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追寻白金坩锅

1958年12月,福建省厦门市发生了一起被公安部列入当年“全国十大盗案”之一的特大盗窃案,被盗单位因此而被迫停产,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厦门市公安局刑侦人员立即投入了侦查工作,一场特殊的战斗悄然开始……
　　
　　坩锅被盗
　　
　　1958年12月9日晚,厦门玻璃厂一只价值五万元人民币的白金拉丝坩锅被盗。
　　这个案件对于被盗单位而言,其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损失了一只五万元的白金坩锅,还会衍生严重的后果。五十多年前的中国,玻璃纤维属于新兴的朝阳产业。当时,玻璃纤维采用坩锅法生产:把玻璃做成球,将球投入到坩锅熔炉中,熔解后的玻璃液从漏板上的许多漏嘴中流出,卷绕在每分钟绕丝达3000M的高速转动的绕丝筒上,成为单股纱,这是下道工序进行深度加工的原料,行业中称为原纱。当时使用的拉丝坩锅,由熔点可达1700℃的铂金属(又称纯白金、正白金或真白金)掺以少量铑金属制成。由此可见,白金坩锅是生产玻璃纤维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部件。那时,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白金坩锅,即使企业拿得出资金,也得费一番周折从国外进口。因此,厦门玻璃厂由于坩锅被盗,就只好停止生产玻璃纤维。而且,这种停产会维持多长时间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案件的发生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
　　厦门市公安局鼓浪屿分局接到玻璃厂的报案后,立刻向厦门市公安局报告。市局刑侦科当即派员前往鼓浪屿,与分局方面会商后,经请示市局领导,立刻组建了一支七人侦查组对该案进行专案侦查。
　　厦门玻璃厂前身是私营企业厦门通用玻璃厂,于1955年3月1日建成投产。1956年5月26日,通用玻璃厂经公私合营改为厦门玻璃厂,主要生产玻璃器皿。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该厂实现了两个技术飞跃:成功生产灯泡和玻璃纤维。当时,这家工厂的员工还不到二百人。专案组在勘查现场和了解该厂安保管理措施后,认为该案很有可能是工厂内部人员作案。因此,一干侦查人员认为尽管案犯作案手段不凡,未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但由于范围有限,因此侦破该案的难度可能不会很大。
　　据厂方介绍,当晚7时许两名值班干部巡查拉丝车间时,白金坩锅还在,而在两个半小时后再次巡查该车间时,坩锅已经不翼而飞。这样,专案组就有理由将失窃时间确定在7时至9时半之间。当时,全厂员工都已下班,厂里只有住宿舍的大约六七十人。专案组长秦进忠于是向当班门卫了解是否有人外出,外出时是否携带了鼓鼓囊囊的东西。白金坩锅体积不大,如果穿着棉祆掖在身上就能毫不显眼地夹带出去。其时节令虽已交“大雪”,不过地处南国的厦门还是温暖如春,没有人穿棉祆。所以,门卫可以确凿地回答说虽然有一些员工外出,但没有人携带什么东西出厂。
　　秦进忠于是判断赃物应该还在该厂范围内的某个角落里藏着,对厂方一说,厂领导说那就赶紧找吧。于是就发动全厂员工搜寻,找遍了全厂各处,连食堂、宿舍、厂长室都没漏过,却没有发现赃物。
　　这个结果并未动摇专案组的“内盗”判断,经过讨论,决定对案发时段在厂内的员工进行排查,划出有作案条件的人员,以便缩小调查范围。这样,留在厂里的干部、工人都被要求说清楚夜间7时至9时半这段时间里的活动情况,当然,还得有证明人。
　　这番调查进行了整整一天,到12月10日傍晚,调查结果集中到了专案组:下班后留在厂里的那部分人员,有9人无法证明自己在该段时间里的活动情况,但他们都声称自己没有涉案,有的说在哪里哪里拉胡琴,有的说在厂区某个角落打太极拳,有人则躲在哪里哪里构思情书,有人则说自己在宿舍里,但当时宿舍里恰恰没有第二人在。
　　是否涉案当然不是空口说的,那就需要侦查员帮他们作一个鉴定了。专案组在分析了他们所说的情况后,分成两拨,分别找这9位以及其他可能可以作证的人个别谈话。到晚上8点,9人中有8位由侦查员给他们找到了证明人。
剩下的1位,是个19岁的女工,名叫薛苏花,进厂不过一年,还是个艺徒。一查她的档案,情况对她有点不利:家住郊区同安,其父是中统特务,镇反时被判处20年徒刑,现在青海劳改,母亲是被管制对象,在当地监督劳动;而她本人未成年前则是个有着小偷小摸嗜好的不良少年,1956年因扒窃而被处少教一年,释放后被安置到玻璃厂当艺徒。按照正常的侦查思路,像薛苏花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列为怀疑对象的,况且她还无法说清楚自己在案发时间的证明人。这样,薛苏花所面临的就不是一个侦查员跟其谈话,而是整个专案组对她的询问了。现状对薛苏花也不利:她说在宿舍看书,但多人作证她那屋里当时没有灯光;隔壁宿舍有人开着收音机在听乒乓球比赛直播,她在侦查员启发式的提示下也未以此为证。因此,专案组有理由相信她当时不在宿舍。
这个姑娘也真是了得,面对着专案组七嘴八舌不停发问的轰炸式战术,她竟能沉着应对,一次次地重复着最初的说法:在宿舍里休息。问到后来,薛苏花忽然趁人不备,蓦然冲向窗口,幸亏侦查员小储眼疾手快上前拉住,才阻止了其跳楼自尽之举。
　　秦进忠跟两个老成的侦查员商量后,决定换一个方式,请厂方物色两个平时跟薛苏花比较谈得来的女工跟其单独聊聊,动员其说老实话。于是,薛苏花的师傅和工会女工组长出马了。两人跟薛苏花谈了个把小时,终于弄清了情况:这段时间,薛躲在女浴室里写信。
　　写信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薛苏花这封信还真的不大好说:她进厂后,团组织找了谈话,要求她跟自己的阶级敌人父母划清界线,断绝来往,并说这将关系到艺徒能否如期满师。她口头上答应得很好,心里却自有念头。当时她已经有了男友,是鼓浪屿的一个商店营业员,于是就让男友代她接收父母的信件。上几天,她收到了父亲从劳改农场寄来的信件,瞅了个空想写回信,因怕被人发现了影响满师,于是就躲到女浴室更衣间去写了。
　　这封信,由于当晚发生了案件全厂处于戒备状态而未能寄出,薛苏花交了出来。专案组审查后,认为薛所言不谬,于是就排除了她的嫌疑。但是,线索也因此而断了。
1958年12月,福建省厦门市发生了一起被公安部列入当年“全国十大盗案”之一的特大盗窃案,被盗单位因此而被迫停产,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厦门市公安局刑侦人员立即投入了侦查工作,一场特殊的战斗悄然开始……
　　
　　坩锅被盗
　　
　　1958年12月9日晚,厦门玻璃厂一只价值五万元人民币的白金拉丝坩锅被盗。
　　这个案件对于被盗单位而言,其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损失了一只五万元的白金坩锅,还会衍生严重的后果。五十多年前的中国,玻璃纤维属于新兴的朝阳产业。当时,玻璃纤维采用坩锅法生产:把玻璃做成球,将球投入到坩锅熔炉中,熔解后的玻璃液从漏板上的许多漏嘴中流出,卷绕在每分钟绕丝达3000M的高速转动的绕丝筒上,成为单股纱,这是下道工序进行深度加工的原料,行业中称为原纱。当时使用的拉丝坩锅,由熔点可达1700℃的铂金属(又称纯白金、正白金或真白金)掺以少量铑金属制成。由此可见,白金坩锅是生产玻璃纤维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部件。那时,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白金坩锅,即使企业拿得出资金,也得费一番周折从国外进口。因此,厦门玻璃厂由于坩锅被盗,就只好停止生产玻璃纤维。而且,这种停产会维持多长时间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案件的发生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
　　厦门市公安局鼓浪屿分局接到玻璃厂的报案后,立刻向厦门市公安局报告。市局刑侦科当即派员前往鼓浪屿,与分局方面会商后,经请示市局领导,立刻组建了一支七人侦查组对该案进行专案侦查。
　　厦门玻璃厂前身是私营企业厦门通用玻璃厂,于1955年3月1日建成投产。1956年5月26日,通用玻璃厂经公私合营改为厦门玻璃厂,主要生产玻璃器皿。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该厂实现了两个技术飞跃:成功生产灯泡和玻璃纤维。当时,这家工厂的员工还不到二百人。专案组在勘查现场和了解该厂安保管理措施后,认为该案很有可能是工厂内部人员作案。因此,一干侦查人员认为尽管案犯作案手段不凡,未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但由于范围有限,因此侦破该案的难度可能不会很大。
　　据厂方介绍,当晚7时许两名值班干部巡查拉丝车间时,白金坩锅还在,而在两个半小时后再次巡查该车间时,坩锅已经不翼而飞。这样,专案组就有理由将失窃时间确定在7时至9时半之间。当时,全厂员工都已下班,厂里只有住宿舍的大约六七十人。专案组长秦进忠于是向当班门卫了解是否有人外出,外出时是否携带了鼓鼓囊囊的东西。白金坩锅体积不大,如果穿着棉祆掖在身上就能毫不显眼地夹带出去。其时节令虽已交“大雪”,不过地处南国的厦门还是温暖如春,没有人穿棉祆。所以,门卫可以确凿地回答说虽然有一些员工外出,但没有人携带什么东西出厂。
　　秦进忠于是判断赃物应该还在该厂范围内的某个角落里藏着,对厂方一说,厂领导说那就赶紧找吧。于是就发动全厂员工搜寻,找遍了全厂各处,连食堂、宿舍、厂长室都没漏过,却没有发现赃物。
　　这个结果并未动摇专案组的“内盗”判断,经过讨论,决定对案发时段在厂内的员工进行排查,划出有作案条件的人员,以便缩小调查范围。这样,留在厂里的干部、工人都被要求说清楚夜间7时至9时半这段时间里的活动情况,当然,还得有证明人。
　　这番调查进行了整整一天,到12月10日傍晚,调查结果集中到了专案组:下班后留在厂里的那部分人员,有9人无法证明自己在该段时间里的活动情况,但他们都声称自己没有涉案,有的说在哪里哪里拉胡琴,有的说在厂区某个角落打太极拳,有人则躲在哪里哪里构思情书,有人则说自己在宿舍里,但当时宿舍里恰恰没有第二人在。
　　是否涉案当然不是空口说的,那就需要侦查员帮他们作一个鉴定了。专案组在分析了他们所说的情况后,分成两拨,分别找这9位以及其他可能可以作证的人个别谈话。到晚上8点,9人中有8位由侦查员给他们找到了证明人。
剩下的1位,是个19岁的女工,名叫薛苏花,进厂不过一年,还是个艺徒。一查她的档案,情况对她有点不利:家住郊区同安,其父是中统特务,镇反时被判处20年徒刑,现在青海劳改,母亲是被管制对象,在当地监督劳动;而她本人未成年前则是个有着小偷小摸嗜好的不良少年,1956年因扒窃而被处少教一年,释放后被安置到玻璃厂当艺徒。按照正常的侦查思路,像薛苏花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列为怀疑对象的,况且她还无法说清楚自己在案发时间的证明人。这样,薛苏花所面临的就不是一个侦查员跟其谈话,而是整个专案组对她的询问了。现状对薛苏花也不利:她说在宿舍看书,但多人作证她那屋里当时没有灯光;隔壁宿舍有人开着收音机在听乒乓球比赛直播,她在侦查员启发式的提示下也未以此为证。因此,专案组有理由相信她当时不在宿舍。
这个姑娘也真是了得,面对着专案组七嘴八舌不停发问的轰炸式战术,她竟能沉着应对,一次次地重复着最初的说法:在宿舍里休息。问到后来,薛苏花忽然趁人不备,蓦然冲向窗口,幸亏侦查员小储眼疾手快上前拉住,才阻止了其跳楼自尽之举。
　　秦进忠跟两个老成的侦查员商量后,决定换一个方式,请厂方物色两个平时跟薛苏花比较谈得来的女工跟其单独聊聊,动员其说老实话。于是,薛苏花的师傅和工会女工组长出马了。两人跟薛苏花谈了个把小时,终于弄清了情况:这段时间,薛躲在女浴室里写信。
　　写信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薛苏花这封信还真的不大好说:她进厂后,团组织找了谈话,要求她跟自己的阶级敌人父母划清界线,断绝来往,并说这将关系到艺徒能否如期满师。她口头上答应得很好,心里却自有念头。当时她已经有了男友,是鼓浪屿的一个商店营业员,于是就让男友代她接收父母的信件。上几天,她收到了父亲从劳改农场寄来的信件,瞅了个空想写回信,因怕被人发现了影响满师,于是就躲到女浴室更衣间去写了。
　　这封信,由于当晚发生了案件全厂处于戒备状态而未能寄出,薛苏花交了出来。专案组审查后,认为薛所言不谬,于是就排除了她的嫌疑。但是,线索也因此而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