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皇朝多只能维持二百多年——土地兼并不 ...

　　中国古代的皇朝没有很长寿的，如果两汉、南北宋分开算，没有超过三百年的。于是就可以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再长一些。
　　传统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地主和农民阶级矛盾的激化，是造成皇朝的覆灭的主因，在这样的理论下，农田土地的兼并，自耕农变成佃农，甚至农奴，就成为中国古代皇朝不能长寿的根本原因。这样说看来似有理，但是，也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

　　反对的意见之一是中国古代土地并不集中，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不高。可惜由于历史记载中这方面的数据几乎是空白，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之类的说法，文学修辞水平很高，但并不能证明什么。
　　其实中国古代土地很可能不会太集中，这可以由中国古代的财产继承权方面加以说明。
　　中国从汉代开始已经有记载说明家庭财产的继承是‘诸子均分’，在唐代律法《户令》中则明确的肯定了这一点，到了明代更明确保证私生子（称奸生子）也可分到遗产，虽然只能得到其它兄弟的一半。
　　这应该和孔子儒家常说中把‘入则孝，出则弟，’当作为人基本道德，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理念有关吧。
　　这就和日本及欧洲一些地区的‘长子继承制’不同。
　　即使官僚或大商人巧取豪夺，兼并了大量土地，死后被儿子们一分，下一代再一分，土地就不集中了。何况过去讲求‘多子多福’，子孙越多，土地集中度下降的就越快。

　　在中国古代，仅靠大量占有土地是无法维系家族辉煌的，必须在后代中不断的有人出来作官才行。这在唐宋以后，督促子弟念书参加科举成名作官则成为有远虑的家族最重要的事。

　　有人可能会以皇族占有大量耕地证明土地兼并之烈，不过网上所传未必全符合实际情况。以著名的明万历赐给其三子福王朱常洵田地为例，“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明史·120》）原准备赐四万顷，“所司力争”，可见这样大量的耕地赐予，在明代是极突出的了，连福王本人也不敢接受，实际赐两万顷（二百万亩）。
　　最有趣的是“中州腴土不足”。若兼并小民耕地，中州（今河南省）人口密集，农田开垦度高，怎么没有二百万亩土地？据学者考证，这赏赐并不意味着直接赐给土地，而是由地方政府按期付给福王一大笔钱，这笔钱名义上是从一些不需向中央交税的土地（例如黄河泛滥区复垦地等）出，中州一地这样的土地不足，只好由山东等地补。
　　不论上述考评是否准确，皇帝及其政府是绝不愿一家占有几百万亩土地，且能有效管理的，这对于皇权会是一个极大威胁，如果这个人是皇帝近亲，则更危险。所以，一般来说，皇帝宁愿赐给皇亲贵族们钱和物，而不愿他们实际占有大量土地及直接统治土地上的农户。
　　何况不论怎样繁殖，真正的皇帝亲族，能在皇权支持下胡作非为（包括巧取豪夺兼并耕地），只是极极少数。皇亲中的远族常常生活的并不富裕。皇帝亲王兼并土地的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在推理上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土地集中程度不高，也就是土地兼并之祸并不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严重，可惜没有可靠的数据记录。
　　但是，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说明土地兼并本身并不会引发农民武装起事（即农民起义），因而也就和皇朝的覆灭没有直接关系。

　　大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土地集中，其意义就在于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在一般的土地兼并中，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并不一定会离开土地。
　　粗略的把兼并前的农民分成三类，一是贫穷的，二是中等的，三是富裕的。
　　土地兼并集中是使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但若原来就没有这种权利的最贫穷的农民则原则上没有失去什么。当农业生产技术没有飞跃，农田所需人工不会明显减少，土地虽然兼并但所需耕作的人工仍那么多，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贫苦农民仍会在原来的农田中劳作，只不过身份变化了，从原来甲家的佃农变成乙家的佃农。
　　经济利益损失最大的应是原来富裕农户，如地主变成了无地者；中等农户也会由自耕农下降为佃农。

　　一般说来，农民武装起事是个九死一生的买卖。其发起者或领导人大多数是有相当强的冒险精神的野心家，一般很难说是出之于哪阶层的。但是大规模的武装起事的基本队伍则应该是‘造反可能一死，不造反也活不下去’的人们所组成，多属最贫穷的阶层。
　　巧取豪夺的土地兼并，未必使大部分雇农佃农经济状况明显下降，因而也就不会使最贫穷的农民死活不顾的去造反。
　　
　　土地兼并不是农民武装起事的直接原因，还可以有两个旁证：
　　一是中国古代农民武装起事并没有以土地问题为造反纲领的，其口号多为杀贪官、杀富济贫之类。虽然学者们认为太平军有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但根本未实行，且太平军时，中国已经进入近代。
　　二是巧取豪夺式兼并最严重的地区的土地往往是最肥沃的，在明清时期主要是江南等地，没有贵族官僚会到陕北或晋西北那样的贫瘠土地上去搞兼并。但是，农民武装起事却并没有发生在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地区。

　　所以，土地兼并不会是农民武装起事的直接或主要原因，因而也就无法把土地兼并和皇朝的覆灭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古代的皇朝没有很长寿的，如果两汉、南北宋分开算，没有超过三百年的。于是就可以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再长一些。
　　传统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地主和农民阶级矛盾的激化，是造成皇朝的覆灭的主因，在这样的理论下，农田土地的兼并，自耕农变成佃农，甚至农奴，就成为中国古代皇朝不能长寿的根本原因。这样说看来似有理，但是，也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

　　反对的意见之一是中国古代土地并不集中，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不高。可惜由于历史记载中这方面的数据几乎是空白，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之类的说法，文学修辞水平很高，但并不能证明什么。
　　其实中国古代土地很可能不会太集中，这可以由中国古代的财产继承权方面加以说明。
　　中国从汉代开始已经有记载说明家庭财产的继承是‘诸子均分’，在唐代律法《户令》中则明确的肯定了这一点，到了明代更明确保证私生子（称奸生子）也可分到遗产，虽然只能得到其它兄弟的一半。
　　这应该和孔子儒家常说中把‘入则孝，出则弟，’当作为人基本道德，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理念有关吧。
　　这就和日本及欧洲一些地区的‘长子继承制’不同。
　　即使官僚或大商人巧取豪夺，兼并了大量土地，死后被儿子们一分，下一代再一分，土地就不集中了。何况过去讲求‘多子多福’，子孙越多，土地集中度下降的就越快。

　　在中国古代，仅靠大量占有土地是无法维系家族辉煌的，必须在后代中不断的有人出来作官才行。这在唐宋以后，督促子弟念书参加科举成名作官则成为有远虑的家族最重要的事。

　　有人可能会以皇族占有大量耕地证明土地兼并之烈，不过网上所传未必全符合实际情况。以著名的明万历赐给其三子福王朱常洵田地为例，“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明史·120》）原准备赐四万顷，“所司力争”，可见这样大量的耕地赐予，在明代是极突出的了，连福王本人也不敢接受，实际赐两万顷（二百万亩）。
　　最有趣的是“中州腴土不足”。若兼并小民耕地，中州（今河南省）人口密集，农田开垦度高，怎么没有二百万亩土地？据学者考证，这赏赐并不意味着直接赐给土地，而是由地方政府按期付给福王一大笔钱，这笔钱名义上是从一些不需向中央交税的土地（例如黄河泛滥区复垦地等）出，中州一地这样的土地不足，只好由山东等地补。
　　不论上述考评是否准确，皇帝及其政府是绝不愿一家占有几百万亩土地，且能有效管理的，这对于皇权会是一个极大威胁，如果这个人是皇帝近亲，则更危险。所以，一般来说，皇帝宁愿赐给皇亲贵族们钱和物，而不愿他们实际占有大量土地及直接统治土地上的农户。
　　何况不论怎样繁殖，真正的皇帝亲族，能在皇权支持下胡作非为（包括巧取豪夺兼并耕地），只是极极少数。皇亲中的远族常常生活的并不富裕。皇帝亲王兼并土地的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在推理上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土地集中程度不高，也就是土地兼并之祸并不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严重，可惜没有可靠的数据记录。
　　但是，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说明土地兼并本身并不会引发农民武装起事（即农民起义），因而也就和皇朝的覆灭没有直接关系。

　　大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土地集中，其意义就在于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在一般的土地兼并中，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并不一定会离开土地。
　　粗略的把兼并前的农民分成三类，一是贫穷的，二是中等的，三是富裕的。
　　土地兼并集中是使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但若原来就没有这种权利的最贫穷的农民则原则上没有失去什么。当农业生产技术没有飞跃，农田所需人工不会明显减少，土地虽然兼并但所需耕作的人工仍那么多，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贫苦农民仍会在原来的农田中劳作，只不过身份变化了，从原来甲家的佃农变成乙家的佃农。
　　经济利益损失最大的应是原来富裕农户，如地主变成了无地者；中等农户也会由自耕农下降为佃农。

　　一般说来，农民武装起事是个九死一生的买卖。其发起者或领导人大多数是有相当强的冒险精神的野心家，一般很难说是出之于哪阶层的。但是大规模的武装起事的基本队伍则应该是‘造反可能一死，不造反也活不下去’的人们所组成，多属最贫穷的阶层。
　　巧取豪夺的土地兼并，未必使大部分雇农佃农经济状况明显下降，因而也就不会使最贫穷的农民死活不顾的去造反。
　　
　　土地兼并不是农民武装起事的直接原因，还可以有两个旁证：
　　一是中国古代农民武装起事并没有以土地问题为造反纲领的，其口号多为杀贪官、杀富济贫之类。虽然学者们认为太平军有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但根本未实行，且太平军时，中国已经进入近代。
　　二是巧取豪夺式兼并最严重的地区的土地往往是最肥沃的，在明清时期主要是江南等地，没有贵族官僚会到陕北或晋西北那样的贫瘠土地上去搞兼并。但是，农民武装起事却并没有发生在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地区。

　　所以，土地兼并不会是农民武装起事的直接或主要原因，因而也就无法把土地兼并和皇朝的覆灭直接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