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中日关系新思惟和所谓的中日外交革命论》

凤凰卫视8月12日消息，本栏目日前收到日本《唐人报》记者杨朴文章《危险的中日关系新思惟和所谓的中日外交革命论》，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的《中日关系新思惟》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很多人跟着鼓噪起来。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科博士生邵伦发表的《中日外交革命的一些杂想》就是我偶尔看到的一例；只是觉得其中有些观点，显得似是而非，如果不提高警惕，真会被这些人在无形中贻害的。


马立诚的文章，我没有拜读过。不过，他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播出的节目，倒是看了几眼。主要是马先生列举的一些数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譬如:他的观点是反对将对日关系情绪化，提出战后以来日本曾经21次向中国道歉，并且，从1979年至2001年向中国提供了两万亿日圆低息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一；世界银行贷款利率为百分之四至五；国内银行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五至六，期限最高十年。比较而言，日本提供的低息贷款，为期长达30年至40年，援助了我们150个建设项目。同时，自从1945年二战胜利至1956年，战胜国一共审判了5700名日本战犯。特别是1998年与日方签订了简称联合宣言的合作文件。这些都意味着日中关系，应当往前看，应当理性化。政策必须以大局为重；这个大局，就是2020年中国达到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而在处理日中关系时，提倡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一句话，此公主张翻过历史恩怨，鼓吹现实政治，反对纠缠过去。


他的讲话要点，经济观点和统计数字可能是准确的；然而，他这种仅仅访问一次日本一句日语不懂下车伊始哇哇乱说的作风，却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因为，他并没有涉及中日之间真正存在的各种问题。譬如，最近日本首相小泉和外长川口，相继在国会公开批评中国，对日本对华援助不知感恩，对此，要重新考虑对华援助问题等等。假如，像东京都知事石原以往经常肆意攻击侮辱漫骂中国，可以当作疯狗犯病的话，那么，这种政府首脑疾言厉色指责中国，在以前几十年里，则是极其罕见的，它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开始发生政策性转变。

与以往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处于被批评和他们为自己进行辩解相比，这种态度本身，已经不是处于守势而具有明显以攻为守味道；它还体现在日本政府坚持认为，它应当成为《正常国家》，应当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理直气壮通过了《有事法案》。尤其可恶的是，日本政府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种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加入的国际组织。日本指责中国，应对全球通货紧缩负责，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不断有所动作。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部份中国学者也开始批评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提出展开外交革命，甚至大致满足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等等。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关于中日关系新思惟的文章，以及他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发表的演讲，都能够反应这样一种观点。


日本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混淆了人类普遍的正义感和基本的价值观，混淆了人类普遍的一般理念和社会理想。中国外交，必须重视实际国家利益和严守基本原则底线。假如，中国政府顺应日本政府，对日本的历史观采取绥靖政策，不仅将丧失外交原则，也将失去中日关系中主导地位。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一届政府，对日本采取了十分恰当、符合民意的正确选择：这就是淡化两国关系，减少高层往来，谨慎重大交易，一切低调处理。即使向前瞻望20年，中国和日本，也万没有所谓一衣带水的融洽感觉。因为，整个近代史表明，中国与日本一百多年来，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只不过从当年的热战，转变为今日的冷战罢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自从二次大战至今，始终坚持不在书面文件中向中国郑重道歉，换句话说，也就是依然没有同中国解除战斗状态罢了（虽然，日本前首相村山曾经发表过道歉讲话，由于两国始终没有签署过任何书面文件，导致其后历届日本首相，当选之后，都必须重新寻找适当场合，表明自己对中国态度）。

胡锦涛主席在中国高级军事将领战略会议上曾经说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日本各方面关系，都将可能处于一种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清楚地揭示出对中日关系的正确认识。我想，任何伟大的领导人，在处理事关国家关系和民族尊严问题上，都不会用感情代替理智，情绪代替政策的。


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160多年来，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大规模的军事威胁；自1848年甲午战争失败以来100多年中，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边日本的威胁。


据国际间普遍认为，2001年至2020年的20年之间，可以预期国际局势局部紧张，小冲突和小战争不断，但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俄国日本印度中国等重要力量中心之间，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前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可以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战略机遇！必须抓住机会，争取受益于信息革命与全球化。当然，如何利用信息革命创造财富、提升国力，必须认真研究和分析、反馈与处理。无论如何，这种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化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

虽然中国开放改革20年来，累计吸收了3000亿美金，外汇储备达到了2276亿美金。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仅是日本的1/4，美国的1/30（编按：原文如此，实为1/8左右）。由于衡量标准的问题，实际情况几乎不是一个等级！更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理由。


中国与日本打交道，必须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心理定位；坚持外交政策基本原则；而对于诸如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等等，一切涉及国家民族基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必须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同时，如果中国不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实力，促使日本对中国政策重新认识，打破国家关系僵局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马立诚还是邵伦，似乎都没有认识到日中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令人感觉缺了些甚么。俗话说，弱国无外交。而二十年之后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越今天的日本；届时，我相信日本不会像二战过去近60年来始终嘴硬的那样，依然对中国持这种阴死阳活的外交歧视政策罢。凤凰卫视8月12日消息，本栏目日前收到日本《唐人报》记者杨朴文章《危险的中日关系新思惟和所谓的中日外交革命论》，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的《中日关系新思惟》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很多人跟着鼓噪起来。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科博士生邵伦发表的《中日外交革命的一些杂想》就是我偶尔看到的一例；只是觉得其中有些观点，显得似是而非，如果不提高警惕，真会被这些人在无形中贻害的。


马立诚的文章，我没有拜读过。不过，他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播出的节目，倒是看了几眼。主要是马先生列举的一些数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譬如:他的观点是反对将对日关系情绪化，提出战后以来日本曾经21次向中国道歉，并且，从1979年至2001年向中国提供了两万亿日圆低息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一；世界银行贷款利率为百分之四至五；国内银行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五至六，期限最高十年。比较而言，日本提供的低息贷款，为期长达30年至40年，援助了我们150个建设项目。同时，自从1945年二战胜利至1956年，战胜国一共审判了5700名日本战犯。特别是1998年与日方签订了简称联合宣言的合作文件。这些都意味着日中关系，应当往前看，应当理性化。政策必须以大局为重；这个大局，就是2020年中国达到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而在处理日中关系时，提倡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一句话，此公主张翻过历史恩怨，鼓吹现实政治，反对纠缠过去。


他的讲话要点，经济观点和统计数字可能是准确的；然而，他这种仅仅访问一次日本一句日语不懂下车伊始哇哇乱说的作风，却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因为，他并没有涉及中日之间真正存在的各种问题。譬如，最近日本首相小泉和外长川口，相继在国会公开批评中国，对日本对华援助不知感恩，对此，要重新考虑对华援助问题等等。假如，像东京都知事石原以往经常肆意攻击侮辱漫骂中国，可以当作疯狗犯病的话，那么，这种政府首脑疾言厉色指责中国，在以前几十年里，则是极其罕见的，它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开始发生政策性转变。

与以往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处于被批评和他们为自己进行辩解相比，这种态度本身，已经不是处于守势而具有明显以攻为守味道；它还体现在日本政府坚持认为，它应当成为《正常国家》，应当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理直气壮通过了《有事法案》。尤其可恶的是，日本政府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种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加入的国际组织。日本指责中国，应对全球通货紧缩负责，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不断有所动作。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部份中国学者也开始批评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提出展开外交革命，甚至大致满足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等等。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关于中日关系新思惟的文章，以及他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发表的演讲，都能够反应这样一种观点。


日本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混淆了人类普遍的正义感和基本的价值观，混淆了人类普遍的一般理念和社会理想。中国外交，必须重视实际国家利益和严守基本原则底线。假如，中国政府顺应日本政府，对日本的历史观采取绥靖政策，不仅将丧失外交原则，也将失去中日关系中主导地位。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一届政府，对日本采取了十分恰当、符合民意的正确选择：这就是淡化两国关系，减少高层往来，谨慎重大交易，一切低调处理。即使向前瞻望20年，中国和日本，也万没有所谓一衣带水的融洽感觉。因为，整个近代史表明，中国与日本一百多年来，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只不过从当年的热战，转变为今日的冷战罢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自从二次大战至今，始终坚持不在书面文件中向中国郑重道歉，换句话说，也就是依然没有同中国解除战斗状态罢了（虽然，日本前首相村山曾经发表过道歉讲话，由于两国始终没有签署过任何书面文件，导致其后历届日本首相，当选之后，都必须重新寻找适当场合，表明自己对中国态度）。

胡锦涛主席在中国高级军事将领战略会议上曾经说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日本各方面关系，都将可能处于一种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清楚地揭示出对中日关系的正确认识。我想，任何伟大的领导人，在处理事关国家关系和民族尊严问题上，都不会用感情代替理智，情绪代替政策的。


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160多年来，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大规模的军事威胁；自1848年甲午战争失败以来100多年中，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边日本的威胁。


据国际间普遍认为，2001年至2020年的20年之间，可以预期国际局势局部紧张，小冲突和小战争不断，但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俄国日本印度中国等重要力量中心之间，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前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可以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战略机遇！必须抓住机会，争取受益于信息革命与全球化。当然，如何利用信息革命创造财富、提升国力，必须认真研究和分析、反馈与处理。无论如何，这种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化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

虽然中国开放改革20年来，累计吸收了3000亿美金，外汇储备达到了2276亿美金。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仅是日本的1/4，美国的1/30（编按：原文如此，实为1/8左右）。由于衡量标准的问题，实际情况几乎不是一个等级！更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理由。


中国与日本打交道，必须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心理定位；坚持外交政策基本原则；而对于诸如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等等，一切涉及国家民族基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必须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同时，如果中国不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实力，促使日本对中国政策重新认识，打破国家关系僵局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马立诚还是邵伦，似乎都没有认识到日中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令人感觉缺了些甚么。俗话说，弱国无外交。而二十年之后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越今天的日本；届时，我相信日本不会像二战过去近60年来始终嘴硬的那样，依然对中国持这种阴死阳活的外交歧视政策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