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流着日本血液的中国人”——日本侵华战争遗孤收养 ...

【活的例证——日本侵华战争遗孤收养抚育纪事】

“我是流着日本血液的中国人”

——访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宫崎庆文

如果不是1994年日本厚生省（现“厚生劳动省”）寄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封信，闫庆文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身边这位年近半百、和蔼可亲的大学教师其实是一个有着纯粹大和血统的日本人。

无尽的感恩

1947年初，一位日本父亲牵着儿子和女儿，背着刚满周岁的幼子焦急地徘徊在大连街头。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这名嗷嗷待哺的小男孩儿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眼见绝无可能将幼子活着带回日本，这位父亲需要尽快找到一户好心的中国人家来收养这个孩子。终于，经一位路遇的中国人热心介绍，这个孩子来到了闫子余夫妇家中。从此，这个被取名为“闫庆文”的孩子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日本亲人。

初到养父母家的闫庆文身体十分虚弱，为了给他补充营养，养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当时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养父母用省吃俭用攒下的微薄家底，花高价买来一点儿大米，每天用小碗蒸给闫庆文吃，而自己却一粒也舍不得入口。

也许真的是命中有缘，少年时的闫庆文不仅长相与养母有几分相似，而且养父母丝毫不亚于其他父母的舐犊之爱也使闫庆文对自己的身世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在父严母慈的典型中国式传统家庭教育环境中，闫庆文和所有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学习、成长。

1965年，闫庆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在求学的5年间，养父母每个月都会从全家仅有的60元工资中挤出20元寄给闫庆文，以保障他在同学中维持中等的生活水平，从而能够安心地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学业上。

“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文化程度不高，学历也普遍较低，其中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如果没有养父母对我的严格要求，没有他们倾其所有地来为我从小到大的学习提供保障，我怎么可能考上重点大学，又怎么能够安心完成自己的学业？”养父母在学业上不遗余力支持，为闫庆文此后的人生奠定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

不屈的抗争

1997年春节前夕，闫庆文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一同回到日本。由于全然不知自己日本亲人的任何信息，闫庆文只好起了个日本名字“宫崎庆文”。然而，返回祖国怀抱的宫崎庆文却发现自己和其他归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一样，成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经济生活无法自主的“二等公民”。

原来，当时的日本政府不但不对归国遗孤予以同情和补偿，反而不顾实际情况，对他们直接套用“生活保护制度”。该政策原本是针对生活穷困的日本国民而采取的一种类似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但如果机械地生搬硬套到归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身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和歧视倾向。



图为宫崎庆文等人创建的“中国残留孤儿之家”。光明日报记者 谢宗睿摄

例如，根据该政策规定，接受“生活保护制度”的人员在出国时将受到限制，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归国遗孤探望中国亲人的权利。此外，在经济生活方面，该制度对接受者的存款限额、汇款转账金额和手续等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规定。对于从小生长于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而言，当他们回到祖国之时，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不仅很难学会日语，也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这些老人既无法融入日本社会，也无法实现经济独立，满怀委屈。

面对这一赤裸裸的惰政和歧视，宫崎庆文等一批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抗争。

从2001年开始，以关东地区为首，日本全国15个地区的2200余名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分别组成“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向日本政府发起了集体诉讼。然而，集体诉讼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仅在神户地区被裁决为胜诉，其余全部被判败诉。但宫崎庆文等人并未放弃，他们不顾年高体弱，顶着严寒酷暑在街头向日本普通民众讲述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遭遇，征集到超过100万个请愿签名，在日本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经过长达6年多的不懈抗争，日本政府终于针对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制定了新的援助方案，并于2008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

在此基础上，归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又成立了NPO法人“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致力于为归国遗孤及其家人子孙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为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的抗争和奋斗也还将继续。”目前在“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担任副理事长的宫崎庆文说道。

共同的心声

再过半个月左右，一台由日本侵华战争遗孤自己创作和表演的大型演出“中国归国者战后七十周年纪念公演会”将在邻近东京的埼玉县拉开帷幕。目前，由宫崎庆文执笔创作的朗诵表演剧《孤儿的眼泪》正在紧张的排练之中。

谈到这部讲述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亲身经历的作品，回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古稀之年的宫崎庆文感慨道：“‘我是谁’这个身份认同问题也许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日本侵华战争遗孤来说，这却是人生中最大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出生，亲生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在哪儿，这些我都一概不知，可能永远都是个谜。”“我们组织这场演出，创作这些节目，就是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普通的日本民众战争的残酷，用文艺的方式表达对和平的珍爱和对战争的痛恨。”“我们这些日本侵华战争遗孤都已经老了。我在组织演出和创作剧本时常常在想，这既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可能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对中国养父母的感恩之心，用真实性和艺术性来感染和影响现在的日本国民，让他们记住中国人民的善良和恩情。”

“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维护和促进中日友好，这就是我们报答中国养父母最好的方式，同时也是命运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些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责任和使命。”宫崎庆文坚定而自豪地说，“在任何时候，别人问起我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都会同样地回答——我是流着日本血液的中国人。”

（光明日报东京8月9日电光明日报记者谢宗睿）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toutiao.com/group/5263347890/?iid=294254264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sms&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活的例证——日本侵华战争遗孤收养抚育纪事】

“我是流着日本血液的中国人”

——访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宫崎庆文

如果不是1994年日本厚生省（现“厚生劳动省”）寄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封信，闫庆文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身边这位年近半百、和蔼可亲的大学教师其实是一个有着纯粹大和血统的日本人。

无尽的感恩

1947年初，一位日本父亲牵着儿子和女儿，背着刚满周岁的幼子焦急地徘徊在大连街头。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这名嗷嗷待哺的小男孩儿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眼见绝无可能将幼子活着带回日本，这位父亲需要尽快找到一户好心的中国人家来收养这个孩子。终于，经一位路遇的中国人热心介绍，这个孩子来到了闫子余夫妇家中。从此，这个被取名为“闫庆文”的孩子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日本亲人。

初到养父母家的闫庆文身体十分虚弱，为了给他补充营养，养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当时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养父母用省吃俭用攒下的微薄家底，花高价买来一点儿大米，每天用小碗蒸给闫庆文吃，而自己却一粒也舍不得入口。

也许真的是命中有缘，少年时的闫庆文不仅长相与养母有几分相似，而且养父母丝毫不亚于其他父母的舐犊之爱也使闫庆文对自己的身世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在父严母慈的典型中国式传统家庭教育环境中，闫庆文和所有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学习、成长。

1965年，闫庆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在求学的5年间，养父母每个月都会从全家仅有的60元工资中挤出20元寄给闫庆文，以保障他在同学中维持中等的生活水平，从而能够安心地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学业上。

“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文化程度不高，学历也普遍较低，其中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如果没有养父母对我的严格要求，没有他们倾其所有地来为我从小到大的学习提供保障，我怎么可能考上重点大学，又怎么能够安心完成自己的学业？”养父母在学业上不遗余力支持，为闫庆文此后的人生奠定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

不屈的抗争

1997年春节前夕，闫庆文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一同回到日本。由于全然不知自己日本亲人的任何信息，闫庆文只好起了个日本名字“宫崎庆文”。然而，返回祖国怀抱的宫崎庆文却发现自己和其他归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一样，成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经济生活无法自主的“二等公民”。

原来，当时的日本政府不但不对归国遗孤予以同情和补偿，反而不顾实际情况，对他们直接套用“生活保护制度”。该政策原本是针对生活穷困的日本国民而采取的一种类似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但如果机械地生搬硬套到归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身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和歧视倾向。



图为宫崎庆文等人创建的“中国残留孤儿之家”。光明日报记者 谢宗睿摄

例如，根据该政策规定，接受“生活保护制度”的人员在出国时将受到限制，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归国遗孤探望中国亲人的权利。此外，在经济生活方面，该制度对接受者的存款限额、汇款转账金额和手续等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规定。对于从小生长于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而言，当他们回到祖国之时，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不仅很难学会日语，也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这些老人既无法融入日本社会，也无法实现经济独立，满怀委屈。

面对这一赤裸裸的惰政和歧视，宫崎庆文等一批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抗争。

从2001年开始，以关东地区为首，日本全国15个地区的2200余名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分别组成“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向日本政府发起了集体诉讼。然而，集体诉讼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仅在神户地区被裁决为胜诉，其余全部被判败诉。但宫崎庆文等人并未放弃，他们不顾年高体弱，顶着严寒酷暑在街头向日本普通民众讲述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遭遇，征集到超过100万个请愿签名，在日本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经过长达6年多的不懈抗争，日本政府终于针对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制定了新的援助方案，并于2008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

在此基础上，归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又成立了NPO法人“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致力于为归国遗孤及其家人子孙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为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的抗争和奋斗也还将继续。”目前在“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担任副理事长的宫崎庆文说道。

共同的心声

再过半个月左右，一台由日本侵华战争遗孤自己创作和表演的大型演出“中国归国者战后七十周年纪念公演会”将在邻近东京的埼玉县拉开帷幕。目前，由宫崎庆文执笔创作的朗诵表演剧《孤儿的眼泪》正在紧张的排练之中。

谈到这部讲述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亲身经历的作品，回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古稀之年的宫崎庆文感慨道：“‘我是谁’这个身份认同问题也许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日本侵华战争遗孤来说，这却是人生中最大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出生，亲生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在哪儿，这些我都一概不知，可能永远都是个谜。”“我们组织这场演出，创作这些节目，就是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普通的日本民众战争的残酷，用文艺的方式表达对和平的珍爱和对战争的痛恨。”“我们这些日本侵华战争遗孤都已经老了。我在组织演出和创作剧本时常常在想，这既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可能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对中国养父母的感恩之心，用真实性和艺术性来感染和影响现在的日本国民，让他们记住中国人民的善良和恩情。”

“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维护和促进中日友好，这就是我们报答中国养父母最好的方式，同时也是命运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些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责任和使命。”宫崎庆文坚定而自豪地说，“在任何时候，别人问起我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都会同样地回答——我是流着日本血液的中国人。”

（光明日报东京8月9日电光明日报记者谢宗睿）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toutiao.com/group/5263347890/?iid=294254264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sms&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