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拍摄关于国民党抗战的几大著名战役！！

把这个帖子拱上去。把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歌颂我党光辉成就上去···

为了凸现我党的光辉、伟大和永远的无比的正确，不能让别人登台太多

这个要拍，豫湘桂大会战也建议拍一下，正视历史。

[B]以下是引用[I]dchdd[/I]在2005-8-18 4:41:00的发言：[/B][BR]喜风口
昆仑山
台儿庄
长沙会战等等。
为什么只有台儿庄，为什么不多拍点这些片子，国民党抗战时期不是孬种，不能埋没他们的民族功绩。

铁血昆仑将在9月首映!

[B]以下是引用[I]gatotomcat[/I]在2005-8-18 9:18:00的发言：[/B][BR]这个要拍，豫湘桂大会战也建议拍一下，正视历史。

起名“胜利大逃亡”

[B]以下是引用[I]gatotomcat[/I]在2005-8-18 9:18:00的发言：[/B][BR]这个要拍，豫湘桂大会战也建议拍一下，正视历史。

支持[em05]

好好，都拍一下，形成一个系列，让老百姓也看看，中国军队起初虽屡战屡败，但中国人民抗战决心不灭，中国人民在国民ZF和GD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撑到同盟帮军队一起吹响反攻的号角，如实描述一下敌后各战区的国军部队、八路、N4A、人民自发武装从各个方向配合正面国军和盟军部队对日进行反击，直到疯狂的日本法西斯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让咱们后代好好看看，中国人的脊梁是直的还是歪的。
[em01]

曲线救国的题材也要好好开发一下[em05][em05]

场面要搞大一点

唉，GCD不会让别人抢自己风头的。

会拍的~~~~~

二奶要包.车子要换.馆子要下.没有钱排呀.你就体谅一下国家吧................

那个GMD的汪主席要不要也拍一下！

[B]以下是引用[I]dchdd[/I]在2005-8-18 4:41:00的发言：[/B][BR]喜风口
昆仑山
台儿庄
长沙会战等等。
为什么只有台儿庄，为什么不多拍点这些片子，国民党抗战时期不是孬种，不能埋没他们的民族功绩。

埋没？
光是台儿庄至少就已经拍了三部电影了，长沙会战也拍过，你不知道而已。

[B]以下是引用[I]棒槌[/I]在2005-8-18 18:11:00的发言：[/B][BR]那个GMD的汪主席要不要也拍一下！

汪没投降就还是KMT副主席，投降了，KMT称他为汪逆，这位老兄，既然要如实记录历史就要敢说真话，对的就是对，错的就是错，不要让我们老百姓只知道敌后有伟大的D，还应该如实记录国民军队也在游击，也在奋战，当然GM军队有不少人投降了，害怕了，但同样也有更多的爱国军人舍身忘死为民族独立和自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只要伟大D自己心不虚，就请把这一段历史补上，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中国人的脊梁为啥压不弯！某些某D的信徒，历史就是历史，真相永远掩盖不掉，既然是唯物主义，切不可忘了‘实事求是’原则！妄图将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英雄 按照其D派、信仰划分这是对民族的不负责任[em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19 11:35:21编辑过]

时代不同，要求不同，这样的片子可能对中国不管哪个政党来说，对现今形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比的上国内战争的那三大战役更壮观。我每次看三大战役，都希望国民党逃的快些，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不属于哪个政党，但是我爱我的祖国。

拍了也好，让现在的年青人知道，国民党为什么还要抓壮丁去抗日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第十八期（要目）总第187期隆重推出抗战特刊号：
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特刊：最危险的时候
日前，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作出安排部署，纪念过去，其实是寻求正在发生的未来。正如英国《卫报》2005年5月７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讲的“如果不是中国付出2000多万人的代价，在亚洲战场拖住了日本军队，日本军队便会从中国进攻苏联的后方，或者进一步进入太平洋地区。在没有亚洲盟国顽强抵抗的情况下，西方盟军的损伤将更为惨重”。所以，由昔日抗日主战场及对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进行纪念活动，既符合国际形势，更赢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支持。
凤凰周刊借此机会，特别推出独家策划大型纪念特刊。试图建基起被左倾意识形态和内战思维扭曲、掩盖的真实抗战史，从历史传承、民族存亡和战中战后国际格局角度，肯定国民党以及全国军民共同抗战的功绩，表彰国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和民族精神，从国共合作共同保卫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国共第三次合作和两岸统一的政治、民族基因。


编者按：国共恩怨及长期内战，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凤凰周刊》 2005年15期(总184期)  文/特约撰稿员 京中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凤凰周刊》：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2005年07月01日 13:19【文章字体：大 中 小】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凤凰周刊》：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2005年07月01日 13:19【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凤凰周刊》：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2005年07月01日 13:19【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凤凰周刊》：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2005年07月01日 13:19【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党内极左消除了，正面游击结合了，国共重新握手了，历史已经正视了，精点战例该拍了。鄂西、滇西、沪杭空战、秘密战线都是精点啊！

谎言即使重复千遍也成不了事实。真实的抗战历史早晚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绝不是某个党派的无耻的谎言就能掩盖得了的！向那些在抗战中抛头颅撒热血的国军将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拜托不用想得那么理想化吧
换了哪个党都不会拍
顺便鄙视一下如风随影

哪部电影有两个男主角？

血战昆仑关拍好了，但是没法上映。

强烈要求民主的台湾和诚实的国民党拍摄反映国民党抗战的几大著名丰功伟绩的以下题材，不拍就不算客观反映历史：
1.以汪主席为代表的百万KMD官兵是如何成为伪军主力的。
2.伟大的蒋委员长是如何在花园口成功淹死几千日军，而代价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几百万中国老百姓生命。（面对如此伟大战绩，那个在南京杀了30万人的松井石根脸红否？）
3.如何替日本人成功地伏击消灭新四军的。
4.……

支持！估计会拍的！

前面这个要求并不高，毕竟还没有要求国民党拍摄反映东北抗联战士以及八路和新四军战斗的事迹嘛……
哦，忘了说了，台湾连公共汽车都没有8路，想让他们拍八路？哈哈哈，这不是那壶不开提那壶嘛！
[em01][em01][em01]

在对待对方的抗日功绩这点，共产党比国民党厚道多了。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19 22:58:00的发言：[/B][BR]在对待对方的抗日功绩这点，共产党比国民党厚道多了。

难以出版的抗战歌曲集  

2005年07月26日 10:41【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记者 欧阳斌
抗战胜利60年之际，各类纪念活动数不胜数，年过六旬的阚培桐没有想到自己编写的抗战歌曲集竟然难以出版，原因是有些歌曲不合时宜，除非删除。
倔强的他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拒绝进行删除，坚持要向年轻一代展示完整的抗战歌曲面貌。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为此，他还在奔走，尽管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
历尽3年的辛劳，阚培桐整理出3600首抗战歌曲。今年6月，他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信心十足地说，这将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歌曲集，如果印行，至少会有8卷。
阚培桐的父亲是原国民革命军第31军131师师长阚维雍。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阚师长率领1万余人驻守桂林，面对近10万日军进攻，苦守10天，在桂林城破前一日，阚师长自尽殉国。这场保卫战是抗战历史上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阚培桐说，自己从小就唱抗战歌曲，但是现在这些歌曲越传越少，人们时常提起的总是那几首，显得单调。他觉得抗战文化遗产也急需抢救，希望能以此纪念那段历史。
抗战歌曲也是文物
凤凰周刊：您是怎么想起要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呢？
阚培桐：2002年我在北大荒一起生活过8年的朋友们邀请我到北京来团聚。我当时住在广西柳州，来北京住了4天，最后一晚上我们聊起抗战歌曲的事情。我说现在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没有超过1000首的，我觉得如果由我自己来编，绝对能够超过这个数字。我从小喜欢唱歌，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小时候唱过的那些歌曲整理出来。到了文革，这个歌本被没收了，我又重新整理了一个，所以我很有信心。
当年的抗战歌曲很多，但是现在大家反复唱的就那么几首，非常单调。秦砖汉瓦是文物，抗战歌曲也是啊，文化遗产更需要及时的保护。
凤凰周刊：您收集这些歌曲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阚培桐：回到柳州之后我就开始这项工作。首先是收集所有已经出版的抗战歌曲，然后把我自己的积累补进去，后来就是到柳州市的档案馆查资料，拜访柳州的一些老人。这些整理完后，我就转到桂林，因为桂林一度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文化中心。
柳州和桂林的工作做完，我就已经收集到了2000多首歌曲了，这个成绩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把目标转移到国家图书馆，后来又收集了很多重庆和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因为重庆和上海在抗战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在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上知道的 人就比较多了，有了很多其他获得资料的渠道。
当年抗战的时候，宋庆龄和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成立了很多保育院，收容了很多抗战人士的子女和难童。后来这些保育生把他们当年传唱的抗战歌曲整理出两大本，送给了我一份。台湾一位名叫熊德昕的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也在收集抗战歌曲，不过主要是台湾和海外的，有1800首，出了一本书，这个资料我也得到了。还有很多人知道我在做这项工作后，给我打电话或者通过邮寄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
能省就省
凤凰周刊：您为自己的工作花费了多少钱？
阚培桐：除了朋友帮忙垫付的，我自己并没有花太多的钱，能省就省。比如一首歌印在两页上，如果另一页上的内容不是很多，我就把它抄下来，省得再复印了。
这年头什么都要靠关系。我当过20多年的广西政协委员，认得很多人。到了桂林的时候，我就找到了当时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非常热情，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间来给我住，还帮我介绍了文史委的主任，给我很大帮助。
在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的时候，按图书馆的规定，解放前的资料复印一页9块钱，而且要印就必须整本复印。当时把我给难住了，这样根本印不起。好在有一个老朋友就在这个图书馆工作，帮了很多忙，还帮我找来大量上海和重庆图书馆的资料，整整3大箱子，几百册资料，整理出来1000多首歌。这个朋友帮我垫付了几万块钱，如果没有他帮忙，这些资料估计复印费用要超过百万。
凤凰周刊：您在整理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阚培桐：当时一首歌曲可能会有不同的名称，我要进行校对，考证哪一个的歌词是准确的，哪一个作者是最有可能的，并且要防止重复。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我收集到的几千首歌我全都看过，有的对比过很多遍。为了防止歌曲的重复，我把每首歌的第一个乐句写下来，进行核对。还有很多资料印刷的质量非常差，错误百出，我就要自己手抄，我手抄的歌曲有1000多首。3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干通宵，困了就睡，醒了继续干。整个下来瘦了10斤。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我要在今年出版，今年是60周年，非常有意义。到下一个整年70周年的时候，很多亲身参加过抗战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我和朋友们一定会在今年出版的。
我希望能够还原当年的历史
凤凰周刊：您的书为什么难以出版呢？
阚培桐：这和我收录的歌曲的政治结构有关。按照歌词的内容，我把它分成左中右三类。大量的内容都是中性的。还有一类歌词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泽东、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这些歌曲一共有1000多首。
另一类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歌词中带有“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等词语，现在大陆比较忌讳，这类歌曲大概有80多首；另一种是比较极端的，比如赞扬蒋介石以及国军将领的，这样的歌曲有20多首，其中有3首是在国共合作其间由延安的音乐家创作的，在一首歌里既赞扬国民党，也赞扬共产党。但是，完全是谴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歌曲我一首都没有找到。
本来我以为这个比例应该会让大陆比较高兴，而让台湾的一些人不高兴。因为从比例上来说，赞扬共产党的高于赞扬国民党的，而且没有收集到谴责共产党的歌曲。但是没有想到正是这100多首赞扬国民党的歌曲出了问题。出版社要求我把这些歌曲删除，态度非常坚决。我和朋友们谈了20多家出版社，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不给我们出书。
凤凰周刊：这些歌曲一共只有100多首，只占您全部歌曲的三十六分之一，您有没有想过退让一步呢？
阚培桐：很多朋友这样劝过我，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我希望能够还原当年的历史，保存历史的真实性。我没有添加任何评论，也没有理由拿掉这些歌曲以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现在我们自己借了60万元在做校对和排版的工作。我们要在今年出版，不可能把工作停下来，只能先尽可能地做一些工作。最后实在不行了，也可能拿到香港去出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在大陆出版，给大陆民众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不是为了名利。
凤凰周刊：在您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官方是什么样的态度？
阚培桐：没有明确的支持，当然也没有禁止。不过一些统战部门给了我相当大的支持，对我的收集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今年国家机关工委要组织两场大型的抗战演唱会，很多歌曲都是反复唱的那几首，于是民革中央找到我，挑选了一些歌曲作为曲目报了上去。
凤凰周刊：您觉得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
阚培桐：我希望大家不要对历史有偏见，不要用政治的眼光衡量、评价历史，要客观真实地对待历史。我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也是两岸统一的基础。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19 22:58:00的发言：[/B][BR]在对待对方的抗日功绩这点，共产党比国民党厚道多了。

大国伤心地  

2005年07月26日 10:40【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记者 邓康延  图/陈祖梁  李正提供
“几年前我们这里挖地盖房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几户村民告诉我们。
“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我问。
“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后来，一位研究滇西抗战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老兵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包，装着随处拣到的布条，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脚。
中国抗日胜利的千里之行，始于草鞋脚下。
我们几位朋友被60年前的远征军事迹感召，自筹经费从深圳、昆明奔赴滇西，拍摄纪录片。同行的作了数年田野调查的人文地理学者章东磐、孙敏、李正感叹来的晚了，他们前年、去年所采访的远征军老人有些已相继离世。
沿着中国远征军从东岸越怒江、跨高黎贡山、攻腾冲的同样反攻路径，我们一行人原路回溯，时间是2005年5月初，正好是61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的开始日，也正值俄国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战胜利60周年阅兵式的那几天。红场上几大国首脑恭居一侧，一车车卫国老兵们穿过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俄国，以一册精装的历史书，向世人导读他们的光荣。
因为这一面镜子，因为镜子外面我们的物象，我们怅然若失。
其实，二战规模中最大的、历时最长的、死伤最多的战场在中国。可悲的是当60年前世界都在庆祝战争结束时，惟有我们的国度开始了另一场鏖战，这一次双方以同一语言在同一故乡兵戎相见。巨大的族群分裂，横亘至今。
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能正本清源，又怎能阻挡别人的妄加篡改；当一辈后人连自己的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对历史的态度，其实是国品之所彰，国运之所系。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并以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在二战同盟以及联合国大国的地位。那曾是凄怆的壮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
我觉得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是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惟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一条是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行就有一架不归的航行，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铺成闪光的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反攻线：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太多的士兵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我在查资料时看到了两本参战者回忆录，一本是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另一本是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军中幸存下来，战后几十年常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痛苦与颤栗。后者也常常怀想着战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们写的恰好是相同的时间和战场，故对比来看极具张力。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摘）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
我被俘后醒来，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我非常亲切。为我抬担架的士兵，肩上渗出了血，丝毫也看不出敌意。
我后来被押到一位中国远征军少将面前，他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将军对我说，“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来说，也真是很可怜。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受到蒋总统的严厉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我们同是亚细亚同胞，彼此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幸战争。”将军后来说，“你来到这儿，绝不允许自杀，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摘）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黄昏时分，我们攀到高黎贡山一个叫茶铺的地方安营扎寨，傍水又有平地。原来这里正是61年前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当时资料记载，他也只有块油布挡挡雨。上万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树下，抱枪而憩。
我们未遇上当年的大风雨，吃完马帮穆大哥做的赶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时的搏杀，脊背生冷。穆大哥说这附近下雨天很多人都听到闹鬼，有时还能听到喊杀声。附近的北斋公房、冷水沟、灰坡这些险要战场如同坟场。我们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举步维艰。美国新闻战报称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骡马跌入峡谷。当年狭路相逢，一方是又冷又饿在泥泞中负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坚筑工事两年、装备素质精良的日本龙师团。那几乎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惨烈处，叶佩高将军几欲自杀，他实难承受一边是上方火急的攻击令，一边是子弟兵们飞雪般的死亡帖。
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垭中，战壕纵横，散兵坑遍布，来自福冈矿山的日本兵，善挖坑道，作战凶猛，战友配合如兄弟，出击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精神加嗜血杀戮，绝非《地道战》、《地雷战》中挑着太阳旗和鸡的演戏鬼子。
但是，正是那些鸡蛋最终碰裂了、淹没了石头。尸骨之路，温热柔软，却不可阻挡。
我找到一个散兵坑，用手扒下去，只挖了十几下，跳出一个东西，我大喊一声：“子弹！”一颗尚未上膛的三八大盖子弹。我在太阳下凝视它斑驳的绿锈，想着这个坑里的日本兵是被击毙还是打跑了。这颗子弹原本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兄弟，而在61年后它像一个符一样攥在我手里，洞穿着我原来的战争观。
随后的十多天里，我们再深挖也一无所获。据说当年子弹炮弹很多，解放初期和大跃进时，穷苦的山民纷纷来挖，挖到大量子弹以及死尸骸骨。1颗子弹可以换1个粑粑，有人靠捡子弹壳换了一头牛。
战争如此惨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来的官兵们的命运如何呢？
在高黎贡山下的界头乡，正在晒太阳的三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找来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帮敌人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他的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我们去保山板桥见到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我们团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黄埔军校办的干训班培训过，至今记得门口的对联：“贪生怕生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国难当头三种人：热血抗敌、麻木不仁、投敌求荣。现在让他选还做第一种人。
他现在还想着为打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刘志声的命运也不济，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保山一中的另一位老人张子文也有相似遭遇。他当年入黄埔13期，慷赴国难，当过怒江边上的炮兵副营长（全营4门炮，5发炮弹）后被调往长官部当参谋，第一天卫立煌接见，称他“少年英俊”。日本投降后，他就逃避内战去昆明工商学校当教师，解放初仍被查出历史，劳教21年，出来后当了英语教师，干到70岁退休。这些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他又被请到广播电台讲当年的抗日经历。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一分钱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她听村里人说，台湾来的老兵请一个村里老兵吃饭，他不好意思去，怕丢人。
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几乎每人当年的老照片、纪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毁。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现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好多了。这些大多80岁以上的老人，随时可能人与故事一起消亡。他们比国殇墓园的那些战友，已是死里逃生；他们又在几十年间，生里避死。
一直守护腾冲文脉史鉴的人士称，收复腾冲之战，为全国抗战全歼顽敌之首胜；建立腾冲国殇墓园以安抗日阵亡将士之灵骨，乃全国之首义。1944年11月，日寇尚未降，腾冲尚未康复，腾冲已在筹建墓园。1945年7月7日墓园落成日，全城万民献金、义卖，祭献英灵。
我们走进国殇墓园。长长的甬道，通向“忠烈祠”。国民政府十多位党政要员匾联扑面。蒋中正题“碧血千秋”、“河岳英灵”，何应钦题“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龙云题“气涌怒江头，恸血溅三军，热泪难填浩波荡；骨收香城畔，看芳留百世，忠魂犹守汉山河。”
后面的坟山上三千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又有校官、将官的合碑，美国盟军的合碑，至顶处，一塔耸天，底座是李根源题写的“民族英雄”，塔身是霍揆彰题写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土纪念塔”。碑石已非1945年的原物，1985年重立的腾冲火山岩碑石经风雨剥蚀、青苔滋生，有的已字迹模糊。四周静寂。几千躺着的人不说话，他们等距离地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地布阵。他们中间许多人临冲杀前都没吃饱肚子，一生中都未穿过皮鞋。我抚摸着一块块碑，那一个个汉字名字幻化成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我的泪水突然溢出，摄影师牛子的泪水突然溢出。四周一片模糊。
守护过墓园的当地八旬老人段大兴告诉我们，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再喧闹时是文革涌来的打和砸。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当时粮食局职工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如今园内上万文物中，存留此一件真物，算是血脉丝连。
“修而复毁，毁而重修。”1984年开始的墓园修复工作，县委下决心搬走了已占园多年的党校。县文化局1984年8月30日送省文化厅的报告称：“纪念塔已被炸成数块，现存党校猪厩。”“全体阵亡官兵名单的碑碣约百方，除用于铺砌祠后走廊阶沿及党校办公室廊外，尚存八十四方。”重建时，台湾报纸大幅报道称：原以为是统战，看来真是纪念了。
国殇墓园，第一次被意识形态侵袭持续了几十年，第二次被商品经济冲撞几年间就已有大变。如今国殇墓园的南边和西边已被食肆街、娱乐厅、珠宝店所蚕食。墓园靠近公路一侧，很远就能看到一块醒目的招牌“高家狗肉馆。”如今墓园门票20元。
在国殇墓园忠烈祠下有一块蒋介石题写的布告，警示不得改变墓地的属性：“……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
在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而那天，我们也看到有多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在墓地间言行随便，不知肃穆。
在国殇墓园的留言簿上，写着“毋忘国耻，警醒同胞”，“我爱远征军”，也写着“杀死日本人”，“一百万日军，二百万伪军，为什么？“墓园收门票是用烈士血骨赚钱”。显示了另一种惊心。
在一把日本刀的展柜前，没有什么解说词。曾接受此刀捐赠又转给墓园的腾冲文管所原所长李正先生告诉我们，这把刀是浙江海宁籍远征军预备二师排长沈荣裳的战利品。在攻克腾冲的血战中，一个日本军官挥刀跳出残破的掩体，8位中国兵猝不及防地死于刀下。沈排长端起冲锋枪朝这发疯的鬼子扫尽最后一颗子弹。战后他回到老家，跪着把军刀献给母亲，当作抗战胜利的纪念，再后来母亲怕留下政治运动的罪证，把刀层层包裹投入水井。1990年沈荣裳从台湾返乡，委托义弟羊坚将刀辗转送到腾冲。
我亲眼目睹了李正先生经历的另一次无奈。他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墓园。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在滇西战死的美军、日军尸骨都是怎样处理的呢？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保山市史志办的陈祖梁先生对此事研究过多年。他说，日本人早先是把尸首都运回本土，后来尸骨成堆，不及运送了就割头带回，再后来阵亡的长官割一臂，士兵切一指。到远征军反攻时，日军节节败退仍拖着死尸同行。有位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高的垛，一个月下来，尸上爬满白蛆。一户腾冲人光复后回到家，发现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照片、奖章等。那户人家又惊恐又愤怒，一炬焚之。
日军阵亡者骨灰大多数进入举世瞩目的靖国神社。参观神社不收门票。“靖”在汉字里有“平安”之意，却因所附后缀，在华人心里淌着血腥。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至今我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滇西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毁碑的不少。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60多年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腾冲，原本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火山石石头城，浴火尽毁，几十年间的重建，仍未显出一方风骨。起码，没有一尊远征军雕塑。我们想，如果能够向全国发起征集，能不能塑造出一尊震撼人心的城标呢？如果再建立一个基金，或许会让地下的远征军睡得好一些，让越来越少的活着的远征军活得好一些。
战争和胜利都很远了。比起当年的美军、苏军，甚至战败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是最寂寞的一群，像被火山翻腾过的黑石，他们早已不可能成为腾冲的玉。可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远征军，时间空间都不远，近在每一颗有良知的心。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19 22:58:00的发言：[/B][BR]在对待对方的抗日功绩这点，共产党比国民党厚道多了。

凤凰周刊》：60年的纪念与忘记  

2005年07月10日 10:16【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大陆官方60年纪念抗战主题词的演变
文/记者 韩福东
抗战胜利60年来，大陆年年都在纪念，每逢10年，还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即使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但在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国民党抗战的批判和遗忘，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自我隔离。在后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历史的还原，都是对抗战意义的新发现。


光荣归于苏联
1950年7月7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七七事变”纪念日，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持下，首都各界代表五千余人举行了纪念“七七”13周年大会。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致开会词，为整个纪念大会，也为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大陆抗日纪念定下了基调。
在谁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上，郭沫若说：“八年的神圣抗战，毫无疑问，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在反动派方面呢？……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郭沫若还特别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开会词还用了大量篇幅声讨“法西斯轴心国的继承者”美国，而对于日本，则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同时，还“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
1951年8月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其他宣传教育机构，应在9月3日及其前后，进行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军队解放东北的援助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历史的宣传。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规定：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到胜利的伟大转变；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1955年，抗战胜利10周年。9月3日上午，沈阳和哈尔滨两市各界人民代表共2000多人分别祭扫了当地的苏军烈士墓。下午，旅大市（今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3000多人在旅顺举行了“胜利纪念塔”揭幕典礼。塔身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力量！”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在讲话中称，10年前，“苏联决定性地帮助了我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崔奇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作者批评美国“采取了拖延战争的政策。按照他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战胜日本依然遥遥无期。”
丑化国民党政府，确立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共执政初期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当时大陆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对抗日的纪念变成对苏联红军的讨好式颂扬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后果是，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国民党的抗战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被掩盖了，共产党的抗战也被看轻了，惟有对苏联的感恩戴德。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与苏共两党交恶，大陆关于抗日战争何以胜利的叙述，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纪念文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挽救了当时极其深重的民族危机，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文中只字未提苏联军队的援助。
在当年的纪念活动中，大陆还多次批判苏联领导人。9月3日，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凶”。
1975年，抗战胜利30周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文章，对苏联的表述开始一分为二：抗日战争中，“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这些年来，随着苏美争霸的加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才得到大陆官方和史学界比较客观的评价。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19 22:58:00的发言：[/B][BR]在对待对方的抗日功绩这点，共产党比国民党厚道多了。

由广西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集团、广西南宁铁血昆仑影业公司联合出品的故事片《铁血》（原名《铁血昆仑关》），近日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大影院二战展影的安排表上。
据悉，这部因多种原因尘封了１０年的影片，改编后成为今年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向全国影院和观众重点推荐的抗战题材新片。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期间，《铁血》将在北京和南宁两地举行隆重的首映礼，之后将在海内外发行放映。影迷期待已久的战争巨制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古战场昆仑关，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中抗日阵亡的１万多名将士，就安息于此。每个人的名字都镌刻在大理石墓碑上，虽经岁月风雨，至今清晰可辨。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而于近期在海内外放映的战争片《铁血》，再现的就是这场著名战役。因为同出自军事题材导演杨光远之手，这部迟迟未得公映的影片，也被誉为是著名爱国主义影片《血战台儿庄》的姊妹篇。
早在１９８５年，广西作家陈敦德作为策划人，在著名电影大师伊文思的指导下，为伊文思实地拍摄的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纪录片所感染，鼎力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军事导演杨光远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合作，推出了轰动海内外的优秀电影《血战台儿庄》。
１０年后，陈敦德与杨光远再度合作，选取抗战初期桂南战役之昆仑关争夺战，拟搬上银幕。影片完成后，已于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７日取得广电部颁发的０７２号发行许可证，但因为多种原因，影片一直未得公映。不少喜欢战争电影的观众，特别是广西本地的影迷，多年来一直对这部电影甚为神往。

蒋介石是爱国的,没有他国家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啦!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从国家利益来说,这没有什么错!
共产党是阶级利益获得者!现在还不能说他有定论!从国家利益来说,他有不光彩的地方,也是他千方百计想掩盖的,但他是无产阶级,现在转变成什么阶级?反正现在不是无产阶级.

按现在导演的垃圾水平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