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燕北双雄”越狱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56:16
“燕北双雄”越狱案
文 孙沉
一、一纸假证明
1948年1月13日，石家庄市。
这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多度。这天上午，从八点多钟开始，一辆辆大车陆续行至市公安局看守所大门前排起了长龙，到中午，没有办妥事儿的还剩下七八辆。
1947年10月下旬，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及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了石家庄（旧称“石门市”，于1947年12月26日改为石家庄市）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四千余人，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石门）。这是中共军队直接解放并驻守的第一个中等城市，新华社为此向全国发出了题为《石门开））的电讯。石家庄战役发起迅速，进攻神速，完全出乎敌方意料。解放军攻入市区时，大批从周边地区逃进市区躲避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及还乡团和土匪、恶霸等敌对分子在猝不及防之下仓皇逃窜，那些来不及逃跑和躲藏的被我军抓获，战后清点下来竞有两千三百余名之多。
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看守所、监狱都关满了，市公安局警力有限，讯问都忙不过来。为此，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联名发电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随即电告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要求派讯问组前往石家庄帮助开展工作。李克农部长遂从中社部抽调了十五名同志，由中社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率领前往石家庄。行前，李克农部长作了具体指示，大意是：石家庄是我们刚解放的第一个城市，讯问工作要遵循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要重证据，严禁乱抓乱杀；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无重大罪行的，可以从轻发落；党团区分部人员以上和特务分子，则按罪行轻重区别对待。
讯问组一行从晋西北中央社会部驻地行至西柏坡，再从西柏坡前往石家庄。在西柏坡，刘少奇对陈叔亮作了以下指示：在已解放的城市，要重点打击国民党人员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那些罪大恶极、有民愤、有血案的人犯（比如恶霸或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当地人民政府的证明和确实的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办理手续后方可解走。
中社部讯问组刚刚抵达石家庄，即在市委市政府布置下与市公安局联手对上述两千多名被捕人犯进行讯问，根据讯问结果，按照政策对已讯问清楚的人犯分门别类处理。诚如刘少奇所估料的，确实有不少附近地区的区县政府和农会得知曾在当地作恶多端的特务、土匪、恶霸已在石家庄落网的消息后，纷纷派人前来办理押解手续，把人犯押解回原籍，开斗争大会，然后由当地政府执行死刑。1月13日那天市局看守所门前马路上停着的那一长串大车就是从各地赶来石家庄提人的。
按照规定，提人犯须凭当地政府出具的证明，同时递交一份被提人犯在其所犯罪行地（很大一部分都是原籍地）的主要犯罪情况材料，材料上须盖要求提人的部门或者团体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提人方抵达石家庄后，先要去市公安局，向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递交上述证明材料，由秘书股出具一纸上面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大印的证明。看守所方面什么都不认，就认这纸证明。证明上写着提哪个人犯，就把该人犯从监房中开出来交给提人方。
这天前来提人的特别多，高峰时足有三四十辆大车，不过由于手续办理得还算快，到中午，排队等候的大车还剩七八辆了。这时，来了一个新提户，那是一辆由一红一白两匹马拉着的七八成新的胶轮大车，赶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农家老头儿，穿着脏兮兮的棉袄，腰间扎着一截白麻绳，头戴一顶脏得已经分不清本色的狗皮帽子，两个长长的帽耳耷拉在两旁，随着大车的颠簸不住地抖动着。后面的车斗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蒙着，外罩黑色棉篷，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车厢。大车停下后，车厢后面的棉帘子一晃，下来两个汉子。这二位，一个三十来岁，瘦高个子，脸色黝黑，头戴一顶旧军帽；另一个二十六七岁，个头儿没前面那位高，却挺壮实，肩宽腰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毡帽。两人都是庄稼汉装束，肩上都背着一支“汉阳造”步枪，那个瘦高个子腰间扎着的宽宽的军用皮带上还插着一支被中国民众称为“王八盒子”的日本南部式手枪。
在那个年代，这二位的装束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一看就知道他们必是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类。当时允许干部拥有枪支，像这么大规模的一场石家庄战役打下来，助战民兵、支前民工在战场上顺手牵羊捞些东西也算正常，他们是老百姓，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管不到头上， “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他们不起什么作用。别说瘦高个子有一长一短两件家伙了，石家庄解放头天还有一个庄稼汉左右肩膀各背一支步枪外加腰间插着两把左轮在大街上转悠哩。再说这天来提人的不是公安就是民兵，都带着枪，所以对他们二位根本没入眼。不过片刻之后，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就不得不对那二位另眼看待了。
那二位下车后，先到看守所大门口看了看，那个戴黑毡帽的还向岗亭里的哨兵询问了几旬。然后，两人退到一旁低声嘀咕一阵，那黑毡帽便返回大车，从车上拿出一个不大的包袱。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呢？哈德门香烟。他拿着包袱走到每辆车前，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扔上一盒。那年头儿人们都穷，别说一盒哈德门了，就是一支手卷的纸烟递给人家，对方也会感激不尽。哈德门属于高档烟，在场的那些前来提人的公安人员、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前竟然连尝都没尝过一口！因此，瘦高个儿和黑毡帽就理所当然地受人看重了。
当然，好烟不是平白无故乱撒的，跟在黑毡帽后面的瘦高个儿逐辆车打了招呼，说他们县里领导命令他们下午三点前必须把人犯带回县城，斗争大会的通知昨天就已发出去了，所以，想请诸位同志体谅，让他们插个队，去头里把人犯赶紧提出来。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接了哈德门，当下自无二话，都是频频点头一口答应。后来，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问到他们时，竟然连对方是哪个县来的都说不上来。不过，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车把式留意到一个细节：对方拉车的两匹马之中的那匹白马少了半个左耳。这个细节，对后来侦破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瘦高个儿和黑毡帽进了看守所后，向所方递交了提人公文——市公安局出具的提人许可证明。证明上表明，前来提人的这二位，瘦高个儿名叫郭贵荣，黑毡帽名叫金源琛，他们来自石家庄西南六十里外的路南县，系县农民协会指派前来石家庄押解在押人犯段纪福、段纪禄的。证明上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鲜红印鉴，表明他们已经向市局经办同志递交了县里的一应证明以及被提人犯的罪行材料。看守所副所长老金最近办惯了此类公事，当下连问也没问，立刻让值班看守员去监房提那两个人犯。等到看守员把人犯提出来，老金已经让郭贵荣、金源琛办妥了签收提人的手续。郭、金从怀里取出麻绳，给两个人犯上了绑，跟老金道声“同志辛苦了”，押着人犯出门登车而去。
看守所方面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发生于他们眼皮底下的一起越狱案。
三天后，1月16日，市公安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在办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件时，通过调查得知在押人犯段纪禄可能了解内情，于是到秘书股开了提审介绍信直奔看守所。接待他们的也是金副所长，他一看介绍信上的人犯姓名，说此人已经于三天前被路南县农会派人来提走了。
丁野生、季松林觉得奇怪，秘书股那个开介绍信的小彭同时也负责办理邻近区县来本市提解人犯的手续，他那本厚厚的登记簿上，每一个在押人犯的姓名、籍贯、身份以及何时被捕、关押何处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在备注中还记录了该人犯的最后去向——或释放，或处决，或移押。刚才他俩去办理手续时，小彭还指着段纪禄、段纪福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一对嫡亲兄弟。他们明明看见有关这两人的记录中备注那一栏是空白的，这说明两个人犯应该还关押在看守所。侦查员思维都很敏捷，丁、季两人转念间就排除了老金弄错了人名的可能，互相看了一眼，丁野生便抓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市局秘书股。
小彭听说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竟然已经在三天前让人凭着市局证明给提走了，连说“不可能”。老金一说情由，小彭立即骑着辆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看守所。
小彭带来了一纸盖着市局印章的空白证明。老金把三天前的那纸路南县开具的提人证明拿出来一比较，两枚印章竟然一模一样！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共方面经济困难，后方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各方面能节省就节省，市公安局出具的各类证明所用的纸张都是从文具店买来的，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若要伪造也没有什么难度。
当下，小彭便让总机接路南县公安局。路南在抗战前属河北省井陉县，1937年10月14日日军占领井陉，以铁路为界把井陉分成“路南”、 “路北”两个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维持了这种行政区划。中共解放石家庄地区后，于1948年3月把路南、路北两县重新合并为一个县，隶属于晋察冀北岳行政公署第四专区；是年5月，井陉县又划归华北政府北岳区行政公署管辖。本案发生时，路南、路北两县还未合并。
井陉距石家庄不过三十公里，不过在那时电话还是列入了长途线路，所以小彭这个电话用了半个小时方才接通。结果可想而知，路南县公安局说并未办理过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的提解手续，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事。又打县农会电话，也是同样的回答，负责提犯人的郭贵荣、金源琛二人农会方面当然也从未听说过。
小彭跟路南方面电话联络的时候，两个侦查员和老金把那纸提人证明和小彭拿来的空白证明反复作了比对，最后终于发现，纸张虽然相同，都是从文具店购买的，公章却有细微的差别。于是，情况清晰了——有人用伪造的公安局证明，在公安人员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将两个人犯从看守所带走了！
二、“燕北双雄”
越狱脱逃的那对哥们儿段纪福、段纪禄，系河北高阳人氏，兄段纪福三十八岁，弟段纪禄三十六岁。段家祖上是武将出身，其高祖曾在清乾隆年间当过参将。这是一个从五品官职，其级别大致上相当于师长，算是列入高干行列了。这是段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一位，往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段氏兄弟的曾祖父奋斗多年，最终也只弄了个从七品的把总，祖父呢，先文后武，结果文不成武不就，最后做了未人流的百长。清朝官制是九品十八级，未入流就是连最末一档的从九品也不是；百长，大致上就是连级军官，因此，段氏兄弟的老爸段正祥就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凭借祖传的武功开了一家武馆。段氏兄弟在武馆里长大，十多年下来，练就了一身功夫，两人的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刀在当地颇有名气，曾去天津、北平参加过几次国术擂台赛，次次获奖。1930年，兄弟俩前往省城保定参加民间国术擂台赛，双双进入前八名，是以江湖上称这哥儿俩为“燕北双雄”。
1931年， “燕北双雄”听说井陉矿务局正在招收矿警，因而前往报考。旧社会的警察算不上一个受人青睐的职业，待遇不高，口碑也不佳，因此报纸上每每刊登警察教练所（相当干警察学校，概由各地自办）招收学员的广告时，报名者往往“不甚踊跃”。不过，在井陉却是一个例外。井陉矿务局算是中国最早的几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早在1898年就由井陉县人张凤起呈请县署禀直隶总督批准，同德国商人亨内肯订立合办契约，成立了井陉矿务公司。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将该矿收为官有，与亨内肯订立官商合办契约，组建了井陉矿务局。井陉出的煤含硫量低，颇受市场欢迎，“井煤”是旧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当时在井陉谋生的人以矿工居多。矿工在旧社会被称为“煤黑子”，劳动条件恶劣，危险性大，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替代，那大家自是趋之若鹜。而矿警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所以，井陉矿务局招收矿警时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人数之多使赶去报名的段氏兄弟大吃一惊。因为人多，所以报名还得付一元大洋的报名费。段氏兄弟虽然囊中羞涩，但为了报上名，还是忍痛交了钱。接下来的考试他们倒无所谓，哥儿俩念过六年书，文化程度符合招收标准；至于身体那就更不用说了，亮出“燕北双雄”的名号，考官很爽快地拍了板。
接下来该去报到了吧？且慢！还有潜规则，得每人交五枚银洋。段氏兄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钞，就跟招收方发生了争执，然后升级为动武。对方连同在场的矿警一共有二十来人，可是一动手，根本不够“燕北双雄”发挥水平的，也就不过两三分钟，就弄了个七死八伤。段纪福、段纪禄见祸闯得大了，当下就摘下了矿警的武器一逃了之，上山当了土匪。
当时井陉一带有七八股匪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镇铁帮”，大当家是东北过来的关大马棒。 “燕北双雄”投奔的就是“镇铁帮”，凭着哥儿俩在武林中的那份名气，一入伙就成为关大马棒的贴身保镖。关大马棒看中的是段氏兄弟的武艺，指望哥儿俩能为他提供最到位的保护。不料，两年后关大马棒竟然命丧其手，刀头舔血创下的“镇铁帮”也落入了“燕北双雄”之手。
那是1933年除夕， “镇铁帮”上下饮酒迎新。关大马棒喝过了量，发起了酒疯，要下山到井陉城里去找窑姐儿。部下劝阻，他竟然拔枪射击，瞬间有四个兄弟倒在他的枪口下。段氏兄弟见状不妙，正要上前阻止，关大马棒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要说猎户出身的关大马棒的枪法，那是没的说的，否则他怎么坐得上大当家的交椅？可是，碰上了 “燕北双雄”，那就合该他倒霉了。段氏兄弟来不及掏枪，两人大吼一声，倏地闪开，关大马棒连续两枪竟然都落了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哥儿俩已经一左一右闪电似的冲到跟前，一个卸枪，一个扭断了他的脖子。关大马棒平时对部下刻薄寡恩，众匪也没人念他的好，当下就拥戴段氏兄弟坐了“镇铁帮”的头两把交椅。从此，以井陉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就更遭殃了。段氏兄弟指挥手下上百匪徒频频作案，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
直到1937年春夏之交， “镇铁帮”才交了厄运，闹了个全军覆没。段氏兄弟与当地另一股土匪“大圣堂”老大彭芝吾攀上了朋友。 “大圣堂”是土匪帮伙中的后起之秀，彭芝吾是旧军官出身，当过军阀部队的团长，颇有韬略。段氏兄弟情知不是彭的对手，于是主动跟彭芝吾攀交情，对天八拜，义结金兰。哪知，彭芝吾已经跟官府搭上了关系，愿意接受招安，把土匪帮伙改编为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下面的武装。为邀功讨好， “镇铁帮”就成了见面礼。这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大圣堂”与国民党正规军、保安团、警察局以及井陉矿务局的矿警包围了“镇铁帮”的山寨，来了个连锅端。不过， “燕北双雄”凭借武功从后山悬崖攀援而下，逃过一劫。
脱险后，“燕北双雄”游荡江湖，不到半年，听说日军占领了井陉，就又回来了。哥儿俩原打算纠集人马东山再起，可是刚刚露脸就被日军请了去——这次真的是请，而不是“逮捕”的另类说法。日军听说“燕北双雄”武艺了得，决定请他们相帮训练士兵徒手肉搏的本领。段纪福、段纪禄就成了日军的武术教官，给了个“皇协军少校”军衔，还有一个套院作为住宅。两人当了汉奸，重新得势，继续作恶，举凡欺男霸女、强占民财、谋害良民之类的恶行月月皆有，老百姓对其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时，许多人都以为这回“燕北双雄”逃不了挨枪子了。哪知却出现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国民党河北省警察厅举办的“警察速成教练团”把段纪福、段纪禄兄弟请到省城保定当了国术教官，哥儿俩穿着警官制服招摇过市，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还为跟人争夺窑姐当街大打出手，打伤了七人，其中两个重伤残废。苦主告到警察厅，得到的回答却是段氏兄弟属于“正当防卫”。
石家庄解放前一个月，国民党“保密局”鉴于战争形势于己方不利，为紧急培训潜伏特务，决定在石家庄举办一期由河北、山西、河南三省派员参加的培训班。段氏兄弟被定为擒拿术教官，从保定前往石家庄参加培训班的筹备工作。结果，培训班还没开始，石家庄就被解放军攻克，段纪福、段纪禄成了俘虏。哥儿俩原本可能蒙混过关的，因为他们的外形虽然凶狠，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官的，被捕后登记时报个假身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当作一般对象关押于作为临时羁押点的学校，凭两人的本领，想逃跑简直易如反掌。可是，这二位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已经看出国民党不行了，今后将是共产党得势，就异想天开想凭借自己的这身功夫为共产党培训“行动人员”。在被捕头天登记时，他们主动透露了“燕北双雄”的身份，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政权效力。经办人员一听这二位的名号，翻开华北局社会部下发的需要注意严捕的案犯名单，果然榜上有名，就把他们收监了。
“燕北双雄”被捕后，已经讯问过两次，两人还做着成为“留用人员”的梦，除了隐瞒或者缩小自己的累累罪行外，把一应经历都交代清楚了。市公安局对段氏兄弟的情况进行过讨论，认为两人罪大恶极，他们虽跟国民党军警有关系，但分析下来并无利用价值——他们本身其实既不能算是警察，更不是特务，所以就把他们列入了可以押回原籍清算罪行的人犯名单。
“燕北双雄”越狱案惊动了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并由市委社会部即报华北局社会部。毛铎、柯庆施当即下令：组建专案组，务须查清案情，将逃犯追捕归案，并抓获组织、实施越狱的敌对分子予以严惩。
当天，专案组就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由于警力紧张，人手有限，专案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由华北局社会部刚调来石家庄社会部的钱雍钧担任，组员除了前往看守所准备提审段氏兄弟却扑了空的市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另二位是从市局刑侦队抽调来的留用警察，一个叫刘必福，一个叫司徒灵。案情分析会上，钱雍钧介绍了案情，请大家对此案发表见解。一番议论下来，众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制造这起越狱案的案犯不大可能是敌特分子，因为就“燕北双雄”的利用价值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训练行动特工的擒拿格斗技能，这种对象对于“保密局”等特务组织来说，只要肯出钱，还是比较容易物色到的。帮助“燕北双雄”越狱的应该是其江湖死党，如以前的“镇铁帮”部属或结拜兄弟之类。
那么，这起案件应该怎么调查呢？众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调查“燕北双雄”的江湖死党，二是调查那纸伪造的公安局证明的来源，其重点应集中在那枚假公章上。专案组决定先从假公章查起。
钱雍钧派刘必福、季松林两人先去石家庄刻字行业挂头牌的“言记印铺”，请老板言正堂鉴定这张假证明上的公章出自哪一类对象之手，是专业人员所刻，还是出自有篆刻技能的业余人士之手。言正堂是祖传七代的刻字匠，其祖上据说曾做过清朝大内御用工匠，上三代移居保定后，官府衙门除知府正堂大印按规矩是朝廷颁发的，其余各房（知府衙门下辖的各个部门）公章都交“言记印铺”制作。清末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警察学校设在保定，其大印出自言正堂的老爸言持康之手。民国时期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印则是由当时不过二十五岁的言正堂刻制的。抗战前两年，言正堂举家迁到石家庄，所开的刻字铺的招牌还是以前保定的那块，其广告效应可想而知。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石家庄各衙门的公章，概交“言记印铺”制作。因此，言老板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于假证明上印章的鉴定可以一锤定音。
言正堂得出的结论是：这枚伪造的公章出自专业刻章匠之手，不过，这个刻章匠的刻字技艺在行业中并非出类拔萃，只能算是中等。
次日，1月17日，五个侦查员一齐出动，分头走访市内各刻字店铺。当时的石家庄，市区范围并不大，人口也远不及现在这么多，所以刻章店屈指可数，连同胡同口兼带修理钢笔、打火机等的小摊头在内，也不过十多家，五个侦查员半天就都一一查摸到了，可是，哪个刻章匠都说没有给人私刻过公章，更没有听说过有同行承揽这种违法活儿的。刻章、修锁配钥匙等行当，早在民国时期就被列入了“特种行业”，经营者是要在警察局登记备案的，如今新政权对此更是重视，经常进行行业教育，一千工匠开会开得头都大了，守法意识逐渐强化，谁都不敢为谋一点儿小利以身试法。
难道案犯的印章是在石家庄之外的地方刻制的？专案组没有理由排除这一点，随即向石家庄周边各县调查。一千侦查员在外面跑了四天， “燕北双雄”的老窝井陉是重点查摸地。可是，到1月21日晚上大伙儿在市局专案组办公室碰头时，却是人人两手空空，谁也没有查摸到线索。
1月22日，专案组长钱雍钧再次拜访言正堂请教良策。言老爷子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个刻制假公章的家伙虽有一手专业刻章技艺，但已经改行做了其他营生，这次是临时受托而为。
专案组立刻循着这一思路进行查摸，结果，当天就查到了三个符合特征的嫌疑对象。“燕北双雄”越狱案
文 孙沉
一、一纸假证明
1948年1月13日，石家庄市。
这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多度。这天上午，从八点多钟开始，一辆辆大车陆续行至市公安局看守所大门前排起了长龙，到中午，没有办妥事儿的还剩下七八辆。
1947年10月下旬，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及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了石家庄（旧称“石门市”，于1947年12月26日改为石家庄市）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四千余人，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石门）。这是中共军队直接解放并驻守的第一个中等城市，新华社为此向全国发出了题为《石门开））的电讯。石家庄战役发起迅速，进攻神速，完全出乎敌方意料。解放军攻入市区时，大批从周边地区逃进市区躲避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及还乡团和土匪、恶霸等敌对分子在猝不及防之下仓皇逃窜，那些来不及逃跑和躲藏的被我军抓获，战后清点下来竞有两千三百余名之多。
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看守所、监狱都关满了，市公安局警力有限，讯问都忙不过来。为此，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联名发电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随即电告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要求派讯问组前往石家庄帮助开展工作。李克农部长遂从中社部抽调了十五名同志，由中社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率领前往石家庄。行前，李克农部长作了具体指示，大意是：石家庄是我们刚解放的第一个城市，讯问工作要遵循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要重证据，严禁乱抓乱杀；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无重大罪行的，可以从轻发落；党团区分部人员以上和特务分子，则按罪行轻重区别对待。
讯问组一行从晋西北中央社会部驻地行至西柏坡，再从西柏坡前往石家庄。在西柏坡，刘少奇对陈叔亮作了以下指示：在已解放的城市，要重点打击国民党人员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那些罪大恶极、有民愤、有血案的人犯（比如恶霸或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当地人民政府的证明和确实的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办理手续后方可解走。
中社部讯问组刚刚抵达石家庄，即在市委市政府布置下与市公安局联手对上述两千多名被捕人犯进行讯问，根据讯问结果，按照政策对已讯问清楚的人犯分门别类处理。诚如刘少奇所估料的，确实有不少附近地区的区县政府和农会得知曾在当地作恶多端的特务、土匪、恶霸已在石家庄落网的消息后，纷纷派人前来办理押解手续，把人犯押解回原籍，开斗争大会，然后由当地政府执行死刑。1月13日那天市局看守所门前马路上停着的那一长串大车就是从各地赶来石家庄提人的。
按照规定，提人犯须凭当地政府出具的证明，同时递交一份被提人犯在其所犯罪行地（很大一部分都是原籍地）的主要犯罪情况材料，材料上须盖要求提人的部门或者团体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提人方抵达石家庄后，先要去市公安局，向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递交上述证明材料，由秘书股出具一纸上面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大印的证明。看守所方面什么都不认，就认这纸证明。证明上写着提哪个人犯，就把该人犯从监房中开出来交给提人方。
这天前来提人的特别多，高峰时足有三四十辆大车，不过由于手续办理得还算快，到中午，排队等候的大车还剩七八辆了。这时，来了一个新提户，那是一辆由一红一白两匹马拉着的七八成新的胶轮大车，赶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农家老头儿，穿着脏兮兮的棉袄，腰间扎着一截白麻绳，头戴一顶脏得已经分不清本色的狗皮帽子，两个长长的帽耳耷拉在两旁，随着大车的颠簸不住地抖动着。后面的车斗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蒙着，外罩黑色棉篷，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车厢。大车停下后，车厢后面的棉帘子一晃，下来两个汉子。这二位，一个三十来岁，瘦高个子，脸色黝黑，头戴一顶旧军帽；另一个二十六七岁，个头儿没前面那位高，却挺壮实，肩宽腰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毡帽。两人都是庄稼汉装束，肩上都背着一支“汉阳造”步枪，那个瘦高个子腰间扎着的宽宽的军用皮带上还插着一支被中国民众称为“王八盒子”的日本南部式手枪。
在那个年代，这二位的装束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一看就知道他们必是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类。当时允许干部拥有枪支，像这么大规模的一场石家庄战役打下来，助战民兵、支前民工在战场上顺手牵羊捞些东西也算正常，他们是老百姓，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管不到头上， “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他们不起什么作用。别说瘦高个子有一长一短两件家伙了，石家庄解放头天还有一个庄稼汉左右肩膀各背一支步枪外加腰间插着两把左轮在大街上转悠哩。再说这天来提人的不是公安就是民兵，都带着枪，所以对他们二位根本没入眼。不过片刻之后，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就不得不对那二位另眼看待了。
那二位下车后，先到看守所大门口看了看，那个戴黑毡帽的还向岗亭里的哨兵询问了几旬。然后，两人退到一旁低声嘀咕一阵，那黑毡帽便返回大车，从车上拿出一个不大的包袱。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呢？哈德门香烟。他拿着包袱走到每辆车前，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扔上一盒。那年头儿人们都穷，别说一盒哈德门了，就是一支手卷的纸烟递给人家，对方也会感激不尽。哈德门属于高档烟，在场的那些前来提人的公安人员、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前竟然连尝都没尝过一口！因此，瘦高个儿和黑毡帽就理所当然地受人看重了。
当然，好烟不是平白无故乱撒的，跟在黑毡帽后面的瘦高个儿逐辆车打了招呼，说他们县里领导命令他们下午三点前必须把人犯带回县城，斗争大会的通知昨天就已发出去了，所以，想请诸位同志体谅，让他们插个队，去头里把人犯赶紧提出来。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接了哈德门，当下自无二话，都是频频点头一口答应。后来，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问到他们时，竟然连对方是哪个县来的都说不上来。不过，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车把式留意到一个细节：对方拉车的两匹马之中的那匹白马少了半个左耳。这个细节，对后来侦破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瘦高个儿和黑毡帽进了看守所后，向所方递交了提人公文——市公安局出具的提人许可证明。证明上表明，前来提人的这二位，瘦高个儿名叫郭贵荣，黑毡帽名叫金源琛，他们来自石家庄西南六十里外的路南县，系县农民协会指派前来石家庄押解在押人犯段纪福、段纪禄的。证明上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鲜红印鉴，表明他们已经向市局经办同志递交了县里的一应证明以及被提人犯的罪行材料。看守所副所长老金最近办惯了此类公事，当下连问也没问，立刻让值班看守员去监房提那两个人犯。等到看守员把人犯提出来，老金已经让郭贵荣、金源琛办妥了签收提人的手续。郭、金从怀里取出麻绳，给两个人犯上了绑，跟老金道声“同志辛苦了”，押着人犯出门登车而去。
看守所方面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发生于他们眼皮底下的一起越狱案。
三天后，1月16日，市公安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在办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件时，通过调查得知在押人犯段纪禄可能了解内情，于是到秘书股开了提审介绍信直奔看守所。接待他们的也是金副所长，他一看介绍信上的人犯姓名，说此人已经于三天前被路南县农会派人来提走了。
丁野生、季松林觉得奇怪，秘书股那个开介绍信的小彭同时也负责办理邻近区县来本市提解人犯的手续，他那本厚厚的登记簿上，每一个在押人犯的姓名、籍贯、身份以及何时被捕、关押何处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在备注中还记录了该人犯的最后去向——或释放，或处决，或移押。刚才他俩去办理手续时，小彭还指着段纪禄、段纪福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一对嫡亲兄弟。他们明明看见有关这两人的记录中备注那一栏是空白的，这说明两个人犯应该还关押在看守所。侦查员思维都很敏捷，丁、季两人转念间就排除了老金弄错了人名的可能，互相看了一眼，丁野生便抓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市局秘书股。
小彭听说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竟然已经在三天前让人凭着市局证明给提走了，连说“不可能”。老金一说情由，小彭立即骑着辆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看守所。
小彭带来了一纸盖着市局印章的空白证明。老金把三天前的那纸路南县开具的提人证明拿出来一比较，两枚印章竟然一模一样！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共方面经济困难，后方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各方面能节省就节省，市公安局出具的各类证明所用的纸张都是从文具店买来的，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若要伪造也没有什么难度。
当下，小彭便让总机接路南县公安局。路南在抗战前属河北省井陉县，1937年10月14日日军占领井陉，以铁路为界把井陉分成“路南”、 “路北”两个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维持了这种行政区划。中共解放石家庄地区后，于1948年3月把路南、路北两县重新合并为一个县，隶属于晋察冀北岳行政公署第四专区；是年5月，井陉县又划归华北政府北岳区行政公署管辖。本案发生时，路南、路北两县还未合并。
井陉距石家庄不过三十公里，不过在那时电话还是列入了长途线路，所以小彭这个电话用了半个小时方才接通。结果可想而知，路南县公安局说并未办理过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的提解手续，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事。又打县农会电话，也是同样的回答，负责提犯人的郭贵荣、金源琛二人农会方面当然也从未听说过。
小彭跟路南方面电话联络的时候，两个侦查员和老金把那纸提人证明和小彭拿来的空白证明反复作了比对，最后终于发现，纸张虽然相同，都是从文具店购买的，公章却有细微的差别。于是，情况清晰了——有人用伪造的公安局证明，在公安人员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将两个人犯从看守所带走了！
二、“燕北双雄”
越狱脱逃的那对哥们儿段纪福、段纪禄，系河北高阳人氏，兄段纪福三十八岁，弟段纪禄三十六岁。段家祖上是武将出身，其高祖曾在清乾隆年间当过参将。这是一个从五品官职，其级别大致上相当于师长，算是列入高干行列了。这是段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一位，往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段氏兄弟的曾祖父奋斗多年，最终也只弄了个从七品的把总，祖父呢，先文后武，结果文不成武不就，最后做了未人流的百长。清朝官制是九品十八级，未入流就是连最末一档的从九品也不是；百长，大致上就是连级军官，因此，段氏兄弟的老爸段正祥就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凭借祖传的武功开了一家武馆。段氏兄弟在武馆里长大，十多年下来，练就了一身功夫，两人的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刀在当地颇有名气，曾去天津、北平参加过几次国术擂台赛，次次获奖。1930年，兄弟俩前往省城保定参加民间国术擂台赛，双双进入前八名，是以江湖上称这哥儿俩为“燕北双雄”。
1931年， “燕北双雄”听说井陉矿务局正在招收矿警，因而前往报考。旧社会的警察算不上一个受人青睐的职业，待遇不高，口碑也不佳，因此报纸上每每刊登警察教练所（相当干警察学校，概由各地自办）招收学员的广告时，报名者往往“不甚踊跃”。不过，在井陉却是一个例外。井陉矿务局算是中国最早的几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早在1898年就由井陉县人张凤起呈请县署禀直隶总督批准，同德国商人亨内肯订立合办契约，成立了井陉矿务公司。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将该矿收为官有，与亨内肯订立官商合办契约，组建了井陉矿务局。井陉出的煤含硫量低，颇受市场欢迎，“井煤”是旧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当时在井陉谋生的人以矿工居多。矿工在旧社会被称为“煤黑子”，劳动条件恶劣，危险性大，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替代，那大家自是趋之若鹜。而矿警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所以，井陉矿务局招收矿警时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人数之多使赶去报名的段氏兄弟大吃一惊。因为人多，所以报名还得付一元大洋的报名费。段氏兄弟虽然囊中羞涩，但为了报上名，还是忍痛交了钱。接下来的考试他们倒无所谓，哥儿俩念过六年书，文化程度符合招收标准；至于身体那就更不用说了，亮出“燕北双雄”的名号，考官很爽快地拍了板。
接下来该去报到了吧？且慢！还有潜规则，得每人交五枚银洋。段氏兄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钞，就跟招收方发生了争执，然后升级为动武。对方连同在场的矿警一共有二十来人，可是一动手，根本不够“燕北双雄”发挥水平的，也就不过两三分钟，就弄了个七死八伤。段纪福、段纪禄见祸闯得大了，当下就摘下了矿警的武器一逃了之，上山当了土匪。
当时井陉一带有七八股匪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镇铁帮”，大当家是东北过来的关大马棒。 “燕北双雄”投奔的就是“镇铁帮”，凭着哥儿俩在武林中的那份名气，一入伙就成为关大马棒的贴身保镖。关大马棒看中的是段氏兄弟的武艺，指望哥儿俩能为他提供最到位的保护。不料，两年后关大马棒竟然命丧其手，刀头舔血创下的“镇铁帮”也落入了“燕北双雄”之手。
那是1933年除夕， “镇铁帮”上下饮酒迎新。关大马棒喝过了量，发起了酒疯，要下山到井陉城里去找窑姐儿。部下劝阻，他竟然拔枪射击，瞬间有四个兄弟倒在他的枪口下。段氏兄弟见状不妙，正要上前阻止，关大马棒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要说猎户出身的关大马棒的枪法，那是没的说的，否则他怎么坐得上大当家的交椅？可是，碰上了 “燕北双雄”，那就合该他倒霉了。段氏兄弟来不及掏枪，两人大吼一声，倏地闪开，关大马棒连续两枪竟然都落了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哥儿俩已经一左一右闪电似的冲到跟前，一个卸枪，一个扭断了他的脖子。关大马棒平时对部下刻薄寡恩，众匪也没人念他的好，当下就拥戴段氏兄弟坐了“镇铁帮”的头两把交椅。从此，以井陉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就更遭殃了。段氏兄弟指挥手下上百匪徒频频作案，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
直到1937年春夏之交， “镇铁帮”才交了厄运，闹了个全军覆没。段氏兄弟与当地另一股土匪“大圣堂”老大彭芝吾攀上了朋友。 “大圣堂”是土匪帮伙中的后起之秀，彭芝吾是旧军官出身，当过军阀部队的团长，颇有韬略。段氏兄弟情知不是彭的对手，于是主动跟彭芝吾攀交情，对天八拜，义结金兰。哪知，彭芝吾已经跟官府搭上了关系，愿意接受招安，把土匪帮伙改编为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下面的武装。为邀功讨好， “镇铁帮”就成了见面礼。这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大圣堂”与国民党正规军、保安团、警察局以及井陉矿务局的矿警包围了“镇铁帮”的山寨，来了个连锅端。不过， “燕北双雄”凭借武功从后山悬崖攀援而下，逃过一劫。
脱险后，“燕北双雄”游荡江湖，不到半年，听说日军占领了井陉，就又回来了。哥儿俩原打算纠集人马东山再起，可是刚刚露脸就被日军请了去——这次真的是请，而不是“逮捕”的另类说法。日军听说“燕北双雄”武艺了得，决定请他们相帮训练士兵徒手肉搏的本领。段纪福、段纪禄就成了日军的武术教官，给了个“皇协军少校”军衔，还有一个套院作为住宅。两人当了汉奸，重新得势，继续作恶，举凡欺男霸女、强占民财、谋害良民之类的恶行月月皆有，老百姓对其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时，许多人都以为这回“燕北双雄”逃不了挨枪子了。哪知却出现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国民党河北省警察厅举办的“警察速成教练团”把段纪福、段纪禄兄弟请到省城保定当了国术教官，哥儿俩穿着警官制服招摇过市，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还为跟人争夺窑姐当街大打出手，打伤了七人，其中两个重伤残废。苦主告到警察厅，得到的回答却是段氏兄弟属于“正当防卫”。
石家庄解放前一个月，国民党“保密局”鉴于战争形势于己方不利，为紧急培训潜伏特务，决定在石家庄举办一期由河北、山西、河南三省派员参加的培训班。段氏兄弟被定为擒拿术教官，从保定前往石家庄参加培训班的筹备工作。结果，培训班还没开始，石家庄就被解放军攻克，段纪福、段纪禄成了俘虏。哥儿俩原本可能蒙混过关的，因为他们的外形虽然凶狠，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官的，被捕后登记时报个假身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当作一般对象关押于作为临时羁押点的学校，凭两人的本领，想逃跑简直易如反掌。可是，这二位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已经看出国民党不行了，今后将是共产党得势，就异想天开想凭借自己的这身功夫为共产党培训“行动人员”。在被捕头天登记时，他们主动透露了“燕北双雄”的身份，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政权效力。经办人员一听这二位的名号，翻开华北局社会部下发的需要注意严捕的案犯名单，果然榜上有名，就把他们收监了。
“燕北双雄”被捕后，已经讯问过两次，两人还做着成为“留用人员”的梦，除了隐瞒或者缩小自己的累累罪行外，把一应经历都交代清楚了。市公安局对段氏兄弟的情况进行过讨论，认为两人罪大恶极，他们虽跟国民党军警有关系，但分析下来并无利用价值——他们本身其实既不能算是警察，更不是特务，所以就把他们列入了可以押回原籍清算罪行的人犯名单。
“燕北双雄”越狱案惊动了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并由市委社会部即报华北局社会部。毛铎、柯庆施当即下令：组建专案组，务须查清案情，将逃犯追捕归案，并抓获组织、实施越狱的敌对分子予以严惩。
当天，专案组就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由于警力紧张，人手有限，专案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由华北局社会部刚调来石家庄社会部的钱雍钧担任，组员除了前往看守所准备提审段氏兄弟却扑了空的市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另二位是从市局刑侦队抽调来的留用警察，一个叫刘必福，一个叫司徒灵。案情分析会上，钱雍钧介绍了案情，请大家对此案发表见解。一番议论下来，众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制造这起越狱案的案犯不大可能是敌特分子，因为就“燕北双雄”的利用价值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训练行动特工的擒拿格斗技能，这种对象对于“保密局”等特务组织来说，只要肯出钱，还是比较容易物色到的。帮助“燕北双雄”越狱的应该是其江湖死党，如以前的“镇铁帮”部属或结拜兄弟之类。
那么，这起案件应该怎么调查呢？众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调查“燕北双雄”的江湖死党，二是调查那纸伪造的公安局证明的来源，其重点应集中在那枚假公章上。专案组决定先从假公章查起。
钱雍钧派刘必福、季松林两人先去石家庄刻字行业挂头牌的“言记印铺”，请老板言正堂鉴定这张假证明上的公章出自哪一类对象之手，是专业人员所刻，还是出自有篆刻技能的业余人士之手。言正堂是祖传七代的刻字匠，其祖上据说曾做过清朝大内御用工匠，上三代移居保定后，官府衙门除知府正堂大印按规矩是朝廷颁发的，其余各房（知府衙门下辖的各个部门）公章都交“言记印铺”制作。清末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警察学校设在保定，其大印出自言正堂的老爸言持康之手。民国时期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印则是由当时不过二十五岁的言正堂刻制的。抗战前两年，言正堂举家迁到石家庄，所开的刻字铺的招牌还是以前保定的那块，其广告效应可想而知。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石家庄各衙门的公章，概交“言记印铺”制作。因此，言老板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于假证明上印章的鉴定可以一锤定音。
言正堂得出的结论是：这枚伪造的公章出自专业刻章匠之手，不过，这个刻章匠的刻字技艺在行业中并非出类拔萃，只能算是中等。
次日，1月17日，五个侦查员一齐出动，分头走访市内各刻字店铺。当时的石家庄，市区范围并不大，人口也远不及现在这么多，所以刻章店屈指可数，连同胡同口兼带修理钢笔、打火机等的小摊头在内，也不过十多家，五个侦查员半天就都一一查摸到了，可是，哪个刻章匠都说没有给人私刻过公章，更没有听说过有同行承揽这种违法活儿的。刻章、修锁配钥匙等行当，早在民国时期就被列入了“特种行业”，经营者是要在警察局登记备案的，如今新政权对此更是重视，经常进行行业教育，一千工匠开会开得头都大了，守法意识逐渐强化，谁都不敢为谋一点儿小利以身试法。
难道案犯的印章是在石家庄之外的地方刻制的？专案组没有理由排除这一点，随即向石家庄周边各县调查。一千侦查员在外面跑了四天， “燕北双雄”的老窝井陉是重点查摸地。可是，到1月21日晚上大伙儿在市局专案组办公室碰头时，却是人人两手空空，谁也没有查摸到线索。
1月22日，专案组长钱雍钧再次拜访言正堂请教良策。言老爷子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个刻制假公章的家伙虽有一手专业刻章技艺，但已经改行做了其他营生，这次是临时受托而为。
专案组立刻循着这一思路进行查摸，结果，当天就查到了三个符合特征的嫌疑对象。
文 孙沉
一、一纸假证明
1948年1月13日，石家庄市。
这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多度。这天上午，从八点多钟开始，一辆辆大车陆续行至市公安局看守所大门前排起了长龙，到中午，没有办妥事儿的还剩下七八辆。
1947年10月下旬，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及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了石家庄（旧称“石门市”，于1947年12月26日改为石家庄市）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四千余人，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石门）。这是中共军队直接解放并驻守的第一个中等城市，新华社为此向全国发出了题为《石门开））的电讯。石家庄战役发起迅速，进攻神速，完全出乎敌方意料。解放军攻入市区时，大批从周边地区逃进市区躲避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及还乡团和土匪、恶霸等敌对分子在猝不及防之下仓皇逃窜，那些来不及逃跑和躲藏的被我军抓获，战后清点下来竞有两千三百余名之多。
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看守所、监狱都关满了，市公安局警力有限，讯问都忙不过来。为此，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联名发电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随即电告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要求派讯问组前往石家庄帮助开展工作。李克农部长遂从中社部抽调了十五名同志，由中社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率领前往石家庄。行前，李克农部长作了具体指示，大意是：石家庄是我们刚解放的第一个城市，讯问工作要遵循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要重证据，严禁乱抓乱杀；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无重大罪行的，可以从轻发落；党团区分部人员以上和特务分子，则按罪行轻重区别对待。
讯问组一行从晋西北中央社会部驻地行至西柏坡，再从西柏坡前往石家庄。在西柏坡，刘少奇对陈叔亮作了以下指示：在已解放的城市，要重点打击国民党人员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那些罪大恶极、有民愤、有血案的人犯（比如恶霸或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当地人民政府的证明和确实的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办理手续后方可解走。
中社部讯问组刚刚抵达石家庄，即在市委市政府布置下与市公安局联手对上述两千多名被捕人犯进行讯问，根据讯问结果，按照政策对已讯问清楚的人犯分门别类处理。诚如刘少奇所估料的，确实有不少附近地区的区县政府和农会得知曾在当地作恶多端的特务、土匪、恶霸已在石家庄落网的消息后，纷纷派人前来办理押解手续，把人犯押解回原籍，开斗争大会，然后由当地政府执行死刑。1月13日那天市局看守所门前马路上停着的那一长串大车就是从各地赶来石家庄提人的。
按照规定，提人犯须凭当地政府出具的证明，同时递交一份被提人犯在其所犯罪行地（很大一部分都是原籍地）的主要犯罪情况材料，材料上须盖要求提人的部门或者团体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提人方抵达石家庄后，先要去市公安局，向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递交上述证明材料，由秘书股出具一纸上面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大印的证明。看守所方面什么都不认，就认这纸证明。证明上写着提哪个人犯，就把该人犯从监房中开出来交给提人方。
这天前来提人的特别多，高峰时足有三四十辆大车，不过由于手续办理得还算快，到中午，排队等候的大车还剩七八辆了。这时，来了一个新提户，那是一辆由一红一白两匹马拉着的七八成新的胶轮大车，赶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农家老头儿，穿着脏兮兮的棉袄，腰间扎着一截白麻绳，头戴一顶脏得已经分不清本色的狗皮帽子，两个长长的帽耳耷拉在两旁，随着大车的颠簸不住地抖动着。后面的车斗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蒙着，外罩黑色棉篷，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车厢。大车停下后，车厢后面的棉帘子一晃，下来两个汉子。这二位，一个三十来岁，瘦高个子，脸色黝黑，头戴一顶旧军帽；另一个二十六七岁，个头儿没前面那位高，却挺壮实，肩宽腰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毡帽。两人都是庄稼汉装束，肩上都背着一支“汉阳造”步枪，那个瘦高个子腰间扎着的宽宽的军用皮带上还插着一支被中国民众称为“王八盒子”的日本南部式手枪。
在那个年代，这二位的装束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一看就知道他们必是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类。当时允许干部拥有枪支，像这么大规模的一场石家庄战役打下来，助战民兵、支前民工在战场上顺手牵羊捞些东西也算正常，他们是老百姓，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管不到头上， “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他们不起什么作用。别说瘦高个子有一长一短两件家伙了，石家庄解放头天还有一个庄稼汉左右肩膀各背一支步枪外加腰间插着两把左轮在大街上转悠哩。再说这天来提人的不是公安就是民兵，都带着枪，所以对他们二位根本没入眼。不过片刻之后，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就不得不对那二位另眼看待了。
那二位下车后，先到看守所大门口看了看，那个戴黑毡帽的还向岗亭里的哨兵询问了几旬。然后，两人退到一旁低声嘀咕一阵，那黑毡帽便返回大车，从车上拿出一个不大的包袱。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呢？哈德门香烟。他拿着包袱走到每辆车前，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扔上一盒。那年头儿人们都穷，别说一盒哈德门了，就是一支手卷的纸烟递给人家，对方也会感激不尽。哈德门属于高档烟，在场的那些前来提人的公安人员、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前竟然连尝都没尝过一口！因此，瘦高个儿和黑毡帽就理所当然地受人看重了。
当然，好烟不是平白无故乱撒的，跟在黑毡帽后面的瘦高个儿逐辆车打了招呼，说他们县里领导命令他们下午三点前必须把人犯带回县城，斗争大会的通知昨天就已发出去了，所以，想请诸位同志体谅，让他们插个队，去头里把人犯赶紧提出来。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接了哈德门，当下自无二话，都是频频点头一口答应。后来，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问到他们时，竟然连对方是哪个县来的都说不上来。不过，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车把式留意到一个细节：对方拉车的两匹马之中的那匹白马少了半个左耳。这个细节，对后来侦破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瘦高个儿和黑毡帽进了看守所后，向所方递交了提人公文——市公安局出具的提人许可证明。证明上表明，前来提人的这二位，瘦高个儿名叫郭贵荣，黑毡帽名叫金源琛，他们来自石家庄西南六十里外的路南县，系县农民协会指派前来石家庄押解在押人犯段纪福、段纪禄的。证明上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鲜红印鉴，表明他们已经向市局经办同志递交了县里的一应证明以及被提人犯的罪行材料。看守所副所长老金最近办惯了此类公事，当下连问也没问，立刻让值班看守员去监房提那两个人犯。等到看守员把人犯提出来，老金已经让郭贵荣、金源琛办妥了签收提人的手续。郭、金从怀里取出麻绳，给两个人犯上了绑，跟老金道声“同志辛苦了”，押着人犯出门登车而去。
看守所方面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发生于他们眼皮底下的一起越狱案。
三天后，1月16日，市公安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在办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件时，通过调查得知在押人犯段纪禄可能了解内情，于是到秘书股开了提审介绍信直奔看守所。接待他们的也是金副所长，他一看介绍信上的人犯姓名，说此人已经于三天前被路南县农会派人来提走了。
丁野生、季松林觉得奇怪，秘书股那个开介绍信的小彭同时也负责办理邻近区县来本市提解人犯的手续，他那本厚厚的登记簿上，每一个在押人犯的姓名、籍贯、身份以及何时被捕、关押何处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在备注中还记录了该人犯的最后去向——或释放，或处决，或移押。刚才他俩去办理手续时，小彭还指着段纪禄、段纪福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一对嫡亲兄弟。他们明明看见有关这两人的记录中备注那一栏是空白的，这说明两个人犯应该还关押在看守所。侦查员思维都很敏捷，丁、季两人转念间就排除了老金弄错了人名的可能，互相看了一眼，丁野生便抓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市局秘书股。
小彭听说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竟然已经在三天前让人凭着市局证明给提走了，连说“不可能”。老金一说情由，小彭立即骑着辆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看守所。
小彭带来了一纸盖着市局印章的空白证明。老金把三天前的那纸路南县开具的提人证明拿出来一比较，两枚印章竟然一模一样！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共方面经济困难，后方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各方面能节省就节省，市公安局出具的各类证明所用的纸张都是从文具店买来的，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若要伪造也没有什么难度。
当下，小彭便让总机接路南县公安局。路南在抗战前属河北省井陉县，1937年10月14日日军占领井陉，以铁路为界把井陉分成“路南”、 “路北”两个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维持了这种行政区划。中共解放石家庄地区后，于1948年3月把路南、路北两县重新合并为一个县，隶属于晋察冀北岳行政公署第四专区；是年5月，井陉县又划归华北政府北岳区行政公署管辖。本案发生时，路南、路北两县还未合并。
井陉距石家庄不过三十公里，不过在那时电话还是列入了长途线路，所以小彭这个电话用了半个小时方才接通。结果可想而知，路南县公安局说并未办理过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的提解手续，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事。又打县农会电话，也是同样的回答，负责提犯人的郭贵荣、金源琛二人农会方面当然也从未听说过。
小彭跟路南方面电话联络的时候，两个侦查员和老金把那纸提人证明和小彭拿来的空白证明反复作了比对，最后终于发现，纸张虽然相同，都是从文具店购买的，公章却有细微的差别。于是，情况清晰了——有人用伪造的公安局证明，在公安人员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将两个人犯从看守所带走了！
二、“燕北双雄”
越狱脱逃的那对哥们儿段纪福、段纪禄，系河北高阳人氏，兄段纪福三十八岁，弟段纪禄三十六岁。段家祖上是武将出身，其高祖曾在清乾隆年间当过参将。这是一个从五品官职，其级别大致上相当于师长，算是列入高干行列了。这是段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一位，往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段氏兄弟的曾祖父奋斗多年，最终也只弄了个从七品的把总，祖父呢，先文后武，结果文不成武不就，最后做了未人流的百长。清朝官制是九品十八级，未入流就是连最末一档的从九品也不是；百长，大致上就是连级军官，因此，段氏兄弟的老爸段正祥就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凭借祖传的武功开了一家武馆。段氏兄弟在武馆里长大，十多年下来，练就了一身功夫，两人的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刀在当地颇有名气，曾去天津、北平参加过几次国术擂台赛，次次获奖。1930年，兄弟俩前往省城保定参加民间国术擂台赛，双双进入前八名，是以江湖上称这哥儿俩为“燕北双雄”。
1931年， “燕北双雄”听说井陉矿务局正在招收矿警，因而前往报考。旧社会的警察算不上一个受人青睐的职业，待遇不高，口碑也不佳，因此报纸上每每刊登警察教练所（相当干警察学校，概由各地自办）招收学员的广告时，报名者往往“不甚踊跃”。不过，在井陉却是一个例外。井陉矿务局算是中国最早的几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早在1898年就由井陉县人张凤起呈请县署禀直隶总督批准，同德国商人亨内肯订立合办契约，成立了井陉矿务公司。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将该矿收为官有，与亨内肯订立官商合办契约，组建了井陉矿务局。井陉出的煤含硫量低，颇受市场欢迎，“井煤”是旧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当时在井陉谋生的人以矿工居多。矿工在旧社会被称为“煤黑子”，劳动条件恶劣，危险性大，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替代，那大家自是趋之若鹜。而矿警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所以，井陉矿务局招收矿警时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人数之多使赶去报名的段氏兄弟大吃一惊。因为人多，所以报名还得付一元大洋的报名费。段氏兄弟虽然囊中羞涩，但为了报上名，还是忍痛交了钱。接下来的考试他们倒无所谓，哥儿俩念过六年书，文化程度符合招收标准；至于身体那就更不用说了，亮出“燕北双雄”的名号，考官很爽快地拍了板。
接下来该去报到了吧？且慢！还有潜规则，得每人交五枚银洋。段氏兄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钞，就跟招收方发生了争执，然后升级为动武。对方连同在场的矿警一共有二十来人，可是一动手，根本不够“燕北双雄”发挥水平的，也就不过两三分钟，就弄了个七死八伤。段纪福、段纪禄见祸闯得大了，当下就摘下了矿警的武器一逃了之，上山当了土匪。
当时井陉一带有七八股匪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镇铁帮”，大当家是东北过来的关大马棒。 “燕北双雄”投奔的就是“镇铁帮”，凭着哥儿俩在武林中的那份名气，一入伙就成为关大马棒的贴身保镖。关大马棒看中的是段氏兄弟的武艺，指望哥儿俩能为他提供最到位的保护。不料，两年后关大马棒竟然命丧其手，刀头舔血创下的“镇铁帮”也落入了“燕北双雄”之手。
那是1933年除夕， “镇铁帮”上下饮酒迎新。关大马棒喝过了量，发起了酒疯，要下山到井陉城里去找窑姐儿。部下劝阻，他竟然拔枪射击，瞬间有四个兄弟倒在他的枪口下。段氏兄弟见状不妙，正要上前阻止，关大马棒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要说猎户出身的关大马棒的枪法，那是没的说的，否则他怎么坐得上大当家的交椅？可是，碰上了 “燕北双雄”，那就合该他倒霉了。段氏兄弟来不及掏枪，两人大吼一声，倏地闪开，关大马棒连续两枪竟然都落了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哥儿俩已经一左一右闪电似的冲到跟前，一个卸枪，一个扭断了他的脖子。关大马棒平时对部下刻薄寡恩，众匪也没人念他的好，当下就拥戴段氏兄弟坐了“镇铁帮”的头两把交椅。从此，以井陉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就更遭殃了。段氏兄弟指挥手下上百匪徒频频作案，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
直到1937年春夏之交， “镇铁帮”才交了厄运，闹了个全军覆没。段氏兄弟与当地另一股土匪“大圣堂”老大彭芝吾攀上了朋友。 “大圣堂”是土匪帮伙中的后起之秀，彭芝吾是旧军官出身，当过军阀部队的团长，颇有韬略。段氏兄弟情知不是彭的对手，于是主动跟彭芝吾攀交情，对天八拜，义结金兰。哪知，彭芝吾已经跟官府搭上了关系，愿意接受招安，把土匪帮伙改编为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下面的武装。为邀功讨好， “镇铁帮”就成了见面礼。这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大圣堂”与国民党正规军、保安团、警察局以及井陉矿务局的矿警包围了“镇铁帮”的山寨，来了个连锅端。不过， “燕北双雄”凭借武功从后山悬崖攀援而下，逃过一劫。
脱险后，“燕北双雄”游荡江湖，不到半年，听说日军占领了井陉，就又回来了。哥儿俩原打算纠集人马东山再起，可是刚刚露脸就被日军请了去——这次真的是请，而不是“逮捕”的另类说法。日军听说“燕北双雄”武艺了得，决定请他们相帮训练士兵徒手肉搏的本领。段纪福、段纪禄就成了日军的武术教官，给了个“皇协军少校”军衔，还有一个套院作为住宅。两人当了汉奸，重新得势，继续作恶，举凡欺男霸女、强占民财、谋害良民之类的恶行月月皆有，老百姓对其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时，许多人都以为这回“燕北双雄”逃不了挨枪子了。哪知却出现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国民党河北省警察厅举办的“警察速成教练团”把段纪福、段纪禄兄弟请到省城保定当了国术教官，哥儿俩穿着警官制服招摇过市，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还为跟人争夺窑姐当街大打出手，打伤了七人，其中两个重伤残废。苦主告到警察厅，得到的回答却是段氏兄弟属于“正当防卫”。
石家庄解放前一个月，国民党“保密局”鉴于战争形势于己方不利，为紧急培训潜伏特务，决定在石家庄举办一期由河北、山西、河南三省派员参加的培训班。段氏兄弟被定为擒拿术教官，从保定前往石家庄参加培训班的筹备工作。结果，培训班还没开始，石家庄就被解放军攻克，段纪福、段纪禄成了俘虏。哥儿俩原本可能蒙混过关的，因为他们的外形虽然凶狠，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官的，被捕后登记时报个假身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当作一般对象关押于作为临时羁押点的学校，凭两人的本领，想逃跑简直易如反掌。可是，这二位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已经看出国民党不行了，今后将是共产党得势，就异想天开想凭借自己的这身功夫为共产党培训“行动人员”。在被捕头天登记时，他们主动透露了“燕北双雄”的身份，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政权效力。经办人员一听这二位的名号，翻开华北局社会部下发的需要注意严捕的案犯名单，果然榜上有名，就把他们收监了。
“燕北双雄”被捕后，已经讯问过两次，两人还做着成为“留用人员”的梦，除了隐瞒或者缩小自己的累累罪行外，把一应经历都交代清楚了。市公安局对段氏兄弟的情况进行过讨论，认为两人罪大恶极，他们虽跟国民党军警有关系，但分析下来并无利用价值——他们本身其实既不能算是警察，更不是特务，所以就把他们列入了可以押回原籍清算罪行的人犯名单。
“燕北双雄”越狱案惊动了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并由市委社会部即报华北局社会部。毛铎、柯庆施当即下令：组建专案组，务须查清案情，将逃犯追捕归案，并抓获组织、实施越狱的敌对分子予以严惩。
当天，专案组就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由于警力紧张，人手有限，专案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由华北局社会部刚调来石家庄社会部的钱雍钧担任，组员除了前往看守所准备提审段氏兄弟却扑了空的市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另二位是从市局刑侦队抽调来的留用警察，一个叫刘必福，一个叫司徒灵。案情分析会上，钱雍钧介绍了案情，请大家对此案发表见解。一番议论下来，众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制造这起越狱案的案犯不大可能是敌特分子，因为就“燕北双雄”的利用价值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训练行动特工的擒拿格斗技能，这种对象对于“保密局”等特务组织来说，只要肯出钱，还是比较容易物色到的。帮助“燕北双雄”越狱的应该是其江湖死党，如以前的“镇铁帮”部属或结拜兄弟之类。
那么，这起案件应该怎么调查呢？众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调查“燕北双雄”的江湖死党，二是调查那纸伪造的公安局证明的来源，其重点应集中在那枚假公章上。专案组决定先从假公章查起。
钱雍钧派刘必福、季松林两人先去石家庄刻字行业挂头牌的“言记印铺”，请老板言正堂鉴定这张假证明上的公章出自哪一类对象之手，是专业人员所刻，还是出自有篆刻技能的业余人士之手。言正堂是祖传七代的刻字匠，其祖上据说曾做过清朝大内御用工匠，上三代移居保定后，官府衙门除知府正堂大印按规矩是朝廷颁发的，其余各房（知府衙门下辖的各个部门）公章都交“言记印铺”制作。清末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警察学校设在保定，其大印出自言正堂的老爸言持康之手。民国时期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印则是由当时不过二十五岁的言正堂刻制的。抗战前两年，言正堂举家迁到石家庄，所开的刻字铺的招牌还是以前保定的那块，其广告效应可想而知。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石家庄各衙门的公章，概交“言记印铺”制作。因此，言老板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于假证明上印章的鉴定可以一锤定音。
言正堂得出的结论是：这枚伪造的公章出自专业刻章匠之手，不过，这个刻章匠的刻字技艺在行业中并非出类拔萃，只能算是中等。
次日，1月17日，五个侦查员一齐出动，分头走访市内各刻字店铺。当时的石家庄，市区范围并不大，人口也远不及现在这么多，所以刻章店屈指可数，连同胡同口兼带修理钢笔、打火机等的小摊头在内，也不过十多家，五个侦查员半天就都一一查摸到了，可是，哪个刻章匠都说没有给人私刻过公章，更没有听说过有同行承揽这种违法活儿的。刻章、修锁配钥匙等行当，早在民国时期就被列入了“特种行业”，经营者是要在警察局登记备案的，如今新政权对此更是重视，经常进行行业教育，一千工匠开会开得头都大了，守法意识逐渐强化，谁都不敢为谋一点儿小利以身试法。
难道案犯的印章是在石家庄之外的地方刻制的？专案组没有理由排除这一点，随即向石家庄周边各县调查。一千侦查员在外面跑了四天， “燕北双雄”的老窝井陉是重点查摸地。可是，到1月21日晚上大伙儿在市局专案组办公室碰头时，却是人人两手空空，谁也没有查摸到线索。
1月22日，专案组长钱雍钧再次拜访言正堂请教良策。言老爷子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个刻制假公章的家伙虽有一手专业刻章技艺，但已经改行做了其他营生，这次是临时受托而为。
专案组立刻循着这一思路进行查摸，结果，当天就查到了三个符合特征的嫌疑对象。“燕北双雄”越狱案
文 孙沉
一、一纸假证明
1948年1月13日，石家庄市。
这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多度。这天上午，从八点多钟开始，一辆辆大车陆续行至市公安局看守所大门前排起了长龙，到中午，没有办妥事儿的还剩下七八辆。
1947年10月下旬，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及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了石家庄（旧称“石门市”，于1947年12月26日改为石家庄市）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四千余人，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石门）。这是中共军队直接解放并驻守的第一个中等城市，新华社为此向全国发出了题为《石门开））的电讯。石家庄战役发起迅速，进攻神速，完全出乎敌方意料。解放军攻入市区时，大批从周边地区逃进市区躲避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及还乡团和土匪、恶霸等敌对分子在猝不及防之下仓皇逃窜，那些来不及逃跑和躲藏的被我军抓获，战后清点下来竞有两千三百余名之多。
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看守所、监狱都关满了，市公安局警力有限，讯问都忙不过来。为此，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联名发电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随即电告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要求派讯问组前往石家庄帮助开展工作。李克农部长遂从中社部抽调了十五名同志，由中社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率领前往石家庄。行前，李克农部长作了具体指示，大意是：石家庄是我们刚解放的第一个城市，讯问工作要遵循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要重证据，严禁乱抓乱杀；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无重大罪行的，可以从轻发落；党团区分部人员以上和特务分子，则按罪行轻重区别对待。
讯问组一行从晋西北中央社会部驻地行至西柏坡，再从西柏坡前往石家庄。在西柏坡，刘少奇对陈叔亮作了以下指示：在已解放的城市，要重点打击国民党人员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那些罪大恶极、有民愤、有血案的人犯（比如恶霸或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当地人民政府的证明和确实的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办理手续后方可解走。
中社部讯问组刚刚抵达石家庄，即在市委市政府布置下与市公安局联手对上述两千多名被捕人犯进行讯问，根据讯问结果，按照政策对已讯问清楚的人犯分门别类处理。诚如刘少奇所估料的，确实有不少附近地区的区县政府和农会得知曾在当地作恶多端的特务、土匪、恶霸已在石家庄落网的消息后，纷纷派人前来办理押解手续，把人犯押解回原籍，开斗争大会，然后由当地政府执行死刑。1月13日那天市局看守所门前马路上停着的那一长串大车就是从各地赶来石家庄提人的。
按照规定，提人犯须凭当地政府出具的证明，同时递交一份被提人犯在其所犯罪行地（很大一部分都是原籍地）的主要犯罪情况材料，材料上须盖要求提人的部门或者团体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提人方抵达石家庄后，先要去市公安局，向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递交上述证明材料，由秘书股出具一纸上面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大印的证明。看守所方面什么都不认，就认这纸证明。证明上写着提哪个人犯，就把该人犯从监房中开出来交给提人方。
这天前来提人的特别多，高峰时足有三四十辆大车，不过由于手续办理得还算快，到中午，排队等候的大车还剩七八辆了。这时，来了一个新提户，那是一辆由一红一白两匹马拉着的七八成新的胶轮大车，赶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农家老头儿，穿着脏兮兮的棉袄，腰间扎着一截白麻绳，头戴一顶脏得已经分不清本色的狗皮帽子，两个长长的帽耳耷拉在两旁，随着大车的颠簸不住地抖动着。后面的车斗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蒙着，外罩黑色棉篷，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车厢。大车停下后，车厢后面的棉帘子一晃，下来两个汉子。这二位，一个三十来岁，瘦高个子，脸色黝黑，头戴一顶旧军帽；另一个二十六七岁，个头儿没前面那位高，却挺壮实，肩宽腰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毡帽。两人都是庄稼汉装束，肩上都背着一支“汉阳造”步枪，那个瘦高个子腰间扎着的宽宽的军用皮带上还插着一支被中国民众称为“王八盒子”的日本南部式手枪。
在那个年代，这二位的装束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一看就知道他们必是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类。当时允许干部拥有枪支，像这么大规模的一场石家庄战役打下来，助战民兵、支前民工在战场上顺手牵羊捞些东西也算正常，他们是老百姓，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管不到头上， “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他们不起什么作用。别说瘦高个子有一长一短两件家伙了，石家庄解放头天还有一个庄稼汉左右肩膀各背一支步枪外加腰间插着两把左轮在大街上转悠哩。再说这天来提人的不是公安就是民兵，都带着枪，所以对他们二位根本没入眼。不过片刻之后，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就不得不对那二位另眼看待了。
那二位下车后，先到看守所大门口看了看，那个戴黑毡帽的还向岗亭里的哨兵询问了几旬。然后，两人退到一旁低声嘀咕一阵，那黑毡帽便返回大车，从车上拿出一个不大的包袱。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呢？哈德门香烟。他拿着包袱走到每辆车前，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扔上一盒。那年头儿人们都穷，别说一盒哈德门了，就是一支手卷的纸烟递给人家，对方也会感激不尽。哈德门属于高档烟，在场的那些前来提人的公安人员、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前竟然连尝都没尝过一口！因此，瘦高个儿和黑毡帽就理所当然地受人看重了。
当然，好烟不是平白无故乱撒的，跟在黑毡帽后面的瘦高个儿逐辆车打了招呼，说他们县里领导命令他们下午三点前必须把人犯带回县城，斗争大会的通知昨天就已发出去了，所以，想请诸位同志体谅，让他们插个队，去头里把人犯赶紧提出来。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接了哈德门，当下自无二话，都是频频点头一口答应。后来，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问到他们时，竟然连对方是哪个县来的都说不上来。不过，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车把式留意到一个细节：对方拉车的两匹马之中的那匹白马少了半个左耳。这个细节，对后来侦破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瘦高个儿和黑毡帽进了看守所后，向所方递交了提人公文——市公安局出具的提人许可证明。证明上表明，前来提人的这二位，瘦高个儿名叫郭贵荣，黑毡帽名叫金源琛，他们来自石家庄西南六十里外的路南县，系县农民协会指派前来石家庄押解在押人犯段纪福、段纪禄的。证明上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鲜红印鉴，表明他们已经向市局经办同志递交了县里的一应证明以及被提人犯的罪行材料。看守所副所长老金最近办惯了此类公事，当下连问也没问，立刻让值班看守员去监房提那两个人犯。等到看守员把人犯提出来，老金已经让郭贵荣、金源琛办妥了签收提人的手续。郭、金从怀里取出麻绳，给两个人犯上了绑，跟老金道声“同志辛苦了”，押着人犯出门登车而去。
看守所方面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发生于他们眼皮底下的一起越狱案。
三天后，1月16日，市公安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在办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件时，通过调查得知在押人犯段纪禄可能了解内情，于是到秘书股开了提审介绍信直奔看守所。接待他们的也是金副所长，他一看介绍信上的人犯姓名，说此人已经于三天前被路南县农会派人来提走了。
丁野生、季松林觉得奇怪，秘书股那个开介绍信的小彭同时也负责办理邻近区县来本市提解人犯的手续，他那本厚厚的登记簿上，每一个在押人犯的姓名、籍贯、身份以及何时被捕、关押何处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在备注中还记录了该人犯的最后去向——或释放，或处决，或移押。刚才他俩去办理手续时，小彭还指着段纪禄、段纪福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一对嫡亲兄弟。他们明明看见有关这两人的记录中备注那一栏是空白的，这说明两个人犯应该还关押在看守所。侦查员思维都很敏捷，丁、季两人转念间就排除了老金弄错了人名的可能，互相看了一眼，丁野生便抓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市局秘书股。
小彭听说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竟然已经在三天前让人凭着市局证明给提走了，连说“不可能”。老金一说情由，小彭立即骑着辆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看守所。
小彭带来了一纸盖着市局印章的空白证明。老金把三天前的那纸路南县开具的提人证明拿出来一比较，两枚印章竟然一模一样！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共方面经济困难，后方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各方面能节省就节省，市公安局出具的各类证明所用的纸张都是从文具店买来的，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若要伪造也没有什么难度。
当下，小彭便让总机接路南县公安局。路南在抗战前属河北省井陉县，1937年10月14日日军占领井陉，以铁路为界把井陉分成“路南”、 “路北”两个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维持了这种行政区划。中共解放石家庄地区后，于1948年3月把路南、路北两县重新合并为一个县，隶属于晋察冀北岳行政公署第四专区；是年5月，井陉县又划归华北政府北岳区行政公署管辖。本案发生时，路南、路北两县还未合并。
井陉距石家庄不过三十公里，不过在那时电话还是列入了长途线路，所以小彭这个电话用了半个小时方才接通。结果可想而知，路南县公安局说并未办理过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的提解手续，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事。又打县农会电话，也是同样的回答，负责提犯人的郭贵荣、金源琛二人农会方面当然也从未听说过。
小彭跟路南方面电话联络的时候，两个侦查员和老金把那纸提人证明和小彭拿来的空白证明反复作了比对，最后终于发现，纸张虽然相同，都是从文具店购买的，公章却有细微的差别。于是，情况清晰了——有人用伪造的公安局证明，在公安人员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将两个人犯从看守所带走了！
二、“燕北双雄”
越狱脱逃的那对哥们儿段纪福、段纪禄，系河北高阳人氏，兄段纪福三十八岁，弟段纪禄三十六岁。段家祖上是武将出身，其高祖曾在清乾隆年间当过参将。这是一个从五品官职，其级别大致上相当于师长，算是列入高干行列了。这是段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一位，往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段氏兄弟的曾祖父奋斗多年，最终也只弄了个从七品的把总，祖父呢，先文后武，结果文不成武不就，最后做了未人流的百长。清朝官制是九品十八级，未入流就是连最末一档的从九品也不是；百长，大致上就是连级军官，因此，段氏兄弟的老爸段正祥就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凭借祖传的武功开了一家武馆。段氏兄弟在武馆里长大，十多年下来，练就了一身功夫，两人的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刀在当地颇有名气，曾去天津、北平参加过几次国术擂台赛，次次获奖。1930年，兄弟俩前往省城保定参加民间国术擂台赛，双双进入前八名，是以江湖上称这哥儿俩为“燕北双雄”。
1931年， “燕北双雄”听说井陉矿务局正在招收矿警，因而前往报考。旧社会的警察算不上一个受人青睐的职业，待遇不高，口碑也不佳，因此报纸上每每刊登警察教练所（相当干警察学校，概由各地自办）招收学员的广告时，报名者往往“不甚踊跃”。不过，在井陉却是一个例外。井陉矿务局算是中国最早的几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早在1898年就由井陉县人张凤起呈请县署禀直隶总督批准，同德国商人亨内肯订立合办契约，成立了井陉矿务公司。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将该矿收为官有，与亨内肯订立官商合办契约，组建了井陉矿务局。井陉出的煤含硫量低，颇受市场欢迎，“井煤”是旧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当时在井陉谋生的人以矿工居多。矿工在旧社会被称为“煤黑子”，劳动条件恶劣，危险性大，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替代，那大家自是趋之若鹜。而矿警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所以，井陉矿务局招收矿警时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人数之多使赶去报名的段氏兄弟大吃一惊。因为人多，所以报名还得付一元大洋的报名费。段氏兄弟虽然囊中羞涩，但为了报上名，还是忍痛交了钱。接下来的考试他们倒无所谓，哥儿俩念过六年书，文化程度符合招收标准；至于身体那就更不用说了，亮出“燕北双雄”的名号，考官很爽快地拍了板。
接下来该去报到了吧？且慢！还有潜规则，得每人交五枚银洋。段氏兄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钞，就跟招收方发生了争执，然后升级为动武。对方连同在场的矿警一共有二十来人，可是一动手，根本不够“燕北双雄”发挥水平的，也就不过两三分钟，就弄了个七死八伤。段纪福、段纪禄见祸闯得大了，当下就摘下了矿警的武器一逃了之，上山当了土匪。
当时井陉一带有七八股匪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镇铁帮”，大当家是东北过来的关大马棒。 “燕北双雄”投奔的就是“镇铁帮”，凭着哥儿俩在武林中的那份名气，一入伙就成为关大马棒的贴身保镖。关大马棒看中的是段氏兄弟的武艺，指望哥儿俩能为他提供最到位的保护。不料，两年后关大马棒竟然命丧其手，刀头舔血创下的“镇铁帮”也落入了“燕北双雄”之手。
那是1933年除夕， “镇铁帮”上下饮酒迎新。关大马棒喝过了量，发起了酒疯，要下山到井陉城里去找窑姐儿。部下劝阻，他竟然拔枪射击，瞬间有四个兄弟倒在他的枪口下。段氏兄弟见状不妙，正要上前阻止，关大马棒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要说猎户出身的关大马棒的枪法，那是没的说的，否则他怎么坐得上大当家的交椅？可是，碰上了 “燕北双雄”，那就合该他倒霉了。段氏兄弟来不及掏枪，两人大吼一声，倏地闪开，关大马棒连续两枪竟然都落了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哥儿俩已经一左一右闪电似的冲到跟前，一个卸枪，一个扭断了他的脖子。关大马棒平时对部下刻薄寡恩，众匪也没人念他的好，当下就拥戴段氏兄弟坐了“镇铁帮”的头两把交椅。从此，以井陉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就更遭殃了。段氏兄弟指挥手下上百匪徒频频作案，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
直到1937年春夏之交， “镇铁帮”才交了厄运，闹了个全军覆没。段氏兄弟与当地另一股土匪“大圣堂”老大彭芝吾攀上了朋友。 “大圣堂”是土匪帮伙中的后起之秀，彭芝吾是旧军官出身，当过军阀部队的团长，颇有韬略。段氏兄弟情知不是彭的对手，于是主动跟彭芝吾攀交情，对天八拜，义结金兰。哪知，彭芝吾已经跟官府搭上了关系，愿意接受招安，把土匪帮伙改编为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下面的武装。为邀功讨好， “镇铁帮”就成了见面礼。这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大圣堂”与国民党正规军、保安团、警察局以及井陉矿务局的矿警包围了“镇铁帮”的山寨，来了个连锅端。不过， “燕北双雄”凭借武功从后山悬崖攀援而下，逃过一劫。
脱险后，“燕北双雄”游荡江湖，不到半年，听说日军占领了井陉，就又回来了。哥儿俩原打算纠集人马东山再起，可是刚刚露脸就被日军请了去——这次真的是请，而不是“逮捕”的另类说法。日军听说“燕北双雄”武艺了得，决定请他们相帮训练士兵徒手肉搏的本领。段纪福、段纪禄就成了日军的武术教官，给了个“皇协军少校”军衔，还有一个套院作为住宅。两人当了汉奸，重新得势，继续作恶，举凡欺男霸女、强占民财、谋害良民之类的恶行月月皆有，老百姓对其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时，许多人都以为这回“燕北双雄”逃不了挨枪子了。哪知却出现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国民党河北省警察厅举办的“警察速成教练团”把段纪福、段纪禄兄弟请到省城保定当了国术教官，哥儿俩穿着警官制服招摇过市，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还为跟人争夺窑姐当街大打出手，打伤了七人，其中两个重伤残废。苦主告到警察厅，得到的回答却是段氏兄弟属于“正当防卫”。
石家庄解放前一个月，国民党“保密局”鉴于战争形势于己方不利，为紧急培训潜伏特务，决定在石家庄举办一期由河北、山西、河南三省派员参加的培训班。段氏兄弟被定为擒拿术教官，从保定前往石家庄参加培训班的筹备工作。结果，培训班还没开始，石家庄就被解放军攻克，段纪福、段纪禄成了俘虏。哥儿俩原本可能蒙混过关的，因为他们的外形虽然凶狠，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官的，被捕后登记时报个假身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当作一般对象关押于作为临时羁押点的学校，凭两人的本领，想逃跑简直易如反掌。可是，这二位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已经看出国民党不行了，今后将是共产党得势，就异想天开想凭借自己的这身功夫为共产党培训“行动人员”。在被捕头天登记时，他们主动透露了“燕北双雄”的身份，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政权效力。经办人员一听这二位的名号，翻开华北局社会部下发的需要注意严捕的案犯名单，果然榜上有名，就把他们收监了。
“燕北双雄”被捕后，已经讯问过两次，两人还做着成为“留用人员”的梦，除了隐瞒或者缩小自己的累累罪行外，把一应经历都交代清楚了。市公安局对段氏兄弟的情况进行过讨论，认为两人罪大恶极，他们虽跟国民党军警有关系，但分析下来并无利用价值——他们本身其实既不能算是警察，更不是特务，所以就把他们列入了可以押回原籍清算罪行的人犯名单。
“燕北双雄”越狱案惊动了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并由市委社会部即报华北局社会部。毛铎、柯庆施当即下令：组建专案组，务须查清案情，将逃犯追捕归案，并抓获组织、实施越狱的敌对分子予以严惩。
当天，专案组就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由于警力紧张，人手有限，专案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由华北局社会部刚调来石家庄社会部的钱雍钧担任，组员除了前往看守所准备提审段氏兄弟却扑了空的市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另二位是从市局刑侦队抽调来的留用警察，一个叫刘必福，一个叫司徒灵。案情分析会上，钱雍钧介绍了案情，请大家对此案发表见解。一番议论下来，众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制造这起越狱案的案犯不大可能是敌特分子，因为就“燕北双雄”的利用价值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训练行动特工的擒拿格斗技能，这种对象对于“保密局”等特务组织来说，只要肯出钱，还是比较容易物色到的。帮助“燕北双雄”越狱的应该是其江湖死党，如以前的“镇铁帮”部属或结拜兄弟之类。
那么，这起案件应该怎么调查呢？众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调查“燕北双雄”的江湖死党，二是调查那纸伪造的公安局证明的来源，其重点应集中在那枚假公章上。专案组决定先从假公章查起。
钱雍钧派刘必福、季松林两人先去石家庄刻字行业挂头牌的“言记印铺”，请老板言正堂鉴定这张假证明上的公章出自哪一类对象之手，是专业人员所刻，还是出自有篆刻技能的业余人士之手。言正堂是祖传七代的刻字匠，其祖上据说曾做过清朝大内御用工匠，上三代移居保定后，官府衙门除知府正堂大印按规矩是朝廷颁发的，其余各房（知府衙门下辖的各个部门）公章都交“言记印铺”制作。清末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警察学校设在保定，其大印出自言正堂的老爸言持康之手。民国时期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印则是由当时不过二十五岁的言正堂刻制的。抗战前两年，言正堂举家迁到石家庄，所开的刻字铺的招牌还是以前保定的那块，其广告效应可想而知。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石家庄各衙门的公章，概交“言记印铺”制作。因此，言老板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于假证明上印章的鉴定可以一锤定音。
言正堂得出的结论是：这枚伪造的公章出自专业刻章匠之手，不过，这个刻章匠的刻字技艺在行业中并非出类拔萃，只能算是中等。
次日，1月17日，五个侦查员一齐出动，分头走访市内各刻字店铺。当时的石家庄，市区范围并不大，人口也远不及现在这么多，所以刻章店屈指可数，连同胡同口兼带修理钢笔、打火机等的小摊头在内，也不过十多家，五个侦查员半天就都一一查摸到了，可是，哪个刻章匠都说没有给人私刻过公章，更没有听说过有同行承揽这种违法活儿的。刻章、修锁配钥匙等行当，早在民国时期就被列入了“特种行业”，经营者是要在警察局登记备案的，如今新政权对此更是重视，经常进行行业教育，一千工匠开会开得头都大了，守法意识逐渐强化，谁都不敢为谋一点儿小利以身试法。
难道案犯的印章是在石家庄之外的地方刻制的？专案组没有理由排除这一点，随即向石家庄周边各县调查。一千侦查员在外面跑了四天， “燕北双雄”的老窝井陉是重点查摸地。可是，到1月21日晚上大伙儿在市局专案组办公室碰头时，却是人人两手空空，谁也没有查摸到线索。
1月22日，专案组长钱雍钧再次拜访言正堂请教良策。言老爷子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个刻制假公章的家伙虽有一手专业刻章技艺，但已经改行做了其他营生，这次是临时受托而为。
专案组立刻循着这一思路进行查摸，结果，当天就查到了三个符合特征的嫌疑对象。
三、三个嫌疑对象
这三个嫌疑对象的情况如下——
全中秋，五十二岁，天津人氏，出身于一个以街头摆刻章摊谋生的家庭，自幼喜欢跟着父亲鼓捣刻章。十五岁后，他的技艺已经达到可以放单飞的程度了，可是根据当时清朝天津巡警局对特种行业的规定，必须到十八岁方可独立经营（主要是担心不到年龄难以分辨顾客良莠，且对外界诱惑抵抗能力差，容易上当受骗替人刻假章），所以，全中秋还得跟着父亲干三年。三年后，清政府垮台，民国建立，全中秋也正式放了单飞，在劝业场门口摆了刻章摊。这样干了七年，一天晚上全中秋路遇三个混混儿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儿图谋不轨。全中秋学过国术，有些实战经验，以一敌三把混混儿打跑了，又把那女孩儿送回家。路上询问方知，女孩儿是石家庄人，初中刚毕业，是趁暑假到天津姥姥家来玩儿的。他也告诉女孩儿自己是劝业场门口摆刻章摊的。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没多久那女孩儿就去找他了。那时候，平民百姓的恋爱没有那么多浪漫，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了。
婚后，全中秋去了石家庄，还打算干老本行摆摊刻章。老丈人是开面粉厂的，说摆摊头太寒碜，我给你出钱，你开家刻章店吧。于是，全中秋就在大经北街开了家一个门面的刻章店。他那初中毕业的老婆在当时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进了一家洋行当职员。夫妇俩生了二子一女，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日子一晃到了1937年，全中秋已经四十一岁。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全中秋还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损害，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将画上句号。在全中秋印象中，老丈人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没想到日军侵占石家庄后，老丈人竟是第一个被日军作为抗日分子杀害的，罪名是“其经营的面粉厂拒绝为日军加工军粮”。老丈人的事儿还殃及全中秋一家，老婆失业，全中秋的刻章店也被强令关闭，因为有一个有“抗日罪行”的老丈人， “皇军”不放心让他继续从事老本行。这样，全中秋就只好改行，在火车站找了份扛大包的活儿谋生。
抗战胜利时，全中秋已经孤身一人生活了。他的妻子死于肺结核，三个子女陆续离开石家庄分别去了重庆、北平和美国谋生。他还在火车站，不过已经不扛大包了，在管仓库。可是，由于境遇不顺，连续遭受打击，在此期间他染上了毒瘾，还经常赌博逛窑子。染上此类恶习的人，光靠管理仓库的收入是无法支撑的。所以，社会上有传言说全中秋多次替人刻假公章。根据以上情况，专案组自然要把全中秋列入嫌疑对象名单
第二个嫌疑对象名叫黄和兴。黄和兴今年二十六岁，出身于中医家庭，父亲是个半路出家的中医，医技平平。不过，老黄倒是对中医满怀感情，苦干自己难能发展，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全家省吃俭用把黄和兴供到初中毕业，想让其考省城保定的中医学校，黄和兴却坚决拒绝。他的兴趣是画画和鼓捣小玩意儿，所谓小玩意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艺品。老黄拗不过儿子，只好由着他去。可是，自我感觉好到极点的黄和兴却没考上心仪已久的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而且无论专业成绩还是文化成绩，都不是差一点点，所以，也就死了复读再考的心。往下该怎么办呢？总该找份职业吧？老黄跟儿子商量下来，提出把他送到省城保定去跟一个远房亲戚学刻图章。黄和兴呢，想想刻章跟美术似乎还沽着点儿关系，于是点头同意。
那时正是抗战时期，省城保定的宪兵队和警察局对特种行业管得比石家庄还严，连学徒都得找铺保、留指印。日本宪兵、汉奸警察还时不时登门查问，疾言厉色，杀气腾腾。为尽快摆脱这种环境，黄和兴只好努力学艺，以便提前满师早点儿离开保定。他原本擅长画画和鼓捣工艺品，所以刻章这门手艺对于他来说属于小菜一碟。别人要学三年才能满师，他却把学程缩短了一半，只用了一年半就把师傅接下的活儿完成了，客户都是赞不绝口。顾客认同乃是质量铁律，黄和兴得以正式满师，迫不及待地离开保定回到了石家庄。
石家庄的日伪政权对特种行业的管理虽然也严，但跟省城就没法比了，黄和兴如愿以偿在火车站那边自己开了个只有半个门面的刻章铺，兼带出售一些自制的工艺品，收入倒还过得去。可是，黄和兴还不满足。这倒不是像全中秋那样染上了吃喝赌嫖的恶习，而是另有原因——他生性豪爽，好交朋友，对朋友很讲义气，肯掏钱，肯冒险，肯两肋插刀。所以，即便黄和兴的收入再高，还是不够开支。
这种状况使得黄和兴不得不开辟另外的渠道搞创收。工艺品是成不了第二渠道的，画画纯属不挣钱的业余爱好，他的水平最多也就是给商家在墙壁上画大幅广告，混个饭局弄点儿零花钱。就在黄和兴绞尽脑汁盘算如何开辟第二渠道时，有朋友找上门，让他刻个章子。黄和兴一口答应，不但立等可取，而且材料、工钱都免费。可是，当对方把要刻的章子样本拿出来时，黄和兴傻眼了！那是日伪税务局的完税审核章，这枚章往发票上一盖，就表明已经交纳了税费，可以前往火车站货场取货了。石家庄日伪政权对特种行业管得虽然比省城保定要松一些，可是对违规者的制裁同样严厉。黄和兴就有些犹豫。那朋友倒也实在，如实告知，说这章子刻了是准备去火车站冒领西药的，弄到后高价出手，所获利润也有你黄和兴一份。黄和兴听着不禁心动，咬咬牙点了头。
就这样，凭着这枚章子，黄和兴的朋友成功冒领了四箱西药，据说价值不菲，光黄和兴就分得了四十块大洋。西药是日军严管严控的物资，须凭宪兵队的许可证方可进入市场销售。这件事使日军很恼火，当即立案侦查。宪兵队、警察局一番折腾，还没查摸到线索，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国民党方面接管石家庄后，那个主持此事的朋友竟然还被报纸誉为“抗日义士”。黄和兴从此也多了一条生财之道。不过他不敢再接这种可能会引起大麻烦的活儿，只是小打小闹，诸如百货商店的付款章（可以冒领商品）、火车站的改签章（可以使废票“起死回生”）、大中学校公章（用于伪造文凭和转学、升学）等。直到石家庄解放后的两个星期，他还在帮人刻假章，穿帮后被刚挂牌的公安局拘留。不过由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也就网开一面，只关了三天就释放了。黄和兴有这样的前科，理所当然地被专案组列为嫌疑对象。
第三个嫌疑对象何动圆是因被举报而引起专案组注意的。这人四十上下，看上去有些木讷，其实心眼却是玲珑剔透。他于刻章系半路出家。二十岁前是沿街叫卖糖葫芦、馒头、花卷的小贩，与一个在其住所胡同口摆刻章摊头的老头儿很谈得拢，经常跟人家闲磕牙瞎聊天，久而久之就把老头儿刻章的那套看在眼里了，觉得似乎还算简单，就自己买了工具、材料鼓捣。那老头儿见他喜欢刻章，时不时也给予指点。就这样，两年下来，他竟然能够像模像样地刻图章了。老头儿已经六十多岁，眼花手抖，估计这一行也干不了多久了，歇业前收了何动圆这个徒弟，以其从业数十年向无劣迹的信誉担保，帮何动圆办下了经营特种行业的许可证。
何动圆是帮会人士，据说还是石家庄地面上的“双凤帮”骨干分子。 “双凤帮”属于“在理教”，俗称“在家理”，又叫“白衣道”，在清末至民国年间算是北方一个比较有名的帮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认为“此教系北方人民革命的阻力”，将其取缔。“双凤帮”标榜“江湖义气，互相帮助，患难与共”，帮内虽然讲究辈分高低，但互相之间的称谓一律是“老大”，因此何动圆也被称为“何老大”。
因为是帮会骨干，何动圆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使他在平时的业务方面获益不浅，但同时也使其职业信誉受到影响。不难想象，既是帮会成员，那就必须按照帮会规矩行事，帮会内的其他老大找上门来要求他伪造个章子之类的，是点头还是摇头？何动圆的处理方式是看那章子的违法程度，估计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他就答应，反之就找个借口推掉。这种事儿虽然不大，可是做得多了，背后肯定是会被人议论的。
至于这次何动圆被举报，倒跟石家庄这边的同行对他的议论无关，而是有人向石家庄市公安局发函，称何动圆替人刻制清朝光绪年间的县衙大印用于伪造地契、房契。
专案组随即分头对上述三个嫌疑对象进行了调查——
侦查员季松林由派出所民警老马陪同着找到全中秋时，这小老头儿正跟人一起吸白粉。石家庄解放得早，政府还没来得及腾出手脚做取缔妓院、禁止吸毒之类的工作，所以吸白粉、嫖娼都可以公开进行。侦查员只好当他在抽香烟。全中秋承认自己以前确实干过替人私刻公章的活儿，不过那是旧社会，人家用假公章对付的是反动政权、日伪衙门，至于他，也就不过收些费用，并没有具体参与什么事儿。全中秋再三强调，他曾给中共地下党、地下抗日武装刻过日伪什么什么衙门的假章子，人家肯定是拿着去从事于革命于抗日有利的活动了，所以他也算是对革命出过一份力的。
侦查员说以前的事儿咱就说到这儿，你说说石家庄解放后的事儿吧。全中秋说解放后怎么啦？石家庄解放时我又不在这边，我去北平闺女家了，一直到12月24日才回来。侦查员问12月24日以后呢？你都干什么啦？给人干过刻假公章的活儿没有？全中秋说你们一定要弄清楚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的话，那就和我一块儿去火车站仓库，到了那里就说得清了。
季松林不知他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人家这么说了，那就去一趟吧，反正并不远。到了火车站仓库，全中秋拿出一个信封作为自己这一个月里没犯过事儿的证明，信封里放着十几张医院出具的诊费、药费、住院费发票。
原来，全中秋前一阵老是觉得浑身泛力，食欲不振，即使吸毒也不能缓解这种症状。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生病了，而且生的是内脏大病。朋友劝他赶快去医院，他却奔了北平——向女儿要钱。全中秋的女儿初中毕业后去了北平一家洋行工作，嫁了个英国商人，家境不错。全中秋虽然沾染恶习，手头拮据。可哪怕是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进当铺换钱买白粉，也从来没有向三个子女开口要过一分钱。这次突然登门，女儿便知必有大事。得知父亲身体不适，立刻掏钱陪着他去医院检查，确认患了比较严重的肝炎。全中秋拒绝住院治疗，自作主张看中医吃中药。在女儿家调理了一阵，感觉好了些，就要回石家庄。女儿还不错，给了老爸一笔款子，叮嘱只能用于治病和补充营养，万万不可花销’到其他方面。
全中秋没有直接回石家庄，而是去天津老家待了三天。这三天里，全中秋拜访亲友忙于应酬，精神亢奋，却也很疲惫。他那毛病是经不得劳累的，所以，回到石家庄的次日就爬不起来了。邻居来串门，见他那副模样，便知情况大大不妙，当即唤人弄了辆板车把他送进医院。这回看中医还是西医就由不得他了。他在西医医院里住了三个星期，直到三天前病情明显好转，方才出院。
季松林是个仔细人，看了发票，听了陈述，又跑了趟医院，医生证明全中秋所言不谬。季松林又分别询问了护士、与全中秋同住一个病房的病友，证实全中秋住院期间没有离开过病区，也没有人来医院找过他。于是，全中秋的嫌疑被排除了。
另一路侦查员丁野生、司徒灵负责调查黄和兴的情况。两人先通过派出所找了黄和兴居住地的保长、甲长。巧得很，甲长老成正好跟黄和兴同住一个四合院，属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近邻。当下，老成就回答了侦查员的问题。丁野生、司徒灵两人听下来，觉得黄和兴似乎有些疑点。
黄和兴生性豪爽，好面子，喜欢交际，家里天天有朋友登门。黄和兴还没结婚，和父母、兄嫂住一起，所以，他的母亲和嫂子几乎天天要为他接待朋友准备酒菜。石家庄解放前夕那十来天，他家的朋友一拨又一拨，有时屋里坐不下干脆把饭桌摆到院子里。这些朋友三教九流，从国民党军官、警察到寻常工人甚至乞丐都有，有时深更半夜还有人敲门。
那么，石家庄解放后是否还有人去找黄和兴呢？老成说还有，不过少得多了。黄和兴似乎也低调了，通常不留饭，有时就在院子里跟来人聊几句就把人打发走了。
丁野生、司徒灵把调查情况向钱雍钧汇报后，专案组经过商议，决定对黄和兴采取行动，先把人控制起来再说。1月23日晚十点，专案组全体出动，老成在四合院接应，悄然打开了院门。侦查员对黄和兴家进行了搜查，竟然搜出了手枪三支、子弹一百五十发、手榴弹二十四颗、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黄和兴供认，这些武器和电台是一个名叫朱永初的朋友在石家庄解放前三天藏匿于他家的，密封于一口大号皮箱内，上着两道锁，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专案组在社会部下发的敌情资料小册子上查到了朱永初的名字，此人系国民党“保密局”石家庄分站的一个小头目，石家庄解放后不知去向。
那么，黄和兴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是否有关呢？侦查员讯问下来，黄和兴说他听说过“燕北双雄”，可并不认识。当晚，专案组根据黄和兴的供述，把石家庄解放前夕到过他家的那些狐朋狗友中凡是跟朱永初相识的家伙共计十二人全部拘捕，一直讯问到天亮，也没有发现与“燕北双雄”越狱案相关的线索。
1月24日午后，稍事歇息的专案组开会分析这些人的口供，认为没有迹象可以证实黄和兴等人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有牵连。不过，侦查员还是对黄和兴是否刻过市局假公章进行了调查，最后排除了黄和兴的涉案嫌疑。于是，黄和兴等人就被移交给社会部处置了。
往下，专案组的精力就集中在第三个嫌疑对象何动圆身上。头天决定同时对三个嫌疑对象进行调查时，侦查员刘必福负责调查何动圆。刘必福是留用刑警，石家庄解放前大约两个月时，国民党警察局怀疑他“通共”，却查无实据，不能抓他，不管又不放心，干脆就把他开革了。石家庄解放后，新政权通知他去上班，还是干刑警。刘必福被定为专案组成员，除了领导认为他可靠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是武术好手，八卦掌、太极拳、形意拳打得出神入化，曾有过以一敌七两分钟解决战斗的战绩。组织上考虑到“燕北双雄”的武功，所以点名要刘必福参加专案侦查。组长钱雍钧之所以派他调查何动圆，是由于何动圆是帮会成员，而刘必福在国民党警察局时跟帮会多有接触，便于开展工作。
刘必福接受任务后立刻行动。他先骑了辆自行车前往何动圆在民生路开的那个小刻章店铺去查看，却见店门紧闭，上着一把铁锁，何动圆竟然没有开门营业。刘必福不便上前向隔壁烧饼铺子打听，便悄然通过一个有帮会身份的朋友打听何动圆的行踪，探得一个模糊的消息，说何动圆可能去深泽走亲戚了。深泽是敌后根据地，早在1940年就有中共的晋察冀边区政府，现在属于晋察冀边区冀中区第十一专署管辖。刘必福寻思，外地人去深泽要凭派出所出具的路条，何动圆当然也不例外。去派出所打听，得知何动圆于1月14日前往派出所开了路条，事由是去深泽看望老舅；路条有效期半个月，这两天应该回来了。刘必福想想还不放心，又动用了他当旧刑警时的一个耳目，让其去深泽打听何动圆是否真的在那边。
1月25日一大早，那个耳目匆匆去了刘必福家，报告说在深泽那里打听下来，何动圆确实有个老舅，当地人唤他“郭老三”，六十来岁，会武术，刀术据说不错，是做木匠的，现在还在带着徒弟揽活。不过，何动圆最近并没去看过郭老三。
刘必福意识到这个何动圆确实有问题，便直奔市局向专案组汇报。大伙儿正商议如何对何动圆进行调查，忽然接到内线电话，是陈守中局长让秘书打来的，说专案组几天前汇报的三个嫌疑对象之一何动圆，刚刚被发现吊死在休门集！
四、谁是凶手
休门集就是“休门集市”的简称，其位置在桥东区的休门街附近。当年，休门集是石家庄最大最有名的集市。每月逢五逢十，城里城外的人们都前来赶集，集市上除了做买卖的，还有耍猴的、打拳卖药的、拉洋片的、玩木偶的，逶迤三四里长。这天是农历腊月十五，正是赶集的日子。可能是临近元旦的原因，这天赶集的人特别多，所以市场就自发扩大，一直延伸到平时并不摆摊头的休门街中兴胡同口。这条胡同是断头巷，与休门街连通的这一头砌着一道石墙，墙外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株硕大的老槐树，何动圆就吊死在这棵树上。
桥东分局接到报案，派刑警前来勘查。那时候公安穷，连现在说来最起码的拍摄现场照片这一步都无法实施，几个刑警围着槐树转了数圈仔细查看后，就把尸体解了下来。尸体刚在地上放平，围观的群众中就有人认出来，说这不是三树胡同口开刻章铺的何老大吗？
三树胡同离现场不远，片刻时间何家的人——老母亲、老婆和女儿—一赶来了，一看尸体就号啕大哭。刑警目测下来，根据尸体颈部的马蹄形索沟初步认定何动圆是自杀。那时候处理这种死亡事件，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死者家属对此结论没有异议，把尸体领回去处理后事即可。桥东分局的刑警本来也是准备这样处理的，可是，其家属却不肯认同，她们说当家的1月14日去派出所开了路条前往深泽看望老舅，一去十来天，回到石家庄怎么会连家门都不进就跑到这里来上吊自杀呢？
这样，刑警就不能按照通常方式处理此事了，得请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后再作出结论。可是，原国民党石门市警察局并不配备法医，中共接管警察局组建公安局后同样没有法医。那么，实际工作中如果遇到需要法医作出鉴定的案件该怎么办呢？国民党警察局有一个办法——请当地一个姓韩的老先生出马相帮。韩老先生早年留学东洋攻读法医专业，毕业后留在东京警视厅法医科从事过四年法医工作，后来去了香港，改行做西医，抗战胜利那年他已经六十四岁，遂回石家庄老家养老。国民党警察局得知韩老先生的经历后，碰上需要尸检的案子时就请韩老先生出马，当然是得支付一笔酬金的。现在，新政权的公安局也是如法炮制。不过韩老先生拥护新政权，坚决不肯收取任何费用。
眼下这起需要尸检的案子，分局是请不动老先生的，得由市局出面。刑警于是先把何动圆的尸体移到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留人看守着，然后回分局办理相关手续。那份报告送到秘书股，正好陈局长在那里，顺手拿起来一看，死者竟是“燕北双雄”越狱案专案组向他汇报过的三个嫌疑人之一，就让秘书赶紧通知专案组。
当下，专案组立刻全体出动前往休门街。侦查员听桥东分局的刑警介绍完情况，韩老先生也由桥东分局的侦讯队长崔大祥陪同着坐马车赶来了，就在那座破庙里解剖了尸体，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死者死于谋杀。何动圆死前—一大约是昨晚九点钟以后，喝了大量烈酒，下酒菜是牛肉或者驴肉、腌制的白菜和萝卜，还吃过面条或者面片儿。至于他是自己喝了这么些烈酒还是被人灌醉的，那就难以判断了。但即使是被灌醉的，也不会是强制性的，否则他不可能吃那么多菜肴和主食。何动圆醉后，案犯将其带至现场，以钝器击打其后脑勺致其昏迷，然后，往脖颈上套了绳索，伪装成吊毙。
当天午后，专案组五名侦查员聚在一起对案情作了一番分析，认为何动圆很有可能是“燕北双雄”越狱案中制作假公章的案犯，其被害显然是同伙采取的灭口手段。这样，大伙儿就有理由认为“燕北双雄”等一千案犯并未逃离石家庄周边中共控制的地区，甚至有可能就藏匿在石家庄市内或者市郊接合部，总之，他们目前尚难以离开中共控制的地盘，否则，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将何动圆灭口。专案组认为，如果循着何动圆谋杀案的方向调查下去，顺藤摸瓜，很有可能找到“燕北双雄”越狱案的线索。
那么，往下应该怎么做呢？专案组长钱雍钧说，咱们需要找到何动圆确系“燕北双雄”越狱案案犯之一的证据。
专案组随即兵分两路，分别前往何动圆的刻章店铺和其住所进行搜查。刻章店里只有木质、石质的图章坯料和工具，还有几枚刻好后顾客未及取去的名章以及一本账册。其住所则什么相关的东西也没搜到，据其家属说何动圆从来不把刻章材料、工具带回家。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搜查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有了何动圆亲手刻的图章，那就可以与假证明上的印章作比照了。 “言记印铺”老板言正堂再次出马，最终确定那枚假公章确实出自何动圆之手。于是，专案组开始正式调查何动圆命案。
按照韩老先生的鉴定结论，死者在被害前是吃喝过一顿的，这就给大伙儿提供了一个调查方向——他在什么地方、跟谁在一起吃喝？一千侦查员分析下来，既然韩老先生认定何动圆是在1月24日晚上九点以后开始吃喝的，那就可以排除正儿八经的饭馆。冬天天黑得早，大一点儿的饭馆一般都在八点钟前后就结束营业了。因此何动圆的最后一顿晚餐很可能是在某家小酒馆吃的。钱雍钧下令全体出动，分头走访全市晚上八点以后还在营业的小酒馆。
当晚十点，专案组五人在市局会合，互相一看脸色就知道谁都没有收获。钱雍钧说咱吃点儿东西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再作计议。
钱雍钧当晚没睡好。这个案子已经侦查两个星期了，严格说来，八字还没一撇。听陈局长说，柯庆施市长几乎是见到他一次就会问一次侦查进展情况，弄得陈局长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陈局长是钱雍钧的老领导，老领导抬不起头，钱雍钧心里自然难受。他躺在床上琢磨这个案子，寻思何动圆也许没上小酒馆，而是去了某个朋友家。死者生前吃的下酒菜是牛肉或者驴肉，还有腌白菜腌萝卜，这种菜肴寻常市民家可以自制。如果真是这样，何动圆会去哪个朋友家呢？看来，需要向死者家属了解一下何动圆的生前交往情况。
次日上午，钱雍钧、司徒灵前往何动圆家。何动圆尚未出殡，亲戚们正在操办丧事，其中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棉军服，看样子还是个军官。果然，钱雍钧、司徒灵亮明身份后，那人马上迎过来握手，自我介绍姓宋，是死者的表弟。旁边有人介绍说他是部队上的营长，驻在邯郸，回来探亲正好碰上何动圆遇害，就留下帮忙了。钱雍钧寻思这就好办了，可以先跟这位宋营长谈，再让他向何动圆的家属说明情况，可能容易得到死者家人的配合。
宋营长听钱雍钧介绍了“燕北双雄”越狱案以及何动圆可能涉案因而被人灭口等情况，不觉心惊，连说“想不到”，然后，就去跟姨妈、表嫂 （何动圆的母亲、妻子）谈话。很快，那二位就向侦查员提供了一个情况：何动圆到派出所开路条去深泽后，确实没回来过。1月24日上午，有一个穿藏青色长棉袍的中年男子登门，说话带明显的正定口音，自称姓丁，是何动圆的朋友，说去刻章店找人，可店铺关门了，这才向邻居打听了何家的住址找上门来。何妻告诉来人说丈夫去深泽了，要过几天才回来。那人没说什么，点点头就告辞了。
何动圆被害当晚是不是和这个男子一起吃喝的？专案组决定查一查。此人说一口正定话，多半是从正定来石家庄的，那么就有可能住旅馆。何动圆那顿吃喝的地点会不会是在市内的哪家旅馆呢？
专案组立刻行动，很快就在桥西“天雄旅社”访查到一条线索。1月23日，有两个男子持正定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前往该旅社办理住宿手续，这二位一个叫张敬懿，一个叫史纬纲，其中那个史纬纲与何动圆之妻所述穿藏青棉袍的男子特征相符。两人已于1月25日退房离开，至于是返回正定还是仍在石家庄，那就不清楚了。专案组当即决定派侦查员季松林、司徒灵前往正定调查张、史两人的情况。
这三个嫌疑对象的情况如下——
全中秋，五十二岁，天津人氏，出身于一个以街头摆刻章摊谋生的家庭，自幼喜欢跟着父亲鼓捣刻章。十五岁后，他的技艺已经达到可以放单飞的程度了，可是根据当时清朝天津巡警局对特种行业的规定，必须到十八岁方可独立经营（主要是担心不到年龄难以分辨顾客良莠，且对外界诱惑抵抗能力差，容易上当受骗替人刻假章），所以，全中秋还得跟着父亲干三年。三年后，清政府垮台，民国建立，全中秋也正式放了单飞，在劝业场门口摆了刻章摊。这样干了七年，一天晚上全中秋路遇三个混混儿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儿图谋不轨。全中秋学过国术，有些实战经验，以一敌三把混混儿打跑了，又把那女孩儿送回家。路上询问方知，女孩儿是石家庄人，初中刚毕业，是趁暑假到天津姥姥家来玩儿的。他也告诉女孩儿自己是劝业场门口摆刻章摊的。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没多久那女孩儿就去找他了。那时候，平民百姓的恋爱没有那么多浪漫，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了。
婚后，全中秋去了石家庄，还打算干老本行摆摊刻章。老丈人是开面粉厂的，说摆摊头太寒碜，我给你出钱，你开家刻章店吧。于是，全中秋就在大经北街开了家一个门面的刻章店。他那初中毕业的老婆在当时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进了一家洋行当职员。夫妇俩生了二子一女，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日子一晃到了1937年，全中秋已经四十一岁。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全中秋还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损害，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将画上句号。在全中秋印象中，老丈人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没想到日军侵占石家庄后，老丈人竟是第一个被日军作为抗日分子杀害的，罪名是“其经营的面粉厂拒绝为日军加工军粮”。老丈人的事儿还殃及全中秋一家，老婆失业，全中秋的刻章店也被强令关闭，因为有一个有“抗日罪行”的老丈人， “皇军”不放心让他继续从事老本行。这样，全中秋就只好改行，在火车站找了份扛大包的活儿谋生。
抗战胜利时，全中秋已经孤身一人生活了。他的妻子死于肺结核，三个子女陆续离开石家庄分别去了重庆、北平和美国谋生。他还在火车站，不过已经不扛大包了，在管仓库。可是，由于境遇不顺，连续遭受打击，在此期间他染上了毒瘾，还经常赌博逛窑子。染上此类恶习的人，光靠管理仓库的收入是无法支撑的。所以，社会上有传言说全中秋多次替人刻假公章。根据以上情况，专案组自然要把全中秋列入嫌疑对象名单
第二个嫌疑对象名叫黄和兴。黄和兴今年二十六岁，出身于中医家庭，父亲是个半路出家的中医，医技平平。不过，老黄倒是对中医满怀感情，苦干自己难能发展，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全家省吃俭用把黄和兴供到初中毕业，想让其考省城保定的中医学校，黄和兴却坚决拒绝。他的兴趣是画画和鼓捣小玩意儿，所谓小玩意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艺品。老黄拗不过儿子，只好由着他去。可是，自我感觉好到极点的黄和兴却没考上心仪已久的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而且无论专业成绩还是文化成绩，都不是差一点点，所以，也就死了复读再考的心。往下该怎么办呢？总该找份职业吧？老黄跟儿子商量下来，提出把他送到省城保定去跟一个远房亲戚学刻图章。黄和兴呢，想想刻章跟美术似乎还沽着点儿关系，于是点头同意。
那时正是抗战时期，省城保定的宪兵队和警察局对特种行业管得比石家庄还严，连学徒都得找铺保、留指印。日本宪兵、汉奸警察还时不时登门查问，疾言厉色，杀气腾腾。为尽快摆脱这种环境，黄和兴只好努力学艺，以便提前满师早点儿离开保定。他原本擅长画画和鼓捣工艺品，所以刻章这门手艺对于他来说属于小菜一碟。别人要学三年才能满师，他却把学程缩短了一半，只用了一年半就把师傅接下的活儿完成了，客户都是赞不绝口。顾客认同乃是质量铁律，黄和兴得以正式满师，迫不及待地离开保定回到了石家庄。
石家庄的日伪政权对特种行业的管理虽然也严，但跟省城就没法比了，黄和兴如愿以偿在火车站那边自己开了个只有半个门面的刻章铺，兼带出售一些自制的工艺品，收入倒还过得去。可是，黄和兴还不满足。这倒不是像全中秋那样染上了吃喝赌嫖的恶习，而是另有原因——他生性豪爽，好交朋友，对朋友很讲义气，肯掏钱，肯冒险，肯两肋插刀。所以，即便黄和兴的收入再高，还是不够开支。
这种状况使得黄和兴不得不开辟另外的渠道搞创收。工艺品是成不了第二渠道的，画画纯属不挣钱的业余爱好，他的水平最多也就是给商家在墙壁上画大幅广告，混个饭局弄点儿零花钱。就在黄和兴绞尽脑汁盘算如何开辟第二渠道时，有朋友找上门，让他刻个章子。黄和兴一口答应，不但立等可取，而且材料、工钱都免费。可是，当对方把要刻的章子样本拿出来时，黄和兴傻眼了！那是日伪税务局的完税审核章，这枚章往发票上一盖，就表明已经交纳了税费，可以前往火车站货场取货了。石家庄日伪政权对特种行业管得虽然比省城保定要松一些，可是对违规者的制裁同样严厉。黄和兴就有些犹豫。那朋友倒也实在，如实告知，说这章子刻了是准备去火车站冒领西药的，弄到后高价出手，所获利润也有你黄和兴一份。黄和兴听着不禁心动，咬咬牙点了头。
就这样，凭着这枚章子，黄和兴的朋友成功冒领了四箱西药，据说价值不菲，光黄和兴就分得了四十块大洋。西药是日军严管严控的物资，须凭宪兵队的许可证方可进入市场销售。这件事使日军很恼火，当即立案侦查。宪兵队、警察局一番折腾，还没查摸到线索，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国民党方面接管石家庄后，那个主持此事的朋友竟然还被报纸誉为“抗日义士”。黄和兴从此也多了一条生财之道。不过他不敢再接这种可能会引起大麻烦的活儿，只是小打小闹，诸如百货商店的付款章（可以冒领商品）、火车站的改签章（可以使废票“起死回生”）、大中学校公章（用于伪造文凭和转学、升学）等。直到石家庄解放后的两个星期，他还在帮人刻假章，穿帮后被刚挂牌的公安局拘留。不过由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也就网开一面，只关了三天就释放了。黄和兴有这样的前科，理所当然地被专案组列为嫌疑对象。
第三个嫌疑对象何动圆是因被举报而引起专案组注意的。这人四十上下，看上去有些木讷，其实心眼却是玲珑剔透。他于刻章系半路出家。二十岁前是沿街叫卖糖葫芦、馒头、花卷的小贩，与一个在其住所胡同口摆刻章摊头的老头儿很谈得拢，经常跟人家闲磕牙瞎聊天，久而久之就把老头儿刻章的那套看在眼里了，觉得似乎还算简单，就自己买了工具、材料鼓捣。那老头儿见他喜欢刻章，时不时也给予指点。就这样，两年下来，他竟然能够像模像样地刻图章了。老头儿已经六十多岁，眼花手抖，估计这一行也干不了多久了，歇业前收了何动圆这个徒弟，以其从业数十年向无劣迹的信誉担保，帮何动圆办下了经营特种行业的许可证。
何动圆是帮会人士，据说还是石家庄地面上的“双凤帮”骨干分子。 “双凤帮”属于“在理教”，俗称“在家理”，又叫“白衣道”，在清末至民国年间算是北方一个比较有名的帮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认为“此教系北方人民革命的阻力”，将其取缔。“双凤帮”标榜“江湖义气，互相帮助，患难与共”，帮内虽然讲究辈分高低，但互相之间的称谓一律是“老大”，因此何动圆也被称为“何老大”。
因为是帮会骨干，何动圆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使他在平时的业务方面获益不浅，但同时也使其职业信誉受到影响。不难想象，既是帮会成员，那就必须按照帮会规矩行事，帮会内的其他老大找上门来要求他伪造个章子之类的，是点头还是摇头？何动圆的处理方式是看那章子的违法程度，估计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他就答应，反之就找个借口推掉。这种事儿虽然不大，可是做得多了，背后肯定是会被人议论的。
至于这次何动圆被举报，倒跟石家庄这边的同行对他的议论无关，而是有人向石家庄市公安局发函，称何动圆替人刻制清朝光绪年间的县衙大印用于伪造地契、房契。
专案组随即分头对上述三个嫌疑对象进行了调查——
侦查员季松林由派出所民警老马陪同着找到全中秋时，这小老头儿正跟人一起吸白粉。石家庄解放得早，政府还没来得及腾出手脚做取缔妓院、禁止吸毒之类的工作，所以吸白粉、嫖娼都可以公开进行。侦查员只好当他在抽香烟。全中秋承认自己以前确实干过替人私刻公章的活儿，不过那是旧社会，人家用假公章对付的是反动政权、日伪衙门，至于他，也就不过收些费用，并没有具体参与什么事儿。全中秋再三强调，他曾给中共地下党、地下抗日武装刻过日伪什么什么衙门的假章子，人家肯定是拿着去从事于革命于抗日有利的活动了，所以他也算是对革命出过一份力的。
侦查员说以前的事儿咱就说到这儿，你说说石家庄解放后的事儿吧。全中秋说解放后怎么啦？石家庄解放时我又不在这边，我去北平闺女家了，一直到12月24日才回来。侦查员问12月24日以后呢？你都干什么啦？给人干过刻假公章的活儿没有？全中秋说你们一定要弄清楚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的话，那就和我一块儿去火车站仓库，到了那里就说得清了。
季松林不知他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人家这么说了，那就去一趟吧，反正并不远。到了火车站仓库，全中秋拿出一个信封作为自己这一个月里没犯过事儿的证明，信封里放着十几张医院出具的诊费、药费、住院费发票。
原来，全中秋前一阵老是觉得浑身泛力，食欲不振，即使吸毒也不能缓解这种症状。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生病了，而且生的是内脏大病。朋友劝他赶快去医院，他却奔了北平——向女儿要钱。全中秋的女儿初中毕业后去了北平一家洋行工作，嫁了个英国商人，家境不错。全中秋虽然沾染恶习，手头拮据。可哪怕是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进当铺换钱买白粉，也从来没有向三个子女开口要过一分钱。这次突然登门，女儿便知必有大事。得知父亲身体不适，立刻掏钱陪着他去医院检查，确认患了比较严重的肝炎。全中秋拒绝住院治疗，自作主张看中医吃中药。在女儿家调理了一阵，感觉好了些，就要回石家庄。女儿还不错，给了老爸一笔款子，叮嘱只能用于治病和补充营养，万万不可花销’到其他方面。
全中秋没有直接回石家庄，而是去天津老家待了三天。这三天里，全中秋拜访亲友忙于应酬，精神亢奋，却也很疲惫。他那毛病是经不得劳累的，所以，回到石家庄的次日就爬不起来了。邻居来串门，见他那副模样，便知情况大大不妙，当即唤人弄了辆板车把他送进医院。这回看中医还是西医就由不得他了。他在西医医院里住了三个星期，直到三天前病情明显好转，方才出院。
季松林是个仔细人，看了发票，听了陈述，又跑了趟医院，医生证明全中秋所言不谬。季松林又分别询问了护士、与全中秋同住一个病房的病友，证实全中秋住院期间没有离开过病区，也没有人来医院找过他。于是，全中秋的嫌疑被排除了。
另一路侦查员丁野生、司徒灵负责调查黄和兴的情况。两人先通过派出所找了黄和兴居住地的保长、甲长。巧得很，甲长老成正好跟黄和兴同住一个四合院，属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近邻。当下，老成就回答了侦查员的问题。丁野生、司徒灵两人听下来，觉得黄和兴似乎有些疑点。
黄和兴生性豪爽，好面子，喜欢交际，家里天天有朋友登门。黄和兴还没结婚，和父母、兄嫂住一起，所以，他的母亲和嫂子几乎天天要为他接待朋友准备酒菜。石家庄解放前夕那十来天，他家的朋友一拨又一拨，有时屋里坐不下干脆把饭桌摆到院子里。这些朋友三教九流，从国民党军官、警察到寻常工人甚至乞丐都有，有时深更半夜还有人敲门。
那么，石家庄解放后是否还有人去找黄和兴呢？老成说还有，不过少得多了。黄和兴似乎也低调了，通常不留饭，有时就在院子里跟来人聊几句就把人打发走了。
丁野生、司徒灵把调查情况向钱雍钧汇报后，专案组经过商议，决定对黄和兴采取行动，先把人控制起来再说。1月23日晚十点，专案组全体出动，老成在四合院接应，悄然打开了院门。侦查员对黄和兴家进行了搜查，竟然搜出了手枪三支、子弹一百五十发、手榴弹二十四颗、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黄和兴供认，这些武器和电台是一个名叫朱永初的朋友在石家庄解放前三天藏匿于他家的，密封于一口大号皮箱内，上着两道锁，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专案组在社会部下发的敌情资料小册子上查到了朱永初的名字，此人系国民党“保密局”石家庄分站的一个小头目，石家庄解放后不知去向。
那么，黄和兴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是否有关呢？侦查员讯问下来，黄和兴说他听说过“燕北双雄”，可并不认识。当晚，专案组根据黄和兴的供述，把石家庄解放前夕到过他家的那些狐朋狗友中凡是跟朱永初相识的家伙共计十二人全部拘捕，一直讯问到天亮，也没有发现与“燕北双雄”越狱案相关的线索。
1月24日午后，稍事歇息的专案组开会分析这些人的口供，认为没有迹象可以证实黄和兴等人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有牵连。不过，侦查员还是对黄和兴是否刻过市局假公章进行了调查，最后排除了黄和兴的涉案嫌疑。于是，黄和兴等人就被移交给社会部处置了。
往下，专案组的精力就集中在第三个嫌疑对象何动圆身上。头天决定同时对三个嫌疑对象进行调查时，侦查员刘必福负责调查何动圆。刘必福是留用刑警，石家庄解放前大约两个月时，国民党警察局怀疑他“通共”，却查无实据，不能抓他，不管又不放心，干脆就把他开革了。石家庄解放后，新政权通知他去上班，还是干刑警。刘必福被定为专案组成员，除了领导认为他可靠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是武术好手，八卦掌、太极拳、形意拳打得出神入化，曾有过以一敌七两分钟解决战斗的战绩。组织上考虑到“燕北双雄”的武功，所以点名要刘必福参加专案侦查。组长钱雍钧之所以派他调查何动圆，是由于何动圆是帮会成员，而刘必福在国民党警察局时跟帮会多有接触，便于开展工作。
刘必福接受任务后立刻行动。他先骑了辆自行车前往何动圆在民生路开的那个小刻章店铺去查看，却见店门紧闭，上着一把铁锁，何动圆竟然没有开门营业。刘必福不便上前向隔壁烧饼铺子打听，便悄然通过一个有帮会身份的朋友打听何动圆的行踪，探得一个模糊的消息，说何动圆可能去深泽走亲戚了。深泽是敌后根据地，早在1940年就有中共的晋察冀边区政府，现在属于晋察冀边区冀中区第十一专署管辖。刘必福寻思，外地人去深泽要凭派出所出具的路条，何动圆当然也不例外。去派出所打听，得知何动圆于1月14日前往派出所开了路条，事由是去深泽看望老舅；路条有效期半个月，这两天应该回来了。刘必福想想还不放心，又动用了他当旧刑警时的一个耳目，让其去深泽打听何动圆是否真的在那边。
1月25日一大早，那个耳目匆匆去了刘必福家，报告说在深泽那里打听下来，何动圆确实有个老舅，当地人唤他“郭老三”，六十来岁，会武术，刀术据说不错，是做木匠的，现在还在带着徒弟揽活。不过，何动圆最近并没去看过郭老三。
刘必福意识到这个何动圆确实有问题，便直奔市局向专案组汇报。大伙儿正商议如何对何动圆进行调查，忽然接到内线电话，是陈守中局长让秘书打来的，说专案组几天前汇报的三个嫌疑对象之一何动圆，刚刚被发现吊死在休门集！
四、谁是凶手
休门集就是“休门集市”的简称，其位置在桥东区的休门街附近。当年，休门集是石家庄最大最有名的集市。每月逢五逢十，城里城外的人们都前来赶集，集市上除了做买卖的，还有耍猴的、打拳卖药的、拉洋片的、玩木偶的，逶迤三四里长。这天是农历腊月十五，正是赶集的日子。可能是临近元旦的原因，这天赶集的人特别多，所以市场就自发扩大，一直延伸到平时并不摆摊头的休门街中兴胡同口。这条胡同是断头巷，与休门街连通的这一头砌着一道石墙，墙外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株硕大的老槐树，何动圆就吊死在这棵树上。
桥东分局接到报案，派刑警前来勘查。那时候公安穷，连现在说来最起码的拍摄现场照片这一步都无法实施，几个刑警围着槐树转了数圈仔细查看后，就把尸体解了下来。尸体刚在地上放平，围观的群众中就有人认出来，说这不是三树胡同口开刻章铺的何老大吗？
三树胡同离现场不远，片刻时间何家的人——老母亲、老婆和女儿—一赶来了，一看尸体就号啕大哭。刑警目测下来，根据尸体颈部的马蹄形索沟初步认定何动圆是自杀。那时候处理这种死亡事件，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死者家属对此结论没有异议，把尸体领回去处理后事即可。桥东分局的刑警本来也是准备这样处理的，可是，其家属却不肯认同，她们说当家的1月14日去派出所开了路条前往深泽看望老舅，一去十来天，回到石家庄怎么会连家门都不进就跑到这里来上吊自杀呢？
这样，刑警就不能按照通常方式处理此事了，得请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后再作出结论。可是，原国民党石门市警察局并不配备法医，中共接管警察局组建公安局后同样没有法医。那么，实际工作中如果遇到需要法医作出鉴定的案件该怎么办呢？国民党警察局有一个办法——请当地一个姓韩的老先生出马相帮。韩老先生早年留学东洋攻读法医专业，毕业后留在东京警视厅法医科从事过四年法医工作，后来去了香港，改行做西医，抗战胜利那年他已经六十四岁，遂回石家庄老家养老。国民党警察局得知韩老先生的经历后，碰上需要尸检的案子时就请韩老先生出马，当然是得支付一笔酬金的。现在，新政权的公安局也是如法炮制。不过韩老先生拥护新政权，坚决不肯收取任何费用。
眼下这起需要尸检的案子，分局是请不动老先生的，得由市局出面。刑警于是先把何动圆的尸体移到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留人看守着，然后回分局办理相关手续。那份报告送到秘书股，正好陈局长在那里，顺手拿起来一看，死者竟是“燕北双雄”越狱案专案组向他汇报过的三个嫌疑人之一，就让秘书赶紧通知专案组。
当下，专案组立刻全体出动前往休门街。侦查员听桥东分局的刑警介绍完情况，韩老先生也由桥东分局的侦讯队长崔大祥陪同着坐马车赶来了，就在那座破庙里解剖了尸体，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死者死于谋杀。何动圆死前—一大约是昨晚九点钟以后，喝了大量烈酒，下酒菜是牛肉或者驴肉、腌制的白菜和萝卜，还吃过面条或者面片儿。至于他是自己喝了这么些烈酒还是被人灌醉的，那就难以判断了。但即使是被灌醉的，也不会是强制性的，否则他不可能吃那么多菜肴和主食。何动圆醉后，案犯将其带至现场，以钝器击打其后脑勺致其昏迷，然后，往脖颈上套了绳索，伪装成吊毙。
当天午后，专案组五名侦查员聚在一起对案情作了一番分析，认为何动圆很有可能是“燕北双雄”越狱案中制作假公章的案犯，其被害显然是同伙采取的灭口手段。这样，大伙儿就有理由认为“燕北双雄”等一千案犯并未逃离石家庄周边中共控制的地区，甚至有可能就藏匿在石家庄市内或者市郊接合部，总之，他们目前尚难以离开中共控制的地盘，否则，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将何动圆灭口。专案组认为，如果循着何动圆谋杀案的方向调查下去，顺藤摸瓜，很有可能找到“燕北双雄”越狱案的线索。
那么，往下应该怎么做呢？专案组长钱雍钧说，咱们需要找到何动圆确系“燕北双雄”越狱案案犯之一的证据。
专案组随即兵分两路，分别前往何动圆的刻章店铺和其住所进行搜查。刻章店里只有木质、石质的图章坯料和工具，还有几枚刻好后顾客未及取去的名章以及一本账册。其住所则什么相关的东西也没搜到，据其家属说何动圆从来不把刻章材料、工具带回家。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搜查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有了何动圆亲手刻的图章，那就可以与假证明上的印章作比照了。 “言记印铺”老板言正堂再次出马，最终确定那枚假公章确实出自何动圆之手。于是，专案组开始正式调查何动圆命案。
按照韩老先生的鉴定结论，死者在被害前是吃喝过一顿的，这就给大伙儿提供了一个调查方向——他在什么地方、跟谁在一起吃喝？一千侦查员分析下来，既然韩老先生认定何动圆是在1月24日晚上九点以后开始吃喝的，那就可以排除正儿八经的饭馆。冬天天黑得早，大一点儿的饭馆一般都在八点钟前后就结束营业了。因此何动圆的最后一顿晚餐很可能是在某家小酒馆吃的。钱雍钧下令全体出动，分头走访全市晚上八点以后还在营业的小酒馆。
当晚十点，专案组五人在市局会合，互相一看脸色就知道谁都没有收获。钱雍钧说咱吃点儿东西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再作计议。
钱雍钧当晚没睡好。这个案子已经侦查两个星期了，严格说来，八字还没一撇。听陈局长说，柯庆施市长几乎是见到他一次就会问一次侦查进展情况，弄得陈局长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陈局长是钱雍钧的老领导，老领导抬不起头，钱雍钧心里自然难受。他躺在床上琢磨这个案子，寻思何动圆也许没上小酒馆，而是去了某个朋友家。死者生前吃的下酒菜是牛肉或者驴肉，还有腌白菜腌萝卜，这种菜肴寻常市民家可以自制。如果真是这样，何动圆会去哪个朋友家呢？看来，需要向死者家属了解一下何动圆的生前交往情况。
次日上午，钱雍钧、司徒灵前往何动圆家。何动圆尚未出殡，亲戚们正在操办丧事，其中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棉军服，看样子还是个军官。果然，钱雍钧、司徒灵亮明身份后，那人马上迎过来握手，自我介绍姓宋，是死者的表弟。旁边有人介绍说他是部队上的营长，驻在邯郸，回来探亲正好碰上何动圆遇害，就留下帮忙了。钱雍钧寻思这就好办了，可以先跟这位宋营长谈，再让他向何动圆的家属说明情况，可能容易得到死者家人的配合。
宋营长听钱雍钧介绍了“燕北双雄”越狱案以及何动圆可能涉案因而被人灭口等情况，不觉心惊，连说“想不到”，然后，就去跟姨妈、表嫂 （何动圆的母亲、妻子）谈话。很快，那二位就向侦查员提供了一个情况：何动圆到派出所开路条去深泽后，确实没回来过。1月24日上午，有一个穿藏青色长棉袍的中年男子登门，说话带明显的正定口音，自称姓丁，是何动圆的朋友，说去刻章店找人，可店铺关门了，这才向邻居打听了何家的住址找上门来。何妻告诉来人说丈夫去深泽了，要过几天才回来。那人没说什么，点点头就告辞了。
何动圆被害当晚是不是和这个男子一起吃喝的？专案组决定查一查。此人说一口正定话，多半是从正定来石家庄的，那么就有可能住旅馆。何动圆那顿吃喝的地点会不会是在市内的哪家旅馆呢？
专案组立刻行动，很快就在桥西“天雄旅社”访查到一条线索。1月23日，有两个男子持正定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前往该旅社办理住宿手续，这二位一个叫张敬懿，一个叫史纬纲，其中那个史纬纲与何动圆之妻所述穿藏青棉袍的男子特征相符。两人已于1月25日退房离开，至于是返回正定还是仍在石家庄，那就不清楚了。专案组当即决定派侦查员季松林、司徒灵前往正定调查张、史两人的情况。
正定位于石家庄东北四十里，如今已经划入石家庄新区的范围，而当年则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县，归北岳区第四专区管辖。季松林、’司徒灵骑马来回，下午出发，晚上八点已经完成调查回到石家庄了。
张敬懿、史纬纲系正定的粮食中介商，其中的史纬纲又是正定“双凤帮”的骨干成员，负责帮会对外联络。两人去县公安局开证明时，只说是为生意上的事，并未提及何动圆。1月25日两人退了“天雄旅社”的房间后，并未返回正定。侦查员特地走访了他们的家属，都说不知道他们是还在石家庄呢还是去了别处，不过应该很快就会回来。至于他们这次去石家庄要办啥事儿、打算会见什么人，张、史的妻子都摇头表示不知，说当家人向来不跟她们说外面的事儿。
专案组认为，张、史既然做粮食中介，那肯定跟石家庄这边的同行有联系。如果这次确实是为做生意来石家庄的，这边同行不会不知道。于是，马上在粮食行业中进行走访。
果然，石家庄的粮商中颇有几位与张敬懿、史纬纲有交往。侦查员刘必福走访到一个复姓司马的中介商，此人跟张敬懿还拜过把子，张唤其“二哥”。那么，这次司马二哥是否跟张敬懿见过面呢？司马说不但见过，1月24日晚上还一起喝了顿老酒，地点就在张敬懿下榻的“天雄旅社”！除了做东的张敬懿之外，还有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就是何动圆！
刘必福大喜，对司马说啥都甭说了，跟我走一趟吧。对方暗吃一惊，寻思怎么说得好好的，转眼就要把我往局子里带呢？再看刘必福秋风黑脸的，也不敢多问，只好乖乖起身，跟着刘必福去了公安局。
可是，专案组长钱雍钧讯问下来，却发现司马所说的在“天雄旅社”吃的那顿老酒跟之前所掌握的情况迥异：韩老先生认定何动圆在1月24日晚上九点后喝了大量烈性酒，下酒菜是牛肉或者驴肉以及腌萝卜、腌白菜，主食是面条或者面片儿；而据司马回忆，那天喝的是白酒不假，不过四个人一共才喝了一斤，至于下酒菜，是猪头肉、猪耳朵和罐头午餐肉，而且谁也没吃主食。另外，时间也合不上。司马和另一中介老安是五点多去旅社的，大约过了一刻钟何动圆就来了，几个人喝了一斤酒，就沏了壶茶喝着聊天。到八点多，史纬纲从外面回来了，意外见到何动圆，大喜，说哎呀何老大啊，可见到你啦！然后，就把何动圆拉到外面走廊里嘀咕了几句，何动圆进来跟张敬懿、司马、老安打招呼说他有事儿先走一步。何动圆和史纬纲离开后不久，司马、老安也告辞了。
如此看来，史纬纲跟何动圆那天晚上从“天雄旅社”出去后，又在外面喝了一顿酒。酒后，何动圆遇害。史纬纲有重大嫌疑！
就在专案组讨论应该如何找到张敬懿、史纬纲时， “天雄旅社”派了个伙计向派出所报告：张、史二人又入住该旅社了！
五、发现线索
张敬懿、史纬纲随即被带到市局。分别讯问下来，张敬懿所说的情况跟司马相同。他和史纬纲正凑在一起做粮食、食油的中介生意，这次到石家庄就是为寻找下家。通过石家庄这边同行的介绍，他们又联系了平山的一家粮行，这两天就是去平山谈生意的。生意谈得很顺利，离开平山后，因为石家庄这边还有事儿没办完，还得盘桓一天，明天才能回正定，所以再次入住“天雄旅社”。
史纬纲跟何动圆是朋友，不过他们的相识与各自的商业经营没有关系，而是帮会原因。他们所加入的“双凤帮”，每个地区有一个总舵。石家庄地区的总舵设在市区，而正定的“双凤帮”则是石家庄总舵下面的分舵，史纬纲和何动圆都是帮会的联络老大（该帮会成员之间一律互称老大，所谓的“联络老大”就是“联络员”），因此互相之间为帮会的事儿每年要打几次交道。这次史纬纲来石家庄还有一桩事儿——代表正定分舵向总舵交年费。另外，史纬纲还想跟何动圆商量，年后正定分舵要重选分舵舵主，他的一个姓李的哥们儿想争夺这把交椅，希望得到总舵的支持。这件事属于帮会内部机密，张敬懿不是帮会成员，因此史纬纲没有对他说。
不过，史纬纲抵达石家庄后没有找到何动圆。向总舵的人打听，人家也不知道何动圆的去向。于是，1月24日上午他就到何家问了问。当天晚上，史纬纲要去看望一个亲戚，就没和司马、老安一起在旅社喝酒，没想到何动圆不请自至。原来是总舵的人给何动圆捎话，说史纬纲到处找他，目前人就住在“天雄旅社”，于是前往旅社拜访，没想到扑了个空。何动圆跟张敬懿并不相识，但既然是史纬纲的朋友，张敬懿就挽留何动圆一起喝酒，说不妨边喝边等，反正史纬纲是要回来往宿的。果然，没多久史纬纲就回来了。不过，何、史之间的话题显然只能个别交谈，于是两人去了外面，在附近一个没有店招的小酒馆里要了些酒菜，史纬纲把李某想坐正定分舵舵主交椅的事儿说了，希望何动圆玉成。何动圆痛快地答应帮忙。对于史纬纲来说，有何动圆这话就行了，他回正定可以向李某交代了。两人喝了一瓶白酒，吃了些牛肉、腌萝卜、腌白菜，每人又吃了一碗面条，这才结束。分手时，史纬纲看了怀表，是九点五十分。
张敬懿证实了史纬纲的说法，说史回到旅社时还不到十点。侦查员又向旅社和那家小酒馆作了调查，均证实史纬纲所言不谬。不过，专案组还是拘留了史纬纲，因为侦查员在讯问时发现了一个疑点。根据张、史两人的说法，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何动圆已经横死休门街的，因为他们在1月25日一大早就退了房前往火车站搭乘早班火车去平山，今天返回石家庄时也是下了火车就直奔旅社。可是，当侦查员告知何动圆已死亡时，张敬懿明显大吃一惊，史纬纲虽也吃惊，但看他那神情却似是伪装。
史纬纲被拘留后，专案组对其突审的同时还派人前往正定调查其历史情况和现实活动。到1月28日下午，终于查明了史纬纲与何动圆的关系。
正定于1947年10月26日第三次解放后，那些地主恶霸还乡团之流终于发现形势真的大大不妙，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于是纷纷逃窜。这些家伙逃离正定时，金银财宝可以带走，土地、房子这样的固定资产是没法带走的，仓促间也卖不掉。中共解放正定组建新政权后，对这些财产进行清理，霸占的发还原主，该没收的一律没收。这史纬纲脑子活络，发现新政权的这套做法有空子可钻，便决定借此机会弄套房子。史纬纲的父亲史经才当年也算是正定富户，城里有房，乡下有地，只是后来染上了毒瘾，又喜豪赌，数年间把家产败去了一大半。如果不是心脏病猝死，只怕最后全家都得靠讨饭糊口。
史纬纲的主意就打在这上面，他想把老爸1936年卖给南关薛老财的那套宅院弄回来。该房产是史经才当年以两千大洋卖给薛老财的，史纬纲要做的手脚是：把买卖合约改为抵押合约，言明抵押一千五百大洋，七年内还清，到期不还则房产归薛老财所有。为此他还编了一套说辞：史经才死后，该房产的抵押款一直由史纬纲母子逐年分期归还，到1942年6月已经还清。薛老财那时势力颇大，其子留学东洋回国后在石家庄日本宪兵队当了翻译官，薛老财本人则是本县一霸，坊间传说跟土匪有联系，本县的几起神秘血案均与其有关。因此，薛老财不肯退房，史家也没有办法。
史纬纲要完成上述策划，最关键的是伪造合约，而伪造合约最关键的则是印章。于是，史纬纲找到何动圆，要求何为他刻薛老财的私章、旧税务局的公章、契税章等，事成后必有重谢。何动圆那边自无二话。史纬纲凭着伪造的合约，成功地从县政府骗得了那套宅院。1月24日晚上他跟何动圆喝酒时，顺便支付了当初答应何动圆的二两黄金。
那么，史纬纲闻听何动圆的死讯为何并不感到特别吃惊呢？那是因为他和张敬懿下火车前往旅社时，途经何动圆家，他注意到何家在办丧事，门口丧幡上写着何动圆的名字，因此他知晓何动圆死了。而张敬懿本与何动圆不熟悉，那天只顾赶路，对此并未留意。
在确认史纬纲与何动圆命案无关后，专案组通知正定县公安局将其带回处置，不久，史纬纲因诈骗罪被判刑四年。
对何动圆命案的调查绕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专案组只好重新分析案情。何动圆被害后刑警勘查时，其身上分文皆无，更别说黄金了。因此，有侦查员提出，他的被害会不会是普通的谋财害命？不过，这个疑问立刻被排除了。既然是谋财，歹徒在击昏何动圆后，劫取钱财赶紧逃离现场就是，何必多此一举把人吊到树上伪装自杀？
根据史纬纲的供述来判断，何动圆是在和其喝过酒分手后往某处（可能是他的临时下榻处）去的路上被人袭击的。再联系到之前何动圆以前往深泽探望舅舅为由到派出所开证明，实际却仍留在石家庄这一点，可以认定他确实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有关。之所以要这么做，应该是为了避风头，很有可能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同案犯的主意。同案犯肯定知道公安局会把假公章作为调查的突破口，因而，当他们发现公安局已经注意到何动圆的时候，干脆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把何动圆灭了口。如此，截杀何动圆的凶手应该是知晓何1月24日晚上的活动情况的，他们埋伏在何动圆从“天雄旅社”回藏身地的必经之路上，待其出现时出其不意下手。
那么，往下应该怎样开展侦查呢？专案组反复讨论下来，最后决定从查摸何动圆这些日子隐藏在何处这一点上着手。要查明这一点似乎不算犯难，因为前面曾经说过，何动圆之所以能够自己找到“天雄旅社”，那是由于“双凤帮”的人给捎了话，现在侦查员去找这个捎话人就是了。
1月30日，侦查员司徒灵、丁野生两人前往“双凤帮”石家庄总舵所在地草场街91号。那是一座有着三间平房的独立小院，是多年前一个老资格成员捐给帮会的，作为帮会平时“办公”的场所。石家庄解放后，所有帮会活动都有所收敛， “双凤帮”也不例外，总舵平时只留一两个人义务值班，处理帮会杂事，另外还要应付时不时登门了解情况的政府干部。这天轮值的是个老头儿，姓王，已经七十三岁，但身体很好，头脑也清楚，听侦查员说到何动圆，点头说何老大是本会的“外堂先生”（负责对外联络的职位），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死讯，今天下午出殡，本会多名老大都要去为他送行。
侦查员向老头儿了解何动圆出事那天是哪位给他捎的话。王老头儿说这个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给您二位查一下。这个“双凤帮”倒还讲究管理，竟有值班记录。王老头儿翻了翻，查出了那两天值班的人，一个是“逸香茶叶店”老板叶仁湘，一个是“千里鞋帽店”账房朱国顺。司徒灵、丁野生于是去走访了叶、朱二位，得知是叶仁湘给何动圆捎的话。
那天，史纬纲去总舵交年费，向叶仁湘打听何动圆的刻章店为何没营业。叶摇头不知。史说自己住在“天雄旅社”，如果叶老大看见何动圆，麻烦给他捎个话。叶仁湘随口答应，寻思最近又没有对外联络的事儿，解放以后又不敢开香堂，估计何动圆不会到这边来。没想到，当晚他竟然非常偶然地遇到了何动圆。
叶仁湘是个戏迷，只要有戏看，生意不做都行。这天傍晚他刚回家，在区政府工作的邻居送来了一张戏票，邻居不爱看京戏，但知道叶仁湘喜欢。叶仁湘匆匆吃了晚饭，就直奔民生戏院。这天晚上上演的是《火焰山》，名角刘英坤、薛耀春分别饰演孙悟空、红孩儿，戏票早已售罄，戏院出售了一部分站票。叶仁湘就是幕间休息时发现站在墙边的何动圆的。他想起史纬纲的托付，就过去跟何打招呼，转达了史的话。
侦查员听着，心里一凉。因为一般说来，买站票看戏的通常就是单独一人，本是戏迷，闲着无事，买张站票去过把瘾，不大可能呼朋唤友结伙去戏院站着看戏。只有何动圆一个人，那就没有往下追查的可能，何动圆已经死了，还上哪里查去？哪知，叶仁湘下面的话竟然给了侦查员一个意外惊喜——和何动圆一起看戏的还有一个女人，她是有座位的，就是靠墙那一侧的最末一个座位！
张敬懿、史纬纲系正定的粮食中介商，其中的史纬纲又是正定“双凤帮”的骨干成员，负责帮会对外联络。两人去县公安局开证明时，只说是为生意上的事，并未提及何动圆。1月25日两人退了“天雄旅社”的房间后，并未返回正定。侦查员特地走访了他们的家属，都说不知道他们是还在石家庄呢还是去了别处，不过应该很快就会回来。至于他们这次去石家庄要办啥事儿、打算会见什么人，张、史的妻子都摇头表示不知，说当家人向来不跟她们说外面的事儿。
专案组认为，张、史既然做粮食中介，那肯定跟石家庄这边的同行有联系。如果这次确实是为做生意来石家庄的，这边同行不会不知道。于是，马上在粮食行业中进行走访。
果然，石家庄的粮商中颇有几位与张敬懿、史纬纲有交往。侦查员刘必福走访到一个复姓司马的中介商，此人跟张敬懿还拜过把子，张唤其“二哥”。那么，这次司马二哥是否跟张敬懿见过面呢？司马说不但见过，1月24日晚上还一起喝了顿老酒，地点就在张敬懿下榻的“天雄旅社”！除了做东的张敬懿之外，还有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就是何动圆！
刘必福大喜，对司马说啥都甭说了，跟我走一趟吧。对方暗吃一惊，寻思怎么说得好好的，转眼就要把我往局子里带呢？再看刘必福秋风黑脸的，也不敢多问，只好乖乖起身，跟着刘必福去了公安局。
可是，专案组长钱雍钧讯问下来，却发现司马所说的在“天雄旅社”吃的那顿老酒跟之前所掌握的情况迥异：韩老先生认定何动圆在1月24日晚上九点后喝了大量烈性酒，下酒菜是牛肉或者驴肉以及腌萝卜、腌白菜，主食是面条或者面片儿；而据司马回忆，那天喝的是白酒不假，不过四个人一共才喝了一斤，至于下酒菜，是猪头肉、猪耳朵和罐头午餐肉，而且谁也没吃主食。另外，时间也合不上。司马和另一中介老安是五点多去旅社的，大约过了一刻钟何动圆就来了，几个人喝了一斤酒，就沏了壶茶喝着聊天。到八点多，史纬纲从外面回来了，意外见到何动圆，大喜，说哎呀何老大啊，可见到你啦！然后，就把何动圆拉到外面走廊里嘀咕了几句，何动圆进来跟张敬懿、司马、老安打招呼说他有事儿先走一步。何动圆和史纬纲离开后不久，司马、老安也告辞了。
如此看来，史纬纲跟何动圆那天晚上从“天雄旅社”出去后，又在外面喝了一顿酒。酒后，何动圆遇害。史纬纲有重大嫌疑！
就在专案组讨论应该如何找到张敬懿、史纬纲时， “天雄旅社”派了个伙计向派出所报告：张、史二人又入住该旅社了！
五、发现线索
张敬懿、史纬纲随即被带到市局。分别讯问下来，张敬懿所说的情况跟司马相同。他和史纬纲正凑在一起做粮食、食油的中介生意，这次到石家庄就是为寻找下家。通过石家庄这边同行的介绍，他们又联系了平山的一家粮行，这两天就是去平山谈生意的。生意谈得很顺利，离开平山后，因为石家庄这边还有事儿没办完，还得盘桓一天，明天才能回正定，所以再次入住“天雄旅社”。
史纬纲跟何动圆是朋友，不过他们的相识与各自的商业经营没有关系，而是帮会原因。他们所加入的“双凤帮”，每个地区有一个总舵。石家庄地区的总舵设在市区，而正定的“双凤帮”则是石家庄总舵下面的分舵，史纬纲和何动圆都是帮会的联络老大（该帮会成员之间一律互称老大，所谓的“联络老大”就是“联络员”），因此互相之间为帮会的事儿每年要打几次交道。这次史纬纲来石家庄还有一桩事儿——代表正定分舵向总舵交年费。另外，史纬纲还想跟何动圆商量，年后正定分舵要重选分舵舵主，他的一个姓李的哥们儿想争夺这把交椅，希望得到总舵的支持。这件事属于帮会内部机密，张敬懿不是帮会成员，因此史纬纲没有对他说。
不过，史纬纲抵达石家庄后没有找到何动圆。向总舵的人打听，人家也不知道何动圆的去向。于是，1月24日上午他就到何家问了问。当天晚上，史纬纲要去看望一个亲戚，就没和司马、老安一起在旅社喝酒，没想到何动圆不请自至。原来是总舵的人给何动圆捎话，说史纬纲到处找他，目前人就住在“天雄旅社”，于是前往旅社拜访，没想到扑了个空。何动圆跟张敬懿并不相识，但既然是史纬纲的朋友，张敬懿就挽留何动圆一起喝酒，说不妨边喝边等，反正史纬纲是要回来往宿的。果然，没多久史纬纲就回来了。不过，何、史之间的话题显然只能个别交谈，于是两人去了外面，在附近一个没有店招的小酒馆里要了些酒菜，史纬纲把李某想坐正定分舵舵主交椅的事儿说了，希望何动圆玉成。何动圆痛快地答应帮忙。对于史纬纲来说，有何动圆这话就行了，他回正定可以向李某交代了。两人喝了一瓶白酒，吃了些牛肉、腌萝卜、腌白菜，每人又吃了一碗面条，这才结束。分手时，史纬纲看了怀表，是九点五十分。
张敬懿证实了史纬纲的说法，说史回到旅社时还不到十点。侦查员又向旅社和那家小酒馆作了调查，均证实史纬纲所言不谬。不过，专案组还是拘留了史纬纲，因为侦查员在讯问时发现了一个疑点。根据张、史两人的说法，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何动圆已经横死休门街的，因为他们在1月25日一大早就退了房前往火车站搭乘早班火车去平山，今天返回石家庄时也是下了火车就直奔旅社。可是，当侦查员告知何动圆已死亡时，张敬懿明显大吃一惊，史纬纲虽也吃惊，但看他那神情却似是伪装。
史纬纲被拘留后，专案组对其突审的同时还派人前往正定调查其历史情况和现实活动。到1月28日下午，终于查明了史纬纲与何动圆的关系。
正定于1947年10月26日第三次解放后，那些地主恶霸还乡团之流终于发现形势真的大大不妙，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于是纷纷逃窜。这些家伙逃离正定时，金银财宝可以带走，土地、房子这样的固定资产是没法带走的，仓促间也卖不掉。中共解放正定组建新政权后，对这些财产进行清理，霸占的发还原主，该没收的一律没收。这史纬纲脑子活络，发现新政权的这套做法有空子可钻，便决定借此机会弄套房子。史纬纲的父亲史经才当年也算是正定富户，城里有房，乡下有地，只是后来染上了毒瘾，又喜豪赌，数年间把家产败去了一大半。如果不是心脏病猝死，只怕最后全家都得靠讨饭糊口。
史纬纲的主意就打在这上面，他想把老爸1936年卖给南关薛老财的那套宅院弄回来。该房产是史经才当年以两千大洋卖给薛老财的，史纬纲要做的手脚是：把买卖合约改为抵押合约，言明抵押一千五百大洋，七年内还清，到期不还则房产归薛老财所有。为此他还编了一套说辞：史经才死后，该房产的抵押款一直由史纬纲母子逐年分期归还，到1942年6月已经还清。薛老财那时势力颇大，其子留学东洋回国后在石家庄日本宪兵队当了翻译官，薛老财本人则是本县一霸，坊间传说跟土匪有联系，本县的几起神秘血案均与其有关。因此，薛老财不肯退房，史家也没有办法。
史纬纲要完成上述策划，最关键的是伪造合约，而伪造合约最关键的则是印章。于是，史纬纲找到何动圆，要求何为他刻薛老财的私章、旧税务局的公章、契税章等，事成后必有重谢。何动圆那边自无二话。史纬纲凭着伪造的合约，成功地从县政府骗得了那套宅院。1月24日晚上他跟何动圆喝酒时，顺便支付了当初答应何动圆的二两黄金。
那么，史纬纲闻听何动圆的死讯为何并不感到特别吃惊呢？那是因为他和张敬懿下火车前往旅社时，途经何动圆家，他注意到何家在办丧事，门口丧幡上写着何动圆的名字，因此他知晓何动圆死了。而张敬懿本与何动圆不熟悉，那天只顾赶路，对此并未留意。
在确认史纬纲与何动圆命案无关后，专案组通知正定县公安局将其带回处置，不久，史纬纲因诈骗罪被判刑四年。
对何动圆命案的调查绕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专案组只好重新分析案情。何动圆被害后刑警勘查时，其身上分文皆无，更别说黄金了。因此，有侦查员提出，他的被害会不会是普通的谋财害命？不过，这个疑问立刻被排除了。既然是谋财，歹徒在击昏何动圆后，劫取钱财赶紧逃离现场就是，何必多此一举把人吊到树上伪装自杀？
根据史纬纲的供述来判断，何动圆是在和其喝过酒分手后往某处（可能是他的临时下榻处）去的路上被人袭击的。再联系到之前何动圆以前往深泽探望舅舅为由到派出所开证明，实际却仍留在石家庄这一点，可以认定他确实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有关。之所以要这么做，应该是为了避风头，很有可能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同案犯的主意。同案犯肯定知道公安局会把假公章作为调查的突破口，因而，当他们发现公安局已经注意到何动圆的时候，干脆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把何动圆灭了口。如此，截杀何动圆的凶手应该是知晓何1月24日晚上的活动情况的，他们埋伏在何动圆从“天雄旅社”回藏身地的必经之路上，待其出现时出其不意下手。
那么，往下应该怎样开展侦查呢？专案组反复讨论下来，最后决定从查摸何动圆这些日子隐藏在何处这一点上着手。要查明这一点似乎不算犯难，因为前面曾经说过，何动圆之所以能够自己找到“天雄旅社”，那是由于“双凤帮”的人给捎了话，现在侦查员去找这个捎话人就是了。
1月30日，侦查员司徒灵、丁野生两人前往“双凤帮”石家庄总舵所在地草场街91号。那是一座有着三间平房的独立小院，是多年前一个老资格成员捐给帮会的，作为帮会平时“办公”的场所。石家庄解放后，所有帮会活动都有所收敛， “双凤帮”也不例外，总舵平时只留一两个人义务值班，处理帮会杂事，另外还要应付时不时登门了解情况的政府干部。这天轮值的是个老头儿，姓王，已经七十三岁，但身体很好，头脑也清楚，听侦查员说到何动圆，点头说何老大是本会的“外堂先生”（负责对外联络的职位），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死讯，今天下午出殡，本会多名老大都要去为他送行。
侦查员向老头儿了解何动圆出事那天是哪位给他捎的话。王老头儿说这个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给您二位查一下。这个“双凤帮”倒还讲究管理，竟有值班记录。王老头儿翻了翻，查出了那两天值班的人，一个是“逸香茶叶店”老板叶仁湘，一个是“千里鞋帽店”账房朱国顺。司徒灵、丁野生于是去走访了叶、朱二位，得知是叶仁湘给何动圆捎的话。
那天，史纬纲去总舵交年费，向叶仁湘打听何动圆的刻章店为何没营业。叶摇头不知。史说自己住在“天雄旅社”，如果叶老大看见何动圆，麻烦给他捎个话。叶仁湘随口答应，寻思最近又没有对外联络的事儿，解放以后又不敢开香堂，估计何动圆不会到这边来。没想到，当晚他竟然非常偶然地遇到了何动圆。
叶仁湘是个戏迷，只要有戏看，生意不做都行。这天傍晚他刚回家，在区政府工作的邻居送来了一张戏票，邻居不爱看京戏，但知道叶仁湘喜欢。叶仁湘匆匆吃了晚饭，就直奔民生戏院。这天晚上上演的是《火焰山》，名角刘英坤、薛耀春分别饰演孙悟空、红孩儿，戏票早已售罄，戏院出售了一部分站票。叶仁湘就是幕间休息时发现站在墙边的何动圆的。他想起史纬纲的托付，就过去跟何打招呼，转达了史的话。
侦查员听着，心里一凉。因为一般说来，买站票看戏的通常就是单独一人，本是戏迷，闲着无事，买张站票去过把瘾，不大可能呼朋唤友结伙去戏院站着看戏。只有何动圆一个人，那就没有往下追查的可能，何动圆已经死了，还上哪里查去？哪知，叶仁湘下面的话竟然给了侦查员一个意外惊喜——和何动圆一起看戏的还有一个女人，她是有座位的，就是靠墙那一侧的最末一个座位！
六、又一起命案
那个和何动圆一起看戏的女人，叶仁湘虽未打过交道，却知道其底细，因为此人在石家庄有点儿小名气。
女人名叫董玉慧，天津人，自幼父母双亡，行乞为生。八岁时进了一个走江湖的草台班子，十五岁时已是在河北、平津一带农村比较受欢迎的花旦。又唱了三年戏，她却改行了。改行的原因说来也简单，但在当时的戏剧圈子里鲜有发生——董玉慧的体态发生了变化，好好一个身材窈窕的少女竟然没来由地发福，变成了一个胖姑娘。现代医学称之为肥胖症，不过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唱花旦的一发福，就上不了戏台，哪怕嗓音再好也没用。于是，董玉慧就被戏剧行业排斥了。
董玉慧除了唱戏别无谋生手段，想嫁人，一时又无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手头积蓄作为本钱做点儿小生意糊口。那时没有工商或者城管，不过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处设摊、任意叫卖，找茬儿的主儿还不少：警察税务、帮会恶霸、地痞流氓。做小生意的要想不受欺负，就得找靠山。董玉慧吃了些亏，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找了警察局袁巡长做靠山，成了袁的姘头。袁巡长是帮会中人，黑白两道都搞得定，有他罩着，董玉慧的小生意总算能够做得下去。可谁承想，袁巡长是个赌徒，以往输赢基本保持均衡，还过得去。那一阵却像是交了霉运，牌桌上连连败北。在道上混的角色都得讲究面子，礼数不到丢了面子就要被排斥，甚至连警察饭碗都保不住。所以，袁巡长对寻常百姓凶神恶煞，但对道上朋友却必须按规矩行事。欠了赌债要还，没有钱也可以，大腿上剜一块肉给人家就成。袁巡长哪有这份魄力？只有到处筹措钱款，筹不到钱，干脆把董玉慧卖给了石家庄一家妓院。
董玉慧在妓院一直待到1940年。那时石家庄已被日军占领，宪兵队有个叫桥本奉圣的特务隔三差五来妓院会她，过了一年，干脆替她赎了身。桥本在日本是有妻室的，还有子女，所以董玉慧跟着他没有名分。不过，桥本对她还算不错。当时桥本是上尉军衔，在宪兵队负责对石家庄地区的商业监控这一块，权力很大，如果他对哪家工厂、商铺看不顺眼，一道命令就可以让老板家破人亡。因此，许多生意人都想巴结他。不过，他不大耐烦跟老板们打交道，老板们于是就走曲线讨好董玉慧。董玉慧的名气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5年夏，桥本被不知何方的杀手干掉了，没多久日本投降。国民党惩治汉奸时，据说原准备逮捕董玉慧的，董在青楼时结交的几个有着国民党地下人员身份的相好替她说了情，免于入狱，不过家肯定是要抄的，以前那些老板们送的钱财就都没了。好在一套宅院没动，就靠出租房子为生，加上一些老相好不时接济，她的日子还过得去。
当晚，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何动圆的落脚点很可能就是董玉慧家。根据之前对何动圆历史情况的调查，并未发现他沾染过嫖娼的恶习。因此，他之前与董玉慧不一定相识。这次前往其家避风头，可能是“燕北双雄”越狱案的案犯安排的。由此判断，董玉慧应该也是该案涉案人，最起码是知情者。那么，要不要立刻拘捕董玉慧呢？众侦查员对此意见不一，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与其立刻拘捕董玉慧，倒不如对其采取秘密监视措施，一边监视一边进行外围调查，看她跟哪些人接触后再作计议。
侦查员们马上行动，从1月30日上午十时开始，董玉慧的住所就处于专案组、派出所民警和桥西分局调派的青年治安积极分子的监控之中。与此同时，对董玉慧的外围调查也开始进行，留用刑警刘必福、司徒灵动用了他们以前的耳目，专门打听“燕北双雄”是否跟董玉慧有染。
这些调查收获不小，截至当晚，专案组掌握了以下情况——
“燕北双雄”跟董玉慧是老相识，早在桥本替董玉慧赎身前，段氏兄弟每次潜入石家庄寻欢作乐，所找的粉头中就有董玉慧。倒不是段纪福、段纪禄哥儿俩看中了董玉慧的姿色，而是她会唱戏。董玉慧是戏子出身，唱功不错，而段氏兄弟则是戏迷兼票友，除了听戏还喜欢唱戏。可是，他们那时已经上山为匪，是受官府通缉的对象，纵然胆子大，敢潜入石家庄嫖娼已经了不起了，去戏院看戏甚至登台唱戏那就过于难为哥儿俩了，所以，只敢在市内找个隐秘所在待上数日，花大钱把董玉慧叫来伺候就是了。
专案组意识到这个女人不简单，不但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有关，何动圆命案看来也有份儿。何动圆在她家避风头，外出去哪里还不是要向她知会一声？1月24日晚上何动圆去“天雄旅社”跟史纬纲见面，事先肯定要告诉她，凶手在何动圆回来的路上下手将其灭口，那肯定是得到了董玉慧传递的信息。
专案组长钱雍钧在向政侦科王应慈科长汇报侦查进展情况时，建议下一步可以在以下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一是对董玉慧继续秘密监视，其外出去了哪里、会见何人都须一一查明，如果有人登门拜访，也得在对方离开时悄然跟踪，弄清其落脚处；二是立刻逮捕董玉慧，对其进行讯问。王应慈沉思片刻后问钱雍钧，你倾向于哪一种方式？钱雍钧说我倾向于第一种，因为董玉慧这样一个角色在对方帮伙里肯定不是唱主角的，纵然将其逮捕，讯问下来所获得的线索也极其有限，我们的线头儿恐怕也就断了。
王应慈同意了钱雍钧的意见。钱雍钧接着提出人手不够，要求增派三位有一定侦查经验的同志。王应慈马上给专案组增加了三名成员。可是，令钱雍钧始料不及的是，这个被认为是好主意的方案竟然泡了汤。
次日，侦查员化装蹲守了一天，从早到晚无人前往董玉慧的住宅，而董玉慧呢，除了中午出门倒过一次垃圾再没露过脸。当晚，钱雍钧听侦查员汇总白天的监视情况后，心里忽然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这是不是有些反常啊？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一丝阴影，睡觉时甚至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董玉慧莫名其妙地在她自己的家里消失了。事后想来，这个梦还是有点儿灵验的。当然董玉慧没有失踪，不过后果比失踪还严重——她死了！
2月1日中午十一时，侦查员季松林、小杨接班。换岗时，上一班侦查员刘必福、小许告诉他们目标没有动静，季松林就想，都晌午时分了这女人怎么还没起来，都懒得要出蛆了！又想想，似乎不对头，对小杨说目标到现在还没动静，会不会出事了？小杨说出什么事儿，这女人做过多年窑姐儿，都养成日上三竿还在挺尸的习惯了。两人正嘀咕着，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忽然出现在面前，一手摘下两串糖葫芦递过来，另一只手伸出来笑嘻嘻地要钱。季、杨两人一愣神，定睛一看，认出这是钱雍钧化装的。钱雍钧在做成这笔小买卖的过程中了解到董玉慧至今尚无动静的情况，离开后立刻通知助手去派出所跑一趟。
一会儿，派出所来了个警察，本地段的李保长也在旁边，两人去了甲长老吴家里。片刻，老吴、李保长和两个妇女积极分子便来到董玉慧家门前，敲了半天门，里面没有动静。于是，便用刀片拨开门闩。几人鱼贯而入，穿过院子，进到屋里，发现董玉慧躺在炕上，脸色青紫、身躯僵硬，早已停止了呼吸。
退休法医韩老先生再次出马，就在现场解剖尸体，断定董玉慧是中毒身亡。从炕上凌乱的被褥以及死者浑身大大小小的青紫疙瘩和斑痕判断，毒药发作后死者经受了巨大的痛苦。韩老先生认定，死者之前吃过卤肉，毒药就是掺在卤肉里的。这种卤肉的制作方法似与寻常卤肉不同，色泽显得特别红。
专案组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活儿当然干得很粗糙，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搜遍死者全家，别说卤肉了，连放卤肉的容器或者包裹卤肉的干荷叶都没有发现。这种明显是特制的卤肉，一般家庭是制作不出的，得饭馆、熟食店铺才具备加工条件。因此，董玉慧进食的卤肉肯定来自外面。
有侦查员据此推测，有人来看过董玉慧，具体日期应该是在两天之前，因为这两天董玉慧处于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之中，并没有发现有人登门。两天之前的那个来访者给董玉慧带来了掺有烈性毒药的卤肉，董玉慧当时并未食用，直到昨晚才吃。可是，季松林、刘必福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在现场找不到盛放过卤肉的容器或者包过卤肉的干荷叶之类，这跟上述“两天之前有人送来卤肉”的推断不相符。如果卤肉是两天前送来的，总得有个盛放的容器或包裹物，不可能直接放在碗橱里。董玉慧昨晚把卤肉吃掉后，那容器或者包裹物应该是留下来的，可现场却找不到。这个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董玉慧把盛放过卤肉的碗或碟子洗净放回碗橱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卤肉就不可能是用干荷叶或者纸张包着的，因为簸箕里并无此物，董玉慧昨天中午虽然倒过一次垃圾，可当时应该还没有吃卤肉；另一种则是董玉慧吃卤肉时家里还有其他人，那人在离开时把碗或者干荷叶（纸张）带走了。
季松林、刘必福等人的观点听上去有些道理，但有一点无法解释——董玉慧家只有前面的院门可供出入，这四十八小时内前门始终处于专案组的监视之下，那个带走盛放卤肉的容器或者包裹物的人又是怎么进出她家的呢？难道是从两侧邻居家爬墙进入的？但侦查员勘查现场时，并未在董玉慧家的围墙上发现攀爬过的痕迹。这就给专案组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大家讨论下来，最后定位于一个比较现实的思路上：绕开这个难解之谜，看看是否有其他走得通的路径。继续讨论，很快就找到了这样一条路径：查明卤肉的来源，也许就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侦查员走访了石家庄市内几家有名的饭馆、熟食铺子和中药店，对卤肉制作进行了调查，弄清了死者胃里发现的那种颜色特别红的卤肉的制作方法：这种卤肉在烧制过程中添加了一种叫“红米”的作料。这种红米，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出来的（即用红曲霉素真菌接种于大米上发酵而成），既是中药，又可作为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在古代，红米又称为丹曲，许多古代中药典集中都载明此物具有活血化淤、健脾消食等功效。
那么，石家庄有哪些饭馆、熟食店铺使用红米制作卤肉呢？了解下来，全市用红米制作卤鸡卤鸭的饭馆、熟食店颇有几家，而用红米烧制卤肉的却只有一家——位于铁西街的“老盛兴卤味斋”。
2月3日下午，侦查员丁野生、刘必福前往“老盛兴卤味斋”调查。 “老盛兴”的老板尤祖朗对技术保密比较重视，店里所有卤味食品都由其亲自把关，这是需要一日数次品尝滋味的，所以他就吃成了一个胖子，同行都叫他“尤胖子”。尤老板是旧军人出身，据说以前还入过太行山惯匪“三枪震两河”龙槐生为首的匪帮，所以石家庄解放后一直小心翼翼，见到公家人——不论是哪个机关、担任什么职务——一律点头哈腰，现在见来人是公安局的，自是分外谦卑。
听明丁、刘的来意后，尤老板一张胖脸上顿时愁云密布，就像要请他去局子品尝免费伙食似的。怎么呢？尤老板解释， “老盛兴”的卤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制作，每天不多不少烧制一百斤。这一百斤卤肉，通常都在下午四点前卖光。这是尤祖朗的经营手段，为的是保持“老盛兴”尤记卤肉久售不衰的名头。那么，这些卤肉都卖给谁了呢？这就是尤老板愁眉苦脸的原因。卤肉制作好后，由厨房送到前面柜台，伙计根据顾客要求，随切随称随卖，许多顾客除了买卤肉，还会选购其他卤味食品如卤鸡、卤鸭、酱牛肉、熏驴肉、卤豆千、盐水花生等，哪里记得来人是谁？
侦查员想想也是。不过，他们还想碰碰运气，跟柜台伙计聊聊，没准儿能发现线索。很快，站柜台的三个伙计就出现在侦查员面前，按照要求回忆最近几天卖卤肉的情况。尤老板待伙计之刻薄在同行中是有名的，每个伙计的活儿安排得都很紧，所以，这三位不可能跟侦查员多说，寥寥数语就把问题回答完了。如此，丁野生、刘必福两人等于白来了一趟，啥也没调查到。尤老板估计也非常内疚，把侦查员送出门口，又是鞠躬又是作揖，连连“告罪”。
当晚，专案组开会讨论往下应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有人提出应该从掺了毒药的卤肉如何送进董玉慧家这一点上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大难题。前面已经说过，送卤肉的人在董玉慧家进出，必定在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眼皮底下，可是，侦查员却啥也没看见，也没听见什么动静。专案组之前觉得还有其他路可走，所以就绕过了这个难题。现在，对于卤肉来源的调查碰了钉子，就只好回过头来重新面对了。
钱雍钧说，也许杀害董玉慧的凶手进出现场的途径不在侦查员的视野范围内，不妨再去现场看看。众侦查员一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叫上管段派出所民警，一起前往业已查封的董玉慧家。
董玉慧住的这座宅院之前是那个被干掉的日军上尉桥本奉圣的。桥本奉圣虽是日本籍，却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人，原名刁奉圣。其父刁恭濡在清光绪年间曾做过六品同知，后来辞官经商，五十岁上带着三房老婆返回石家庄老家，又娶了一房小老婆，前三房太太联合起来以死相逼，坚决不让老四进门，刁恭濡只得斥资另购了一座宅院。刁奉圣就是由四太太在这座宅院里生下的，从小也在这里生活，直至十四岁考取保定中学。十七岁初中毕业后，刁奉圣去东京留学，一去就是十一年。他再次出现在石家庄时，其父母已经去世多年，而他也因认了个姓桥本的东洋干爹加入日本国籍而改名桥本奉圣。
桥本被人千掉之后，董玉慧继承了这座宅院。在几个姘头朋友的帮助下，她把宅院作了一番改动，前院后院各分隔为三部分，董玉慧自己居住在前院的中间部分，其余的都出租了。前后院的分界线是原前后院的院墙，不过改建时为扩大住房面积，把原先前后院的房屋到院墙之间的那条一米多宽的地带与房屋连在一起，院墙就成了前后院住家的分隔墙。
前院董玉慧家的左右两户之前就已经检查过，院墙上的枯草株株完整，没有被触压过的痕迹。再看后院那三户住家，如果有人要从那里进入董玉慧家，有两种方式：一是从自家屋顶攀爬至董玉慧家的屋顶，再下到院子里；二是在两家合用的墙壁上打洞进入。可是，侦查员仔细检查下来，却未发现屋顶有人攀爬过的痕迹；而董玉慧家的后墙，连炕肚内都用手电筒照着拿长竹竿一一捅过，并无任何松动或者打洞后又砌上的痕迹。
于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摆在侦查员面前——并没有人进入过董玉慧家？！
这，可能吗？
七、一网打尽
2月4日上午，一宿没睡着觉的专案组长钱雍钧招呼侦查员司徒灵，两人合骑一辆自行车去了“老盛兴卤味斋”。钱雍钧根本没有指望能够有所发现，只是一种潜意识，隐约觉得之前调查时可能有什么遗漏，干脆再去看看，省得心里老是不踏实。
“老盛兴”的卤菜生意确实很好，不过上午九点，顾客队伍已经排到门外了。钱雍钧、司徒灵两人把自行车停在马路对面，貌似悠闲地踱到店门前一看，排队的顾客十有七八都是购买那种烧制时添加了红米的卤肉的。闻着那扑鼻而来的香味，钱雍钧心里嘀咕这卤肉究竟是什么味儿，应该买一些带回去让大伙儿尝尝。那时候像钱雍钧这样的干部是没有薪饷的，实行供给制，每月发的零用钱有限，所以都是囊中羞涩。不过这天钱雍钧有底气，昨天他刚领到上半年的伤残补助金。于是，就排到了队尾。
钱雍钧买好一斤卤肉时，之前的那股馋劲儿已经烟消云散，因为他突然注意到， “老盛兴”的伙计做每笔生意时，都会记下账目。钱雍钧由此闪过一个念头，那流水账上是否会记录下有调查价值的内容呢？他跟司徒灵一商量，司徒灵的意见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撞上运气呢？
于是两人就进了店堂，要求尤老板把董玉慧被害之前几天的流水账拿出来过目。这一过目，发现了一处使钱雍钧、司徒灵感到不解的内容——1月30日，有一个客户一下买了十二斤卤肉。钱雍钧向尤老板请教，是否经常有人购买这么多数量的卤肉？尤老板说买三斤以上的就很少，买十斤以上的一年中也不一定有一回。
那么，这次的十二斤卤肉是哪位顾客买的呢？流水账上当然是不记顾客姓名的，但侦查员指望“老盛兴”方面的经手人能够对其留下印象。尤老板说，买主是桥西区“福兴斋”的人，一天前来“老盛兴”预订的。
钱雍钧、司徒灵带走了那天的流水账，两人出门后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这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直到钱雍钧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司徒灵知不知道这“福兴斋”是一家什么样的馆子。司徒灵回答说是石家庄有名的清真馆子。钱雍钧一个激灵：一家清真馆子怎么会买用猪肉制作的卤肉呢？这里没准儿有问题！
两人直奔桥西分局，请分局派人悄然把“福兴斋”的老板请来。 “福兴斋”老板马福兴的回答出乎侦查员的意料，他说他不知道“福兴斋”曾向“老盛兴”订购十二斤卤肉之事。没办法，侦查员只好把“老盛兴”的尤老板也请到了桥西分局，两人一对质，侦查员发现马福兴没有撒谎，他对此事确实不知情，是“福兴斋”的账房先生马芝祥指派伙计许老奎到“老盛兴”预订那十二斤卤肉的。
那么，马芝祥又是什么人呢？马福兴告诉侦查员，马芝祥是“福兴斋”开张时雇聘的账房先生，在饭馆已经待了三十年了。马芝祥早年丧妻，其子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学员，于北伐战争中阵亡。马单身一人过日子直到现在，吃住都在“福兴斋”。钱雍钧问马芝祥是否跟帮会有关系，马福兴说马芝祥是一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 “福兴斋”以外百事不管。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伙计去“老盛兴”订购十二斤卤肉呢？这个，马福兴就说不上来了。
接下来，就得找那位账房先生问话了。钱雍钧、司徒灵商量片刻，决定让马福兴出面去了解。马福兴跟马芝祥聊下来，马芝祥承认他派伙计许老奎去“老盛兴”订购十二斤卤肉之事，说那是别人托他办的，因为他跟“老盛兴”的账房先生金忠德是老朋友，由他出面订购这么多卤肉，质量既有保证，价钱也可以优惠。那个托他订购卤肉的是其连襟，名叫周俊涵，是“顺涵车行”老板。马、周连襟之间平日里走动并不多，不过每年还是要见上几面，逢年过节聚一聚、吃顿饭。周俊涵有时请客也会选择“福兴斋”。至于预订卤肉之类，那倒还是第一次。马芝祥并未问对方为何订这么些卤肉，周也没有说。反正次日是周俊涵自己去“老盛兴”一手付钱一手拿肉的，如此而已。
当天下午，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分析，谁也不敢说这就是一条线索，毕竟这跟董玉慧谋杀案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 “老盛兴”每天出售的卤肉有一百斤，而导致董玉慧死亡的卤肉仅仅是其中极小的部分，可能只是二三两，凭什么怀疑那二三两卤肉就是马芝祥购买的那十二斤里的呢？不过，专案组眼下处于什么线索也没有的当儿，谁也舍不得放弃这条可能是线索的微小线头。讨论到最后，钱雍钧决定先从外围了解一下周俊涵的基本情况再说，当即指派四名侦查员分头前往桥西区政府工商股和周俊涵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当晚，情况就汇总回来——
周俊涵，三十八岁，“顺涵车行”老板。这个车行不大，总共也就只有七辆黄包车。周俊涵把这些黄包车出租给车夫，车行收取租金，他全家的生活就是靠租金维持的。因此，从经济条件来说，周俊涵过的只能算是中等水平的日子。使专案组感兴趣的是，周俊涵是“双凤帮”骨干分子，在帮会内的辈分比较高，属于石家庄总舵第二档中的那七名老大之一；而辈分最高的第一档老大，原就凤毛麟角，到前年只剩两个了，其中一个中风瘫痪卧床不起，另一个身体虽然尚无大碍，可也是老眼昏花，即便想管理帮会也是有心无力。因此，石家庄地区“双凤帮”的一应事务全是周俊涵等七位老大谋划定夺，周俊涵更是七老大中的活跃分子。可想而知，他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肯定是很复杂的。
专案组诸君由“双凤帮”想到了之前那个被灭口的何动圆，都是一个愣怔。怎么这么巧，这两个都是“双凤帮”的骨干分子？钱雍钧意识到这回多半是撞上好运了，决定从次日开始对周俊涵进行秘密监视。
这一监视，马上发现了情况。周俊涵所开的“顺涵车行”位于永安街，离他的住宅焦厂西胡同不过几十米距离。侦查员1月5日上午去监视时，周俊涵并未露面，后来知道他4日晚上在跟人玩麻将，一直到天亮方才回家睡觉。周俊涵这一觉醒来，已是午后。他起床后洗漱定当，吃了午饭，出门去了车行。周俊涵不知道，他在自家门口甫一露面，有一个人高兴得差点儿笑出声来！
差点儿笑出声的这位，就是化装后在周俊涵家附近执行监视使命的专案组侦查员季松林。这位兄弟为何如此高兴呢？因为他一眼就认出眼前这个车行老板竟是“熟人”。季松林之前曾奉命执行过秘密监视董玉慧的任务，在董玉慧家斜对面那户居民家的小阁楼上值过班，他曾看见周俊涵在董玉惹家左侧的那户人家进进出出多次。董玉慧被谋杀后，专案组勘查现场时，曾询问左邻右舍是否听见或者看见过异样情况，叩门后左邻出来应门的就是这张脸孔，当时他自称姓张，是做贩运药材生意的。现在，这人怎么摇身一变成了“顺涵车行”的老板周俊涵了呢？
当下，季松林声色不露地尾随周俊涵走了数十米，到了车行门口，见周俊涵进入后，便向在那里执行监视的侦查员刘必福丢了个眼色示意“交给你了”，然后转身就去派出所，要求派一位民警到车行看看那人是否确是周俊涵。户籍警小朱骑了辆自行车出去转了一圈，返回后说没错，就是周俊涵本人。
专案组长钱雍钧闻报，当即招呼两名侦查员叫上派出所警察直接叩董玉慧左邻家的门。来开门的是个女人，侦查员也不跟她哕唆，先将其控制，然后检查与董玉惹家相连的院墙。这回不架梯子登高查看墙头了，而是仔细检查地面，发现靠近院墙的井台下的一块大石板有些蹊跷。几个人合力掀起一看，真相大白——石板下面挖了一条可供一人匍匐爬行的土沟，直通隔壁董玉慧家的院子。那里也有一口水井，下到沟里从院墙下爬过去，出口就在井台石板下面。
那个被控制起来的女人随即被带往分局，侦查员发现这个三十岁的女人脑子不大好使，有点儿“二”，但一番交谈下来还是弄清了一些情况。
女子名叫苗大凤，石家庄人，是个寡妇，系周俊涵的姘头。她供称自己原住在华清街，这里的房子是按周俊涵的意思向董玉慧租借的，周俊涵说这样便于与其幽会。侦查员问到董玉慧被害那天的情况，苗大凤说那几天她被周俊涵打发到周的表妹袁彩瑛家去帮忙了，袁家办喜事，正缺人手。对于周俊涵是否跟董玉慧有接触，苗大凤不清楚，她的感觉是周俊涵不认识董玉慧。
专案组随即核实苗大凤的口供，袁彩瑛1月30日确实办喜事，儿子娶媳妇，周俊涵把苗大凤推荐给表妹义务帮工。钱雍钧向政侦科长王应慈汇报案情后，王科长下令立刻逮捕周俊涵。专案组随即行动，可是晚了一步：周俊涵失踪了！
用现在的标准回顾本案的侦查工作，肯定是存在瑕疵的，比如之前调查董玉慧的左邻右舍时，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院墙是否有攀爬痕迹上，没有详细调查周围的房客；比如侦查员在执行监视周俊涵的任务时，没有注意到其住宅虽然没有后门却有窗户，所以并未安排人蹲守监视，使周俊涵得以从住宅后窗逃脱。可是，本案发生在1948年初，石家庄又是中共解放并驻守的第一个城市，公安力量还很薄弱，严重缺乏经验，警力也非常紧张，所以，出现这种瑕疵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周俊涵是怎么察觉到自己已经被警方监视的呢？周落网后供称，之前派出所警察小朱从车行门口经过，想查看周是否正主儿时，朝车行里多扫了两眼，引起了周俊涵的警觉，遂决定逃跑。
周俊涵这一逃，专案组诸君皆觉头痛。没日没夜辛辛苦苦查了二十多天，好不容易查到了真正有价值的线索，这主儿却脚底下抹油开溜了。石家庄解放伊始，周边地区还在打仗，还有一些市县未曾解放，周俊涵若是往敌占区那边一逃，这案子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哩。当然，头痛归头痛，活儿还得干下去，而且得加倍努力。钱雍钧稍作考虑，下令全体出动，分头走访周俊涵的亲属、车行伙计、帮会朋友等，了解其社会关系。
一千侦查员一个圈子兜下来回到市局时，天色已黑，碰头汇总查摸到的情况，林林总总的社会关系有三百多个，分布地以石家庄为主，小部分则在北平、天津、保定以及山西、河南、内蒙古。众人不禁傻眼。这么些社会关系，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去调查？况且，其中有的是在敌占区，那基本上是没法调查的。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不约而同盯着钱雍钧。钱雍钧也没什么好办法，说暂且不管那些外地的，先调查本地的吧，明天开始行动，今晚先把调查范围划一下。
散会已是午夜时分，一千侦查员的心情都挺沉重，因为大家心里明白，一般说来，周俊涵是不大可能躲藏在市内的；至于越狱已经二十多天的“燕北双雄”段纪福、段纪禄此刻藏身何处，那更是没法去想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竟然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留用老刑警司徒灵的妻子两年前病亡，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如今他是孤身一人过日子，所以他虽然有房子，却以住在局里的日子居多。他住一间单人宿舍，就在钱雍钧、丁野生合住那间的隔壁。老刑警当晚回到宿舍后没睡着，躺在床上脑子里只是想着案子。忽然，一个念头在脑海里倏然闪过：那个苗大凤会不会知晓周俊涵逃往哪里了呢？
于是，司徒灵就去叩隔壁宿舍的门，把已经入睡的钱雍钧、丁野生两人唤醒。钱、丁寻思司徒灵这个念头似有道理。从周俊涵指使苗大凤租借董玉慧房子的时间来看，显然就是为实施越狱案。让苗大凤出面当幌子，就是看中了她有点儿“二”。正因为如此，周俊涵在苗大凤面前说话时也许会疏于防范。现在，专案组想知道的就是周无意间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钱雍钧说反正也睡不着，咱们干脆连夜去看守所提审苗大凤。
苗大凤脑子本就有些“二”，酣睡中被看守员唤醒接受讯问，那更是稀里糊涂。钱雍钧三人耐心跟她聊了好一阵，方才把她的思路引到主题上，终于从她凌乱的陈述中捕捉到一句话——-半月前周俊涵曾跟她说起过隔天要去一趟乡下，次日傍晚给她送去了一些她特别喜欢吃的油糕，说是从傅家堡带来的。
钱雍钧三人翻阅了昨晚的调查汇总材料，周俊涵并无哪个社会关系在傅家堡，因而猜测傅家堡可能是周俊涵的一个秘密落脚点。
次日上午，专案组决定对傅家堡进行外围调查。鉴于周俊涵刚刚逃跑，钱雍钧不敢贸然指派侦查员前往傅家堡，就带了两个侦查员前往南关区政府，向区委书记施大群说明来意。施大群一口答应，随即叫来保卫干事邢家谟，说了调查要求和注意事项，强调不能惊动村里任何人。邢干事想了想，说这有些犯难。这时，施大群忽然想起下午区里要召开各村农会主席会议，傅家堡农会主席傅立身要来区里参加，于是说让他不要参加会议了，立马回村查明情况，快去快回。
傅家堡离南关十八里地，傅立身步行过来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人认真，生怕迟到，中午十二点刚过就赶到区政府了。他听了侦查员交代的调查要求后，说村里昨天下午来过外人，不过他没看见，是听老伴儿说的。老伴儿说那人是城里过来的，这一阵来过好几次；都是奔傅老三家去的。
傅立身介绍，傅老三是傅家堡最有钱的一位，家有土地二百亩，牲口二十头，七座紧挨一处的四合院，其七十岁的老父傅宽是族长。钱雍钧听着心里一动，也不问昨天奔傅老三家去的那位的外貌长相了，只盯着对方打听傅宽、傅老三父子平时外出时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傅立身说人家是大财主嘛，出门自然要坐马车，还是两头牲口拉的。钱雍钧又问傅老三家的牲口中是否有红马和白马，其中那匹白马有一只耳朵只有半片。傅立身曾在傅老三家做过长工，对其牲口情况甚为熟悉，马上点头，说的确有一匹白马的左耳朵只有半片。三年前有个流浪汉骑着那匹白马经过傅家堡时被傅老三叫人拦下，说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盗马贼，那匹马是偷来的，马主人在马耳朵上烙过记号，因此盗马贼要割掉半片马耳。那个盗马贼当晚逃跑了，那匹白马就变成了傅老三的财产。
傅立身说着就要赶回傅家堡去查撰隋况，被钱雍钧扯住，说你别往回赶了，我们召集人马立刻去傅家堡，那个傅老三肯定涉案！
市公安局局长陈守中闻报，立刻从市军管会调了一个警卫班，加上专案组及临时抽调的力量，二十五人直奔傅家堡。将傅老三宅院团团包围后，傅立身上前敲开门，里面方才发现不妙。军警一拥而入，当场抓获傅老三父子，以及躲藏在他家的周俊涵。傅家的一个长工悄悄告诉傅立身，另有四个外地汉子已经来了半个多月了，住在后面山坳的一个废砖窑里。侦查员一问长相，认定就是“燕北双雄”以及那两个冒充路南县农会干部制造越狱案的家伙。
军警立刻上山，包围废砖窑时被对方发现，双方发生枪战。最后， “燕北双雄”老大段纪福被击毙，老二段纪禄和两个制造越狱案的案犯负伤被捕。
经讯问，终于查明了这宗越狱、凶杀系列案的全过程——
段氏兄弟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的邀请来石家庄后，想提携以前在“镇铁帮”时的结拜兄弟刘山、左锁荣，便让跟他们交好的车行老板周俊涵去井陉跑一趟，通知刘、左来石家庄。周俊涵去了井陉，按照段氏兄弟给的地址找上门，却扑了个空，邻居告知二人早已搬走了。这主几办事倒是还很认真负责，竟然在井陉一住十一天，天天寻访，终于打昕到刘山已经当了一名“煤黑子”，后通过刘山又找到了改行当车把式的左锁荣。刘、左对段氏兄弟的提携极为感激，当下便随周俊涵去了石家庄。这天，正是石家庄解放、段氏兄弟落网的旧子。
三人回到石家庄，自然已经找不到段氏兄弟了。他们四处打听，最后得知那二位已经被捕，于是刘山、左锁荣便去看守所给段纪福、段纪禄送衣物。那时对被捕人员管理宽松，对探视送物也几无限制，两人跟段氏兄弟见了面、说了话，表示要把江湖义气进行到底——设法营救段纪福、段纪禄。段纪福悄悄关照他们，可以去找董玉慧和傅家堡的傅老三，就说奉段氏兄弟之命请他们为营救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援。
刘、左跟周俊涵一嘀咕，周俊涵便去找董玉慧，说明来意。董玉慧说她愿意参与营救，不过一介女流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能提供藏匿场所，反正她家房子挺宽余的。周俊涵寻思自己在市内活动，不能暴露车行和住宅，得另有一个落脚点，就让姘头苗大凤出面租下了董玉慧宅左侧的空房。
傅宽、傅老三父子当年为保住身家性命，甘愿与“镇铁帮”勾结，为段氏兄弟打听消息，提供作案信息，窝藏赃物，段氏兄弟潜来石家庄寻欢作乐，有时就隐藏在傅家堡。此刻段纪福、段纪禄被捕，只要如实招供，他们父子自然立马折进局子，杂七杂八的罪行一起清算，项上之物断然不保。因此，爷儿俩跟段氏兄弟属于一根草绳上拴着的蚂蚱，参与营救乃是唯一选择。
周俊涵利用“双凤帮”骨干的便利，多方打听下来，得知郊区或者外地的公安局、农会等凭证明可以到石家庄提人犯押解到当地斗争。去傅家堡跟那几位一说，便决定借此机会把段氏兄弟从看守所救出来。当下分工，周俊涵因是石家庄人，人头熟关系广，负责伪造印章、假证明，就找了“双凤帮”的哥们儿、刻章匠何动圆，以黄金二两为代价让对方刻一枚假章。
刘山、傅老三，左锁荣用周俊涵伪造的证明把段纪福、段纪禄营救出来后，直接拉到了傅家堡。原先他们准备稍待一两天就往外地转移的，可是越狱案后石家庄地区对通行证查得极严，只好继续隐藏下去。周俊涵怕出意外，决定让何动圆暂时失踪，就去找董玉慧说了情况，希望董玉慧让何动圆暂居她家。董玉慧听说段氏兄弟已经越狱，甚喜，但拒绝接纳何动圆。段氏兄弟得知后，让周俊涵捎话给董玉慧： “不肯听命，要你命！”董玉慧知晓那对魔头的手段，连忙改口表示愿意。
于是，何动圆不但得以住进董玉慧家，每晚还与她躺在同一个被窝里。不过，何动圆散漫惯了，白天时不时要出去转悠，晚上还和董玉慧一起去看戏。周俊涵虽然不知道何动圆是否受到了警方的怀疑，但他意识到如此下去，迟早有一天要坏事，便向段氏兄弟请示是否将何动圆灭口了事。段氏兄弟对于杀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下就指令刘山、左锁荣进城把何动圆干掉了。何动圆那晚的行踪是由董玉慧提供的，何动圆身上藏着的那二两黄金，则被刘、左吞没。
让周俊涵想不到的是，警方神通广大，竟然通过何动圆命案追查到了董玉慧这边。周俊涵时不时要去一趟苗大凤那里，发觉董玉慧已被盯上，赶紧到傅家堡向段氏兄弟请示该如何应对。向“老盛兴”订购的十二斤卤肉，其中的十斤便是他作为礼物送给傅老三的。剩下的两斤一分为二，一半拿到自己家里，一半原是要给苗大凤的，但段氏兄弟听说董玉慧已被监视，便说只好“忍痛割爱”，遂决定送给董玉慧，往卤肉里掺了些由傅老三提供的毒药。那条秘密通道，早在他第一次去跟董玉慧联系营救段氏兄弟时，董玉慧就告诉他了，说这是她当初分隔院子时让工匠修的。当然，董玉慧这样说是为了使周俊涵相信段氏兄弟藏到她家是安全的，绝对没想到自己的性命会送在这上面。
1948年4月19日，石家庄市军管会对越狱、杀人系列案作出判决：段纪禄、刘山、左锁荣、周俊涵、傅老三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苗大凤释放后交由派出所管制；傅宽关押期间心脏病发作，救治无效，死于看守所。
那个和何动圆一起看戏的女人，叶仁湘虽未打过交道，却知道其底细，因为此人在石家庄有点儿小名气。
女人名叫董玉慧，天津人，自幼父母双亡，行乞为生。八岁时进了一个走江湖的草台班子，十五岁时已是在河北、平津一带农村比较受欢迎的花旦。又唱了三年戏，她却改行了。改行的原因说来也简单，但在当时的戏剧圈子里鲜有发生——董玉慧的体态发生了变化，好好一个身材窈窕的少女竟然没来由地发福，变成了一个胖姑娘。现代医学称之为肥胖症，不过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唱花旦的一发福，就上不了戏台，哪怕嗓音再好也没用。于是，董玉慧就被戏剧行业排斥了。
董玉慧除了唱戏别无谋生手段，想嫁人，一时又无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手头积蓄作为本钱做点儿小生意糊口。那时没有工商或者城管，不过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处设摊、任意叫卖，找茬儿的主儿还不少：警察税务、帮会恶霸、地痞流氓。做小生意的要想不受欺负，就得找靠山。董玉慧吃了些亏，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找了警察局袁巡长做靠山，成了袁的姘头。袁巡长是帮会中人，黑白两道都搞得定，有他罩着，董玉慧的小生意总算能够做得下去。可谁承想，袁巡长是个赌徒，以往输赢基本保持均衡，还过得去。那一阵却像是交了霉运，牌桌上连连败北。在道上混的角色都得讲究面子，礼数不到丢了面子就要被排斥，甚至连警察饭碗都保不住。所以，袁巡长对寻常百姓凶神恶煞，但对道上朋友却必须按规矩行事。欠了赌债要还，没有钱也可以，大腿上剜一块肉给人家就成。袁巡长哪有这份魄力？只有到处筹措钱款，筹不到钱，干脆把董玉慧卖给了石家庄一家妓院。
董玉慧在妓院一直待到1940年。那时石家庄已被日军占领，宪兵队有个叫桥本奉圣的特务隔三差五来妓院会她，过了一年，干脆替她赎了身。桥本在日本是有妻室的，还有子女，所以董玉慧跟着他没有名分。不过，桥本对她还算不错。当时桥本是上尉军衔，在宪兵队负责对石家庄地区的商业监控这一块，权力很大，如果他对哪家工厂、商铺看不顺眼，一道命令就可以让老板家破人亡。因此，许多生意人都想巴结他。不过，他不大耐烦跟老板们打交道，老板们于是就走曲线讨好董玉慧。董玉慧的名气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5年夏，桥本被不知何方的杀手干掉了，没多久日本投降。国民党惩治汉奸时，据说原准备逮捕董玉慧的，董在青楼时结交的几个有着国民党地下人员身份的相好替她说了情，免于入狱，不过家肯定是要抄的，以前那些老板们送的钱财就都没了。好在一套宅院没动，就靠出租房子为生，加上一些老相好不时接济，她的日子还过得去。
当晚，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何动圆的落脚点很可能就是董玉慧家。根据之前对何动圆历史情况的调查，并未发现他沾染过嫖娼的恶习。因此，他之前与董玉慧不一定相识。这次前往其家避风头，可能是“燕北双雄”越狱案的案犯安排的。由此判断，董玉慧应该也是该案涉案人，最起码是知情者。那么，要不要立刻拘捕董玉慧呢？众侦查员对此意见不一，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与其立刻拘捕董玉慧，倒不如对其采取秘密监视措施，一边监视一边进行外围调查，看她跟哪些人接触后再作计议。
侦查员们马上行动，从1月30日上午十时开始，董玉慧的住所就处于专案组、派出所民警和桥西分局调派的青年治安积极分子的监控之中。与此同时，对董玉慧的外围调查也开始进行，留用刑警刘必福、司徒灵动用了他们以前的耳目，专门打听“燕北双雄”是否跟董玉慧有染。
这些调查收获不小，截至当晚，专案组掌握了以下情况——
“燕北双雄”跟董玉慧是老相识，早在桥本替董玉慧赎身前，段氏兄弟每次潜入石家庄寻欢作乐，所找的粉头中就有董玉慧。倒不是段纪福、段纪禄哥儿俩看中了董玉慧的姿色，而是她会唱戏。董玉慧是戏子出身，唱功不错，而段氏兄弟则是戏迷兼票友，除了听戏还喜欢唱戏。可是，他们那时已经上山为匪，是受官府通缉的对象，纵然胆子大，敢潜入石家庄嫖娼已经了不起了，去戏院看戏甚至登台唱戏那就过于难为哥儿俩了，所以，只敢在市内找个隐秘所在待上数日，花大钱把董玉慧叫来伺候就是了。
专案组意识到这个女人不简单，不但跟“燕北双雄”越狱案有关，何动圆命案看来也有份儿。何动圆在她家避风头，外出去哪里还不是要向她知会一声？1月24日晚上何动圆去“天雄旅社”跟史纬纲见面，事先肯定要告诉她，凶手在何动圆回来的路上下手将其灭口，那肯定是得到了董玉慧传递的信息。
专案组长钱雍钧在向政侦科王应慈科长汇报侦查进展情况时，建议下一步可以在以下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一是对董玉慧继续秘密监视，其外出去了哪里、会见何人都须一一查明，如果有人登门拜访，也得在对方离开时悄然跟踪，弄清其落脚处；二是立刻逮捕董玉慧，对其进行讯问。王应慈沉思片刻后问钱雍钧，你倾向于哪一种方式？钱雍钧说我倾向于第一种，因为董玉慧这样一个角色在对方帮伙里肯定不是唱主角的，纵然将其逮捕，讯问下来所获得的线索也极其有限，我们的线头儿恐怕也就断了。
王应慈同意了钱雍钧的意见。钱雍钧接着提出人手不够，要求增派三位有一定侦查经验的同志。王应慈马上给专案组增加了三名成员。可是，令钱雍钧始料不及的是，这个被认为是好主意的方案竟然泡了汤。
次日，侦查员化装蹲守了一天，从早到晚无人前往董玉慧的住宅，而董玉慧呢，除了中午出门倒过一次垃圾再没露过脸。当晚，钱雍钧听侦查员汇总白天的监视情况后，心里忽然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这是不是有些反常啊？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一丝阴影，睡觉时甚至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董玉慧莫名其妙地在她自己的家里消失了。事后想来，这个梦还是有点儿灵验的。当然董玉慧没有失踪，不过后果比失踪还严重——她死了！
2月1日中午十一时，侦查员季松林、小杨接班。换岗时，上一班侦查员刘必福、小许告诉他们目标没有动静，季松林就想，都晌午时分了这女人怎么还没起来，都懒得要出蛆了！又想想，似乎不对头，对小杨说目标到现在还没动静，会不会出事了？小杨说出什么事儿，这女人做过多年窑姐儿，都养成日上三竿还在挺尸的习惯了。两人正嘀咕着，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忽然出现在面前，一手摘下两串糖葫芦递过来，另一只手伸出来笑嘻嘻地要钱。季、杨两人一愣神，定睛一看，认出这是钱雍钧化装的。钱雍钧在做成这笔小买卖的过程中了解到董玉慧至今尚无动静的情况，离开后立刻通知助手去派出所跑一趟。
一会儿，派出所来了个警察，本地段的李保长也在旁边，两人去了甲长老吴家里。片刻，老吴、李保长和两个妇女积极分子便来到董玉慧家门前，敲了半天门，里面没有动静。于是，便用刀片拨开门闩。几人鱼贯而入，穿过院子，进到屋里，发现董玉慧躺在炕上，脸色青紫、身躯僵硬，早已停止了呼吸。
退休法医韩老先生再次出马，就在现场解剖尸体，断定董玉慧是中毒身亡。从炕上凌乱的被褥以及死者浑身大大小小的青紫疙瘩和斑痕判断，毒药发作后死者经受了巨大的痛苦。韩老先生认定，死者之前吃过卤肉，毒药就是掺在卤肉里的。这种卤肉的制作方法似与寻常卤肉不同，色泽显得特别红。
专案组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活儿当然干得很粗糙，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搜遍死者全家，别说卤肉了，连放卤肉的容器或者包裹卤肉的干荷叶都没有发现。这种明显是特制的卤肉，一般家庭是制作不出的，得饭馆、熟食店铺才具备加工条件。因此，董玉慧进食的卤肉肯定来自外面。
有侦查员据此推测，有人来看过董玉慧，具体日期应该是在两天之前，因为这两天董玉慧处于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之中，并没有发现有人登门。两天之前的那个来访者给董玉慧带来了掺有烈性毒药的卤肉，董玉慧当时并未食用，直到昨晚才吃。可是，季松林、刘必福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在现场找不到盛放过卤肉的容器或者包过卤肉的干荷叶之类，这跟上述“两天之前有人送来卤肉”的推断不相符。如果卤肉是两天前送来的，总得有个盛放的容器或包裹物，不可能直接放在碗橱里。董玉慧昨晚把卤肉吃掉后，那容器或者包裹物应该是留下来的，可现场却找不到。这个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董玉慧把盛放过卤肉的碗或碟子洗净放回碗橱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卤肉就不可能是用干荷叶或者纸张包着的，因为簸箕里并无此物，董玉慧昨天中午虽然倒过一次垃圾，可当时应该还没有吃卤肉；另一种则是董玉慧吃卤肉时家里还有其他人，那人在离开时把碗或者干荷叶（纸张）带走了。
季松林、刘必福等人的观点听上去有些道理，但有一点无法解释——董玉慧家只有前面的院门可供出入，这四十八小时内前门始终处于专案组的监视之下，那个带走盛放卤肉的容器或者包裹物的人又是怎么进出她家的呢？难道是从两侧邻居家爬墙进入的？但侦查员勘查现场时，并未在董玉慧家的围墙上发现攀爬过的痕迹。这就给专案组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大家讨论下来，最后定位于一个比较现实的思路上：绕开这个难解之谜，看看是否有其他走得通的路径。继续讨论，很快就找到了这样一条路径：查明卤肉的来源，也许就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侦查员走访了石家庄市内几家有名的饭馆、熟食铺子和中药店，对卤肉制作进行了调查，弄清了死者胃里发现的那种颜色特别红的卤肉的制作方法：这种卤肉在烧制过程中添加了一种叫“红米”的作料。这种红米，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出来的（即用红曲霉素真菌接种于大米上发酵而成），既是中药，又可作为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在古代，红米又称为丹曲，许多古代中药典集中都载明此物具有活血化淤、健脾消食等功效。
那么，石家庄有哪些饭馆、熟食店铺使用红米制作卤肉呢？了解下来，全市用红米制作卤鸡卤鸭的饭馆、熟食店颇有几家，而用红米烧制卤肉的却只有一家——位于铁西街的“老盛兴卤味斋”。
2月3日下午，侦查员丁野生、刘必福前往“老盛兴卤味斋”调查。 “老盛兴”的老板尤祖朗对技术保密比较重视，店里所有卤味食品都由其亲自把关，这是需要一日数次品尝滋味的，所以他就吃成了一个胖子，同行都叫他“尤胖子”。尤老板是旧军人出身，据说以前还入过太行山惯匪“三枪震两河”龙槐生为首的匪帮，所以石家庄解放后一直小心翼翼，见到公家人——不论是哪个机关、担任什么职务——一律点头哈腰，现在见来人是公安局的，自是分外谦卑。
听明丁、刘的来意后，尤老板一张胖脸上顿时愁云密布，就像要请他去局子品尝免费伙食似的。怎么呢？尤老板解释， “老盛兴”的卤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制作，每天不多不少烧制一百斤。这一百斤卤肉，通常都在下午四点前卖光。这是尤祖朗的经营手段，为的是保持“老盛兴”尤记卤肉久售不衰的名头。那么，这些卤肉都卖给谁了呢？这就是尤老板愁眉苦脸的原因。卤肉制作好后，由厨房送到前面柜台，伙计根据顾客要求，随切随称随卖，许多顾客除了买卤肉，还会选购其他卤味食品如卤鸡、卤鸭、酱牛肉、熏驴肉、卤豆千、盐水花生等，哪里记得来人是谁？
侦查员想想也是。不过，他们还想碰碰运气，跟柜台伙计聊聊，没准儿能发现线索。很快，站柜台的三个伙计就出现在侦查员面前，按照要求回忆最近几天卖卤肉的情况。尤老板待伙计之刻薄在同行中是有名的，每个伙计的活儿安排得都很紧，所以，这三位不可能跟侦查员多说，寥寥数语就把问题回答完了。如此，丁野生、刘必福两人等于白来了一趟，啥也没调查到。尤老板估计也非常内疚，把侦查员送出门口，又是鞠躬又是作揖，连连“告罪”。
当晚，专案组开会讨论往下应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有人提出应该从掺了毒药的卤肉如何送进董玉慧家这一点上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大难题。前面已经说过，送卤肉的人在董玉慧家进出，必定在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眼皮底下，可是，侦查员却啥也没看见，也没听见什么动静。专案组之前觉得还有其他路可走，所以就绕过了这个难题。现在，对于卤肉来源的调查碰了钉子，就只好回过头来重新面对了。
钱雍钧说，也许杀害董玉慧的凶手进出现场的途径不在侦查员的视野范围内，不妨再去现场看看。众侦查员一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叫上管段派出所民警，一起前往业已查封的董玉慧家。
董玉慧住的这座宅院之前是那个被干掉的日军上尉桥本奉圣的。桥本奉圣虽是日本籍，却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人，原名刁奉圣。其父刁恭濡在清光绪年间曾做过六品同知，后来辞官经商，五十岁上带着三房老婆返回石家庄老家，又娶了一房小老婆，前三房太太联合起来以死相逼，坚决不让老四进门，刁恭濡只得斥资另购了一座宅院。刁奉圣就是由四太太在这座宅院里生下的，从小也在这里生活，直至十四岁考取保定中学。十七岁初中毕业后，刁奉圣去东京留学，一去就是十一年。他再次出现在石家庄时，其父母已经去世多年，而他也因认了个姓桥本的东洋干爹加入日本国籍而改名桥本奉圣。
桥本被人千掉之后，董玉慧继承了这座宅院。在几个姘头朋友的帮助下，她把宅院作了一番改动，前院后院各分隔为三部分，董玉慧自己居住在前院的中间部分，其余的都出租了。前后院的分界线是原前后院的院墙，不过改建时为扩大住房面积，把原先前后院的房屋到院墙之间的那条一米多宽的地带与房屋连在一起，院墙就成了前后院住家的分隔墙。
前院董玉慧家的左右两户之前就已经检查过，院墙上的枯草株株完整，没有被触压过的痕迹。再看后院那三户住家，如果有人要从那里进入董玉慧家，有两种方式：一是从自家屋顶攀爬至董玉慧家的屋顶，再下到院子里；二是在两家合用的墙壁上打洞进入。可是，侦查员仔细检查下来，却未发现屋顶有人攀爬过的痕迹；而董玉慧家的后墙，连炕肚内都用手电筒照着拿长竹竿一一捅过，并无任何松动或者打洞后又砌上的痕迹。
于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摆在侦查员面前——并没有人进入过董玉慧家？！
这，可能吗？
七、一网打尽
2月4日上午，一宿没睡着觉的专案组长钱雍钧招呼侦查员司徒灵，两人合骑一辆自行车去了“老盛兴卤味斋”。钱雍钧根本没有指望能够有所发现，只是一种潜意识，隐约觉得之前调查时可能有什么遗漏，干脆再去看看，省得心里老是不踏实。
“老盛兴”的卤菜生意确实很好，不过上午九点，顾客队伍已经排到门外了。钱雍钧、司徒灵两人把自行车停在马路对面，貌似悠闲地踱到店门前一看，排队的顾客十有七八都是购买那种烧制时添加了红米的卤肉的。闻着那扑鼻而来的香味，钱雍钧心里嘀咕这卤肉究竟是什么味儿，应该买一些带回去让大伙儿尝尝。那时候像钱雍钧这样的干部是没有薪饷的，实行供给制，每月发的零用钱有限，所以都是囊中羞涩。不过这天钱雍钧有底气，昨天他刚领到上半年的伤残补助金。于是，就排到了队尾。
钱雍钧买好一斤卤肉时，之前的那股馋劲儿已经烟消云散，因为他突然注意到， “老盛兴”的伙计做每笔生意时，都会记下账目。钱雍钧由此闪过一个念头，那流水账上是否会记录下有调查价值的内容呢？他跟司徒灵一商量，司徒灵的意见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撞上运气呢？
于是两人就进了店堂，要求尤老板把董玉慧被害之前几天的流水账拿出来过目。这一过目，发现了一处使钱雍钧、司徒灵感到不解的内容——1月30日，有一个客户一下买了十二斤卤肉。钱雍钧向尤老板请教，是否经常有人购买这么多数量的卤肉？尤老板说买三斤以上的就很少，买十斤以上的一年中也不一定有一回。
那么，这次的十二斤卤肉是哪位顾客买的呢？流水账上当然是不记顾客姓名的，但侦查员指望“老盛兴”方面的经手人能够对其留下印象。尤老板说，买主是桥西区“福兴斋”的人，一天前来“老盛兴”预订的。
钱雍钧、司徒灵带走了那天的流水账，两人出门后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这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直到钱雍钧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司徒灵知不知道这“福兴斋”是一家什么样的馆子。司徒灵回答说是石家庄有名的清真馆子。钱雍钧一个激灵：一家清真馆子怎么会买用猪肉制作的卤肉呢？这里没准儿有问题！
两人直奔桥西分局，请分局派人悄然把“福兴斋”的老板请来。 “福兴斋”老板马福兴的回答出乎侦查员的意料，他说他不知道“福兴斋”曾向“老盛兴”订购十二斤卤肉之事。没办法，侦查员只好把“老盛兴”的尤老板也请到了桥西分局，两人一对质，侦查员发现马福兴没有撒谎，他对此事确实不知情，是“福兴斋”的账房先生马芝祥指派伙计许老奎到“老盛兴”预订那十二斤卤肉的。
那么，马芝祥又是什么人呢？马福兴告诉侦查员，马芝祥是“福兴斋”开张时雇聘的账房先生，在饭馆已经待了三十年了。马芝祥早年丧妻，其子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学员，于北伐战争中阵亡。马单身一人过日子直到现在，吃住都在“福兴斋”。钱雍钧问马芝祥是否跟帮会有关系，马福兴说马芝祥是一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 “福兴斋”以外百事不管。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伙计去“老盛兴”订购十二斤卤肉呢？这个，马福兴就说不上来了。
接下来，就得找那位账房先生问话了。钱雍钧、司徒灵商量片刻，决定让马福兴出面去了解。马福兴跟马芝祥聊下来，马芝祥承认他派伙计许老奎去“老盛兴”订购十二斤卤肉之事，说那是别人托他办的，因为他跟“老盛兴”的账房先生金忠德是老朋友，由他出面订购这么多卤肉，质量既有保证，价钱也可以优惠。那个托他订购卤肉的是其连襟，名叫周俊涵，是“顺涵车行”老板。马、周连襟之间平日里走动并不多，不过每年还是要见上几面，逢年过节聚一聚、吃顿饭。周俊涵有时请客也会选择“福兴斋”。至于预订卤肉之类，那倒还是第一次。马芝祥并未问对方为何订这么些卤肉，周也没有说。反正次日是周俊涵自己去“老盛兴”一手付钱一手拿肉的，如此而已。
当天下午，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分析，谁也不敢说这就是一条线索，毕竟这跟董玉慧谋杀案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 “老盛兴”每天出售的卤肉有一百斤，而导致董玉慧死亡的卤肉仅仅是其中极小的部分，可能只是二三两，凭什么怀疑那二三两卤肉就是马芝祥购买的那十二斤里的呢？不过，专案组眼下处于什么线索也没有的当儿，谁也舍不得放弃这条可能是线索的微小线头。讨论到最后，钱雍钧决定先从外围了解一下周俊涵的基本情况再说，当即指派四名侦查员分头前往桥西区政府工商股和周俊涵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当晚，情况就汇总回来——
周俊涵，三十八岁，“顺涵车行”老板。这个车行不大，总共也就只有七辆黄包车。周俊涵把这些黄包车出租给车夫，车行收取租金，他全家的生活就是靠租金维持的。因此，从经济条件来说，周俊涵过的只能算是中等水平的日子。使专案组感兴趣的是，周俊涵是“双凤帮”骨干分子，在帮会内的辈分比较高，属于石家庄总舵第二档中的那七名老大之一；而辈分最高的第一档老大，原就凤毛麟角，到前年只剩两个了，其中一个中风瘫痪卧床不起，另一个身体虽然尚无大碍，可也是老眼昏花，即便想管理帮会也是有心无力。因此，石家庄地区“双凤帮”的一应事务全是周俊涵等七位老大谋划定夺，周俊涵更是七老大中的活跃分子。可想而知，他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肯定是很复杂的。
专案组诸君由“双凤帮”想到了之前那个被灭口的何动圆，都是一个愣怔。怎么这么巧，这两个都是“双凤帮”的骨干分子？钱雍钧意识到这回多半是撞上好运了，决定从次日开始对周俊涵进行秘密监视。
这一监视，马上发现了情况。周俊涵所开的“顺涵车行”位于永安街，离他的住宅焦厂西胡同不过几十米距离。侦查员1月5日上午去监视时，周俊涵并未露面，后来知道他4日晚上在跟人玩麻将，一直到天亮方才回家睡觉。周俊涵这一觉醒来，已是午后。他起床后洗漱定当，吃了午饭，出门去了车行。周俊涵不知道，他在自家门口甫一露面，有一个人高兴得差点儿笑出声来！
差点儿笑出声的这位，就是化装后在周俊涵家附近执行监视使命的专案组侦查员季松林。这位兄弟为何如此高兴呢？因为他一眼就认出眼前这个车行老板竟是“熟人”。季松林之前曾奉命执行过秘密监视董玉慧的任务，在董玉慧家斜对面那户居民家的小阁楼上值过班，他曾看见周俊涵在董玉惹家左侧的那户人家进进出出多次。董玉慧被谋杀后，专案组勘查现场时，曾询问左邻右舍是否听见或者看见过异样情况，叩门后左邻出来应门的就是这张脸孔，当时他自称姓张，是做贩运药材生意的。现在，这人怎么摇身一变成了“顺涵车行”的老板周俊涵了呢？
当下，季松林声色不露地尾随周俊涵走了数十米，到了车行门口，见周俊涵进入后，便向在那里执行监视的侦查员刘必福丢了个眼色示意“交给你了”，然后转身就去派出所，要求派一位民警到车行看看那人是否确是周俊涵。户籍警小朱骑了辆自行车出去转了一圈，返回后说没错，就是周俊涵本人。
专案组长钱雍钧闻报，当即招呼两名侦查员叫上派出所警察直接叩董玉慧左邻家的门。来开门的是个女人，侦查员也不跟她哕唆，先将其控制，然后检查与董玉惹家相连的院墙。这回不架梯子登高查看墙头了，而是仔细检查地面，发现靠近院墙的井台下的一块大石板有些蹊跷。几个人合力掀起一看，真相大白——石板下面挖了一条可供一人匍匐爬行的土沟，直通隔壁董玉慧家的院子。那里也有一口水井，下到沟里从院墙下爬过去，出口就在井台石板下面。
那个被控制起来的女人随即被带往分局，侦查员发现这个三十岁的女人脑子不大好使，有点儿“二”，但一番交谈下来还是弄清了一些情况。
女子名叫苗大凤，石家庄人，是个寡妇，系周俊涵的姘头。她供称自己原住在华清街，这里的房子是按周俊涵的意思向董玉慧租借的，周俊涵说这样便于与其幽会。侦查员问到董玉慧被害那天的情况，苗大凤说那几天她被周俊涵打发到周的表妹袁彩瑛家去帮忙了，袁家办喜事，正缺人手。对于周俊涵是否跟董玉慧有接触，苗大凤不清楚，她的感觉是周俊涵不认识董玉慧。
专案组随即核实苗大凤的口供，袁彩瑛1月30日确实办喜事，儿子娶媳妇，周俊涵把苗大凤推荐给表妹义务帮工。钱雍钧向政侦科长王应慈汇报案情后，王科长下令立刻逮捕周俊涵。专案组随即行动，可是晚了一步：周俊涵失踪了！
用现在的标准回顾本案的侦查工作，肯定是存在瑕疵的，比如之前调查董玉慧的左邻右舍时，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院墙是否有攀爬痕迹上，没有详细调查周围的房客；比如侦查员在执行监视周俊涵的任务时，没有注意到其住宅虽然没有后门却有窗户，所以并未安排人蹲守监视，使周俊涵得以从住宅后窗逃脱。可是，本案发生在1948年初，石家庄又是中共解放并驻守的第一个城市，公安力量还很薄弱，严重缺乏经验，警力也非常紧张，所以，出现这种瑕疵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周俊涵是怎么察觉到自己已经被警方监视的呢？周落网后供称，之前派出所警察小朱从车行门口经过，想查看周是否正主儿时，朝车行里多扫了两眼，引起了周俊涵的警觉，遂决定逃跑。
周俊涵这一逃，专案组诸君皆觉头痛。没日没夜辛辛苦苦查了二十多天，好不容易查到了真正有价值的线索，这主儿却脚底下抹油开溜了。石家庄解放伊始，周边地区还在打仗，还有一些市县未曾解放，周俊涵若是往敌占区那边一逃，这案子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哩。当然，头痛归头痛，活儿还得干下去，而且得加倍努力。钱雍钧稍作考虑，下令全体出动，分头走访周俊涵的亲属、车行伙计、帮会朋友等，了解其社会关系。
一千侦查员一个圈子兜下来回到市局时，天色已黑，碰头汇总查摸到的情况，林林总总的社会关系有三百多个，分布地以石家庄为主，小部分则在北平、天津、保定以及山西、河南、内蒙古。众人不禁傻眼。这么些社会关系，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去调查？况且，其中有的是在敌占区，那基本上是没法调查的。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不约而同盯着钱雍钧。钱雍钧也没什么好办法，说暂且不管那些外地的，先调查本地的吧，明天开始行动，今晚先把调查范围划一下。
散会已是午夜时分，一千侦查员的心情都挺沉重，因为大家心里明白，一般说来，周俊涵是不大可能躲藏在市内的；至于越狱已经二十多天的“燕北双雄”段纪福、段纪禄此刻藏身何处，那更是没法去想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竟然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留用老刑警司徒灵的妻子两年前病亡，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如今他是孤身一人过日子，所以他虽然有房子，却以住在局里的日子居多。他住一间单人宿舍，就在钱雍钧、丁野生合住那间的隔壁。老刑警当晚回到宿舍后没睡着，躺在床上脑子里只是想着案子。忽然，一个念头在脑海里倏然闪过：那个苗大凤会不会知晓周俊涵逃往哪里了呢？
于是，司徒灵就去叩隔壁宿舍的门，把已经入睡的钱雍钧、丁野生两人唤醒。钱、丁寻思司徒灵这个念头似有道理。从周俊涵指使苗大凤租借董玉慧房子的时间来看，显然就是为实施越狱案。让苗大凤出面当幌子，就是看中了她有点儿“二”。正因为如此，周俊涵在苗大凤面前说话时也许会疏于防范。现在，专案组想知道的就是周无意间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钱雍钧说反正也睡不着，咱们干脆连夜去看守所提审苗大凤。
苗大凤脑子本就有些“二”，酣睡中被看守员唤醒接受讯问，那更是稀里糊涂。钱雍钧三人耐心跟她聊了好一阵，方才把她的思路引到主题上，终于从她凌乱的陈述中捕捉到一句话——-半月前周俊涵曾跟她说起过隔天要去一趟乡下，次日傍晚给她送去了一些她特别喜欢吃的油糕，说是从傅家堡带来的。
钱雍钧三人翻阅了昨晚的调查汇总材料，周俊涵并无哪个社会关系在傅家堡，因而猜测傅家堡可能是周俊涵的一个秘密落脚点。
次日上午，专案组决定对傅家堡进行外围调查。鉴于周俊涵刚刚逃跑，钱雍钧不敢贸然指派侦查员前往傅家堡，就带了两个侦查员前往南关区政府，向区委书记施大群说明来意。施大群一口答应，随即叫来保卫干事邢家谟，说了调查要求和注意事项，强调不能惊动村里任何人。邢干事想了想，说这有些犯难。这时，施大群忽然想起下午区里要召开各村农会主席会议，傅家堡农会主席傅立身要来区里参加，于是说让他不要参加会议了，立马回村查明情况，快去快回。
傅家堡离南关十八里地，傅立身步行过来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人认真，生怕迟到，中午十二点刚过就赶到区政府了。他听了侦查员交代的调查要求后，说村里昨天下午来过外人，不过他没看见，是听老伴儿说的。老伴儿说那人是城里过来的，这一阵来过好几次；都是奔傅老三家去的。
傅立身介绍，傅老三是傅家堡最有钱的一位，家有土地二百亩，牲口二十头，七座紧挨一处的四合院，其七十岁的老父傅宽是族长。钱雍钧听着心里一动，也不问昨天奔傅老三家去的那位的外貌长相了，只盯着对方打听傅宽、傅老三父子平时外出时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傅立身说人家是大财主嘛，出门自然要坐马车，还是两头牲口拉的。钱雍钧又问傅老三家的牲口中是否有红马和白马，其中那匹白马有一只耳朵只有半片。傅立身曾在傅老三家做过长工，对其牲口情况甚为熟悉，马上点头，说的确有一匹白马的左耳朵只有半片。三年前有个流浪汉骑着那匹白马经过傅家堡时被傅老三叫人拦下，说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盗马贼，那匹马是偷来的，马主人在马耳朵上烙过记号，因此盗马贼要割掉半片马耳。那个盗马贼当晚逃跑了，那匹白马就变成了傅老三的财产。
傅立身说着就要赶回傅家堡去查撰隋况，被钱雍钧扯住，说你别往回赶了，我们召集人马立刻去傅家堡，那个傅老三肯定涉案！
市公安局局长陈守中闻报，立刻从市军管会调了一个警卫班，加上专案组及临时抽调的力量，二十五人直奔傅家堡。将傅老三宅院团团包围后，傅立身上前敲开门，里面方才发现不妙。军警一拥而入，当场抓获傅老三父子，以及躲藏在他家的周俊涵。傅家的一个长工悄悄告诉傅立身，另有四个外地汉子已经来了半个多月了，住在后面山坳的一个废砖窑里。侦查员一问长相，认定就是“燕北双雄”以及那两个冒充路南县农会干部制造越狱案的家伙。
军警立刻上山，包围废砖窑时被对方发现，双方发生枪战。最后， “燕北双雄”老大段纪福被击毙，老二段纪禄和两个制造越狱案的案犯负伤被捕。
经讯问，终于查明了这宗越狱、凶杀系列案的全过程——
段氏兄弟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的邀请来石家庄后，想提携以前在“镇铁帮”时的结拜兄弟刘山、左锁荣，便让跟他们交好的车行老板周俊涵去井陉跑一趟，通知刘、左来石家庄。周俊涵去了井陉，按照段氏兄弟给的地址找上门，却扑了个空，邻居告知二人早已搬走了。这主几办事倒是还很认真负责，竟然在井陉一住十一天，天天寻访，终于打昕到刘山已经当了一名“煤黑子”，后通过刘山又找到了改行当车把式的左锁荣。刘、左对段氏兄弟的提携极为感激，当下便随周俊涵去了石家庄。这天，正是石家庄解放、段氏兄弟落网的旧子。
三人回到石家庄，自然已经找不到段氏兄弟了。他们四处打听，最后得知那二位已经被捕，于是刘山、左锁荣便去看守所给段纪福、段纪禄送衣物。那时对被捕人员管理宽松，对探视送物也几无限制，两人跟段氏兄弟见了面、说了话，表示要把江湖义气进行到底——设法营救段纪福、段纪禄。段纪福悄悄关照他们，可以去找董玉慧和傅家堡的傅老三，就说奉段氏兄弟之命请他们为营救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援。
刘、左跟周俊涵一嘀咕，周俊涵便去找董玉慧，说明来意。董玉慧说她愿意参与营救，不过一介女流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能提供藏匿场所，反正她家房子挺宽余的。周俊涵寻思自己在市内活动，不能暴露车行和住宅，得另有一个落脚点，就让姘头苗大凤出面租下了董玉慧宅左侧的空房。
傅宽、傅老三父子当年为保住身家性命，甘愿与“镇铁帮”勾结，为段氏兄弟打听消息，提供作案信息，窝藏赃物，段氏兄弟潜来石家庄寻欢作乐，有时就隐藏在傅家堡。此刻段纪福、段纪禄被捕，只要如实招供，他们父子自然立马折进局子，杂七杂八的罪行一起清算，项上之物断然不保。因此，爷儿俩跟段氏兄弟属于一根草绳上拴着的蚂蚱，参与营救乃是唯一选择。
周俊涵利用“双凤帮”骨干的便利，多方打听下来，得知郊区或者外地的公安局、农会等凭证明可以到石家庄提人犯押解到当地斗争。去傅家堡跟那几位一说，便决定借此机会把段氏兄弟从看守所救出来。当下分工，周俊涵因是石家庄人，人头熟关系广，负责伪造印章、假证明，就找了“双凤帮”的哥们儿、刻章匠何动圆，以黄金二两为代价让对方刻一枚假章。
刘山、傅老三，左锁荣用周俊涵伪造的证明把段纪福、段纪禄营救出来后，直接拉到了傅家堡。原先他们准备稍待一两天就往外地转移的，可是越狱案后石家庄地区对通行证查得极严，只好继续隐藏下去。周俊涵怕出意外，决定让何动圆暂时失踪，就去找董玉慧说了情况，希望董玉慧让何动圆暂居她家。董玉慧听说段氏兄弟已经越狱，甚喜，但拒绝接纳何动圆。段氏兄弟得知后，让周俊涵捎话给董玉慧： “不肯听命，要你命！”董玉慧知晓那对魔头的手段，连忙改口表示愿意。
于是，何动圆不但得以住进董玉慧家，每晚还与她躺在同一个被窝里。不过，何动圆散漫惯了，白天时不时要出去转悠，晚上还和董玉慧一起去看戏。周俊涵虽然不知道何动圆是否受到了警方的怀疑，但他意识到如此下去，迟早有一天要坏事，便向段氏兄弟请示是否将何动圆灭口了事。段氏兄弟对于杀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下就指令刘山、左锁荣进城把何动圆干掉了。何动圆那晚的行踪是由董玉慧提供的，何动圆身上藏着的那二两黄金，则被刘、左吞没。
让周俊涵想不到的是，警方神通广大，竟然通过何动圆命案追查到了董玉慧这边。周俊涵时不时要去一趟苗大凤那里，发觉董玉慧已被盯上，赶紧到傅家堡向段氏兄弟请示该如何应对。向“老盛兴”订购的十二斤卤肉，其中的十斤便是他作为礼物送给傅老三的。剩下的两斤一分为二，一半拿到自己家里，一半原是要给苗大凤的，但段氏兄弟听说董玉慧已被监视，便说只好“忍痛割爱”，遂决定送给董玉慧，往卤肉里掺了些由傅老三提供的毒药。那条秘密通道，早在他第一次去跟董玉慧联系营救段氏兄弟时，董玉慧就告诉他了，说这是她当初分隔院子时让工匠修的。当然，董玉慧这样说是为了使周俊涵相信段氏兄弟藏到她家是安全的，绝对没想到自己的性命会送在这上面。
1948年4月19日，石家庄市军管会对越狱、杀人系列案作出判决：段纪禄、刘山、左锁荣、周俊涵、傅老三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苗大凤释放后交由派出所管制；傅宽关押期间心脏病发作，救治无效，死于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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