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获的扒窃头目疑被调包，武汉退休民警已向三级公安举报 ...

黄建春在退休前通过了晋升考试，但因常年举报，最终仍以正科级退休。
“这辈子就较这个真了。”
6年来，61岁的退休反扒民警黄建春不断向武汉市公安局、湖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实名举报。
黄建春原供职于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他日前告诉澎湃新闻，2009年12月，他抓获了两名正在实施扒窃的人员，但蹊跷的是，两人当晚就被放走。随后，其中一名涉案人员被调包处理成另一名惯偷。
黄建春还提供了事发现场的视频资料作证。视频资料显示，在事发现场，并没有出现最后被处理的那名惯偷的身影。
澎湃新闻调查获悉，对黄建春举报一事，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曾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纪委一份通报材料称，因给一名扒窃人员做的笔录涉嫌弄虚作假，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的一副大队长被处分。但对“调包”一事，调查组并无结论。
黄建春对此调查结果不服，仍然继续上访举报。
2015年9月9日，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一名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说，“这个案子已经过了好几年，历经了好几个领导。” “调查组反复调查过，也根据调查结果给出了合法、合理的结论。”
现场抓获两名扒手
2009年12月26日下午，民警黄建春在驱车接报案人的途中，偶遇一起公交车扒窃案。
黄建春回忆，在反扒三大队附近的武胜路站点，他发现一辆往返于汉口火车站和武昌火车站的10路公交车停靠在路边。 “一名男子站在前车门附近，看见我开警车过来，大声叫’警察’。”
黄建春下车后发现，反扒大队的重点盯防人员李某和吴某也站在车门前，正准备离开现场。“这两人是武胜路一带有名的扒窃团伙头目，反扒大队对他们两人非常熟悉。”
黄建春将李某和吴某抓获，并带回了反扒大队。 而丢失手机的男子万某，也跟随黄建春来到反扒大队。
因是内勤警员，黄建春将李某和吴某移交至同事何某和程某后，便继续在办公室值班。
“办案的警官当时喝了酒。”万某告诉澎湃新闻，“他让我放心，手机应该能拿回来。但没有给我立案的单据。”万某告诉澎湃新闻。
黄建春回忆，当晚11点多，一名自称是典当行老板的黄某来到大队，称“来送手机”。失主万某也来到大队，领走了自己丢失的手机。
黄建春随后发现，此前被他抓获的李某和吴某，跟着办案民警何某、程某离开，当晚再也没有回来。
被另一名惯偷顶包？
黄建春在后来的历次上访举报过程中，反复提及的一个细节是：事发当晚，办案人员程某交给黄建春一张白条，让他去楼下的副食店拿两条烟，或者拿500元钱。
澎湃新闻获取的一份纪委调查材料显示，程某后称“这笔钱是曾找黄建春帮忙后付的好处费。”
但程某向澎湃新闻否认了此事，称“我与这个案子无关”。
黄建春回忆，他当时愈发感到事态的异常，并未去领受这份“礼物”。事发次日，他发现，该案的笔录也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笔录显示，失主万某在报案笔录中称，自己在乘坐公交车时，发现放在外套右边口袋的手机被盗，“当时我就下车打电话报警。”
而这份印有他手印的笔录材料上，没有注明询问人员名字和记录时间。
万某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并未报警， “当时黄警官直接开着车过来了，何必要再打报警电话？”
这一点和黄建春的记忆是一致的。黄建春认为，在失主的报警方式上有所变动，“就没有了我抓获扒手的情节，后面嫌疑人归案时的调包也会顺理成章。”
期间，黄建春多次向单位询问万某手机被偷一案的进展。
案发4天后的12月30日上午，李某和吴某又一次被带回反扒大队，但和他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绰号“小豆子”的人。
据黄建春回忆，李某很快便离开了。而归案的“小豆子”，也是反扒民警们的“熟人”，常常在武胜路一带的公交车上作案。
黄建春称，根据 “小豆子”供述，是他和吴某在公交车上实施了扒窃。这意味着，被他抓获的李某和吴某，变成了“小豆子”和吴某。 “主要嫌疑人就这样被调包了。”
“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网站上当时对此案还发了一则简报： “老民警黄建春将职业扒手吴某与’小豆子’顺利抓获，在其他民警的协助下，通过严密侦查，迫使两名疑犯交代了扒窃事实。”
简报还显示，因被窃的手机价值已达到立案标准，“小豆子”后被刑拘，吴某被行政拘留。
黄建春告诉澎湃新闻，他当年到公交公司，将记录了案发情形的监控录像拷贝了下来。澎湃新闻查看发现，李某和吴某事发时都站在公交车车门前，而“小豆子”并不在场。
截至发稿前，澎湃新闻未能联系上参与侦办此案的另一名警员何某。
因上访被分局派人“盯梢”
“我感到屈辱。”黄建春说。
虽然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干警大会上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但他认为，案件被“别有用心地改头换面”。
事隔一月后的2010年1月25日，黄建春决定向武汉市公安局反映反扒大队刻意隐瞒案情真相。
随后，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组成了调查组。
武汉市公安系统一名警员称， “所有接触过此案的警察，都被调查组反复询问过。”
失主万某也配合了纪检部门的调查。
澎湃新闻获取的一份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纪委的通报称，反扒三大队因给吴某做的笔录涉嫌弄虚作假，该队一副大队长被处分。但对“调包”一事调查组并无结论。
黄建春决定继续上访，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了公交分局同事的重点盯防“人员”。
武汉市公安局视频侦查支队（原公交分局）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公交分局共有14个大队，为了防止黄建春向武汉市公安局上访，按照相关领导的安排，每个大队轮值派出警员守住公安局的3个大门。“只盯住黄建春一个人。”
黄建春称，因无法进入公安局反映情况，他还一度与同事发生冲突。
六年来，他曾多次到湖北省公安厅上访，均无结果。
2014年5月30日，黄建春到龄退休。退休前后的2013年4月、11月和2014年11月，他三次到公安部反映情况，均无功而返。
“家里人都劝我，都退休了，还有什么值得这么折腾？”黄建春苦笑，“这辈子就较这个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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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春在退休前通过了晋升考试，但因常年举报，最终仍以正科级退休。
“这辈子就较这个真了。”
6年来，61岁的退休反扒民警黄建春不断向武汉市公安局、湖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实名举报。
黄建春原供职于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他日前告诉澎湃新闻，2009年12月，他抓获了两名正在实施扒窃的人员，但蹊跷的是，两人当晚就被放走。随后，其中一名涉案人员被调包处理成另一名惯偷。
黄建春还提供了事发现场的视频资料作证。视频资料显示，在事发现场，并没有出现最后被处理的那名惯偷的身影。
澎湃新闻调查获悉，对黄建春举报一事，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曾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纪委一份通报材料称，因给一名扒窃人员做的笔录涉嫌弄虚作假，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的一副大队长被处分。但对“调包”一事，调查组并无结论。
黄建春对此调查结果不服，仍然继续上访举报。
2015年9月9日，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一名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说，“这个案子已经过了好几年，历经了好几个领导。” “调查组反复调查过，也根据调查结果给出了合法、合理的结论。”
现场抓获两名扒手
2009年12月26日下午，民警黄建春在驱车接报案人的途中，偶遇一起公交车扒窃案。
黄建春回忆，在反扒三大队附近的武胜路站点，他发现一辆往返于汉口火车站和武昌火车站的10路公交车停靠在路边。 “一名男子站在前车门附近，看见我开警车过来，大声叫’警察’。”
黄建春下车后发现，反扒大队的重点盯防人员李某和吴某也站在车门前，正准备离开现场。“这两人是武胜路一带有名的扒窃团伙头目，反扒大队对他们两人非常熟悉。”
黄建春将李某和吴某抓获，并带回了反扒大队。 而丢失手机的男子万某，也跟随黄建春来到反扒大队。
因是内勤警员，黄建春将李某和吴某移交至同事何某和程某后，便继续在办公室值班。
“办案的警官当时喝了酒。”万某告诉澎湃新闻，“他让我放心，手机应该能拿回来。但没有给我立案的单据。”万某告诉澎湃新闻。
黄建春回忆，当晚11点多，一名自称是典当行老板的黄某来到大队，称“来送手机”。失主万某也来到大队，领走了自己丢失的手机。
黄建春随后发现，此前被他抓获的李某和吴某，跟着办案民警何某、程某离开，当晚再也没有回来。
被另一名惯偷顶包？
黄建春在后来的历次上访举报过程中，反复提及的一个细节是：事发当晚，办案人员程某交给黄建春一张白条，让他去楼下的副食店拿两条烟，或者拿500元钱。
澎湃新闻获取的一份纪委调查材料显示，程某后称“这笔钱是曾找黄建春帮忙后付的好处费。”
但程某向澎湃新闻否认了此事，称“我与这个案子无关”。
黄建春回忆，他当时愈发感到事态的异常，并未去领受这份“礼物”。事发次日，他发现，该案的笔录也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笔录显示，失主万某在报案笔录中称，自己在乘坐公交车时，发现放在外套右边口袋的手机被盗，“当时我就下车打电话报警。”
而这份印有他手印的笔录材料上，没有注明询问人员名字和记录时间。
万某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并未报警， “当时黄警官直接开着车过来了，何必要再打报警电话？”
这一点和黄建春的记忆是一致的。黄建春认为，在失主的报警方式上有所变动，“就没有了我抓获扒手的情节，后面嫌疑人归案时的调包也会顺理成章。”
期间，黄建春多次向单位询问万某手机被偷一案的进展。
案发4天后的12月30日上午，李某和吴某又一次被带回反扒大队，但和他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绰号“小豆子”的人。
据黄建春回忆，李某很快便离开了。而归案的“小豆子”，也是反扒民警们的“熟人”，常常在武胜路一带的公交车上作案。
黄建春称，根据 “小豆子”供述，是他和吴某在公交车上实施了扒窃。这意味着，被他抓获的李某和吴某，变成了“小豆子”和吴某。 “主要嫌疑人就这样被调包了。”
“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网站上当时对此案还发了一则简报： “老民警黄建春将职业扒手吴某与’小豆子’顺利抓获，在其他民警的协助下，通过严密侦查，迫使两名疑犯交代了扒窃事实。”
简报还显示，因被窃的手机价值已达到立案标准，“小豆子”后被刑拘，吴某被行政拘留。
黄建春告诉澎湃新闻，他当年到公交公司，将记录了案发情形的监控录像拷贝了下来。澎湃新闻查看发现，李某和吴某事发时都站在公交车车门前，而“小豆子”并不在场。
截至发稿前，澎湃新闻未能联系上参与侦办此案的另一名警员何某。
因上访被分局派人“盯梢”
“我感到屈辱。”黄建春说。
虽然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干警大会上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但他认为，案件被“别有用心地改头换面”。
事隔一月后的2010年1月25日，黄建春决定向武汉市公安局反映反扒大队刻意隐瞒案情真相。
随后，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组成了调查组。
武汉市公安系统一名警员称， “所有接触过此案的警察，都被调查组反复询问过。”
失主万某也配合了纪检部门的调查。
澎湃新闻获取的一份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纪委的通报称，反扒三大队因给吴某做的笔录涉嫌弄虚作假，该队一副大队长被处分。但对“调包”一事调查组并无结论。
黄建春决定继续上访，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了公交分局同事的重点盯防“人员”。
武汉市公安局视频侦查支队（原公交分局）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公交分局共有14个大队，为了防止黄建春向武汉市公安局上访，按照相关领导的安排，每个大队轮值派出警员守住公安局的3个大门。“只盯住黄建春一个人。”
黄建春称，因无法进入公安局反映情况，他还一度与同事发生冲突。
六年来，他曾多次到湖北省公安厅上访，均无结果。
2014年5月30日，黄建春到龄退休。退休前后的2013年4月、11月和2014年11月，他三次到公安部反映情况，均无功而返。
“家里人都劝我，都退休了，还有什么值得这么折腾？”黄建春苦笑，“这辈子就较这个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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