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揭秘东北抗日联军如何成为苏联远东军第88步兵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6:18:15
核心提示：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
![]()
这是1944年，被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的中国抗联将士与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瓦西里·伊万诺夫等人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左二为李兆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党史博采》，作者：何立波，原题为《揭秘：东北抗日联军如何成为苏联远东军第88步兵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诞生了。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1940年底直到1945年8月，东北抗联却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东北抗联缘何离开中国进入苏联，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抗联与苏军伯力会谈
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到1940年，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必须独自决定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表示：“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
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同意合作。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化名王新林）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抗联第一、二、三路军领导干部于11月至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个阶段。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重点讨论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1939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同时，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因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经过协商，双方共同确定：1、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2、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联系；3、东北抗联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它情况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表示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有的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由于东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抗联官兵不得不转移到苏联
1941年初，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因位于黑龙江边，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这里被选为建立东北野营的最佳地点。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
抗联将士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发动侵苏战争。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支持其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对中国东北这一后方屯兵基地，加强了法西斯统治。1941年冬，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达七十余万。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中苏双方就部队指挥权问题的争执
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1942年5月，伊万诺夫约见东北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在保障抗联党委拥有指挥权的情况下，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1942年夏，抗联领导人召集了南北野营党委委员联席会，研究了抗联部队和党组织的统一和集中领导问题，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野营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苏军帮助下，进一步提高军队素质。
第二次伯力会议刚结束，德国法西斯磨刀霍霍，入侵在即。为了自身安全，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与日本法西斯作妥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对中国抗日斗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条约》的签订导致了苏联对东北抗联政策的改变，它极力阻止入苏休整的抗联部队及时返国作战。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抗联官兵曾提出到苏联西线参加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请求。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为对苏备战，在东北边境地区展开了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苏联面临着险恶的严峻形势。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为“保护工人阶级祖国”，尽国际主义义务，曾代表滞留苏境的抗联指战员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表示抗联战士愿意到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但苏方并没有同意这种请求，而是让其继续留在原地进行野营整训。
1941年冬，苏联在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未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联领导人酝酿将分散在南北野营及远东集体农庄劳动及派遣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统一组成一个抗联教导团。这个意见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同意并决定，扩大编制建成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动员华侨青年入伍，将应征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士兵补充到这支队伍中来，增派苏联军官，以使训练质量迅速提高。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可以获得合法的装备、后勤供应，这对东北抗联队伍的发展是有利的。东北抗联编入苏军部队序列
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教导旅按照苏军要求进行了授衔，标准是：旅长为中校；副旅长、参谋长、旅司令部各部部长为少校；营长、副营长为大尉；连长、指导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少尉。战士一律授予士兵军衔。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检阅部队后正式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教导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军士军衔，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
抗联教导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副职军官。初期没有设政委、政治部，设政治副职，后改成政委。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任副旅长（实为政委）。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两个连，每连3个排。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1942年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周保中作的《关于留苏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选举了特别支部局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周保中、李兆麟等11人为委员。东北党委员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此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统一。
东北党委员会成立后，抗联教导旅结合实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有中共中央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此外，抗联指战员还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抗联教导旅组织的学习，对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对于正确分析形势，树立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保中通过关系，辗转弄到《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本上的毛泽东画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每个连队。
教导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开展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电报、爆破、战地拍照等。据教导旅二营三连连长彭施鲁回忆，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第八十八旅的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刺激。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三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的伊万诺夫后来回忆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东西。伊万诺夫说，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他们生活艰苦，斗争环境恶劣，让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
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
在抗联斗争的后期，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在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至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
1941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抗联首长决定派十五支小分队回东北侦察敌情，坚持游击活动。8月，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王效明率50多人带着电台返回东北虎（林）饶（河）地区。他们一入境，便遭到日伪军的追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还积极地打击敌人。一天，在夜幕掩护下，王效明率部在图（们）佳（木斯）铁路线上的孟家岗炸毁了一列日军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这次成功的爆炸震动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群众悄悄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至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有25支小部队，约计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约计160余人。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人。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抗联教导旅的侦察兵，对于苏军对关东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抗联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教导旅的官兵发现，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午餐肉食的量也增加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抗联干部悄悄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这些变化使抗联战士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中共辽、吉、黑临时党委会。党委成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冬生、王一知、姜信泰、金光侠（朝鲜籍）、王效明、彭施鲁、刘雁来、王明贵、王钧、张光迪等13人，周保中任书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党的建设和东北抗日斗争，并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延吉、吉林、沈阳、大连等12个地区设立地区委员会。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二十四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
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我电告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还有1938年王新林将赵尚志将军骗到苏联后关押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将王新林撤职。”会谈举行了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和周保中紧紧拥抱。
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抗联教导旅情报中心。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
在此期间，抗联侦察队员完成的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莫过于炸毁虎头要塞的“亚洲第一炮”。虎头要塞位于黑龙江完达山脉的丘陵之中，是日军为进攻苏联而秘密修筑的边境军事要塞，拥有庞大的进攻和防御体系，是中苏边境东段的核心阵地之一。在要塞的山顶有一门榴弹炮，炮身直径为1米，炮口直径为41厘米，炮长约20余米，号称“亚洲第一炮”。它的杀伤力极为惊人，装药量为1吨，一颗炮弹竟有4米长，最大射程达20公里，可以随时打到苏联的土地上，对即将出兵东北的远东军威胁极大。在苏军发动总攻的前夜，抗联教导旅小分队混入虎头要塞，炸掉了这门“亚洲第一炮”。
在1945年8月苏军在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苏军绘制的情报图册，凝结着抗联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抗联将士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早饭后，周保中在北野营国际旅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要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
8月12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中旬，抗联教导旅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同志随苏军进军东北，朝鲜同志则回到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目标。
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抗联指战员200余人直接参加了先遣队。他们全力配合苏军的正面攻击，使关东军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8月26日，苏联远东（下转25页）（上接17页）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抗联教导旅下达了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教导旅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东北战事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抗联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第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9月6日至9日，抗联战士先后分10批从苏联伯力乘飞机和火车，抢占大、中、小城市等战略要点。抗联将士一踏上东北土地，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们扑倒在地，热泪横流，无限深情地亲吻泥土，张大嘴巴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放声高喊：“啊，我们回来了！”
抗联战士进入战略要点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抗联进占各点后扩建的武装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党委领导成员。周保中汇报了东北抗联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8525536_0.shtml核心提示：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
![]()
这是1944年，被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的中国抗联将士与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瓦西里·伊万诺夫等人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左二为李兆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党史博采》，作者：何立波，原题为《揭秘：东北抗日联军如何成为苏联远东军第88步兵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诞生了。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1940年底直到1945年8月，东北抗联却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东北抗联缘何离开中国进入苏联，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抗联与苏军伯力会谈
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到1940年，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必须独自决定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表示：“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
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同意合作。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化名王新林）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抗联第一、二、三路军领导干部于11月至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个阶段。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重点讨论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1939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同时，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因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经过协商，双方共同确定：1、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2、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联系；3、东北抗联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它情况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表示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有的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由于东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抗联官兵不得不转移到苏联
1941年初，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因位于黑龙江边，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这里被选为建立东北野营的最佳地点。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
抗联将士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发动侵苏战争。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支持其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对中国东北这一后方屯兵基地，加强了法西斯统治。1941年冬，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达七十余万。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中苏双方就部队指挥权问题的争执
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1942年5月，伊万诺夫约见东北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在保障抗联党委拥有指挥权的情况下，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1942年夏，抗联领导人召集了南北野营党委委员联席会，研究了抗联部队和党组织的统一和集中领导问题，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野营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苏军帮助下，进一步提高军队素质。
第二次伯力会议刚结束，德国法西斯磨刀霍霍，入侵在即。为了自身安全，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与日本法西斯作妥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对中国抗日斗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条约》的签订导致了苏联对东北抗联政策的改变，它极力阻止入苏休整的抗联部队及时返国作战。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抗联官兵曾提出到苏联西线参加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请求。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为对苏备战，在东北边境地区展开了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苏联面临着险恶的严峻形势。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为“保护工人阶级祖国”，尽国际主义义务，曾代表滞留苏境的抗联指战员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表示抗联战士愿意到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但苏方并没有同意这种请求，而是让其继续留在原地进行野营整训。
1941年冬，苏联在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未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联领导人酝酿将分散在南北野营及远东集体农庄劳动及派遣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统一组成一个抗联教导团。这个意见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同意并决定，扩大编制建成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动员华侨青年入伍，将应征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士兵补充到这支队伍中来，增派苏联军官，以使训练质量迅速提高。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可以获得合法的装备、后勤供应，这对东北抗联队伍的发展是有利的。东北抗联编入苏军部队序列
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教导旅按照苏军要求进行了授衔，标准是：旅长为中校；副旅长、参谋长、旅司令部各部部长为少校；营长、副营长为大尉；连长、指导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少尉。战士一律授予士兵军衔。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检阅部队后正式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教导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军士军衔，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
抗联教导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副职军官。初期没有设政委、政治部，设政治副职，后改成政委。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任副旅长（实为政委）。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两个连，每连3个排。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1942年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周保中作的《关于留苏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选举了特别支部局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周保中、李兆麟等11人为委员。东北党委员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此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统一。
东北党委员会成立后，抗联教导旅结合实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有中共中央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此外，抗联指战员还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抗联教导旅组织的学习，对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对于正确分析形势，树立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保中通过关系，辗转弄到《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本上的毛泽东画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每个连队。
教导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开展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电报、爆破、战地拍照等。据教导旅二营三连连长彭施鲁回忆，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第八十八旅的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刺激。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三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的伊万诺夫后来回忆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东西。伊万诺夫说，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他们生活艰苦，斗争环境恶劣，让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
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
在抗联斗争的后期，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在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至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
1941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抗联首长决定派十五支小分队回东北侦察敌情，坚持游击活动。8月，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王效明率50多人带着电台返回东北虎（林）饶（河）地区。他们一入境，便遭到日伪军的追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还积极地打击敌人。一天，在夜幕掩护下，王效明率部在图（们）佳（木斯）铁路线上的孟家岗炸毁了一列日军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这次成功的爆炸震动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群众悄悄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至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有25支小部队，约计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约计160余人。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人。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抗联教导旅的侦察兵，对于苏军对关东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抗联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教导旅的官兵发现，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午餐肉食的量也增加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抗联干部悄悄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这些变化使抗联战士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中共辽、吉、黑临时党委会。党委成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冬生、王一知、姜信泰、金光侠（朝鲜籍）、王效明、彭施鲁、刘雁来、王明贵、王钧、张光迪等13人，周保中任书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党的建设和东北抗日斗争，并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延吉、吉林、沈阳、大连等12个地区设立地区委员会。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二十四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
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我电告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还有1938年王新林将赵尚志将军骗到苏联后关押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将王新林撤职。”会谈举行了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和周保中紧紧拥抱。
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抗联教导旅情报中心。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
在此期间，抗联侦察队员完成的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莫过于炸毁虎头要塞的“亚洲第一炮”。虎头要塞位于黑龙江完达山脉的丘陵之中，是日军为进攻苏联而秘密修筑的边境军事要塞，拥有庞大的进攻和防御体系，是中苏边境东段的核心阵地之一。在要塞的山顶有一门榴弹炮，炮身直径为1米，炮口直径为41厘米，炮长约20余米，号称“亚洲第一炮”。它的杀伤力极为惊人，装药量为1吨，一颗炮弹竟有4米长，最大射程达20公里，可以随时打到苏联的土地上，对即将出兵东北的远东军威胁极大。在苏军发动总攻的前夜，抗联教导旅小分队混入虎头要塞，炸掉了这门“亚洲第一炮”。
在1945年8月苏军在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苏军绘制的情报图册，凝结着抗联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抗联将士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早饭后，周保中在北野营国际旅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要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
8月12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中旬，抗联教导旅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同志随苏军进军东北，朝鲜同志则回到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目标。
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抗联指战员200余人直接参加了先遣队。他们全力配合苏军的正面攻击，使关东军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8月26日，苏联远东（下转25页）（上接17页）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抗联教导旅下达了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教导旅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东北战事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抗联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第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9月6日至9日，抗联战士先后分10批从苏联伯力乘飞机和火车，抢占大、中、小城市等战略要点。抗联将士一踏上东北土地，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们扑倒在地，热泪横流，无限深情地亲吻泥土，张大嘴巴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放声高喊：“啊，我们回来了！”
抗联战士进入战略要点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抗联进占各点后扩建的武装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党委领导成员。周保中汇报了东北抗联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8525536_0.shtml
这是1944年，被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的中国抗联将士与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瓦西里·伊万诺夫等人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左二为李兆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党史博采》，作者：何立波，原题为《揭秘：东北抗日联军如何成为苏联远东军第88步兵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诞生了。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1940年底直到1945年8月，东北抗联却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东北抗联缘何离开中国进入苏联，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抗联与苏军伯力会谈
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到1940年，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必须独自决定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表示：“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
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同意合作。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化名王新林）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抗联第一、二、三路军领导干部于11月至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个阶段。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重点讨论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1939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同时，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因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经过协商，双方共同确定：1、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2、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联系；3、东北抗联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它情况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表示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有的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由于东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抗联官兵不得不转移到苏联
1941年初，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因位于黑龙江边，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这里被选为建立东北野营的最佳地点。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
抗联将士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发动侵苏战争。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支持其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对中国东北这一后方屯兵基地，加强了法西斯统治。1941年冬，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达七十余万。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中苏双方就部队指挥权问题的争执
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1942年5月，伊万诺夫约见东北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在保障抗联党委拥有指挥权的情况下，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1942年夏，抗联领导人召集了南北野营党委委员联席会，研究了抗联部队和党组织的统一和集中领导问题，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野营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苏军帮助下，进一步提高军队素质。
第二次伯力会议刚结束，德国法西斯磨刀霍霍，入侵在即。为了自身安全，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与日本法西斯作妥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对中国抗日斗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条约》的签订导致了苏联对东北抗联政策的改变，它极力阻止入苏休整的抗联部队及时返国作战。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抗联官兵曾提出到苏联西线参加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请求。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为对苏备战，在东北边境地区展开了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苏联面临着险恶的严峻形势。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为“保护工人阶级祖国”，尽国际主义义务，曾代表滞留苏境的抗联指战员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表示抗联战士愿意到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但苏方并没有同意这种请求，而是让其继续留在原地进行野营整训。
1941年冬，苏联在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未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联领导人酝酿将分散在南北野营及远东集体农庄劳动及派遣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统一组成一个抗联教导团。这个意见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同意并决定，扩大编制建成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动员华侨青年入伍，将应征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士兵补充到这支队伍中来，增派苏联军官，以使训练质量迅速提高。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可以获得合法的装备、后勤供应，这对东北抗联队伍的发展是有利的。东北抗联编入苏军部队序列
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教导旅按照苏军要求进行了授衔，标准是：旅长为中校；副旅长、参谋长、旅司令部各部部长为少校；营长、副营长为大尉；连长、指导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少尉。战士一律授予士兵军衔。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检阅部队后正式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教导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军士军衔，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
抗联教导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副职军官。初期没有设政委、政治部，设政治副职，后改成政委。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任副旅长（实为政委）。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两个连，每连3个排。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1942年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周保中作的《关于留苏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选举了特别支部局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周保中、李兆麟等11人为委员。东北党委员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此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统一。
东北党委员会成立后，抗联教导旅结合实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有中共中央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此外，抗联指战员还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抗联教导旅组织的学习，对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对于正确分析形势，树立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保中通过关系，辗转弄到《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本上的毛泽东画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每个连队。
教导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开展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电报、爆破、战地拍照等。据教导旅二营三连连长彭施鲁回忆，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第八十八旅的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刺激。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三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的伊万诺夫后来回忆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东西。伊万诺夫说，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他们生活艰苦，斗争环境恶劣，让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
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
在抗联斗争的后期，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在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至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
1941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抗联首长决定派十五支小分队回东北侦察敌情，坚持游击活动。8月，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王效明率50多人带着电台返回东北虎（林）饶（河）地区。他们一入境，便遭到日伪军的追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还积极地打击敌人。一天，在夜幕掩护下，王效明率部在图（们）佳（木斯）铁路线上的孟家岗炸毁了一列日军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这次成功的爆炸震动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群众悄悄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至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有25支小部队，约计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约计160余人。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人。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抗联教导旅的侦察兵，对于苏军对关东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抗联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教导旅的官兵发现，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午餐肉食的量也增加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抗联干部悄悄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这些变化使抗联战士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中共辽、吉、黑临时党委会。党委成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冬生、王一知、姜信泰、金光侠（朝鲜籍）、王效明、彭施鲁、刘雁来、王明贵、王钧、张光迪等13人，周保中任书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党的建设和东北抗日斗争，并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延吉、吉林、沈阳、大连等12个地区设立地区委员会。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二十四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
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我电告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还有1938年王新林将赵尚志将军骗到苏联后关押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将王新林撤职。”会谈举行了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和周保中紧紧拥抱。
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抗联教导旅情报中心。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
在此期间，抗联侦察队员完成的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莫过于炸毁虎头要塞的“亚洲第一炮”。虎头要塞位于黑龙江完达山脉的丘陵之中，是日军为进攻苏联而秘密修筑的边境军事要塞，拥有庞大的进攻和防御体系，是中苏边境东段的核心阵地之一。在要塞的山顶有一门榴弹炮，炮身直径为1米，炮口直径为41厘米，炮长约20余米，号称“亚洲第一炮”。它的杀伤力极为惊人，装药量为1吨，一颗炮弹竟有4米长，最大射程达20公里，可以随时打到苏联的土地上，对即将出兵东北的远东军威胁极大。在苏军发动总攻的前夜，抗联教导旅小分队混入虎头要塞，炸掉了这门“亚洲第一炮”。
在1945年8月苏军在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苏军绘制的情报图册，凝结着抗联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抗联将士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早饭后，周保中在北野营国际旅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要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
8月12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中旬，抗联教导旅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同志随苏军进军东北，朝鲜同志则回到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目标。
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抗联指战员200余人直接参加了先遣队。他们全力配合苏军的正面攻击，使关东军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8月26日，苏联远东（下转25页）（上接17页）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抗联教导旅下达了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教导旅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东北战事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抗联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第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9月6日至9日，抗联战士先后分10批从苏联伯力乘飞机和火车，抢占大、中、小城市等战略要点。抗联将士一踏上东北土地，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们扑倒在地，热泪横流，无限深情地亲吻泥土，张大嘴巴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放声高喊：“啊，我们回来了！”
抗联战士进入战略要点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抗联进占各点后扩建的武装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党委领导成员。周保中汇报了东北抗联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8525536_0.shtml核心提示：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
这是1944年，被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的中国抗联将士与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瓦西里·伊万诺夫等人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左二为李兆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党史博采》，作者：何立波，原题为《揭秘：东北抗日联军如何成为苏联远东军第88步兵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诞生了。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1940年底直到1945年8月，东北抗联却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东北抗联缘何离开中国进入苏联，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抗联与苏军伯力会谈
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到1940年，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党组织已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必须独自决定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联领导人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表示：“尽管暂时还不能与党中央接上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和奋斗目标，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既然对于越界过江统一了思想，我们就立即行动。”
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同意合作。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化名王新林）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抗联第一、二、三路军领导干部于11月至12月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个阶段。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代表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苏联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等举行会谈。会议重点讨论了东北抗联与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连续制造挑衅事件，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1939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同与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同时，苏方也一直想借助东北抗联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因而双方谈判进展顺利。经过协商，双方共同确定：1、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2、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联系；3、东北抗联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它情况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表示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有的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周保中坚决反对这种取消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认为，苏联边防军不能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肯定了周保中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取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主张。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会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会后，周保中受与会者的委托继续留在伯力，等候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由于东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抗联官兵不得不转移到苏联
1941年初，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因位于黑龙江边，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这里被选为建立东北野营的最佳地点。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双城子（沃罗什诺夫）之间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蛤蟆塘的小地方。因其靠近沃罗什诺夫城，故也被称为B营（沃罗什诺夫的俄文字头）。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
抗联将士自己动手伐木盖房、开荒种地，建立临时休整基地，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周保中担任了这两个野营的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一面指导这两个野营的整顿训练工作，并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一面继续指导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西方发动侵苏战争。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支持其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对中国东北这一后方屯兵基地，加强了法西斯统治。1941年冬，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达七十余万。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几乎完全失掉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南、北两个野营进行集中整训。
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中苏双方就部队指挥权问题的争执
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1942年5月，伊万诺夫约见东北抗联党委全体领导。伊万诺夫说：“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苏联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抗联部队整编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是：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这样就有了合理、可靠的后勤供应渠道；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这就有了合法依据，日本政府抓不到口实。我们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在保障抗联党委拥有指挥权的情况下，抗联党委同意了伊万诺夫的建议。1942年夏，抗联领导人召集了南北野营党委委员联席会，研究了抗联部队和党组织的统一和集中领导问题，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野营的指战员集中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苏军帮助下，进一步提高军队素质。
第二次伯力会议刚结束，德国法西斯磨刀霍霍，入侵在即。为了自身安全，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与日本法西斯作妥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对中国抗日斗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条约》的签订导致了苏联对东北抗联政策的改变，它极力阻止入苏休整的抗联部队及时返国作战。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境内的抗联官兵曾提出到苏联西线参加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请求。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为对苏备战，在东北边境地区展开了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苏联面临着险恶的严峻形势。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为“保护工人阶级祖国”，尽国际主义义务，曾代表滞留苏境的抗联指战员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表示抗联战士愿意到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但苏方并没有同意这种请求，而是让其继续留在原地进行野营整训。
1941年冬，苏联在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未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联领导人酝酿将分散在南北野营及远东集体农庄劳动及派遣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统一组成一个抗联教导团。这个意见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同意并决定，扩大编制建成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动员华侨青年入伍，将应征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士兵补充到这支队伍中来，增派苏联军官，以使训练质量迅速提高。教导旅列入苏军序列，可以获得合法的装备、后勤供应，这对东北抗联队伍的发展是有利的。东北抗联编入苏军部队序列
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经过协商，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教导旅按照苏军要求进行了授衔，标准是：旅长为中校；副旅长、参谋长、旅司令部各部部长为少校；营长、副营长为大尉；连长、指导员为上尉；排长为中尉、少尉。战士一律授予士兵军衔。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来到检阅部队后正式宣布：“授予抗联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苏军番号。”教导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分别授予苏军军官、军士军衔，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
抗联教导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副职军官。初期没有设政委、政治部，设政治副职，后改成政委。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任副旅长（实为政委）。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两个连，每连3个排。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1942年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周保中作的《关于留苏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选举了特别支部局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选举周保中、李兆麟等11人为委员。东北党委员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此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统一。
东北党委员会成立后，抗联教导旅结合实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有中共中央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此外，抗联指战员还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抗联教导旅组织的学习，对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对于正确分析形势，树立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保中通过关系，辗转弄到《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油印小册子。他如获至宝，派人把书本上的毛泽东画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每个连队。
教导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开展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电报、爆破、战地拍照等。据教导旅二营三连连长彭施鲁回忆，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第八十八旅的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刺激。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三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的伊万诺夫后来回忆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东西。伊万诺夫说，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他们生活艰苦，斗争环境恶劣，让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
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
在抗联斗争的后期，抗联小部队活动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在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至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
1941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抗联首长决定派十五支小分队回东北侦察敌情，坚持游击活动。8月，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王效明率50多人带着电台返回东北虎（林）饶（河）地区。他们一入境，便遭到日伪军的追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还积极地打击敌人。一天，在夜幕掩护下，王效明率部在图（们）佳（木斯）铁路线上的孟家岗炸毁了一列日军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这次成功的爆炸震动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群众悄悄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至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有25支小部队，约计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约计160余人。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人。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抗联教导旅的侦察兵，对于苏军对关东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抗联的伙食标准也由后方部队改为第二线作战部队。教导旅的官兵发现，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午餐肉食的量也增加了。原来需要交钱吃饭的军官们现在也不要交钱了，伙食费全免了。就连一直限量供应的香烟、黄油和糖的供应量也比以前多起来了。抗联干部悄悄问苏联军官：“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苏联军官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战争二线部队的供应标准。”这些变化使抗联战士确信，对日军作战已迫在眉睫，都兴奋不已。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中共辽、吉、黑临时党委会。党委成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冬生、王一知、姜信泰、金光侠（朝鲜籍）、王效明、彭施鲁、刘雁来、王明贵、王钧、张光迪等13人，周保中任书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党的建设和东北抗日斗争，并分别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延吉、吉林、沈阳、大连等12个地区设立地区委员会。在得知苏军不久将进入中国东北同关东军作战的情况后，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二十四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消灭日军。
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我电告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还有1938年王新林将赵尚志将军骗到苏联后关押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将王新林撤职。”会谈举行了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和周保中紧紧拥抱。
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抗联教导旅情报中心。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
在此期间，抗联侦察队员完成的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莫过于炸毁虎头要塞的“亚洲第一炮”。虎头要塞位于黑龙江完达山脉的丘陵之中，是日军为进攻苏联而秘密修筑的边境军事要塞，拥有庞大的进攻和防御体系，是中苏边境东段的核心阵地之一。在要塞的山顶有一门榴弹炮，炮身直径为1米，炮口直径为41厘米，炮长约20余米，号称“亚洲第一炮”。它的杀伤力极为惊人，装药量为1吨，一颗炮弹竟有4米长，最大射程达20公里，可以随时打到苏联的土地上，对即将出兵东北的远东军威胁极大。在苏军发动总攻的前夜，抗联教导旅小分队混入虎头要塞，炸掉了这门“亚洲第一炮”。
在1945年8月苏军在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苏军绘制的情报图册，凝结着抗联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抗联将士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早饭后，周保中在北野营国际旅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每个人都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要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
8月12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突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中旬，抗联教导旅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同志随苏军进军东北，朝鲜同志则回到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目标。
8月9日零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抗联指战员200余人直接参加了先遣队。他们全力配合苏军的正面攻击，使关东军的机场、铁路、桥梁、堡垒等目标迅速被摧毁。8月26日，苏联远东（下转25页）（上接17页）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抗联教导旅下达了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教导旅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东北战事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抗联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说：“第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中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9月6日至9日，抗联战士先后分10批从苏联伯力乘飞机和火车，抢占大、中、小城市等战略要点。抗联将士一踏上东北土地，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们扑倒在地，热泪横流，无限深情地亲吻泥土，张大嘴巴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放声高喊：“啊，我们回来了！”
抗联战士进入战略要点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抗联进占各点后扩建的武装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党委领导成员。周保中汇报了东北抗联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8525536_0.shtml
又见竖起大拇指{:soso_e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