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看透中东乱局：沙特与伊朗“新冷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4:16:10
2015年以来，也门危机持续升温，尤其2015年3月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意味着也门危机已由内部冲突升格为地区冲突。这场危机是沙特与伊朗间的“代理人战争”，是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新冷战”的最新标本。总体看，沙特与伊朗的地区争夺，对地区格局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沙特与伊朗崛起成为“新常态”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多极并存且相互制衡，由此使地区格局维持脆弱平衡的状态。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有政治生态被打破，地区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在海湾地区，伊朗与沙特“双雄并起”成为最显著特征。
一、伊朗地区崛起态势日趋明显 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该国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具备相当的工业能力，综合实力在中东位列前茅。这些年来，尽管美国长期对伊朗采取孤立、制裁和军事恐吓，使伊朗潜力和影响力得不到发挥，但伊朗逆势崛起态势仍十分明显。
一是地缘环境不断改善。过去相当长时期，伊朗处在萨达姆政权和塔利班两大敌对政权左右夹击之下，始终难以伸展。但美国2001年打垮塔利班政权，以及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客观上帮助伊朗除掉了两大地区对手，伊朗地区环境大为改善。与此同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动荡不止，尤其伊拉克什叶派得势，使这两国不再是遏制伊朗的前沿哨所，相反，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构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为伊朗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缓冲地带”。这种局面是当年霍梅尼大肆“输出革命”都未能实现的长久梦想。
二是阿拉伯世界的相对衰落凸显伊朗“被崛起”态势。近几十年，阿拉伯世界的衰落趋势日趋明显。1991年海湾战争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深度分裂;2003年伊拉克战争颠覆“中东枭雄”萨达姆政权;2011年中东剧变促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更替，尤其号称“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埃及短短三年内两易政权，政治经济均元气大伤。相较而言，伊朗政体稳固，综合国力较强，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条件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凭借丰富的资源和雄心勃勃的国际战略，伊朗有能力、也有意愿在中东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是美战略收缩为伊朗提供更大腾挪空间。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战略重心日趋转向亚太，其在中东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如降低反恐调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用“化武换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等。这些收缩举措意味着美国遏制伊朗的意愿和能力越来越弱，由此为伊朗“填补空白”、扩大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空间。事实上，自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等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日趋扩大。而美伊2015年4月2日就伊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使伊朗外部环境日趋改善。
四是“伊斯兰国”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伊朗的地区重要性。一方面，“伊斯兰国”兴起导致地区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伊核问题一直被西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视为地区安全最大威胁，并借此不断对伊朗进行围堵和制裁。但当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使反恐日趋成为地区最紧迫任务，西方和地区国家的关注重点被迫从向伊朗施压转向打击“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伊朗在反恐中的重要性凸显。伊朗拥有80万军队，装备和战斗力远超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不愿派出地面部队情况下，伊朗在地区反恐中的分量日渐吃重。美国国务卿克里公开称，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二、沙特俨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代言人”
沙特同样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其综合国力主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石油出口。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石油日产量近千万桶，并拥有l50—450万桶/日的剩余产能。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沙特主动发起“油价战”，导致油价暴跌，沉重打击俄罗斯、伊朗等强硬国家，凸显沙特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分量。二是“宗教立国”。早在建国前，沙特王室就与瓦哈比派结成联盟，沙特国王一直以“两大圣寺监护者”自居，将伊斯兰教视为对外扩大影响的最大软实力。尤其是2015年1月萨勒曼继任国王后，马上免除相对开明的苏莱曼宗教事务部长之职，同时将以保守著称的瓦哈比派学者赞福任命为伊玛目大学校长，显示出继续强化宗教影响力的趋势。三是沙美关系。早在二战末期，沙美就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战略盟友关系。近些年，双方因战略方向相悖(沙特支持宗教极端势力，美推行反恐、“民主改造”)，经济互需下降(美国谋求“能源独立”增强，从沙特进口原油比例下降，沙美“能源换安全”根基动摇)，以及美中东战略收缩迫使沙特另寻“靠山”。双方关系日趋疏远。但深层看，沙美战略互需仍是主导面。从沙特看，沙特政体落后，经不起“颜色革命”的折腾，同时军事孱弱，无力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蔓延，以及伊朗地区扩张(如支持胡塞武装在也门夺权)，中东越乱，沙特越离不开美国的保护。加之萨勒曼国王，其所属的苏德里系一向与美国关系最“铁”。从美国看，美国需要沙特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以维持美元霸权;同时沙特大量购买美国军火，使巨额资金回流美国，有助于美国经济发展;尤其在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需更加倚重沙特等地区盟友。2015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奥巴马总统亲率超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葬礼，足见美国对美沙关系的重视。有上述三大支柱支撑，沙特一直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
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执政多年的强人政权纷纷倒台，包括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卡扎菲、也门萨利赫等。但这些国家的政治重建均不顺利，很多国家的政局动荡至今仍未停歇，根本无暇顾及、参与地区事务。相较而言，沙特等海湾国家凭借“钞票换平安”，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经济发展稳定，“金元外交”对埃及等急需资金的转型国家吸引力加大。沙特逐渐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事实上，正是近几年来，沙特外交政策做派开始明显转向，由过去稳健低调的风格，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地区“新冷战”加剧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沙特与伊朗均为海湾大国，而且都想充当海湾霸主，因此双方关系一直不算和睦。巴列维统治时期，沙特与伊朗同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柱，协调面大于斗争面。但l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由世俗君主制变成“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反对君主政体，在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同时将美国视为“大撒旦”，由此与奉行传统君主制、保守亲美的沙特矛盾日趋尖锐化。当然，双方关系也不是一味对抗。2007年3月，伊朗总统内贾德曾访问沙特，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专门赴机场欢迎，媒体也将两国形容为“兄弟般的国家”。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力主推翻巴沙尔政府，伊朗则力挺巴沙尔，双方关系改善的势头极大受挫。此后，随着沙特与伊朗在各自阵营中的地位提升，双方矛盾面日趋凸显。尤其在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背景下，两国自主竞争意识增强，博弈和较量日趋激烈。这主要表现在几大领域：
一是安全领域。伊朗争当地区大国，积极加紧尖端武器研发和制造，并不断推进核计划，力求自主掌握核技术。尽管伊朗一再声称其核计划是和平利用核能，但沙特对此高度戒备，始终担心伊朗借机发展核武，不断呼吁西方国家加强对伊核问题的围堵。2014年12月9日，沙特等海湾国家宣布成立共同的海军部队，并在沙特组建联合军事指挥部，其将与海合会在巴林的海军指挥部，以及位于沙特的空军指挥部协同行动，目的就是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威胁。
二是地缘政治争夺。沙特与伊朗都缺乏取得压倒对方的足够实力，因此双方在中东地区争夺，更多是将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作为博弈战场，即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代理人战争”。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也门内部逊尼、什叶两大教派分立，使之成为沙特与伊朗博弈的重要舞台之一。伊朗一直将也门视为颠覆沙特的战场和“后院”，将也门毗邻红海的港口视为伊朗扩大军事存在的主要依托。如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伊朗将在通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敏感水域获得重要立足点，其锋芒不仅指向地区对手沙特、埃及和海湾国家，还指向以色列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沙特与也门有着长达l5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且两国联姻现象普遍(沙特前王储穆克林的母亲就是也门人)，因此也门政局对沙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沙特打击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就是为了打破伊朗的包围圈。因此，也门危机看似是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实则是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战争”。
三是油价战。沙特与伊朗均为油气储量丰富的大国，但能源政策大相径庭，沙特石油储量世界第一，且人口相对较少，从长远利益出发，沙特政策相对温和，主张“增产降价”;但伊朗人口众多，为实现工业化、提高民生水平，一直主张“限产保价”。据报道，当前伊朗只有在油价达到每桶l35—140美元才能实现财政平衡，因此伊朗亟需保持高油价以维持国内生计。但沙特偏要反其道行之。2014年6月以来，沙特凭借7500亿美元外汇，以及第一产油国地位，主动发起价格战，促使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最高115美元/桶，狂跌至50美元/桶以下。沙特发起价格战，固然有打击页岩气产业、保持能源市场份额考虑，但削弱伊朗也是重要动因之一。
四是舆论战。伊朗作为什叶派/波斯国家，在中东处境总体较为孤立，因此伊朗在谋求地区霸权时，格外强调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战。伊朗在与沙特进行地区博弈时，基本策略是谴责沙特在重大地区问题上与美国和以色列沆瀣一气，借以谋求普通沙特民众支持，制衡沙特政府的反伊行动。伊朗媒体也频频指责沙特。2014年9月6日，伊朗报纸Kayhan发文，谴责沙特家族借伊斯兰之名获得统治合法性，称沙特王室是穆斯林的敌人，并已到垮台之时。为反击伊朗的软权力攻势，沙特媒体“以牙还牙”，将伊朗描绘为“外人”(什叶派/波斯人)，借以将伊朗的影响推回去。2014年l0月20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公开称，在中东地区，“伊朗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沙特高官还曾派特使与俄谈判，以采购俄石油换取俄中止对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支持。
总体看，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无处不在，几乎在中东所有热点问题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有学者指出：“理解中东地区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发挥主导作用的冷战态势。”
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沙特与伊朗间的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地区格局产生巨大外溢效应。概括地说，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地区矛盾更加复杂难解。伊斯兰教自创始之初就出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野，但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地区主要矛盾。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地区原有地区体系日趋动摇，部族、教派矛盾日渐复苏。而沙特与伊朗分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的主要代表：沙特长期与瓦哈比教派结盟，沙特国王也以“两大圣地监护者”和伊斯兰世界领袖自居;伊朗信仰什叶派，l979年革命后又实行“教法学家统治”，并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因此，当前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明显带有教派冲突色彩。有分析指出，冷战时期，中东曾出现“阿拉伯冷战”，即世俗共和制国家与传统君主国间的对峙。当前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更多是以教派划线，而不是以政治划线。
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中东各国政治撕裂加剧、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在伊拉克，伊朗力挺该国什叶派政党和领导人，伊拉克多数什叶派政要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朗派遣精锐部队入境助阵，黎巴嫩真主党也宣称将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发动五倍于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沙特则竭力扶植伊拉克的逊尼派势力。自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沙特成为伊拉克逊尼派的保护者，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撑，该国逊尼派领导人也追随沙特立场。在叙利亚，自2011年陷入动荡后，叙利亚便成为两大教派矛盾激化的“交汇点”和“辐射源”：巴沙尔政权得到伊朗等什叶派力量力挺，真主党也派兵帮助巴沙尔政权。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大马士革日趋呈现“什叶化”倾向;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即使“伊斯兰国”兴起壮大后，沙特和土耳其等仍将“巴沙尔下台”作为优先目标。在黎巴嫩，伊朗一直将“真主党”视为战略依托，为其提供大量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沙特等则支持该国的逊尼派力量。在叙利亚危机升温后，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巴沙尔”，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激化。
中东国家教派矛盾升温，使中东原有“游戏规则”被打乱，地区秩序更加混乱。长期以来，“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一直是阿拉伯国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禁忌。如果说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开启了“兄弟阋于墙”先河的话，那么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上述禁忌一再被打破：卡塔尔和阿联酋出动战机参与“围殴”卡扎菲政府的军事进攻;沙特等海湾国家资助逊尼派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2015年3月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共同打击同为阿拉伯人的胡塞武装。对此，逊尼派教徒(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则清一色地支持沙特。在教派矛盾不甚明显的科威特，不愿支持这场战争的什叶派公民受到攻击，忠诚度受到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场军事干预的活动家遭到逮捕。在巴林，国会议员起草立法，宣布“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主要是什叶派人士)若批评这场军事行动将被视为犯法。在伊拉克，什叶派为主的“全国联盟”等反对沙特的军事行动，逊尼派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联盟”等则支持沙特，并在2015年3月29日议会表决时，否决了什叶派联盟提出的谴责沙特的决议。“这场战争不仅有效地激化了伊拉克的教派主义，而且激化了整个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这种不祥预兆表明，在中东原有权力格局日趋瓦解之后，教派矛盾正取代民族国家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之一。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更难化解。
其次，诸多“局外人”从中渔利。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无论是直接参与冲突的沙特与伊朗，还是受到殃及的弱势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受害者。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反而是那些过去不被中东主流政治接受的“局外人”，则成为这场内斗的最大受益者。
一是极端恐怖势力乘机作乱。中东剧变后，中东日趋由转型变成乱局，各种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滋生，并连地成片：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黎凡特地区的“伊斯兰国”、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这其中，“伊斯兰国”后来居上，取代“基地”组织成为中东极端恐怖组织的“领头羊”。目前，“伊斯兰国”已得到“阿尔及利亚哈里发战士”、车臣反叛武装“迁徙者支持军”、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效忠，以及印尼“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阿布萨耶夫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几十个极端恐怖组织的支持。反恐日趋成为中东国家最紧迫的任务。
然而，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地区博弈，导致相关国家内部政治撕裂乃至动荡失序，政策优先目标频频偏离反恐的主航道，拿不出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从而使“伊斯兰国”等日趋肆虐。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
二是以色列“渔翁得利”。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因此最希望的，就是中东伊斯兰世界陷入内讧，无暇或无力对其围堵。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曾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企图肢解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上述肢解过程完成后，以色列将被“小而平静的国家”包围。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温和与激进阵营内斗加剧，尤其沙特等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将矛头对准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反美国家，使相关国家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因掣肘减少，在地区事务中日趋张扬。21世纪以来，以色列已在阿拉伯世界发动三场战争,造成黎巴嫩和加沙地区上万人口伤亡，上百万人口流离失所，直接造成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以色列还关闭阿克萨清真寺、拆毁被认为参与恐怖袭击嫌疑人住所、数次批准新建犹太人定居点、枪杀巴勒斯坦政府部长。欧盟外交高级代表莫格里尼称，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令人担忧”。
当前沙特与伊朗“鹬蚌相争”，使以色列更加“渔翁得利”。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因巴勒斯坦问题不共戴天，现在沙特为遏制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越走越近。不管是否承认，沙特与以色列事实上已经达成战略默契。例如，伊核问题上，以色列曾密谋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沙特则承诺为以色列开放领空;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沙特出钱出武器，以色列则提供情报，并数度对叙境内军事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这次沙特主导空袭胡塞武装，以色列不仅提供情报支持，还直接派战机轰炸。沙特与以色列结盟，将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世界对巴以问题将更加软弱无力，以色列在中东地缘环境更加改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此外，沙特与伊朗火并、内耗，还使美俄等军火供应国大获其利。中东地区动荡持续，尤其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对峙加剧，导致中东国家对先进武器需求激增。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字显示，2005年以来，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增长57%。其中，伊拉克增长286%，阿联酋增长135%，巴林增长l26%，沙特为ll2%。2014年沙特阿拉伯武器装备采购额达到8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则是这些国家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伊朗为加强自身防卫，也明显加大了向俄罗斯军购步伐。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29号决议，禁止各国向伊朗出口坦克、战斗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装备。2015年4月13日，普京宣布解除向伊朗供应S—300防空导弹的禁令。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呼之欲出。
前景展望
中东一向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和塑造地区格局。沙特与伊朗两国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由此决定了双方博弈看似激烈，实则在可控范围之内。以当前也门冲突为例。沙特尽管持续空袭胡塞武装，但不轻易派地面部队，贸然扩大战端，原因就是沙特军队战斗力不强。据报道，得知沙特政府即将对也门发动地面进攻消息，仅5月3日当天就有4000名士兵“开小差”，累计超过1万名沙特士兵从各战斗营和国民卫队中逃跑。而伊朗由于与也门并未直接接壤，加之伊朗在中东盟友不多，因此面对沙特空袭也门，伊朗未敢盲动，除了谴责沙特侵略行径，就是强调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伊朗外长扎里夫还提出“四点和平计划”。换句话说，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更像当年美苏“冷战”，冲突更多是一种“低烈度冲突”，而不会演变为不断升级的“新三十年战争”。“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沙特与伊朗只有“化剑为犁”，强化地区合作，才能使中东摆脱动荡与危机，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 http://mil.huanqiu.com/strategysituation/2015-12/8187970.html2015年以来，也门危机持续升温，尤其2015年3月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意味着也门危机已由内部冲突升格为地区冲突。这场危机是沙特与伊朗间的“代理人战争”，是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新冷战”的最新标本。总体看，沙特与伊朗的地区争夺，对地区格局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沙特与伊朗崛起成为“新常态”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多极并存且相互制衡，由此使地区格局维持脆弱平衡的状态。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有政治生态被打破，地区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在海湾地区，伊朗与沙特“双雄并起”成为最显著特征。
一、伊朗地区崛起态势日趋明显 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该国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具备相当的工业能力，综合实力在中东位列前茅。这些年来，尽管美国长期对伊朗采取孤立、制裁和军事恐吓，使伊朗潜力和影响力得不到发挥，但伊朗逆势崛起态势仍十分明显。
一是地缘环境不断改善。过去相当长时期，伊朗处在萨达姆政权和塔利班两大敌对政权左右夹击之下，始终难以伸展。但美国2001年打垮塔利班政权，以及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客观上帮助伊朗除掉了两大地区对手，伊朗地区环境大为改善。与此同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动荡不止，尤其伊拉克什叶派得势，使这两国不再是遏制伊朗的前沿哨所，相反，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构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为伊朗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缓冲地带”。这种局面是当年霍梅尼大肆“输出革命”都未能实现的长久梦想。
二是阿拉伯世界的相对衰落凸显伊朗“被崛起”态势。近几十年，阿拉伯世界的衰落趋势日趋明显。1991年海湾战争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深度分裂;2003年伊拉克战争颠覆“中东枭雄”萨达姆政权;2011年中东剧变促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更替，尤其号称“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埃及短短三年内两易政权，政治经济均元气大伤。相较而言，伊朗政体稳固，综合国力较强，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条件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凭借丰富的资源和雄心勃勃的国际战略，伊朗有能力、也有意愿在中东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是美战略收缩为伊朗提供更大腾挪空间。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战略重心日趋转向亚太，其在中东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如降低反恐调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用“化武换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等。这些收缩举措意味着美国遏制伊朗的意愿和能力越来越弱，由此为伊朗“填补空白”、扩大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空间。事实上，自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等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日趋扩大。而美伊2015年4月2日就伊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使伊朗外部环境日趋改善。
四是“伊斯兰国”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伊朗的地区重要性。一方面，“伊斯兰国”兴起导致地区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伊核问题一直被西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视为地区安全最大威胁，并借此不断对伊朗进行围堵和制裁。但当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使反恐日趋成为地区最紧迫任务，西方和地区国家的关注重点被迫从向伊朗施压转向打击“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伊朗在反恐中的重要性凸显。伊朗拥有80万军队，装备和战斗力远超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不愿派出地面部队情况下，伊朗在地区反恐中的分量日渐吃重。美国国务卿克里公开称，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二、沙特俨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代言人”
沙特同样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其综合国力主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石油出口。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石油日产量近千万桶，并拥有l50—450万桶/日的剩余产能。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沙特主动发起“油价战”，导致油价暴跌，沉重打击俄罗斯、伊朗等强硬国家，凸显沙特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分量。二是“宗教立国”。早在建国前，沙特王室就与瓦哈比派结成联盟，沙特国王一直以“两大圣寺监护者”自居，将伊斯兰教视为对外扩大影响的最大软实力。尤其是2015年1月萨勒曼继任国王后，马上免除相对开明的苏莱曼宗教事务部长之职，同时将以保守著称的瓦哈比派学者赞福任命为伊玛目大学校长，显示出继续强化宗教影响力的趋势。三是沙美关系。早在二战末期，沙美就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战略盟友关系。近些年，双方因战略方向相悖(沙特支持宗教极端势力，美推行反恐、“民主改造”)，经济互需下降(美国谋求“能源独立”增强，从沙特进口原油比例下降，沙美“能源换安全”根基动摇)，以及美中东战略收缩迫使沙特另寻“靠山”。双方关系日趋疏远。但深层看，沙美战略互需仍是主导面。从沙特看，沙特政体落后，经不起“颜色革命”的折腾，同时军事孱弱，无力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蔓延，以及伊朗地区扩张(如支持胡塞武装在也门夺权)，中东越乱，沙特越离不开美国的保护。加之萨勒曼国王，其所属的苏德里系一向与美国关系最“铁”。从美国看，美国需要沙特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以维持美元霸权;同时沙特大量购买美国军火，使巨额资金回流美国，有助于美国经济发展;尤其在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需更加倚重沙特等地区盟友。2015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奥巴马总统亲率超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葬礼，足见美国对美沙关系的重视。有上述三大支柱支撑，沙特一直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
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执政多年的强人政权纷纷倒台，包括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卡扎菲、也门萨利赫等。但这些国家的政治重建均不顺利，很多国家的政局动荡至今仍未停歇，根本无暇顾及、参与地区事务。相较而言，沙特等海湾国家凭借“钞票换平安”，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经济发展稳定，“金元外交”对埃及等急需资金的转型国家吸引力加大。沙特逐渐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事实上，正是近几年来，沙特外交政策做派开始明显转向，由过去稳健低调的风格，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地区“新冷战”加剧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沙特与伊朗均为海湾大国，而且都想充当海湾霸主，因此双方关系一直不算和睦。巴列维统治时期，沙特与伊朗同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柱，协调面大于斗争面。但l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由世俗君主制变成“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反对君主政体，在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同时将美国视为“大撒旦”，由此与奉行传统君主制、保守亲美的沙特矛盾日趋尖锐化。当然，双方关系也不是一味对抗。2007年3月，伊朗总统内贾德曾访问沙特，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专门赴机场欢迎，媒体也将两国形容为“兄弟般的国家”。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力主推翻巴沙尔政府，伊朗则力挺巴沙尔，双方关系改善的势头极大受挫。此后，随着沙特与伊朗在各自阵营中的地位提升，双方矛盾面日趋凸显。尤其在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背景下，两国自主竞争意识增强，博弈和较量日趋激烈。这主要表现在几大领域：
一是安全领域。伊朗争当地区大国，积极加紧尖端武器研发和制造，并不断推进核计划，力求自主掌握核技术。尽管伊朗一再声称其核计划是和平利用核能，但沙特对此高度戒备，始终担心伊朗借机发展核武，不断呼吁西方国家加强对伊核问题的围堵。2014年12月9日，沙特等海湾国家宣布成立共同的海军部队，并在沙特组建联合军事指挥部，其将与海合会在巴林的海军指挥部，以及位于沙特的空军指挥部协同行动，目的就是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威胁。
二是地缘政治争夺。沙特与伊朗都缺乏取得压倒对方的足够实力，因此双方在中东地区争夺，更多是将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作为博弈战场，即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代理人战争”。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也门内部逊尼、什叶两大教派分立，使之成为沙特与伊朗博弈的重要舞台之一。伊朗一直将也门视为颠覆沙特的战场和“后院”，将也门毗邻红海的港口视为伊朗扩大军事存在的主要依托。如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伊朗将在通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敏感水域获得重要立足点，其锋芒不仅指向地区对手沙特、埃及和海湾国家，还指向以色列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沙特与也门有着长达l5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且两国联姻现象普遍(沙特前王储穆克林的母亲就是也门人)，因此也门政局对沙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沙特打击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就是为了打破伊朗的包围圈。因此，也门危机看似是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实则是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战争”。
三是油价战。沙特与伊朗均为油气储量丰富的大国，但能源政策大相径庭，沙特石油储量世界第一，且人口相对较少，从长远利益出发，沙特政策相对温和，主张“增产降价”;但伊朗人口众多，为实现工业化、提高民生水平，一直主张“限产保价”。据报道，当前伊朗只有在油价达到每桶l35—140美元才能实现财政平衡，因此伊朗亟需保持高油价以维持国内生计。但沙特偏要反其道行之。2014年6月以来，沙特凭借7500亿美元外汇，以及第一产油国地位，主动发起价格战，促使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最高115美元/桶，狂跌至50美元/桶以下。沙特发起价格战，固然有打击页岩气产业、保持能源市场份额考虑，但削弱伊朗也是重要动因之一。
四是舆论战。伊朗作为什叶派/波斯国家，在中东处境总体较为孤立，因此伊朗在谋求地区霸权时，格外强调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战。伊朗在与沙特进行地区博弈时，基本策略是谴责沙特在重大地区问题上与美国和以色列沆瀣一气，借以谋求普通沙特民众支持，制衡沙特政府的反伊行动。伊朗媒体也频频指责沙特。2014年9月6日，伊朗报纸Kayhan发文，谴责沙特家族借伊斯兰之名获得统治合法性，称沙特王室是穆斯林的敌人，并已到垮台之时。为反击伊朗的软权力攻势，沙特媒体“以牙还牙”，将伊朗描绘为“外人”(什叶派/波斯人)，借以将伊朗的影响推回去。2014年l0月20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公开称，在中东地区，“伊朗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沙特高官还曾派特使与俄谈判，以采购俄石油换取俄中止对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支持。
总体看，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无处不在，几乎在中东所有热点问题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有学者指出：“理解中东地区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发挥主导作用的冷战态势。”
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沙特与伊朗间的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地区格局产生巨大外溢效应。概括地说，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地区矛盾更加复杂难解。伊斯兰教自创始之初就出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野，但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地区主要矛盾。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地区原有地区体系日趋动摇，部族、教派矛盾日渐复苏。而沙特与伊朗分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的主要代表：沙特长期与瓦哈比教派结盟，沙特国王也以“两大圣地监护者”和伊斯兰世界领袖自居;伊朗信仰什叶派，l979年革命后又实行“教法学家统治”，并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因此，当前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明显带有教派冲突色彩。有分析指出，冷战时期，中东曾出现“阿拉伯冷战”，即世俗共和制国家与传统君主国间的对峙。当前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更多是以教派划线，而不是以政治划线。
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中东各国政治撕裂加剧、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在伊拉克，伊朗力挺该国什叶派政党和领导人，伊拉克多数什叶派政要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朗派遣精锐部队入境助阵，黎巴嫩真主党也宣称将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发动五倍于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沙特则竭力扶植伊拉克的逊尼派势力。自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沙特成为伊拉克逊尼派的保护者，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撑，该国逊尼派领导人也追随沙特立场。在叙利亚，自2011年陷入动荡后，叙利亚便成为两大教派矛盾激化的“交汇点”和“辐射源”：巴沙尔政权得到伊朗等什叶派力量力挺，真主党也派兵帮助巴沙尔政权。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大马士革日趋呈现“什叶化”倾向;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即使“伊斯兰国”兴起壮大后，沙特和土耳其等仍将“巴沙尔下台”作为优先目标。在黎巴嫩，伊朗一直将“真主党”视为战略依托，为其提供大量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沙特等则支持该国的逊尼派力量。在叙利亚危机升温后，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巴沙尔”，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激化。
中东国家教派矛盾升温，使中东原有“游戏规则”被打乱，地区秩序更加混乱。长期以来，“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一直是阿拉伯国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禁忌。如果说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开启了“兄弟阋于墙”先河的话，那么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上述禁忌一再被打破：卡塔尔和阿联酋出动战机参与“围殴”卡扎菲政府的军事进攻;沙特等海湾国家资助逊尼派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2015年3月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共同打击同为阿拉伯人的胡塞武装。对此，逊尼派教徒(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则清一色地支持沙特。在教派矛盾不甚明显的科威特，不愿支持这场战争的什叶派公民受到攻击，忠诚度受到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场军事干预的活动家遭到逮捕。在巴林，国会议员起草立法，宣布“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主要是什叶派人士)若批评这场军事行动将被视为犯法。在伊拉克，什叶派为主的“全国联盟”等反对沙特的军事行动，逊尼派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联盟”等则支持沙特，并在2015年3月29日议会表决时，否决了什叶派联盟提出的谴责沙特的决议。“这场战争不仅有效地激化了伊拉克的教派主义，而且激化了整个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这种不祥预兆表明，在中东原有权力格局日趋瓦解之后，教派矛盾正取代民族国家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之一。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更难化解。
其次，诸多“局外人”从中渔利。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无论是直接参与冲突的沙特与伊朗，还是受到殃及的弱势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受害者。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反而是那些过去不被中东主流政治接受的“局外人”，则成为这场内斗的最大受益者。
一是极端恐怖势力乘机作乱。中东剧变后，中东日趋由转型变成乱局，各种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滋生，并连地成片：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黎凡特地区的“伊斯兰国”、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这其中，“伊斯兰国”后来居上，取代“基地”组织成为中东极端恐怖组织的“领头羊”。目前，“伊斯兰国”已得到“阿尔及利亚哈里发战士”、车臣反叛武装“迁徙者支持军”、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效忠，以及印尼“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阿布萨耶夫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几十个极端恐怖组织的支持。反恐日趋成为中东国家最紧迫的任务。
然而，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地区博弈，导致相关国家内部政治撕裂乃至动荡失序，政策优先目标频频偏离反恐的主航道，拿不出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从而使“伊斯兰国”等日趋肆虐。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
二是以色列“渔翁得利”。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因此最希望的，就是中东伊斯兰世界陷入内讧，无暇或无力对其围堵。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曾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企图肢解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上述肢解过程完成后，以色列将被“小而平静的国家”包围。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温和与激进阵营内斗加剧，尤其沙特等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将矛头对准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反美国家，使相关国家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因掣肘减少，在地区事务中日趋张扬。21世纪以来，以色列已在阿拉伯世界发动三场战争,造成黎巴嫩和加沙地区上万人口伤亡，上百万人口流离失所，直接造成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以色列还关闭阿克萨清真寺、拆毁被认为参与恐怖袭击嫌疑人住所、数次批准新建犹太人定居点、枪杀巴勒斯坦政府部长。欧盟外交高级代表莫格里尼称，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令人担忧”。
当前沙特与伊朗“鹬蚌相争”，使以色列更加“渔翁得利”。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因巴勒斯坦问题不共戴天，现在沙特为遏制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越走越近。不管是否承认，沙特与以色列事实上已经达成战略默契。例如，伊核问题上，以色列曾密谋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沙特则承诺为以色列开放领空;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沙特出钱出武器，以色列则提供情报，并数度对叙境内军事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这次沙特主导空袭胡塞武装，以色列不仅提供情报支持，还直接派战机轰炸。沙特与以色列结盟，将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世界对巴以问题将更加软弱无力，以色列在中东地缘环境更加改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此外，沙特与伊朗火并、内耗，还使美俄等军火供应国大获其利。中东地区动荡持续，尤其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对峙加剧，导致中东国家对先进武器需求激增。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字显示，2005年以来，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增长57%。其中，伊拉克增长286%，阿联酋增长135%，巴林增长l26%，沙特为ll2%。2014年沙特阿拉伯武器装备采购额达到8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则是这些国家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伊朗为加强自身防卫，也明显加大了向俄罗斯军购步伐。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29号决议，禁止各国向伊朗出口坦克、战斗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装备。2015年4月13日，普京宣布解除向伊朗供应S—300防空导弹的禁令。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呼之欲出。
前景展望
中东一向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和塑造地区格局。沙特与伊朗两国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由此决定了双方博弈看似激烈，实则在可控范围之内。以当前也门冲突为例。沙特尽管持续空袭胡塞武装，但不轻易派地面部队，贸然扩大战端，原因就是沙特军队战斗力不强。据报道，得知沙特政府即将对也门发动地面进攻消息，仅5月3日当天就有4000名士兵“开小差”，累计超过1万名沙特士兵从各战斗营和国民卫队中逃跑。而伊朗由于与也门并未直接接壤，加之伊朗在中东盟友不多，因此面对沙特空袭也门，伊朗未敢盲动，除了谴责沙特侵略行径，就是强调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伊朗外长扎里夫还提出“四点和平计划”。换句话说，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更像当年美苏“冷战”，冲突更多是一种“低烈度冲突”，而不会演变为不断升级的“新三十年战争”。“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沙特与伊朗只有“化剑为犁”，强化地区合作，才能使中东摆脱动荡与危机，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 http://mil.huanqiu.com/strategysituation/2015-12/8187970.html
沙特与伊朗崛起成为“新常态”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多极并存且相互制衡，由此使地区格局维持脆弱平衡的状态。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有政治生态被打破，地区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在海湾地区，伊朗与沙特“双雄并起”成为最显著特征。
一、伊朗地区崛起态势日趋明显 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该国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具备相当的工业能力，综合实力在中东位列前茅。这些年来，尽管美国长期对伊朗采取孤立、制裁和军事恐吓，使伊朗潜力和影响力得不到发挥，但伊朗逆势崛起态势仍十分明显。
一是地缘环境不断改善。过去相当长时期，伊朗处在萨达姆政权和塔利班两大敌对政权左右夹击之下，始终难以伸展。但美国2001年打垮塔利班政权，以及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客观上帮助伊朗除掉了两大地区对手，伊朗地区环境大为改善。与此同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动荡不止，尤其伊拉克什叶派得势，使这两国不再是遏制伊朗的前沿哨所，相反，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构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为伊朗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缓冲地带”。这种局面是当年霍梅尼大肆“输出革命”都未能实现的长久梦想。
二是阿拉伯世界的相对衰落凸显伊朗“被崛起”态势。近几十年，阿拉伯世界的衰落趋势日趋明显。1991年海湾战争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深度分裂;2003年伊拉克战争颠覆“中东枭雄”萨达姆政权;2011年中东剧变促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更替，尤其号称“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埃及短短三年内两易政权，政治经济均元气大伤。相较而言，伊朗政体稳固，综合国力较强，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条件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凭借丰富的资源和雄心勃勃的国际战略，伊朗有能力、也有意愿在中东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是美战略收缩为伊朗提供更大腾挪空间。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战略重心日趋转向亚太，其在中东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如降低反恐调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用“化武换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等。这些收缩举措意味着美国遏制伊朗的意愿和能力越来越弱，由此为伊朗“填补空白”、扩大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空间。事实上，自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等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日趋扩大。而美伊2015年4月2日就伊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使伊朗外部环境日趋改善。
四是“伊斯兰国”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伊朗的地区重要性。一方面，“伊斯兰国”兴起导致地区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伊核问题一直被西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视为地区安全最大威胁，并借此不断对伊朗进行围堵和制裁。但当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使反恐日趋成为地区最紧迫任务，西方和地区国家的关注重点被迫从向伊朗施压转向打击“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伊朗在反恐中的重要性凸显。伊朗拥有80万军队，装备和战斗力远超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不愿派出地面部队情况下，伊朗在地区反恐中的分量日渐吃重。美国国务卿克里公开称，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二、沙特俨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代言人”
沙特同样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其综合国力主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石油出口。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石油日产量近千万桶，并拥有l50—450万桶/日的剩余产能。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沙特主动发起“油价战”，导致油价暴跌，沉重打击俄罗斯、伊朗等强硬国家，凸显沙特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分量。二是“宗教立国”。早在建国前，沙特王室就与瓦哈比派结成联盟，沙特国王一直以“两大圣寺监护者”自居，将伊斯兰教视为对外扩大影响的最大软实力。尤其是2015年1月萨勒曼继任国王后，马上免除相对开明的苏莱曼宗教事务部长之职，同时将以保守著称的瓦哈比派学者赞福任命为伊玛目大学校长，显示出继续强化宗教影响力的趋势。三是沙美关系。早在二战末期，沙美就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战略盟友关系。近些年，双方因战略方向相悖(沙特支持宗教极端势力，美推行反恐、“民主改造”)，经济互需下降(美国谋求“能源独立”增强，从沙特进口原油比例下降，沙美“能源换安全”根基动摇)，以及美中东战略收缩迫使沙特另寻“靠山”。双方关系日趋疏远。但深层看，沙美战略互需仍是主导面。从沙特看，沙特政体落后，经不起“颜色革命”的折腾，同时军事孱弱，无力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蔓延，以及伊朗地区扩张(如支持胡塞武装在也门夺权)，中东越乱，沙特越离不开美国的保护。加之萨勒曼国王，其所属的苏德里系一向与美国关系最“铁”。从美国看，美国需要沙特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以维持美元霸权;同时沙特大量购买美国军火，使巨额资金回流美国，有助于美国经济发展;尤其在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需更加倚重沙特等地区盟友。2015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奥巴马总统亲率超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葬礼，足见美国对美沙关系的重视。有上述三大支柱支撑，沙特一直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
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执政多年的强人政权纷纷倒台，包括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卡扎菲、也门萨利赫等。但这些国家的政治重建均不顺利，很多国家的政局动荡至今仍未停歇，根本无暇顾及、参与地区事务。相较而言，沙特等海湾国家凭借“钞票换平安”，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经济发展稳定，“金元外交”对埃及等急需资金的转型国家吸引力加大。沙特逐渐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事实上，正是近几年来，沙特外交政策做派开始明显转向，由过去稳健低调的风格，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地区“新冷战”加剧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沙特与伊朗均为海湾大国，而且都想充当海湾霸主，因此双方关系一直不算和睦。巴列维统治时期，沙特与伊朗同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柱，协调面大于斗争面。但l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由世俗君主制变成“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反对君主政体，在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同时将美国视为“大撒旦”，由此与奉行传统君主制、保守亲美的沙特矛盾日趋尖锐化。当然，双方关系也不是一味对抗。2007年3月，伊朗总统内贾德曾访问沙特，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专门赴机场欢迎，媒体也将两国形容为“兄弟般的国家”。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力主推翻巴沙尔政府，伊朗则力挺巴沙尔，双方关系改善的势头极大受挫。此后，随着沙特与伊朗在各自阵营中的地位提升，双方矛盾面日趋凸显。尤其在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背景下，两国自主竞争意识增强，博弈和较量日趋激烈。这主要表现在几大领域：
一是安全领域。伊朗争当地区大国，积极加紧尖端武器研发和制造，并不断推进核计划，力求自主掌握核技术。尽管伊朗一再声称其核计划是和平利用核能，但沙特对此高度戒备，始终担心伊朗借机发展核武，不断呼吁西方国家加强对伊核问题的围堵。2014年12月9日，沙特等海湾国家宣布成立共同的海军部队，并在沙特组建联合军事指挥部，其将与海合会在巴林的海军指挥部，以及位于沙特的空军指挥部协同行动，目的就是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威胁。
二是地缘政治争夺。沙特与伊朗都缺乏取得压倒对方的足够实力，因此双方在中东地区争夺，更多是将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作为博弈战场，即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代理人战争”。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也门内部逊尼、什叶两大教派分立，使之成为沙特与伊朗博弈的重要舞台之一。伊朗一直将也门视为颠覆沙特的战场和“后院”，将也门毗邻红海的港口视为伊朗扩大军事存在的主要依托。如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伊朗将在通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敏感水域获得重要立足点，其锋芒不仅指向地区对手沙特、埃及和海湾国家，还指向以色列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沙特与也门有着长达l5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且两国联姻现象普遍(沙特前王储穆克林的母亲就是也门人)，因此也门政局对沙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沙特打击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就是为了打破伊朗的包围圈。因此，也门危机看似是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实则是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战争”。
三是油价战。沙特与伊朗均为油气储量丰富的大国，但能源政策大相径庭，沙特石油储量世界第一，且人口相对较少，从长远利益出发，沙特政策相对温和，主张“增产降价”;但伊朗人口众多，为实现工业化、提高民生水平，一直主张“限产保价”。据报道，当前伊朗只有在油价达到每桶l35—140美元才能实现财政平衡，因此伊朗亟需保持高油价以维持国内生计。但沙特偏要反其道行之。2014年6月以来，沙特凭借7500亿美元外汇，以及第一产油国地位，主动发起价格战，促使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最高115美元/桶，狂跌至50美元/桶以下。沙特发起价格战，固然有打击页岩气产业、保持能源市场份额考虑，但削弱伊朗也是重要动因之一。
四是舆论战。伊朗作为什叶派/波斯国家，在中东处境总体较为孤立，因此伊朗在谋求地区霸权时，格外强调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战。伊朗在与沙特进行地区博弈时，基本策略是谴责沙特在重大地区问题上与美国和以色列沆瀣一气，借以谋求普通沙特民众支持，制衡沙特政府的反伊行动。伊朗媒体也频频指责沙特。2014年9月6日，伊朗报纸Kayhan发文，谴责沙特家族借伊斯兰之名获得统治合法性，称沙特王室是穆斯林的敌人，并已到垮台之时。为反击伊朗的软权力攻势，沙特媒体“以牙还牙”，将伊朗描绘为“外人”(什叶派/波斯人)，借以将伊朗的影响推回去。2014年l0月20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公开称，在中东地区，“伊朗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沙特高官还曾派特使与俄谈判，以采购俄石油换取俄中止对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支持。
总体看，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无处不在，几乎在中东所有热点问题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有学者指出：“理解中东地区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发挥主导作用的冷战态势。”
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沙特与伊朗间的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地区格局产生巨大外溢效应。概括地说，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地区矛盾更加复杂难解。伊斯兰教自创始之初就出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野，但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地区主要矛盾。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地区原有地区体系日趋动摇，部族、教派矛盾日渐复苏。而沙特与伊朗分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的主要代表：沙特长期与瓦哈比教派结盟，沙特国王也以“两大圣地监护者”和伊斯兰世界领袖自居;伊朗信仰什叶派，l979年革命后又实行“教法学家统治”，并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因此，当前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明显带有教派冲突色彩。有分析指出，冷战时期，中东曾出现“阿拉伯冷战”，即世俗共和制国家与传统君主国间的对峙。当前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更多是以教派划线，而不是以政治划线。
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中东各国政治撕裂加剧、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在伊拉克，伊朗力挺该国什叶派政党和领导人，伊拉克多数什叶派政要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朗派遣精锐部队入境助阵，黎巴嫩真主党也宣称将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发动五倍于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沙特则竭力扶植伊拉克的逊尼派势力。自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沙特成为伊拉克逊尼派的保护者，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撑，该国逊尼派领导人也追随沙特立场。在叙利亚，自2011年陷入动荡后，叙利亚便成为两大教派矛盾激化的“交汇点”和“辐射源”：巴沙尔政权得到伊朗等什叶派力量力挺，真主党也派兵帮助巴沙尔政权。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大马士革日趋呈现“什叶化”倾向;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即使“伊斯兰国”兴起壮大后，沙特和土耳其等仍将“巴沙尔下台”作为优先目标。在黎巴嫩，伊朗一直将“真主党”视为战略依托，为其提供大量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沙特等则支持该国的逊尼派力量。在叙利亚危机升温后，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巴沙尔”，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激化。
中东国家教派矛盾升温，使中东原有“游戏规则”被打乱，地区秩序更加混乱。长期以来，“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一直是阿拉伯国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禁忌。如果说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开启了“兄弟阋于墙”先河的话，那么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上述禁忌一再被打破：卡塔尔和阿联酋出动战机参与“围殴”卡扎菲政府的军事进攻;沙特等海湾国家资助逊尼派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2015年3月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共同打击同为阿拉伯人的胡塞武装。对此，逊尼派教徒(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则清一色地支持沙特。在教派矛盾不甚明显的科威特，不愿支持这场战争的什叶派公民受到攻击，忠诚度受到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场军事干预的活动家遭到逮捕。在巴林，国会议员起草立法，宣布“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主要是什叶派人士)若批评这场军事行动将被视为犯法。在伊拉克，什叶派为主的“全国联盟”等反对沙特的军事行动，逊尼派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联盟”等则支持沙特，并在2015年3月29日议会表决时，否决了什叶派联盟提出的谴责沙特的决议。“这场战争不仅有效地激化了伊拉克的教派主义，而且激化了整个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这种不祥预兆表明，在中东原有权力格局日趋瓦解之后，教派矛盾正取代民族国家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之一。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更难化解。
其次，诸多“局外人”从中渔利。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无论是直接参与冲突的沙特与伊朗，还是受到殃及的弱势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受害者。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反而是那些过去不被中东主流政治接受的“局外人”，则成为这场内斗的最大受益者。
一是极端恐怖势力乘机作乱。中东剧变后，中东日趋由转型变成乱局，各种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滋生，并连地成片：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黎凡特地区的“伊斯兰国”、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这其中，“伊斯兰国”后来居上，取代“基地”组织成为中东极端恐怖组织的“领头羊”。目前，“伊斯兰国”已得到“阿尔及利亚哈里发战士”、车臣反叛武装“迁徙者支持军”、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效忠，以及印尼“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阿布萨耶夫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几十个极端恐怖组织的支持。反恐日趋成为中东国家最紧迫的任务。
然而，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地区博弈，导致相关国家内部政治撕裂乃至动荡失序，政策优先目标频频偏离反恐的主航道，拿不出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从而使“伊斯兰国”等日趋肆虐。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
二是以色列“渔翁得利”。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因此最希望的，就是中东伊斯兰世界陷入内讧，无暇或无力对其围堵。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曾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企图肢解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上述肢解过程完成后，以色列将被“小而平静的国家”包围。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温和与激进阵营内斗加剧，尤其沙特等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将矛头对准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反美国家，使相关国家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因掣肘减少，在地区事务中日趋张扬。21世纪以来，以色列已在阿拉伯世界发动三场战争,造成黎巴嫩和加沙地区上万人口伤亡，上百万人口流离失所，直接造成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以色列还关闭阿克萨清真寺、拆毁被认为参与恐怖袭击嫌疑人住所、数次批准新建犹太人定居点、枪杀巴勒斯坦政府部长。欧盟外交高级代表莫格里尼称，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令人担忧”。
当前沙特与伊朗“鹬蚌相争”，使以色列更加“渔翁得利”。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因巴勒斯坦问题不共戴天，现在沙特为遏制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越走越近。不管是否承认，沙特与以色列事实上已经达成战略默契。例如，伊核问题上，以色列曾密谋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沙特则承诺为以色列开放领空;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沙特出钱出武器，以色列则提供情报，并数度对叙境内军事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这次沙特主导空袭胡塞武装，以色列不仅提供情报支持，还直接派战机轰炸。沙特与以色列结盟，将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世界对巴以问题将更加软弱无力，以色列在中东地缘环境更加改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此外，沙特与伊朗火并、内耗，还使美俄等军火供应国大获其利。中东地区动荡持续，尤其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对峙加剧，导致中东国家对先进武器需求激增。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字显示，2005年以来，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增长57%。其中，伊拉克增长286%，阿联酋增长135%，巴林增长l26%，沙特为ll2%。2014年沙特阿拉伯武器装备采购额达到8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则是这些国家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伊朗为加强自身防卫，也明显加大了向俄罗斯军购步伐。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29号决议，禁止各国向伊朗出口坦克、战斗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装备。2015年4月13日，普京宣布解除向伊朗供应S—300防空导弹的禁令。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呼之欲出。
前景展望
中东一向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和塑造地区格局。沙特与伊朗两国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由此决定了双方博弈看似激烈，实则在可控范围之内。以当前也门冲突为例。沙特尽管持续空袭胡塞武装，但不轻易派地面部队，贸然扩大战端，原因就是沙特军队战斗力不强。据报道，得知沙特政府即将对也门发动地面进攻消息，仅5月3日当天就有4000名士兵“开小差”，累计超过1万名沙特士兵从各战斗营和国民卫队中逃跑。而伊朗由于与也门并未直接接壤，加之伊朗在中东盟友不多，因此面对沙特空袭也门，伊朗未敢盲动，除了谴责沙特侵略行径，就是强调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伊朗外长扎里夫还提出“四点和平计划”。换句话说，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更像当年美苏“冷战”，冲突更多是一种“低烈度冲突”，而不会演变为不断升级的“新三十年战争”。“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沙特与伊朗只有“化剑为犁”，强化地区合作，才能使中东摆脱动荡与危机，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 http://mil.huanqiu.com/strategysituation/2015-12/8187970.html2015年以来，也门危机持续升温，尤其2015年3月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意味着也门危机已由内部冲突升格为地区冲突。这场危机是沙特与伊朗间的“代理人战争”，是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新冷战”的最新标本。总体看，沙特与伊朗的地区争夺，对地区格局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沙特与伊朗崛起成为“新常态”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多极并存且相互制衡，由此使地区格局维持脆弱平衡的状态。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有政治生态被打破，地区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在海湾地区，伊朗与沙特“双雄并起”成为最显著特征。
一、伊朗地区崛起态势日趋明显 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该国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具备相当的工业能力，综合实力在中东位列前茅。这些年来，尽管美国长期对伊朗采取孤立、制裁和军事恐吓，使伊朗潜力和影响力得不到发挥，但伊朗逆势崛起态势仍十分明显。
一是地缘环境不断改善。过去相当长时期，伊朗处在萨达姆政权和塔利班两大敌对政权左右夹击之下，始终难以伸展。但美国2001年打垮塔利班政权，以及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客观上帮助伊朗除掉了两大地区对手，伊朗地区环境大为改善。与此同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动荡不止，尤其伊拉克什叶派得势，使这两国不再是遏制伊朗的前沿哨所，相反，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构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为伊朗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缓冲地带”。这种局面是当年霍梅尼大肆“输出革命”都未能实现的长久梦想。
二是阿拉伯世界的相对衰落凸显伊朗“被崛起”态势。近几十年，阿拉伯世界的衰落趋势日趋明显。1991年海湾战争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深度分裂;2003年伊拉克战争颠覆“中东枭雄”萨达姆政权;2011年中东剧变促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更替，尤其号称“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埃及短短三年内两易政权，政治经济均元气大伤。相较而言，伊朗政体稳固，综合国力较强，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条件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凭借丰富的资源和雄心勃勃的国际战略，伊朗有能力、也有意愿在中东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是美战略收缩为伊朗提供更大腾挪空间。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战略重心日趋转向亚太，其在中东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如降低反恐调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用“化武换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等。这些收缩举措意味着美国遏制伊朗的意愿和能力越来越弱，由此为伊朗“填补空白”、扩大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空间。事实上，自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等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日趋扩大。而美伊2015年4月2日就伊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使伊朗外部环境日趋改善。
四是“伊斯兰国”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伊朗的地区重要性。一方面，“伊斯兰国”兴起导致地区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伊核问题一直被西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视为地区安全最大威胁，并借此不断对伊朗进行围堵和制裁。但当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使反恐日趋成为地区最紧迫任务，西方和地区国家的关注重点被迫从向伊朗施压转向打击“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伊朗在反恐中的重要性凸显。伊朗拥有80万军队，装备和战斗力远超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不愿派出地面部队情况下，伊朗在地区反恐中的分量日渐吃重。美国国务卿克里公开称，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
二、沙特俨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代言人”
沙特同样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其综合国力主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石油出口。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石油日产量近千万桶，并拥有l50—450万桶/日的剩余产能。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沙特主动发起“油价战”，导致油价暴跌，沉重打击俄罗斯、伊朗等强硬国家，凸显沙特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分量。二是“宗教立国”。早在建国前，沙特王室就与瓦哈比派结成联盟，沙特国王一直以“两大圣寺监护者”自居，将伊斯兰教视为对外扩大影响的最大软实力。尤其是2015年1月萨勒曼继任国王后，马上免除相对开明的苏莱曼宗教事务部长之职，同时将以保守著称的瓦哈比派学者赞福任命为伊玛目大学校长，显示出继续强化宗教影响力的趋势。三是沙美关系。早在二战末期，沙美就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战略盟友关系。近些年，双方因战略方向相悖(沙特支持宗教极端势力，美推行反恐、“民主改造”)，经济互需下降(美国谋求“能源独立”增强，从沙特进口原油比例下降，沙美“能源换安全”根基动摇)，以及美中东战略收缩迫使沙特另寻“靠山”。双方关系日趋疏远。但深层看，沙美战略互需仍是主导面。从沙特看，沙特政体落后，经不起“颜色革命”的折腾，同时军事孱弱，无力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蔓延，以及伊朗地区扩张(如支持胡塞武装在也门夺权)，中东越乱，沙特越离不开美国的保护。加之萨勒曼国王，其所属的苏德里系一向与美国关系最“铁”。从美国看，美国需要沙特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以维持美元霸权;同时沙特大量购买美国军火，使巨额资金回流美国，有助于美国经济发展;尤其在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需更加倚重沙特等地区盟友。2015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奥巴马总统亲率超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葬礼，足见美国对美沙关系的重视。有上述三大支柱支撑，沙特一直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
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执政多年的强人政权纷纷倒台，包括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卡扎菲、也门萨利赫等。但这些国家的政治重建均不顺利，很多国家的政局动荡至今仍未停歇，根本无暇顾及、参与地区事务。相较而言，沙特等海湾国家凭借“钞票换平安”，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经济发展稳定，“金元外交”对埃及等急需资金的转型国家吸引力加大。沙特逐渐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事实上，正是近几年来，沙特外交政策做派开始明显转向，由过去稳健低调的风格，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地区“新冷战”加剧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沙特与伊朗均为海湾大国，而且都想充当海湾霸主，因此双方关系一直不算和睦。巴列维统治时期，沙特与伊朗同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柱，协调面大于斗争面。但l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由世俗君主制变成“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反对君主政体，在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同时将美国视为“大撒旦”，由此与奉行传统君主制、保守亲美的沙特矛盾日趋尖锐化。当然，双方关系也不是一味对抗。2007年3月，伊朗总统内贾德曾访问沙特，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专门赴机场欢迎，媒体也将两国形容为“兄弟般的国家”。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力主推翻巴沙尔政府，伊朗则力挺巴沙尔，双方关系改善的势头极大受挫。此后，随着沙特与伊朗在各自阵营中的地位提升，双方矛盾面日趋凸显。尤其在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背景下，两国自主竞争意识增强，博弈和较量日趋激烈。这主要表现在几大领域：
一是安全领域。伊朗争当地区大国，积极加紧尖端武器研发和制造，并不断推进核计划，力求自主掌握核技术。尽管伊朗一再声称其核计划是和平利用核能，但沙特对此高度戒备，始终担心伊朗借机发展核武，不断呼吁西方国家加强对伊核问题的围堵。2014年12月9日，沙特等海湾国家宣布成立共同的海军部队，并在沙特组建联合军事指挥部，其将与海合会在巴林的海军指挥部，以及位于沙特的空军指挥部协同行动，目的就是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威胁。
二是地缘政治争夺。沙特与伊朗都缺乏取得压倒对方的足够实力，因此双方在中东地区争夺，更多是将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作为博弈战场，即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代理人战争”。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也门内部逊尼、什叶两大教派分立，使之成为沙特与伊朗博弈的重要舞台之一。伊朗一直将也门视为颠覆沙特的战场和“后院”，将也门毗邻红海的港口视为伊朗扩大军事存在的主要依托。如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伊朗将在通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敏感水域获得重要立足点，其锋芒不仅指向地区对手沙特、埃及和海湾国家，还指向以色列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沙特与也门有着长达l5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且两国联姻现象普遍(沙特前王储穆克林的母亲就是也门人)，因此也门政局对沙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沙特打击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就是为了打破伊朗的包围圈。因此，也门危机看似是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实则是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战争”。
三是油价战。沙特与伊朗均为油气储量丰富的大国，但能源政策大相径庭，沙特石油储量世界第一，且人口相对较少，从长远利益出发，沙特政策相对温和，主张“增产降价”;但伊朗人口众多，为实现工业化、提高民生水平，一直主张“限产保价”。据报道，当前伊朗只有在油价达到每桶l35—140美元才能实现财政平衡，因此伊朗亟需保持高油价以维持国内生计。但沙特偏要反其道行之。2014年6月以来，沙特凭借7500亿美元外汇，以及第一产油国地位，主动发起价格战，促使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最高115美元/桶，狂跌至50美元/桶以下。沙特发起价格战，固然有打击页岩气产业、保持能源市场份额考虑，但削弱伊朗也是重要动因之一。
四是舆论战。伊朗作为什叶派/波斯国家，在中东处境总体较为孤立，因此伊朗在谋求地区霸权时，格外强调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战。伊朗在与沙特进行地区博弈时，基本策略是谴责沙特在重大地区问题上与美国和以色列沆瀣一气，借以谋求普通沙特民众支持，制衡沙特政府的反伊行动。伊朗媒体也频频指责沙特。2014年9月6日，伊朗报纸Kayhan发文，谴责沙特家族借伊斯兰之名获得统治合法性，称沙特王室是穆斯林的敌人，并已到垮台之时。为反击伊朗的软权力攻势，沙特媒体“以牙还牙”，将伊朗描绘为“外人”(什叶派/波斯人)，借以将伊朗的影响推回去。2014年l0月20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公开称，在中东地区，“伊朗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沙特高官还曾派特使与俄谈判，以采购俄石油换取俄中止对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支持。
总体看，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无处不在，几乎在中东所有热点问题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有学者指出：“理解中东地区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发挥主导作用的冷战态势。”
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沙特与伊朗间的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地区格局产生巨大外溢效应。概括地说，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地区矛盾更加复杂难解。伊斯兰教自创始之初就出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野，但过去相当长时期内，这一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地区主要矛盾。但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地区原有地区体系日趋动摇，部族、教派矛盾日渐复苏。而沙特与伊朗分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的主要代表：沙特长期与瓦哈比教派结盟，沙特国王也以“两大圣地监护者”和伊斯兰世界领袖自居;伊朗信仰什叶派，l979年革命后又实行“教法学家统治”，并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因此，当前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明显带有教派冲突色彩。有分析指出，冷战时期，中东曾出现“阿拉伯冷战”，即世俗共和制国家与传统君主国间的对峙。当前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新冷战”，更多是以教派划线，而不是以政治划线。
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中东各国政治撕裂加剧、教派矛盾日趋升温。在伊拉克，伊朗力挺该国什叶派政党和领导人，伊拉克多数什叶派政要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朗派遣精锐部队入境助阵，黎巴嫩真主党也宣称将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发动五倍于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沙特则竭力扶植伊拉克的逊尼派势力。自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沙特成为伊拉克逊尼派的保护者，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撑，该国逊尼派领导人也追随沙特立场。在叙利亚，自2011年陷入动荡后，叙利亚便成为两大教派矛盾激化的“交汇点”和“辐射源”：巴沙尔政权得到伊朗等什叶派力量力挺，真主党也派兵帮助巴沙尔政权。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大马士革日趋呈现“什叶化”倾向;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即使“伊斯兰国”兴起壮大后，沙特和土耳其等仍将“巴沙尔下台”作为优先目标。在黎巴嫩，伊朗一直将“真主党”视为战略依托，为其提供大量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沙特等则支持该国的逊尼派力量。在叙利亚危机升温后，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巴沙尔”，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激化。
中东国家教派矛盾升温，使中东原有“游戏规则”被打乱，地区秩序更加混乱。长期以来，“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一直是阿拉伯国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禁忌。如果说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开启了“兄弟阋于墙”先河的话，那么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上述禁忌一再被打破：卡塔尔和阿联酋出动战机参与“围殴”卡扎菲政府的军事进攻;沙特等海湾国家资助逊尼派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2015年3月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共同打击同为阿拉伯人的胡塞武装。对此，逊尼派教徒(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则清一色地支持沙特。在教派矛盾不甚明显的科威特，不愿支持这场战争的什叶派公民受到攻击，忠诚度受到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场军事干预的活动家遭到逮捕。在巴林，国会议员起草立法，宣布“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主要是什叶派人士)若批评这场军事行动将被视为犯法。在伊拉克，什叶派为主的“全国联盟”等反对沙特的军事行动，逊尼派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联盟”等则支持沙特，并在2015年3月29日议会表决时，否决了什叶派联盟提出的谴责沙特的决议。“这场战争不仅有效地激化了伊拉克的教派主义，而且激化了整个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这种不祥预兆表明，在中东原有权力格局日趋瓦解之后，教派矛盾正取代民族国家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之一。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更难化解。
其次，诸多“局外人”从中渔利。沙特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无论是直接参与冲突的沙特与伊朗，还是受到殃及的弱势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受害者。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反而是那些过去不被中东主流政治接受的“局外人”，则成为这场内斗的最大受益者。
一是极端恐怖势力乘机作乱。中东剧变后，中东日趋由转型变成乱局，各种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滋生，并连地成片：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黎凡特地区的“伊斯兰国”、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这其中，“伊斯兰国”后来居上，取代“基地”组织成为中东极端恐怖组织的“领头羊”。目前，“伊斯兰国”已得到“阿尔及利亚哈里发战士”、车臣反叛武装“迁徙者支持军”、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效忠，以及印尼“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阿布萨耶夫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几十个极端恐怖组织的支持。反恐日趋成为中东国家最紧迫的任务。
然而，沙特与伊朗无处不在的地区博弈，导致相关国家内部政治撕裂乃至动荡失序，政策优先目标频频偏离反恐的主航道，拿不出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从而使“伊斯兰国”等日趋肆虐。也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
二是以色列“渔翁得利”。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因此最希望的，就是中东伊斯兰世界陷入内讧，无暇或无力对其围堵。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曾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企图肢解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上述肢解过程完成后，以色列将被“小而平静的国家”包围。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温和与激进阵营内斗加剧，尤其沙特等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将矛头对准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反美国家，使相关国家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因掣肘减少，在地区事务中日趋张扬。21世纪以来，以色列已在阿拉伯世界发动三场战争,造成黎巴嫩和加沙地区上万人口伤亡，上百万人口流离失所，直接造成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以色列还关闭阿克萨清真寺、拆毁被认为参与恐怖袭击嫌疑人住所、数次批准新建犹太人定居点、枪杀巴勒斯坦政府部长。欧盟外交高级代表莫格里尼称，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令人担忧”。
当前沙特与伊朗“鹬蚌相争”，使以色列更加“渔翁得利”。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因巴勒斯坦问题不共戴天，现在沙特为遏制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越走越近。不管是否承认，沙特与以色列事实上已经达成战略默契。例如，伊核问题上，以色列曾密谋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沙特则承诺为以色列开放领空;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沙特出钱出武器，以色列则提供情报，并数度对叙境内军事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这次沙特主导空袭胡塞武装，以色列不仅提供情报支持，还直接派战机轰炸。沙特与以色列结盟，将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世界对巴以问题将更加软弱无力，以色列在中东地缘环境更加改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此外，沙特与伊朗火并、内耗，还使美俄等军火供应国大获其利。中东地区动荡持续，尤其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对峙加剧，导致中东国家对先进武器需求激增。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字显示，2005年以来，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增长57%。其中，伊拉克增长286%，阿联酋增长135%，巴林增长l26%，沙特为ll2%。2014年沙特阿拉伯武器装备采购额达到8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则是这些国家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伊朗为加强自身防卫，也明显加大了向俄罗斯军购步伐。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29号决议，禁止各国向伊朗出口坦克、战斗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装备。2015年4月13日，普京宣布解除向伊朗供应S—300防空导弹的禁令。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呼之欲出。
前景展望
中东一向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和塑造地区格局。沙特与伊朗两国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由此决定了双方博弈看似激烈，实则在可控范围之内。以当前也门冲突为例。沙特尽管持续空袭胡塞武装，但不轻易派地面部队，贸然扩大战端，原因就是沙特军队战斗力不强。据报道，得知沙特政府即将对也门发动地面进攻消息，仅5月3日当天就有4000名士兵“开小差”，累计超过1万名沙特士兵从各战斗营和国民卫队中逃跑。而伊朗由于与也门并未直接接壤，加之伊朗在中东盟友不多，因此面对沙特空袭也门，伊朗未敢盲动，除了谴责沙特侵略行径，就是强调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伊朗外长扎里夫还提出“四点和平计划”。换句话说，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更像当年美苏“冷战”，冲突更多是一种“低烈度冲突”，而不会演变为不断升级的“新三十年战争”。“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沙特与伊朗只有“化剑为犁”，强化地区合作，才能使中东摆脱动荡与危机，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 http://mil.huanqiu.com/strategysituation/2015-12/8187970.html
明明已经是热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