本的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
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相对过剩”。
然而问题来了，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注1）。如此一来，在具体的实践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
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 （注2）这里所谓的“独立的因素”，就是“供给”与“需求”这两侧因素。要实现“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新老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一说）。
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被置于那么高的地位？因为，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张，其中蕴含的“创新”语义，一直以来都是被主流作为相当正面的形象展开和表述的。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供给过剩”的工具箱中，“创新”被寄予了无限希望。
然而，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解决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其实，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这个问题，留待下一季讨论。
“创新”乎，“浪费”乎？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三）
赵 磊
为什么萨伊拒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为什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永远只有俩字：“反对”。我就多次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动就拿左右划线，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否不共戴天，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注1），这里就不展开了。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来演绎，萨伊之所以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依然是“立场使然”。如果说“立场”这个类似于物理学的空间概念仍然“不实证”的话，那我就按照现代经济学自诩的“实证”来展开讨论吧。
在我看来，供给学派之所以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其实是把“扩大有效供给”等同于“创新”了。
人类历史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卡尔.本茨发明汽车，威利斯.凯利发明空调，马丁.库帕发明民用手机，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1990年蒂姆.博纳斯-李发明互联网，等等。这些创新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各种不同的“发明”，展现了创新丰富多彩的形式。问题是，创新的本质何在？创新的动力何在？说到这两个“何在”，我不得不又提到马克思。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的革命是创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创新。然而与生产关系的创新相比较，生产力却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创新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的创新是第二性的。正是因为“最活跃”、“最革命”，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内在地具有“创新”的冲动和趋势。工业文明以来，这种冲动和趋势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加速倾向。
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生产力具有不安本分的内在冲动？为什么科学技术会如此地不安于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为某种神秘的“精英思想”、“超人力量”。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从来都是不以为然的。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革命或科技的创新，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把握和驾驭，是人类自由程度的不断增加（注2）。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活动，不仅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规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时空范围。实践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自身活动去理解创新的现实根基，离开了实践，生产力革命和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那种把生产力革命视为脱离实践的神秘的天赐之物，或者把科技创新视为少数精英“心想事成”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对创新本质和创新动力的严重曲解。
有意思的是，在创新的问题上，崇尚自由主义的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却具有相当的历史唯物主义境界。在1728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维尔说：人们常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成就(如劳动分工)看成是人类才智的产儿，而实际上这应归功于在时间延续中许多人的经验积累。
言归正传。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革命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内生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马克思指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每个企业总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并生产新产品。这种狂热地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在。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说成是“节俭的结果”，是“禁欲的产物”（比如马克思批判过的西尼尔，就是这个理论的代表）。资本当然不是什么“禁欲的产物”，但是资本家确实有“节俭”和“吝啬”的嗜好。马克思说：
“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最有消费能力，但他们的生活消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速度；资本家最具有消费能力，但却最为吝啬。而最有消费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雇佣劳动者，却最缺乏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资本要做强做大，要积累集聚，没有消费的不断扩大，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悖论：资本家很吝啬，但资本统治的世界却必须拒绝吝啬；单个资本总是吝啬的，而总体资本却必须是奢侈浪费的。没有奢侈浪费，如何扩大消费？
于是，吝啬的资本必须用“消费主义”的奢侈浪费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当下资本主义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一方面，“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浪费经济，没有奢侈浪费，资本就没有利润。按大卫.哈维的说法：“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0%”。
瞧瞧，资本的存在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深刻矛盾之中：“节约”是资本的本性，“奢侈浪费”也是资本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奢侈和浪费”不仅上演了“把牛奶倒入大海”的荒诞剧，还进一步演化为一轮又一轮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多，需要频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普遍。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创新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和运用，也催生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浪费”。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过去的圆珠笔芯能使用几个月，现在的圆珠笔芯只能使用几天。随着圆珠笔品牌的不断“升级换代”，圆珠笔芯的使用寿命也越来越短。
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某些劳心者“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的“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被现代经济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创造性破坏”。在我看来，这种“创新过剩”的浪费，或许就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真谛所在。
“扩大有效供给”并不等价于创新。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外部压力的驱使下，科技创新的确具有强烈且自发的内在冲动，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拒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把“扩大有效供给”等价于“创新”，我认为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商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即使是“有效”的，也未必就是创新；（2）不考虑“有效需求”的供给，是没有意义的供给；（3）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所谓“有效供给”往往是无效的——比如大量商品房的积压；（4）不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科技创新也难以转化、变现为“有效供给”。
尤其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奢侈浪费”等同于创新，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很多“创新”并非真正的创新，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
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会只是“供给侧”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而蔑视“需求侧”的创新，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
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只能炸掉”是对危机的认同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四）
赵 磊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改革”列入政策篮子，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仔细研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只是 “供给”的事情，五大任务也并非“扩大有效供给”就可以一一搞定。习近平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1）。实际上，“扩大有效需求”仍然被置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中。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所在。什么是“最终需求”？所谓“最终需求”，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消费者对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或消费。众所周知，人民大众的需求才是“最终需求”的坚实基础。正如习近平说：“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因此，“共享”而不是“独占”，必将成为21世纪越来越强劲的时代呼声。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搞扩张性刺激需求政策，毫不掩饰对需求的关注和热情；供给学派的“扩大有效供给”，看似不屑于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拐着弯也是在琢磨着消费者的钱袋子。不论“刺激需求”还是“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效果最终还是要人民大众的需求买账和认可才行。
公允地说，尽管供给学派存在着理论漏洞和逻辑硬伤，但是，创新的诉求和愿景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产力维度上不断进取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在资本统治的世界，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不断注入兴奋剂，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供给学派一心琢磨着在“供给侧”搞“市场出清”，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凯恩斯也好，供给学派也罢，都是想拯救市场经济于危机之中。比起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注入兴奋剂的边际效果递减而言，定位于“供给侧”的“市场出清”或不失为一次割疮剜肉的局部手术。
什么是“市场出清”？所谓“市场出清”是指：在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地消除超额供给(供给大于需求)或超额需求(供给小于需求)，市场在短期内自发地趋于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状态。
在产能过剩日益严重的新常态下，市场如何“出清”？我举个例子，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任志强日前在“乐居创新峰会”上称，当前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在于，有相当一部分库存是无法消化的。他说：“以全国房地产一年近13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来看，接近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但问题在于，这其中有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
虽然任大炮的说法与“把牛奶倒入大海”有得一比，但是，这个“只能炸掉”确实是“市场出清”的标准做法，也是对危机的认可和顺从。这类“破坏性创造”（熊彼特语）当然解决不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带来的根本顽疾，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有如一次自觉的主动危机，的确为定期清零“过剩供给”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正如马克思所说：
“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当下，产能过剩首当其冲的是钢铁和煤炭，官方的估计使用了“严重过剩”这个词。据官方数据，2008年钢铁产量是5亿吨，2015年是8亿吨。面对“市场出清”的严峻前景，有人质问到：“玉米的价格也创近年的历史新低，是不是也把玉米地都改了，改成公园、工厂、物流园、高楼呢？……才建好的钢厂，成本生产回收周期、机械磨损老化周期没到，就让其安乐死，不怕浪费吗？大好时期，为什么不进行战略储备，非得要把价格的决定权拱手让人呢？”（注2）作者的质问在逻辑上并非没有道理，但在现实中却只能是“无理”的。因为这种“战略储备”得有个前提：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不起，“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这就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既要拒绝危机，又不要凯恩斯主义掺和，怎么办？供给学派说：让市场自动出清吧！然而，“只能炸掉”这一类“市场出清”本身并不是对危机的否定，而是对危机的顺从和认可——或许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就是供给学派比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原因之所在。
只是不知道，面对冷酷的“市场出清”，当下的市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认可并展开这个“只能炸掉”？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1：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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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来了，凯恩斯走了？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一）
赵 磊
供给侧来了。
据说，来的这个供给侧，不是传统的“供给学派”，而是“新供给学派”。何谓“新”？据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贾康说，“新”就“新”在“有破有立”。所谓破，就在于它“直率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所谓立，就在于“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注1）。
直率地指出凯恩斯们“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这是破；而“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是立——在我看来，新供给学派的这一“破”一“立”，不过是同义反复，其理论内核，还是围绕着“萨伊定律”转圈圈。难怪满满正能量的贾康教授说：“从‘萨伊定律’到美国供给学派，以及其他不同学派的许多成果都给了我们在经济学创新方面的启发”。（注1）这似乎有点“新综合”的味道。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谈经济当然要看供求两端，不能只看一侧。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完全正确。但是，不要把“两点论”误读成“相对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分为二”之后，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以“一分为二”的眼界看，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究竟何在？现实就摆在眼前：不在于“供求均衡”，而在于“供求失衡”——这一点估计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在于，导致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供给侧”呢，还是“需求侧”呢？不论是老供给学派，还是新供给学派，在他们的诊断书里，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侧”。而作出诊断的理论底气何在？答曰：萨伊定律。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萨伊定律。让·巴蒂斯特·萨依（Jean-Baptiste Say），19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因其名字命名的定律而名闻天下。萨依定律（Say's Law），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供给创造需求”。它包含三个要点：（1）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2）由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民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生产过剩，最多只能在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且也是暂时的；（3）货币仅仅是流通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萨依定律无非是想证明：“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可悲的是，这样的瞎话却成了供给学派的帮规：“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于是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充满深情地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拉弗对萨伊定律更是充满理论自信，他不仅坚信萨伊定律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精髓，而且坚信供给是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依据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刺激供给，坚决反对刺激需求的一切政策。
与供给学派截然不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当下供求失衡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供给侧”，而恰恰在于“需求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用凯恩斯的术语表达：供求失衡不在于“有效供给不足”，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对于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的萨伊定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给予了彻底批判，且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也已经作出了N次证伪。今天，有人又翻出臭名昭著的萨伊定律来否定“生产过剩”，说客气点是捡拾庸俗经济学的陈腐牙慧，说不客气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顺便插一句。郭树清在5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上回答提问时说：“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大意）。说完之后，郭先生还举了“中国人海淘购买大量国外商品”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高论。其理论创意，着实令我惊叹不已。其实，“海淘爆棚”的原因就四个字：便利、便宜。除了互联网的“便利”之外，关键还是在于“价格优势”：便宜！真实情况是：“国外购买的商品即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国内便宜”。注意：比国内便宜——这就是海淘爆棚的真正原因。
国人的海淘不是冲着豪华版去，而是冲着便宜货去，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囊中羞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商品比国外的便宜，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海淘爆棚”这个事实，不仅没有证明中国的“有效供给不足”，反而证明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酷现实。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严谨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所得增长率总是快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所得增长率总是慢于经济增长率，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连皮凯提这样对资本主义忠心耿耿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坦诚“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病根，我就搞不明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供给学派为什么要极力回避这个起码的事实？
其实，新供给学派的“新”，并非自诩的那“一破一立”，而是其很不以为然的另一侧：需求侧。也就是说，虽然“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蔑视需求的萨伊定律，但是，其政策主张却又不得不回到需求侧去发力。看看贾康最近呈上的5条建议，虽然总想把供给侧当做抓手，但其政策含义却有很强的“凯恩斯”味道。用贾康的话说：“政府投资部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在经济下行中，结合优化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改善民生等需要，应积极考虑加大选择性‘有效投资’（即可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的力度”。（注1）
什么是“有效投资”、“聪明投资”？估计列入重点课题，值得专家们忙活一阵子。然不论这投资是“有效”还是“无效”，是“聪明”还是“傻帽”，在经济学中都会归入“需求”一侧。所以，要说新供给学派没有什么新意，也不尽然。只是这个“新”，已经与萨伊定律的逻辑有点不能自洽了。瞧瞧吧，前门赶走了凯恩斯，后门却放进来“需求侧”。可见，客观经济规律是决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论这某个人是老萨伊，还是新萨伊。
有一个事情很值得琢磨：萨伊为什么打死也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新老供给学派为什么对“供给侧”会如此情有独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我看来，供给学派是错把供给等同于创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季讨论。
《智取威虎山》有句家喻户晓的台词：“老九不能走”。对于市场经济来讲，凯恩斯就是“臭老九”，虽然名声不好，却是干活的料。所以，市场经济要告别凯恩斯，没那么容易。
供给侧来了，凯恩斯不能走，也走不了。
“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何在？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二）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扩大有效供给”——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是减税还是创新？另说。
问：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因为“供给过剩”。问：既然供给过剩了，干嘛还要一个劲地“扩大供给”？供给学派乐了：不明白了吧，这叫“供给侧结构改革”。
“扩大有效供给”的看点，不在于“供给”，而在于“有效”。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不是“无效供给”，而是“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虽然“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二字；但在主流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的语境下，“有效供给”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二字人间蒸发了。
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
——所谓“绝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所谓“相对过剩”，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供给若是“绝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供给若是“相对过剩”，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
很遗憾，“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这个假设不能成立。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的成分？当然有。但地球人都知道，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 ——“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相对过剩”。
换言之，供给之所以出现“过剩”，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的购买力或资本的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
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相对过剩”。
然而问题来了，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注1）。如此一来，在具体的实践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
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 （注2）这里所谓的“独立的因素”，就是“供给”与“需求”这两侧因素。要实现“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新老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一说）。
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被置于那么高的地位？因为，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张，其中蕴含的“创新”语义，一直以来都是被主流作为相当正面的形象展开和表述的。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供给过剩”的工具箱中，“创新”被寄予了无限希望。
然而，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解决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其实，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这个问题，留待下一季讨论。
“创新”乎，“浪费”乎？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三）
赵 磊
为什么萨伊拒不承认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为什么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永远只有俩字：“反对”。我就多次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动不动就拿左右划线，经济学是‘实证科学’，不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否不共戴天，我已经有专文讨论（注1），这里就不展开了。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来演绎，萨伊之所以打死也不承认“生产过剩”，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也依然是“立场使然”。如果说“立场”这个类似于物理学的空间概念仍然“不实证”的话，那我就按照现代经济学自诩的“实证”来展开讨论吧。
在我看来，供给学派之所以对“萨伊定律”如此情有独钟，其实是把“扩大有效供给”等同于“创新”了。
人类历史的每次创新，不仅是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引导了需求、提升了需求、扩展了需求。但是，不要把“创新引导需求”等同于“供给创造需求”，二者不是一回事。创新的确会引领并扩展新的需求，比如就科技层面的创新而言：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卡尔.本茨发明汽车，威利斯.凯利发明空调，马丁.库帕发明民用手机，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1990年蒂姆.博纳斯-李发明互联网，等等。这些创新极大地提升和扩展了人类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各种不同的“发明”，展现了创新丰富多彩的形式。问题是，创新的本质何在？创新的动力何在？说到这两个“何在”，我不得不又提到马克思。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生产力的革命是创新，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创新。然而与生产关系的创新相比较，生产力却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生产力的创新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的创新是第二性的。正是因为“最活跃”、“最革命”，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内在地具有“创新”的冲动和趋势。工业文明以来，这种冲动和趋势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加速倾向。
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为什么生产力具有不安本分的内在冲动？为什么科学技术会如此地不安于现状？很多人都归结为某种神秘的“精英思想”、“超人力量”。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从来都是不以为然的。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革命或科技的创新，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它既是人类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把握和驾驭，是人类自由程度的不断增加（注2）。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活动，不仅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规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时空范围。实践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自身活动去理解创新的现实根基，离开了实践，生产力革命和科技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那种把生产力革命视为脱离实践的神秘的天赐之物，或者把科技创新视为少数精英“心想事成”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对创新本质和创新动力的严重曲解。
有意思的是，在创新的问题上，崇尚自由主义的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却具有相当的历史唯物主义境界。在1728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维尔说：人们常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成就(如劳动分工)看成是人类才智的产儿，而实际上这应归功于在时间延续中许多人的经验积累。
言归正传。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革命是内生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的活动，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内生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马克思指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每个企业总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并生产新产品。这种狂热地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既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在。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形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而且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也必然形成创新的“相对过剩”：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的很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说成是“节俭的结果”，是“禁欲的产物”（比如马克思批判过的西尼尔，就是这个理论的代表）。资本当然不是什么“禁欲的产物”，但是资本家确实有“节俭”和“吝啬”的嗜好。马克思说：
“如果说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越增加，他也就越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于是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最有消费能力，但他们的生活消费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速度；资本家最具有消费能力，但却最为吝啬。而最有消费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雇佣劳动者，却最缺乏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资本要做强做大，要积累集聚，没有消费的不断扩大，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悖论：资本家很吝啬，但资本统治的世界却必须拒绝吝啬；单个资本总是吝啬的，而总体资本却必须是奢侈浪费的。没有奢侈浪费，如何扩大消费？
于是，吝啬的资本必须用“消费主义”的奢侈浪费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当下资本主义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一方面，“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浪费经济，没有奢侈浪费，资本就没有利润。按大卫.哈维的说法：“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是70%”。
瞧瞧，资本的存在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深刻矛盾之中：“节约”是资本的本性，“奢侈浪费”也是资本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奢侈和浪费”不仅上演了“把牛奶倒入大海”的荒诞剧，还进一步演化为一轮又一轮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多，需要频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普遍。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创新不仅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和运用，也催生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浪费”。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过去的圆珠笔芯能使用几个月，现在的圆珠笔芯只能使用几天。随着圆珠笔品牌的不断“升级换代”，圆珠笔芯的使用寿命也越来越短。
换个包装就是“升级”（比如食品），改个名字就是“换代”（比如药品），这就是“创新过剩”的真实情景。社会当然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但并不是要认可浪费资源的“创新过剩”泛滥成灾。科技创新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时间的积累，并非某些劳心者“心想事成”就可以涌现出来的“天赐之物”。在没有新科技的支撑下，为了不断提高利润率，为了“扩大有效供给”，所谓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换代”，只能是以“创新”之名，行“浪费”之实。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被现代经济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创造性破坏”。在我看来，这种“创新过剩”的浪费，或许就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真谛所在。
“扩大有效供给”并不等价于创新。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外部压力的驱使下，科技创新的确具有强烈且自发的内在冲动，而且客观上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拒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语境下，供给学派把“扩大有效供给”等价于“创新”，我认为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商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即使是“有效”的，也未必就是创新；（2）不考虑“有效需求”的供给，是没有意义的供给；（3）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所谓“有效供给”往往是无效的——比如大量商品房的积压；（4）不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科技创新也难以转化、变现为“有效供给”。
尤其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奢侈浪费”等同于创新，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支配下，很多“创新”并非真正的创新，而仅仅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本质上是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
任何真正的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会只是“供给侧”的事情。一个只关注“供给侧”而蔑视“需求侧”的创新，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持续的。
创新要鼓励，但更要警惕以创新为名的奢侈和浪费。
“只能炸掉”是对危机的认同
——展望供给侧结构改革（之四）
赵 磊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改革”列入政策篮子，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仔细研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只是 “供给”的事情，五大任务也并非“扩大有效供给”就可以一一搞定。习近平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1）。实际上，“扩大有效需求”仍然被置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中。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所在。什么是“最终需求”？所谓“最终需求”，通常是指全社会的消费者对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或消费。众所周知，人民大众的需求才是“最终需求”的坚实基础。正如习近平说：“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因此，“共享”而不是“独占”，必将成为21世纪越来越强劲的时代呼声。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搞扩张性刺激需求政策，毫不掩饰对需求的关注和热情；供给学派的“扩大有效供给”，看似不屑于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拐着弯也是在琢磨着消费者的钱袋子。不论“刺激需求”还是“扩大有效供给”，政策效果最终还是要人民大众的需求买账和认可才行。
公允地说，尽管供给学派存在着理论漏洞和逻辑硬伤，但是，创新的诉求和愿景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产力维度上不断进取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在资本统治的世界，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不断注入兴奋剂，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供给学派一心琢磨着在“供给侧”搞“市场出清”，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凯恩斯也好，供给学派也罢，都是想拯救市场经济于危机之中。比起凯恩斯主义给“需求侧”注入兴奋剂的边际效果递减而言，定位于“供给侧”的“市场出清”或不失为一次割疮剜肉的局部手术。
什么是“市场出清”？所谓“市场出清”是指：在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地消除超额供给(供给大于需求)或超额需求(供给小于需求)，市场在短期内自发地趋于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状态。
在产能过剩日益严重的新常态下，市场如何“出清”？我举个例子，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任志强日前在“乐居创新峰会”上称，当前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在于，有相当一部分库存是无法消化的。他说：“以全国房地产一年近13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来看，接近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但问题在于，这其中有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
虽然任大炮的说法与“把牛奶倒入大海”有得一比，但是，这个“只能炸掉”确实是“市场出清”的标准做法，也是对危机的认可和顺从。这类“破坏性创造”（熊彼特语）当然解决不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带来的根本顽疾，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有如一次自觉的主动危机，的确为定期清零“过剩供给”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正如马克思所说：
“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当下，产能过剩首当其冲的是钢铁和煤炭，官方的估计使用了“严重过剩”这个词。据官方数据，2008年钢铁产量是5亿吨，2015年是8亿吨。面对“市场出清”的严峻前景，有人质问到：“玉米的价格也创近年的历史新低，是不是也把玉米地都改了，改成公园、工厂、物流园、高楼呢？……才建好的钢厂，成本生产回收周期、机械磨损老化周期没到，就让其安乐死，不怕浪费吗？大好时期，为什么不进行战略储备，非得要把价格的决定权拱手让人呢？”（注2）作者的质问在逻辑上并非没有道理，但在现实中却只能是“无理”的。因为这种“战略储备”得有个前提：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不起，“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这就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既要拒绝危机，又不要凯恩斯主义掺和，怎么办？供给学派说：让市场自动出清吧！然而，“只能炸掉”这一类“市场出清”本身并不是对危机的否定，而是对危机的顺从和认可——或许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这就是供给学派比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原因之所在。
只是不知道，面对冷酷的“市场出清”，当下的市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认可并展开这个“只能炸掉”？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1：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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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先把乱收费搞清楚 了再说吧，
不错。有些人一直在回避一边是房子卖不出去，一边是城市穷人居住环境差，没能力买房。生产与需求脱节了，穷人没有能力满足自身的需要，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顶起来看看。
经济学家从来不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