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存端想到董贵生

从董存端想到董贵生

作者 八一真诚



刚才在看有关董存瑞的一个报道时，忽然想起了董贵生。
报道中透露，当年董存瑞烈士在托起炸药包的一瞬间，在他壮丽人生喊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并不是“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前进！”而是对扑过来抢救他的战友们高喊“卧倒！快扒下！”可见英雄为国壮烈捐躯是实，个别细节却被艺术加工得高大上了。
董贵生也不高大上，甚至我认为他孝敬烈士父母还有让农家乐更红火的私心杂念，他的典型事迹在一些细节上也不能排除被秀才或导演艺术加工的痕迹。
自古以来，无论是哪个社会，哪个阶级，他们推出的典型人物，又有哪几个没有被艺术加工过？
最典型的以基督教的耶稣为例，两千多年来，基督徒一直宣传他三十多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被埋葬三天后又复活了，复活后第四十天又升天成了神，发誓要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来拯救人类。你信吗？但基督教徒就是相信！历史学家研究考证，作为耶稣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存在的，而且确实为基督教的发扬光大做出了贡献。但从没有听说任何一位基督教徒，要从诚信道义的角度，来追究耶稣死而复活的细节到底是真还是假。基督教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理解，他们就是要在原有事实的基础上树立一种精神信仰，一种生命的追求。
再说说我军的抓典型。基本的套路是，先请典型人物自己讲，并召开座谈会广泛收集，然后认真考证。在认可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组成写作班子，对初步事实进行文字加工，形成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事迹材料。
在文字加工过程中，为了防止故事冗长平淡，有的写作者可能会把两件事揉成一件事，甚至有的在基本事实真实的基础上，由于当事人对细节的记忆模糊，作者又懒于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或者根本就调查不出来，所以关起门来进行合理想象。
比如，一名干部在组织手榴弹投掷时出现意外，为抢救新战士光荣负伤。在组织材料时，有的组工干部就在其中增加感人的细节，虚构干部双手一伸，大喊一声：同志们，闪开！用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醒来后第一句话问：战士们安全吗？其实，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的干部根本容不得多想，更来不及做多余的动作，都是本能地把战士推到壕沟里，然后才保护自己。而受伤昏迷醒来后，伤口疼痛得恨不能头撞墙，多数是不想说话的。
但不排除个例。比如，我们一位干部在组织战士拆除废旧弹药时，突然发生燃烧意外事故，被烧得全身炭黑，但见到首长时，依然举手行礼：报告首长！我没有完成好任务。然后就昏迷了过去。被送到医院后清醒过来，追着护士要水喝，像个疯子一样，拉都拉不住，其情其状至今想来惨不忍睹。
言归正传。
材料形成后，典型人物在作报告或接受记者采访时，必须与材料保持统一口径，不能吹得忘了所以然。这个，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地方是不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估计大同小异吧。
现在还有一种新情况。那就是电视新闻制作。据我所知，在正式出镜受访之前，导演或执行导演大多要听人物先讲一遍，然后导演进行必要的归纳提炼，要求突出几个方面，采访人必须按事先商定的来讲。
讲了那么多废话，是想说明两层意思。第一，典型人物在进入宣传程序后，并不是他想讲什么就能够讲什么，必须服从组工部门和电视导演的安排，除非你不愿意当这个典型了，可以拒绝。第二，在基本事实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不能苛求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真实，尤其对时间久远的细节。
这些，都是技术层面上的。而我重点想从政治立场上讲一讲。因为政治立场决定认识方法。
如果站在瞧不起平民小众的立场上，怎么看董贵生都不顺眼，他怎么说都像是编撰的。特别不应该的是，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私欲横行、信仰迷失、道德坍塌的社会环境中，却要求董贵生不能有私心私念，要求活在现时代的董贵生，具有毛泽东时代的雷锋那样的高大完美、纯而又纯。这现实吗？我们是不是也犯了高大上的理想主义毛病？
看看现在，从上至下，包括我们军魂网在内，哪个又是大公无私的人呢？谁没有私心杂念的小九九呢？我们怎么能超越了我们的时代环境，来苛求我们的典型？
这里的关键是，他位卑心善，参战复员回乡务农，在自己的生活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一己微薄之力，孝敬牺牲战友的父母。
这个是最重要的。既然董贵生孝敬老人的事实是成立的，那么他孝敬了多少老人和孝敬到什么程度，那是细节问题。
我们绝不能像一些历史虚无主义分子那样，用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是“溜”下去还是“跳”下去的细节，来否定当年英雄群体的壮举，不能用雷锋曾经买过手表、谈过恋爱的细节，来怀疑雷锋助人为乐的光辉形象。
至于什么是孝敬？逢年过节时，背几个苹果，去看望老人，这是孝敬；自己经济条件好了，把老人接过来过几天好日子，也是孝敬；全额资助，把老人供养起来，这更是孝敬；老人生病了，帮老人送医抓药，这当然还是孝敬；老人去世时，为老人披麻戴孝地送终，谁能说这不是孝敬？
就说他董贵生想出名，想让自己办的农家乐更红火，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农家乐更红火了，为更好地孝敬烈士父母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个私心中不也包含着善心吗？
不可否认，相比臧雷营长那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军中精英，相比和李连杰、马云这些依靠社会力量搞慈善活动的爱心成功人士，董贵生在行善数额上可能有差距，但从一个百姓的眼光看，我认为平头百姓董贵生更为难得，典型意义更有可学性。
当然，作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媒体在抓典型时，一定要走出脱离实际塑造高大上英模的误区。董存瑞在生死关头对战友喊“卧倒、快趴下”是真实感人的，董贵生作为炮兵班长而非侦察班长同样是真实动人的，孝敬34个老人是感人的，孝敬24、14个老人不是一样感人吗？

从董存端想到董贵生

作者 八一真诚



刚才在看有关董存瑞的一个报道时，忽然想起了董贵生。
报道中透露，当年董存瑞烈士在托起炸药包的一瞬间，在他壮丽人生喊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并不是“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前进！”而是对扑过来抢救他的战友们高喊“卧倒！快扒下！”可见英雄为国壮烈捐躯是实，个别细节却被艺术加工得高大上了。
董贵生也不高大上，甚至我认为他孝敬烈士父母还有让农家乐更红火的私心杂念，他的典型事迹在一些细节上也不能排除被秀才或导演艺术加工的痕迹。
自古以来，无论是哪个社会，哪个阶级，他们推出的典型人物，又有哪几个没有被艺术加工过？
最典型的以基督教的耶稣为例，两千多年来，基督徒一直宣传他三十多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被埋葬三天后又复活了，复活后第四十天又升天成了神，发誓要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来拯救人类。你信吗？但基督教徒就是相信！历史学家研究考证，作为耶稣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存在的，而且确实为基督教的发扬光大做出了贡献。但从没有听说任何一位基督教徒，要从诚信道义的角度，来追究耶稣死而复活的细节到底是真还是假。基督教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理解，他们就是要在原有事实的基础上树立一种精神信仰，一种生命的追求。
再说说我军的抓典型。基本的套路是，先请典型人物自己讲，并召开座谈会广泛收集，然后认真考证。在认可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组成写作班子，对初步事实进行文字加工，形成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事迹材料。
在文字加工过程中，为了防止故事冗长平淡，有的写作者可能会把两件事揉成一件事，甚至有的在基本事实真实的基础上，由于当事人对细节的记忆模糊，作者又懒于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或者根本就调查不出来，所以关起门来进行合理想象。
比如，一名干部在组织手榴弹投掷时出现意外，为抢救新战士光荣负伤。在组织材料时，有的组工干部就在其中增加感人的细节，虚构干部双手一伸，大喊一声：同志们，闪开！用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醒来后第一句话问：战士们安全吗？其实，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的干部根本容不得多想，更来不及做多余的动作，都是本能地把战士推到壕沟里，然后才保护自己。而受伤昏迷醒来后，伤口疼痛得恨不能头撞墙，多数是不想说话的。
但不排除个例。比如，我们一位干部在组织战士拆除废旧弹药时，突然发生燃烧意外事故，被烧得全身炭黑，但见到首长时，依然举手行礼：报告首长！我没有完成好任务。然后就昏迷了过去。被送到医院后清醒过来，追着护士要水喝，像个疯子一样，拉都拉不住，其情其状至今想来惨不忍睹。
言归正传。
材料形成后，典型人物在作报告或接受记者采访时，必须与材料保持统一口径，不能吹得忘了所以然。这个，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地方是不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估计大同小异吧。
现在还有一种新情况。那就是电视新闻制作。据我所知，在正式出镜受访之前，导演或执行导演大多要听人物先讲一遍，然后导演进行必要的归纳提炼，要求突出几个方面，采访人必须按事先商定的来讲。
讲了那么多废话，是想说明两层意思。第一，典型人物在进入宣传程序后，并不是他想讲什么就能够讲什么，必须服从组工部门和电视导演的安排，除非你不愿意当这个典型了，可以拒绝。第二，在基本事实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不能苛求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真实，尤其对时间久远的细节。
这些，都是技术层面上的。而我重点想从政治立场上讲一讲。因为政治立场决定认识方法。
如果站在瞧不起平民小众的立场上，怎么看董贵生都不顺眼，他怎么说都像是编撰的。特别不应该的是，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私欲横行、信仰迷失、道德坍塌的社会环境中，却要求董贵生不能有私心私念，要求活在现时代的董贵生，具有毛泽东时代的雷锋那样的高大完美、纯而又纯。这现实吗？我们是不是也犯了高大上的理想主义毛病？
看看现在，从上至下，包括我们军魂网在内，哪个又是大公无私的人呢？谁没有私心杂念的小九九呢？我们怎么能超越了我们的时代环境，来苛求我们的典型？
这里的关键是，他位卑心善，参战复员回乡务农，在自己的生活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一己微薄之力，孝敬牺牲战友的父母。
这个是最重要的。既然董贵生孝敬老人的事实是成立的，那么他孝敬了多少老人和孝敬到什么程度，那是细节问题。
我们绝不能像一些历史虚无主义分子那样，用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是“溜”下去还是“跳”下去的细节，来否定当年英雄群体的壮举，不能用雷锋曾经买过手表、谈过恋爱的细节，来怀疑雷锋助人为乐的光辉形象。
至于什么是孝敬？逢年过节时，背几个苹果，去看望老人，这是孝敬；自己经济条件好了，把老人接过来过几天好日子，也是孝敬；全额资助，把老人供养起来，这更是孝敬；老人生病了，帮老人送医抓药，这当然还是孝敬；老人去世时，为老人披麻戴孝地送终，谁能说这不是孝敬？
就说他董贵生想出名，想让自己办的农家乐更红火，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农家乐更红火了，为更好地孝敬烈士父母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个私心中不也包含着善心吗？
不可否认，相比臧雷营长那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军中精英，相比和李连杰、马云这些依靠社会力量搞慈善活动的爱心成功人士，董贵生在行善数额上可能有差距，但从一个百姓的眼光看，我认为平头百姓董贵生更为难得，典型意义更有可学性。
当然，作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媒体在抓典型时，一定要走出脱离实际塑造高大上英模的误区。董存瑞在生死关头对战友喊“卧倒、快趴下”是真实感人的，董贵生作为炮兵班长而非侦察班长同样是真实动人的，孝敬34个老人是感人的，孝敬24、14个老人不是一样感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