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澳门大学教授由冀： 习近平借重军队凝聚党内高层共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22:31:36
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
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本月13日与14日举行了一次题为“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等地的学者齐聚一堂研讨中共发展。以下是澳门大学由冀教授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教授在论坛上发言的报道。
韩咏红 报道
文人政府如何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放到中国的情景，长期观察中国军队发展的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由冀认为，虽然中共一直强调“党指挥枪”，在上任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后期，“党指挥抢”已被抽象化。习近平上台后强调军委主席最高权威，迅速扭转了这个局面，但习近平借重军队来强化自身权力的倾向，也为中国长期的军文关系投下不确定性因素。
在国大东亚所于本月初举行的国际学术论坛中，由冀提出“有条件的主观控制”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习近平的治军模式。
由冀解释，这一框架衍生自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理论，按照亨廷顿对非民主国家政军关系的分析，主观控制指的是文官依靠意识形态灌输和个人权威来掌控军队（强人政治模式）；客观控制模式截然相反，它强调军队的对外职能，推进职业化与去政治化，塑造军队国家化而非政治派系工具来实现文官对军队的统领，这也是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
由冀认为，在邓小平过世后，中共已不太可能再出现像毛邓那样以个人化手段控制军队的强人，何况过度的主观控制亦可能助长军队干政挑战文人政府的倾向。然而，中国又尚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的文官治军模式，军队的去政治化，也不是中共追求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军队早几年在“不折腾”、“统而不制”的管理模式下，一度出现控制的真空，胡锦涛时代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严重腐败，就是外部（党的）与内部（军内）制衡制度缺失的结果。
由冀认为，习近平很好地贯彻了“有条件的主观控制”，即解放军维持一定的政治性，维持作为党而非国家军队的属性；同时又通过专业化水平提升以使军队聚焦于外部威胁，而不干涉非军事领域的文人政策制定。
由冀说，习近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强化对军队的意识形态与个人化控制，同时也付出巨大努力提升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在军队“准备打仗”的实践里，他将重点从胡锦涛时代的“准备”转变为今天的“打仗”，这就不仅是观念的转变，还代表了军队的转型。 然而，中共提出的军队“革命化、专业化”这两个概念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由冀指出：“一旦推进军队专业化，就会在军队中注入非政治化的诱因，这有悖于军队革命化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他（习近平）要怎么样将这两个相悖的目标统合起来。关键时刻军队可能会面临认同危机：在党国和人民出现结构性对峙时，军队在这两个主人之间如何选择，是一大挑战。”
党对军队控制是“无牙老虎”
在胡时代后期中共对军队的控制如何弱化，在习时代，总书记与军队又怎么再次结盟？由冀在报告中，也从中共在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解释。
他分析，毛泽东时代就要求“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政治局与军队的职能分离，导致政治局对军委在军令和军政管理上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中共政法与组织部门对军队的纪检人事也鲜有发言权。徐才厚案就反映出，军纪委对徐又没有制衡作用，而徐亦不受中共纪委管理，可见在某些领域党对军队的控制“没有牙齿”。虽然中共强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架构上，这一领导从不曾“绝对”。比如，中共政治局里仅有身兼军委主席的总书记有权参加军委的每周例会，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授权介入军委事务，军委的重要文件只是有选择性地上交给政治局。
在中共文化上，文官涉军历来是政治大忌，属于“非组织行为”。例如，2012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前到云南走访他父亲薄一波创立的14集团军，就导致胡锦涛在全党全军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
直接介入军队日常事务
习近平接班后，面对党对军队实际控制力消弱的局面，他吸取了胡锦涛时代教训，重构统帅权威与军队军令军政自主性之间的平衡。
由冀点出，其中一项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习近平直接介入军队日常事务。除了史无前例的罢黜了两位前军委副主席以“杀鸡儆猴”，习近平也要求军纪委更多地向中共纪委汇报，他本人不时阅读大军区司令的报告，并亲点题目给解放军总部研讨。
其他做法包括：习近平定期视察部队，他到访部队的次数，在世界上文人领导人中可能仅次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在人事任免过程中事必躬亲，直接提名与面试可能提拔的高级将领，对于军委建议的人选，他会仔细检查，他也经常走访军队基层，与官兵用餐、并登上坦克、战机与军舰，强化他作为三军统帅的形象。
根据由冀分析，习近平很早就在政治局与军委中进行人事布局，其中赵克石、张幼侠很早就进入他的人脉架构，而范长龙、张阳、马晓天也或因提携之恩或者家族关系，而成为习近平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习近平借重军队支持来凝聚党内高层共识的领导特征，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文革的教训就显示，三军统帅倾向于在派系政治中利用军队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保驾护航，可能使军队过于政治化。因此，习近平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军队的支持，同时避免军队过度介入党内政治。
这都需要精细的拿捏，由冀形容，在一方面，习近平很有战略头脑，例如他策略的选在徐、郭退休后才惩处他们，就降低了对军队的冲击，他也清楚反腐有助于巩固中共统治，但是过于集中和绵密的揭案又可能反过来伤害了中共统治。由冀解释：“反腐在阶段上要有节奏有选择，有些人是动不了的，但有的人必须被惩处，例如惩处郭伯雄和徐才厚，军二代在郭、徐时代被边缘化，现在总算可以出口气了。”
但在另一方面，习近平选择宣布空识区的时间点，或在“一带一路”战略在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就举全国之力去推动，也包含战略误判的可能。
由冀总结说：“我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现是综合评价，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
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本月13日与14日举行了一次题为“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等地的学者齐聚一堂研讨中共发展。以下是澳门大学由冀教授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教授在论坛上发言的报道。
韩咏红 报道
文人政府如何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放到中国的情景，长期观察中国军队发展的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由冀认为，虽然中共一直强调“党指挥枪”，在上任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后期，“党指挥抢”已被抽象化。习近平上台后强调军委主席最高权威，迅速扭转了这个局面，但习近平借重军队来强化自身权力的倾向，也为中国长期的军文关系投下不确定性因素。
在国大东亚所于本月初举行的国际学术论坛中，由冀提出“有条件的主观控制”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习近平的治军模式。
由冀解释，这一框架衍生自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理论，按照亨廷顿对非民主国家政军关系的分析，主观控制指的是文官依靠意识形态灌输和个人权威来掌控军队（强人政治模式）；客观控制模式截然相反，它强调军队的对外职能，推进职业化与去政治化，塑造军队国家化而非政治派系工具来实现文官对军队的统领，这也是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
由冀认为，在邓小平过世后，中共已不太可能再出现像毛邓那样以个人化手段控制军队的强人，何况过度的主观控制亦可能助长军队干政挑战文人政府的倾向。然而，中国又尚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的文官治军模式，军队的去政治化，也不是中共追求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军队早几年在“不折腾”、“统而不制”的管理模式下，一度出现控制的真空，胡锦涛时代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严重腐败，就是外部（党的）与内部（军内）制衡制度缺失的结果。
由冀认为，习近平很好地贯彻了“有条件的主观控制”，即解放军维持一定的政治性，维持作为党而非国家军队的属性；同时又通过专业化水平提升以使军队聚焦于外部威胁，而不干涉非军事领域的文人政策制定。
由冀说，习近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强化对军队的意识形态与个人化控制，同时也付出巨大努力提升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在军队“准备打仗”的实践里，他将重点从胡锦涛时代的“准备”转变为今天的“打仗”，这就不仅是观念的转变，还代表了军队的转型。 然而，中共提出的军队“革命化、专业化”这两个概念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由冀指出：“一旦推进军队专业化，就会在军队中注入非政治化的诱因，这有悖于军队革命化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他（习近平）要怎么样将这两个相悖的目标统合起来。关键时刻军队可能会面临认同危机：在党国和人民出现结构性对峙时，军队在这两个主人之间如何选择，是一大挑战。”
党对军队控制是“无牙老虎”
在胡时代后期中共对军队的控制如何弱化，在习时代，总书记与军队又怎么再次结盟？由冀在报告中，也从中共在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解释。
他分析，毛泽东时代就要求“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政治局与军队的职能分离，导致政治局对军委在军令和军政管理上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中共政法与组织部门对军队的纪检人事也鲜有发言权。徐才厚案就反映出，军纪委对徐又没有制衡作用，而徐亦不受中共纪委管理，可见在某些领域党对军队的控制“没有牙齿”。虽然中共强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架构上，这一领导从不曾“绝对”。比如，中共政治局里仅有身兼军委主席的总书记有权参加军委的每周例会，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授权介入军委事务，军委的重要文件只是有选择性地上交给政治局。
在中共文化上，文官涉军历来是政治大忌，属于“非组织行为”。例如，2012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前到云南走访他父亲薄一波创立的14集团军，就导致胡锦涛在全党全军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
直接介入军队日常事务
习近平接班后，面对党对军队实际控制力消弱的局面，他吸取了胡锦涛时代教训，重构统帅权威与军队军令军政自主性之间的平衡。
由冀点出，其中一项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习近平直接介入军队日常事务。除了史无前例的罢黜了两位前军委副主席以“杀鸡儆猴”，习近平也要求军纪委更多地向中共纪委汇报，他本人不时阅读大军区司令的报告，并亲点题目给解放军总部研讨。
其他做法包括：习近平定期视察部队，他到访部队的次数，在世界上文人领导人中可能仅次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在人事任免过程中事必躬亲，直接提名与面试可能提拔的高级将领，对于军委建议的人选，他会仔细检查，他也经常走访军队基层，与官兵用餐、并登上坦克、战机与军舰，强化他作为三军统帅的形象。
根据由冀分析，习近平很早就在政治局与军委中进行人事布局，其中赵克石、张幼侠很早就进入他的人脉架构，而范长龙、张阳、马晓天也或因提携之恩或者家族关系，而成为习近平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习近平借重军队支持来凝聚党内高层共识的领导特征，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文革的教训就显示，三军统帅倾向于在派系政治中利用军队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保驾护航，可能使军队过于政治化。因此，习近平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军队的支持，同时避免军队过度介入党内政治。
这都需要精细的拿捏，由冀形容，在一方面，习近平很有战略头脑，例如他策略的选在徐、郭退休后才惩处他们，就降低了对军队的冲击，他也清楚反腐有助于巩固中共统治，但是过于集中和绵密的揭案又可能反过来伤害了中共统治。由冀解释：“反腐在阶段上要有节奏有选择，有些人是动不了的，但有的人必须被惩处，例如惩处郭伯雄和徐才厚，军二代在郭、徐时代被边缘化，现在总算可以出口气了。”
但在另一方面，习近平选择宣布空识区的时间点，或在“一带一路”战略在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就举全国之力去推动，也包含战略误判的可能。
由冀总结说：“我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现是综合评价，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本月13日与14日举行了一次题为“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等地的学者齐聚一堂研讨中共发展。以下是澳门大学由冀教授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教授在论坛上发言的报道。
韩咏红 报道
文人政府如何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放到中国的情景，长期观察中国军队发展的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由冀认为，虽然中共一直强调“党指挥枪”，在上任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后期，“党指挥抢”已被抽象化。习近平上台后强调军委主席最高权威，迅速扭转了这个局面，但习近平借重军队来强化自身权力的倾向，也为中国长期的军文关系投下不确定性因素。
在国大东亚所于本月初举行的国际学术论坛中，由冀提出“有条件的主观控制”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习近平的治军模式。
由冀解释，这一框架衍生自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理论，按照亨廷顿对非民主国家政军关系的分析，主观控制指的是文官依靠意识形态灌输和个人权威来掌控军队（强人政治模式）；客观控制模式截然相反，它强调军队的对外职能，推进职业化与去政治化，塑造军队国家化而非政治派系工具来实现文官对军队的统领，这也是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
由冀认为，在邓小平过世后，中共已不太可能再出现像毛邓那样以个人化手段控制军队的强人，何况过度的主观控制亦可能助长军队干政挑战文人政府的倾向。然而，中国又尚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的文官治军模式，军队的去政治化，也不是中共追求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军队早几年在“不折腾”、“统而不制”的管理模式下，一度出现控制的真空，胡锦涛时代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严重腐败，就是外部（党的）与内部（军内）制衡制度缺失的结果。
由冀认为，习近平很好地贯彻了“有条件的主观控制”，即解放军维持一定的政治性，维持作为党而非国家军队的属性；同时又通过专业化水平提升以使军队聚焦于外部威胁，而不干涉非军事领域的文人政策制定。
由冀说，习近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强化对军队的意识形态与个人化控制，同时也付出巨大努力提升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在军队“准备打仗”的实践里，他将重点从胡锦涛时代的“准备”转变为今天的“打仗”，这就不仅是观念的转变，还代表了军队的转型。 然而，中共提出的军队“革命化、专业化”这两个概念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由冀指出：“一旦推进军队专业化，就会在军队中注入非政治化的诱因，这有悖于军队革命化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他（习近平）要怎么样将这两个相悖的目标统合起来。关键时刻军队可能会面临认同危机：在党国和人民出现结构性对峙时，军队在这两个主人之间如何选择，是一大挑战。”
党对军队控制是“无牙老虎”
在胡时代后期中共对军队的控制如何弱化，在习时代，总书记与军队又怎么再次结盟？由冀在报告中，也从中共在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解释。
他分析，毛泽东时代就要求“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政治局与军队的职能分离，导致政治局对军委在军令和军政管理上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中共政法与组织部门对军队的纪检人事也鲜有发言权。徐才厚案就反映出，军纪委对徐又没有制衡作用，而徐亦不受中共纪委管理，可见在某些领域党对军队的控制“没有牙齿”。虽然中共强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架构上，这一领导从不曾“绝对”。比如，中共政治局里仅有身兼军委主席的总书记有权参加军委的每周例会，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授权介入军委事务，军委的重要文件只是有选择性地上交给政治局。
在中共文化上，文官涉军历来是政治大忌，属于“非组织行为”。例如，2012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前到云南走访他父亲薄一波创立的14集团军，就导致胡锦涛在全党全军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
直接介入军队日常事务
习近平接班后，面对党对军队实际控制力消弱的局面，他吸取了胡锦涛时代教训，重构统帅权威与军队军令军政自主性之间的平衡。
由冀点出，其中一项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习近平直接介入军队日常事务。除了史无前例的罢黜了两位前军委副主席以“杀鸡儆猴”，习近平也要求军纪委更多地向中共纪委汇报，他本人不时阅读大军区司令的报告，并亲点题目给解放军总部研讨。
其他做法包括：习近平定期视察部队，他到访部队的次数，在世界上文人领导人中可能仅次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在人事任免过程中事必躬亲，直接提名与面试可能提拔的高级将领，对于军委建议的人选，他会仔细检查，他也经常走访军队基层，与官兵用餐、并登上坦克、战机与军舰，强化他作为三军统帅的形象。
根据由冀分析，习近平很早就在政治局与军委中进行人事布局，其中赵克石、张幼侠很早就进入他的人脉架构，而范长龙、张阳、马晓天也或因提携之恩或者家族关系，而成为习近平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习近平借重军队支持来凝聚党内高层共识的领导特征，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文革的教训就显示，三军统帅倾向于在派系政治中利用军队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保驾护航，可能使军队过于政治化。因此，习近平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军队的支持，同时避免军队过度介入党内政治。
这都需要精细的拿捏，由冀形容，在一方面，习近平很有战略头脑，例如他策略的选在徐、郭退休后才惩处他们，就降低了对军队的冲击，他也清楚反腐有助于巩固中共统治，但是过于集中和绵密的揭案又可能反过来伤害了中共统治。由冀解释：“反腐在阶段上要有节奏有选择，有些人是动不了的，但有的人必须被惩处，例如惩处郭伯雄和徐才厚，军二代在郭、徐时代被边缘化，现在总算可以出口气了。”
但在另一方面，习近平选择宣布空识区的时间点，或在“一带一路”战略在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就举全国之力去推动，也包含战略误判的可能。
由冀总结说：“我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现是综合评价，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
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本月13日与14日举行了一次题为“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等地的学者齐聚一堂研讨中共发展。以下是澳门大学由冀教授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教授在论坛上发言的报道。
韩咏红 报道
文人政府如何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放到中国的情景，长期观察中国军队发展的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由冀认为，虽然中共一直强调“党指挥枪”，在上任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后期，“党指挥抢”已被抽象化。习近平上台后强调军委主席最高权威，迅速扭转了这个局面，但习近平借重军队来强化自身权力的倾向，也为中国长期的军文关系投下不确定性因素。
在国大东亚所于本月初举行的国际学术论坛中，由冀提出“有条件的主观控制”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习近平的治军模式。
由冀解释，这一框架衍生自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理论，按照亨廷顿对非民主国家政军关系的分析，主观控制指的是文官依靠意识形态灌输和个人权威来掌控军队（强人政治模式）；客观控制模式截然相反，它强调军队的对外职能，推进职业化与去政治化，塑造军队国家化而非政治派系工具来实现文官对军队的统领，这也是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
由冀认为，在邓小平过世后，中共已不太可能再出现像毛邓那样以个人化手段控制军队的强人，何况过度的主观控制亦可能助长军队干政挑战文人政府的倾向。然而，中国又尚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的文官治军模式，军队的去政治化，也不是中共追求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军队早几年在“不折腾”、“统而不制”的管理模式下，一度出现控制的真空，胡锦涛时代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严重腐败，就是外部（党的）与内部（军内）制衡制度缺失的结果。
由冀认为，习近平很好地贯彻了“有条件的主观控制”，即解放军维持一定的政治性，维持作为党而非国家军队的属性；同时又通过专业化水平提升以使军队聚焦于外部威胁，而不干涉非军事领域的文人政策制定。
由冀说，习近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强化对军队的意识形态与个人化控制，同时也付出巨大努力提升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在军队“准备打仗”的实践里，他将重点从胡锦涛时代的“准备”转变为今天的“打仗”，这就不仅是观念的转变，还代表了军队的转型。 然而，中共提出的军队“革命化、专业化”这两个概念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由冀指出：“一旦推进军队专业化，就会在军队中注入非政治化的诱因，这有悖于军队革命化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他（习近平）要怎么样将这两个相悖的目标统合起来。关键时刻军队可能会面临认同危机：在党国和人民出现结构性对峙时，军队在这两个主人之间如何选择，是一大挑战。”
党对军队控制是“无牙老虎”
在胡时代后期中共对军队的控制如何弱化，在习时代，总书记与军队又怎么再次结盟？由冀在报告中，也从中共在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解释。
他分析，毛泽东时代就要求“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政治局与军队的职能分离，导致政治局对军委在军令和军政管理上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中共政法与组织部门对军队的纪检人事也鲜有发言权。徐才厚案就反映出，军纪委对徐又没有制衡作用，而徐亦不受中共纪委管理，可见在某些领域党对军队的控制“没有牙齿”。虽然中共强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架构上，这一领导从不曾“绝对”。比如，中共政治局里仅有身兼军委主席的总书记有权参加军委的每周例会，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授权介入军委事务，军委的重要文件只是有选择性地上交给政治局。
在中共文化上，文官涉军历来是政治大忌，属于“非组织行为”。例如，2012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前到云南走访他父亲薄一波创立的14集团军，就导致胡锦涛在全党全军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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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班后，面对党对军队实际控制力消弱的局面，他吸取了胡锦涛时代教训，重构统帅权威与军队军令军政自主性之间的平衡。
由冀点出，其中一项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习近平直接介入军队日常事务。除了史无前例的罢黜了两位前军委副主席以“杀鸡儆猴”，习近平也要求军纪委更多地向中共纪委汇报，他本人不时阅读大军区司令的报告，并亲点题目给解放军总部研讨。
其他做法包括：习近平定期视察部队，他到访部队的次数，在世界上文人领导人中可能仅次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在人事任免过程中事必躬亲，直接提名与面试可能提拔的高级将领，对于军委建议的人选，他会仔细检查，他也经常走访军队基层，与官兵用餐、并登上坦克、战机与军舰，强化他作为三军统帅的形象。
根据由冀分析，习近平很早就在政治局与军委中进行人事布局，其中赵克石、张幼侠很早就进入他的人脉架构，而范长龙、张阳、马晓天也或因提携之恩或者家族关系，而成为习近平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习近平借重军队支持来凝聚党内高层共识的领导特征，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文革的教训就显示，三军统帅倾向于在派系政治中利用军队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保驾护航，可能使军队过于政治化。因此，习近平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军队的支持，同时避免军队过度介入党内政治。
这都需要精细的拿捏，由冀形容，在一方面，习近平很有战略头脑，例如他策略的选在徐、郭退休后才惩处他们，就降低了对军队的冲击，他也清楚反腐有助于巩固中共统治，但是过于集中和绵密的揭案又可能反过来伤害了中共统治。由冀解释：“反腐在阶段上要有节奏有选择，有些人是动不了的，但有的人必须被惩处，例如惩处郭伯雄和徐才厚，军二代在郭、徐时代被边缘化，现在总算可以出口气了。”
但在另一方面，习近平选择宣布空识区的时间点，或在“一带一路”战略在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就举全国之力去推动，也包含战略误判的可能。
由冀总结说：“我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现是综合评价，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推动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