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傲骨：可叹可敬的毛泽东秘书 田家英(转载)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继续外出巡视，同时派秘书田家英外出调查。调查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情况正在好转，二是大家正在分田分地。田家英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不在，便向刘少奇做了一个汇报。
       田家英的行动非常准确及时。不但行动准确及时，而且思维活动准确及时，包含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合法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提法。为了这个了不起的提法，了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人。
       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人，一介书生。十五岁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由于思想活跃，经常给报社写文章。在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年代，田家英在延安相当活跃，活跃到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岸英回国，中文不咋样，需要中文老师。二十六岁的田家英去毛泽东家搞“家教”，给毛岸英当老师。两年之后“家教”老师变为毛泽东的秘书。田秘书年轻力壮，记忆力超强，且行事谨慎，深
得毛泽东赏识。比方说毛泽东写诗，引用某个警句却找不到出处，不用亲自查阅，只要找田家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度娘。此外田家英还管很多事，包括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田家英给毛泽东的帮助，比毛夫人还多。因此田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极为亲密。后来号称大笔杆子的陈伯达，想要探听毛泽东的动向都要请教田家英。如果田家英机警圆滑，向前任陈伯达学习学习，应该非常有前途。然而很遗憾——田家英是个书生，一个可贵的书生。
     书生，意气风发，不懂隐藏，更不懂隐忍。当书生认为领袖正确时，书生气会从正面发挥作用。便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领袖的世界里。战争年代，田家英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精力、智慧用在照料毛泽东上。比方说，刚进城时，毛泽东的书籍并不多。几年之后，在田家英的细心料理下，便有六位数藏书。当书生认为领袖不正确时，书生气便从反面产生作用。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等人就赞同彭德怀的主张，差点右派了，被毛泽东特意给撇开：“不要把我的秀才都挖走了。”吃一次亏应长一次乖。田家英不是，三年之后更进一步，直接赞同包产到户了。对错且不论，敢于坚持独立表达观点，尽了知识分子的本职（对比康生、陈伯达之流简直是云和泥的差别）——这就是田家英的可贵之处。世界需要这种敢于独立表达观点的知识分子，而非那种号称知识分子却整天唧唧歪歪、啰嗦不停、一见到利益马上就像看见鸡蛋裂缝的苍蝇。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合法化。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仅是田家英一个，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应该也说过，也就是主张“要退够”。对此刘少奇并不陌生。刘少奇一听田家英的报告，竖起大拇指，赞同。
     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田家英这一问非常有意思。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毛泽东派出去调查的，观点是他自己的，本来就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为何询问刘少奇可不可以报告毛泽东？应该解释为，此刻的田家英已经在思想上向刘少奇倾斜。如果是他的个人态度，跟毛泽东私下说说，毛泽东估计会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了事。经过刘少奇赞同之后，也就相当于得到刘少奇的认可。刘少奇是国家首脑，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拿出来。田家英这一问实际是在提醒刘少奇：毛泽东可能不同意。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田家英去汇报。毛泽东没说啥，但脸上写满了阴云，然后凝固成雨滴。很明显，不赞成。而田家英的级别太低了，跟田家英说没任何用处。
      接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了，地点是在中南海游泳池。
      据王光美和刘源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这段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两人的心境和难处。两个人站在三面红旗下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均感到相当棘手。

       毛泽东问刘少奇为啥没顶住，问题不在于是否顶住，而在于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政策怎么实行，毛泽东心中并无成竹。刘少奇更有趣了，直接说什么不违背组织原则，明显顾左右而言他嘛。
       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刘少奇终于道出心底的苦衷——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应该是刘少奇心底的话。不是想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实在是承受不了历史的重压啊！所谓战友也罢、领袖也罢，在历史的污点面前都不那么重要。这一切应该在湖南考察的四十四天里形成的吧？毛泽东也平静下来，何必呢，争吵无疑，那就静待未来吧。
       此次会见不久，毛泽东终于亮出来自己的底牌。
       翻开毛泽东的底牌之前，交代一下勇敢的田家英的结局。田家英看陈伯达等人不爽，陈伯达等人看田家英也不爽。既然不爽，那就等机会吧。看看谁先露出破绽。僵持到最后，田家英因为书生
意气败给了陈伯达等人。
       田家英的书生气在三年之后发挥到淋漓尽致。六五年，田家英随毛泽东在长三角地带，此时毛泽东正在策划文革。十二月八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打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枪。
       十二月二十一号，毛泽东回到杭州，召开“秀才”会议。就是找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几个人开会。这是这几个人最后一次以同志身份团结一致（表面上）听从最高领袖的训示。
从此之后就壁垒分明，天各一方。若干天之后，艾思奇病逝。若干天之后，田家英自杀。若干天后，胡绳挨批，若干年后平反。若干天后陈伯达和关锋升天，若干年之后又掉入地狱。
此次会议毛泽东谈及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的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句话要了田家英的命。
       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向江青报喜。因为批《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因此毛泽东的话就成了江青的喜讯。毛
泽东的话只是口头谈话，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整理一通宵，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因为田家英不仅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事实上，毛泽东此次谈话的杀机就在这几句话中。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一个秘书竟然敢随便删改领袖的谈话，说不好听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意见归意见，也不该这么干。特别是山雨欲来之时，对手虎视眈眈，欲除之而后快时，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相当于把自己
推入火坑。江青和陈伯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污蔑、报复、审查都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号，田家英上吊自杀，年仅四十四岁。
       田家英是一个可贵的人，拥有可贵的书生气，遗憾地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继续外出巡视，同时派秘书田家英外出调查。调查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情况正在好转，二是大家正在分田分地。田家英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不在，便向刘少奇做了一个汇报。
       田家英的行动非常准确及时。不但行动准确及时，而且思维活动准确及时，包含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合法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提法。为了这个了不起的提法，了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人。
       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人，一介书生。十五岁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由于思想活跃，经常给报社写文章。在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年代，田家英在延安相当活跃，活跃到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岸英回国，中文不咋样，需要中文老师。二十六岁的田家英去毛泽东家搞“家教”，给毛岸英当老师。两年之后“家教”老师变为毛泽东的秘书。田秘书年轻力壮，记忆力超强，且行事谨慎，深
得毛泽东赏识。比方说毛泽东写诗，引用某个警句却找不到出处，不用亲自查阅，只要找田家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度娘。此外田家英还管很多事，包括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田家英给毛泽东的帮助，比毛夫人还多。因此田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极为亲密。后来号称大笔杆子的陈伯达，想要探听毛泽东的动向都要请教田家英。如果田家英机警圆滑，向前任陈伯达学习学习，应该非常有前途。然而很遗憾——田家英是个书生，一个可贵的书生。
     书生，意气风发，不懂隐藏，更不懂隐忍。当书生认为领袖正确时，书生气会从正面发挥作用。便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领袖的世界里。战争年代，田家英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精力、智慧用在照料毛泽东上。比方说，刚进城时，毛泽东的书籍并不多。几年之后，在田家英的细心料理下，便有六位数藏书。当书生认为领袖不正确时，书生气便从反面产生作用。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等人就赞同彭德怀的主张，差点右派了，被毛泽东特意给撇开：“不要把我的秀才都挖走了。”吃一次亏应长一次乖。田家英不是，三年之后更进一步，直接赞同包产到户了。对错且不论，敢于坚持独立表达观点，尽了知识分子的本职（对比康生、陈伯达之流简直是云和泥的差别）——这就是田家英的可贵之处。世界需要这种敢于独立表达观点的知识分子，而非那种号称知识分子却整天唧唧歪歪、啰嗦不停、一见到利益马上就像看见鸡蛋裂缝的苍蝇。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合法化。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仅是田家英一个，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应该也说过，也就是主张“要退够”。对此刘少奇并不陌生。刘少奇一听田家英的报告，竖起大拇指，赞同。
     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田家英这一问非常有意思。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毛泽东派出去调查的，观点是他自己的，本来就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为何询问刘少奇可不可以报告毛泽东？应该解释为，此刻的田家英已经在思想上向刘少奇倾斜。如果是他的个人态度，跟毛泽东私下说说，毛泽东估计会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了事。经过刘少奇赞同之后，也就相当于得到刘少奇的认可。刘少奇是国家首脑，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拿出来。田家英这一问实际是在提醒刘少奇：毛泽东可能不同意。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田家英去汇报。毛泽东没说啥，但脸上写满了阴云，然后凝固成雨滴。很明显，不赞成。而田家英的级别太低了，跟田家英说没任何用处。
      接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了，地点是在中南海游泳池。
      据王光美和刘源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记载：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这段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两人的心境和难处。两个人站在三面红旗下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均感到相当棘手。

       毛泽东问刘少奇为啥没顶住，问题不在于是否顶住，而在于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政策怎么实行，毛泽东心中并无成竹。刘少奇更有趣了，直接说什么不违背组织原则，明显顾左右而言他嘛。
       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刘少奇终于道出心底的苦衷——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应该是刘少奇心底的话。不是想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实在是承受不了历史的重压啊！所谓战友也罢、领袖也罢，在历史的污点面前都不那么重要。这一切应该在湖南考察的四十四天里形成的吧？毛泽东也平静下来，何必呢，争吵无疑，那就静待未来吧。
       此次会见不久，毛泽东终于亮出来自己的底牌。
       翻开毛泽东的底牌之前，交代一下勇敢的田家英的结局。田家英看陈伯达等人不爽，陈伯达等人看田家英也不爽。既然不爽，那就等机会吧。看看谁先露出破绽。僵持到最后，田家英因为书生
意气败给了陈伯达等人。
       田家英的书生气在三年之后发挥到淋漓尽致。六五年，田家英随毛泽东在长三角地带，此时毛泽东正在策划文革。十二月八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打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枪。
       十二月二十一号，毛泽东回到杭州，召开“秀才”会议。就是找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几个人开会。这是这几个人最后一次以同志身份团结一致（表面上）听从最高领袖的训示。
从此之后就壁垒分明，天各一方。若干天之后，艾思奇病逝。若干天之后，田家英自杀。若干天后，胡绳挨批，若干年后平反。若干天后陈伯达和关锋升天，若干年之后又掉入地狱。
此次会议毛泽东谈及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的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句话要了田家英的命。
       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向江青报喜。因为批《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因此毛泽东的话就成了江青的喜讯。毛
泽东的话只是口头谈话，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整理一通宵，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因为田家英不仅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事实上，毛泽东此次谈话的杀机就在这几句话中。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一个秘书竟然敢随便删改领袖的谈话，说不好听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意见归意见，也不该这么干。特别是山雨欲来之时，对手虎视眈眈，欲除之而后快时，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相当于把自己
推入火坑。江青和陈伯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污蔑、报复、审查都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号，田家英上吊自杀，年仅四十四岁。
       田家英是一个可贵的人，拥有可贵的书生气，遗憾地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