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结下深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

从亚洲开始职业军事生涯
　　在史迪威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前，美国陆军的编制只有区区的2000名军官和28000名士兵。在赢得了美西战争之后，美军在菲律宾站稳了脚跟。于是，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说服国会授权建立了一支近10万人的陆军部队。这些部队共被编为31个步兵团和15个骑兵团及为数不多的炮兵、工兵部队；每个步兵团下辖3个营，每营800人分编为4个连。美国陆军的这些部队分别驻扎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45个地点。在远东地区，除第12步兵团驻扎在菲律宾之外，第15步兵团驻扎在中国的天津租界里。
　　按照西点军校的毕业分配规定，成绩在前10名的学员可以优先选择自己喜欢的兵种；而当时美国陆军中被广泛看好的兵种是工兵而非步兵。但西点军校1903届第一名毕业学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来到了远在菲律宾的第12步兵团这个美国陆军唯一尚在进行作战的部队。从来没有到过亚洲的史迪威出于对遥远而神秘的东方的好奇心，来到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陆军第12步兵团，开始自己最初的职业军事生涯。经过一番必要的准备，史迪威和他的16位西点军校同学一起登上了美国陆军的“谢里登”号运兵船，启程驶往他们最初的服役地点——菲律宾的马尼拉。
　　菲律宾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5月1日，美国亚洲舰队在杜威将军的率领下，在马尼拉湾一举歼灭了西班牙舰队；三个月后，包括第12步兵团在内的10700名美国陆军官兵陆续抵达菲律宾。杜威将军在香港曾与菲律宾的起义领袖阿奎那多进行谈判，他表示让菲律宾人民在西班牙势力被驱逐后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1899年1月，菲律宾共和国正式建立，阿奎那多出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但在1898年12月，美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巴黎和约》，美国正式将菲律宾据为己有；美国军队大举开进马尼拉，于是在1899年2月引发了美菲战争。不久，阿奎那多被美军俘获，宣誓效忠美国；但菲律宾人民仍长期坚持进行反对美军的民族解放游击战。
　　在经历了太平洋上的颠簸之后，史迪威与同伴们安全抵达美国陆军驻菲律宾的第12步兵团；他被安排在1营4连。刚刚到达菲律宾的史迪威很快就与他的部队一起不断受到菲律宾人的袭击，他在日记中记述自己在抵达菲律宾的头三个月里，仅宿务省就有803个摩洛族人被美军击毙。初来乍到的史迪威对此大为吃惊，但他仍然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军旅生活。第4 连的连长福尔斯上尉在对史迪威的鉴定报告中指出：史迪威“特别聪明、刻苦，办事成效显著”。
　　1905年8月，具有语言才能的史迪威接受了美国陆军部下达的两个任务：翻译一本日俄战争中日军围攻旅顺口的法文小册子；翻译一部西班牙文的《智利军事地理》。特别是在翻译前者的过程中，史迪威第一次在书本上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惨景（日俄双方在旅顺口战役中共投入了50万兵力），并通过此书对日军进攻作战的特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出色地完成了陆军部交付的这两项任务，史迪威于1906年被调回西点军校担任现代语系的教官，他因而成为西点军校1904 届毕业生中第一个从菲律宾回国的人。
　　但是，根据美国陆军部的规定，史迪威还必须在第12步兵团再服役一年。因此，在西点军校的执教期满后，史迪威于1911年1月再次乘坐“谢尔登”号运兵船重返菲律宾。此次他被安排在马尼拉近郊的麦金利堡兵营，并被晋升为陆军中尉。同年11月下旬，史迪威中尉利用假期，前往自己心驰已久的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游历。此时，中国刚刚发生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尚未回国，革命军和清朝军队仍在进行作战；史迪威在17天里，先后急匆匆地游历了上海、厦门、香港、广州、梧州等地，对中国有了最初的大致印象和初步认识。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2年1月，史迪威中尉从菲律宾返回美国，被分派到驻扎在加利福尼亚的第12步兵团工作了一年。此时的欧洲却是风云变幻。1912年3月，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随后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也宣布加入该条约，形成了巴尔干四国同盟。10月，门的哥罗首先向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随即进攻土耳其，引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6月，在奥匈帝国的怂恿下，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和希腊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于是，巴尔干半岛各国之间从此陷入了混战局面，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美国由于与欧洲大陆被大西洋隔开，相对成为平静的一潭死水。美国陆军在国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军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在第12步兵团任职的史迪威曾经竭力谋求出任驻圣多明各的武官，但未能如愿。1913年8月，他奉命再次回自己的母校西点军校，在英语和历史系任教。
　　1914年夏初，在西点军校现代语系教授西班牙语的史迪威获准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修西班牙语。在西班牙的史迪威闻到了欧洲大陆的火药味。这年的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史迪威在第二天听到这个消息时，没有想到此事竟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直到7月底当史迪威获悉奥匈帝国的军队开始用大炮轰击贝尔格莱德时，他才预感到欧洲即将步入战争的深渊。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不久后便真正爆发了。史迪威只得匆忙结束了自己在西班牙的进修学业，返回美国。在谋求赴法国军队出任美国军事观察员的努力失败后，史迪威只好回到西点军校再执教鞭。1916年夏初，欧洲大战已进行了两年；33岁的史迪威只是西点军校的一名按部就班的中尉教官，他很是感到心灰意冷。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在欧洲爆发时，美国政府采取的是“隔岸观火”的政策，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说：“美国人必须在道义上和感情上首先想到美国和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美国因此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从1914年到1916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由242亿美元骤增至624亿美元。但随着欧洲大战的进展和日本在亚洲及中国大陆的日益扩张，美国国内公众的心理和舆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16年5月，德国和英国的海军舰队在日德兰海域进行了著名的日德兰大海战，此战表明德国海军仍有力量拦阻美国和协约国的海上通道。美国总统威尔逊力主国会通过法案，使陆军常规部队扩大一倍（总兵力达到88000人），并加速经济军事化的进程。
　　于是，培训足够数量的军官成为美国陆军首当其冲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形下，已经具有10年教龄的史迪威被选调到纽约的普提茨堡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地担任教官；1916年9月，他在普提茨堡被晋升为陆军上尉。此时，美国到处充斥着进行战争动员的言论，史迪威在普提茨堡后备军官训练营地干得十分带劲；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法语特长，为陆军部和训练营地翻译了法军的大量作战资料，对改革教学和训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17年1月，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作战”，几乎封锁了协约国的海上供应通道，使英国军民即将断炊。英国海务大臣向美国人呼救说：“如果照这样损失下去，我们将无法继续作战。”随着美国多艘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和数百名美国公民葬身鱼腹，美国金融寡头和政府部长们纷纷主张美国参战，威尔逊总统急忙发表演讲称：德国胜利将对美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他阐明“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强加到我们身上来的”，并要求国会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4月初，美国参议院以82票对6票，众议院以375票对50票，通过了美国对德国宣战的决议。随即，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潘兴将军被任命为美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
　　参战就意味着迅速扩招军队，也就意味着陆军军官的急切需求。于是，陆军原有的军官，特别是西点军校毕业的陆军军官，立即身价倍增。史迪威上尉马上就被晋升为战时陆军少校，并且很快就有三个职位摆在他面前任他选择：一是到一个很大的训练营地担任教官；二是到第80师的一个旅去担任副官；三是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武官。
　　史迪威立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战斗部队的副官职位，很快就在这个新岗位上干了起来。当他所在的战斗部队尚在进行参战准备时，他于1917年12月接到一项命令：立即赴法国向美国赴欧洲远征军司令部总司令潘兴将军报到。兴奋不已的史迪威马上就挤上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运兵船，前往法国的圣钠泽尔军港。
　　比史迪威年长20岁的潘兴将军是西点军校1886年的毕业生，是史迪威的前辈学长。人称“黑桃杰克”的潘兴将军知道史迪威在驻菲律宾的美军部队任职时有着杰出的表现，所以点名将史迪威这样的年轻有为的军官调入自己的麾下。于是，担任美国远征军第4军首席情报员的史迪威，得以在潘兴将军手下亲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一是粉碎德军五次大进攻的防御战；二是收复德军占领的三个突出地带的反击战；三是以钳形攻势占领两个交通枢纽的进攻战。
　　1918年8月10日，美军和法军联合组建总兵力达50万的第1集团军；潘兴将军和法军元帅福煦计划在9月7 日开始实施夺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的进攻行动。潘兴将军的助手马歇尔中校为此次战役行动拟订了主要计划，史迪威则为该计划提供了精确翔实的情报资料。讲得一口流利法语的史迪威被派往法第17军工作，成为第一个与法第17军共同作战的美国人。法第17军的情报处长阿尔芒·贝洛姆少校很欣赏这个法语十分流利的美国军官，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甚至还安排史迪威乘飞机进行了一次飞行侦察活动；史迪威因此也荣幸地成为美国赴欧洲远征军第一个遨游蓝天的人。在191 8年9月上旬圣米耶尔战役打响前夕，史迪威被晋升为陆军中校。由于在圣米耶尔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史迪威于1918年1 0月又被晋升为战时陆军上校，并荣获为非战斗人员新设立的“优异服务勋章”。美第4军参谋长韦尔斯将军称赞史迪威有“ 非凡的天才”，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
　　在美国远征军部队里，史迪威结识了在远征军中担任军法官的亨利·史汀生。史汀生曾是1911至1913年塔夫脱总统任期的美国陆军部长；后于30年代出任美国国务卿，40年代又重任陆军部长，对史迪威的军中前途产生过重要影响。1918年11月大战停战后，史迪威上校被派到德国的科布伦茨地区执行了半年多的占领任务。在总共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史迪威充分领略了潘兴将军指挥百万大军克敌制胜的雄才大略，学到了不少领兵打仗的方法；这对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领部队作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致一些人称史迪威是“潘兴式的将军”。
　　1918年11月11日清晨5时，德国人在法国北部贡比涅森林雷通车站的法国福熙元帅的专列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在这次大战中，到达欧洲的二百万美国远征军有50280人战死，205690人受伤。1919年5月，美第4军的建制被撤销；在一次弹药库爆炸中眼部受伤的史迪威也随远征军凯旋回国。

首次赴中国任职
　　1919年夏，回到美国的史迪威上校得以与家人团聚。但不久之后，同其他凯旋回国的军官一样，史迪威被撤销了战时上校军衔，仍旧成为一名陆军上尉。自1904年当上陆军少尉，经过15年的军旅生涯，36岁的史迪威只是一名区区的陆军上尉；而此时美国陆军又面临着大规模的裁减形势，这就意味着美国陆军的许多军官将在一个军衔上还得再干上更长的时间。
　　因为自己在陆军中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史迪威开始变得有些肝火旺盛。他无法耐心等待自己的命运，于是急匆匆地拜访了在美国陆军人事局任职的老同学昌西·芬顿，直接提出“把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鉴于史迪威出色的语言天赋， 1919年8月6日，他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部的驻华首席语言教官。于是，史迪威上尉立即来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进修。史迪威很快就对独具特色的中国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半年的刻苦攻读，史迪威已能看懂中文报纸上的短文章，并可借助字典阅读复杂的中文资料。1920年7月，史迪威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的进修学业，并被晋升为陆军少校。
　　1920年8月5日，史迪威少校带着怀孕的妻子威妮登上了驶往中国的陆军运输船；9月18日抵达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秦皇岛。根据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美国在秦皇岛至天津的铁路沿线驻扎了军队，其中美国陆军的第1 5团驻扎在天津。史迪威很快就来到北京东郊民巷的美国驻华使馆报到，并立即将自己的家安顿在东总布胡同3号的一座三进平方四合院里。10月下旬，陆军部寄来了工作及任职的意见征询表，对古老的北京城痴迷不已的史迪威不假任何思索地在自己最理想的任职一栏里填上了“驻华武官”，而将“NO”写在了西点军校教官等其它职位的栏目里。
　　在初到北京的前半年时间里，史迪威在美国人开办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里进一步学习汉语。当时久居中国的外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中文名字；史迪威很快就按照自己英语本名“Stilwell”的字音，给自己取了一个“史迪威”的中文名字，因为他认为：“历史”可以“启迪”后人，并且很“威武”。
　　史迪威在古老的北京城四处游历，饱览名胜古迹。他看到了二十年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劫掠破坏的罪证，感到十分震惊。史迪威起初认为“义和拳”是中国民间一个排外的封建迷信组织，美国陆军前来中国镇压“义和拳”则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华的侨民。但经过在北京一段时期的游历，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史迪威认真阅读了美国陆军少校西曼（他在19 00年曾是美国陆军侵华部队的一员，回到美国后曾出任美国的中国协会主席）出版的《1900年在华目击笔记》，西曼在这部著作中记述了“义和拳”的英勇斗争及其悲壮结局，并称赞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一次最光辉的表现”。史迪威完全赞同西曼的评论。史迪威还获悉了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中国的“义和拳”事件所作的一番演讲：“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在中国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 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与义和拳站在一起的。义和拳是爱国者，他们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拳。” 马克·吐温的演讲，使史迪威更加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史迪威在北京还初步接触了当时的中国军队，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谈起了对中国军队的印象：“中国士兵很好，只要给他们吃的，加上好的领导，他们能打败世界上的任何军队。”
　　在北京完成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学业后，史迪威很想到外地去工作，以便进一步熟悉中国的情况；很快，他就谋求到一份差事——赴山西担任修建汾阳至离石公路的总工程师。1921年4月，史迪威来到山西省会太原赴任，山西省长阎锡山对史迪威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阎锡山手下的混成旅旅长商震此时还兼任“军人工艺实习厂”的厂长，他对这位参加过欧洲大战并获得过勋章的总工程师非常敬佩，用自己在保定军校学就的英语与史迪威进行交谈，二人彼此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都没有想到在若干年后会成为共事的同仁。
　　全长82英里的汾阳至离石公路由6000名中国民工承担铺设，史迪威领导着一个由十几名外国人组成的工程技术班子负责技术工作。38岁的史迪威亲赴筑路工地，常常与中国劳工们同吃一样的饭菜，并用自己在西点军校学到的军事工程课的全部知识，指导和监督筑路工程的进展，赢得了工程师和中国劳工们的敬重。1921年8月1日，公路修筑工程顺利完成，史迪威回到北京，受到美国驻华使馆同仁们的高度好评。史迪威根据自己四个月筑路生活的见闻和感受，撰写了以《中国生活散记》为题的系列文章，在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同年11月，史迪威应邀来到山西的汾阳城，参加了汾离公路的通车典礼。但在十一年后的1932年，史迪威在英文的《字林西报》上读到一篇文章称，汾离公路由于缺乏必要的养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感到非常的惋惜。
　　1922年春，陕西省最高首脑冯玉祥将军同国际赈济委员会达成协议，要修筑一条从潼关到省城西安的公路，并要求仍由史迪威来担任总工程师。史迪威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古老的西安城里，史迪威见到了身高体胖的冯玉祥将军。在冯玉祥的军营里，史迪威见到士兵们精神饱满，队列整齐，高唱着基督教的圣歌，有些士兵还在读《圣经》；兵营的墙上到处都贴着陕西、中国和世界的地图，每一间房子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其上用鲜红的颜色划出了近50年内丧失的国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史迪威觉得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军官所受到的军事理论训练太少了。
　　就在史迪威刚刚开始在筑路工地上忙碌的时候，中国爆发了直奉战争（即吴佩孚直系部队与张作霖奉系部队之间的军阀战争）。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奉命将自己的部队迅速带往河南；史迪威谢绝了冯玉祥请他同去河南的邀请，于6月匆匆返回北京的家中。到此时，史迪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灾难和战乱，对中国的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1922年9月，史迪威接受了去西伯利亚的任务，这样他就有机会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作一次旅行。令史迪威感到十分震惊的是，在日本关东军总部和南满铁路总部所在的奉天城（今沈阳市）里，竟然只有日本的邮政使这座大城市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在海参崴、朝鲜的旅途中，史迪威到处看见日本军队的活动，并成分感受到日本人那种凌驾于一切外国人之上的高等民族的优越感。
　　1923年4月，40岁的史迪威独自一人到浙江、江西和湖南等江南省区进行了一次不带翻译和随员的旅行，江南地区的田野春色，令他心旷神怡。在同中国江南普通农民的交谈中，史迪威认识到，他们都非常善良、厚道，并不关心国家的政治，只是要求不要打扰他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同年7月，史迪威的四年任期已满；美国陆军部派他到本宁堡步兵学校进修战术课程。
　　二度赴华任职
　　1924年夏，史迪威结束了在本宁堡步兵学校为期一年的进修，担任辅助校长工作的助理执行官。1925年9月，史迪威转到堪萨斯州利文斯堡的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继续深造；按照美国陆军部当时的规定，只有取得该校的毕业文凭，才有可能跻身于高级指挥官的行列。过去，史迪威考入西点军校时，曾是班里最小的学院；如今他却成为利文斯堡军校里年龄最大的学员。在史迪威的班上，最用功的学员当属西点军校1915年级的学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在毕业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而校长在史迪威的毕业成绩册上留下的批语则是：“有常识和幽默感”。
　　当获悉美军驻中国天津的步兵第15团有一个营长的空缺后，史迪威立即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赴自己向往的法国参谋学院深造的机会。陆军部的人说：史迪威“简直就是一个杰出的中国人，是担任这个战斗部队军官的最合格的人选。”
　　1926年8月20日，如愿以尝的史迪威率家人再次登上了赴中国的陆军运输船，他们甚至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的兵营，就设在天津九国租界的中心，占地近四千亩，相当于美国大城市的一个街区，被俗称为“美国大院”。第15步兵团是1900年为同义和团作战而由菲律宾掉来天津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增兵至两个营（另一个营仍留守在菲律宾）。这支部队的代号是“胜任”，意思是有能力执行美国的在华职责。该团有一个警备分队驻在唐山，负责保卫奉天到北京铁路线上的修理所；有一个夏季训练营地设在山海关；另有一支骑兵巡逻队充作机动之用。
　　第一次到达天津的史迪威，对这座缺乏中国古代建筑的口岸城市多少感到有些失望，他对团里的军官穿军装时不带武器而手拿马鞭或手杖的情形也大为反感。此时，第15步兵团的团长刚刚奉召回国。令史迪威高兴的是，自己认识的团执行长马歇尔中校在此主持全团的事务（这是马歇尔生平第一次统领一个团）；他们组织团里的官兵们学习将中国话，彼此相处得很融洽。
　　而就在史迪威抵达天津任职前的1926年7月，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使驻在天津的美军部队感到震惊；初来乍到的史迪威很快就感受到了中国大革命的声势。尽管张作霖的部队仍控制着京津地区，但美国人还是采取了新的防范措施，将设在北京的美军司令部与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指挥部合并起来，由年过六旬的卡斯特纳少将到天津加强指挥，以期使天津的部队能在三天之内赶到北京城去保卫美国驻华公使馆。在北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由巴特勒将军指挥的一个海军陆战旅也被调至天津，该旅装备有20架飞机和一些轻型坦克，在天津大出风头。曾在1900年亲身领教过义和团的厉害的巴特勒将军急于想了解南北军交战战场的第一手情况；于是精通汉语的史迪威少校被选中承担南下的重任。
　　史迪威立即带着一个中国仆人老赵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前往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军情。在四省交会的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史迪威亲眼目睹了战火后尸横遍野的惨景，他对身处战祸之中的中国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心。返回天津后，史迪威在自己的报告中，对军纪严明的南军部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只要南军不停止进攻行动，张宗昌的北军部队势必被击溃。美国驻华公使亲自面见了从战区归来的史迪威，对他的英勇行为表示了钦佩。卡斯特纳将军大为赞赏史迪威的英勇和才干，他动情地说：“同战友们一道作战，表现英勇的常见的，但任何一个人要想像史迪威少校那样，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深入两支敌对部队中，同数百名无知的，并且怀有敌对的排外情绪的中国军人进行接触，还需要大得多的勇气！”
　　1927年冬，史迪威应第15步兵团《哨兵报》的约请，撰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局势的文章。在他撰写的《张作霖传》连载文章中，史迪威认为张作霖注定的无法登上中国的王位的。史迪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蒋介石是中国一个派别的首领，而非一个政党的首脑；但他还是认为，“果断和精力充沛的”蒋介石是一个能把中国局势整治好的人物。史迪威认为，中国人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实力，指挥官擅长战略撤退；而中国“最伟大的”战略撤退大师是拥有优势兵力的张宗昌。
　　1928年1月，史迪威出任第15步兵团的代理参谋长。同年5月，45岁的史迪威被晋升为陆军中校；《哨兵报》发表文章赞扬他是“驻华美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之一”，是“中国问题专家”。
　　1929年4月，史迪威中校携家人启程返美。7月，他将自己的长子小乔送入了西点军校后，便前往本宁堡步兵学校出任战术系主任；这是马歇尔副校长执意给他安排的职位。本宁堡步兵学校是以美国内战时期南军亨利·L·本宁将军的名字而命名的，建校之初只从事步枪教练，后逐步发展成为美国陆军的基础战术学校，有“美国步兵之家”的美誉。1922年国会通过了将本宁堡扩建为军事要塞的法案，使该校及要塞区的面积比西点军校还要大三、四倍（占地97000英亩）。马歇尔自1927年11月来到这里后，对校务大举革新，使其教学、训练和技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起色。
　　史迪威很高兴自己能够再次在马歇尔的手下任职。在史迪威领导的战术系里，可谓人才济济。比史迪威小10岁的奥马尔·布莱德雷给高年级讲授“营进攻”，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欧洲战场的著名战将；在进修学员中有来自中国天津的第15步兵团的马修·李奇微上尉，他后来也成为美国陆军的著名将领。在教学工作中，史迪威把战斗力概括为“运动、射击、通讯联络”（也就是今天军人们俗称的“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认为三者缺一不可。史迪威特别重视野外演习课，每次都亲临现场进行督导。他和马歇尔都极力推崇格兰特将军的作战指挥，大力提倡“运动战”，要求营和营以下的分队指挥官，不能向上级司令部提出要求等待具体命令再作行动，而是应该依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开动脑筋，抓住战机，采取适当的行动。史迪威还对部队的机动性、突击和袭入相结合的作战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在本宁堡军校作了一次以《东方人的心理》为题的演讲，极力澄清不少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他指出：由于中国和西方的联系被切断了许多个世纪，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不能指望一个中国人表现得同西方人一样。他说：“尊严对中国人是最宝贵的，谁剥夺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就与谁结成了仇敌。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要使他们丢面子，除非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丢脸，而你不怕树敌。······若有正确的领导，有勤劳和富于创造才能的四亿中国人将会居于支配的地位。我们最好是支持他们。”
　　副校长马歇尔对战术系主任史迪威的工作和才干大为赞赏，称他是“教练天才”。当陆军部发来军官鉴定报告表征询对史迪威的下一步任职意见时，马歇尔毫不犹豫地写道：“能胜任平时和战时的任何工作。因为史迪威有远见，才智过人。他谦逊，不自以为了不起，因而很少人知道他是才华出众和有教养的人。”
　　但是，此时的史迪威并没有太好的心情，因为直到50岁之后，自己仅仅拥有中校的军衔。1934年，陆军部甚至还将史迪威派往美国西海岸圣地亚哥，去训练第9军驻防区的后备队；51岁的史迪威中校知道自己已经接近退休的边缘了，他抱怨说：“任何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绝不会有我的份了！”

驻华上校武官
　　令史迪威根本就没有想到的是，1935年1月，他接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一份命令，要派他到去担任驻中国的武官。本来，武官是由军事情报处来任命的；但此次史迪威却是赋予外交使团成员的身份，所以才由国务卿来发布任命书。喜出望外的史迪威是双喜临门，他于同年6月被晋升为陆军上校；另外，他还将有机会能见到在天津第15步兵团服役的长子小乔。
　　1935年7月6日，中国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日军在中国华北的势力更加扩大。7月7日，史迪威上校抵达北平赴任。此前，中国的华北已完全处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尚在太平洋的来华航行途中，史迪威就急切地奋笔疾书，写成以《中国未来的局势》为题的形势预测报告。他认为日本人要控制北起西伯利亚东部，包括中国东北、朝鲜、菲律宾，南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成为远东的大国；中国将是日本侵略的重要目标。史迪威在这份报告中写道：“有可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吗？办不到。中国人是办不到的。因为丝毫看不到蒋介石愿与日本公开决裂的任何迹象。相反，蒋介石知道自己会吃败仗，而失败就意味着后方会爆发叛乱。所以，他情愿坐视不动，控制住他能够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国的影响，帮助他保住外国企业十分集中的上海。”
　　此次来到北平，毕竟与十五年前首次到这里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了；现在自己已贵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重要成员，史迪威的住所原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一座豪华大宅院。在家里，史迪威经常接待的有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先生等很有身份的中国客人。史迪威上校的顶头上司是纳尔逊·T·詹森大使，这是一位48岁的职业外交官兼中国通，也是第一位会讲汉语的美国驻华大使，对中国有着广博的了解，奉行“无为而无不为”的中国座右铭；史迪威的助理武官也是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的戴维·包瑞德上尉。这样，史迪威同自己的上司詹森大使和自己的助手包瑞德上尉十分投缘，彼此相处得非常愉快。
　　此时，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极力想使各国驻华的使馆都迁入南京，以显示外国来承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但北平的外国大使们大多不想去南京，只是在南京设立由领事或代办主持的办事处进行工作。直到1935年9月，詹森大使才率部迁驻南京；次年北平只保留了美国总领事馆，史迪威被安排留在北平，其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注视华北局势的变化。
　　1935年10月，美国大西洋舰队的旗舰“奥古斯塔”号正式访问泰国。由于史迪威上校还兼任美国驻泰国的武官，于是他搭乘“奥古斯塔”号访问了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受到泰国王室的隆重接待。当11月重返已是初冬时令的北平时，局势也变得寒冷起来。日本人在平津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宋哲元将军依从了日方；但他并没有屈服，他指望南京政府能作出抵抗的决定，但蒋介石目前只想按兵不动。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们看到，蒋介石不敢冒险同日本人对抗，但宋子文却对报界说：“是抗战的时候了，即使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詹森大使告诉史迪威，美国的政策要看蒋宋二人相左的意见究竟是谁取胜而定。
　　1935年11月25日，国民党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日本要宋哲元在12月1 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此举激怒了中国人心中的怒火！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著名的“一二·九”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并派出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史迪威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北方民众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救亡联盟”等抗日救亡团体；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开始在中国各阶层民众中得到广泛传播。1935年底，史迪威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他用同情的笔调写道：“由于受饥荒、旱灾和沉重的租税、利息的压力，中间人和地主的压榨，他们自然要奋起改变所有制，这就使他们成了共产党人——至少这是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纳了共产党的方法和口号，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条件下拥有土地。”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部队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然后以“红军抗日先锋队”名义东渡黄河，在两个多月里歼灭阎锡山7个团的部队后返回陕北。3月末，史迪威到太原和汾阳调查了此次军事行动；他在给美国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说：红军是在“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达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为了弄清中国政府对日本的真实态度，詹森大使派史迪威南下去摸情况。史迪威首先到广西见李宗仁，并到广州视察了军官学校，发觉毫无抗日准备的迹象，但确有蔡廷楷、程潜等一批将领要求蒋介石采取武装抗日的政策。稍后，史迪威又前往徐州、开封和洛阳等地进行考察；他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计划地作抗击日军进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没有增加兵力，没有训练和调动。”1936年夏，史迪威还两次去南京作调查研究，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祸根的何应钦。经过一番实地的考察，史迪威估计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含非正规军）总共有130万人，地方军队36万人。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不是摧毁旧事物的活动家，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保持一切的保守者；由于旧的政治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军队仍然无法统一整编为国民军。
　　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到西安去发动对陕北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因为指挥此次“围剿”行动的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部队以及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都不想再和共产党部队进行内战。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以实行“兵谏”的事情——震惊中外的著名“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命运未卜时，史迪威同外国驻华武官们奉命飞赴洛阳；令他吃惊的是，蒋介石乘飞机也到了洛阳，随行的居然有扣押他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出现了民族团结与合作的形势，使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詹森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为实现政权民主化的真正努力终于开始了。”但史迪威在1937年初却认为：“目前中国关于民主的议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南京政府将推行拖延政策，硬说正在准备战斗，其实并不想打。······中国十分软弱无力，对付日本的本钱，仅有地广人多和仇视。中国既没有领袖、士气、团结、弹药，又没有统一筹划的军训。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1937年7月7日，也就是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到达中国两周年的这一天，史迪威的武官处获悉日军今晚将在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次日清晨，武官处得知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鉴于大批日本关东军的部队正在穿过长城；史迪威立即意识到，日军要采取行动强占中国的华北地区了。蒋介石在江西的庐山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北平的民众听到广播后激动不已，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但不久之后，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就全部撤走了。而令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对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却迟迟不作表态；史迪威同时还对中国政府缺乏统一的防御政策和计划感到失望。
　　留在北平的史迪威不得不同日本占领军打交道。为此，他从东京调来一名上尉语言教官，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在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史迪威和泰勒前往该地参观；史迪威向日方提出了一些十分难堪的问题，被日军的铃木将军轰出了办公室。怒不可遏的史迪威再三要求华盛顿对日本人施加压力；但陆军部转来的指示却是：“切勿采取任何会使我们卷入战争的行动。”不久后，日方又安排美方人员参观，日方竟然特意通知史迪威说，邀请的人员名单中没有史迪威。史迪威在给国内家人的信中说：“我自7月8日以来发泄的怨恨，加在一起，足以浮起一艘战列舰。”
　　1937年12月，史迪威离开北平，前往汉口。这里是中国的临时首都，各国驻华使团已迁入此地；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旗舰“吕宋”号停泊在江边。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人在南京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妄图以此胁迫中国人投降。17日，蒋介石公开重申中国将全力以赴继续抗战。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罢手。他向全国发出过号召，全国人民作出了响应，现在不得不继续打下去。······日本的军事力量终有枯竭之日，到那时，中国就能取得胜利。”
　　由于中国军政部不准史迪威到前线去，因此只呆在汉口的史迪威得不到任何关于战局的可靠情报，心中十分焦急。但令他高兴的是，他在汉口见到了自己十五年前的老相识冯玉祥将军；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个老家伙看上去身体挺好，满怀希望，说他还能继续打半年仗。”史迪威在汉口还结识了驻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述了对共产党人的印象：“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鲜明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史迪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同国民党的将军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由桂系将军李宗仁指挥的中国军队经过17天的苦战，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不可一世的日军伤亡16000人，损失40辆坦克、70辆装甲车、100辆汽车和许多大炮。史迪威急忙赶赴台儿庄，与李宗仁见了面。史迪威坦率地向李宗仁提出，中国军队没有乘胜追击而丧失了扩大战果的作战良机，认为这种欲以拖垮日军而取胜的想法，将使中国抗战的前途变得令人悲观。李宗仁将军对这位美军上校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要求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以帮助中国购买急需的作战物资。史迪威对此完全赞同。8月底，史迪威向来访的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陈述了李宗仁将军的观点。巴克随后在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写道：“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奉行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这比我们仅仅生产本国需要的国防设备要好得多。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费用中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史迪威的建议获得了采纳。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给中国的贷款。后来，蒋介石夫妇于12月28日在重庆接见了史迪威，赞许他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
　　并不甘心在台儿庄的失败的日军部队重新发起了攻势，于5月底攻占徐州；并同时准备以重兵在河南开封以北强渡黄河。这样一来，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武汉都陷入险境之中。蒋介石决定不计代价用黄河水来阻挡日军的进攻。商震将军在蒋介石的再三命令下，不得不用炸药炸开了黄河。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报道说：“浑浊的河水涌过黄河故道，卷起巨大的旋涡，翻腾着冲击堤坝上炸开的缺口。突然，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河水冲开缺口，汹涌地冲向地势低洼的地区，咆哮着向东奔入大海。11座城镇、4000座村庄被淹没，3个省的庄稼和农田被毁坏，200万人流离失所，四散逃荒。日军暂时被挡住了，而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灾区里，又积起千百万平民对蒋氏政府新的仇恨！”
　　1938年8月，日军决定进攻汉口。史迪威在前线看到中国军队的一支75毫米火炮群因害怕受到损失在极力避战，他不禁感叹说：“要等到战争结束后，就什么用也没有了！”蒋夫人宋美龄是在汉口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史迪威于9月间拜访了宋美龄，发现她“非常有魅力，聪明，待人诚恳。”会见之后，史迪威给宋美龄送去一束鲜花以示敬意。
　　10月下旬，日军分别攻占汉口和广州。中国民众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带着各种沉重的货物和机器设备，向西南大后方实施战略转移。史迪威亲眼目睹了沉重的民众大迁徙队伍；中国劳工和普通民众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史迪威大为惊叹不已。1939年1月，史迪威向美国陆军情报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和日本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在此前提下，中美应是盟友的关系。他在报告中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他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走，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他总是盘算着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
　　1939年5月，任期届满的史迪威怀着惆怅的心情，带着自己的家人，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中国古都北平，从天津塘沽乘船返回美国。他此时并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再次重返中国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

旅长——师长——军长
　　在太平洋的航行途中，美国的广播电台于8月3日就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陆军准将的消息。因为乔治·马歇尔在此前刚刚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后就立即提名将史迪威晋升为准将。准将军衔对于56岁的史迪威来说，就意味着他的军事生涯还有一番前途。
　　1939年9月，经过四个多月的海上颠沛，美国陆军的一艘运输舰载着离任的史迪威上校回到了美国。但是，他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法西斯德国刚刚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的突然袭击，英法两国随即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史迪威坚信，东方的日本迟早也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动战争。
　　9月24日，史迪威准将被任命为驻扎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顿堡的步兵第2师第3旅的旅长。此时，美国陆军总兵力只有174000人，列居世界第19位；而作为美国当时仅有的三个步兵师之一的步兵第2师，其满员率也只有50%。史迪威作为第3旅的旅长，并不直接管理部队，而是协助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将军负责作战指挥工作。1940年1月，第2 师完成三三制的扩编后，进行了新编制下的首次野外作战演习。史迪威在演习中担任向美军发起进攻的假想敌部队的指挥官，他以多变的战术行动，赢得了包括马歇尔将军在内的旁观者们的好评。
　　1940年5月，美军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第2师所在的第3集团军的7万多人承担了演习任务。此次演习旨在全面检验实行三三制编制改革后美军机动作战能力，也是模仿德军初期作战的闪电战方式组织的一次对抗演习；美军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到场进行观摩。史迪威再次担任发动侵略的“红军”司令，指挥3万人的部队对抗拥有4万人的“蓝军 ”优势部队。在演习中，史迪威利用夜间发动进攻，以大范围、长距离的突袭行动，向“蓝军”后方实施了闪电战攻势，对“ 蓝军”达成了分割围歼的有利战役态势，取得了演习的胜利。史迪威的名声因此次演习的胜利而大震，被视为美军名列前茅的将领。7月1日，任旅长不满一年的史迪威就被提升为步兵第7师的师长，并兼任该师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奥德兵营的司令官。9月，师长史迪威晋升为美国陆军少将。
　　为应付可能的战争，美国国会于1940年9月16日通过了美国和平时期的第一个《义务兵役法》，规定凡20至 35岁的男子均应登记服兵役，并将每年的征兵数额扩大为90万人。在此情形下出任第7师师长的史迪威将军，立即就为接受大量补充的新兵而忙碌起来。他首先在第7师建立了一所军官学校，加紧培训军官；他还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赢得了士兵们的敬重。
　　1940年11月，罗斯福再次蝉联美国总统，转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方面。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总统提交的《租借法案》。7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和中国及苏联（当年中国接受了总值约26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
　　1941年夏，经过一年扩充的美国陆军已拥有18个师90万人的部队，并计划在年底继续扩大到36个师170 万人。为此，美军进行了一次高层的人事调整。史迪威再次获得提升，出任第3军的军长；离任的第3军军长沃尔特·威尔逊将军对自己的继任者非常满意，他称赞史迪威是“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同年8月，史迪威指挥第3军在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堡，与第9军举行了一次旨在检验高级指挥机关在大兵团作战情况下的指挥和应变能力的对抗演习。史迪威良好的表现给前来观摩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对美国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了大规模的偷袭行动，挑起了对美国的战争。当天，史迪威立即命令第3军所属部队全部进入警戒状态；因为第3军负责整个加利福尼亚西部沿海的防务。22日，陆军部命令史迪威立即飞赴华盛顿，为准备出动的美国远征军部队制定作战计划（他从准备出任第82师师长的布莱德雷少将打来的电话中，获悉自己可能将被任命为这支远征军的司令官）。临行之前，史迪威给妻子留下一封短信：“我们的前面会有一段黑暗的日子，但我确信我们会走出黑暗。这个国家刚刚缓慢地踏上征程，但它富有毅力和勇气，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到达华盛顿后，史迪威来到陆军部会见了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准将；史迪威：获悉美、英两国已确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即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日军暂取守势；美国根据“欧洲第一”战略，正在拟定一项“黑色作战计划”，欲派远征军越过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陆军部已决定由史迪威来指挥此次作战行动。史迪威随即开始研究有关非洲战场的资料。但由于英、美两国首脑们的决心再三改变，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先后起草了“体育家”、 “灰色计划”、“紫色计划”、“鸟计划”、“酒计划”等一系列作战计划，但一切都没有得到最后的采纳；史迪威对此感到心烦意乱，开始担心和忧虑起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对罗斯福总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认为总统“感情冲动，心血来潮，异想天开”、“对英国人言听计从”、“把我们逼进了一项鲁莽而糟糕的计划之中”。与此同时，史迪威还一直心系太平洋战场和中国的情况，认为“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
　　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的军政首脑终于决定暂时取消“体育家”作战计划。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史迪威，可能要派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原来，早在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总统就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并与诸盟国商定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统帅；蒋于1942年1月2日复电表示同意。
　　其实，罗斯福总统原本想任命第1集团军总司令德鲁姆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长）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在获悉美国不会向中国战区派遣军队时，德鲁姆拒绝出任此项职务。于是，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且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史迪威便成为新的合适人选。尽管史迪威此时非常担心，严密控制军权的蒋介石能否把中国战区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一名美国军官；但他还是向陆军部长表示“我听从调遣！”史汀生对史迪威的答复十分满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史迪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他对中国了如指掌，在半个小时里所谈的关于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了解的所有情况都要丰富。他对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评价很高。······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他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将来的难题。”
　　两天后，马歇尔找史迪威谈话，征求他对出使中国战区的意见。马歇尔向史迪威交代了此行的主要使命：“你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同盟国的关系，消除分歧，监管滇缅路的运输，同时使中国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争取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总体的作战任务。美国会在经济上和装备上给予大力支持。”史迪威向马歇尔表示，自己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战区的指挥权问题。 1月19日，史汀生约见中国外长宋子文，向他通报了美国准备派史迪威赴华的六项使命：（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四）滇缅通路监督人；（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六）中国战区参谋长。1月22日，蒋介石复电宋子文，对史迪威来华“甚表欢迎”，并要求宋子文再向美方申明“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也。”
　　1月23日，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召见史迪威，正式决定派他赴华任职；史迪威觉得自己像一个“烤熟的山羊”终于被送上了祭坛。1月29日，史汀生和宋子文以换文的形式，就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达成了正式协议；美国政府于当天也公开宣布任命史迪威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似乎是为了给史迪威壮行和撑腰，美国国会于2月初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对华巨额贷款。史迪威本人也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他以原第3军军官为主，组建了一个35人的参谋班子；这将是“史迪威率领赴华的全部美国军队”。
　　2月9日中午，罗斯福总统接见了即将赴华的史迪威。这是刚刚晋升为陆军中将的史迪威第一次与美国总统会面；但倾向于共和党人的史迪威并不为此感到荣幸，因为他对民主党出身的罗斯福没有什么好感。史迪威认为拥有海军军官背景的罗斯福总是“把海军视为掌上明珠，而把陆军当作后娘养的。”罗斯福对史迪威说：“告诉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复全部失地。”由于罗斯福总统对这位陆军将领缺少必要的兴趣，加之史迪威也没想多说什么话，因此此次会见似乎成为一次纯粹的外交礼仪了；史迪威没有能够利用此次难得的会见机会，来增进总统对自己的了解，这给他的赴华使命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及其随行的“全部赴华美国军队”数十人，乘飞机绕道南美后再飞越非洲前往中国。在南太平洋上空飞行的飞机上，史迪威眼望舷窗外飘拂不定的白云，内心充满了重重疑虑：“模糊不定的任务性质，无法预料的条件和形势，这一切都造成了沉重的思想压力。中国人会积极行动吗？他们会不会袖手旁观？英国佬愿不愿同我们合作？”
　　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中将在重庆正式拜会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史迪威首先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对缅甸作战的初步看法；蒋介石对史迪威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答复，许诺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3月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负责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
　　但史迪威来华履新的开场锣鼓就很不顺利，就在3月8日当天，日军就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并切断了滇缅路的出海口。蒋介石对于英国人在没有通知中国驻缅甸的联络官达到情况下就放弃仰光感到十分愤怒，他在9日晚上对史迪威说：“那些狗娘养的英国人，他们撤出了仰光，却没有通知我们的联络官。我决不会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要给罗斯福总统发电报，让他转告丘吉尔，必须由你来担任缅甸盟军的指挥官，否则我就要把入缅部队全部撤回来。”此时史迪威的内心很矛盾，因为他既不喜欢英国人，但也不相信蒋介石的决心和力量。史迪威十分策略地对蒋介石说：“我们在缅甸的利益比英国人要多，英国人需要的只是在印度前面筑起一道屏障，而我们则需要仰光这个港口来保证物资供应。如果我们积极作战，或许英国人也会坚持战斗，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利。”但蒋介石不肯接受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心里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被夹在盟国矛盾中间的“夹心面包”，他在心中默默自语到：“他们是那么仇视英国佬，而我真是一个大傻瓜。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承担的最棘手的工作。”
　　3月11日，史迪威飞赴缅甸的腊戍。腊戍是滇缅路上的重要枢纽：由此向南可通过缅甸中央铁路直达仰光出海口；向北经由蜿蜒曲折的滇缅公路可通往中国云南的昆明（此处是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必经之路。早在2月下旬，蒋介石已并派第 5军（军长杜聿明）和第6军（军长甘丽初）进入缅甸，分别负责东吁至曼德勒、泰缅边境北段的防御；并于3月初与担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的英国上将韦威尔商定，以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为界，中英两国的军队分别负责东西两线的作战（但英国人却在3月8日放弃了仰光，令蒋介石大为恼火）。当史迪威来到腊戍时，中、英两国的军队正在调整部署；两国军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布设了一条平行的防线。但两国军队的指挥和协调问题仍悬而未决：蒋介石组建了以卫立煌上将为首的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卫尚未到任，由杜聿明暂代）；英国人则任命了因指挥“顿刻尔克大撤退”而著名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为英缅军的总司令。
　　12日，史迪威在位于曼德勒以东的眉苗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与他在一起的只有14名美国军官、5名美国士兵及担任警卫、通信、交通和勤务工作的40多名中国官兵。当时的一名英国军官评论说，史迪威的工作班子难以担负指挥十万中国远征军的重任。为了促使英军部队坚守缅甸，史迪威决定让中国入缅军队立即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17日，史迪威返回重庆，在老朋友商震将军（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的陪同下面见了蒋介石，要求加快入缅行动；但蒋介石对他的意见未置可否。而商震将军却通过积极的工作，赢得了军政、军令两部对史迪威的的支持，并促使蒋改变的主张。19日，史迪威在重庆迎来了自己的59岁生日。没有忘记史迪威的马歇尔上将从美国发来贺电说：“有你在中国，对总统、对史汀生和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宽慰。”
　　20日上午，蒋介石向远征军发出手令，要求“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指示“凡在外国部队，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在前方全盘形势有利于出击、反攻或捕捉战机时，应决心出之以积极行动。”同日下午，史迪威在重庆举行了他来华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信心百倍地大声说道：“我对中国军队充满了信心。我要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中国军队不亚于任何同盟国的军队，而且一定能超过他们。我相信会有一天，中美两国军队将共同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兵 败 缅 甸
　　但是，史迪威将军高兴得太早了。事实上，他的麻烦将要开始了。
　　当史迪威在21日重返腊戍时，中国远征军的前哨部队第200师已在东吁以南地区与日军开始交火。史迪威在听了战情汇报后，立即签发了第一号作战命令：第5军的第200师坚守东吁防线，掩护主力部队展开；第5军的新22师由曼德勒开赴彬文那以南地区，准备支援第200师；第5军的第96师由腊戍开赴曼德勒，充当总预备队；第6军的第93师、第 49师和暂编第55师一部，在萨尔温江东岸监视泰国境内的日军，并掩护第5军东侧的安全；第6军的暂编第55师主力交由第5军指挥，以配合东吁防线的作战。
　　22日，史迪威亲赴第5军设在漂贝的司令部，他对身兼中国远征军代理司令官的杜聿明军长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认为杜将军是一位既精通战术又富有旺盛的进攻精神优秀指挥官；但史迪威此时并不知道的是，杜聿明有权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自己的行动指令。此前杜聿明曾以中国远征军“统帅”的名义拜会眉苗的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当刚刚见过史迪威将军的这位英国总督对杜聿明的“统帅”身份表示了疑惑的时候，杜聿明对他说：“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是自己把自己看成统帅，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要让美国人参加到战争中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有我们掌握住实权，他们才不致于干出太多的傻事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史迪威的作战指令受到了杜聿明等人的消极对待，战局十分被动。主张进攻的史迪威，在前线与为保存部队而主张后撤的杜聿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史迪威怒吼道：“你不对我的命令负责吗？你必须执行我的命令，如果胆敢抗命，我要用军法制裁你！”而杜聿明却冷冷地回答说：“不，我只对我的委员长负责。”3月30日，中国远征军弃守东吁；史迪威气恼不已。他立即飞赴重庆，对蒋介石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以抗议杜聿明的违令之举。蒋介石告诉史迪威，将派资历远远高于杜聿明的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官兼史迪威的执行官，以使史迪威的命令能得到执行。4月7日，蒋介石召集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第220师师长）讨论军情，并郑重宣布：（一）史迪威负指挥国军在缅作战之责；（二）罗长官卓英受史迪威将军之指挥，第5军、第6军两军军长以及其他在缅中国军官，则皆应受罗长官之指挥；（三）余授全权与史迪威将军作一切最后决定；（四）史迪威将军有赏罚之全权；（五）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接洽。
　　4月8日，蒋介石夫妇回国；史迪威重振精神，开始行使他的“指挥全权”，要实施“彬文那会战”计划。正当激战之际，史迪威最担心的事发生了：西线英军后撤，使彬文那地区的中国远征军部队的东西两翼都受到日军的威胁。18日，史迪威不得不放弃彬文那会战，命令第5军的部队后撤。19日，孙立人指挥新第38师攻克仁安羌，救出7000多名英军以及500多名被俘英军、传教士和新闻记者。25日，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与亚历山大等英军将领开会，鉴于盟军部队所处的险境，决定放弃蒋介石决心要坚守的曼德勒。此时，重新打通滇缅路已不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如果丢失缅北，那么美国对华的空运物资就只能绕道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了，那将是一条十分危险和艰难的航线。此严重情况甚至惊动了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他特意于28日致电蒋介石说：我们“一定能够找到把军火和飞机送到蒋介石委员长军队手中的途径。······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不仅会在东亚，而且会在全世界，为实现和平与繁荣发挥作用。”但缅甸战场的形势仍在不断恶化，中国远征军部队于4月30日全部撤过伊洛瓦底江，并继续向北退却；而英军部队则径自撤向印度。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分裂和崩溃的危险已经迫近”。
　　5月1日，杜聿明率部跑到了孜公，罗卓英也紧随其后。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仍在瑞波（位于孜公以南40多公里处）的史迪威说：“英国人跑了，罗卓英和杜聿明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史迪威回答说：“ 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史迪威还谢绝搭乘前来接他的美军道格拉斯—47运输机离开部下；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惊慌失措的美国军官们。于是，史迪威带领十几名美国军官以及一些随行的中国军人，从瑞波开始向北撤退。而后撤的路途并不平坦，中国随军记者海萍曾在当年8月10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战场随笔》中说：“5月2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本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年，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地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5月5日，史迪威与罗卓英在英多会面。按照蒋介石的计划，他们应率部队撤往密支那；但日军的动向已表明，中国远征军部队撤往密支那，将是钻进一条死路。而早在4月16日他曾向蒋介石报送了一份计划，建议一旦缅北的陆空交通被切断，应空运十万中国部队去印度，在那里用美国装备进行整训；蒋也曾复电表示同意。因此，史迪威下决心要率部撤往印度，他说：“只要能使这十万名中国人到印度去，我们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罗卓英当即表示同意史迪威的决定，但他沮丧地对史迪威说：“这样一来，我们将不得不成为难民了。”
　　史迪威立即清点了自己的队伍：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16名中国警卫战士是他仅有的作战人员；另有百余名医护人员、记者、勤杂工及一些英国难民等。但在临行之前，史迪威并没有将此情况直接报告给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这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蒋介石在从别的美国军官那里获悉此事时，怒气冲冲地提笔写道：“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
　　接下来，年近六旬的堂堂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就率领着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沿着崎岖的山间羊肠小道，开始了极为艰难的印度之行。由于食品的短缺，史迪威在每次开饭时，坚持站在队伍的末尾，最后领取少得可怜的食物。经过难以形容的艰苦跋涉，史迪威率领中国远征军的残部4万人终于到达了印度。整整十万人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逃亡几近三个月死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1万人，却有近5万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时人为此惨烈的情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十万大军下缅甸，四万残兵侥幸还。一万忠烈四疆场，五万冤魂葬深山。”
　　5月22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对记者发表讲话说：“我声明，我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不得不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夺回缅甸。”另外，史迪威在给美国陆军部的密电中指出：“我相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不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部队，无疑是一个重大错误。”
　　艰难的整训岁月
　　1942年6月8日，史迪威飞抵重庆；次日会见了蒋介石夫妇。史迪威告诉蒋：“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很好的。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营、团级军官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数是很不错的。师和军的指挥官是个大问题，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是称职的。”他表扬了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指名道姓地斥责了杜聿明、甘丽初等人。蒋介石虽然对此心存不满，但还是以笑容相对。史迪威还向蒋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三项书面建议：（一）必须对军队进行整编；（二）必须撤换一批无能的高级军官；（三）必须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建议未置可否；但宋美龄却发现这三项建议，竟然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汉斯·冯·赛克特上将（德国国防军前司令）的意见不谋而合。其实，史迪威并不认识赛克特将军；但两位来自西方的将领却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军队产生了完全相同的看法。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国军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一段时间后，史迪威看到蒋介石拒不采纳自己的建议，感到很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制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以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史迪威也很不满。蒋原来接受一个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真想让他们来指挥中国军队，而是要谋求美国的军援；但史迪威并没有能使蒋的想法得到实现。
　　6月24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史迪威，表示同意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甚至答应再向印度空运5万中国部队），同时提出了由美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保证每个月向中国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蒋对史迪威说：“罗斯福总统答应的援华物资数量，现在执行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我绝不怀疑总统的诚意，但事实如此，是不是你工作不力的缘故？你作为我的参谋长，美国援华物资能否如期保量运来，应该是你的责任。”史迪威当即就反驳了蒋对自己的指责；并于7月2日向蒋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蒋对这份备忘录大为恼火，他令外长宋子文向美方提出，将史迪威“自动召回”。
　　美国政府在得知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之后，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向宋子文致电表示：第一，不召回史迪威。第二，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国总统的代表，“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宋子文被美方的强硬态度吓坏了，他不敢将电报如实转报给蒋，而是擅自动手对电文的内容、措辞和语言进行修改。但马歇尔却将这份电文的原件的副本直接发给了史迪威。于是，史迪威但到的是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全力支持；而蒋介石在看了宋子文删改的电文后，却误以为罗斯福对自己作了让步。这样一来，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对立情绪就越来越严重了。
　　8月4日，蒋介石夫妇为史迪威离华赴印饯行，孔祥熙夫妇、宋蔼龄夫妇和宋庆龄出席作陪。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对宋氏三姐妹的印象：“孙夫人庆龄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锐，亲切和蔼，文雅娴静，沉着自信，细心周到，穿着十分得体。蒋夫人美龄聪敏伶俐，行动果敢，总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问题很快。非常直率、开放，但易于冲动，急躁鲁莽。孔夫人蔼龄灵活圆滑，但缺乏个性。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置可否，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只想让别人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在印度，史迪威立即投入到中国军队的训练之中。他在位于加尔各答以西300多公里的比哈尔邦兰契市郊，设立了总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的兰姆加尔训练中心。此时，从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已相继在此集中，番号已改成了“中国驻印军”。史迪威出任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23日，训练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开训典礼，史迪威在高悬的中美两国国旗前，用汉语发表了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他从中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讲到宋朝大将岳飞的“精忠报国”，勉励中国官兵们效忠自己的祖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史迪威的演讲，给中国官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在施训过程中，史迪威和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之间仍然继续发生时断时续的摩擦和矛盾；但是，到1942年底时，入驻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中国部队已达32000人，他们已被训练成一支火力凶猛并具备一定机动能力的战役突击力量。史迪威时刻梦想指挥这支部队打回缅甸，一雪前耻。
　　在原本要对缅甸实施反功的计划作罢后，蒋介石打算集中整训已经在云南集结的中国部队，并计划将其扩充至30个师（全部接受美式装备）。1943年2月17日，陈诚（原第6战区司令长官）正式出任远征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远征军的行动；史迪威则负责远征军的训练和装备。4月1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云南楚雄成立；规模庞大的昆明训练中心（即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也正式开张。参加此次整训的部队非常多，计有第2军、第5军、第6军、第 8军、第52军、第53军、第54军、第60军、第71军、第74军、第93军（共11个军计31个师）。这样一来，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兰姆加尔和昆明的两个训练中心，分别进行了成效明显的的整训。对此甚感欣慰的史迪威认为：“自从到中国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们正在进行真正的合作。”
　　在史迪威加紧整训军队的同时，美、英首脑于1943年1月举行了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美方根据史迪威拟订的方案，提出了代号为“安吉纳姆”的反攻缅甸计划。2月9日中、美、英三方在加尔各答开会商定，于本年的11月实施 “安吉纳姆”战役。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却是在与日俱增。
　　罗斯福虽然批准了此项作战计划，但他对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更和兴趣；加上此前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曾极力向罗斯福及其身边要员们散布“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敬佩”，因此罗斯福逐渐对史迪威产生了不好的看法。3月8日，罗斯福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说：“我的第一印象是，史迪威在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式。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是行政首脑，又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气同这样的人说话，或是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去逼迫他作出许诺。”但是，马歇尔却全力为自己选定的史迪威将军坐辩护，他立即复信对总统说：“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在许多问题上同委员长进行了非常直率的交谈，这是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援助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为此，有时会引起委员长的不快，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美国军官能像史迪威那样，既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语言，又具有一个军人和指挥官的能力。”
　　1943年4月28日，史迪威将军奉召返回美国。30日，罗斯福总在接见史迪威时指出：中国战区的首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陆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从而保证空战的实施。主张“陆军第一”的史迪威此时明白，总统已决心要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而陆军部长史汀生却坚决支持史迪威的主张，他当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我很钦佩史迪威，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我坚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人。”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首脑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史迪威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缅印战区的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扩大对华空运，同时加强对日军的空中作战；方攻缅甸的作战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目标是打通中印公路。会议期间，丘吉尔在英驻美使馆约见了史迪威，表示完全同意史迪威对战局的看法（即认为英印军总司令韦威尔陷入了失败主义情绪，使印度战区缺乏斗志和活力）。不久，奥金莱克将军出任了英印军总司令（韦威尔改任印度总督）。丘吉尔后来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赏史迪威将军”。
　　6月16日，史迪威飞返重庆；次日即向蒋介石汇报了“三叉戟”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7月7日，在中国抗战6周年的纪念集会上，史迪威代表美国向蒋介石委员长授予总司令级荣誉军团勋章。这是由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专门授予国家元首和高级将领的勋章，也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和蒋介石都是板着冷冷的面孔参加了此次授勋活动。因为史迪威认为蒋没有资格获得这枚勋章；而蒋则认为史迪威根本就不配向自己授勋。
　　1943年8月中下旬，美、英首脑及军事领导人在加拿大魁北克集会；会议决定：以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这样一来，史迪威面临的形势就更加棘手了，他同时要对三套指挥系统负责：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要对蒋介石负责；作为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他要对蒙巴顿负责；作为美国驻华代表，他要对本国政府负责。史迪威认为，这简直像是“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中国式的九连环。”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利用史迪威一身兼任过多的情况，在华盛顿大肆活动，试图要美方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其实，宋子文此举并不完全是为了蒋介石，因为一旦挤走史迪威，他自己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劝。但就在此时，宋美龄和宋蔼龄却一起找到蒋介石，反对撤换史迪威：“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直到今天，人们也很难弄清宋氏姐妹为什么突然站在史迪威的一边；美国著名记者白瑞德认为：“蒋夫人和孔夫人以女性的方式介入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愈发深重的苦难。她们站在史迪威一边的介入，也许是由于对涉足重大政治问题的渴望；也许是由于仍不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许是出于对同盟国合作事业的最真诚奉献。不论她们动机如何，她们对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取得了成功。”于是在不久后，极力要挤掉史迪威的宋子文神秘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半年多时间。

缅北反攻传捷报
　　1943年12月21日，史迪威飞赴印度的利多，立即召集中国驻印军的将领们开会研究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2 2日，他赶到新平洋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24日清晨，史迪威徒步两个小时，在发起攻击之前，抵达担任正面进攻的第11 3团第3营的指挥所。中国的营长惊呆了：一位六十开外的中将兼战区副统帅，竟跑到营的指挥所来视察战斗！上午9时，中国驻印军的进攻战斗在于邦开始打响。史迪威十分高兴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中国人打得很好，这些人很勇猛无畏，下级军官是好样的！”六天后，中国驻印军部队攻克于邦，士气大增。
　　1944年2月24日，中美联合部队向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到3月9日共歼灭日第18师团1500多人，并肃清了胡康河谷之敌，为反攻缅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驻印军的新22师师长廖耀湘骄傲地对史迪威说：“新22师在昆仑关打败了日军最厉害的第5师团，这次又打败了日军第二厉害的第18师团。”获胜的史迪威对中国伤兵们十分牵挂，他来到利多的第20总医院看望伤兵。他在医院里与士兵们一样用一个钢盔洗漱，吃完全一样的饭菜，还将自己的香烟分给士兵们，因此赢得了中国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
　　3月14日，史迪威指挥部队向据守坚布山区的日军发起了进攻。廖耀湘的新22师于19日（史迪威61岁生日）攻克了坚布山隘口，并向他献上了一个生日蛋糕，使史迪威对此感激不已。3月29日，驻印军在重创日军后，打开了进入孟拱河谷的道路。但就在此时，英军的英帕尔战场却出现了危局，并使史迪威的部队面临十分不力的局势。史迪威立即飞赴重庆向蒋委员长面禀战事，并在印度会见了英军首领。4月21日，根据史迪威的大胆部署，中、美部队兵分三路发起攻击，彻底打垮了日军的防御体系，到8月初先后取得攻克孟拱、加迈、密支那的战绩。仅攻克密支那一战，就歼灭日军3000多人。整个缅北反攻作战，充分显示了史迪威在战术指挥上的杰出想象力和创造力。英军蒙巴顿勋爵以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致电史迪威称：“在你的英勇指挥下，美、中两国军队勇猛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至此，缅北反攻作战使日军的王牌部队第18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虽未能最后打通中印公路，但美国的对华空运情况已得到很大改善：自5月起，空运援华的物资已不必再绕道飞越“驼峰航线”；7月份空运到昆明的物资达到25454吨。一雪缅甸兵败之耻的廖耀湘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巨，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终 遭 解 职
　　在实施缅北反攻作战的同时，史迪威一直关注着云南中国远征军的行动。根据原来的设想，驻印军和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应该一同实施缅北反攻行动。但在英国人收回了向孟加拉湾出动海军的承诺后，蒋介石才拒绝派远征军赴缅作战。194 3年11月初，有“卫百胜”之称的卫立煌上将，接替因病未能就任的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11月11日，史迪威在重庆会见了卫立煌；而早在担任驻华武官时，史迪威就认为卫将军富有进取精神，是所有战区司令长官中最有能力的一位将领。此次会见之后，卫立煌立即将设在楚雄的远征军指挥部迁到了距怒江前线越70公里处的保山。
　　12月20日，罗斯福总统根据史迪威的建议，致电蒋介石，希望他派远征军赴缅作战。蒋介石在三天后仍然坚持以英国出动海军为中国增兵赴缅的条件。蒋在电报中明确表示说：“缅战为中国生死存亡问题，如无南缅大军登陆协助，则驻滇部队入缅作战，只是自取灭亡。此种计划，余实不能同意。”其实，蒋介石对美国人最不满意的地方，是美国人将更多的物资运往了欧洲战场，从而使中国得到的实际援助少得可怜。蒋甚至在1944年1月向罗斯福发出近乎于“最后通牒”的电报，提出除非美国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否则中方将于3月1日起，不再向驻华美军部队提供食品和住宿。
　　1944年3月上旬，日军在缅西向英军发起强劲攻势，使战局不利的变化。19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要他从云南派远征军入缅参战。28日，史迪威也飞赴重庆，试图说服蒋介石。但是，蒋执意不从所请，并在4月上旬称病不出，由宋美龄、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出面与史迪威的参谋长赫恩将军进行周旋。直到美方以停止向远征军供应物资向要挟，蒋介石才答应出兵。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渡过怒江，然后兵分两路向龙陵和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发动了进攻。史迪威为自己的努力得到实现，而感到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是，1944年的中国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4月中旬，日军15万重兵对河南发起代号为“一号作战” 的攻势，中国守军43个师约40万部队一触即溃。到6月中旬，日军兵锋抵达长沙，并包围了衡阳，对美军空军基地构成严重威胁，同盟国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为了改变中国的不利战局，罗斯福总统于7月6日向蒋介石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 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我们授权于一个人，来协调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军队。······我准备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中国，置于你的直接领导之下，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和美国军队。你应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与权力，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势头。”
　　7月8日，蒋介石复电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要求罗斯福派一名“全权代表”来华，以调解他与史迪威的关系。23日，蒋再次致电罗斯福，提出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三项先决条件：（一）共产党的军队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之前不能交给史迪威指挥；（二）必须首先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政府或其最高统帅接受”。
　　8月2日，美国正式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的命令。当时美国陆军中仅有马歇尔、阿诺德、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享有此军衔。陆军部长史汀生专门向史迪威发来贺电称：对史迪威的提升是“我所签署的命令中，最令我满意的一个。” 10日，美方通知中方，将派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来华担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与史迪威同龄的赫尔利早年是一名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崭露头角的军事使节；在1929至1933年胡佛总统任期内担任了陆军部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担任协调同盟国关系的军事使节，被授予少将军衔。
　　9月6日，史迪威上将在缅甸与赫尔利少将一同飞往重庆。次日，蒋介石分别会见了他们两人。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迄今为止，我的工作100%是军事性的，但如果担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那就只有60%是军事性的，40 %则是政治性的。”此时的史迪威虽然对蒋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挥权仍有所疑虑，但他还是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准备着率领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决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史迪威和赫尔利忙于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当史迪威从刚刚复出的宋子文那里得知，自己作为前线总司令只能指挥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军队并没有任免、奖惩权时，他当即对宋子文表示：“这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职务。蒋介石的想法办不到，如果我没有权力，我就不能承担责任。我希望蒋大元帅明白，我史迪威不是来找工作的。 ”他还强硬地告诉宋子文，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授予全权，他将建议美国政府“彻底撤出中国和印度，到别处去建立基地。”
　　9月19日，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发出语气强硬的电报，要求蒋不得撤回在缅甸的远征军部队，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所有军队的全权”。史迪威本人亲自将这份电报送到蒋介石的手中，结果是蒋服软了。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恨地写道：“今日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但是，这一次史迪威又是高兴得太早了。9月24日，当赫尔利拿着史迪威起草的一份关于由史迪威亲自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联合作战事宜的建议，去面见蒋介石时，蒋坚决要求美国方面召回史迪威，另派一位“富于友谊合作精神”的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他对赫尔利说：“我绝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头脑，我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我决不能让他担负中国战区的指挥权！”
　　蒋介石的坚硬态度，使罗斯福总统产生了妥协的念头。罗斯福总统的高级助手霍普金斯私下里将总统愿意召回史迪威的想法，于10月1日透露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得悉此一情形后，蒋介石的态度就变得更加强硬起来。10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同意免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和管理租借物资的责任，只要求让史迪威继续指挥在云南和缅甸的中国军队。史迪威获悉后说“这是一个软弱的有条件投降”。
　　但史迪威的厄运远远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赫尔利对他做了很大的动作。原来，赫尔利早在来华之前就曾积极谋求出任驻华大使一职（他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地出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当史迪威在9月19日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直接交给蒋介石时，他立即认为这削弱了他作为总统代表的地位；裂痕由此展开。10月11日，赫尔利向罗斯福发去一份中伤史迪威的重要电报，告诉总统：“你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除了关于对史迪威的任命外，蒋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和任何建议。··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得知这份电报内容的当天，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
　　10月19日，罗斯福总统终于解除了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指挥职务。蒋介石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下级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大绶章；史迪威当即则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加以谢绝。21日，黯然神伤的史迪威飞离重庆。临行前，蒋介石彬彬有礼地约见了史迪威，对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史迪威最后对蒋介石说：“无论你对我怎样看待，请记住，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史迪威在临行前还前去看望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结果“她哭了，很苦恼”；因为宋庆龄认为史迪威“比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办事，是替中国人民说话的。”
　　在飞赴印度的飞机上，史迪威满怀感慨地写道：“一个人的经历，在广阔的世界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那么无足轻重！”这大概也可以算得上是史迪威对自己在中国的最后结局的一种慨叹吧。

悲 愤 辞 世
　　回到国内的史迪威，于1945年1月出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负责国内部队的训练工作。几乎与此同时，史迪威曾为之付出心血的中印公路正式通车。蒋介石在隆重的通车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已经打破了对中国的封锁。为了纪念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卓越贡献，有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部队，对缅甸战役和这条公路的修筑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把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美国政府为表彰史迪威的功绩，向他颁发了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和一枚优秀服务勋章。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接任。5月，马歇尔安排史迪威到麦克阿瑟的太平洋前线视察以便为他寻求合适的指挥职位。西点的学兄麦克阿瑟不仅热情接待了史迪威，而且邀请史迪威担任自己的参谋长；但史迪威表示 “我认为我适合当一名前线指挥官”。恰好，第10集团军的司令巴纳克将军在冲绳战役中阵亡，史迪威于6月23日被任命为第10集团军的司令。但此后的战事已经越来越少了，史迪威终于没能指挥一场象样的战役。9月2日，史迪威出席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并于7日亲自主持了琉球群岛的日军受降仪式。
　　10月18日，62岁的史迪威上将回国出任军需装备委员会主席。不久，刚刚卸去陆军参谋长职务的马歇尔将军接到了赴华调处的使命。史迪威告诉马歇尔将军派来向自己征求意见的助手，马歇尔在中国的使命绝对不可能获得成功！
　　1946年1月，史迪威出任第6集团军司令，兼管西部防御司令部的工作。10月12日，63岁的史迪威上将因患肝病不治而与世长辞。根据这位为人正直、性格刚烈的上将在生前留下的遗愿，没有举行葬礼，没有保留骨灰，他的遗体火化后被撒进了太平洋。
　　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为史迪威将军召开了追悼会，蒋介石委员长亲笔手书了一幅挽联：“危难仗匡扶，荡扫倭氛，帷幄谋谟资擘划；交期存久远，忽传噩耗，海天风雨吊英灵。”而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也发来了唁电，称：“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是的，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缘的史迪威将军仍然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1991年10月，史迪威将军在重庆的旧居，被辟为史迪威将军纪念馆，供人们瞻仰这位伟大将领对中国抗战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人正直、性格刚烈！！哎！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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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人同时也比较刚愎自用这也是他和大多数国民党军官相处不好的原因.

他也差点要了蒋光头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