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田家英向毛泽东进言“包产到户”

曾自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03期  http://www.txssw.com/newswrmzd/MaoZeDongXingJiuLunWenKu/14130.htm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指责这是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包产到户”成为提出这一方针的导火索。我的父亲田家英也因在这年7月湖南农村调查后,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直言包产到户的主张,从此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1961、1962年,在全国农村,群众创造并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一种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的出现实际是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经营方式的自发否定,也是为克服农村遇到的严重困难应运而生的自救方法。它一问世,就受到农民欢迎,全国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起来。搞得比较好的是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在1961年3月的广州中央会议期间曾向毛泽东汇报过,毛当时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到了这年12月,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认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已经是政策的下限,绝不能再退了。他对曾希圣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改变过来。曾希圣则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父亲叫到杭州,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了解积极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实质是想让父亲找到如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恢复生产的典型办法。

深悉毛泽东思想的父亲原本同毛泽东一样,是反对包产到户倾向的。他曾在1961年3月看到一份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其中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困难,父亲含着泪给毛泽东写信:“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他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父亲正是抱着这样的思想认识带队来到湖南农村的。他准备再为中央起草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

调查组一进村,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队和大坪大队为甚,少奇同志的家乡炭子冲好一些。对这一情况父亲没有精神准备,调查组其他人也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群众的情绪已如箭在弦上,用农民的话来说,叫“政府一松口,就会一声喊”。只要允许这样做,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内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完成好。父亲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有道理,他的思想起了变化。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包产到户。父亲组织全体组员讨论,鼓励畅所欲言。从实际看,包产到户明显对恢复生产有利,但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是在毛泽东家乡更应慎重,此地一动,影响全省、全国。因此,尽管父亲已萌生赞成包产到户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对农民和地方干部丝毫没有松口。

父亲带着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他将反映韶山、大坪、炭子冲三个点农民真实要求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了毛、陈二人,并将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京的刘少奇,得到的反映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炭子冲的报告,也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稍后听了父亲的口头报告,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父亲从上海回到韶山,没有向调查组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父亲完全了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可以就此止步,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啊!必须进一步弄清楚。他从湖南调查组选出三位多年从事农村政策研究、且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赶往安徽无为县,了解那里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反馈的结论非常明确: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肯定是有利的和有必要的。经过反复的调查比较,父亲的认识明确起来,形成了为中央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父亲回京后便向刘少奇汇报起草《恢复农村生产十大政策》的设想。刘少奇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当父亲问刘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时,刘答:“可以。”并吩咐父亲把他的意见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为慎重起见,希望能听到真实的意见,嘱咐父亲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父亲随后分头向陈云、邓小平、周恩来陈述了包产到户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许。
中央常委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包产到户,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中央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关键看毛泽东的态度了。父亲决心冒险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

7月8日,父亲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系统地陈述了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和半集体的。这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

毛泽东静静地听,一言不发,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问父亲:“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父亲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毛不轻易发表否定他人的意见,若同意时,他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示出一种思考的神情。此时,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很显然,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已在头脑中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父亲为了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把责任承担下来。他回答毛:“是我个人的意见。”

后来父亲才知道,在他到游泳池见毛泽东的前一天,陈云已找毛谈了话,陈述了在我国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营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并存的看法。陈云走后,毛泽东发了大脾气。他斥责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接下来的北戴河会议,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陈云、田家英都被点名批评。

自此,父亲很少再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再也没有被委托搞调查研究。八届十中全会后,他被迫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查,检讨自己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但只字未提受刘少奇委托进言之事。

胡绳同志追忆父亲时说:家英从1955年帮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又起草过一系列中央农村工作文件,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农村,看了许多情况,对当时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产生怀疑。家英曾说,如果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搞。

但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后,父亲不可能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是他最后几年思想苦闷的原因。“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1962年,父亲将这首写于庐山会议后的诗作,请好友梅行镌刻在一方图章的边款上。父亲再一次体味着一片赤诚的报国心不能施展和不被理解的苦闷。诗言志,诗载情,可以说,这首诗作正是父亲最后岁月复杂心境的真实表露。
曾自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03期  http://www.txssw.com/newswrmzd/MaoZeDongXingJiuLunWenKu/14130.htm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指责这是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包产到户”成为提出这一方针的导火索。我的父亲田家英也因在这年7月湖南农村调查后,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直言包产到户的主张,从此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1961、1962年,在全国农村,群众创造并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一种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的出现实际是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经营方式的自发否定,也是为克服农村遇到的严重困难应运而生的自救方法。它一问世,就受到农民欢迎,全国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起来。搞得比较好的是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在1961年3月的广州中央会议期间曾向毛泽东汇报过,毛当时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到了这年12月,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认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已经是政策的下限,绝不能再退了。他对曾希圣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改变过来。曾希圣则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父亲叫到杭州,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了解积极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实质是想让父亲找到如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恢复生产的典型办法。

深悉毛泽东思想的父亲原本同毛泽东一样,是反对包产到户倾向的。他曾在1961年3月看到一份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其中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困难,父亲含着泪给毛泽东写信:“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他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父亲正是抱着这样的思想认识带队来到湖南农村的。他准备再为中央起草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

调查组一进村,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队和大坪大队为甚,少奇同志的家乡炭子冲好一些。对这一情况父亲没有精神准备,调查组其他人也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群众的情绪已如箭在弦上,用农民的话来说,叫“政府一松口,就会一声喊”。只要允许这样做,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内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完成好。父亲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有道理,他的思想起了变化。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包产到户。父亲组织全体组员讨论,鼓励畅所欲言。从实际看,包产到户明显对恢复生产有利,但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是在毛泽东家乡更应慎重,此地一动,影响全省、全国。因此,尽管父亲已萌生赞成包产到户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对农民和地方干部丝毫没有松口。

父亲带着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他将反映韶山、大坪、炭子冲三个点农民真实要求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了毛、陈二人,并将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京的刘少奇,得到的反映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炭子冲的报告,也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稍后听了父亲的口头报告,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父亲从上海回到韶山,没有向调查组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父亲完全了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可以就此止步,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啊!必须进一步弄清楚。他从湖南调查组选出三位多年从事农村政策研究、且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赶往安徽无为县,了解那里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反馈的结论非常明确: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肯定是有利的和有必要的。经过反复的调查比较,父亲的认识明确起来,形成了为中央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父亲回京后便向刘少奇汇报起草《恢复农村生产十大政策》的设想。刘少奇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当父亲问刘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时,刘答:“可以。”并吩咐父亲把他的意见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为慎重起见,希望能听到真实的意见,嘱咐父亲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父亲随后分头向陈云、邓小平、周恩来陈述了包产到户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许。
中央常委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包产到户,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中央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关键看毛泽东的态度了。父亲决心冒险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

7月8日,父亲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系统地陈述了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和半集体的。这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

毛泽东静静地听,一言不发,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问父亲:“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父亲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毛不轻易发表否定他人的意见,若同意时,他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示出一种思考的神情。此时,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很显然,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已在头脑中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父亲为了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把责任承担下来。他回答毛:“是我个人的意见。”

后来父亲才知道,在他到游泳池见毛泽东的前一天,陈云已找毛谈了话,陈述了在我国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营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并存的看法。陈云走后,毛泽东发了大脾气。他斥责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接下来的北戴河会议,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陈云、田家英都被点名批评。

自此,父亲很少再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再也没有被委托搞调查研究。八届十中全会后,他被迫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查,检讨自己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但只字未提受刘少奇委托进言之事。

胡绳同志追忆父亲时说:家英从1955年帮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又起草过一系列中央农村工作文件,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农村,看了许多情况,对当时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产生怀疑。家英曾说,如果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搞。

但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后,父亲不可能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是他最后几年思想苦闷的原因。“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1962年,父亲将这首写于庐山会议后的诗作,请好友梅行镌刻在一方图章的边款上。父亲再一次体味着一片赤诚的报国心不能施展和不被理解的苦闷。诗言志,诗载情,可以说,这首诗作正是父亲最后岁月复杂心境的真实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