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重新认识宋代历史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6:38:09
重新认识宋代历史zt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
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
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
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
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
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
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
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
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
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高丽。
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
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
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
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
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
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
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
隋文帝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
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
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
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
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
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
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
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
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
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
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
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
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
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
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
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
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
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
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
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
蛮族则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
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
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
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
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
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
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
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
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
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
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
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
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
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
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
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
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
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重新认识宋代历史zt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
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
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
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
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
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
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
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
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
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高丽。
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
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
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
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
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
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
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
隋文帝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
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
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
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
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
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
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
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
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
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
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
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
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
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
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
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
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
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
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
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
蛮族则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
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
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
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
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
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
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
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
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
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
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
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
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
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
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
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
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
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
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
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
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
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
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
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
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
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
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高丽。
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
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
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
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
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
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
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
隋文帝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
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
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
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
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
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
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
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
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
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
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
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
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
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
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
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
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
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
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
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
蛮族则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
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
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
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
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
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
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
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
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
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
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
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
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
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
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
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
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
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重新认识宋代历史zt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
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
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
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
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
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
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
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
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
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高丽。
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
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
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
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
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
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
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
隋文帝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
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
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
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
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
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
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
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
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
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
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
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
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
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
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
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
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
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
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
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
蛮族则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
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
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
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
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
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
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
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
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
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
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
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
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
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
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
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
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
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
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
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
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
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
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
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
明末，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
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竟是两个妓女，实在耐人寻味。
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
中华文明自秦汉，一直至宋均为世界先进。
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总体上先进。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
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进而自宫。
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难辞其咎。
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
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
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运动完全冷却。
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
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
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
要重新认识宋朝？
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
须知身逢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始皇始终未明，以至亡国），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
宋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以武攘夷的国策。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虽然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开元以来武人乱国的祸源。
后世史家往往对此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靖康事变之后。
当时的形势给宋太祖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象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拼命扩大领土，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结果帝国也被烽烟所淹没；要么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样，维持现状，身后再被自己的哥儿们篡了；
要么大规模改革，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宋太祖选择的是后者。
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项弊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以史为鉴，则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
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贸并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
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指挥与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
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
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
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对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代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
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
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
唐朝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
结果尾大不掉。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
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
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任用胡人统帅兵马，等于将国防拱手让给异族，结果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
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
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
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战马的主要来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显然无法弥补它稍后的政治失败，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因素。
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
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
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
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
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
明末，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
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竟是两个妓女，实在耐人寻味。
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
中华文明自秦汉，一直至宋均为世界先进。
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总体上先进。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
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进而自宫。
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难辞其咎。
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
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
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运动完全冷却。
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
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
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
要重新认识宋朝？
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
须知身逢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始皇始终未明，以至亡国），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
宋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以武攘夷的国策。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虽然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开元以来武人乱国的祸源。
后世史家往往对此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靖康事变之后。
当时的形势给宋太祖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象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拼命扩大领土，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结果帝国也被烽烟所淹没；要么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样，维持现状，身后再被自己的哥儿们篡了；
要么大规模改革，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宋太祖选择的是后者。
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项弊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以史为鉴，则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
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贸并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
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指挥与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
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
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
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对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代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
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
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
唐朝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
结果尾大不掉。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
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
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任用胡人统帅兵马，等于将国防拱手让给异族，结果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
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
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
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战马的主要来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显然无法弥补它稍后的政治失败，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因素。
宋立国之后，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建立，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
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
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
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廷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宋之武弱。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
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并不过分强调以农为本，宋代的商贸都十分发达。
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币一直是朝廷一项经常性支出。
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
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税赋过重不能养民，国家岁入过低又不能支撑政权。发展贸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北宋的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
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
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因为工商需要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宋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北宋时期，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美国学者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吨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首都开封已经是一百多万人的大都市（这种规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
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逐步迈进。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由于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活跃起来。
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繁荣，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
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
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和开始于宋代，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
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
自元代以来至今，所有的朝代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欧亚没有经历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贸易一直与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开放态度和对提高工业规模化的迫切追求，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我想，宋代会即时知道并了解工业革命及以后技术革命的内容，其次，对那些能够极大提高生产产量的技术与设备，宋代人必定会很快引进来，以当时人的聪明程度，即便不考虑创新和发展，学习、仿制当无问题。
如果这样，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这班车，中华文明就不会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可惜！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
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
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
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
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
，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
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史学领域，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
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
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是学术与文献价值极高的专著）；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
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
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
？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
《太平圣惠方》100卷，，
《圣济录》200卷，。
政和本草》南宋时期的宋慈《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
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
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
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
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
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
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获得对南宋军事上的最后胜利。
南宋的灭亡，才是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终点，但也是其衰落的起点。
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没有多少积极起义，它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同。
除蒙古人之外，没有多少外国人对成吉思汗歌功颂德，甚至抱有好感。
然而，曾经是蒙古人奴隶的中国人，它的后代中还有不少人对其感激不尽，对其称赞不已，实在令人费解。
宋以后的朝代，总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归罪于宋朝。
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
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宋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不赞同。
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当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
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
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
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廷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宋之武弱。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
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并不过分强调以农为本，宋代的商贸都十分发达。
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币一直是朝廷一项经常性支出。
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
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税赋过重不能养民，国家岁入过低又不能支撑政权。发展贸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北宋的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
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
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因为工商需要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宋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北宋时期，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美国学者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吨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首都开封已经是一百多万人的大都市（这种规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
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逐步迈进。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由于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活跃起来。
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繁荣，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
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
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和开始于宋代，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
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
自元代以来至今，所有的朝代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欧亚没有经历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贸易一直与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开放态度和对提高工业规模化的迫切追求，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我想，宋代会即时知道并了解工业革命及以后技术革命的内容，其次，对那些能够极大提高生产产量的技术与设备，宋代人必定会很快引进来，以当时人的聪明程度，即便不考虑创新和发展，学习、仿制当无问题。
如果这样，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这班车，中华文明就不会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可惜！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
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
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
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
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
，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
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史学领域，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
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
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是学术与文献价值极高的专著）；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
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
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
？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
《太平圣惠方》100卷，，
《圣济录》200卷，。
政和本草》南宋时期的宋慈《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
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
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
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
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
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
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获得对南宋军事上的最后胜利。
南宋的灭亡，才是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终点，但也是其衰落的起点。
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没有多少积极起义，它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同。
除蒙古人之外，没有多少外国人对成吉思汗歌功颂德，甚至抱有好感。
然而，曾经是蒙古人奴隶的中国人，它的后代中还有不少人对其感激不尽，对其称赞不已，实在令人费解。
宋以后的朝代，总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归罪于宋朝。
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
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宋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不赞同。
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当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
楼主辛苦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3 7:53:32编辑过]
[quote][B]以下是引用[I]poweroo8[/I]在2005-10-2 15:34:00的发言：[/B][BR]<水浒传>中的好汉,没有一个是因为没饭吃造反的.
－－－－－－－－－－－－－－－－－－－
是说中国的好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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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中国的好汉吗？
没人否定宋朝时的科技和文化成就，但军事太差了。
[B]以下是引用[I]如意龙[/I]在2005-10-2 23:41:00的发言：[/B][BR]没人否定宋朝时的科技和文化成就，但军事太差了。
宋朝和蒙古打了多久?西方人打了多久..宋朝主要还是败给了汉奸.
宋朝的土地兼并很早就出现了,是历朝少有的.
农民没有土地,谈什么富裕温饱.
所谓宋朝的繁荣个人认为其实很今天比较类似.(就连土地兼并过早的出现也一模一样)
宋朝的商业繁荣,今天的沿海繁荣.
甚至有人说宋朝农民土地减少了,这样能逼迫他们进行商业,进行资本经济还用英国的羊圈地来做比喻,其实宋朝的商业不可能支撑近1亿人的大部分去从事商业,从事农业的仍然决大部分.
大多数人并不不会富裕,但是人们往往称赞好的,回避差的,所谓宋朝繁荣应该只是存在书面上的,就像今天我们的繁荣也是在书面上的
电视上整天演出的是偶像白领电视剧,演义的是富裕的生活,西方式的电视剧.
有关贫穷农民的很少很少,可事实上呢,到底那个更真实呢.
宋朝的税赋仿佛很多.今天我国的税赋也很高,美国杂志统计认为是世界第2,仅次法国
农民没有土地,谈什么富裕温饱.
所谓宋朝的繁荣个人认为其实很今天比较类似.(就连土地兼并过早的出现也一模一样)
宋朝的商业繁荣,今天的沿海繁荣.
甚至有人说宋朝农民土地减少了,这样能逼迫他们进行商业,进行资本经济还用英国的羊圈地来做比喻,其实宋朝的商业不可能支撑近1亿人的大部分去从事商业,从事农业的仍然决大部分.
大多数人并不不会富裕,但是人们往往称赞好的,回避差的,所谓宋朝繁荣应该只是存在书面上的,就像今天我们的繁荣也是在书面上的
电视上整天演出的是偶像白领电视剧,演义的是富裕的生活,西方式的电视剧.
有关贫穷农民的很少很少,可事实上呢,到底那个更真实呢.
宋朝的税赋仿佛很多.今天我国的税赋也很高,美国杂志统计认为是世界第2,仅次法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4 13:16:04编辑过]
哪个朝代能没赋税的?关键在于人民交不交得起.是否会引起社会动荡.相对来说宋朝已经是一个超越所处历史时代的王朝.繁荣当然是相对的,不可能作到共产主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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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财政负担极其严重,国家基本上都是每年勉强供给,宋朝的土地兼并建国后不久就开始了,农民起义从建国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就是因为财政危机开始的
中国目前的税赋水平世界第2,因为税多,就能说明老百姓承担的起,老百姓就富裕吗??
现在人说宋朝富裕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当时的税赋记录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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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财政负担极其严重,国家基本上都是每年勉强供给,宋朝的土地兼并建国后不久就开始了,农民起义从建国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就是因为财政危机开始的
中国目前的税赋水平世界第2,因为税多,就能说明老百姓承担的起,老百姓就富裕吗??
现在人说宋朝富裕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当时的税赋记录上说的
不过从"水浒传"中多少能看出点当时的社会背景,毕竟好汉都不是没饭吃去闹革命的.连犯人都有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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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能说明真正的生活水平,看看我们今天的电视剧,电视剧里生活惬意,富裕,西方式的生活,那种有关农民,有关贫穷的电视剧有几个??
有也早被富裕的生活气息的电视剧淹没了.
从电视剧上能看出中国现在很富裕吗?从小说看宋朝生活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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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能说明真正的生活水平,看看我们今天的电视剧,电视剧里生活惬意,富裕,西方式的生活,那种有关农民,有关贫穷的电视剧有几个??
有也早被富裕的生活气息的电视剧淹没了.
从电视剧上能看出中国现在很富裕吗?从小说看宋朝生活也不行
宋朝和蒙古打了多久?西方人打了多久..宋朝主要还是败给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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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灭金用了20多年,灭西夏也用了20多年,
灭南宋用了40多年,
但是中间经历了西征,争夺汗位等等这些.蒙古集中兵力攻打南宋也不过20多年
灭西夏也经历了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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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灭金用了20多年,灭西夏也用了20多年,
灭南宋用了40多年,
但是中间经历了西征,争夺汗位等等这些.蒙古集中兵力攻打南宋也不过20多年
灭西夏也经历了西征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最光辉的朝代,不仅在经济,文化,科技上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也是军事强国.
对内平乱宋表现最好
宋朝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有三百多起,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朝代.在汉唐元明清的帝国时代,农民起义往往一经发起,即成燎原之势,进而撼动整个帝国的根基.惟独在宋朝时期,每次起义都只能局限在比较小的地域,时间短则数月,长不过四五年.宋军队在对内平乱的表现是中国历朝之中表现最出色的.
对内平乱宋表现最好
宋朝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有三百多起,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朝代.在汉唐元明清的帝国时代,农民起义往往一经发起,即成燎原之势,进而撼动整个帝国的根基.惟独在宋朝时期,每次起义都只能局限在比较小的地域,时间短则数月,长不过四五年.宋军队在对内平乱的表现是中国历朝之中表现最出色的.
宋被野蛮人灭亡实在是太可惜了
其实那个时代光明似乎就在眼前，好象在华夏不断上演的喜剧又要开始崭新的一幕
结果确上演一出悲剧
其实那个时代光明似乎就在眼前，好象在华夏不断上演的喜剧又要开始崭新的一幕
结果确上演一出悲剧
中国正在走向唐宋复兴之路．千年一轮回．
希望我们现在能重新辉煌起来。
优待士大夫，士大夫当然说好话。
写个北京梦华录，能证明全中国水平跟北京一样？
两个皇帝被掠走，妻子女儿被强奸生娃，有什么好说道的。挂着铃铛，站在铁板上跳舞，披着羊皮，在金国祖庙前学畜生叫。稍有人心，这种耻辱可以忍受么？
要修建防御工事，害怕敌人误会，不敢修，害怕敌人攻破后，工事为敌人占有。嫌弃驻军贵，万一敌人不来，就白花钱了。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军坛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就是一个上上下下都阳痿的朝代，还有人洗白了。
臣桓言： “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仰祈蠲贷，俯切凌兢，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窃以契丹为邻，爰构百年之好；大金辟国，更图万世之欢。航使旌绝海峤之遥，求故地割燕、云之境，太祖大圣皇帝特垂大造，许复旧疆。
未阅岁时，已渝信誓，方获版图于析木，遽连阴贼于平山。结构大臣，邀回户口，虽讳恩义，尚贷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犹夸大其土地，致烦帅府远抵都 畿，上皇引咎以播迁，微臣因时而受禅，惧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请和。屡致哀鸣，亟蒙矜许；官军才退，信誓又渝。密谕土人坚守不下，分遣兵将救援为名，复间 谍于使人，见包藏之异意。遂劳再伐，并兴问罪之师；又议画河，实作疑兵之计。果难逃于英察，卒自取于交攻，尚复婴城，岂非拒命？怒极将士，齐登三里之城； 祸延祖宗，将隳七庙之祀。已蠲衔璧之举，更叨授馆之恩，自知获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
伏惟大金皇帝陛下诞膺骏命，绍履鸿图，不杀之仁既追踪于汤、武，好生之德终俪美于唐、虞，所望惠顾大圣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绝之绪，虽死犹幸。受赐亦多，道里阻修，莫致吁天之请；精诚祈格，徒深就曰之思。谨予叔燕王俣、越王啤、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 徐王棣、和王式及宰相百僚、举国士民、僧道、 耆寿、军人奉表出郊，望阙待罪以闻。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谨言。”
优待士大夫，士大夫当然说好话。
写个北京梦华录，能证明全中国水平跟北京一样？
两个皇帝被掠走，妻子女儿被强奸生娃，有什么好说道的。挂着铃铛，站在铁板上跳舞，披着羊皮，在金国祖庙前学畜生叫。稍有人心，这种耻辱可以忍受么？
要修建防御工事，害怕敌人误会，不敢修，害怕敌人攻破后，工事为敌人占有。嫌弃驻军贵，万一敌人不来，就白花钱了。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军坛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就是一个上上下下都阳痿的朝代，还有人洗白了。
臣桓言： “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仰祈蠲贷，俯切凌兢，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窃以契丹为邻，爰构百年之好；大金辟国，更图万世之欢。航使旌绝海峤之遥，求故地割燕、云之境，太祖大圣皇帝特垂大造，许复旧疆。
未阅岁时，已渝信誓，方获版图于析木，遽连阴贼于平山。结构大臣，邀回户口，虽讳恩义，尚贷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犹夸大其土地，致烦帅府远抵都 畿，上皇引咎以播迁，微臣因时而受禅，惧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请和。屡致哀鸣，亟蒙矜许；官军才退，信誓又渝。密谕土人坚守不下，分遣兵将救援为名，复间 谍于使人，见包藏之异意。遂劳再伐，并兴问罪之师；又议画河，实作疑兵之计。果难逃于英察，卒自取于交攻，尚复婴城，岂非拒命？怒极将士，齐登三里之城； 祸延祖宗，将隳七庙之祀。已蠲衔璧之举，更叨授馆之恩，自知获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
伏惟大金皇帝陛下诞膺骏命，绍履鸿图，不杀之仁既追踪于汤、武，好生之德终俪美于唐、虞，所望惠顾大圣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绝之绪，虽死犹幸。受赐亦多，道里阻修，莫致吁天之请；精诚祈格，徒深就曰之思。谨予叔燕王俣、越王啤、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 徐王棣、和王式及宰相百僚、举国士民、僧道、 耆寿、军人奉表出郊，望阙待罪以闻。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谨言。”
元狩四年 发表于 2011-8-12 16:45 
优待士大夫，士大夫当然说好话。
写个北京梦华录，能证明全中国水平跟北京一样？
你会被扣分的
优待士大夫，士大夫当然说好话。
写个北京梦华录，能证明全中国水平跟北京一样？
你会被扣分的
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
怎么去的非洲？就因为非洲有大草原
怎么去的非洲？就因为非洲有大草原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摘要]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历来解析岳飞之死，不出秦桧、高宗与金之媾和及陷害，论及当时士大夫在岳飞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却比较少。①但正是士大夫对武将的夺权直接促成了岳飞最后的悲剧命运，秦桧与高宗亦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宋自太祖、太宗确立文人政治后，士人登上权力的舞台，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政治利益集团，并成为宋代政治的主体，对可能威胁其利益的其他势力(主要是武人)均不遗余力地打击摧毁，而且在这一方面显得异常团结。如仁宗朝士大夫采取一致行动贬死名将狄青，充分显示了文官集团强大的政治力量，武人必须绝对受制于文人官僚，这是士大夫的政治原则。岳飞之死是这个重要原则的重新贯彻。
一 媾和与士大夫的夺权之路
自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后，为抵抗金人侵略，皇帝和士大夫官僚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不得不依靠武人来摆脱灭亡的威胁。在对金作战中，武将地位上升，改变了北宋文武的格局，“绍兴中，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多”[1](卷中，p46)。诸大将亦形成军阀之态势，如有岳家军、张家军及韩家军的称呼。特别让士大夫难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战争中崛起，其自信得到加强，一改北宋遭文人压抑之态，如韩世忠蔑视文人，常侮辱有加，并轻薄地称之为“子曰”和“萌儿”。[1](卷下，p95)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可见“南渡以后，武臣卑视文士，正与北宋一般习俗相反”（《国史旧闻》陈登原按语）[2](卷十六，p404)。
但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稳定，士大夫们立即就展开了对武将的夺权斗争。高宗非中兴之主，但却深谙权力驾御之道，遂与秦桧因势利导，利用士大夫的夺权心理，积极与金人媾和。因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3](卷十，p185)。媾和与夺诸将兵权是相辅相成的，后者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还远大于和议，因为这符合宋代重内轻外的政治原则。绝非仅高宗与秦桧有此意图，钱大昕就曾指出：“宋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甚力。”[4](卷八，p171)媾和而解除诸将兵柄，也就恢复了士大夫昔日的政治地位。赵翼看得最透：“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是浚未尝不有意于议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5](卷二六，p552)
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僚都赞成媾和，但绍兴八年确实是高宗与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共定“和议”为国是。[6](上卷，p278)王船山之论堪为深刻：“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3](卷十，p191)虽然在媾和问题上士大夫意见不一②，但在解除诸将兵柄上却是非常一致的。如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因此激起淮西兵变。而“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来解决诸将问题。[7](卷一四○，p2247)秦桧不过完成了浚、鼎等想做之事而已。李心传对秦桧没有好感，却仍肯定其收回诸将兵权的功绩：“然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欲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桧用范同策，而收其部曲。”[7](卷一六九，p2772)李氏之言其实代表了士大夫的集体意识，而秦桧不过是实现了他们的政治欲望。先看看士大夫们是如何参与夺取诸将兵权的，因为失去兵柄才最终导致了岳飞的被害。③
由于敌视武人的传统深入骨髓，加之诸大将之间的矛盾和军纪问题，士大夫对于武将的敌视态度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有所减弱。④还在金人南侵、宋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他们就开始盘算夺回兵权了。如户部侍郎柳约建炎初就进言高宗：“诸大将提兵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8](卷四○四，p12223)建炎四年(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更上疏斥责诸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平时**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7](卷三一，p605～606)此疏不仅极力渲染武将之威胁，而且充分显露出对武将的敌视，其“用古法皆当诛”等语可谓杀气腾腾，已启高宗、秦桧杀诸将之心矣。所谓“所至驱掳，甚于外患”实为士大夫们真实心态的写照，显示了他们不顾大局的极其狭隘的心胸。
此后“力主削弱武将力量，收夺他们的兵权，简直已经成为南宋文臣的共识”[9](p286)。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又上奏章，言“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8](卷四四五，p131301)，并献上“示之以法”、“运之以权”和“别之以分”的“驭将三说”之策，[7](卷四二，p771)其目的就是要以之“渐销诸将之权”[7](卷四二，p772)。对此高宗心领神会，“后十年卒如其策”[8](卷四四五，p13131)。绍兴七年(1137年)淮西兵变后，官僚们更感到解除诸将兵权的迫切性。次年监察御史张戒入对，极言“诸将权太重”，暗示分诸将之权，高宗欣然同意，并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7](卷一一九，p1924)绍兴九年二月，吉州免解进士周南仲亦上书高宗言：“刘光世窃林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d、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太祖尝谓宰相曰：‘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决何耶？”[10](卷一九三，p1393)周南仲将诸大将丑化为“窃”“清名”、“跋扈之大恶”、“首鼠两端”，其用心就是提醒高宗重新拾起赵宋防止武人专权的祖宗家法，早日解决武人问题。稍后，左宣议郎王之道上书，明确要求收回诸将兵柄，以文臣统治军人：“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之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7](卷一三七，p2202)对武将统军的仇视近乎变态，但从深一层来看，这是典型的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思维，北宋尹洙早就说过：“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11](第一编5册，p88)
因此，如果没有文臣官僚们的这种集体性的政治意识，高宗与秦桧要想很轻易地夺回诸将兵柄就要困难得多。果然在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后，给事中直学士范同就向高宗、秦桧献上“皆除(三大将)枢府，而罢其兵权”的调虎离山之计。[7](卷一四○，p2247)接着，参知政事王次翁又协助秦桧以犒赏柁皋之战为名，将韩、岳、张三大将召到临安，以突袭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改诸大将屯军为御前诸军。至此，高宗终于秉承祖宗家法，与官僚集团联手再次将武人置于控制之下，南宋政治也重归北宋的传统。岳飞的杰出与威望以及对媾和的反对态度，终使其成为武人失败的祭品。其悲剧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因为不杀岳飞不足以显示士大夫的力量，不足以警示其他武人，“(岳飞)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12](卷一三一，p3148)。其他将领如张俊等也只能“效媚以自全”了[3](卷十，p185)。
二 岳飞之死的悲剧意味
若从宋代政治文化的深层分析，导致岳飞悲剧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言，但那不包括武人。岳飞之死象征了宋代文人政治对武人排斥与迫害的继续，显示了他们将本集团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惜牺牲整个王朝的前途。
岳飞被构陷而死，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文臣陷害武人是宋代政治的传统。⑤远的如北宋曹利用自杀、名将王德用和狄青同遭贬死，近的是曲端。曲端之死⑥其实已经预示了岳飞的命运。文臣张浚“惧其得士心”[13](丙编卷一，p247)，就残害了这位杰出的陕西名将。张浚所为盖与秦桧置岳飞于死地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妄加罪名，鞫治手段上都和秦桧酷害岳飞如出一辙。在自毁长城，诛杀良将这一方面，张浚给秦桧启迪良多”[14](p141)。他将曲端“坐之铁笼”以火烤死，下手之“殊极惨恶”比桧有过之而无不及，[15](卷十五，p269)但文士们却不断地为其行为寻找借口，所谓“国威不立、诸大将偃謇不恭”[16](甲集卷七，p154)。连周密也觉得难堪：“《四朝国史》端本传之论，乃曰：‘曲端之死，时论或以为冤，然观其狠愎自用，轻视其上，纵使得志，终亦难御，况动违节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虽史臣为魏公地，然失其实矣。信如其言，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15](卷二，p22)明人沈德符道破真相：“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高宗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只因张浚还算是抗战派，后人“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17](补遗卷二，p853)其实二人所遵循的都是本朝始终恪守的摧残武将的政治信条。
秦桧陷害岳飞固为无耻，然其手段亦不过效法张浚及其前辈欧阳修、文彦博等而已。欧阳修至和三年(1056年)上《论狄青札子》云：“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声名，自其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18](第十六册，卷六八二，p579)所列狄青之罪名难道不是“莫须有”吗？仁宗还想保狄青，但文彦博提醒皇帝：“太祖岂非忠臣。”[19](卷七，p327)遂出陈州。文彦博还每日两遣中使抚问，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死。岳飞与狄青之命运何其相似，清人昭琏就感叹：“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为生色……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材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之故智也。”[20](卷二，p42)从文化心态上看，士大夫必欲除狄青而后快，不仅惧其得人心，“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多聚观，叹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8](卷三一九，p10384)，更嫉其不以出身行伍而自卑，仁宗劝他去其面黥，他却说：“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21](卷十二《记事》，p349)这种自信与提高武人地位的意识最为文人所嫉恨。故欧公虽承认狄青“事艺实过人。比其流辈，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心共服其才能”，但狭隘的政治心胸仍使他贬其“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18](第十六册，卷六八二，p579)狄青、岳飞及曲端都是文武兼修的大将，不是那种文臣最喜欢的头脑简单的莽夫，因此他们绝难被宋代的政治体制包容。
历史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历史人格更具复杂性。宋代士大夫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但其文化人格并非完美，他们还有排除异己，为维护本集团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大局的另一面。王夫之揭露其弊：“怀皇袍加身之疑，以痛抑武夫。仅仅一狄青、王德用而猜防百至。岂无可用之人才哉？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间，无以自振。”[3](卷六，p120)足见文人政治并非理想的世界，其虽有文化之功绩，亦少“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22](p580)，然此实为一种畸形的文化。没有哪个国家实体只靠修文崇士、擅写文章辞赋就能够长盛不衰的，一旦外敌入侵，如空中楼阁的繁荣瞬息就灭，士大夫们也只能“以走为安，以和为幸”了[3](卷十，p171)。而当这种狭隘的集团利益蔓延之时，遂“皆蓄菹醢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3](卷十，p185)。岳飞死后，仅一胡邦衡上言请斩桧为飞鸣冤，而不少官僚不仅不为岳飞洗冤，反助纣为虐，迫害岳飞家属。“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其活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宜存留，乞缓其所急，使尽残年。”[23](卷六)这种斩草除根之想法，可谓狠毒。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朝散郎姚岳献书秦桧，以岳州与岳飞姓同，请改为钝州。[7](卷一六八，p2754)
岳飞之死固有其个人因素，如少自晦，不像张俊、韩世忠等于临安广置田宅，使主上放心，遂犯人君大忌。但须明辨的是，岳飞其实死于宋代固有之文人政治，其“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3](卷十，p191)。应该跪在岳飞坟前的决不止秦桧一相，亦不必高宗一君，士大夫亦是其同谋。岳飞之死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文人垄断政治，极力摧残杰出将领，无论其如何斯文昌盛，最终只能沦亡于异族。士大夫的乐园，仅靠道德文章是难以支撑的。
三 自陷于历史困境中的文人政治
岳飞冤案不仅具有文化之悲剧，更透视出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南宋的灭亡和北宋何其相似，都被外族征服，同样是百多年苟安后的毁灭。岳飞死于南宋媾和的开始，士大夫虽取得了对政权的全面控制，却再一次重复自己的恶性循环——以文驭武所导致的国弱，坚守以岁币求安之道，最后愈加腐败，走向败亡。宋代文人向来有求学问之精进，讲道德之热情，但却绝少自我批评与自省精神，而且日趋保守和退步。汴京沦亡，几十万官民被掳往北方，对士人而言本是非常震撼心灵的历史悲剧，但作为本朝政治灵魂的士大夫们却没有积极反省，改革政府管理，对于文武两途稍有平衡之策，以恢复中原为志向。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反而将祖宗制度继续贯彻到底，将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并将荆公列为首罪，将其从神宗庙逐出，换上司马光，这就是官僚们从靖康之难中得到的最大启示。他们的保守、不思进取的封闭的政治人格不是减少了，而是延续着。以此而言，岳飞的北伐是难容于士大夫的，他的死也是必然的。⑦
北宋之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关键时刻因“文臣主兵，多次决策错误”[9](p286)，包括主战的李纲等都是如此。宋代政治体制抑制武人，以文臣驭军，但是整个宋代，文臣领兵很少取得军事胜利。对西夏的战争就是如此，大多数的当世名臣如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等先后都去了陕西前线，“但既无力征服对方，也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基本战局，不过维持而已”[24](p341)。北宋最辉煌的军事胜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而主帅恰好是狄青。而文人成功的大概只有王韶开熙河。⑧
文武本两途，文人与武人各有所长。汉唐盛世都是文武协力创造的。但宋朝为防止武将，以文人统军，徒然消耗巨大财力与士兵生命。文人之性情、气质本不适合戎马，从其前线的文字亦可见其一二。如果说岳飞之《满江红》尚有真伪问题，那么其《五岳祠盟记》中“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25](家集卷十，p982)的慷慨激昂，比之范仲淹《渔家傲》中“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哀怨就是两种精神。后者的词，说得不客气一点是表露了畏战的情绪，这样的词流传于边地，只能是动摇军心。北宋之亡已是前车之鉴，但官僚们并没有清醒，他们继续陷入历史的困境中，执著于“重文”政治下“以文驭武”的传统。南宋诸大将经过多年与金人的作战，战斗力已得到较大提高，即使不能直捣黄龙，但也不至于让金人仅以“三柩(徽宗、郑后与邢后之棺)一老伛(高宗母韦后)坐致其称臣纳币”[26](卷二○，p387)。南宋以文人统兵，败战不断，最典型的是张浚，其以文人特色的“持重拥兵，去战阵千里之外”[20](卷四，p32)的方式指挥作战，结果先以富平惨败丢失整个陕西，符离之溃又导致隆兴北伐失败，徒然耗费国家财力和士兵生命。周密之评最当：“其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15](卷二，p22)但就因其士大夫身份，败亦不遭惩罚，后之史臣还不断地虚美其人。有宋一代文人防范武将的观念根深蒂固，南宋罗大经就言：“自古夷狄盗贼之祸，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13](乙编卷三，p175)可见，文士们始终将武将看做朝廷之最大隐患。
平心而论，宋之士大夫比前不如东晋门阀贵族，甚至也不如后来的明代士大夫。明朝皇帝对士大夫摧折有加，不仅有廷杖之辱，还以重典治之，但明之文人却多有强烈之自省精神，因其多危机意识少优游之生活。明文臣对武将较之宋人尊重得多。他们以媾和为耻辱，以致崇祯欲与后金谈和也不能明讲。东晋贵族以其自信和自尊对北方胡人是坚决抗战，“还没有一个朝代像晋代那样，经常不断地从南方向北方发动进攻。并且一次也没有同敌人讲和过”[27](p302)。盖那时士大夫身份非君主任命，经济上也没有宋代士人那样依附于皇权。他们“在门第上有很强的自负心理，对待夷狄丝毫也不考虑让步，这形成了国家的自尊心”[27](p303)。宋代君臣有这样的自尊吗？在北宋，以纳币事辽、夏为长策，到南宋仍坚守岁币奉敌的模式，沉湎于安逸，不少文人却称苟安之局为中兴。正是这种“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28](卷十四，p260)的政治惰性，最终使南宋重蹈北宋的覆辙。顾炎武认为宋代重名节，说“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29](卷十三，p595)这其实是把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估计得过高了。陆放翁言：“靖康国破，二帝播迁。有小崔才人与广平郡王俱匿民间，已近五十日，虏亦不问。有从官馈以食，遂为人所发，亦不免，不十日虏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金贼劫迁宗室，我之有司不遗余力。”[30](卷一，p6)这才是真的历史，所以有人说，“至宣、靖间，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7](卷四二，p772)。宋亡之时，忠节如文天祥者固然不少，但更有如方回那样的无耻士大夫⑨，其“贪、淫、骄、专、吝、诈、褊、徼幸及老缪”等品格足可体现当时士风之堕落。[31](别集上，p251～252)元军逼近临安，士大夫纷纷“避匿遁去”。谢太后痛心感叹：“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而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8](卷二四三，p8659)
士大夫为文化所培养，后世多赞扬宋朝的“仁厚”，此种制度虽然提高了士人的地位，但当其日益发展为只“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组织”[32](p129)时，它的缺乏生机也就显露出来，宋政之弊恰在于对士大夫太过“仁厚”了，孝宗就深有感触：“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31](前集，p22)士大夫享受优待既久，朝廷又无重典制约，那就只能造就一个贪图安逸的官僚群体。如许倬云所批评的，“这样一个号称仁厚的政府，号称仁厚的传统，因为没有选择好的留下，坏的淘汰的机制，以致这个政府变得越来越大，沉积越来越多了”。[33](p129)官僚中几个较清醒者稍想改变一下，做点实事，即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仅是改革的失败，更是所谓“宋型文化”的失败，这是一个无奈的历史困境。⑩陈寅恪称赞宋代文化之盛，但其实仅能指道德文章而言。“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学问，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宋代的儒生修养都很好，但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33](p135)。宋代士大夫在“享受空前绝后的待遇”之下并未对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34](p189)，反而满足于群体狭隘利益，徘徊在历史的困境中，不断循环着历史的错误。秦桧尝言：“士人趋向不正久矣。”[7](卷一五三，p2467)撇开其政治目的不论，其言中的。
宋之君主为巩固皇权，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宋室南渡本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25](家集卷十，p981)。这是岳飞被陷害前不久的绝笔，象征了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后来南宋有恢复大志的人如辛弃疾等，其痛苦心灵莫不是在此困境中悲歌。
注释：①何忠礼在《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文中，将岳飞之死联系到文人对于武将的歧视和迫害传统，不过该文主要还是论述宋高宗对岳飞的谋害。(见《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5～107页)此外，近几年的一些论文，如李亚平的《岳飞必须死》(载《神州》2005年第5期)、吴思《岳飞必须死吗？》(载《小康》2005年第3期)等对岳飞死因也有深入探讨，但主要还是从岳飞与高宗个人关系、岳飞的死与宋金媾和内在联系方面来分析的，从文人与武将关系的角度来解析岳飞死因的尚不多见。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之死》(《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已注意到武将在宋代文人政治中的悲剧命运。
②林天蔚指出，宋大臣们抗章议和，多是因“江南招谕使”五字有损国体。而屈膝称臣，在建炎年间，宋高宗早已为之，未闻有一人反对。参见《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4页。
③有学者认为士大夫夺权并不一定会导致岳飞被害(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柄》，见《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但不杀一武将是不足以显示士大夫政治威力的，故一解除兵权，秦桧就想对韩世忠下手，后来才选择了岳飞。最重要的是陷害武将本是宋代文人政治的悠久传统。
④何忠礼就指出：“文臣对武将的攻讦，在南宋前期多得不胜枚举。”参见何忠礼《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文。
⑤“‘兵权不可假人’，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宋论》卷一，第15页)
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第267页载：“曲端字平甫，镇戎军人，知书善属文，作字奇伟，长于兵略，屡战有声……娄室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云店，撒离喝乘高望之，惧而号泣，虏人目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
⑦马萧萧《从岳飞命运看南宋的军事战略》一文说：“南宋的军事策略与北宋一脉相承，面对日益激烈的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相反在军事策略上，逐步由被动防守到主动请和，由主动请和到屈膝投降，由战略失当再到战略错误，最终招致覆灭命运。”(《文教资料》2008年3月号上旬刊，第73页)
⑧王韶开熙河虽获成功，但亦多遭士大夫批评，少有赞扬。如指责“王韶在熙河，多杀伐”(《后山谈丛·萍州可谈》卷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9页)。
⑨宋季士大夫如陈宜中、吴坚、章鉴、贾余庆及刘岜等无一不是低能无耻更有过于方回。“方回人格”实代表了宋末世风的堕落典型。
⑩吕思勉指出：宋士大夫“修养的功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又持论过高，往往不切实际。所以宋儒是根本不适宜做政治事业的”。(《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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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劲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讲师。610064）
[摘要]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历来解析岳飞之死，不出秦桧、高宗与金之媾和及陷害，论及当时士大夫在岳飞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却比较少。①但正是士大夫对武将的夺权直接促成了岳飞最后的悲剧命运，秦桧与高宗亦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宋自太祖、太宗确立文人政治后，士人登上权力的舞台，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政治利益集团，并成为宋代政治的主体，对可能威胁其利益的其他势力(主要是武人)均不遗余力地打击摧毁，而且在这一方面显得异常团结。如仁宗朝士大夫采取一致行动贬死名将狄青，充分显示了文官集团强大的政治力量，武人必须绝对受制于文人官僚，这是士大夫的政治原则。岳飞之死是这个重要原则的重新贯彻。
一 媾和与士大夫的夺权之路
自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后，为抵抗金人侵略，皇帝和士大夫官僚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不得不依靠武人来摆脱灭亡的威胁。在对金作战中，武将地位上升，改变了北宋文武的格局，“绍兴中，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多”[1](卷中，p46)。诸大将亦形成军阀之态势，如有岳家军、张家军及韩家军的称呼。特别让士大夫难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战争中崛起，其自信得到加强，一改北宋遭文人压抑之态，如韩世忠蔑视文人，常侮辱有加，并轻薄地称之为“子曰”和“萌儿”。[1](卷下，p95)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可见“南渡以后，武臣卑视文士，正与北宋一般习俗相反”（《国史旧闻》陈登原按语）[2](卷十六，p404)。
但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稳定，士大夫们立即就展开了对武将的夺权斗争。高宗非中兴之主，但却深谙权力驾御之道，遂与秦桧因势利导，利用士大夫的夺权心理，积极与金人媾和。因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3](卷十，p185)。媾和与夺诸将兵权是相辅相成的，后者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还远大于和议，因为这符合宋代重内轻外的政治原则。绝非仅高宗与秦桧有此意图，钱大昕就曾指出：“宋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甚力。”[4](卷八，p171)媾和而解除诸将兵柄，也就恢复了士大夫昔日的政治地位。赵翼看得最透：“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是浚未尝不有意于议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5](卷二六，p552)
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僚都赞成媾和，但绍兴八年确实是高宗与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共定“和议”为国是。[6](上卷，p278)王船山之论堪为深刻：“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3](卷十，p191)虽然在媾和问题上士大夫意见不一②，但在解除诸将兵柄上却是非常一致的。如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因此激起淮西兵变。而“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来解决诸将问题。[7](卷一四○，p2247)秦桧不过完成了浚、鼎等想做之事而已。李心传对秦桧没有好感，却仍肯定其收回诸将兵权的功绩：“然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欲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桧用范同策，而收其部曲。”[7](卷一六九，p2772)李氏之言其实代表了士大夫的集体意识，而秦桧不过是实现了他们的政治欲望。先看看士大夫们是如何参与夺取诸将兵权的，因为失去兵柄才最终导致了岳飞的被害。③
由于敌视武人的传统深入骨髓，加之诸大将之间的矛盾和军纪问题，士大夫对于武将的敌视态度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有所减弱。④还在金人南侵、宋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他们就开始盘算夺回兵权了。如户部侍郎柳约建炎初就进言高宗：“诸大将提兵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8](卷四○四，p12223)建炎四年(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更上疏斥责诸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平时**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7](卷三一，p605～606)此疏不仅极力渲染武将之威胁，而且充分显露出对武将的敌视，其“用古法皆当诛”等语可谓杀气腾腾，已启高宗、秦桧杀诸将之心矣。所谓“所至驱掳，甚于外患”实为士大夫们真实心态的写照，显示了他们不顾大局的极其狭隘的心胸。
此后“力主削弱武将力量，收夺他们的兵权，简直已经成为南宋文臣的共识”[9](p286)。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又上奏章，言“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8](卷四四五，p131301)，并献上“示之以法”、“运之以权”和“别之以分”的“驭将三说”之策，[7](卷四二，p771)其目的就是要以之“渐销诸将之权”[7](卷四二，p772)。对此高宗心领神会，“后十年卒如其策”[8](卷四四五，p13131)。绍兴七年(1137年)淮西兵变后，官僚们更感到解除诸将兵权的迫切性。次年监察御史张戒入对，极言“诸将权太重”，暗示分诸将之权，高宗欣然同意，并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7](卷一一九，p1924)绍兴九年二月，吉州免解进士周南仲亦上书高宗言：“刘光世窃林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d、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太祖尝谓宰相曰：‘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决何耶？”[10](卷一九三，p1393)周南仲将诸大将丑化为“窃”“清名”、“跋扈之大恶”、“首鼠两端”，其用心就是提醒高宗重新拾起赵宋防止武人专权的祖宗家法，早日解决武人问题。稍后，左宣议郎王之道上书，明确要求收回诸将兵柄，以文臣统治军人：“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之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7](卷一三七，p2202)对武将统军的仇视近乎变态，但从深一层来看，这是典型的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思维，北宋尹洙早就说过：“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11](第一编5册，p88)
因此，如果没有文臣官僚们的这种集体性的政治意识，高宗与秦桧要想很轻易地夺回诸将兵柄就要困难得多。果然在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后，给事中直学士范同就向高宗、秦桧献上“皆除(三大将)枢府，而罢其兵权”的调虎离山之计。[7](卷一四○，p2247)接着，参知政事王次翁又协助秦桧以犒赏柁皋之战为名，将韩、岳、张三大将召到临安，以突袭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改诸大将屯军为御前诸军。至此，高宗终于秉承祖宗家法，与官僚集团联手再次将武人置于控制之下，南宋政治也重归北宋的传统。岳飞的杰出与威望以及对媾和的反对态度，终使其成为武人失败的祭品。其悲剧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因为不杀岳飞不足以显示士大夫的力量，不足以警示其他武人，“(岳飞)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12](卷一三一，p3148)。其他将领如张俊等也只能“效媚以自全”了[3](卷十，p185)。
二 岳飞之死的悲剧意味
若从宋代政治文化的深层分析，导致岳飞悲剧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言，但那不包括武人。岳飞之死象征了宋代文人政治对武人排斥与迫害的继续，显示了他们将本集团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惜牺牲整个王朝的前途。
岳飞被构陷而死，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文臣陷害武人是宋代政治的传统。⑤远的如北宋曹利用自杀、名将王德用和狄青同遭贬死，近的是曲端。曲端之死⑥其实已经预示了岳飞的命运。文臣张浚“惧其得士心”[13](丙编卷一，p247)，就残害了这位杰出的陕西名将。张浚所为盖与秦桧置岳飞于死地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妄加罪名，鞫治手段上都和秦桧酷害岳飞如出一辙。在自毁长城，诛杀良将这一方面，张浚给秦桧启迪良多”[14](p141)。他将曲端“坐之铁笼”以火烤死，下手之“殊极惨恶”比桧有过之而无不及，[15](卷十五，p269)但文士们却不断地为其行为寻找借口，所谓“国威不立、诸大将偃謇不恭”[16](甲集卷七，p154)。连周密也觉得难堪：“《四朝国史》端本传之论，乃曰：‘曲端之死，时论或以为冤，然观其狠愎自用，轻视其上，纵使得志，终亦难御，况动违节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虽史臣为魏公地，然失其实矣。信如其言，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15](卷二，p22)明人沈德符道破真相：“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高宗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只因张浚还算是抗战派，后人“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17](补遗卷二，p853)其实二人所遵循的都是本朝始终恪守的摧残武将的政治信条。
秦桧陷害岳飞固为无耻，然其手段亦不过效法张浚及其前辈欧阳修、文彦博等而已。欧阳修至和三年(1056年)上《论狄青札子》云：“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声名，自其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18](第十六册，卷六八二，p579)所列狄青之罪名难道不是“莫须有”吗？仁宗还想保狄青，但文彦博提醒皇帝：“太祖岂非忠臣。”[19](卷七，p327)遂出陈州。文彦博还每日两遣中使抚问，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死。岳飞与狄青之命运何其相似，清人昭琏就感叹：“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为生色……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材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之故智也。”[20](卷二，p42)从文化心态上看，士大夫必欲除狄青而后快，不仅惧其得人心，“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多聚观，叹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8](卷三一九，p10384)，更嫉其不以出身行伍而自卑，仁宗劝他去其面黥，他却说：“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21](卷十二《记事》，p349)这种自信与提高武人地位的意识最为文人所嫉恨。故欧公虽承认狄青“事艺实过人。比其流辈，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心共服其才能”，但狭隘的政治心胸仍使他贬其“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18](第十六册，卷六八二，p579)狄青、岳飞及曲端都是文武兼修的大将，不是那种文臣最喜欢的头脑简单的莽夫，因此他们绝难被宋代的政治体制包容。
历史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历史人格更具复杂性。宋代士大夫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但其文化人格并非完美，他们还有排除异己，为维护本集团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大局的另一面。王夫之揭露其弊：“怀皇袍加身之疑，以痛抑武夫。仅仅一狄青、王德用而猜防百至。岂无可用之人才哉？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间，无以自振。”[3](卷六，p120)足见文人政治并非理想的世界，其虽有文化之功绩，亦少“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22](p580)，然此实为一种畸形的文化。没有哪个国家实体只靠修文崇士、擅写文章辞赋就能够长盛不衰的，一旦外敌入侵，如空中楼阁的繁荣瞬息就灭，士大夫们也只能“以走为安，以和为幸”了[3](卷十，p171)。而当这种狭隘的集团利益蔓延之时，遂“皆蓄菹醢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3](卷十，p185)。岳飞死后，仅一胡邦衡上言请斩桧为飞鸣冤，而不少官僚不仅不为岳飞洗冤，反助纣为虐，迫害岳飞家属。“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其活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宜存留，乞缓其所急，使尽残年。”[23](卷六)这种斩草除根之想法，可谓狠毒。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朝散郎姚岳献书秦桧，以岳州与岳飞姓同，请改为钝州。[7](卷一六八，p2754)
岳飞之死固有其个人因素，如少自晦，不像张俊、韩世忠等于临安广置田宅，使主上放心，遂犯人君大忌。但须明辨的是，岳飞其实死于宋代固有之文人政治，其“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3](卷十，p191)。应该跪在岳飞坟前的决不止秦桧一相，亦不必高宗一君，士大夫亦是其同谋。岳飞之死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文人垄断政治，极力摧残杰出将领，无论其如何斯文昌盛，最终只能沦亡于异族。士大夫的乐园，仅靠道德文章是难以支撑的。
三 自陷于历史困境中的文人政治
岳飞冤案不仅具有文化之悲剧，更透视出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南宋的灭亡和北宋何其相似，都被外族征服，同样是百多年苟安后的毁灭。岳飞死于南宋媾和的开始，士大夫虽取得了对政权的全面控制，却再一次重复自己的恶性循环——以文驭武所导致的国弱，坚守以岁币求安之道，最后愈加腐败，走向败亡。宋代文人向来有求学问之精进，讲道德之热情，但却绝少自我批评与自省精神，而且日趋保守和退步。汴京沦亡，几十万官民被掳往北方，对士人而言本是非常震撼心灵的历史悲剧，但作为本朝政治灵魂的士大夫们却没有积极反省，改革政府管理，对于文武两途稍有平衡之策，以恢复中原为志向。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反而将祖宗制度继续贯彻到底，将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并将荆公列为首罪，将其从神宗庙逐出，换上司马光，这就是官僚们从靖康之难中得到的最大启示。他们的保守、不思进取的封闭的政治人格不是减少了，而是延续着。以此而言，岳飞的北伐是难容于士大夫的，他的死也是必然的。⑦
北宋之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关键时刻因“文臣主兵，多次决策错误”[9](p286)，包括主战的李纲等都是如此。宋代政治体制抑制武人，以文臣驭军，但是整个宋代，文臣领兵很少取得军事胜利。对西夏的战争就是如此，大多数的当世名臣如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等先后都去了陕西前线，“但既无力征服对方，也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基本战局，不过维持而已”[24](p341)。北宋最辉煌的军事胜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而主帅恰好是狄青。而文人成功的大概只有王韶开熙河。⑧
文武本两途，文人与武人各有所长。汉唐盛世都是文武协力创造的。但宋朝为防止武将，以文人统军，徒然消耗巨大财力与士兵生命。文人之性情、气质本不适合戎马，从其前线的文字亦可见其一二。如果说岳飞之《满江红》尚有真伪问题，那么其《五岳祠盟记》中“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25](家集卷十，p982)的慷慨激昂，比之范仲淹《渔家傲》中“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哀怨就是两种精神。后者的词，说得不客气一点是表露了畏战的情绪，这样的词流传于边地，只能是动摇军心。北宋之亡已是前车之鉴，但官僚们并没有清醒，他们继续陷入历史的困境中，执著于“重文”政治下“以文驭武”的传统。南宋诸大将经过多年与金人的作战，战斗力已得到较大提高，即使不能直捣黄龙，但也不至于让金人仅以“三柩(徽宗、郑后与邢后之棺)一老伛(高宗母韦后)坐致其称臣纳币”[26](卷二○，p387)。南宋以文人统兵，败战不断，最典型的是张浚，其以文人特色的“持重拥兵，去战阵千里之外”[20](卷四，p32)的方式指挥作战，结果先以富平惨败丢失整个陕西，符离之溃又导致隆兴北伐失败，徒然耗费国家财力和士兵生命。周密之评最当：“其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15](卷二，p22)但就因其士大夫身份，败亦不遭惩罚，后之史臣还不断地虚美其人。有宋一代文人防范武将的观念根深蒂固，南宋罗大经就言：“自古夷狄盗贼之祸，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13](乙编卷三，p175)可见，文士们始终将武将看做朝廷之最大隐患。
平心而论，宋之士大夫比前不如东晋门阀贵族，甚至也不如后来的明代士大夫。明朝皇帝对士大夫摧折有加，不仅有廷杖之辱，还以重典治之，但明之文人却多有强烈之自省精神，因其多危机意识少优游之生活。明文臣对武将较之宋人尊重得多。他们以媾和为耻辱，以致崇祯欲与后金谈和也不能明讲。东晋贵族以其自信和自尊对北方胡人是坚决抗战，“还没有一个朝代像晋代那样，经常不断地从南方向北方发动进攻。并且一次也没有同敌人讲和过”[27](p302)。盖那时士大夫身份非君主任命，经济上也没有宋代士人那样依附于皇权。他们“在门第上有很强的自负心理，对待夷狄丝毫也不考虑让步，这形成了国家的自尊心”[27](p303)。宋代君臣有这样的自尊吗？在北宋，以纳币事辽、夏为长策，到南宋仍坚守岁币奉敌的模式，沉湎于安逸，不少文人却称苟安之局为中兴。正是这种“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28](卷十四，p260)的政治惰性，最终使南宋重蹈北宋的覆辙。顾炎武认为宋代重名节，说“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29](卷十三，p595)这其实是把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估计得过高了。陆放翁言：“靖康国破，二帝播迁。有小崔才人与广平郡王俱匿民间，已近五十日，虏亦不问。有从官馈以食，遂为人所发，亦不免，不十日虏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金贼劫迁宗室，我之有司不遗余力。”[30](卷一，p6)这才是真的历史，所以有人说，“至宣、靖间，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7](卷四二，p772)。宋亡之时，忠节如文天祥者固然不少，但更有如方回那样的无耻士大夫⑨，其“贪、淫、骄、专、吝、诈、褊、徼幸及老缪”等品格足可体现当时士风之堕落。[31](别集上，p251～252)元军逼近临安，士大夫纷纷“避匿遁去”。谢太后痛心感叹：“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而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8](卷二四三，p8659)
士大夫为文化所培养，后世多赞扬宋朝的“仁厚”，此种制度虽然提高了士人的地位，但当其日益发展为只“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组织”[32](p129)时，它的缺乏生机也就显露出来，宋政之弊恰在于对士大夫太过“仁厚”了，孝宗就深有感触：“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31](前集，p22)士大夫享受优待既久，朝廷又无重典制约，那就只能造就一个贪图安逸的官僚群体。如许倬云所批评的，“这样一个号称仁厚的政府，号称仁厚的传统，因为没有选择好的留下，坏的淘汰的机制，以致这个政府变得越来越大，沉积越来越多了”。[33](p129)官僚中几个较清醒者稍想改变一下，做点实事，即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仅是改革的失败，更是所谓“宋型文化”的失败，这是一个无奈的历史困境。⑩陈寅恪称赞宋代文化之盛，但其实仅能指道德文章而言。“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学问，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宋代的儒生修养都很好，但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33](p135)。宋代士大夫在“享受空前绝后的待遇”之下并未对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34](p189)，反而满足于群体狭隘利益，徘徊在历史的困境中，不断循环着历史的错误。秦桧尝言：“士人趋向不正久矣。”[7](卷一五三，p2467)撇开其政治目的不论，其言中的。
宋之君主为巩固皇权，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宋室南渡本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25](家集卷十，p981)。这是岳飞被陷害前不久的绝笔，象征了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后来南宋有恢复大志的人如辛弃疾等，其痛苦心灵莫不是在此困境中悲歌。
注释：①何忠礼在《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文中，将岳飞之死联系到文人对于武将的歧视和迫害传统，不过该文主要还是论述宋高宗对岳飞的谋害。(见《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5～107页)此外，近几年的一些论文，如李亚平的《岳飞必须死》(载《神州》2005年第5期)、吴思《岳飞必须死吗？》(载《小康》2005年第3期)等对岳飞死因也有深入探讨，但主要还是从岳飞与高宗个人关系、岳飞的死与宋金媾和内在联系方面来分析的，从文人与武将关系的角度来解析岳飞死因的尚不多见。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之死》(《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已注意到武将在宋代文人政治中的悲剧命运。
②林天蔚指出，宋大臣们抗章议和，多是因“江南招谕使”五字有损国体。而屈膝称臣，在建炎年间，宋高宗早已为之，未闻有一人反对。参见《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4页。
③有学者认为士大夫夺权并不一定会导致岳飞被害(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柄》，见《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但不杀一武将是不足以显示士大夫政治威力的，故一解除兵权，秦桧就想对韩世忠下手，后来才选择了岳飞。最重要的是陷害武将本是宋代文人政治的悠久传统。
④何忠礼就指出：“文臣对武将的攻讦，在南宋前期多得不胜枚举。”参见何忠礼《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文。
⑤“‘兵权不可假人’，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宋论》卷一，第15页)
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第267页载：“曲端字平甫，镇戎军人，知书善属文，作字奇伟，长于兵略，屡战有声……娄室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云店，撒离喝乘高望之，惧而号泣，虏人目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
⑦马萧萧《从岳飞命运看南宋的军事战略》一文说：“南宋的军事策略与北宋一脉相承，面对日益激烈的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相反在军事策略上，逐步由被动防守到主动请和，由主动请和到屈膝投降，由战略失当再到战略错误，最终招致覆灭命运。”(《文教资料》2008年3月号上旬刊，第73页)
⑧王韶开熙河虽获成功，但亦多遭士大夫批评，少有赞扬。如指责“王韶在熙河，多杀伐”(《后山谈丛·萍州可谈》卷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9页)。
⑨宋季士大夫如陈宜中、吴坚、章鉴、贾余庆及刘岜等无一不是低能无耻更有过于方回。“方回人格”实代表了宋末世风的堕落典型。
⑩吕思勉指出：宋士大夫“修养的功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又持论过高，往往不切实际。所以宋儒是根本不适宜做政治事业的”。(《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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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顾炎武.日知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30]陆 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1]周 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2]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3]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4]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作者张劲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讲师。610064）
宋朝的问题，压根就不是啥“阳痿”造成的。某些人老以为弘扬一下“尚武精神”，提高一下武人地位，就能踏平辽，金，蒙古，实在是相当荒唐的事。
中华飞刀 发表于 2011-8-16 02:15
宋朝的问题，压根就不是啥“阳痿”造成的。某些人老以为弘扬一下“尚武精神”，提高一下武人地位，就能踏平 ...
那就是弱智造成的了。
宋朝的问题，压根就不是啥“阳痿”造成的。某些人老以为弘扬一下“尚武精神”，提高一下武人地位，就能踏平 ...
那就是弱智造成的了。
zhu250 发表于 2011-8-16 15:24
那就是弱智造成的了。
虽然这个说法也很片面，但不得不承认要比啥“不尚武”“阳痿”靠谱多了。
如果宣和，靖康年间的皇帝稍微有点智商，也不至于最后弄成那副惨样。
那就是弱智造成的了。
虽然这个说法也很片面，但不得不承认要比啥“不尚武”“阳痿”靠谱多了。
如果宣和，靖康年间的皇帝稍微有点智商，也不至于最后弄成那副惨样。
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
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
ok，宋没有一个好爸爸给自己丰厚的遗产。可是，秦，隋的好爸爸在哪儿？宋为甚么自己不去当秦，隋？
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
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
ok，宋没有一个好爸爸给自己丰厚的遗产。可是，秦，隋的好爸爸在哪儿？宋为甚么自己不去当秦，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