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西方历史是真的吗？

西方历史是真的吗？
　　在阅读西方有关历史著作的时候，人们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触，因为，根据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学问的规模和格式的标准去参照西方历史，西方的历史学问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西方历史著作大多是伪作。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中国的“信史”，往往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强调直言真实。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著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要么，他们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基督教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P3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笔者发现，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
　　
　　一是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
　　
　　二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三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著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2，西方历史上的纪年不准确问题。在西方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历史学界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学，三是依靠地下发现的文物和简椟。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其一定是依赖时间纪年而为自身基本存在条件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国的信史，是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法”以来的历法为“信史”的基本存在条件的。因为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历法，所以，中国古代严谨的历史学者，往往对秦汉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论的，这，已经在中国史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基本治学原则。中国因为是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统一农业大国，所以，“太初历”以后的历法就非常严格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稳定问题。因此，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各王朝虽然不时发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则是统一传承的，特别是历法，各王朝都必须延续前朝的时间秩序而制定，因此，中国历史纪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的纪年情况则很紊乱。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大多是巫师和哲学家，他们和政治大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希腊盛大和古乱麻时代，天文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秩序，还没有真正和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历史学紧密联系起来。16世纪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马灯的转换，他们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西方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在希腊和罗马王朝时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秦始皇那样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这样，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纪之前的文化的不断变换和消灭异端的历史紊乱问题，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来。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因为以上所说的王朝更替中的对前朝文化的灭绝原因，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
　　
　　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会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形成的，准确讲，是12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教会开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统一的历法对于农业季节的测算和对于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这样，到了16世纪后期，才由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由此可见，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产生得非常的晚，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大家知道，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学，在16世纪之前是没有条件的，16世纪确立了准确的历法以后，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条件。而由于前面说的西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毁灭前朝文化的惯例，所以，西方现代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只能够从19世纪以后算起。而且，由于我以上说的文物必须以文献史的印证为基本条件的前提，所以，我们中国人阅读西方的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或者说一定要打折扣，否则，我们将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错误。
　　
　　3，西方的思想史著作和基督教史的文字和载体问题。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讨论中西方文明文化关系的时候，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哲学，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希腊时代的哲学思想著作并不真实！这些思想文化“巨著”几乎就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教会的托古“杰作”！
　　
　　历史的记载，必须以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的载体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存在前提。中国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系统的甲骨文以后，虽然文字曾经在各王朝和春秋时代各战国中有变异，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时间中一直相对稳定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篆书和隶书的汉字会以秦文字为基准的道理，也是秦始皇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通“书同文”的道理。根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椟文字（这枚木椟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椟”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

   现在中国的纸版书，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历史。因为纸张才可以大量记载文字，所以，详细的历史书，应该是产生在使用纸张以后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后。这，是个常识问题。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产生在东汉尚未产生纸张以前的中国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万字的《史记》、15万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三礼》，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所以，这就是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今古文之争的原因。这就是说，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汉初和西汉末，及其唐朝，分别有官方组织的且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制”的大型编篡活动。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发现>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这部典籍外，还没有发现那些据说是战国时代的“巨著”，所以，即使是中国的许多“巨著”，也很可能仅仅形成于汉朝时代。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实和最古远的唯一国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文明都不能够相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显的伪问题。即使根据德国史学家施奈因的记载，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纽伦堡，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西方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西方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才在西方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则更晚了（以上记载见《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载体是羊皮书、纸草书（一种宽叶植物）和泥版书及铜铸铭文，这样的文字载体和方法，一是保存时间不会长久，二是记载的内容也不可能多。
　　
　　另外，西欧学者大多比较回避谈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追溯起来，常常会让一些西方学者难堪，这正如美国布龙非尔德所说：“日尔曼诸民族接受希腊化拉丁字母，我们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字母的具体形象也多少不同于寻常的希腊体或拉丁体。”（《语言论》P365商务印书馆）。虽然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一世纪，但是，公元500年前，欧洲的地方方言各自为阵，罗马文字也远没有推广开来，这既有欧洲民族成分太复杂和民族群体彼此隔绝的历史原因，也与那时候的希腊文字和罗马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关系。5世纪——15世纪，拉丁文字（既系统的罗马文字）才在基督教教会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教会一边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字，一边通过阿拉伯图书整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残篇著作，一边又根据该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而研究各民族国家的文字，这就是说，现在西欧各国的文字，也就是布龙非尔德所说的日尔曼各民族的文字，产生年代不会超过14世纪。那么，既然西欧地区系统文字的拉丁文仅仅形成于5——15世纪之间，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文字不会超过14世纪，再加上纸张在西欧的使用也非常晚，于是，人们自然要怀疑，那些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么样炮制出来的？！这世界上难道有连文化材料都残缺不全就能够修建得起文化大厦的怪事情？！
　　
　　纵观由近现代的中国一些学者从西方翻译进来，且对今天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况，可以发现，现在，中国人能够读到的属于16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思想史方面，包括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诗学》、《物理学》、《政治学》、《动物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公元4世纪之前的古罗马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和《忏悔录》等。历史方面，包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和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历史》及《高卢战记》，也包括阿庇安的《罗马史》和6世纪法兰克帝国的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等等，这些西方16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百万言之多，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传承载体将这些典籍继承下来的？！如果这些著作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又屡屡要提到历史上的许多著作都是残篇。而且，西方历史上还有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惯例，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仅要烧死异教徒，他们还要同时毁灭他们的著作文字，这种从毁灭异端肉体到异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其惨烈程度，是一向以“焚书坑儒”著称的中国的秦始皇所远不能够相比的。既然如此，他们这些巨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巨著”，在中世纪之前，尚一直属于有异于《圣经》的著作，不可能在基督教政教合一时代的图书馆里长期保存，这，都太让人清楚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这就是说，是西方基督教教会，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方文明文化！
　　
　　我们能够期望西方严谨的历史学者去自我揭穿这些西方历史典籍的奥秘吗？！我看，这不太可能！一个民族和文明就象一个人一样，也有自己自卑的隐私，我们要期望已经在世界上树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虚假，实在太难了！应该承认，象汤因比和罗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够承认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来自于欧洲蛮族，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何必又要去过分要求别人呢！推己及人，我们还是给西方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留点面子吧。但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顾自清楚西方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学界的这些隐私，否则，我们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就要犯错误。
　　
　　笔者在论证了西方历史学和思想史的伪作问题以后，一旦联想起中国的顾颉刚那“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辩。自序》）的著名论断，就有种又佩服他又鄙视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顾先生用很通俗的语言总结出了中国古代的一贯的疑古思想，认为历史越往后走，人们对前面的历史的总结描绘越多。但是，笔者很鄙视顾先生的是，他这个论断对中国的史学却并不太合适，却异常适合西方的史学，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先生这样的论断恰好就是为严厉批评中国史学而说的，他却一直没有提到过西方史学的伪作问题！这，太不严谨！也说明顾先生的历史视野太狭窄了。
　　
　　尽管我论证了西方文明中的历史著作和思想著作的“伪作”问题，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参照现在的许多西方著作去进行我下面所要讨论的西方历史问题和基督教文化问题，这，对于笔者来讲，并不轻松，也有种二难的心境！我对自己这样的二难心境，无话可说…………
　　
　　在古代西方世界——欧洲，地中海，埃及等地区，因为文字记写介面限制，社会组织运作和战争等原因，他们根本没什么真正的古典着作留传下来。现在欧洲那些一本本厚厚的"描说"中世纪以前的史书也好，什麽哲学，科学，文艺书籍都好，都是15世纪以后的欧洲人，根据古老传说，一些零星资料，或来自於阿拉伯文的所谓翻译，再进行补充，修善，甚至大胆推演创作，富丰了故事内容和连贯起来的伪书而已。那"记事"性质书籍，它的内容细节可信性，比中国的三国演义都不如，甚至故事主线，可能都是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有现代西方研究人员，认为“troy”的故事，可能根本不存在，是创作的。
　　
　　古埃及人的书写介面是用埃及水草纸，所谓埃及水草纸是用尼罗河边的水草杆压扁，横排一层，直排一层，编排在一起晒乾。其厚度有如两层中国草席的厚度。埃及水草纸制作方法后来失传，并没传到希腊或罗马。今日没有见任何用埃及水草纸写的希腊或罗马书籍生存下来，也没听说过有埃及水草纸书籍出土。可以想像一下，按现在那些几十万字的所谓史书，柏拉图书等，如果用埃及水草纸书来写，要用多少张两层草席厚的水草纸，一部书有多大？根据出土文物，古罗马人用一种批薄的水松木片来烧刻写字。如果用水松木片当书写介面，可能比双层草席（水草纸）薄些，但一部50万字的水松木片书，其体积相信也很庞大。但至今也没听说过有任水松书流传下来，或从地底挖掘出来。希腊人用羊皮当文字介面来烧刻写字，这种烧刻写法在欧洲流传下来，他们使用它至中世纪中国造纸法传入之前。一部犹太人的《圣经》200多万字母，《犹太圣经》每一章用一块羊皮，一部经书用400多只羊的羊皮，400只羊皮的体积非常宠大，放满一个房间了，而且制造成本也非常昂贵，所以一间神教堂才一部《犹太圣经》。
　　
　　中国造纸法在2000年前汉朝出现于宫廷，之前中国古人写书是用竹简写的，因竹简厚和空间限制，老子的道德经只有5000字，孔子论语，春秋，礼记等书也不长：司马太史公作为汉朝皇家图书馆总馆长，用皇帝的资源和时间，写了几十年，才写出一部几十万字《史记》。相对来说，犹太人的《圣经》前部经文大约200多万字母，《犹太圣经》是合几十代犹太神祭师之力，写了1200年才写成，这动用了犹太人的持久连续性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能力。按西方人的说法，中国纸大约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世界，13世纪才传到欧洲，到了15世纪才在欧洲广泛些使用。在此之前，欧洲人只会用羊皮烧刻写字，所以一间神教堂才可承担起一部《犹太圣经》。所谓古希腊人大约在基督前750年所着的《THEODYSSEY》，今日英文版大约50万字母，《THEILIAD》，有大约65万字母，就算原文希腊文简短些，可能有40-50万字母。40-50万字母用多少羊皮？如原作者是古希腊时代的普通人，他如何承担制作成本呢？他有多少空闲时间去烧刻呢？
　　
　　所以今日所见的所谓希腊罗马古典，史书也好，科哲文艺也好，动不动就一百几十万字巨着，很可能是欧洲15世纪以后有了方便平价纸，才真真假假的推演创作
   1）《河马二书》——约115万字母《THEILIAD》——约65万字母：《THEODYSSEY》——约50万字：
   2）《柏拉图全集》——约300万字。《LAWS》——约60万字：《THEREPUBLIC》——约54万字。
   3）《亚里斯多多》（Aristotle）全集，30套书，用中国纸印刷本有的一套又分多本至10多本。整集共500多万字母量：
   4）犹太人的［圣经］新书+旧书约300多万字，古代犹太神教堂用了300-400只羊的羊皮烧刻［圣经］全集，做出来一卷卷，放满一间房。
   5）过往百年，在埃及出土一些天主基督教的《新约》书，不是新约全书全集，只是散装其中一书，如［犹大书］，［马太书］，［汤娒斯书］等，那些出土水草纸书和现代书的糽装类似，一页页，用埃及水草纸写的。这是从埃及出土的，用埃及水草纸写犹太神经《新约》中的其中一书。神经［新约］英文版约82万字母。《新约》中第一书，［马太书］约10万字，第二书［马克书］约6万字。这图片中出土的是不被基督教收编入他们的"圣经"的其中一书，是以犹太人耶稣其中的一个门徒命名的，叫［Thomas］［汤娒斯书］。估计这集书可能也有几万字。因为埃及水草纸的厚度关系，几万字至十万字，就要钉装成多本至十多本了。从埃及水草纸的光影看厚度。这埃及水草纸书，经现代技术鉴定，认为可能是在基督历200年-400年之间写制。书的内容是犹太神经，书写文字是古希腊字母。但书是在埃及出土，用埃及水草纸写。根据西方人可搜集的可存资料，研究，推演，推解，他们认为埃及可能约在基督前300年被希腊人亚历山大征服亡国。从此，埃及人的原本文化，包括文字，开始消亡。继后埃及地又被罗马征服。犹太人耶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壮大，耶稣基督教在埃及传播。因而，这就有了这样用希腊字，写在埃及水草纸上的犹太神经，在埃及出土了。这类埃及水草纸写的古《书》，至今也只在埃及出土，欧洲其他地方未经有类似的出土，埃及出土书的内容，也只见犹太人神经书某部，并没有其他内容的书，
　　
　　如荷马史书等希腊古书。西方撰编能力非东方人可比。比如说在马可波罗写中国游记。有很多极端夸张的中国描述，他把杭州写得遍地黄金等。因为中国有中国的记史，近代人当把中国真实情况，给合中国记史与马可波罗游记一比，就知马可波罗说法是过份夸张。及由于其他原因，如在中国史料没有记录马可波罗自号于元政府当官的这一色目角色：马可波罗描写中国的生活趣谈，从不见他论及中国人普遍使用筷子进食等，今日很多人相信马可波罗很可能没有亲临过中国，而可能是马可波罗根据听取到过中国的商人传说，或传说的传说，然後自己加油添醋再创作。西方很多书作，被定位为“史书”，或记功是某古希腊人的名著等等。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当中国纸张传到西方后，他们突然有了非常方便，可大量书写的载体，就能很方便地幻写，扩作，很快大量成书。因为之前空白，没其他东西可与此刻的成书作对比，突然从这一起点，如春笋一样冒出大量独此一家的'书史'，书籍，人们，后人，大多数人，就把那些“史东东”当真了。好比，假如明朝吴承恩写的［三国演义］，如果不是中国有大量史书承传，如果全明朝有关三国，只有［三国演义］一书，吴承恩若把它取名叫［三国史］，这样，过了一百几十年后，人们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就以为这［三国史］，就是真历史了。这样的东方例在韩国。在14世纪，朝鲜半岛有一曾到中国留学的和尚，他从中国带回一些书籍，学中国史书载式，从中国史书找到有关东北的记写，结合半岛传说，写出韩国版的［三国史书］。因为它是韩国史书起点，之前没有，在没有相对对比，只有独此一家的情况下，韩国人就把朝鲜留学和尚东拚西凑的创作，当真史了。西方的情况也是这样，比如［罗马史］等，之前没有羊皮版的罗马史料，此版纸版是独此一家。后世西人们，就以为它是真罗马史了。来自网络
　　
　　附：
　　
　　两名希腊学者失言道出真相：近代欧洲伪造“估希腊”
　　
　　埃尔金石雕原是帕台农神庙的一部分，被英国人从统治希腊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买去后运回大英博物馆。2009年6月20日，希腊雅典新建的“卫城博物馆”开馆，希腊人对埃尔金石雕的追索不断升温，但英国人始终不肯归还。
　　
　　在一篇有关此事的访谈报道中，两名希腊学者冲动失言，道出了“希腊历史”的部分真相：
　　
　　http：//www。nytimes。com/2009/06/24/arts/design/24abroad。html？pagewanted=all
　　
　　"ElginMarbleArgumentinaNewLight"
　　
　　ByMICHAELKIMMELMAN（纽约时报首席建筑评论家）
　　
　　Published：June23，2009
　　
　　NikosDimou谈到事件中牵涉的希腊人自尊心问题时，说道：“这是一个德国人的错。”NikosDimou指的是十八世纪的德国史学家温克尔曼，温克尔曼认定古希腊“生活着漂亮、高大、金发、聪明的人民，是完美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克尔曼之观点被强加于此地而造出现代希腊的形象。
　　
　　NikosDimou还说：“我们以前讲阿尔巴尼亚语，称自己是罗马人。但温克尔曼（德国史学家）、歌德（德国文学家）、雨果（法国文学家）、德拉克洛瓦（法国画家）一个劲告诉我们，‘不对，你们是希腊人，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嫡系后裔。’”这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如果一个贫穷弱小的国家/民族需要承受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它将永无生机。”
　　
　　欲造神话，还需要十九世纪的雅典卫城发掘者们清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痕迹，使遗址净化成为古典主义典范。伊瑞克提翁神庙本是土耳其后宫，帕台农神殿本是土耳其清真寺，“但‘希腊考古学’一直充当造梦机”——著名希腊史学家AntonisLiakos这样讲。要求英国将埃尔金石雕归还希腊的理由，是维护历史的真实，但此说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扭曲。
　　
　　注：
　　
　　NikosDimou，1935年出生于雅典，著名作家。
　　
　　AntonisLiakos，1947年出生于雅典，雅典大学的当代史及史料史教授，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理事。西方历史是真的吗？
　　在阅读西方有关历史著作的时候，人们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触，因为，根据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学问的规模和格式的标准去参照西方历史，西方的历史学问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西方历史著作大多是伪作。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中国的“信史”，往往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强调直言真实。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著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要么，他们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基督教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P3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笔者发现，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
　　
　　一是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
　　
　　二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三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著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2，西方历史上的纪年不准确问题。在西方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历史学界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学，三是依靠地下发现的文物和简椟。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其一定是依赖时间纪年而为自身基本存在条件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国的信史，是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法”以来的历法为“信史”的基本存在条件的。因为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历法，所以，中国古代严谨的历史学者，往往对秦汉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论的，这，已经在中国史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基本治学原则。中国因为是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统一农业大国，所以，“太初历”以后的历法就非常严格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稳定问题。因此，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各王朝虽然不时发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则是统一传承的，特别是历法，各王朝都必须延续前朝的时间秩序而制定，因此，中国历史纪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的纪年情况则很紊乱。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大多是巫师和哲学家，他们和政治大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希腊盛大和古乱麻时代，天文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秩序，还没有真正和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历史学紧密联系起来。16世纪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马灯的转换，他们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西方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在希腊和罗马王朝时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秦始皇那样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这样，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纪之前的文化的不断变换和消灭异端的历史紊乱问题，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来。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因为以上所说的王朝更替中的对前朝文化的灭绝原因，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
　　
　　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会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形成的，准确讲，是12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教会开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统一的历法对于农业季节的测算和对于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这样，到了16世纪后期，才由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由此可见，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产生得非常的晚，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大家知道，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学，在16世纪之前是没有条件的，16世纪确立了准确的历法以后，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条件。而由于前面说的西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毁灭前朝文化的惯例，所以，西方现代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只能够从19世纪以后算起。而且，由于我以上说的文物必须以文献史的印证为基本条件的前提，所以，我们中国人阅读西方的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或者说一定要打折扣，否则，我们将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错误。
　　
　　3，西方的思想史著作和基督教史的文字和载体问题。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讨论中西方文明文化关系的时候，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哲学，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希腊时代的哲学思想著作并不真实！这些思想文化“巨著”几乎就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教会的托古“杰作”！
　　
　　历史的记载，必须以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的载体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存在前提。中国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系统的甲骨文以后，虽然文字曾经在各王朝和春秋时代各战国中有变异，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时间中一直相对稳定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篆书和隶书的汉字会以秦文字为基准的道理，也是秦始皇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通“书同文”的道理。根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椟文字（这枚木椟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椟”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

   现在中国的纸版书，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历史。因为纸张才可以大量记载文字，所以，详细的历史书，应该是产生在使用纸张以后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后。这，是个常识问题。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产生在东汉尚未产生纸张以前的中国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万字的《史记》、15万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三礼》，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所以，这就是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今古文之争的原因。这就是说，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汉初和西汉末，及其唐朝，分别有官方组织的且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制”的大型编篡活动。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发现>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这部典籍外，还没有发现那些据说是战国时代的“巨著”，所以，即使是中国的许多“巨著”，也很可能仅仅形成于汉朝时代。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实和最古远的唯一国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文明都不能够相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显的伪问题。即使根据德国史学家施奈因的记载，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纽伦堡，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西方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西方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才在西方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则更晚了（以上记载见《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载体是羊皮书、纸草书（一种宽叶植物）和泥版书及铜铸铭文，这样的文字载体和方法，一是保存时间不会长久，二是记载的内容也不可能多。
　　
　　另外，西欧学者大多比较回避谈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追溯起来，常常会让一些西方学者难堪，这正如美国布龙非尔德所说：“日尔曼诸民族接受希腊化拉丁字母，我们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字母的具体形象也多少不同于寻常的希腊体或拉丁体。”（《语言论》P365商务印书馆）。虽然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一世纪，但是，公元500年前，欧洲的地方方言各自为阵，罗马文字也远没有推广开来，这既有欧洲民族成分太复杂和民族群体彼此隔绝的历史原因，也与那时候的希腊文字和罗马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关系。5世纪——15世纪，拉丁文字（既系统的罗马文字）才在基督教教会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教会一边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字，一边通过阿拉伯图书整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残篇著作，一边又根据该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而研究各民族国家的文字，这就是说，现在西欧各国的文字，也就是布龙非尔德所说的日尔曼各民族的文字，产生年代不会超过14世纪。那么，既然西欧地区系统文字的拉丁文仅仅形成于5——15世纪之间，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文字不会超过14世纪，再加上纸张在西欧的使用也非常晚，于是，人们自然要怀疑，那些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么样炮制出来的？！这世界上难道有连文化材料都残缺不全就能够修建得起文化大厦的怪事情？！
　　
　　纵观由近现代的中国一些学者从西方翻译进来，且对今天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况，可以发现，现在，中国人能够读到的属于16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思想史方面，包括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诗学》、《物理学》、《政治学》、《动物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公元4世纪之前的古罗马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和《忏悔录》等。历史方面，包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和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历史》及《高卢战记》，也包括阿庇安的《罗马史》和6世纪法兰克帝国的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等等，这些西方16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百万言之多，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传承载体将这些典籍继承下来的？！如果这些著作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又屡屡要提到历史上的许多著作都是残篇。而且，西方历史上还有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惯例，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仅要烧死异教徒，他们还要同时毁灭他们的著作文字，这种从毁灭异端肉体到异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其惨烈程度，是一向以“焚书坑儒”著称的中国的秦始皇所远不能够相比的。既然如此，他们这些巨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巨著”，在中世纪之前，尚一直属于有异于《圣经》的著作，不可能在基督教政教合一时代的图书馆里长期保存，这，都太让人清楚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这就是说，是西方基督教教会，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方文明文化！
　　
　　我们能够期望西方严谨的历史学者去自我揭穿这些西方历史典籍的奥秘吗？！我看，这不太可能！一个民族和文明就象一个人一样，也有自己自卑的隐私，我们要期望已经在世界上树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虚假，实在太难了！应该承认，象汤因比和罗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够承认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来自于欧洲蛮族，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何必又要去过分要求别人呢！推己及人，我们还是给西方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留点面子吧。但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顾自清楚西方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学界的这些隐私，否则，我们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就要犯错误。
　　
　　笔者在论证了西方历史学和思想史的伪作问题以后，一旦联想起中国的顾颉刚那“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辩。自序》）的著名论断，就有种又佩服他又鄙视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顾先生用很通俗的语言总结出了中国古代的一贯的疑古思想，认为历史越往后走，人们对前面的历史的总结描绘越多。但是，笔者很鄙视顾先生的是，他这个论断对中国的史学却并不太合适，却异常适合西方的史学，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先生这样的论断恰好就是为严厉批评中国史学而说的，他却一直没有提到过西方史学的伪作问题！这，太不严谨！也说明顾先生的历史视野太狭窄了。
　　
　　尽管我论证了西方文明中的历史著作和思想著作的“伪作”问题，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参照现在的许多西方著作去进行我下面所要讨论的西方历史问题和基督教文化问题，这，对于笔者来讲，并不轻松，也有种二难的心境！我对自己这样的二难心境，无话可说…………
　　
　　在古代西方世界——欧洲，地中海，埃及等地区，因为文字记写介面限制，社会组织运作和战争等原因，他们根本没什么真正的古典着作留传下来。现在欧洲那些一本本厚厚的"描说"中世纪以前的史书也好，什麽哲学，科学，文艺书籍都好，都是15世纪以后的欧洲人，根据古老传说，一些零星资料，或来自於阿拉伯文的所谓翻译，再进行补充，修善，甚至大胆推演创作，富丰了故事内容和连贯起来的伪书而已。那"记事"性质书籍，它的内容细节可信性，比中国的三国演义都不如，甚至故事主线，可能都是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有现代西方研究人员，认为“troy”的故事，可能根本不存在，是创作的。
　　
　　古埃及人的书写介面是用埃及水草纸，所谓埃及水草纸是用尼罗河边的水草杆压扁，横排一层，直排一层，编排在一起晒乾。其厚度有如两层中国草席的厚度。埃及水草纸制作方法后来失传，并没传到希腊或罗马。今日没有见任何用埃及水草纸写的希腊或罗马书籍生存下来，也没听说过有埃及水草纸书籍出土。可以想像一下，按现在那些几十万字的所谓史书，柏拉图书等，如果用埃及水草纸书来写，要用多少张两层草席厚的水草纸，一部书有多大？根据出土文物，古罗马人用一种批薄的水松木片来烧刻写字。如果用水松木片当书写介面，可能比双层草席（水草纸）薄些，但一部50万字的水松木片书，其体积相信也很庞大。但至今也没听说过有任水松书流传下来，或从地底挖掘出来。希腊人用羊皮当文字介面来烧刻写字，这种烧刻写法在欧洲流传下来，他们使用它至中世纪中国造纸法传入之前。一部犹太人的《圣经》200多万字母，《犹太圣经》每一章用一块羊皮，一部经书用400多只羊的羊皮，400只羊皮的体积非常宠大，放满一个房间了，而且制造成本也非常昂贵，所以一间神教堂才一部《犹太圣经》。
　　
　　中国造纸法在2000年前汉朝出现于宫廷，之前中国古人写书是用竹简写的，因竹简厚和空间限制，老子的道德经只有5000字，孔子论语，春秋，礼记等书也不长：司马太史公作为汉朝皇家图书馆总馆长，用皇帝的资源和时间，写了几十年，才写出一部几十万字《史记》。相对来说，犹太人的《圣经》前部经文大约200多万字母，《犹太圣经》是合几十代犹太神祭师之力，写了1200年才写成，这动用了犹太人的持久连续性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能力。按西方人的说法，中国纸大约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世界，13世纪才传到欧洲，到了15世纪才在欧洲广泛些使用。在此之前，欧洲人只会用羊皮烧刻写字，所以一间神教堂才可承担起一部《犹太圣经》。所谓古希腊人大约在基督前750年所着的《THEODYSSEY》，今日英文版大约50万字母，《THEILIAD》，有大约65万字母，就算原文希腊文简短些，可能有40-50万字母。40-50万字母用多少羊皮？如原作者是古希腊时代的普通人，他如何承担制作成本呢？他有多少空闲时间去烧刻呢？
　　
　　所以今日所见的所谓希腊罗马古典，史书也好，科哲文艺也好，动不动就一百几十万字巨着，很可能是欧洲15世纪以后有了方便平价纸，才真真假假的推演创作
   1）《河马二书》——约115万字母《THEILIAD》——约65万字母：《THEODYSSEY》——约50万字：
   2）《柏拉图全集》——约300万字。《LAWS》——约60万字：《THEREPUBLIC》——约54万字。
   3）《亚里斯多多》（Aristotle）全集，30套书，用中国纸印刷本有的一套又分多本至10多本。整集共500多万字母量：
   4）犹太人的［圣经］新书+旧书约300多万字，古代犹太神教堂用了300-400只羊的羊皮烧刻［圣经］全集，做出来一卷卷，放满一间房。
   5）过往百年，在埃及出土一些天主基督教的《新约》书，不是新约全书全集，只是散装其中一书，如［犹大书］，［马太书］，［汤娒斯书］等，那些出土水草纸书和现代书的糽装类似，一页页，用埃及水草纸写的。这是从埃及出土的，用埃及水草纸写犹太神经《新约》中的其中一书。神经［新约］英文版约82万字母。《新约》中第一书，［马太书］约10万字，第二书［马克书］约6万字。这图片中出土的是不被基督教收编入他们的"圣经"的其中一书，是以犹太人耶稣其中的一个门徒命名的，叫［Thomas］［汤娒斯书］。估计这集书可能也有几万字。因为埃及水草纸的厚度关系，几万字至十万字，就要钉装成多本至十多本了。从埃及水草纸的光影看厚度。这埃及水草纸书，经现代技术鉴定，认为可能是在基督历200年-400年之间写制。书的内容是犹太神经，书写文字是古希腊字母。但书是在埃及出土，用埃及水草纸写。根据西方人可搜集的可存资料，研究，推演，推解，他们认为埃及可能约在基督前300年被希腊人亚历山大征服亡国。从此，埃及人的原本文化，包括文字，开始消亡。继后埃及地又被罗马征服。犹太人耶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壮大，耶稣基督教在埃及传播。因而，这就有了这样用希腊字，写在埃及水草纸上的犹太神经，在埃及出土了。这类埃及水草纸写的古《书》，至今也只在埃及出土，欧洲其他地方未经有类似的出土，埃及出土书的内容，也只见犹太人神经书某部，并没有其他内容的书，
　　
　　如荷马史书等希腊古书。西方撰编能力非东方人可比。比如说在马可波罗写中国游记。有很多极端夸张的中国描述，他把杭州写得遍地黄金等。因为中国有中国的记史，近代人当把中国真实情况，给合中国记史与马可波罗游记一比，就知马可波罗说法是过份夸张。及由于其他原因，如在中国史料没有记录马可波罗自号于元政府当官的这一色目角色：马可波罗描写中国的生活趣谈，从不见他论及中国人普遍使用筷子进食等，今日很多人相信马可波罗很可能没有亲临过中国，而可能是马可波罗根据听取到过中国的商人传说，或传说的传说，然後自己加油添醋再创作。西方很多书作，被定位为“史书”，或记功是某古希腊人的名著等等。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当中国纸张传到西方后，他们突然有了非常方便，可大量书写的载体，就能很方便地幻写，扩作，很快大量成书。因为之前空白，没其他东西可与此刻的成书作对比，突然从这一起点，如春笋一样冒出大量独此一家的'书史'，书籍，人们，后人，大多数人，就把那些“史东东”当真了。好比，假如明朝吴承恩写的［三国演义］，如果不是中国有大量史书承传，如果全明朝有关三国，只有［三国演义］一书，吴承恩若把它取名叫［三国史］，这样，过了一百几十年后，人们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就以为这［三国史］，就是真历史了。这样的东方例在韩国。在14世纪，朝鲜半岛有一曾到中国留学的和尚，他从中国带回一些书籍，学中国史书载式，从中国史书找到有关东北的记写，结合半岛传说，写出韩国版的［三国史书］。因为它是韩国史书起点，之前没有，在没有相对对比，只有独此一家的情况下，韩国人就把朝鲜留学和尚东拚西凑的创作，当真史了。西方的情况也是这样，比如［罗马史］等，之前没有羊皮版的罗马史料，此版纸版是独此一家。后世西人们，就以为它是真罗马史了。来自网络
　　
　　附：
　　
　　两名希腊学者失言道出真相：近代欧洲伪造“估希腊”
　　
　　埃尔金石雕原是帕台农神庙的一部分，被英国人从统治希腊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买去后运回大英博物馆。2009年6月20日，希腊雅典新建的“卫城博物馆”开馆，希腊人对埃尔金石雕的追索不断升温，但英国人始终不肯归还。
　　
　　在一篇有关此事的访谈报道中，两名希腊学者冲动失言，道出了“希腊历史”的部分真相：
　　
　　http：//www。nytimes。com/2009/06/24/arts/design/24abroad。html？pagewanted=all
　　
　　"ElginMarbleArgumentinaNewLight"
　　
　　ByMICHAELKIMMELMAN（纽约时报首席建筑评论家）
　　
　　Published：June23，2009
　　
　　NikosDimou谈到事件中牵涉的希腊人自尊心问题时，说道：“这是一个德国人的错。”NikosDimou指的是十八世纪的德国史学家温克尔曼，温克尔曼认定古希腊“生活着漂亮、高大、金发、聪明的人民，是完美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克尔曼之观点被强加于此地而造出现代希腊的形象。
　　
　　NikosDimou还说：“我们以前讲阿尔巴尼亚语，称自己是罗马人。但温克尔曼（德国史学家）、歌德（德国文学家）、雨果（法国文学家）、德拉克洛瓦（法国画家）一个劲告诉我们，‘不对，你们是希腊人，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嫡系后裔。’”这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如果一个贫穷弱小的国家/民族需要承受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它将永无生机。”
　　
　　欲造神话，还需要十九世纪的雅典卫城发掘者们清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痕迹，使遗址净化成为古典主义典范。伊瑞克提翁神庙本是土耳其后宫，帕台农神殿本是土耳其清真寺，“但‘希腊考古学’一直充当造梦机”——著名希腊史学家AntonisLiakos这样讲。要求英国将埃尔金石雕归还希腊的理由，是维护历史的真实，但此说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扭曲。
　　
　　注：
　　
　　NikosDimou，1935年出生于雅典，著名作家。
　　
　　AntonisLiakos，1947年出生于雅典，雅典大学的当代史及史料史教授，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