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袁崇焕《老沈一说》22期被细节决定的人生命运菜市 ...

袁崇焕死得到底冤不冤，
我们讨论了很多年，
却没有好好审视“己巳之变”中的一些细节，
也许正是这些被忽视的事情，
决定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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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间计的记录，东华录、明通鉴、明史等书都是从清太宗实录而来，而清太宗实录的依据是满文老档“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而崇祯长编里面记载，杨太监告状告的是议和的事，而非袁崇焕通敌。“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2、从逮捕袁崇焕时的记载来看，崇祯质问袁的是擅杀毛文龙之事，而与所谓“反间”等事无关。 也即是说，崇祯并没有中计而责问袁崇焕是否约建虏、是否叛国通敌。即使有反间计，崇祯下狱袁崇焕也与此没有直接关系。

3、关内归刘策管，关外归袁崇焕管的问题：
   a) 袁崇焕被崇祯赋予五年平辽的重任，针对的是后金，而不是仅仅在关外的后金。如果入寇的是蒙古诸部，自然是袁崇焕无关，但后金入寇，袁崇焕真的没有责任么？
   b) 即使入寇没有袁崇焕的直接责任，但袁崇焕赶到蓟州后，全权负责蓟州防务开始，后金的后续动作，袁崇焕就赋有直接责任了。
   c) 刘策有责任，斩于市，袁崇焕下狱论死也可以比拟。

4、所谓后金大部队趁着夜色绕过了蓟州而已。从你贴的地图中也能看得很清楚，从石门驿往北京的大路是通过蓟州城下的，而往南翻越山口并没有大路，最多只有小路。那几万人的大部队通过翻山的小路，夜间行军几十里，再绕到蓟州城西五里处宿营，如果道路崎岖难行，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如果这段路易于通行，袁崇焕就应该设兵防守，至少应该布置侦骑警戒。所以，几百人的小股军队，瞒着袁崇焕潜越，是可能的，但是几万人的大军潜越，是不可能的。

5、“潜越”之后，袁崇焕绕开后金军队，从西河务绕了个大圈，赶到北京城，也许战术上的考虑，但对崇祯和北京城内军民来说来说，咐托不效（“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纵敌长驱，确是实际感受。

6、杨士聪《玉堂荟记》可以证明关宁军的人心，但不能证明北京军民的人心，不然就没办法解释北京民众争食袁崇焕血肉。
袁崇焕死得到底冤不冤，
我们讨论了很多年，
却没有好好审视“己巳之变”中的一些细节，
也许正是这些被忽视的事情，
决定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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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间计的记录，东华录、明通鉴、明史等书都是从清太宗实录而来，而清太宗实录的依据是满文老档“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而崇祯长编里面记载，杨太监告状告的是议和的事，而非袁崇焕通敌。“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2、从逮捕袁崇焕时的记载来看，崇祯质问袁的是擅杀毛文龙之事，而与所谓“反间”等事无关。 也即是说，崇祯并没有中计而责问袁崇焕是否约建虏、是否叛国通敌。即使有反间计，崇祯下狱袁崇焕也与此没有直接关系。

3、关内归刘策管，关外归袁崇焕管的问题：
   a) 袁崇焕被崇祯赋予五年平辽的重任，针对的是后金，而不是仅仅在关外的后金。如果入寇的是蒙古诸部，自然是袁崇焕无关，但后金入寇，袁崇焕真的没有责任么？
   b) 即使入寇没有袁崇焕的直接责任，但袁崇焕赶到蓟州后，全权负责蓟州防务开始，后金的后续动作，袁崇焕就赋有直接责任了。
   c) 刘策有责任，斩于市，袁崇焕下狱论死也可以比拟。

4、所谓后金大部队趁着夜色绕过了蓟州而已。从你贴的地图中也能看得很清楚，从石门驿往北京的大路是通过蓟州城下的，而往南翻越山口并没有大路，最多只有小路。那几万人的大部队通过翻山的小路，夜间行军几十里，再绕到蓟州城西五里处宿营，如果道路崎岖难行，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如果这段路易于通行，袁崇焕就应该设兵防守，至少应该布置侦骑警戒。所以，几百人的小股军队，瞒着袁崇焕潜越，是可能的，但是几万人的大军潜越，是不可能的。

5、“潜越”之后，袁崇焕绕开后金军队，从西河务绕了个大圈，赶到北京城，也许战术上的考虑，但对崇祯和北京城内军民来说来说，咐托不效（“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纵敌长驱，确是实际感受。

6、杨士聪《玉堂荟记》可以证明关宁军的人心，但不能证明北京军民的人心，不然就没办法解释北京民众争食袁崇焕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