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资本市场》：房改之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1:32:30
策划 王建茹 主笔 仲志远
资料整理 刘文君 本刊记者联合报道
策划人语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不仅因为有无泡沫的争论，更因为房子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必需生活要素。
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始于1998年前后遍布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从那时开始，沿袭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代之以“货币化”的住房福利。作为19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公有单位职工福利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子项，房改牵动乃至改变了数千万家庭的生存状态；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城市改造加快这些伴随经济增长的居民福利显而易见，但普通城市居民面对住房问题的沉重压力也伴随城市房价的节节上升而与日俱增。
今年相继有官员和学者对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提出了“失败”或“基本不成功”的论断，那么房改呢？作为触及人口最多、必然发生也是最早发生的个人福利需求，“望房兴叹”已经是身边越来越多人的心头之痛。由此，《资本市场》追问，我们的房改也失败了吗？
在短短一月中，《资本市场》记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重点城市，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作为划分，北京、上海、深圳、济南、西安、重庆等六城市成为我们的重点采访地区，寻访和叩问当地普通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态成为我们考量房改的人文源起。
年龄在20～40岁之间，收入在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靠工薪收入生活的普通城市白领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因为他们是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状况最接近真实的城市生态，他们固有的谋生方式也最缺乏张力和弹性，也正因此，他们在面对住房问题时的无望也最需要政策救赎。如果白领都买不起房子，更何况同样普遍的中低收入人群呢？
本刊记者 王建茹
现状篇
房改濒临失败？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安得广厦千万间？”——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怎样听来都不是调侃，特别是对于面对住房问题亲身感受过无望无奈的人群。
“放号的前几天就有人在售楼处旁边搭起了帐篷”，排队排了两天两夜才拿到一个房号的老吴向《资本市场》记者回忆道。时隔数月之久，他依然记忆犹新。在那两天两夜里，“就像1976年唐山地震露宿街头一样”，60多岁的他全靠老伴来回送饭、轮流替换，除了上厕所之外，雷打不动地坚守在售楼处门口，直到拿到房号为止。
2005年6月12日，星期日，天气炎热。北京市昌平区的天通苑开始放号。北苑三区61号综合服务楼前挤满了来自北京各区的人们。每平方米售价2650元的经济适用房现房只有3000多套，蜂拥而至的人们因为排队而使场面一度几乎失控，保安与武警都拉过来了，这才未酿成事故。
同样疯狂的场面在2004年8月北京市区的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项目就已出现过了。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适用房的售价相对低廉。对于那些收入相对较低的人们来说，房价高涨的商品房也许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也难以动摇其执著如一的决心。
几次经济适用房的放号勾起了人们物资紧缺年代的回忆，如同置身于1988年通货膨胀时的抢购风潮；而实际上，经济适用房项目中暗藏的玄机早已被人们熟悉。三环新城项目的放号就只从第163号开始，前面的162号早已留给了那些已交定金但未选房的神秘客户。至于那162位购房者的信息则已成为无从追究的秘密。
缘何一房难求？
目前城镇居民获得家庭住房的途径一般有二：一是商品房，二是廉租房。虽然至今仍然可以在少数福利较好的机关单位找到福利分房的踪迹，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个人寻找房源只能求助于社会。
“这几年，我国每年供应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住房投资只占总投资的6%左右，覆盖面为7%。这样低的覆盖面，差距过大，很难抓到核心问题”。2005年8月16日，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包宗华先生向记者表示。作为隶属于国家建设部的一个研究机构负责人，“我特别容易被外界误以为是代表官方说话，几天前就被部里领导点名批评，禁止接受媒体的采访；而且就连我们部属的《中国房地产报》与《中国建设报》我也没有给过他们采访的机会，”包宗华先生来电向记者解释其拒绝接受面谈的原由。很显然，投向经济适用房的资金过少正是内地城镇居民住房困窘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济适用房最早见之于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文件提出建立解决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系和高收入人群的商品房供应体系。直到1998年，北京市才开始建设最早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回龙观文化居住区。2000年5月，回龙观一期开盘。
经济适用房最初的意图就是解决中低收入百姓的住房问题。其土地的供应原则上是行政划拨的。虽然各级地方政府明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必须给予扶持的廉租房，但在实际的销售中却极力渲染，认为其同样也具有商品房的性质，“经济适用房应该是一种政策性的商品房，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福利，但也不是完全放开市场的商品房”。
2002年11月17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制定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第一次决定对经济适用房实行浮动房价，以“基准价格”取代“最高限价”。北京市房管部门在转发这一通知时，对浮动幅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按住房楼层、朝向上下浮动，其幅度不得超过基准价格的3%，200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2003年后通过审批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将全部实行基准价，可以在3%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自此开始有了小幅微涨。3%的浮动幅度就已经使单套房子猛然多出了两三万元。很自然，政府一旦认为经济适用房有商品房的特性，那么，开发商们就会希望它的脚步能够向市场步步逼近。
“浮动幅度定在3%，应该就是为了保证相对的公平，”北京市房管局的一位退休官员在其回忆时向记者说道。但是，恰恰是因为房价有了浮动幅度，开发商就乘机给自己的关系户更多优惠，而把成本摊到了其他购房者的身上；透明度缺乏之时，本来的公平原则就遭到了唾弃。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博弈最早是始于地价的：政府方面希望土地能够有一定的升值，碍于房改政策而不敢造次，但实际上其土地的划拨一开始就没有做到无偿提供，所以对房地产商在房价的浮动幅度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实上，自2003年迄今，北京市基本上没有新增经济适用房项目，而僧多粥少的现房在放号之时就人满为患实在毫不奇怪。
濒临危机边缘?
“国务院1998年发出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即23号文）就明确规定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含有一定住房社会保障的经济适用住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 8月16日，曾经参与23号文件初稿起草的包宗华先生在给记者的电话里重申了他论文中的政策依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房改从“包揽过多”到“市场化、商品化”，“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放开的合适尺度，因而很容易出现该管的事没有管起来的问题。”地方政府该管的事而没能管起来，房改多年来出现的诸多住房问题因此频仍爆发。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内地高等收入者比重很小，而中低收入者要占总户数的85%以上”，包宗华先生提供的这一数据深有内涵。“我国这些年的住房建设，只对经济适用住房提出过户型控制（实际上许多经济适用住房也建成了大户型），而且，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只占住房总投资的6%，而商品房（含30%左右由单位自建而不上市场销售的住宅）所占比重却高达94%，”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控制商品房的户型和卖价，导致这些年来大户型、高房价住宅成风。据2004年有些城市的不完全统计，新建住房中，大多数是15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住宅，有的城市的大户型住宅占总数85%以上。（政府方面）没有抓好‘核心’”，包宗华先生提供的官方数据虽然较为隐晦，但入木三分，甚至一针见血。近几年城镇居民购房陷入了怎样一个困境？一向号称国有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囤积到了以商品房开发为己任的房地产商的手中。
“2004年，内地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超过了15倍，远远超过1997年的香港，严重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在这些城市的住房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一边是收入水平极低的普通市民，他们已经失去购买住房的能力；一边是高收入群体，他们当中没有购房的已经很少，这些群体只有投资购房甚至投机炒房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与郭建波先生在其给记者的论文中如是说。“这样的二元结构市场是极度危险的”。
“房改到了今天，几乎可以说已经失败，或者说，房改正行进在失败的边缘；我们很清楚现实已经如此，但不便于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名金融学者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记者这样表白。
二元结构
“住宅的价格上涨太快,不少城市的一般老百姓已经买不起住房”，尹中立说，“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住房短缺，那么，只要增加住房供给，市场就会自然恢复平静；而事实并非如此，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政府必须积极干预住房市场。”
001年至今，中国内地城市的房地产行业连续四年高速激增，无论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事件。“应该说，住房政策的改革导致了住房需求的集中释放。1998年以后，新住房政策的目标是将城市的住房消费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变。政策的导向是，明确提出要把房地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把住宅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刺激着住宅产业的爆增”，尹中立说，“城市化和房改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使住房市场出现超常规的繁荣，如果国家不实行强有力的调控，就会导致一些大城市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典型的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富人投资或投机，而穷人则无力问津”,尹中立说,“就目前住房市场的现状而言，一个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大国，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应该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
房地产商何为？
“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2004年7月，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从易宪容的一篇千把字的经济评论中脱颖而出，抛向社会之后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内地各大城市商品房价格的急剧爆涨，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两个抨击房地产业的学者名声大噪。一个是易宪容，一个就是尹中立。
2005年1月，易宪容再度按捺不住，撰文激烈抨击“房地产暴利是地方政府对财富的掠夺”；3月，他又撰文指出，“遏制房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4月，他提醒社会各界：警惕房产商个人利益误导经济；6月，他再一次警告说，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是6月，他更直截了当预言：“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否则，国内房地产价格要得到稳定、房地产投资过热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
易宪容觉得，民众特别容易被房地产商的蛊惑与渲染所误导，他建议民众持币观望，不要盲目购房。“只有你不理会他们，它就牛气不了多久，房价就要急遽下跌。”
“房地产商有百分之八九十是白手起家的。凭着自己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弄到土地之后再到银行抵押贷款”，他说。而据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名教师2002年所做的数据统计显示，房地产商的自有资金在其整个开发项目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至多不过12%，商业银行给予房地产商与城镇居民的贷款总额已逾70%之多，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限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这被学者们称之为国家启动宏观调控的一个显著标志。策划 王建茹 主笔 仲志远
资料整理 刘文君 本刊记者联合报道
策划人语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不仅因为有无泡沫的争论，更因为房子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必需生活要素。
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始于1998年前后遍布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从那时开始，沿袭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代之以“货币化”的住房福利。作为19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公有单位职工福利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子项，房改牵动乃至改变了数千万家庭的生存状态；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城市改造加快这些伴随经济增长的居民福利显而易见，但普通城市居民面对住房问题的沉重压力也伴随城市房价的节节上升而与日俱增。
今年相继有官员和学者对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提出了“失败”或“基本不成功”的论断，那么房改呢？作为触及人口最多、必然发生也是最早发生的个人福利需求，“望房兴叹”已经是身边越来越多人的心头之痛。由此，《资本市场》追问，我们的房改也失败了吗？
在短短一月中，《资本市场》记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重点城市，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作为划分，北京、上海、深圳、济南、西安、重庆等六城市成为我们的重点采访地区，寻访和叩问当地普通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态成为我们考量房改的人文源起。
年龄在20～40岁之间，收入在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靠工薪收入生活的普通城市白领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因为他们是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状况最接近真实的城市生态，他们固有的谋生方式也最缺乏张力和弹性，也正因此，他们在面对住房问题时的无望也最需要政策救赎。如果白领都买不起房子，更何况同样普遍的中低收入人群呢？
本刊记者 王建茹
现状篇
房改濒临失败？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安得广厦千万间？”——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怎样听来都不是调侃，特别是对于面对住房问题亲身感受过无望无奈的人群。
“放号的前几天就有人在售楼处旁边搭起了帐篷”，排队排了两天两夜才拿到一个房号的老吴向《资本市场》记者回忆道。时隔数月之久，他依然记忆犹新。在那两天两夜里，“就像1976年唐山地震露宿街头一样”，60多岁的他全靠老伴来回送饭、轮流替换，除了上厕所之外，雷打不动地坚守在售楼处门口，直到拿到房号为止。
2005年6月12日，星期日，天气炎热。北京市昌平区的天通苑开始放号。北苑三区61号综合服务楼前挤满了来自北京各区的人们。每平方米售价2650元的经济适用房现房只有3000多套，蜂拥而至的人们因为排队而使场面一度几乎失控，保安与武警都拉过来了，这才未酿成事故。
同样疯狂的场面在2004年8月北京市区的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项目就已出现过了。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适用房的售价相对低廉。对于那些收入相对较低的人们来说，房价高涨的商品房也许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也难以动摇其执著如一的决心。
几次经济适用房的放号勾起了人们物资紧缺年代的回忆，如同置身于1988年通货膨胀时的抢购风潮；而实际上，经济适用房项目中暗藏的玄机早已被人们熟悉。三环新城项目的放号就只从第163号开始，前面的162号早已留给了那些已交定金但未选房的神秘客户。至于那162位购房者的信息则已成为无从追究的秘密。
缘何一房难求？
目前城镇居民获得家庭住房的途径一般有二：一是商品房，二是廉租房。虽然至今仍然可以在少数福利较好的机关单位找到福利分房的踪迹，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个人寻找房源只能求助于社会。
“这几年，我国每年供应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住房投资只占总投资的6%左右，覆盖面为7%。这样低的覆盖面，差距过大，很难抓到核心问题”。2005年8月16日，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包宗华先生向记者表示。作为隶属于国家建设部的一个研究机构负责人，“我特别容易被外界误以为是代表官方说话，几天前就被部里领导点名批评，禁止接受媒体的采访；而且就连我们部属的《中国房地产报》与《中国建设报》我也没有给过他们采访的机会，”包宗华先生来电向记者解释其拒绝接受面谈的原由。很显然，投向经济适用房的资金过少正是内地城镇居民住房困窘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济适用房最早见之于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文件提出建立解决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系和高收入人群的商品房供应体系。直到1998年，北京市才开始建设最早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回龙观文化居住区。2000年5月，回龙观一期开盘。
经济适用房最初的意图就是解决中低收入百姓的住房问题。其土地的供应原则上是行政划拨的。虽然各级地方政府明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必须给予扶持的廉租房，但在实际的销售中却极力渲染，认为其同样也具有商品房的性质，“经济适用房应该是一种政策性的商品房，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福利，但也不是完全放开市场的商品房”。
2002年11月17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制定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第一次决定对经济适用房实行浮动房价，以“基准价格”取代“最高限价”。北京市房管部门在转发这一通知时，对浮动幅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按住房楼层、朝向上下浮动，其幅度不得超过基准价格的3%，200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2003年后通过审批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将全部实行基准价，可以在3%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自此开始有了小幅微涨。3%的浮动幅度就已经使单套房子猛然多出了两三万元。很自然，政府一旦认为经济适用房有商品房的特性，那么，开发商们就会希望它的脚步能够向市场步步逼近。
“浮动幅度定在3%，应该就是为了保证相对的公平，”北京市房管局的一位退休官员在其回忆时向记者说道。但是，恰恰是因为房价有了浮动幅度，开发商就乘机给自己的关系户更多优惠，而把成本摊到了其他购房者的身上；透明度缺乏之时，本来的公平原则就遭到了唾弃。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博弈最早是始于地价的：政府方面希望土地能够有一定的升值，碍于房改政策而不敢造次，但实际上其土地的划拨一开始就没有做到无偿提供，所以对房地产商在房价的浮动幅度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实上，自2003年迄今，北京市基本上没有新增经济适用房项目，而僧多粥少的现房在放号之时就人满为患实在毫不奇怪。
濒临危机边缘?
“国务院1998年发出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即23号文）就明确规定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含有一定住房社会保障的经济适用住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 8月16日，曾经参与23号文件初稿起草的包宗华先生在给记者的电话里重申了他论文中的政策依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房改从“包揽过多”到“市场化、商品化”，“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放开的合适尺度，因而很容易出现该管的事没有管起来的问题。”地方政府该管的事而没能管起来，房改多年来出现的诸多住房问题因此频仍爆发。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内地高等收入者比重很小，而中低收入者要占总户数的85%以上”，包宗华先生提供的这一数据深有内涵。“我国这些年的住房建设，只对经济适用住房提出过户型控制（实际上许多经济适用住房也建成了大户型），而且，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只占住房总投资的6%，而商品房（含30%左右由单位自建而不上市场销售的住宅）所占比重却高达94%，”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控制商品房的户型和卖价，导致这些年来大户型、高房价住宅成风。据2004年有些城市的不完全统计，新建住房中，大多数是15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住宅，有的城市的大户型住宅占总数85%以上。（政府方面）没有抓好‘核心’”，包宗华先生提供的官方数据虽然较为隐晦，但入木三分，甚至一针见血。近几年城镇居民购房陷入了怎样一个困境？一向号称国有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囤积到了以商品房开发为己任的房地产商的手中。
“2004年，内地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超过了15倍，远远超过1997年的香港，严重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在这些城市的住房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一边是收入水平极低的普通市民，他们已经失去购买住房的能力；一边是高收入群体，他们当中没有购房的已经很少，这些群体只有投资购房甚至投机炒房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与郭建波先生在其给记者的论文中如是说。“这样的二元结构市场是极度危险的”。
“房改到了今天，几乎可以说已经失败，或者说，房改正行进在失败的边缘；我们很清楚现实已经如此，但不便于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名金融学者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记者这样表白。
二元结构
“住宅的价格上涨太快,不少城市的一般老百姓已经买不起住房”，尹中立说，“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住房短缺，那么，只要增加住房供给，市场就会自然恢复平静；而事实并非如此，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政府必须积极干预住房市场。”
001年至今，中国内地城市的房地产行业连续四年高速激增，无论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事件。“应该说，住房政策的改革导致了住房需求的集中释放。1998年以后，新住房政策的目标是将城市的住房消费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变。政策的导向是，明确提出要把房地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把住宅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刺激着住宅产业的爆增”，尹中立说，“城市化和房改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使住房市场出现超常规的繁荣，如果国家不实行强有力的调控，就会导致一些大城市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典型的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富人投资或投机，而穷人则无力问津”,尹中立说,“就目前住房市场的现状而言，一个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大国，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应该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
房地产商何为？
“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2004年7月，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从易宪容的一篇千把字的经济评论中脱颖而出，抛向社会之后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内地各大城市商品房价格的急剧爆涨，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两个抨击房地产业的学者名声大噪。一个是易宪容，一个就是尹中立。
2005年1月，易宪容再度按捺不住，撰文激烈抨击“房地产暴利是地方政府对财富的掠夺”；3月，他又撰文指出，“遏制房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4月，他提醒社会各界：警惕房产商个人利益误导经济；6月，他再一次警告说，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是6月，他更直截了当预言：“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否则，国内房地产价格要得到稳定、房地产投资过热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
易宪容觉得，民众特别容易被房地产商的蛊惑与渲染所误导，他建议民众持币观望，不要盲目购房。“只有你不理会他们，它就牛气不了多久，房价就要急遽下跌。”
“房地产商有百分之八九十是白手起家的。凭着自己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弄到土地之后再到银行抵押贷款”，他说。而据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名教师2002年所做的数据统计显示，房地产商的自有资金在其整个开发项目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至多不过12%，商业银行给予房地产商与城镇居民的贷款总额已逾70%之多，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限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这被学者们称之为国家启动宏观调控的一个显著标志。
资料整理 刘文君 本刊记者联合报道
策划人语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不仅因为有无泡沫的争论，更因为房子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必需生活要素。
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始于1998年前后遍布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从那时开始，沿袭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代之以“货币化”的住房福利。作为19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公有单位职工福利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子项，房改牵动乃至改变了数千万家庭的生存状态；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城市改造加快这些伴随经济增长的居民福利显而易见，但普通城市居民面对住房问题的沉重压力也伴随城市房价的节节上升而与日俱增。
今年相继有官员和学者对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提出了“失败”或“基本不成功”的论断，那么房改呢？作为触及人口最多、必然发生也是最早发生的个人福利需求，“望房兴叹”已经是身边越来越多人的心头之痛。由此，《资本市场》追问，我们的房改也失败了吗？
在短短一月中，《资本市场》记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重点城市，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作为划分，北京、上海、深圳、济南、西安、重庆等六城市成为我们的重点采访地区，寻访和叩问当地普通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态成为我们考量房改的人文源起。
年龄在20～40岁之间，收入在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靠工薪收入生活的普通城市白领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因为他们是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状况最接近真实的城市生态，他们固有的谋生方式也最缺乏张力和弹性，也正因此，他们在面对住房问题时的无望也最需要政策救赎。如果白领都买不起房子，更何况同样普遍的中低收入人群呢？
本刊记者 王建茹
现状篇
房改濒临失败？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安得广厦千万间？”——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怎样听来都不是调侃，特别是对于面对住房问题亲身感受过无望无奈的人群。
“放号的前几天就有人在售楼处旁边搭起了帐篷”，排队排了两天两夜才拿到一个房号的老吴向《资本市场》记者回忆道。时隔数月之久，他依然记忆犹新。在那两天两夜里，“就像1976年唐山地震露宿街头一样”，60多岁的他全靠老伴来回送饭、轮流替换，除了上厕所之外，雷打不动地坚守在售楼处门口，直到拿到房号为止。
2005年6月12日，星期日，天气炎热。北京市昌平区的天通苑开始放号。北苑三区61号综合服务楼前挤满了来自北京各区的人们。每平方米售价2650元的经济适用房现房只有3000多套，蜂拥而至的人们因为排队而使场面一度几乎失控，保安与武警都拉过来了，这才未酿成事故。
同样疯狂的场面在2004年8月北京市区的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项目就已出现过了。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适用房的售价相对低廉。对于那些收入相对较低的人们来说，房价高涨的商品房也许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也难以动摇其执著如一的决心。
几次经济适用房的放号勾起了人们物资紧缺年代的回忆，如同置身于1988年通货膨胀时的抢购风潮；而实际上，经济适用房项目中暗藏的玄机早已被人们熟悉。三环新城项目的放号就只从第163号开始，前面的162号早已留给了那些已交定金但未选房的神秘客户。至于那162位购房者的信息则已成为无从追究的秘密。
缘何一房难求？
目前城镇居民获得家庭住房的途径一般有二：一是商品房，二是廉租房。虽然至今仍然可以在少数福利较好的机关单位找到福利分房的踪迹，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个人寻找房源只能求助于社会。
“这几年，我国每年供应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住房投资只占总投资的6%左右，覆盖面为7%。这样低的覆盖面，差距过大，很难抓到核心问题”。2005年8月16日，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包宗华先生向记者表示。作为隶属于国家建设部的一个研究机构负责人，“我特别容易被外界误以为是代表官方说话，几天前就被部里领导点名批评，禁止接受媒体的采访；而且就连我们部属的《中国房地产报》与《中国建设报》我也没有给过他们采访的机会，”包宗华先生来电向记者解释其拒绝接受面谈的原由。很显然，投向经济适用房的资金过少正是内地城镇居民住房困窘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济适用房最早见之于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文件提出建立解决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系和高收入人群的商品房供应体系。直到1998年，北京市才开始建设最早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回龙观文化居住区。2000年5月，回龙观一期开盘。
经济适用房最初的意图就是解决中低收入百姓的住房问题。其土地的供应原则上是行政划拨的。虽然各级地方政府明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必须给予扶持的廉租房，但在实际的销售中却极力渲染，认为其同样也具有商品房的性质，“经济适用房应该是一种政策性的商品房，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福利，但也不是完全放开市场的商品房”。
2002年11月17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制定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第一次决定对经济适用房实行浮动房价，以“基准价格”取代“最高限价”。北京市房管部门在转发这一通知时，对浮动幅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按住房楼层、朝向上下浮动，其幅度不得超过基准价格的3%，200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2003年后通过审批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将全部实行基准价，可以在3%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自此开始有了小幅微涨。3%的浮动幅度就已经使单套房子猛然多出了两三万元。很自然，政府一旦认为经济适用房有商品房的特性，那么，开发商们就会希望它的脚步能够向市场步步逼近。
“浮动幅度定在3%，应该就是为了保证相对的公平，”北京市房管局的一位退休官员在其回忆时向记者说道。但是，恰恰是因为房价有了浮动幅度，开发商就乘机给自己的关系户更多优惠，而把成本摊到了其他购房者的身上；透明度缺乏之时，本来的公平原则就遭到了唾弃。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博弈最早是始于地价的：政府方面希望土地能够有一定的升值，碍于房改政策而不敢造次，但实际上其土地的划拨一开始就没有做到无偿提供，所以对房地产商在房价的浮动幅度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实上，自2003年迄今，北京市基本上没有新增经济适用房项目，而僧多粥少的现房在放号之时就人满为患实在毫不奇怪。
濒临危机边缘?
“国务院1998年发出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即23号文）就明确规定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含有一定住房社会保障的经济适用住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 8月16日，曾经参与23号文件初稿起草的包宗华先生在给记者的电话里重申了他论文中的政策依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房改从“包揽过多”到“市场化、商品化”，“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放开的合适尺度，因而很容易出现该管的事没有管起来的问题。”地方政府该管的事而没能管起来，房改多年来出现的诸多住房问题因此频仍爆发。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内地高等收入者比重很小，而中低收入者要占总户数的85%以上”，包宗华先生提供的这一数据深有内涵。“我国这些年的住房建设，只对经济适用住房提出过户型控制（实际上许多经济适用住房也建成了大户型），而且，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只占住房总投资的6%，而商品房（含30%左右由单位自建而不上市场销售的住宅）所占比重却高达94%，”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控制商品房的户型和卖价，导致这些年来大户型、高房价住宅成风。据2004年有些城市的不完全统计，新建住房中，大多数是15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住宅，有的城市的大户型住宅占总数85%以上。（政府方面）没有抓好‘核心’”，包宗华先生提供的官方数据虽然较为隐晦，但入木三分，甚至一针见血。近几年城镇居民购房陷入了怎样一个困境？一向号称国有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囤积到了以商品房开发为己任的房地产商的手中。
“2004年，内地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超过了15倍，远远超过1997年的香港，严重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在这些城市的住房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一边是收入水平极低的普通市民，他们已经失去购买住房的能力；一边是高收入群体，他们当中没有购房的已经很少，这些群体只有投资购房甚至投机炒房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与郭建波先生在其给记者的论文中如是说。“这样的二元结构市场是极度危险的”。
“房改到了今天，几乎可以说已经失败，或者说，房改正行进在失败的边缘；我们很清楚现实已经如此，但不便于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名金融学者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记者这样表白。
二元结构
“住宅的价格上涨太快,不少城市的一般老百姓已经买不起住房”，尹中立说，“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住房短缺，那么，只要增加住房供给，市场就会自然恢复平静；而事实并非如此，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政府必须积极干预住房市场。”
001年至今，中国内地城市的房地产行业连续四年高速激增，无论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事件。“应该说，住房政策的改革导致了住房需求的集中释放。1998年以后，新住房政策的目标是将城市的住房消费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变。政策的导向是，明确提出要把房地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把住宅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刺激着住宅产业的爆增”，尹中立说，“城市化和房改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使住房市场出现超常规的繁荣，如果国家不实行强有力的调控，就会导致一些大城市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典型的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富人投资或投机，而穷人则无力问津”,尹中立说,“就目前住房市场的现状而言，一个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大国，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应该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
房地产商何为？
“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2004年7月，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从易宪容的一篇千把字的经济评论中脱颖而出，抛向社会之后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内地各大城市商品房价格的急剧爆涨，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两个抨击房地产业的学者名声大噪。一个是易宪容，一个就是尹中立。
2005年1月，易宪容再度按捺不住，撰文激烈抨击“房地产暴利是地方政府对财富的掠夺”；3月，他又撰文指出，“遏制房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4月，他提醒社会各界：警惕房产商个人利益误导经济；6月，他再一次警告说，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是6月，他更直截了当预言：“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否则，国内房地产价格要得到稳定、房地产投资过热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
易宪容觉得，民众特别容易被房地产商的蛊惑与渲染所误导，他建议民众持币观望，不要盲目购房。“只有你不理会他们，它就牛气不了多久，房价就要急遽下跌。”
“房地产商有百分之八九十是白手起家的。凭着自己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弄到土地之后再到银行抵押贷款”，他说。而据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名教师2002年所做的数据统计显示，房地产商的自有资金在其整个开发项目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至多不过12%，商业银行给予房地产商与城镇居民的贷款总额已逾70%之多，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限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这被学者们称之为国家启动宏观调控的一个显著标志。策划 王建茹 主笔 仲志远
资料整理 刘文君 本刊记者联合报道
策划人语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不仅因为有无泡沫的争论，更因为房子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必需生活要素。
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始于1998年前后遍布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从那时开始，沿袭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代之以“货币化”的住房福利。作为19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公有单位职工福利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子项，房改牵动乃至改变了数千万家庭的生存状态；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城市改造加快这些伴随经济增长的居民福利显而易见，但普通城市居民面对住房问题的沉重压力也伴随城市房价的节节上升而与日俱增。
今年相继有官员和学者对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提出了“失败”或“基本不成功”的论断，那么房改呢？作为触及人口最多、必然发生也是最早发生的个人福利需求，“望房兴叹”已经是身边越来越多人的心头之痛。由此，《资本市场》追问，我们的房改也失败了吗？
在短短一月中，《资本市场》记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重点城市，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作为划分，北京、上海、深圳、济南、西安、重庆等六城市成为我们的重点采访地区，寻访和叩问当地普通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态成为我们考量房改的人文源起。
年龄在20～40岁之间，收入在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靠工薪收入生活的普通城市白领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因为他们是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状况最接近真实的城市生态，他们固有的谋生方式也最缺乏张力和弹性，也正因此，他们在面对住房问题时的无望也最需要政策救赎。如果白领都买不起房子，更何况同样普遍的中低收入人群呢？
本刊记者 王建茹
现状篇
房改濒临失败？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
“安得广厦千万间？”——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怎样听来都不是调侃，特别是对于面对住房问题亲身感受过无望无奈的人群。
“放号的前几天就有人在售楼处旁边搭起了帐篷”，排队排了两天两夜才拿到一个房号的老吴向《资本市场》记者回忆道。时隔数月之久，他依然记忆犹新。在那两天两夜里，“就像1976年唐山地震露宿街头一样”，60多岁的他全靠老伴来回送饭、轮流替换，除了上厕所之外，雷打不动地坚守在售楼处门口，直到拿到房号为止。
2005年6月12日，星期日，天气炎热。北京市昌平区的天通苑开始放号。北苑三区61号综合服务楼前挤满了来自北京各区的人们。每平方米售价2650元的经济适用房现房只有3000多套，蜂拥而至的人们因为排队而使场面一度几乎失控，保安与武警都拉过来了，这才未酿成事故。
同样疯狂的场面在2004年8月北京市区的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项目就已出现过了。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适用房的售价相对低廉。对于那些收入相对较低的人们来说，房价高涨的商品房也许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也难以动摇其执著如一的决心。
几次经济适用房的放号勾起了人们物资紧缺年代的回忆，如同置身于1988年通货膨胀时的抢购风潮；而实际上，经济适用房项目中暗藏的玄机早已被人们熟悉。三环新城项目的放号就只从第163号开始，前面的162号早已留给了那些已交定金但未选房的神秘客户。至于那162位购房者的信息则已成为无从追究的秘密。
缘何一房难求？
目前城镇居民获得家庭住房的途径一般有二：一是商品房，二是廉租房。虽然至今仍然可以在少数福利较好的机关单位找到福利分房的踪迹，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个人寻找房源只能求助于社会。
“这几年，我国每年供应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住房投资只占总投资的6%左右，覆盖面为7%。这样低的覆盖面，差距过大，很难抓到核心问题”。2005年8月16日，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包宗华先生向记者表示。作为隶属于国家建设部的一个研究机构负责人，“我特别容易被外界误以为是代表官方说话，几天前就被部里领导点名批评，禁止接受媒体的采访；而且就连我们部属的《中国房地产报》与《中国建设报》我也没有给过他们采访的机会，”包宗华先生来电向记者解释其拒绝接受面谈的原由。很显然，投向经济适用房的资金过少正是内地城镇居民住房困窘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济适用房最早见之于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文件提出建立解决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系和高收入人群的商品房供应体系。直到1998年，北京市才开始建设最早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回龙观文化居住区。2000年5月，回龙观一期开盘。
经济适用房最初的意图就是解决中低收入百姓的住房问题。其土地的供应原则上是行政划拨的。虽然各级地方政府明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必须给予扶持的廉租房，但在实际的销售中却极力渲染，认为其同样也具有商品房的性质，“经济适用房应该是一种政策性的商品房，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福利，但也不是完全放开市场的商品房”。
2002年11月17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制定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第一次决定对经济适用房实行浮动房价，以“基准价格”取代“最高限价”。北京市房管部门在转发这一通知时，对浮动幅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按住房楼层、朝向上下浮动，其幅度不得超过基准价格的3%，200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2003年后通过审批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将全部实行基准价，可以在3%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自此开始有了小幅微涨。3%的浮动幅度就已经使单套房子猛然多出了两三万元。很自然，政府一旦认为经济适用房有商品房的特性，那么，开发商们就会希望它的脚步能够向市场步步逼近。
“浮动幅度定在3%，应该就是为了保证相对的公平，”北京市房管局的一位退休官员在其回忆时向记者说道。但是，恰恰是因为房价有了浮动幅度，开发商就乘机给自己的关系户更多优惠，而把成本摊到了其他购房者的身上；透明度缺乏之时，本来的公平原则就遭到了唾弃。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博弈最早是始于地价的：政府方面希望土地能够有一定的升值，碍于房改政策而不敢造次，但实际上其土地的划拨一开始就没有做到无偿提供，所以对房地产商在房价的浮动幅度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实上，自2003年迄今，北京市基本上没有新增经济适用房项目，而僧多粥少的现房在放号之时就人满为患实在毫不奇怪。
濒临危机边缘?
“国务院1998年发出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即23号文）就明确规定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含有一定住房社会保障的经济适用住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 8月16日，曾经参与23号文件初稿起草的包宗华先生在给记者的电话里重申了他论文中的政策依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房改从“包揽过多”到“市场化、商品化”，“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放开的合适尺度，因而很容易出现该管的事没有管起来的问题。”地方政府该管的事而没能管起来，房改多年来出现的诸多住房问题因此频仍爆发。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内地高等收入者比重很小，而中低收入者要占总户数的85%以上”，包宗华先生提供的这一数据深有内涵。“我国这些年的住房建设，只对经济适用住房提出过户型控制（实际上许多经济适用住房也建成了大户型），而且，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只占住房总投资的6%，而商品房（含30%左右由单位自建而不上市场销售的住宅）所占比重却高达94%，”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控制商品房的户型和卖价，导致这些年来大户型、高房价住宅成风。据2004年有些城市的不完全统计，新建住房中，大多数是15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住宅，有的城市的大户型住宅占总数85%以上。（政府方面）没有抓好‘核心’”，包宗华先生提供的官方数据虽然较为隐晦，但入木三分，甚至一针见血。近几年城镇居民购房陷入了怎样一个困境？一向号称国有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囤积到了以商品房开发为己任的房地产商的手中。
“2004年，内地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超过了15倍，远远超过1997年的香港，严重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在这些城市的住房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一边是收入水平极低的普通市民，他们已经失去购买住房的能力；一边是高收入群体，他们当中没有购房的已经很少，这些群体只有投资购房甚至投机炒房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与郭建波先生在其给记者的论文中如是说。“这样的二元结构市场是极度危险的”。
“房改到了今天，几乎可以说已经失败，或者说，房改正行进在失败的边缘；我们很清楚现实已经如此，但不便于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名金融学者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记者这样表白。
二元结构
“住宅的价格上涨太快,不少城市的一般老百姓已经买不起住房”，尹中立说，“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住房短缺，那么，只要增加住房供给，市场就会自然恢复平静；而事实并非如此，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政府必须积极干预住房市场。”
001年至今，中国内地城市的房地产行业连续四年高速激增，无论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事件。“应该说，住房政策的改革导致了住房需求的集中释放。1998年以后，新住房政策的目标是将城市的住房消费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变。政策的导向是，明确提出要把房地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把住宅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刺激着住宅产业的爆增”，尹中立说，“城市化和房改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使住房市场出现超常规的繁荣，如果国家不实行强有力的调控，就会导致一些大城市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典型的二元结构已经形成，富人投资或投机，而穷人则无力问津”,尹中立说,“就目前住房市场的现状而言，一个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大国，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应该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
房地产商何为？
“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2004年7月，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从易宪容的一篇千把字的经济评论中脱颖而出，抛向社会之后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内地各大城市商品房价格的急剧爆涨，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两个抨击房地产业的学者名声大噪。一个是易宪容，一个就是尹中立。
2005年1月，易宪容再度按捺不住，撰文激烈抨击“房地产暴利是地方政府对财富的掠夺”；3月，他又撰文指出，“遏制房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4月，他提醒社会各界：警惕房产商个人利益误导经济；6月，他再一次警告说，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是6月，他更直截了当预言：“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否则，国内房地产价格要得到稳定、房地产投资过热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
易宪容觉得，民众特别容易被房地产商的蛊惑与渲染所误导，他建议民众持币观望，不要盲目购房。“只有你不理会他们，它就牛气不了多久，房价就要急遽下跌。”
“房地产商有百分之八九十是白手起家的。凭着自己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弄到土地之后再到银行抵押贷款”，他说。而据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名教师2002年所做的数据统计显示，房地产商的自有资金在其整个开发项目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至多不过12%，商业银行给予房地产商与城镇居民的贷款总额已逾70%之多，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限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这被学者们称之为国家启动宏观调控的一个显著标志。
调查篇
住房梦离我们几步之遥？
——东、中、西部主要城市白领阶层住房现状扫描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刘鹏、胡喜盈、赵大海、魏好勇、阮仁智等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济南、重庆报道
一套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模样的两室一厅住房早已经是李文华（化名）心里筹谋了很久的一个梦想——尽管一点都还不能完全想象它的细节，但家的感觉绝对完美、温馨。尽管女朋友在人前人后非常善解人意，很少在他面前提及这事，但结婚的日期渐渐迫近，他也怏怏不乐，郁闷得很，烟抽得不少，酒量也大增了。
李文华眼下供职在一家中等规模的中俄合资网络技术公司，专门开发游戏软件，是北京地区足以与上海盛大网络（北京）公司抗衡的一支力量。他本人担任技术部主管，基本工资为4500元，加上夜班、出差等各种补贴，每月可以拿到8000元左右的薪水。应该说，拿这一个档次报酬的在北京市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白领职员了，但他的结婚日期迟迟难以确定，尴尬的原因就像他自己多次向朋友们抱怨的那样：新房至今依然没有踪影。
8月7日，记者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再次碰到身材魁梧的李文华，闲聊时特意询问他的婚期是否安排妥当，而他依然是一脸苦笑，“市内和市郊的各个售楼处已经打听了一圈，还没有半点眉目呢”。
和李文华一样急需住房的人群在北京比比皆是。北京人口早已逾越1500万，同病相怜的白领职员又何其多哉！
“三环附近的住房2001年就已经涨到每平方米七八千块了，像我们这栋以集资房名义分配的房子，每平方米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元，还算很幸运”，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就自己所住的109平方米的住所垫付了30多万，与这一地段的同期住房价格相比，至少节省了40万元之多，仅这一点，就让他感慨万端。
据统计，北京200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万元，而同期北京商品房平均售价超过每平方米5000元。这意味着，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其价值相当于一个普通北京市民20年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生长于斯的李文华很纳闷，自己的薪水也不算低，一般的工薪阶层最多能拿到他的一半就可以说混得很不错了，而自己每个月的薪水远远不能追上每平方米楼市价格的飚涨。
有这样困惑的不仅是北京的李文华们。2004年国内商品住宅平均售价2758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5.2%，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增幅。取消了福利分房待遇的城市普通居民，在面向市场购房的道路上，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
上海“二手房，在上海浦东花木路一带，居然也可以卖到1万元／平方米。那个破地方，也就是个城乡结合处，比较脏，每到傍晚，不时有面目可疑的人晃来晃去。就这么一个地方，假如要拥有一套小一点的两房一厅，居然也得要100万元。为在上海买一套房你要奋斗多少年？”
在散布于网络的各个论坛上，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帖子。上海房价的居高不下不仅成为许多“望房兴叹”族心头的痛，也成了政府主管房地产官员的“心病”。
建设部的汇总数据显示，2004年上海的商品房均价是8627元/平方米，以上海1998年的平均房价3026元/平方米为基数，六年间上涨2.85倍；在几乎同样的时间段内，2004年上海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83元，比1997年的当地人均收入8438.9元只增长了1.98倍。
上海是全国最早实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城市之一，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启动之早在全国也居于前列。记得1997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时任建设部房地产司副司长的谢家瑾女士介绍上海的鼓励居民购房政策的系列举措时，到场的人们艳羡不已。直到1998年，全国范围内取消福利分房的改革才正式启动，而上海早在几年之前就开始了启动住房消费的基础工作：1994年推出蓝印户口，在该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该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获得蓝印户口；1998年实施购房退税政策，在上海购买或差价换购商品住房并在上海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外籍个人，可享受购房后起算的个人所得税抵扣；直到2002年、2003年蓝印户口和购房退税政策才相继终结。
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上海房价的水平也直追甚至超越了伦敦、纽约、汉城等国际大都市。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人均GDP达到1300美元时，住宅产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达到8000美元时，住宅产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上海的规划是2007年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从这个规律看，住宅产业的飞速发展并不完全是意外。
然而说起房价，上海人都有点晕。
有关统计表明，2003年“两外”（市外、海外）购房者约占总量的25%，其中高价楼盘的80%由国外及香港、台湾、浙江等地区客户购买，与2002年相比上涨20%。
2000年毕业分配到上海的刘明，刚毕业时并不着急买房子，当时上海房价已经开始有了上涨的苗头，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上海房价一涨就涨到今天这么高。
“到2002年底2003年初时，房价眼看涨得越来越厉害了，亲朋好友都催促着赶紧买房，我们也开始有些着急了，便急忙也加入到看房的大军中去。” 2003年上半年当他们终于买到了适合自己居住的房子时，不仅自己拿出了全部存款，老家的父母也贴出了大部分的积蓄。
广告公司的美工严先生有幸坐上了房价上涨的顺风车，2002年买的房子，到2005年已经上涨了百分之六七十。不过他说，他的购房首付款也是父母资助了大部分，到现在想起来还不知道怎么还父母的这份情。
在今年上半年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下属的《二手房》组织的专项调查发现，2004年上海市１２万对新人结婚，80%是借助父母的资助解决了婚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６个人买一套房”；同时，有70%的新人选择和父母同住，这被认为是应对飞涨房价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传统方式。
西安
调查对象：
某科研单位
刘师傅：该单位退休女单职工
小李：该单位某研究室普通职员
儿子的女朋友又吹了。
刘师傅很郁闷，她已经记不清楚这是儿子第几次处对象了，但不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房子问题。
想到这里，刘师傅不由得环顾了一下自己现在住的房子。这是一套由简易楼改造过的不超过50平方米的小两室，屋内光线很不好，即使大白天仍需开灯才能看清楚。
刘师傅因是女单职工，每月退休工资1000元左右。加之本单位为了防止人才流失，长期以来有一项土政策：不给女单职工分房。因此该单位的男单职工住房基本上还可以落实和解决，但女职工大部分却无法享受单位分房的福利。丈夫所在的东郊某企业破产，每月也只有500元左右收入；购买商品房很不现实，因此一家三口直到现在仍采用租房的形式居住。租金倒不高，单位象征性按月在工资里扣除不到100元。
儿子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到了处对象的年龄，谈的朋友只要一领回家，立码就分手。加上儿子不争气，技校毕业后的工作单位不太景气，每月挣那点钱还不够自己花销，更别说攒钱买房子了。儿子很着急，老伴和她更着急，但也很无奈。
与之相比，年青一代工程师的优越条件却与刘师傅有天壤之别。小李两口子30出头，月收入在七千元左右，对于西安这个内地城市的国有企业单位职工而言属于中上等收入。他们现居住的两居室为本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时分得的房子。前年单位集资盖房，他们选购了约160平米的高层新住宅，由于所在单位地处本埠房价最高的繁华地段，这样的高档住宅一般都在4500元/平方米左右，而本单位职工购房仅需1600元/平方米，同时还有135%左右的购房公积金补贴，所以这次分房属于隐性福利分房。对于单位方面来说，由于地皮不用购买，只需要投资建筑费用，虽说本着为职工谋福利的出发点，但即使卖如此低价，单位的基建工程仍有一笔可观的盈利。
小李原购的二居室福利房折价约5万元，再加上两人以前的积蓄，首付了十五万，余下的十万元贷款利用按揭方式每月供约一千二百余元，占两人收入的约六份之一，对小家庭的生活质量未造成大的影响，也不会感觉到过大的经济压力。
据了解，该单位在未来的几期基建工程中基本上仍会沿袭这种住房分配制度，也有可能稍放宽对女单职工的分房政策以保障全单位职工的利益。由于住房条件与周围各企业相比而言条件较好，所以在每年的招聘会上会以此为福利来吸引聘用员工。
记者在采访西安市房改局相关人士时了解到，当地货币化分房进展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补贴资金无法落实。“研究所、设计所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证，而纺织、军工这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就很难说了。”
在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当中，住房状况最不好，无房户和住房未达标户最多的普遍是类似的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大部分都明确由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稳定，取消福利房之后至少还能发得起补贴；而由于单位所有制的壁垒没有打破，存量不均而又不能调剂，对那些长期有贡献现在却大幅亏损的国有企业而言，问题不是补贴的多少，而是补贴从何而来？
《资本市场》记者从西安市房改局房改处了解到，虽然老百姓对普通住宅的需求量大，但是当地的经济适用房总量约为300万平方米，除去单位自建，社会上的供应量很少。当地的基准补贴额为每平方米980元，商品房价则高达平均每平方米3000多元，职工就算领了补贴也难买到合适的房子。更何况补贴的数额是以一个家庭夫妻二人测算的，一个两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人能领到补贴，就更是与买房无缘了。
发不起补贴的地区和单位希望利用集资建房等方式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于是准福利性质的分房逐渐抬头。一些单位和地区仍然继续建房和购房，并且按照较低的价格出售。调查中小李俩口的的境遇正是这样的典型。
而某些发得起补贴的地区和单位以同样的方式变相增加补贴，尽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严厉指责部分省市的建房、购房行为，甚至组织检查组进行查处，但终因涉及面广而不了了之。
对于目前的状况，西安市除了指导有条件的企业采取发放住房补贴之外，只能允许没条件的企业采取全额成本价集资建房。“我们希望把无房户和不达标户的问题用实物的方式解决好。”当地房改部门的回答由衷却很无奈。
住房梦离我们几步之遥？
——东、中、西部主要城市白领阶层住房现状扫描
文/本刊记者 仲志远、刘鹏、胡喜盈、赵大海、魏好勇、阮仁智等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济南、重庆报道
一套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模样的两室一厅住房早已经是李文华（化名）心里筹谋了很久的一个梦想——尽管一点都还不能完全想象它的细节，但家的感觉绝对完美、温馨。尽管女朋友在人前人后非常善解人意，很少在他面前提及这事，但结婚的日期渐渐迫近，他也怏怏不乐，郁闷得很，烟抽得不少，酒量也大增了。
李文华眼下供职在一家中等规模的中俄合资网络技术公司，专门开发游戏软件，是北京地区足以与上海盛大网络（北京）公司抗衡的一支力量。他本人担任技术部主管，基本工资为4500元，加上夜班、出差等各种补贴，每月可以拿到8000元左右的薪水。应该说，拿这一个档次报酬的在北京市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白领职员了，但他的结婚日期迟迟难以确定，尴尬的原因就像他自己多次向朋友们抱怨的那样：新房至今依然没有踪影。
8月7日，记者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再次碰到身材魁梧的李文华，闲聊时特意询问他的婚期是否安排妥当，而他依然是一脸苦笑，“市内和市郊的各个售楼处已经打听了一圈，还没有半点眉目呢”。
和李文华一样急需住房的人群在北京比比皆是。北京人口早已逾越1500万，同病相怜的白领职员又何其多哉！
“三环附近的住房2001年就已经涨到每平方米七八千块了，像我们这栋以集资房名义分配的房子，每平方米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元，还算很幸运”，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就自己所住的109平方米的住所垫付了30多万，与这一地段的同期住房价格相比，至少节省了40万元之多，仅这一点，就让他感慨万端。
据统计，北京200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万元，而同期北京商品房平均售价超过每平方米5000元。这意味着，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其价值相当于一个普通北京市民20年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生长于斯的李文华很纳闷，自己的薪水也不算低，一般的工薪阶层最多能拿到他的一半就可以说混得很不错了，而自己每个月的薪水远远不能追上每平方米楼市价格的飚涨。
有这样困惑的不仅是北京的李文华们。2004年国内商品住宅平均售价2758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5.2%，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增幅。取消了福利分房待遇的城市普通居民，在面向市场购房的道路上，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
上海“二手房，在上海浦东花木路一带，居然也可以卖到1万元／平方米。那个破地方，也就是个城乡结合处，比较脏，每到傍晚，不时有面目可疑的人晃来晃去。就这么一个地方，假如要拥有一套小一点的两房一厅，居然也得要100万元。为在上海买一套房你要奋斗多少年？”
在散布于网络的各个论坛上，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帖子。上海房价的居高不下不仅成为许多“望房兴叹”族心头的痛，也成了政府主管房地产官员的“心病”。
建设部的汇总数据显示，2004年上海的商品房均价是8627元/平方米，以上海1998年的平均房价3026元/平方米为基数，六年间上涨2.85倍；在几乎同样的时间段内，2004年上海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83元，比1997年的当地人均收入8438.9元只增长了1.98倍。
上海是全国最早实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城市之一，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启动之早在全国也居于前列。记得1997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时任建设部房地产司副司长的谢家瑾女士介绍上海的鼓励居民购房政策的系列举措时，到场的人们艳羡不已。直到1998年，全国范围内取消福利分房的改革才正式启动，而上海早在几年之前就开始了启动住房消费的基础工作：1994年推出蓝印户口，在该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该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获得蓝印户口；1998年实施购房退税政策，在上海购买或差价换购商品住房并在上海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外籍个人，可享受购房后起算的个人所得税抵扣；直到2002年、2003年蓝印户口和购房退税政策才相继终结。
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上海房价的水平也直追甚至超越了伦敦、纽约、汉城等国际大都市。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人均GDP达到1300美元时，住宅产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达到8000美元时，住宅产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上海的规划是2007年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从这个规律看，住宅产业的飞速发展并不完全是意外。
然而说起房价，上海人都有点晕。
有关统计表明，2003年“两外”（市外、海外）购房者约占总量的25%，其中高价楼盘的80%由国外及香港、台湾、浙江等地区客户购买，与2002年相比上涨20%。
2000年毕业分配到上海的刘明，刚毕业时并不着急买房子，当时上海房价已经开始有了上涨的苗头，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上海房价一涨就涨到今天这么高。
“到2002年底2003年初时，房价眼看涨得越来越厉害了，亲朋好友都催促着赶紧买房，我们也开始有些着急了，便急忙也加入到看房的大军中去。” 2003年上半年当他们终于买到了适合自己居住的房子时，不仅自己拿出了全部存款，老家的父母也贴出了大部分的积蓄。
广告公司的美工严先生有幸坐上了房价上涨的顺风车，2002年买的房子，到2005年已经上涨了百分之六七十。不过他说，他的购房首付款也是父母资助了大部分，到现在想起来还不知道怎么还父母的这份情。
在今年上半年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下属的《二手房》组织的专项调查发现，2004年上海市１２万对新人结婚，80%是借助父母的资助解决了婚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６个人买一套房”；同时，有70%的新人选择和父母同住，这被认为是应对飞涨房价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传统方式。
西安
调查对象：
某科研单位
刘师傅：该单位退休女单职工
小李：该单位某研究室普通职员
儿子的女朋友又吹了。
刘师傅很郁闷，她已经记不清楚这是儿子第几次处对象了，但不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房子问题。
想到这里，刘师傅不由得环顾了一下自己现在住的房子。这是一套由简易楼改造过的不超过50平方米的小两室，屋内光线很不好，即使大白天仍需开灯才能看清楚。
刘师傅因是女单职工，每月退休工资1000元左右。加之本单位为了防止人才流失，长期以来有一项土政策：不给女单职工分房。因此该单位的男单职工住房基本上还可以落实和解决，但女职工大部分却无法享受单位分房的福利。丈夫所在的东郊某企业破产，每月也只有500元左右收入；购买商品房很不现实，因此一家三口直到现在仍采用租房的形式居住。租金倒不高，单位象征性按月在工资里扣除不到100元。
儿子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到了处对象的年龄，谈的朋友只要一领回家，立码就分手。加上儿子不争气，技校毕业后的工作单位不太景气，每月挣那点钱还不够自己花销，更别说攒钱买房子了。儿子很着急，老伴和她更着急，但也很无奈。
与之相比，年青一代工程师的优越条件却与刘师傅有天壤之别。小李两口子30出头，月收入在七千元左右，对于西安这个内地城市的国有企业单位职工而言属于中上等收入。他们现居住的两居室为本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时分得的房子。前年单位集资盖房，他们选购了约160平米的高层新住宅，由于所在单位地处本埠房价最高的繁华地段，这样的高档住宅一般都在4500元/平方米左右，而本单位职工购房仅需1600元/平方米，同时还有135%左右的购房公积金补贴，所以这次分房属于隐性福利分房。对于单位方面来说，由于地皮不用购买，只需要投资建筑费用，虽说本着为职工谋福利的出发点，但即使卖如此低价，单位的基建工程仍有一笔可观的盈利。
小李原购的二居室福利房折价约5万元，再加上两人以前的积蓄，首付了十五万，余下的十万元贷款利用按揭方式每月供约一千二百余元，占两人收入的约六份之一，对小家庭的生活质量未造成大的影响，也不会感觉到过大的经济压力。
据了解，该单位在未来的几期基建工程中基本上仍会沿袭这种住房分配制度，也有可能稍放宽对女单职工的分房政策以保障全单位职工的利益。由于住房条件与周围各企业相比而言条件较好，所以在每年的招聘会上会以此为福利来吸引聘用员工。
记者在采访西安市房改局相关人士时了解到，当地货币化分房进展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补贴资金无法落实。“研究所、设计所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证，而纺织、军工这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就很难说了。”
在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当中，住房状况最不好，无房户和住房未达标户最多的普遍是类似的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大部分都明确由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稳定，取消福利房之后至少还能发得起补贴；而由于单位所有制的壁垒没有打破，存量不均而又不能调剂，对那些长期有贡献现在却大幅亏损的国有企业而言，问题不是补贴的多少，而是补贴从何而来？
《资本市场》记者从西安市房改局房改处了解到，虽然老百姓对普通住宅的需求量大，但是当地的经济适用房总量约为300万平方米，除去单位自建，社会上的供应量很少。当地的基准补贴额为每平方米980元，商品房价则高达平均每平方米3000多元，职工就算领了补贴也难买到合适的房子。更何况补贴的数额是以一个家庭夫妻二人测算的，一个两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人能领到补贴，就更是与买房无缘了。
发不起补贴的地区和单位希望利用集资建房等方式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于是准福利性质的分房逐渐抬头。一些单位和地区仍然继续建房和购房，并且按照较低的价格出售。调查中小李俩口的的境遇正是这样的典型。
而某些发得起补贴的地区和单位以同样的方式变相增加补贴，尽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严厉指责部分省市的建房、购房行为，甚至组织检查组进行查处，但终因涉及面广而不了了之。
对于目前的状况，西安市除了指导有条件的企业采取发放住房补贴之外，只能允许没条件的企业采取全额成本价集资建房。“我们希望把无房户和不达标户的问题用实物的方式解决好。”当地房改部门的回答由衷却很无奈。
重庆
重庆，我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在全国几乎都出现房价大幅上涨的同一时期，重庆的房价涨幅被界定为 “总体平稳、健康，价格适中，基本合理”。这意味着重庆房价的增长与居民月收入增长大体相当，房价没有出现炒作性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主城区商品住房成交均价为2725元/平方米，与去年同比增长11.73%；成交住房以12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和中低价位为主。
在“后房改时代”的今天，重庆市的公有住房出售给个人的工作已进入扫尾阶段，已购公房者占职工总数的90%。在重庆市建委6月底的公告中，再一次明确，经济适用房仍是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此外，今年重庆还将修建1500套廉租房来解决双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赵女士，32岁，已婚，儿子4岁，在重庆某银行就职，月薪近2500元；赵某的先生在广告公司就职，平均月薪不到2000元。夫妻俩月总收入约4500元，在重庆属中等收入家庭。
2004年6月购置重庆江北区小区新房120余平方米，2760元/平方米，总价33.12万，首付10万元；按揭分期付款，年限20年，每月支付1300多元。每月除支付房款外，孩子正常的相关费用支出不低于1200元，另外还有夫妻两人的交通费、通讯费和家庭生活消费等支出，时常感到经济压力。购房首付款和家装掏空了夫妻两人多年的积蓄，并还搭上双方父母的资助。
今年3月，孩子一次发热咳嗽，就用去她8000多元，至今谈起来，她都感到肉疼。对买房子，她认为不买咋办？“不能老住在父母家里，何况父母家原本就窘迫；自己买房，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以后可能房价还要涨，没办法的事”。
汪先生，26岁，未婚，江苏籍，大学毕业来重庆，在重庆某报就职，月薪2600余元，加上在广告公司兼职，每月可支配的总收入约4100元。
004年6月购置重庆渝北区某著名小区新房125平方米，4170元/平方米，总价51万元，首付12万元；按揭分期付款，年限30年，每月支付2070元。
汪未结婚，有女朋友。他透露，他买房的首付款全部都是靠父母支持，现在他只支付每月2000余元的按揭款。小伙子不抽烟，无不良嗜好，除了正常的生活费用和朋友交往外，每月还能轻松度过。他称，在近3～5年，经济应该无大的压力。
虽说买了住房，但还未装修，而且结婚成家还要花很大一笔钱， “现在不多考虑这个问题，结婚的事以后再看呗”，他的眼神有些渺茫。
李先生，42岁，已婚，大学学历，公务员，在重庆市级机关就职，每月可支配的个人收入约2500元；其妻为事业单位职工，月均收入约1800元；夫妻俩月均总收入4300元，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
2003年机关集资建房，其倾尽所有，并向银行贷款10万元，购置重庆渝北区某小区新房140平方米，分期还款，每月支付1000元，年限8年。
李的孩子去年考进上海的大学，每年的学杂费8000元，生活费每月至少700元，寒、暑假探家的来回车费2000元；孩子每年的正常费用支出不低于17000元。
李很孝顺。父母年纪大了，他经常去看父母，还常替父母支付医药费，每月也因此支出在200元以上。
济南
2005年上半年，济南市的平均房价为2143元／平方米，济南城市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772.8元，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排第9位。与当地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而言，济南的房价可以算是比较低的。
闫小姐，24岁，某企业广告设计，月收入120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
闫小姐告诉记者，房子对于她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根据现在的收入水平要想买个房子简直是太难了。她简单地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按每月1200元计算，一年收入才14400元，由于现在吃住都和父母在一起，省去了支出费用的一大块。现在她每月除去交通、购物以及零食等300元左右，能够剩余900元左右。
由于目前男朋友收入也不稳定，也并不是富裕家庭，谈起房子简直成为了夹在他们俩之间一道难以弥合的伤口。她告诉记者，现在济南的楼房均价都在3500元左右，要想买个2居室的小户型也得二十四五万，即使借钱可以勉强完成首付，但每月1000多以上的首付还是承受不起。
起现在的住房政策，闫小姐说，房价虽然国家都放开了，但房价涨的过快，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虽然不再继续上涨，但一直没有下降，仍然和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以及承受能力有很大的距离。
李先生，银行客户经理，29岁，月收入2600元左右，收入水平中等偏上。
比上述闫小姐要好一些的是，李先生已经在两年前购买了一套位置和建设都相对不错的商品房，二十几万元，购买方式是分期付款。他说，当时感觉两个人的收入还算比较稳定，虽然积蓄不多，但他还是决定借款完成首付，他这一想法得到了女朋友的大力支持，一起共同出资完成了首付，每月还款1500余元。由于两个人工作和收入都相对稳定，现在感觉还款压力不大，每个人除了正常消费之外，还能存下一部分。
谈到目前的住房政策，李先生认为现在住房政策都一样了，没有福利分房那一说了，反而觉得更加公平，完全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来自主选择，有多大能力就住多大房子，只要房价不大涨，等收入更好了，还可以再换。
朱先生，年龄36岁，行业报纸编辑，月收入1500元左右，中等收入水平。
曾经在国有企业上班的时候，通过单位分的福利房安了家（平房），后来单位效益不好，被民营重组后下岗分流，继而自谋职业到行业报纸当了编辑。作为残存的小福利，单位房子他一直住着，目前住了十几年。
他一直梦想着买楼房，平房的所处位置低洼，下雨容易积水，并且交通也不方便，但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加之前几年自己干的时候赔了点钱，后来则在相对平稳的行业报纸内担任编辑，工作条件还可以，就是工资不太高。
谈起现在的住房政策，他声称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房改改革到今天，让人是雾里看花真真假假。一方面商品房价格增长过快，一般市民很难承受的了，平民百姓需要的经济适用房喊了多年一套也没有建起来，成为了济南市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一些机关单位却是享尽了好处，他们和房产公司联合盖房，竟然能按照低于市场价很多甚至一半的价格购买到。他不仅慨叹:同样是房子，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深圳
深圳，19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是具代表性的东部经济发达城市，从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各项政策均走在全国前例。
“目前深圳的房改应该属于正常状况，住房停止了实物分配后，主要是深化实行货币化改革。当前货币化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物分配与货币分配的差额太大，货币分配标准远低于市场实物的销售价，老百姓很难承受。” 在深圳从事房改工作16年的深圳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房改处刘新云处长对《资本市场》记者介绍，目前深圳市政府正在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从政策上、制度上进行规划，努力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刘新云处长对深圳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持乐观的态度。
刘新云处长认为，房改政策的市场化取向是必须的，同时要在政策上保持连续性，要将个人收入、住房消费与当地房地产的市场状况相结合，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挂钩机制，以尽可能在货币分配的形式下，缩小与实物分配之间的差距，而政策的连续性，可以使市民对住房有长远的个人规划。
目前深圳针对低收入家庭制定了一些解决住房问题的相关措施：对年收入低于6万的家庭，推出经济适用房，该房建设成本中涉及到的地价，仅为正常商品房地价的23%，以舒缓低收入家庭货币分配与实物分配之差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对双困户推出了廉租房，其租金为市场价的20%左右；对介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标准之间的市民，将推出周转房制度，即用市场价50%～60%的费用租赁住房周转，届时视情况再调整。
周先生，30岁，已婚，研究生毕业，现任深圳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策划总监，目前月收入约5000元，加上其他收入，平均月收入约7000元，家庭月收入约10000元，在深圳属于中等水平。
4年前购买一房一厅约50平方的小单元房，以应付结婚需要，也算是个窝吧，地点在深圳的市中心边缘地带，当时约5500元／平方米，相对便宜。当时因自己要读研，交首期、供楼，压力非常大；好在2年前职位提升，收入也提高，才缓过气来，现在考虑到要小孩，准备换个大点的，约90平方吧，地点还是选在深圳市中心的边缘地带，不然承受不了，毕竟一有小孩，开销会更大。
深圳的住房其实是个怪圈：深圳绝大部分人口是外来人，但大部分外来人员基本上是租房，像我这样，来深圳7年多了，还是没有深圳户口，没有深圳户口，就没办法申请微利房，就要支付比微利房高出30%～40%的费用购买商品房，一般工薪阶层是无力承受的；但政府公务员既享受到高待遇（处级约7000元／月）和无法评估的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还要享受到比普通市民更优惠、环境更好的福利房。
深圳的住宅升值的机会好像已经过了，绝对不像上海、北京等地，所以几乎没有炒房的现象出现，住宅的投资，几乎大多采用付首期、靠租金供楼的形式。
按普通白领月收入3000元计，要凭自己的力量在深圳买楼，几乎是幻想，现在深圳每平方米楼价市中心为8000～9000元，市中心边缘地带为6000～8000元，深圳二线关外（城郊）约为4500～6000元，是略微便宜一点，但上下班极其不方便，长期堵塞。
目前我家的收入中约40%是为了房子，医疗所占比例不到10%，正常生活费用占30%，其余为娱乐、应酬、备用等。
我认为住房政策是失败的。先安居，方可乐业。政府要以土地创收，全国的城市土地拍卖其实是将普通百姓进一步推向无法安居的地步，因开发商一定要将成本转移，楼价自然就不会低，那政府的创收也好，盈利也好，其为老百姓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薛先生，某知名IT公司职员，单身，研究生毕业，工作年限2年。目前月收入6500元，年薪十万人民币。在当地属中上等水平；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租住单位宿舍。
对于将来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目前还没有想得很多。以我目前的收入水平，预计三年之内可以攒够首付吧，然后通过银行按揭；希望选最短的还贷期限，二十年左右差不多了。还要视自己的收入以及将来的家庭开销来定。
深圳的消费很高，一般像我这样的收入水平，除了租房、生活日常消费，再就是买医疗保险；其余最多可以剩下一半作为储蓄。其实也不想太早买房，因为目前的房价依然持高，就现在的政策和房产动向，也许以后几年房价会有一个大幅下降，所以，买房子还是要等等再说。
对于目前的住房政策，我不是很了解，因为短期内还没有买房的计划，所以也没有太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最近政府对炒房的干预，倒是让老百姓受益不少，因为房价一降，很多买不起房的老百姓也都可以计划买房。我希望政府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利民便民的政策出台，这样老百姓才不会干一辈子就为了买套房。
重庆，我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在全国几乎都出现房价大幅上涨的同一时期，重庆的房价涨幅被界定为 “总体平稳、健康，价格适中，基本合理”。这意味着重庆房价的增长与居民月收入增长大体相当，房价没有出现炒作性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主城区商品住房成交均价为2725元/平方米，与去年同比增长11.73%；成交住房以12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和中低价位为主。
在“后房改时代”的今天，重庆市的公有住房出售给个人的工作已进入扫尾阶段，已购公房者占职工总数的90%。在重庆市建委6月底的公告中，再一次明确，经济适用房仍是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此外，今年重庆还将修建1500套廉租房来解决双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赵女士，32岁，已婚，儿子4岁，在重庆某银行就职，月薪近2500元；赵某的先生在广告公司就职，平均月薪不到2000元。夫妻俩月总收入约4500元，在重庆属中等收入家庭。
2004年6月购置重庆江北区小区新房120余平方米，2760元/平方米，总价33.12万，首付10万元；按揭分期付款，年限20年，每月支付1300多元。每月除支付房款外，孩子正常的相关费用支出不低于1200元，另外还有夫妻两人的交通费、通讯费和家庭生活消费等支出，时常感到经济压力。购房首付款和家装掏空了夫妻两人多年的积蓄，并还搭上双方父母的资助。
今年3月，孩子一次发热咳嗽，就用去她8000多元，至今谈起来，她都感到肉疼。对买房子，她认为不买咋办？“不能老住在父母家里，何况父母家原本就窘迫；自己买房，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以后可能房价还要涨，没办法的事”。
汪先生，26岁，未婚，江苏籍，大学毕业来重庆，在重庆某报就职，月薪2600余元，加上在广告公司兼职，每月可支配的总收入约4100元。
004年6月购置重庆渝北区某著名小区新房125平方米，4170元/平方米，总价51万元，首付12万元；按揭分期付款，年限30年，每月支付2070元。
汪未结婚，有女朋友。他透露，他买房的首付款全部都是靠父母支持，现在他只支付每月2000余元的按揭款。小伙子不抽烟，无不良嗜好，除了正常的生活费用和朋友交往外，每月还能轻松度过。他称，在近3～5年，经济应该无大的压力。
虽说买了住房，但还未装修，而且结婚成家还要花很大一笔钱， “现在不多考虑这个问题，结婚的事以后再看呗”，他的眼神有些渺茫。
李先生，42岁，已婚，大学学历，公务员，在重庆市级机关就职，每月可支配的个人收入约2500元；其妻为事业单位职工，月均收入约1800元；夫妻俩月均总收入4300元，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
2003年机关集资建房，其倾尽所有，并向银行贷款10万元，购置重庆渝北区某小区新房140平方米，分期还款，每月支付1000元，年限8年。
李的孩子去年考进上海的大学，每年的学杂费8000元，生活费每月至少700元，寒、暑假探家的来回车费2000元；孩子每年的正常费用支出不低于17000元。
李很孝顺。父母年纪大了，他经常去看父母，还常替父母支付医药费，每月也因此支出在200元以上。
济南
2005年上半年，济南市的平均房价为2143元／平方米，济南城市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772.8元，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排第9位。与当地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而言，济南的房价可以算是比较低的。
闫小姐，24岁，某企业广告设计，月收入120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
闫小姐告诉记者，房子对于她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根据现在的收入水平要想买个房子简直是太难了。她简单地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按每月1200元计算，一年收入才14400元，由于现在吃住都和父母在一起，省去了支出费用的一大块。现在她每月除去交通、购物以及零食等300元左右，能够剩余900元左右。
由于目前男朋友收入也不稳定，也并不是富裕家庭，谈起房子简直成为了夹在他们俩之间一道难以弥合的伤口。她告诉记者，现在济南的楼房均价都在3500元左右，要想买个2居室的小户型也得二十四五万，即使借钱可以勉强完成首付，但每月1000多以上的首付还是承受不起。
起现在的住房政策，闫小姐说，房价虽然国家都放开了，但房价涨的过快，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虽然不再继续上涨，但一直没有下降，仍然和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以及承受能力有很大的距离。
李先生，银行客户经理，29岁，月收入2600元左右，收入水平中等偏上。
比上述闫小姐要好一些的是，李先生已经在两年前购买了一套位置和建设都相对不错的商品房，二十几万元，购买方式是分期付款。他说，当时感觉两个人的收入还算比较稳定，虽然积蓄不多，但他还是决定借款完成首付，他这一想法得到了女朋友的大力支持，一起共同出资完成了首付，每月还款1500余元。由于两个人工作和收入都相对稳定，现在感觉还款压力不大，每个人除了正常消费之外，还能存下一部分。
谈到目前的住房政策，李先生认为现在住房政策都一样了，没有福利分房那一说了，反而觉得更加公平，完全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来自主选择，有多大能力就住多大房子，只要房价不大涨，等收入更好了，还可以再换。
朱先生，年龄36岁，行业报纸编辑，月收入1500元左右，中等收入水平。
曾经在国有企业上班的时候，通过单位分的福利房安了家（平房），后来单位效益不好，被民营重组后下岗分流，继而自谋职业到行业报纸当了编辑。作为残存的小福利，单位房子他一直住着，目前住了十几年。
他一直梦想着买楼房，平房的所处位置低洼，下雨容易积水，并且交通也不方便，但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加之前几年自己干的时候赔了点钱，后来则在相对平稳的行业报纸内担任编辑，工作条件还可以，就是工资不太高。
谈起现在的住房政策，他声称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房改改革到今天，让人是雾里看花真真假假。一方面商品房价格增长过快，一般市民很难承受的了，平民百姓需要的经济适用房喊了多年一套也没有建起来，成为了济南市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一些机关单位却是享尽了好处，他们和房产公司联合盖房，竟然能按照低于市场价很多甚至一半的价格购买到。他不仅慨叹:同样是房子，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深圳
深圳，19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是具代表性的东部经济发达城市，从1998年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各项政策均走在全国前例。
“目前深圳的房改应该属于正常状况，住房停止了实物分配后，主要是深化实行货币化改革。当前货币化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物分配与货币分配的差额太大，货币分配标准远低于市场实物的销售价，老百姓很难承受。” 在深圳从事房改工作16年的深圳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房改处刘新云处长对《资本市场》记者介绍，目前深圳市政府正在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从政策上、制度上进行规划，努力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刘新云处长对深圳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持乐观的态度。
刘新云处长认为，房改政策的市场化取向是必须的，同时要在政策上保持连续性，要将个人收入、住房消费与当地房地产的市场状况相结合，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挂钩机制，以尽可能在货币分配的形式下，缩小与实物分配之间的差距，而政策的连续性，可以使市民对住房有长远的个人规划。
目前深圳针对低收入家庭制定了一些解决住房问题的相关措施：对年收入低于6万的家庭，推出经济适用房，该房建设成本中涉及到的地价，仅为正常商品房地价的23%，以舒缓低收入家庭货币分配与实物分配之差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对双困户推出了廉租房，其租金为市场价的20%左右；对介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标准之间的市民，将推出周转房制度，即用市场价50%～60%的费用租赁住房周转，届时视情况再调整。
周先生，30岁，已婚，研究生毕业，现任深圳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策划总监，目前月收入约5000元，加上其他收入，平均月收入约7000元，家庭月收入约10000元，在深圳属于中等水平。
4年前购买一房一厅约50平方的小单元房，以应付结婚需要，也算是个窝吧，地点在深圳的市中心边缘地带，当时约5500元／平方米，相对便宜。当时因自己要读研，交首期、供楼，压力非常大；好在2年前职位提升，收入也提高，才缓过气来，现在考虑到要小孩，准备换个大点的，约90平方吧，地点还是选在深圳市中心的边缘地带，不然承受不了，毕竟一有小孩，开销会更大。
深圳的住房其实是个怪圈：深圳绝大部分人口是外来人，但大部分外来人员基本上是租房，像我这样，来深圳7年多了，还是没有深圳户口，没有深圳户口，就没办法申请微利房，就要支付比微利房高出30%～40%的费用购买商品房，一般工薪阶层是无力承受的；但政府公务员既享受到高待遇（处级约7000元／月）和无法评估的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还要享受到比普通市民更优惠、环境更好的福利房。
深圳的住宅升值的机会好像已经过了，绝对不像上海、北京等地，所以几乎没有炒房的现象出现，住宅的投资，几乎大多采用付首期、靠租金供楼的形式。
按普通白领月收入3000元计，要凭自己的力量在深圳买楼，几乎是幻想，现在深圳每平方米楼价市中心为8000～9000元，市中心边缘地带为6000～8000元，深圳二线关外（城郊）约为4500～6000元，是略微便宜一点，但上下班极其不方便，长期堵塞。
目前我家的收入中约40%是为了房子，医疗所占比例不到10%，正常生活费用占30%，其余为娱乐、应酬、备用等。
我认为住房政策是失败的。先安居，方可乐业。政府要以土地创收，全国的城市土地拍卖其实是将普通百姓进一步推向无法安居的地步，因开发商一定要将成本转移，楼价自然就不会低，那政府的创收也好，盈利也好，其为老百姓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薛先生，某知名IT公司职员，单身，研究生毕业，工作年限2年。目前月收入6500元，年薪十万人民币。在当地属中上等水平；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租住单位宿舍。
对于将来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目前还没有想得很多。以我目前的收入水平，预计三年之内可以攒够首付吧，然后通过银行按揭；希望选最短的还贷期限，二十年左右差不多了。还要视自己的收入以及将来的家庭开销来定。
深圳的消费很高，一般像我这样的收入水平，除了租房、生活日常消费，再就是买医疗保险；其余最多可以剩下一半作为储蓄。其实也不想太早买房，因为目前的房价依然持高，就现在的政策和房产动向，也许以后几年房价会有一个大幅下降，所以，买房子还是要等等再说。
对于目前的住房政策，我不是很了解，因为短期内还没有买房的计划，所以也没有太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最近政府对炒房的干预，倒是让老百姓受益不少，因为房价一降，很多买不起房的老百姓也都可以计划买房。我希望政府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利民便民的政策出台，这样老百姓才不会干一辈子就为了买套房。
熊先生，某公司部门经理 37岁
我3年前买了微利房，因结婚时间长，且夫妻俩都是深圳户口，排队打分也搞了好几年才够资格，而且还是通过我公司老总出面找到微利房的开发商老总才买到市中心的房，靠近地铁，现在应该升值不少。
来深圳15年，租房住了12年，很辛苦，那时我一个人，每月收入才2500元，租房就占了1000元，所占比例很大，现在我个人月收入4000元，加上妻子的月收入，每月约6500元，供楼、生活，其实是蛮累的，就盼望一切平安，不然应急的钱都不够，现在连孩子都不敢要。
深圳大把的楼空着，又有更多的人没房住，有本事的人，可以申请更多的微利房、福利房（因限制多购，一般以亲戚的名义）出租或转让盈利。社会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素质还可以、努力工作的人都这样辛苦，许多人工作一辈子都无安身之所，不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这个社会？
个人集资建房：另类应对房改
文/本刊记者 刘鹏
于凌罡，男，32岁，京城首例个人集资建房倡导人。2004年，以倡导合作建房而蹿红，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饱受非议。他强烈抨击了目前住房补贴不到位、有限的补贴落到了“砖头”而非“人头”的政策弊病。
如今的于凌罡似乎已成为“个人集资建房”的代名词。这位曾经是联想集团一名普通技术工程师的年轻人始终固执地认为，个人集资建房的费用将比开发商开发低40%。“北京的房子最合理的定价应该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由于他在2004年提出“合作盖房”的理念并逐步付诸实践而使其名声大噪。
在持续以“蓝城木鱼”的ID在绿野、新浪、搜狐等十几家网站上发帖子，号召想买房子的网友组织起来，进行个人集资建房后，于凌罡又于2005年3月，在北京正式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首例合作建房法人实体——“北京合作蓝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自己任法人代表兼董事长，合作建房开始进入实质阶段。
一时间，在关于个人合作建房——这个高房价下解决普通居民住房问题美丽梦想的召唤之下，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很多地方纷纷出现了个人合作建房的先行者。
“对于个人集资买地，从土地市场这方面来说是行得通的。至于后期开发是否符合开发土地的资质要求，目前相关法律还不是很明确。”虽有相关政策部门态度积极，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于凌罡倡导的是非盈利集资建房，不属于非法集资，但梦想终究是梦想，最终很可能破灭。
最新的消息是8月10日于凌罡计划以9000万元购买的朝阳区芍药居甲2号用地，被北京隆华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9273.15万元获得。地价过高、外部融资条件不够优惠等诸多因素使他最终放弃了这块地。
“和我一起参与集资盖房的人各个年龄段都有，有硕士有博士。但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房子或者没享受到福利分房。” 于凌罡介绍说。
在记者问及他对房改政策的看法时，于凌罡认为，随着房价的不断高涨以及经济适用房的限量供应，中国的房改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货币分房作为一种福利政策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据记者了解，根据当时的北京市房改方案，无房或住房未达标的北京市公职人员，在购买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和腾退的旧公房时可以申请住房补贴。
而于凌罡对这样的方式很质疑：市场经济社会，应当通过市场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中国最理想的房改就是以市场方式，让自主消费来解决问题，但其前提就是合理的房价，我们北京市居民能承受的房价就应该在3000元以内。
“应当鼓励老百姓把钱拿出来买房，然后把房价定在每平米3000元以内，政府是要补贴到人头而不是砖头。国家要鼓励买房消费。但目前国家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明显不合理，是典型的补贴到砖头的政策。”
不当补贴是一个可怕的影响深远的问题。” 于凌罡强调：“目前的房改补贴，在打着针对中低收入人群口号的前提下，已经直接背离了其初衷，即有限补贴最需要住房补贴的中低收入人群。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家庭要想享受这一补贴，前提就是能买得起经济适用房，而在目前经济适用房依旧存在暴利，而且供应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这一补贴的公正性，几乎完全无从谈起。”
我3年前买了微利房，因结婚时间长，且夫妻俩都是深圳户口，排队打分也搞了好几年才够资格，而且还是通过我公司老总出面找到微利房的开发商老总才买到市中心的房，靠近地铁，现在应该升值不少。
来深圳15年，租房住了12年，很辛苦，那时我一个人，每月收入才2500元，租房就占了1000元，所占比例很大，现在我个人月收入4000元，加上妻子的月收入，每月约6500元，供楼、生活，其实是蛮累的，就盼望一切平安，不然应急的钱都不够，现在连孩子都不敢要。
深圳大把的楼空着，又有更多的人没房住，有本事的人，可以申请更多的微利房、福利房（因限制多购，一般以亲戚的名义）出租或转让盈利。社会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素质还可以、努力工作的人都这样辛苦，许多人工作一辈子都无安身之所，不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这个社会？
个人集资建房：另类应对房改
文/本刊记者 刘鹏
于凌罡，男，32岁，京城首例个人集资建房倡导人。2004年，以倡导合作建房而蹿红，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饱受非议。他强烈抨击了目前住房补贴不到位、有限的补贴落到了“砖头”而非“人头”的政策弊病。
如今的于凌罡似乎已成为“个人集资建房”的代名词。这位曾经是联想集团一名普通技术工程师的年轻人始终固执地认为，个人集资建房的费用将比开发商开发低40%。“北京的房子最合理的定价应该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由于他在2004年提出“合作盖房”的理念并逐步付诸实践而使其名声大噪。
在持续以“蓝城木鱼”的ID在绿野、新浪、搜狐等十几家网站上发帖子，号召想买房子的网友组织起来，进行个人集资建房后，于凌罡又于2005年3月，在北京正式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首例合作建房法人实体——“北京合作蓝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自己任法人代表兼董事长，合作建房开始进入实质阶段。
一时间，在关于个人合作建房——这个高房价下解决普通居民住房问题美丽梦想的召唤之下，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很多地方纷纷出现了个人合作建房的先行者。
“对于个人集资买地，从土地市场这方面来说是行得通的。至于后期开发是否符合开发土地的资质要求，目前相关法律还不是很明确。”虽有相关政策部门态度积极，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于凌罡倡导的是非盈利集资建房，不属于非法集资，但梦想终究是梦想，最终很可能破灭。
最新的消息是8月10日于凌罡计划以9000万元购买的朝阳区芍药居甲2号用地，被北京隆华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9273.15万元获得。地价过高、外部融资条件不够优惠等诸多因素使他最终放弃了这块地。
“和我一起参与集资盖房的人各个年龄段都有，有硕士有博士。但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房子或者没享受到福利分房。” 于凌罡介绍说。
在记者问及他对房改政策的看法时，于凌罡认为，随着房价的不断高涨以及经济适用房的限量供应，中国的房改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货币分房作为一种福利政策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据记者了解，根据当时的北京市房改方案，无房或住房未达标的北京市公职人员，在购买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和腾退的旧公房时可以申请住房补贴。
而于凌罡对这样的方式很质疑：市场经济社会，应当通过市场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中国最理想的房改就是以市场方式，让自主消费来解决问题，但其前提就是合理的房价，我们北京市居民能承受的房价就应该在3000元以内。
“应当鼓励老百姓把钱拿出来买房，然后把房价定在每平米3000元以内，政府是要补贴到人头而不是砖头。国家要鼓励买房消费。但目前国家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明显不合理，是典型的补贴到砖头的政策。”
不当补贴是一个可怕的影响深远的问题。” 于凌罡强调：“目前的房改补贴，在打着针对中低收入人群口号的前提下，已经直接背离了其初衷，即有限补贴最需要住房补贴的中低收入人群。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家庭要想享受这一补贴，前提就是能买得起经济适用房，而在目前经济适用房依旧存在暴利，而且供应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这一补贴的公正性，几乎完全无从谈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6 17:55:03编辑过]
还不见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