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福利政治与宪法习惯的塑造（转贴）

一、当代福利政治的历史路径
历史上，福利现象最常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种是宗教和准宗教的考虑，第二种是政治共同体的身份标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当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五山僧侣将他们的福利机构转变为动员工具，自身形成当时当地重要政治势力的时候；二者的区别就不复存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将上述宗教团体作为政治共同体来分析。

从财政方面考虑，福利意味着额外的公共开支。这种开支只能有两种来源：政治共同体自身的公共收益或预支的公共收益，战利品或预支的战利品。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税是前者的典范，由英格兰王国的国民-纳税人向王国的居民-非纳税人支付。英格兰王国并非没有战利品；但战利品由战争的投资者、参战者和女王陛下分成，不构成福利的来源。罗马的面包与竞技、伊斯兰教徒的年金是后者的典范，由行省降虏和异教徒臣民向罗马公民、信士团体支付。

在这两种模式中，福利都是政治德性的支付劵。在前一种模式中，拥有四十海德以上的产业或有能力缴纳济贫税，是国民或有产者的必要条件。只有国民才能享有下议院的代表权，支付福利开支是证明国民资格的硬指标。这时，享受福利就是政治德性的丧失、耻辱的污点。在后一种模式中，福利是征服者团体的认同培养学校，贡赋是顺民的阶级标识。

西欧等级君主制的宪法习惯要求贵族承担军事责任和政权，有产者承担财政责任和财权。济贫税的主要意义不是经济上的穷困，而是穷人不在政治共同体边界内的事实。“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对应以等级为基础的混合政体，在其他历史背景下是没有意义的。有产者剥夺了贵族的政治责任，却不能回避军事责任的必要性。于是，全民军队早晚会成为立宪政体的逻辑终点。全民军队与有产者-纳税人议会共存，无异于某种生物既有翅膀、又有前腿。这种畸胎学标本自然无法稳定；不是职业军队重新取代全民军队，就是普选制取代有产者选举制。既然国际战争的正反馈排除了前一种可能性，全民议会就注定要终结混合政体。

福利消费者与福利供应者同时进入选民团，立刻改变了福利的宪法意义。福利消费过去类似乞丐行为，是政治无产者的耻辱；现在类似退伍军人终生俸禄，是公民-战士的荣誉。福利全民化迅速开启了扩张型财政，将税收推到混合政体视为骇人听闻的水准。在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领导下，遗产税冲到97.5%的高度。没错，是保守党。不是工党，不是布尔什维克党。
历史模式大多受制于路径依赖。基本路径一旦形成，经过长时段的预期-反馈，就会日益自我强化。后期的修改不大可能推翻前期的构架，就象鲸不能重新变肺为鳃。因此，即使撒切尔和里根的保守主义革齤命也没有减少政府开支，只是放慢了政府开支增长的速度。现在欧洲的财政危机和经济问题大多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宪法习惯的改变，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在大众民主和财政扩张的基本构架下，寻找新的宪制平衡点。无论他们成功还是失败，采取的模式有什么特征；这次正在进行时的宪制危机将会改变已知文明世界的面貌，其重要程度超过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的任何历史事齤件。

罗马人和穆斯林的帝国面临两难选择。他们从政治上考虑，有必要促进臣民的同质化，不断扩大统治基础；从经济上考虑，应该保留尽可能多的纳税人。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亚历山大、西班牙各地，都要特别报告犹太人的户口，因为只有他们才不会改变信仰、瓦解征服者的税收基础。伍麦叶王朝以阿拉伯穆斯林汲取基督徒顺民为统治原则；随着大多数顺民改信伊斯兰教，帝国的政治和财政结构都面临再造的危机。非阿拉伯的新穆斯林通过阿拔斯王朝实现了更加平等主义、更少贵族色彩的专制主义。于是，一视同仁的土地税和商业税迅速上升。穆斯林的福利日益退化为宗教慈善开支，日益依赖私人基金，不再为帝国财政当局重视。在罗马帝国，公民权的普及是由存心聚敛的平等主义暴君实现的。财政平等化和政治东方化互为表里。尽管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城的福利惯例仍然保留；但随着税收和通货膨胀的普遍上升，所占比例越来越微不足道。

晚期帝制中国的财政结构是一个同心圆：宗室在圆心，开国军功集团在中层，士大夫在外层。三个集团以不同比例消费良民的贡赋。前两个集团依靠生物学方式增殖，同时顺民不断进入士大夫集团。随着食税集团的膨胀，王朝日益接近尾声。原则上良民都可以加入士大夫集团，天下太平意味着这种进程不可逆。因此，这种政体实际上比身份等级固定的封建制更有自我毁灭性。

“打天下”和“金榜题名”是草根群众唯一认可的合法性源泉。这两种方式都体现能力和机运的选择；失败者只能抱怨有才无运，却不能对游戏规则的公正性提出任何质疑。因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文武两道的体现才是中国真正的宪法习惯，具有高度的内在稳定性。这种宪法可以接受一个有能力的僭主，但不能容忍一个无能力的虚君。最重要的是：平等是中国不成文宪法的灵魂。西欧混合政体以各等级共治为原则，以等级差异为基础；当然跟中国群众的政治习惯格格不入。混合政体演化产生的大众民主—官僚国家却非常符合科举士大夫的习惯性期待，在群众中也具有天然亲和力。然而，模仿大众民主制的根本困难在于：一条鱼如果不是由陆生动物进化而来，就不大可能把鳃改造成肺。西欧大众民主制能够运作，主要归功于混合政体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是中国模仿者不可能具备的，封建性更强的日本反而更具亲和力。

没落王朝无法转化为虚君，乡绅和商人无法维系民国。其实，这两者才是近代英美两国行宪的正统路径。无论是由于传统政治习惯冥冥中的裁决，还是由于远东国际博弈的阴差阳错；“天命”落在一组“打天下”的革齤命政党身上。这些武装集团当然有不同于帝王的期许，但草根群众对“打天下”的期待仍然是他们服从政党的最可靠基础。其实，即使在帝制时代，首领与军师真正的动员力量也不是古圣先贤的理论，而是平话、杂剧口耳相传的“打天下”期待。而且，“金榜题名”的“坐天下”期待顽强地跟在“打天下”期待后面。这一次没有疑问，革齤命理论和国际因素都跟这种期待背道而驰；但中国社会本身的习惯不断索取某种士大夫-官僚统治的修正版，只要看到稍有形似的前景就会跃跃欲试。


二、列宁主义先锋队与开国军功集团
当代中国政治习惯最大的秘密就在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群众革齤命模式暗合传统中国的开国英雄-良民打天下模式。先锋队政党将草根群众视为可以塑造的原材料，给予系统的重组；中国草根社会也将原属外来的政党视为有待训练的帝王将相。东欧各国社会将这些政党当作外来异物，无情地排斥；而中国社会缺少同类的现象。于是，革齤命政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工程就陷入先在的悖论。如果不能或不肯摧毁这个社会的政治习惯，改造就会失败。如果当真摧毁了这种政治习惯，很有可能就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于是，以党-军-国企为核心、以公教人员和其他食税集团为外围的财政结构迅速建立起来。草根群众一如既往地扮演了贡赋提供者的角色。在这方面，“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保持了良好的连续性。从欧洲政治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没有他们所谓的社会福利，只有古已有之的亚细亚式贡赋分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剥夺农村建设城市）的超经济剥削政策在西欧政治模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实属离经叛道，在苏联和东欧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再被人称为亚细亚式野蛮行为。中国推行类似的政策，党内和体制内反对者的意见却大多来自王道仁政论的某种修正版。
斯大林主义结束后，东欧各国普遍推行农村津贴和农民退休制。早在柏林墙倒塌以前，东欧社会就已经具备了西欧福利国家的某些特征。欧洲统一意味着东欧国家全面复制西欧福利社会，同时发动针对前苏联代理人的社会性围剿。而中国在毛主义结束后，却退回到小农家庭分散生产的古老模式。结果，列宁主义的头颅通过官僚体系的身躯站立在小农散沙社会的脚上。基层组织主要因为熟悉的官僚体系、皇权崇拜和帝国想象才能维系服从的习惯；基层直接接触异质的头颅，就会引起这个体系的严重排异反应。历史上跟这种体系最接近的政权莫过于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基层实施埃及传统的吏治国家，上层保存希腊殖民文化的修正版。这个政权的财政收入部分依靠国际贸易，部分依靠国内生活必需品的官营垄断贸易。由于国内消费者的散沙地位，托勒密政权的汲取能力远远超过希腊罗马式城邦国家。

我们从东西方世界的历史路径就可以看出：财政-福利问题骨子里仍然是宪制结构或政治习惯的问题。中国式社会对福利的需求度和接受度很低（传统仁政论要求低贡赋、而非高福利，但只有极其缺乏历史感的人才会认为这是某种自由资本主义伦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福利政治的两种基础：各等级共治的西欧封建，公民-战士政治共同体。中国社会难以难以承认虚君，原因在于：西欧封建君主的权威来自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夺权和施政的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中国社会难以接受福利，原因在于：福利的供给和接受取决于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贡赋的缴纳和享受取决于功勋，任何人都可以打天下坐天下。斟酌福利问题，需要良好的宪制理解力；而中国的阶级和政治边界模糊不清，心中只有道德人、没有政治人。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是平等主义，热爱金榜题名、敌视八旗子弟。非庸酬、非寄生、非慈善的福利政治----作为权利政治产物的福利社会，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说：没有经过代议制实现普选制，能否将散沙群众改造为具备充分政治德性的公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任何财政转移支付最终都将变形为某种贡赋分配体系。

一、当代福利政治的历史路径
历史上，福利现象最常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种是宗教和准宗教的考虑，第二种是政治共同体的身份标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当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五山僧侣将他们的福利机构转变为动员工具，自身形成当时当地重要政治势力的时候；二者的区别就不复存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将上述宗教团体作为政治共同体来分析。

从财政方面考虑，福利意味着额外的公共开支。这种开支只能有两种来源：政治共同体自身的公共收益或预支的公共收益，战利品或预支的战利品。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税是前者的典范，由英格兰王国的国民-纳税人向王国的居民-非纳税人支付。英格兰王国并非没有战利品；但战利品由战争的投资者、参战者和女王陛下分成，不构成福利的来源。罗马的面包与竞技、伊斯兰教徒的年金是后者的典范，由行省降虏和异教徒臣民向罗马公民、信士团体支付。

在这两种模式中，福利都是政治德性的支付劵。在前一种模式中，拥有四十海德以上的产业或有能力缴纳济贫税，是国民或有产者的必要条件。只有国民才能享有下议院的代表权，支付福利开支是证明国民资格的硬指标。这时，享受福利就是政治德性的丧失、耻辱的污点。在后一种模式中，福利是征服者团体的认同培养学校，贡赋是顺民的阶级标识。

西欧等级君主制的宪法习惯要求贵族承担军事责任和政权，有产者承担财政责任和财权。济贫税的主要意义不是经济上的穷困，而是穷人不在政治共同体边界内的事实。“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对应以等级为基础的混合政体，在其他历史背景下是没有意义的。有产者剥夺了贵族的政治责任，却不能回避军事责任的必要性。于是，全民军队早晚会成为立宪政体的逻辑终点。全民军队与有产者-纳税人议会共存，无异于某种生物既有翅膀、又有前腿。这种畸胎学标本自然无法稳定；不是职业军队重新取代全民军队，就是普选制取代有产者选举制。既然国际战争的正反馈排除了前一种可能性，全民议会就注定要终结混合政体。

福利消费者与福利供应者同时进入选民团，立刻改变了福利的宪法意义。福利消费过去类似乞丐行为，是政治无产者的耻辱；现在类似退伍军人终生俸禄，是公民-战士的荣誉。福利全民化迅速开启了扩张型财政，将税收推到混合政体视为骇人听闻的水准。在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领导下，遗产税冲到97.5%的高度。没错，是保守党。不是工党，不是布尔什维克党。
历史模式大多受制于路径依赖。基本路径一旦形成，经过长时段的预期-反馈，就会日益自我强化。后期的修改不大可能推翻前期的构架，就象鲸不能重新变肺为鳃。因此，即使撒切尔和里根的保守主义革齤命也没有减少政府开支，只是放慢了政府开支增长的速度。现在欧洲的财政危机和经济问题大多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宪法习惯的改变，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在大众民主和财政扩张的基本构架下，寻找新的宪制平衡点。无论他们成功还是失败，采取的模式有什么特征；这次正在进行时的宪制危机将会改变已知文明世界的面貌，其重要程度超过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的任何历史事齤件。

罗马人和穆斯林的帝国面临两难选择。他们从政治上考虑，有必要促进臣民的同质化，不断扩大统治基础；从经济上考虑，应该保留尽可能多的纳税人。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亚历山大、西班牙各地，都要特别报告犹太人的户口，因为只有他们才不会改变信仰、瓦解征服者的税收基础。伍麦叶王朝以阿拉伯穆斯林汲取基督徒顺民为统治原则；随着大多数顺民改信伊斯兰教，帝国的政治和财政结构都面临再造的危机。非阿拉伯的新穆斯林通过阿拔斯王朝实现了更加平等主义、更少贵族色彩的专制主义。于是，一视同仁的土地税和商业税迅速上升。穆斯林的福利日益退化为宗教慈善开支，日益依赖私人基金，不再为帝国财政当局重视。在罗马帝国，公民权的普及是由存心聚敛的平等主义暴君实现的。财政平等化和政治东方化互为表里。尽管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城的福利惯例仍然保留；但随着税收和通货膨胀的普遍上升，所占比例越来越微不足道。

晚期帝制中国的财政结构是一个同心圆：宗室在圆心，开国军功集团在中层，士大夫在外层。三个集团以不同比例消费良民的贡赋。前两个集团依靠生物学方式增殖，同时顺民不断进入士大夫集团。随着食税集团的膨胀，王朝日益接近尾声。原则上良民都可以加入士大夫集团，天下太平意味着这种进程不可逆。因此，这种政体实际上比身份等级固定的封建制更有自我毁灭性。

“打天下”和“金榜题名”是草根群众唯一认可的合法性源泉。这两种方式都体现能力和机运的选择；失败者只能抱怨有才无运，却不能对游戏规则的公正性提出任何质疑。因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文武两道的体现才是中国真正的宪法习惯，具有高度的内在稳定性。这种宪法可以接受一个有能力的僭主，但不能容忍一个无能力的虚君。最重要的是：平等是中国不成文宪法的灵魂。西欧混合政体以各等级共治为原则，以等级差异为基础；当然跟中国群众的政治习惯格格不入。混合政体演化产生的大众民主—官僚国家却非常符合科举士大夫的习惯性期待，在群众中也具有天然亲和力。然而，模仿大众民主制的根本困难在于：一条鱼如果不是由陆生动物进化而来，就不大可能把鳃改造成肺。西欧大众民主制能够运作，主要归功于混合政体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是中国模仿者不可能具备的，封建性更强的日本反而更具亲和力。

没落王朝无法转化为虚君，乡绅和商人无法维系民国。其实，这两者才是近代英美两国行宪的正统路径。无论是由于传统政治习惯冥冥中的裁决，还是由于远东国际博弈的阴差阳错；“天命”落在一组“打天下”的革齤命政党身上。这些武装集团当然有不同于帝王的期许，但草根群众对“打天下”的期待仍然是他们服从政党的最可靠基础。其实，即使在帝制时代，首领与军师真正的动员力量也不是古圣先贤的理论，而是平话、杂剧口耳相传的“打天下”期待。而且，“金榜题名”的“坐天下”期待顽强地跟在“打天下”期待后面。这一次没有疑问，革齤命理论和国际因素都跟这种期待背道而驰；但中国社会本身的习惯不断索取某种士大夫-官僚统治的修正版，只要看到稍有形似的前景就会跃跃欲试。


二、列宁主义先锋队与开国军功集团
当代中国政治习惯最大的秘密就在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群众革齤命模式暗合传统中国的开国英雄-良民打天下模式。先锋队政党将草根群众视为可以塑造的原材料，给予系统的重组；中国草根社会也将原属外来的政党视为有待训练的帝王将相。东欧各国社会将这些政党当作外来异物，无情地排斥；而中国社会缺少同类的现象。于是，革齤命政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工程就陷入先在的悖论。如果不能或不肯摧毁这个社会的政治习惯，改造就会失败。如果当真摧毁了这种政治习惯，很有可能就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于是，以党-军-国企为核心、以公教人员和其他食税集团为外围的财政结构迅速建立起来。草根群众一如既往地扮演了贡赋提供者的角色。在这方面，“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保持了良好的连续性。从欧洲政治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没有他们所谓的社会福利，只有古已有之的亚细亚式贡赋分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剥夺农村建设城市）的超经济剥削政策在西欧政治模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实属离经叛道，在苏联和东欧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再被人称为亚细亚式野蛮行为。中国推行类似的政策，党内和体制内反对者的意见却大多来自王道仁政论的某种修正版。
斯大林主义结束后，东欧各国普遍推行农村津贴和农民退休制。早在柏林墙倒塌以前，东欧社会就已经具备了西欧福利国家的某些特征。欧洲统一意味着东欧国家全面复制西欧福利社会，同时发动针对前苏联代理人的社会性围剿。而中国在毛主义结束后，却退回到小农家庭分散生产的古老模式。结果，列宁主义的头颅通过官僚体系的身躯站立在小农散沙社会的脚上。基层组织主要因为熟悉的官僚体系、皇权崇拜和帝国想象才能维系服从的习惯；基层直接接触异质的头颅，就会引起这个体系的严重排异反应。历史上跟这种体系最接近的政权莫过于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基层实施埃及传统的吏治国家，上层保存希腊殖民文化的修正版。这个政权的财政收入部分依靠国际贸易，部分依靠国内生活必需品的官营垄断贸易。由于国内消费者的散沙地位，托勒密政权的汲取能力远远超过希腊罗马式城邦国家。

我们从东西方世界的历史路径就可以看出：财政-福利问题骨子里仍然是宪制结构或政治习惯的问题。中国式社会对福利的需求度和接受度很低（传统仁政论要求低贡赋、而非高福利，但只有极其缺乏历史感的人才会认为这是某种自由资本主义伦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福利政治的两种基础：各等级共治的西欧封建，公民-战士政治共同体。中国社会难以难以承认虚君，原因在于：西欧封建君主的权威来自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夺权和施政的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中国社会难以接受福利，原因在于：福利的供给和接受取决于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贡赋的缴纳和享受取决于功勋，任何人都可以打天下坐天下。斟酌福利问题，需要良好的宪制理解力；而中国的阶级和政治边界模糊不清，心中只有道德人、没有政治人。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是平等主义，热爱金榜题名、敌视八旗子弟。非庸酬、非寄生、非慈善的福利政治----作为权利政治产物的福利社会，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说：没有经过代议制实现普选制，能否将散沙群众改造为具备充分政治德性的公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任何财政转移支付最终都将变形为某种贡赋分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