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羊城系列诈骗案

羊城系列诈骗案

文 易明佳

　　一、少先队员举报舅舅

　　对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刑警陈中兴来说,这是他从警九年以来唯一的一次“代表分局领导”出面接待来访群众。那天快到下班的时候,刑警队教导员华教柱走进办公室,让他去一下门口,以分局领导名义接待一个来访群众,那人已经跟警卫室磨叽了半个小时,说有重要案情要反映。警卫室给局办打电话,内勤小刘问对方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答称要直接跟分局领导说。小刘请示领导,领导让刑警队出面接待。于是,教导员华教柱让陈中兴去接待一下,临了还叮嘱:　“如果对方非要见分局领导,你就说你就是领导。”

　　陈中兴这年三十挂零,但长得老相,看外形说三十五六别人也信;况且,在刑警队五十八名刑警中,论资格他可以列入“老字号”行列,而若论办案数量,他应该是名列第一的,因此,华教导员这会儿指派他代表分局领导出面接待来访群众也在情理之中。

　　所谓来访群众是一个身高不过一米四左右的小女孩儿,穿着一件红底子浅黄小花布外套,脖颈上的红领巾系得端端正正,左臂佩着三道杠,背着一个家庭自缝的蓝布书包。陈中兴乍见之下,便下意识地猜测这小姑娘十有八九是来报“假案”的。那当儿反特宣传如火如荼,报纸、电台、黑板报、墙报、有线广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家还进口了一些苏联反特影片在电影院轮流放映,中小学校也不断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这种大规模的宣传给中小学生造成了一种幻觉:敌对势力无孔不入,路人、邻居甚至亲戚中,可能就混有反革命分子或者美蒋特务,不少学生草木皆兵,动不动就奔派出所、公安局检举。以前陈中兴在派出所当治安警时,由于人高马大,　“能够体现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领导就把接待前来检举的中小学生的工作专门安排给他。陈中兴回想下来,到1952年底调到分局刑警队为止,他一共接待了二百多名前来检举反革命、特务分子的中小学生,有的还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有新的线索提供。最后的结果是,四五百条线索中没有一条是确凿的。

　　由此,陈中兴对中小学生检举就颇有些憷头。但是,还是要认真对待。他尽量让自己的神态举止显得和蔼可亲,把小姑娘领到了警卫室隔壁的接待室,请她坐下,问小姑娘来公安局有什么事。对方不答反问:　“叔叔,请问您是公安局领导吗?”

　　陈中兴点头:　“我姓陈,是领导。”

　　“是最大的领导吗?”

　　陈中兴寻思这小姑娘似乎不好糊弄,于是硬着头皮道:　“我是分局第一政委。”暗忖反正没这个官衔儿,也说不上冒充。

　　小姑娘听罢站起来,冲陈中兴行了个少先队礼,又从书包里拿出她的作业本让陈中兴过目,上面写着学校名称、班级和姓名,于是陈中兴就知道对方是新跃小学五年级学生,名叫朱项梅。陈中兴很想来一个礼节对等,也把自己的工作证掏出来让朱项梅过目,可是想到那上面的职务栏里写的是“刑警”,就不敢造次。言归正传,陈中兴问:“朱项梅同学,你来公安局有什么事儿要反映?”一边说,一边把工作手册放在面前打开,掏出了钢笔准备记录——哪怕是对方报“假案”,样子也得摆一摆,否则显得过于轻慢来访群众,传出去影响不好。

　　朱项梅一开口,陈中兴松了一口气,寻思这小姑娘倒像是来真的。她说:　“陈政委,我要向公安局报告,我舅舅逃到香港去了!”

　　朱项梅的舅舅名叫施之鼎,二十七岁,是广州市公交公司的汽车司机,尚未结婚。一个月前,他到朱项梅家来,对他的姐姐即朱项梅的妈妈施之兰说他准备挪一个地方。施之兰以为弟弟要调一个工作单位,就关心地询问情况,可是,施之鼎却摇头否定。再问,沉默不语。正说着,朱项梅的爸爸朱峰下班回家了。朱峰在区税务局工作,是个新中国成立前就端着旧政府税务官饭碗的留用人员。旧政府公务人员的历史,使他变得比较沉闷、胆小,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说话一向小心翼翼,报纸、电台、领导怎么说的,他必定毫不走样地照搬。施之鼎因此对这个姐夫颇为反感,经常向其提出嘲讽式的建议,说应该积极靠拢党和政府,每月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久而久之,两个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现在,施之鼎见姐夫回来了,打了个招呼立刻起身告辞。朱峰忙着要把从单位带回来义务加班的账目盘算清楚,对小舅子的来访情况根本没问一个字。

　　之后,施之鼎没再来过。这也正常,以前他三四个月不登门的情况也经常有。他姐姐施之兰呢,对于他所说的“挪一个地方”的话头也没当回事。昨天下午,施之兰突然收到了一封香港来信,施、朱两家在海外都没有亲朋好友,因此施之兰就感到奇怪,拆开一看,奇怪就变成了震惊——信是施之鼎写的,说他上次过去是跟姐姐告别的,当晚他就秘密去了香港,现在已在九龙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是在广州开公共汽车的八倍,还说他已经办理了加入香港籍的登记手续,一年以后就可以加入香港籍,成为香港的正式公民了。这封信使施之兰震惊,对于其夫朱峰来说就不是震惊了,而是遭遇了一场七级大地震。他下班回家看过小舅子的来函后,立马要去派出所报告。可是,妻子拦住了他。结婚业已十多年的这对恩爱夫妇破天荒地第一次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施之兰把菜刀架在脖子上,声称“你只要跨出门一步我立刻自杀”,朱峰不得不让步。施之兰随即把弟弟的来信烧毁了。

　　可是,施之兰忘记了整个过程是在十二岁的女儿眼前发生的,也忽视了已经渗透到全社会所有角落的政治宣传的功效。当晚,少先队大队长朱项梅同学几乎没经过平时人们所说的“激烈思想斗争”,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有责任把舅舅逃港之事向公安局报告。

　　陈中兴送走朱项梅后回到刑警队,同事都已经下班了,派他这个差使的教导员华教柱也去食堂吃饭了。陈中兴等华教柱回来后,汇报了接待朱项梅的情况,问这件事是否要立案。华教柱说人已经逃往香港了,也就不差一个晚上的时间了,明天上午待姜队长上班后商量一下再作决定吧。不过,不管是否立案,大陈你作为接待人,按规矩都得写个报告,一式两份,一份刑警队这边留底,一份交分局办公室——这是他们派下的差使,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天,是1960年4月1日。

　　次日,刑警队队长姜小刚上班后,华教柱刚把朱项梅检举舅舅逃港的事儿说了个大概,分局接到了一起诈骗报案——

　　报案人名叫张桂花,在一家合作性质的缝纫工场工作;其夫名叫麦谋善,是珠江船舶修理厂的工人。这对夫妻是同乡,出生于阳江农村,张桂花的老爸是当地一个小地主,十多年前病亡了,要不,土改时不死也得脱层皮。1949年春,两人结婚不过两个多月时,前来广州投奔张桂花的一个表叔。表叔是帮会人士,有些势力,安排张桂花在医院做杂务工,麦谋善进了一家机修厂。不久,广州解放,表叔逃往香港。张、麦夫妇初时照常打工,后来张桂花打工的那家私营医院关闭了,她就失去了工作,幸亏丈夫供职的那家工厂还勉强运转着,一家四口的生活没有问题。1956年,麦谋善所在的机修厂并入珠江船舶修理厂,1958年“大跃进”时,张桂花进了新成立的缝纫工场。这对夫妻的收入虽然不算高,但也算是双职工家庭,而且只有两个孩子,所以在当时的普通家庭中还算是过得可以的。张桂花、麦谋善一直以知足常乐的心态过着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直到1960年3月1日。

　　这对夫妇遭遇了什么情况呢?这要先说一下当时的大形势。当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经济状况、所有物资的供应都跌落到了最低谷。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其中有一项是,要求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城镇户口居民“为国家分担困难”,举家返回原籍,和当地人民公社社员一样种田种地。据一些过来人回忆,这个政策是当时最引起轰动效应的,因为全国各地都有这种被要求“为国家分担困难”的对象,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也不例外。

　　麦谋善夫妇来自阳江农村,正好属于符合回乡条件的那部分人,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所在单位列入了“光荣回乡”的名单。张桂花是妇道人家,摊上这等大事,只有整日整夜发愁哭泣的份儿。她的丈夫麦谋善就不同了,他遇事一向颇有主张,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先是核实关于自己已被列入回乡务农名单传闻的真实性,然后再去打听这是否真是党和政府最高机关的政策,而不是地方上的土政策。打听的结果,的确是中央文件规定要让他这样的曾有农村背景的人“为国家分担困难”。这下,应该接受这个事实了吧?当时“光荣回乡”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无奈接受的,可是,麦谋善却认为自己不能接受。

　　不接受怎么办呢?麦谋善反复考虑下来,最后想出了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主意:不理睬!说白了就是顶着不办。让填申请表,撕了;让去领补助金,放弃;领导找谈话,不去。除此之外,其他一切照常。麦谋善技术上有一套,平时工作一向积极肯干,现在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上班,有时见活儿紧还主动加班。麦谋善这样做是为了让单位领导抓不到他的把柄,仅仅抵制“光荣回乡”是没法儿给处分的,因为中央文件规定“光荣回乡”必须是本人和家属都自愿——当然,那会儿也真没几个人敢于公开表示“不自愿”。麦谋善也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认为大不了是开除。他不怕开除,因为他有技术,能吃苦,开除工籍不要紧,只要不把他的广州市籍开除就行了,他可以上街摆个摊头做小生意,那几年不但没有城管专门对付小摊贩,反而提倡老百姓摆小摊头搞“生产自救”。

　　可是,麦谋善低估了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命令的决心。广州市是向省委作过“百分之百完成任务”的保证的,哪里容得了小小—个麦谋善的抵制?很陕,这个家庭就被来自麦谋善工作的工厂、张桂花工作的缝纫工场以及街道、子女就读的学校几方面的“说服教育”所包围,中央文件中的“自愿回乡务农”变成了地方上的“不去也得去”。如此,麦谋善就只好另觅良方了。广州看来没法儿待下去了,而阳江呢?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也还是“一穷二白”,麦谋善估计回乡差不多等同于送死。所以,只好离开广州,去一个不致于饿死的地方。不过,当时中国的人员流动被户口和统购统销困得死死的,面积虽大,省份虽多,却哪儿也落不了脚。最后,麦谋善把主意打到了香港。新中国成立伊始张桂花的表叔不是逃到香港去了吗,干脆投奔他去吧。麦谋善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会去离家不远的茶馆喝茶。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中国各地的茶馆家家都是传播真真假假各类消息的渠道,麦谋善在喝茶聊天中得知广州现在有人可以提供协助逃港的有偿服务。麦谋善闻讯窃喜,随即开始留心寻找这样的服务者。他的思路比较清晰,考虑了两天后,认为这种组织偷渡的蛇头额头上没有刻字,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难度极大;而厂里形势逼人,等不及了,所以必须立马找到。那么,去哪里才能立马找到呢?麦谋善认为在他喝茶的茶馆就能找到,他相信茶客中就有蛇头的人,而且风声就是这种人放出来的。他呢,只要也放出风声表示自己对去香港有兴趣,那差不多就行了。

　　麦谋善想明白后,次日就开始实施,连续三天放出风声,扬言他宁可全家逃港也不会去阳江乡下老家务农。果然,第四天就有个自称“老罗”的中年男子在其喝完茶离开茶馆时哨然靠了上来,两人就在路边聊了片刻,麦谋善了解到对方确实可以为其逃港助力,至于收费,原本一人收取黄金三两,因麦谋善是全家四口一起去港,所以可以打个折,就十两吧;先付三两作为定金,其余七两待偷渡成功抵达香港后一次性付清。

　　麦谋善当初与张桂花结婚时,张桂花的老爸张老财曾给过女儿十两黄金,他们珍藏至今一直未动过,所以,麦谋善跟妻子商量下来,认为与其回老家去送死,倒不如把这十两黄金用于逃港。不过,那个自称“老罗”的主儿是否靠谱,那倒是需要弄弄清楚的。麦谋善跟老罗一说,老罗连连点头说“可以理解”,然后就主动提出了一个验证方法:老罗可以提供两个已经到达香港的“服务对象”在广州的单位,麦谋善可以前往打听,也可以冒充久未联系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过去打听,打听下来确实已经去香港了,届时再跟老罗联系。

　　麦谋善认为这个验证方法可以一试,于是就请老罗写下验证对象的姓名、单位,至于电话,对方说为表明自己不是在编故事,你可以打邮电问询电话查询。这两个验证对象分别是:广州市天河供销合作社的邢信明和广州市跃进电机修理厂的蒋小岩。

　　麦谋善随即去验证,都是亲自登门的,他佯称自己是验证对象的朋友,主动出示自己的工作证,要求进人家单位去找一下邢、蒋。结果,两个单位的门卫都明确告诉他:你要找的人被单位开除了,原因是已经偷渡香港。供销社的门卫甚至还把麦谋善扯进院子去看张贴在墙壁上的开除布告。

　　这下,不由得麦谋善不信,于是就去茶馆找老罗,一连去了三天才候得他去喝茶。老罗一看麦谋善的神色就知道他已经去验证过了,笑问怎么样,没问题了吧?麦谋善点头,又悄声问应该几时交定金。老罗说我们是每星期一趟,都是周五晚上出发。你只要在周四中午前交定金,就能搭上本周的那趟,否则,只好等下个星期了。这天是星期二,麦谋善盘算下来认为用三天时间做准备是来得及的,于是说那我就明天交定金吧。不过,你不会说话不算数,收了定金不办事吧?老罗说我要是这么干,传到道上去,人家得叫我死无葬身之地。老弟你放心,到时候我会给你看我的工作证的——我在广州是有工作单位的。

　　那个年代,但凡说到工作单位,哪怕再不济是街道办的加工小厂,都是“组织”,都能给人一种信任感。因此,麦谋善一听就放心了。

　　次日,麦谋善如约跟老罗见面,在查看过老罗出示的“广州市海珠区五星织布厂”的工作证后,把三两黄金交给了老罗。老罗问明了麦谋善的住址,与其约定本周五上午会有人去他家告知集合地点、时间,当晚即可出发,周六早上就能到达香港。

　　往下……就没有往下了!因为那个老罗周五并未派人来,麦谋善全家傻等到晚上,也没有等到消息。麦谋善在捱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一大早即往茶馆,想向人打听老罗的情况,却见已有另外两个跟他相同遭遇的主儿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大骂老罗是个骗子了!

　　麦谋善回家对老婆一说,张桂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决定报告公安局,要求警察追回那三两黄金。这一来,她就被公安局扣下了,还立刻给管段派出所打电话,让把麦谋善也送分局来。夫妻俩因“涉嫌偷渡”被留置审查,后因为一对十来岁的子女生活不能自理,麦谋善供职的珠江船舶修理厂和张桂花所在的缝纫工场出面请求公安局给予宽大。那时候单位跟警方是说得上话的,这种不大的案子,公安局也愿意买单位的面子,所以三天后张桂花、麦谋善就出去了。不久,他们就作为广州市首批“为国家分担困难,光荣回乡务农”的市民,胸佩大红花离开广州回阳江老家去种田了。

　　二、美女上当后悬梁自尽

　　这是一起糅合了偷渡、诈骗两种犯罪的刑事案件,刑警队决定立案侦查。姜小刚、华教柱两位领导商量后,把这桩活儿交给陈中兴负责,还给他配备了一个助手陆天义。

　　陆天义是个从警三年的二十四岁青年,平时不爱说话,喜欢独自琢磨。陈中兴一般情况下也属于沉默寡言一类的,所以两人搭档彼此倒还觉得合适。他们接受侦查任务后,在分局院子的葡萄架下翻阅了张桂花、麦谋善夫妇的口供笔录,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弄,最后决定先去“五星织布厂”调查老罗其人。据“五星织布厂”保卫科同志介绍,老罗确有其人,名叫罗智忠,原是该厂机修车间的车工,后来因为涉嫌诈骗,被劳动教养一年,期满后没回工厂上班,工厂也就把他开除了。那还是去年的事儿了。

　　那么,他的工作证是怎么回事呢?保卫科的同志说,那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发的,当初公安局把他抓去送了劳教,没让厂里把他开除,他还算是厂里的人,自然也就没把工作证收回。

　　陈中兴翻阅了老罗的档案,记下了他的家庭住址,然后前往访查。那里是老罗成家后的住址,可是,了解下来,罗智忠在解教后已经跟老婆离婚了。因为房子本就是女方的,所以老罗只好选择离开。他去了哪里呢?前妻说不知道。

　　前妻不知道,派出所应该知道吧?他的户口迁到哪里,他就应该住在哪里。陈中兴、陆天义于是就去了派出所,了解下来有点儿意外:老罗当初被送劳教后,户口迁往劳教农场了;解教时农场给他开了户口迁移证,让他回原户籍地派出所申报户口。可是,他一回家就跟老婆离婚了,这样,他的户口就没法儿迁入原住址了。按照规定,老罗还可以把户口落到广州市任何一个区的属于自己的住房地址,或者虽然不属于自己但房主出具书面证明同意他落户籍的地址。那么,老罗把户口落到广州市区的哪个派出所了呢?这个,接待他们的那个女民警就只好微笑着摇头了。

　　从理论上说,刑警可以通过全市各派出所查找老罗的户口。可是,在实际操作上,这种设想却难以实施,因为那时候户籍档案全是手写的,每个派出所的库房里都堆满了户口底卡,要想查找的话,没有哪个派出所会拒绝,可是也没有哪个派出所会抽调民警帮助翻查,而单凭陈中兴、陆天义两人去查找,还不知要折腾到几时哩。所以,只好另外设法调查老罗的下落了。

　　陈中兴、陆天义回去一商量,想到了另一条调查途径:据麦谋善、张桂花夫妇供称,麦谋善在发觉上当受骗后的次日曾去茶馆寻找老罗,遇到了两个跟他一样上当受骗的茶客。那么,是否可以先去找那两人,或许可以打听到老罗的下落。

　　于是,次日——4月3日一大早,陈中兴、陆天义就去了麦谋善所说的那家茶馆。那两人当然不在,不过,向茶客一打听,倒是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一个叫陈得道,一个叫史文生,都住在距茶馆三个街口的百善巷,两人是邻居。两个刑警赶到百善巷,一问就着。刑警跟他们一一谈下来,证实两人的情况跟麦谋善一样,也是挨着“光荣回乡”的事儿,不想回乡务农,于是就打算铤而走险偷渡香港了。

　　那么,是否有老罗的线索呢?陈得道、史文生说没有打听到老罗,要是打听到的话一定割下这厮的一只耳朵。陈中兴说得了吧,你们不割人家耳朵也已经犯法了,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先办个监视居住手续,如何处理回头再作计议吧。

　　这条路又走不通,陈中兴、陆天义商议,看来只好去调查麦谋善供述的据说已经偷渡成功的广州市天河供销合作社的邢信明和广州市跃进电机修理厂的蒋小岩那两条线索了。议到这里,陈中兴忽然想起自己接待过的那个三道杠少先队员朱项梅,寻思她舅舅不是也逃港了吗,也可以一并调查。

　　两人查了两天,弄清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实偷渡香港获得成功,像施之鼎那样写信回来的一共有七人,都是广州市区人,其中五人有工作单位,有的还是工程师、医生,两人无业。这七个逃港者的情况跟麦谋善、陈得道、史文生不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广州人,没有人要求他们“回乡务农”,无论家庭还是单位,也都没有人跟他们过不去。他们逃港,有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有的则是担心捱不过“自然灾害”,有的是为了去香港争夺遗产。七人逃港原因不一,但目的地一致,而且全部是撇下家人,单独偷渡。在刑警向其家属作出不追究的承诺后,家属交代了逃港者跟蛇头(或者蛇头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有的花了黄金,有的家里没有黄金,就向对方交了人民币现钞,折价一百元一两(十六两老秤,当时银行的收购价是每两九十六元人民币)。

　　那么,这七人的偷渡跟老罗是否有关呢?这个,家属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之前他们家的偷渡者都是瞒着家里人跟人家联系的,往往直到次日要动身了才说明情况,有三位到走还不敢说,就在枕头下放了一封信,其中说到逃港原因,偷渡成功后的打算,以及花费了多少代价等等,但是对谁帮助他们偷渡的话头却一字不提。

　　4月5日下班前,陈中兴向刑警队姜小刚队长、华教柱教导员汇报调查情况。两位领导听罢,问陈中兴往下打算怎么办。陈中兴说,可以通过已经偷渡逃港的那七人的单位或者家属,对可能还会登门验证逃港成功与否的正准备偷渡的人时时留意着,发现一个控制一个,顺藤摸瓜查出老罗那厮。姜小刚说,这计谋听上去不错,不过,现在你们手头不是有麦谋善等三个偷渡不成反倒损失了钱财的家伙的口供吗,这三人中好像只有麦谋善一个虑事似乎仔细一些,想到了要验证老罗的话是否靠谱,其他二位不过看了看老罗的工作证就信了。以此类推,如果还有人准备通过老罗偷渡的话,他们登门向已成功偷渡逃港者的单位或者家属验证的可能性甚小。当然,可能性小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生活中像麦谋善那样遇事比较仔细的人有的是,所以我认为你们的这个调查方案可以实施,但不能仅仅依靠这个办法守株待兔,还得另外采取措施。陈中兴回到办公室,向陆天义说了领导的意见。这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陆天义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对那七个已经逃港者的单位、家属进行布控,权当渔夫下钩钓鱼,一连串鱼钩布到水里,不指望每个鱼钩都能钓到鱼,可是,如果不下这些鱼钩,那就一条鱼也钓不到,老陈你说是不是这样?陈中兴说有道理,那我们明天就去跑一趟,先把这串鱼钩下到水里再说。

　　4月6日,陈中兴、陆天义驾了辆摩托车在外面跑了一天,对那七人的单位、家属进行了布控。回到分局,还没踏进自己的办公室,就被拎着热水瓶去食堂打水的内勤看见,喜出望外地说哎呀,姜队长正急着找你俩哪,赶快过去!

　　姜小刚急着找陈中兴、陆天义,为的是通报一起发生于海珠区的跟陈、陆两人所承办的案子类似的诈骗案,不过那起案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受骗人已经自尽身亡了。

　　海珠区江南大道住着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名叫桂兰馨,是区饮食服务公司下辖的“大众面馆”的营业员。桂兰馨出生于韶关一个大资本家家庭,自幼不愁吃穿,身边有娘姨伺候,稍大些上学有私家车接送。高中毕业那年夏天,桂兰馨随父母前往香港游览途经广州时,在应酬酒会上结识了一个英俊青年。对方名叫戚世贵,公开身份是广州市内一家美商洋行的襄理,真实身份则系国民党“军统局”安置在业已沦陷九个月的广州的潜伏特工。桂兰馨跟戚世贵相识后,频通书信、电话,很快就进入了热恋阶段。1940年初夏,戚、桂成婚。当时,桂兰馨根本不知道戚世贵是“军统”特工,一直到抗战胜利丈夫从地下浮到地上,摇身一变成为广州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时,她方才知晓真相。这时,桂兰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之后,桂兰馨过了四年多官太太生活,其间,　“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她丈夫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保密局”的高级特工。1949年10月中旬,解放军重兵压境,广州解放指日可待。已经晋升中校的戚世贵接到“保密局”的通知,命其携眷在10月20日午夜前离开广州前往香港。戚世贵跟桂兰馨一说,后者很高兴。后来,桂兰馨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一念之差后悔。她想回韶关老家跟父母道别,遭到戚世贵的反对。但桂兰馨坚决不肯让步,甚至表示如果丈夫不同意,她宁愿不去香港。无奈之下,戚世贵作了让步:你可以去,但是不能带儿子女儿去。戚世贵不愧是干特务的,心思缜密,他当时显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发生万一。果然,桂兰馨从韶关返回途中,交通发生问题,等她回到广州时,那条载着丈夫及子女的快艇已经启程一个小时了!

　　此后的生活对于桂兰馨来说,可以用八个字予以概括:苦海无边,度日如年。先是韶关娘家那边,老爸被人民政府查出历史上曾资助过国民党军队冲锋枪一百支、子弹两万发;日军占领广州时多次提供赞助金供汉奸伪政府举办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活动;抗战后又向国民党“保密局”提供情报,致使中共东江游击队在广州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坏,三名地下党员牺牲。如此,桂老爷子即使有三颗脑袋只怕也不够用了。老爷子被处决的当天,桂兰馨的母亲服毒自尽。然后,家产没收,人员遣散。韶关方面没忘记广州还有桂家的一位大小姐,一封公函发到广州市军管会,桂兰馨立刻被抄家,从当初结婚时由父亲出资购置的那套小巧精致的洋房搬到了附近一处破平房里。

　　桂兰馨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好在人民政府讲革命人道主义,还有“给出路”的政策,区政府出面把她介绍到一家私营饭馆干杂务工。1956年公私合营,饭馆划入区饮食服务公司,人员统一调派,重新分配工作,桂兰馨被打发到了“大众面馆”当营业员。

　　桂兰馨年轻时是个美女,这时候虽已步人中年,但还是属于“徐娘半老,丰韵犹存”,她单身一人过日子,自然有好心人给她介绍对象,但都被她一口回绝了。’因为她在1953年曾经收到过丈夫托一个从海外来广州探亲的华侨捎来的信函,告诉她全家已经定居于“公司所在地”,于是,她就知道丈夫、子女已经定居台湾了。丈夫在信中还说“孩子企盼其母前往团聚”,因此桂兰馨宁可守活寡也不改嫁。

　　那时候的面馆是人们很喜欢光顾的地方,也像茶馆那样经常可以听到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桂兰馨对此很是敏感。她是大家闺秀出身,不懂政治,对于国共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并无辨别判断的能力,她想的只是如何跟丈夫子女团聚。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广州这边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社会上传播的跟海外相关的信息比较多,这样,终于有一天,　“大众面馆”营业员桂兰馨从顾客口中获得了一个信息:广州现在有人专门为逃港提供有偿服务。

　　这个信息对于桂兰馨来说十分重要,多年来,她一直在等候着这种机会。她的想法很简单:要跟丈夫子女团聚,而丈夫子女显然没法儿从台湾回到大陆来,所以只有她出去了。现在,机会来了,她没有不抓住的理由。于是,桂兰馨就开始全力打听逃港信息,终于打听到有一个被人称为“老罗”的男子可以提供有偿服务。桂兰馨知道自己是“反革命家属”,虽然有别于反革命分子本人,但在区饮食服务公司这样一个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比较稀少的单位,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革命群众对于“反属”是比较感兴趣的,领导也时不时找她去训话。因此,她要跟那个传说中的神秘男子取得联系就必须慎而又慎。她无意间从面馆顾客的闲聊中探听到老罗平时经常出没于茶馆,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查访。四天后,终于让她找到了老罗。跟对方一说自己想去香港(她不能说去台湾,反正到了香港就不愁联系不上丈夫,直接奔“中央社”驻港机构也行)投奔亲戚,老罗一口答应,当然是有偿的,开价也是三两黄金。这对于桂兰馨来说算不上是桩犯难的事儿,因为她手头还藏匿着一些黄金首饰和美元。

　　可是,老罗对桂兰馨的要求并不仅限于三两黄金,他还谋求附加物——这个半老徐娘的身体。当然,他没有直接开口,担心吓着人家,就对桂兰馨说,我得让你相信我不是骗子,而是真的能为你赴港提供方便的善良人士,所以得有一个验证过程。怎么验证呢?他问明桂兰馨次日轮休,说那你下午到“飞跃旅馆”找我吧,问一下服务台说找下榻的罗智忠就知道我住哪个房间了。带上一两黄金的定金,验证我不是骗子后你就付给我,然后,这个星期五你就可以去香港了。

　　次日,桂兰馨去了。验证下来,老罗一次通过。桂兰馨付出了黄金,还付出了她的身体。她对老罗竟然十分信任,激动之下不但把本应偷渡成功抵达香港之后再支付的另外二丽黄金也一并付给了老罗,而且还额外给了老罗五十元人民币算是小费。

　　离开旅馆时,老罗让她两天后等候通知。之后,桂兰馨遇到的情况跟麦谋善等人一样,在空欢喜中白等了一场,做了一个美妙的逃港梦。不同的是,别人梦醒后发疯似的四处奔走要找老罗算账,桂兰馨则是万念俱灰,留下一纸遗书陈述了上述遭遇后,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之前,海珠分局通过市局每天印发的《敌情简报》已经得知越秀区发生的那三起以逃港为诱饵的诈骗案,所以在把桂兰馨案件向市局上报后,立刻跟越秀分局刑警队通了电话,通报了这起案件。姜小刚于是找到陈中兴、陆天义,把该案的情况告诉他们。正在议论时,电话铃骤响,是市局刑侦处打来的,说市局决定,将发生于越秀、海珠两区的四起诈骗案件串案并侦,由越秀、海珠两分局各抽调三名刑警组建专案侦查组开展侦查,由越秀分局教导员华教柱担任组长,专案组驻地设在越秀分局。

　　当晚,专案组六人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对如何进行侦查作了讨论。

　　三、失之交臂

　　专案组决定盯着老罗的下落进行侦查,具体措施是查这家伙的户口究竟落在哪个派出所。

　　这个主意,之前陈中兴、陆天义发现老罗其人伊始就曾经设想过,可由于考虑到这样调查需要付出的人力成本太高,如果让他们两人去查,全市几十个派出所跑下来,还真不知跑到几时才有个结果;如果请各派出所帮着做,以当时的案情,还真是开不了这个口。现在情况不同了,老罗的事儿越犯越大,两个区的分局为其组建了专案组,提出协查也不必担心不好意思开口了,而且必要时可以向市局要求下—个电话通知。况且,现在专案组已有六个刑警,再通过专案组所在的两个分局出面向辖区大单位的保卫科借调若干名保卫干部,由刑警带着分跑各个派出所,可以在两三天内完成这个调查。

　　主意打定,立刻实施。一连查了三天,翻遍了全市各派出所自老罗解教以后的所有迁入户口,都没有罗智忠其人。这就是说,老罗的那张由劳教农场出具的户口迁移证明并没有使用,他的户口还在,不过是装在他自己口袋里的“口袋户口”。于是刑警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调查方向——地下票券黑市。

　　对于解教后的老罗而言,户口并不重要,他反正又不工作,也没有子女要上学,更轮不上办理出国护照,没有户口本关系不大。可是,他要吃饭穿衣,这就出现问题了:户口和粮油关系是捆绑在一起的,户口到哪里,粮油关系也转到哪里,粮食、食油以及其他副食品供应和日用工业品票券等的发放,都是跟着户口走的,没有户口,粮油关系就落不了地,计划中没有对这个人的供应定额此人就买不到凭票券供应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人就无法生活下去。

　　不过,这些票券老罗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得,只要手头有钞票,就可以到黑市上购买。如果有黄金、外币,以及和香港、澳门地下联系的渠道,他甚至可以享用从海外获得的各种高级食品。当然,老罗不大可能常年靠非法进口的高级食品生活,应是以从黑市获取的票券保持其基本生存。所以,要寻找老罗,可以到地下票券黑市去调查。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派刑警前往珠江大桥和体育场。

　　珠江大桥和体育场乃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州两个地下票券交易黑市,工商局、公安局不知对这两个黑市搞过多少次清查行动,却始终未能解决违法交易票券问题。最甚时曾根据省委书记陶铸的批示,一天连续清查过三次,可那些票券黄牛的韧性极强,执法人员刚刚离开,他们随即卷土重来,双方大打拉锯战。公安、工商也曾改变执法方式,搞过化装执法,但收效甚微。渐渐,一两个、三五个执法人员根本甭想去执法,你亮证,黄牛就亮刀,甚至亮出不知是真是假的手枪。这两处黑市,海外媒体也曾报道过,称“这是广州当局最头痛的两块病灶,也是单独前往执行使命的公务人员的伤心之地”。4月10日,刑警喻宝强、陆天义、陈中兴、莫六一分别前往珠江大桥、体育场,以买卖粮票、布票为名跟那里的黄牛打起了交道。一天周旋下来,陈中兴结识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黄牛阿龙。晚上黑市结束交易大家各自散去时,陈中兴扯住了阿龙,说老弟你我相识也是应了缘分,咱们去前面的小馆子喝二两吧,老哥请客,我兜儿里带着酒呢,说着掏出一瓶半斤装的烧酒给对方看。那年头别说能喝上二两了,就是吃碗光面都是一桩了不得的事儿,阿龙自是二话不说跟着就走。

　　由于食品供应紧张,小馆子的下酒菜只有花生米、豆腐干、腌萝卜、煮黄豆,价格高得吓人,主食有炒河粉,除了付钱还得付粮票。陈中兴每样要了一份,打开烧酒,两人就喝起来。阿龙酒量不大,二两喝下去已经脸红耳赤舌头大,说话明显不利索: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只管说!”

　　“老弟,你看得出我来市场转悠是为了啥事吗?”

　　“我估摸你是发了点儿横财,想换成现钱。”

　　陈中兴笑道:　“老弟你看错了,我是想找一个人。那人做了一桩对不起我一位结义兄弟的事儿,我是来找他论理的。这样的事儿,老弟你帮得上忙吗?”

　　阿龙拍拍胸脯:　“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也不劳大哥出面,兄弟直接替你出这口气就是了。要打要杀还是挑脚筋卸胳膊,大哥只要您吭声,都包在兄弟身上!”

　　陈中兴说:　“这都是违法的事儿,我不想做也不敢做,我只要找到那人跟他当面论理,完了把他揪送到他的工作单位去。”

　　阿龙便问那人姓什么叫什么,长得怎生模样,说只要他在市场上混过,就可以打听到这小子。陈中兴于是就把老罗的姓名、外貌告诉了阿龙,约定次日散市后还在这家小馆子见面。

　　第二天晚上,阿龙兴冲冲地告诉陈中兴,已经打听到了一个姓罗的主儿,住哪里不知道,不过据说那家伙每月至少要在珠江大桥这边的黑市上出现一两次,买些粮票、油票,数量不多,也就三四口人一个月定量的样子。不过,奇怪的是,最近两三个月老罗没有出现。陈中兴暗忖这倒是符合专案组正在寻找的那个老罗的情况,如果阿龙提供的这个信息确凿无疑的话,那么老罗可能是有一两个固定接触的黄牛的。问阿龙,果然如此,说有一个绰号“老虎”的黄牛专门向老罗提供粮票、油票。不过他刚才提供的信息并非老虎说的,而是一个跟老虎有过节的黄牛告诉他的。

　　陈中兴返回专案组汇报了上述情况,众侦查员认为老罗最近没去黑市买粮票、油票,可能是跟他的诈骗作案有关,也许劳教期间他跟别人学到了一点儿反侦查技巧,估计到警方会走这一步,所以提前切断这条线索,让警察白忙去。不过,这厮的反侦查意识再强,一日三餐可是少不了的,尤其在这个“自然灾害”年头,副食品奇缺,一日三餐的主食是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啊。老罗要想解决这个难题,还要靠黄牛,不过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不去黑市了,而是和黄牛在黑市以外的某个地方完成交易。

　　4月12日上午,侦查员莫六一、胡金钟前往区工商局,请工商方面协助调查。工商局的人一听“老虎”,马上说确有此人,名叫张藏瑞,是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原是工人,后来因为经常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被单位开除了,之后干脆做起了职业黄牛。侦查员向对方说明了来意,工商局说没有问题,这件事交给我们就是了。

　　当时的工商局是可以把人整治到看守所甚至监狱的,因为有一条“投机倒把罪”,这罪名就像业已被取消的“流氓罪”一样,比较抽象空洞,如同一个箩筐,许多行为都可以往里装。比如倒腾票券的黄牛,低价进高价出,这就符合“投机倒把”的基本要素了。当然,工商局没有手铐也没有拘留证逮捕证,不过他们可以请黄牛去喝茶,到了那里后,就由不得你了,做份笔录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人关进去。关进去后如何处理,那是公检法的活儿了,工商局不管。因此,此刻工商局要协助警方查案,那是小菜一碟。

　　老虎以前曾跟工商局打过多次交道,所以工商方面不但知道他的姓名,还掌握他的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甚至社会关系。当下,工商局就派人去老虎家守候,之所以不去黑市,前面已经说过,黑市上的黄牛气焰嚣张,别说几个穿着寻常便服的工商了(那时工商局不发制服),就是三五个穿警服佩手枪的警察也不敢贸然前往。所以他们去老虎家里守候,为防万一,还跟派出所打了招呼,请他们派人在居委会待着。

　　“万一”没有发生,中午老虎回家吃饭时被工商带走了。然后,他就被侦查员用小吉普带到了专案组驻地。老虎跟执法人员交道打得多,资格已经很老了,进去坐定后没等侦查员发问就主动开口,问同志你们是公安局哪个部门?听说是刑警队,他马上抗议,说我的事儿无非就是为了生活倒腾点儿票券什么的,该由治安科管,跟你们刑警队没有关系啊!侦查员告诉他,我们找你并非为倒腾票券之事,而是要向你了解一个人。老虎闻言顿时轻松下来,笑言你们不早说,弄得我心神不宁啊!侦查员便吓唬他,心神不宁那说明是有问题,没准儿我们把你往治安科一转,那边一审查你就出不去了。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配合我们,把情况说清楚。接着侦查员就问到了老罗。老虎马上点头,说有这个人,我跟他有点儿熟。于是侦查员就获取了以下情况——老罗自解教后确实一直靠在黑市上买粮票、油票和副食品券维持生活。他一开始就找上了老虎,因为他在劳教农场结交的一个尚未解教的朋友小章是老虎的邻居,小章对老罗说过,到了外面如果需要搞点儿票券买卖活络活络的话,可以去珠江大桥黑市找老虎。老罗把这话记下了,解教后因为老婆跟他离了婚没报上户口,粮油关系无处可落,于是就到黑市找老虎想办法。老虎听老罗一说情况,看在小章的面子上,立刻拿出二十斤粮票相送。老罗倒也坦率,说不瞒老弟,我现在身边要啥没啥,是准备向你赊几斤粮票先解决吃饭问题的,多谢了!不过,我会报答你的。

　　老虎当时寻思你这副穷样儿,怎么报答我呢?没想到,也就不过个把星期,老罗重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竟然掏出一百元人民币给他,另外又掏出一百元,让老虎给他拿些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券,老虎这才知道这家伙不可小觑。打那以后,老罗一个月到老虎这里来一两趟,每次都是现钞交易,价钱任由老虎开,从来不还价,而且拿出的钞票从来不让找零。从他买的票券数量来看,可以够三四人吃的。老罗最后一次来老虎那里买票券时,说这一阵我很忙,以后就不过来了,麻烦老弟每月给我准备够四人生活的各类票券,每月15日送到我指定的地方,下个月先送诚信路罗汉巷,那个巷口有一家点心店,傍晚六点,我在那里等你。

　　这样,3月15日那天傍晚,老虎就去了诚信路罗汉巷。他找到那家点心店,门口没见老罗,便进店堂去看,七八副座头一一看过,还是没见人,转身走出店堂时,老罗却笑嘻嘻地站在跟前。老罗请老虎吃了一碗排骨面,完成了交易,出手还是那么大方,六元多零头没让老虎找。临分别时,老罗跟他约定,下个月的15日下午三点,在中山大道蜡烛巷口,那里有一家“跃进百货公司”,两人在卖鞋的柜台前见面。

　　老虎说完上述情况,专案组长华教柱说:　“你想立功吗?”

　　老虎问:　“立功怎么说?不立功又怎么说?”

　　华教柱说:　“你倒腾票券,屡教不改,已经犯了投机倒把罪!也不劳工商了,现在就可以拘你。不过,你要是立功了,你的事儿就不处理了,以后怎么样,看你运气。”

　　老虎叹了口气:“好吧,我就选择立功吧。”

　　于是华教柱跟老虎说定:　“现在就放你出去,你可以照常去黑市倒腾,该干吗还干吗。你放心,这三天里无论你怎么倒腾也绝对不会有人碰你。不过有一点要跟你说明白,这三天里不管白天黑夜,你都是受到我们监视的,千万别动耍花枪的脑筋,否则误了我们的事儿,管叫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到大后天-4月15日下午三点,你就带上老罗要的票券去‘跃进百货公司’跟他见面,照常和他交易,完事你走你的路就是。”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专案组为抓捕老罗做准备,华教柱和陈中兴等人前往百货公司实地察看地形,对届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作了估测并设计了应对方案。在抓捕行动的当天上午,专案组又接到由市局转来的最近发生的五起同类诈骗案的报告,专案组也因“办案不力”受到市局领导的批评。以专案组当时的想法,即使再怎么严厉的批评也不在乎了,因为老罗马上就要落网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接头地点是“跃进百货公司”二楼鞋类柜台前,专案组六名刑警全体出动,四个佯装顾客在鞋柜和旁边的帽柜、针织品柜那里选购商品,另外两个刑警则堵住了楼梯口。如此布置,老罗只怕插翅难飞。可是,老罗没生翅膀竟然也逃脱了。他是怎么逃的呢?他见了老虎后,没吭声,做了个手势让老虎跟他走。他在前,老虎在后,走到离楼梯口数米距离时,他忽然驻步,说去趟厕所。厕所就在二楼另一侧,事先刑警去看过的,没窗户,逃不了。可是,老罗进去后却不出来了,刑警觉得可疑,推门进去一看,里面空无一人!

　　这厮是怎么逃脱的呢?他卸下了厕所内的天花板,钻进去爬行至隔壁的仓库,卸下天花板,从另一道专供百货公司内部人员通行的楼梯下到底楼,从容遁去。

　　至于老罗怎么会发觉警方设下了埋伏,专案组一直怀疑是老虎跟其见面时冲他使了眼色。直到老罗落网后方才弄清楚,他在走近楼梯时,发现守候在那里的两个便衣刑警之中有一个他以前见过,上次他折进局子时,那个刑警曾到他被关押的看守所讯问过其他人犯。这个老罗的眼力竟然如此了得,真使专案组诸君惊叹!

　　四、一个嫌疑人

　　抓捕老罗行动失利后的次日,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的指令,撤销原越秀、海珠两分局组建的联合专案侦查组,以市局名义组建了一个新的专案组,包括来自发生过同类诈骗案件的四个区的公安分局刑警队以及市局刑侦处的十七名刑警,组长由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韦亚栋担任,不设副组长。

　　韦亚栋是壮族人,1940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经验丰富。韦亚栋当时患着严重的肝病、肾病,医生两年前就已开出了长期病休的证明,可是他一天也没有休息,还是每个工作日都准点上下班,有时为侦破大案要案,还要和其他刑警一样加班。组织上为照顾老韦,已经很久没给他压过担子、派过具体任务,他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属于顾问。可是,这次市局领导把老韦推到侦查一线,而且担任专案组长,由此可见系列诈骗案已经引起了市局领导甚至省公安厅方面的高度重视。韦亚栋性格沉稳,无论摊上多么重要的案件,他都慢条斯理,在这方面常有惊人之举。现在,他上任后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　“同志们辛苦了,先休息一天吧。”一下子把全体刑警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过了一天,韦亚栋召集全体刑警开了个案情分析会,这个会开了一整天,上半天由原专案组组长华教柱和后五起诈骗案件发生地的分局刑警介绍案情和侦查情况,下半天则分析案情,讨论下一步侦查工作应该怎样进行,最后决定从几个方面同时开展调查——

　　第一,老罗的落脚点肯定在广州市区,具体在哪个旮旯,这需要查摸。因此决定以市局名义向全市各分局下发协查通知,要求各分局督促所辖派出所对各自管段内的旅馆、私房出租、以亲友名义借住、混居居民家庭的情况进行调查,指望从中发现老罗的影踪。当时全国各地城市、城镇都实行公安部规定的申报临时户口制度,凡是居民家来非户籍亲友过夜的,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韦亚栋担心有的派出所以临时户口申报底卡作为回复专案组的依据,这样做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老罗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申报临时户口,那岂不让其蒙混过去了?因此,韦亚栋亲自在协查通知上加上一句:　“各派出所必须撇开临时户口申报资料另行进行查摸。”

　　第二,老罗跟老虎的票券交易没有做成,往下他和同伙的吃饭就要成问题了,这是火燎眉毛的事儿,他必须立刻解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估计还是得通过黑市。去黑市购买粮票等票券,有可能由老罗自己出面,也有可能让别人出面。反正不管是谁出面,他都得购买。因此,应该继续注意对票券黑市的布控。

　　第三,老罗的生存是靠钞票来维持的,不论住旅馆、租房还是借居亲友家,都得花钱,而且因为没有户口,要到黑市换票券,因此需要付出比普通居民多出一截儿的钞票。他的钞票从何而来?靠诈骗所获。而他在行骗时为表示自己这条渠道确实是香港方面在操纵,所以一般都要求诈骗对象支付黄金或者美元,除非对方手头实在没有,这才“勉强”允许人家用人民币支付。这样,老罗手头的人民币可能不够他花销,因此他有可能会去银行兑换黄金、美元。所以,有必要对全市所有有此类经营业务的银行进行调查。

　　第四,之前的那些诈骗案,都是在茶馆里拉开帷幕的,这似乎已经成了老罗作案的一种规律。目前尚缺乏充足的理由来排除老罗继续采取这种手段进行作案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对茶馆进行布控。鉴于专案组警力有限,可以从一些大单位临时借调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保卫干部化装前往全市大大小小的茶馆进行访查,专案组指派三名刑警进行协调。

　　次日,4月18日,上述四条措施刚刚开始实施,又有一起同类诈骗案发生了。

　　白云区有一个六十二岁的单身老汉,名叫古孝仙,是船舶发动机制造厂的退休工程师。古老汉早年曾经留学英国,专攻机械,毕业后在伦敦一家颇有名气的机械设备公司工作,收入颇丰,还娶了一个英国老婆,生了两个混血儿。抗战前两年,古孝仙鉴于日寇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而且对华北平原虎视眈眈,寻思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不应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危亡漠不关心,遂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怀着一腔热血,携妻带子回到了出生地广州,受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的欢迎。陈济棠原想把古孝仙安置在广东省政府负责军工生产的一个部门,遭到古孝仙的拒绝。问他想到哪个部门去,他说不想当官,只想干他的老本行——机械。这样,他就去黄埔船厂当了一名副总工程师。

　　两年后,抗战爆发,不久,日军逼近广州,古孝仙便举家去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举家逃往美国,一直到二战结束,全家才返回广州,仍回船厂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广州解放前夕,古孝仙的英国妻子前往香港探望两个已经长大成人在香港工作的子女,没想到这一去就没法儿回来了。从此,这家人天各一方,尽管能够通信,但毕竟分居甚至是永久性分居已成定局。1955年,古孝仙的英国妻子登报声明与古孝仙离婚,然后嫁给了一个在香港工作的美国人,不久随丈夫去了美国。

　　古孝仙当初回国时拒绝陈济棠的聘请没有当官的决定,使他避免了接受新生政权审查的麻烦,共产党干部甚至找也没找过他。不过,副总工程师就不当了,退到一般工程师的位置直到六十岁退休。

　　退休后,古孝仙过得很无聊。好在他经济上不需要担忧,“三年自然灾害”也奈何不了他,因为他在香港的子女定期给他邮寄食品和日用品,使古老汉衣食无忧。可是,人老了,感情上的控制能力下降,就容易抑制不住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古孝仙曾向当局提出过移居香港的申请,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央对侨眷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员可以投奔海外的政策的。不过,古老汉的三次申请都被打了回票。原因何在?古老汉不清楚。其实,按古孝仙的想法,如果批准他去香港走一趟,跟子女见见面,看看从未见过面的第三代,然后他还是要回广州来的,他已经在广州待惯了,再说内地的退休待遇也不错;如果待在香港不回来的话,那他就成了一个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待遇的闲人,生活完全得由子女来承担,子女应该没问题,可他们的配偶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女婿是否会有想法呢?再说香港的住房那么紧张,子女家能腾出一个房间让他长期居住吗?羊城系列诈骗案

文 易明佳

　　一、少先队员举报舅舅

　　对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刑警陈中兴来说,这是他从警九年以来唯一的一次“代表分局领导”出面接待来访群众。那天快到下班的时候,刑警队教导员华教柱走进办公室,让他去一下门口,以分局领导名义接待一个来访群众,那人已经跟警卫室磨叽了半个小时,说有重要案情要反映。警卫室给局办打电话,内勤小刘问对方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答称要直接跟分局领导说。小刘请示领导,领导让刑警队出面接待。于是,教导员华教柱让陈中兴去接待一下,临了还叮嘱:　“如果对方非要见分局领导,你就说你就是领导。”

　　陈中兴这年三十挂零,但长得老相,看外形说三十五六别人也信;况且,在刑警队五十八名刑警中,论资格他可以列入“老字号”行列,而若论办案数量,他应该是名列第一的,因此,华教导员这会儿指派他代表分局领导出面接待来访群众也在情理之中。

　　所谓来访群众是一个身高不过一米四左右的小女孩儿,穿着一件红底子浅黄小花布外套,脖颈上的红领巾系得端端正正,左臂佩着三道杠,背着一个家庭自缝的蓝布书包。陈中兴乍见之下,便下意识地猜测这小姑娘十有八九是来报“假案”的。那当儿反特宣传如火如荼,报纸、电台、黑板报、墙报、有线广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家还进口了一些苏联反特影片在电影院轮流放映,中小学校也不断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这种大规模的宣传给中小学生造成了一种幻觉:敌对势力无孔不入,路人、邻居甚至亲戚中,可能就混有反革命分子或者美蒋特务,不少学生草木皆兵,动不动就奔派出所、公安局检举。以前陈中兴在派出所当治安警时,由于人高马大,　“能够体现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领导就把接待前来检举的中小学生的工作专门安排给他。陈中兴回想下来,到1952年底调到分局刑警队为止,他一共接待了二百多名前来检举反革命、特务分子的中小学生,有的还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有新的线索提供。最后的结果是,四五百条线索中没有一条是确凿的。

　　由此,陈中兴对中小学生检举就颇有些憷头。但是,还是要认真对待。他尽量让自己的神态举止显得和蔼可亲,把小姑娘领到了警卫室隔壁的接待室,请她坐下,问小姑娘来公安局有什么事。对方不答反问:　“叔叔,请问您是公安局领导吗?”

　　陈中兴点头:　“我姓陈,是领导。”

　　“是最大的领导吗?”

　　陈中兴寻思这小姑娘似乎不好糊弄,于是硬着头皮道:　“我是分局第一政委。”暗忖反正没这个官衔儿,也说不上冒充。

　　小姑娘听罢站起来,冲陈中兴行了个少先队礼,又从书包里拿出她的作业本让陈中兴过目,上面写着学校名称、班级和姓名,于是陈中兴就知道对方是新跃小学五年级学生,名叫朱项梅。陈中兴很想来一个礼节对等,也把自己的工作证掏出来让朱项梅过目,可是想到那上面的职务栏里写的是“刑警”,就不敢造次。言归正传,陈中兴问:“朱项梅同学,你来公安局有什么事儿要反映?”一边说,一边把工作手册放在面前打开,掏出了钢笔准备记录——哪怕是对方报“假案”,样子也得摆一摆,否则显得过于轻慢来访群众,传出去影响不好。

　　朱项梅一开口,陈中兴松了一口气,寻思这小姑娘倒像是来真的。她说:　“陈政委,我要向公安局报告,我舅舅逃到香港去了!”

　　朱项梅的舅舅名叫施之鼎,二十七岁,是广州市公交公司的汽车司机,尚未结婚。一个月前,他到朱项梅家来,对他的姐姐即朱项梅的妈妈施之兰说他准备挪一个地方。施之兰以为弟弟要调一个工作单位,就关心地询问情况,可是,施之鼎却摇头否定。再问,沉默不语。正说着,朱项梅的爸爸朱峰下班回家了。朱峰在区税务局工作,是个新中国成立前就端着旧政府税务官饭碗的留用人员。旧政府公务人员的历史,使他变得比较沉闷、胆小,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说话一向小心翼翼,报纸、电台、领导怎么说的,他必定毫不走样地照搬。施之鼎因此对这个姐夫颇为反感,经常向其提出嘲讽式的建议,说应该积极靠拢党和政府,每月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久而久之,两个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现在,施之鼎见姐夫回来了,打了个招呼立刻起身告辞。朱峰忙着要把从单位带回来义务加班的账目盘算清楚,对小舅子的来访情况根本没问一个字。

　　之后,施之鼎没再来过。这也正常,以前他三四个月不登门的情况也经常有。他姐姐施之兰呢,对于他所说的“挪一个地方”的话头也没当回事。昨天下午,施之兰突然收到了一封香港来信,施、朱两家在海外都没有亲朋好友,因此施之兰就感到奇怪,拆开一看,奇怪就变成了震惊——信是施之鼎写的,说他上次过去是跟姐姐告别的,当晚他就秘密去了香港,现在已在九龙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是在广州开公共汽车的八倍,还说他已经办理了加入香港籍的登记手续,一年以后就可以加入香港籍,成为香港的正式公民了。这封信使施之兰震惊,对于其夫朱峰来说就不是震惊了,而是遭遇了一场七级大地震。他下班回家看过小舅子的来函后,立马要去派出所报告。可是,妻子拦住了他。结婚业已十多年的这对恩爱夫妇破天荒地第一次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施之兰把菜刀架在脖子上,声称“你只要跨出门一步我立刻自杀”,朱峰不得不让步。施之兰随即把弟弟的来信烧毁了。

　　可是,施之兰忘记了整个过程是在十二岁的女儿眼前发生的,也忽视了已经渗透到全社会所有角落的政治宣传的功效。当晚,少先队大队长朱项梅同学几乎没经过平时人们所说的“激烈思想斗争”,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有责任把舅舅逃港之事向公安局报告。

　　陈中兴送走朱项梅后回到刑警队,同事都已经下班了,派他这个差使的教导员华教柱也去食堂吃饭了。陈中兴等华教柱回来后,汇报了接待朱项梅的情况,问这件事是否要立案。华教柱说人已经逃往香港了,也就不差一个晚上的时间了,明天上午待姜队长上班后商量一下再作决定吧。不过,不管是否立案,大陈你作为接待人,按规矩都得写个报告,一式两份,一份刑警队这边留底,一份交分局办公室——这是他们派下的差使,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天,是1960年4月1日。

　　次日,刑警队队长姜小刚上班后,华教柱刚把朱项梅检举舅舅逃港的事儿说了个大概,分局接到了一起诈骗报案——

　　报案人名叫张桂花,在一家合作性质的缝纫工场工作;其夫名叫麦谋善,是珠江船舶修理厂的工人。这对夫妻是同乡,出生于阳江农村,张桂花的老爸是当地一个小地主,十多年前病亡了,要不,土改时不死也得脱层皮。1949年春,两人结婚不过两个多月时,前来广州投奔张桂花的一个表叔。表叔是帮会人士,有些势力,安排张桂花在医院做杂务工,麦谋善进了一家机修厂。不久,广州解放,表叔逃往香港。张、麦夫妇初时照常打工,后来张桂花打工的那家私营医院关闭了,她就失去了工作,幸亏丈夫供职的那家工厂还勉强运转着,一家四口的生活没有问题。1956年,麦谋善所在的机修厂并入珠江船舶修理厂,1958年“大跃进”时,张桂花进了新成立的缝纫工场。这对夫妻的收入虽然不算高,但也算是双职工家庭,而且只有两个孩子,所以在当时的普通家庭中还算是过得可以的。张桂花、麦谋善一直以知足常乐的心态过着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直到1960年3月1日。

　　这对夫妇遭遇了什么情况呢?这要先说一下当时的大形势。当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经济状况、所有物资的供应都跌落到了最低谷。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其中有一项是,要求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城镇户口居民“为国家分担困难”,举家返回原籍,和当地人民公社社员一样种田种地。据一些过来人回忆,这个政策是当时最引起轰动效应的,因为全国各地都有这种被要求“为国家分担困难”的对象,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也不例外。

　　麦谋善夫妇来自阳江农村,正好属于符合回乡条件的那部分人,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所在单位列入了“光荣回乡”的名单。张桂花是妇道人家,摊上这等大事,只有整日整夜发愁哭泣的份儿。她的丈夫麦谋善就不同了,他遇事一向颇有主张,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先是核实关于自己已被列入回乡务农名单传闻的真实性,然后再去打听这是否真是党和政府最高机关的政策,而不是地方上的土政策。打听的结果,的确是中央文件规定要让他这样的曾有农村背景的人“为国家分担困难”。这下,应该接受这个事实了吧?当时“光荣回乡”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无奈接受的,可是,麦谋善却认为自己不能接受。

　　不接受怎么办呢?麦谋善反复考虑下来,最后想出了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主意:不理睬!说白了就是顶着不办。让填申请表,撕了;让去领补助金,放弃;领导找谈话,不去。除此之外,其他一切照常。麦谋善技术上有一套,平时工作一向积极肯干,现在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上班,有时见活儿紧还主动加班。麦谋善这样做是为了让单位领导抓不到他的把柄,仅仅抵制“光荣回乡”是没法儿给处分的,因为中央文件规定“光荣回乡”必须是本人和家属都自愿——当然,那会儿也真没几个人敢于公开表示“不自愿”。麦谋善也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认为大不了是开除。他不怕开除,因为他有技术,能吃苦,开除工籍不要紧,只要不把他的广州市籍开除就行了,他可以上街摆个摊头做小生意,那几年不但没有城管专门对付小摊贩,反而提倡老百姓摆小摊头搞“生产自救”。

　　可是,麦谋善低估了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命令的决心。广州市是向省委作过“百分之百完成任务”的保证的,哪里容得了小小—个麦谋善的抵制?很陕,这个家庭就被来自麦谋善工作的工厂、张桂花工作的缝纫工场以及街道、子女就读的学校几方面的“说服教育”所包围,中央文件中的“自愿回乡务农”变成了地方上的“不去也得去”。如此,麦谋善就只好另觅良方了。广州看来没法儿待下去了,而阳江呢?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也还是“一穷二白”,麦谋善估计回乡差不多等同于送死。所以,只好离开广州,去一个不致于饿死的地方。不过,当时中国的人员流动被户口和统购统销困得死死的,面积虽大,省份虽多,却哪儿也落不了脚。最后,麦谋善把主意打到了香港。新中国成立伊始张桂花的表叔不是逃到香港去了吗,干脆投奔他去吧。麦谋善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会去离家不远的茶馆喝茶。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中国各地的茶馆家家都是传播真真假假各类消息的渠道,麦谋善在喝茶聊天中得知广州现在有人可以提供协助逃港的有偿服务。麦谋善闻讯窃喜,随即开始留心寻找这样的服务者。他的思路比较清晰,考虑了两天后,认为这种组织偷渡的蛇头额头上没有刻字,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难度极大;而厂里形势逼人,等不及了,所以必须立马找到。那么,去哪里才能立马找到呢?麦谋善认为在他喝茶的茶馆就能找到,他相信茶客中就有蛇头的人,而且风声就是这种人放出来的。他呢,只要也放出风声表示自己对去香港有兴趣,那差不多就行了。

　　麦谋善想明白后,次日就开始实施,连续三天放出风声,扬言他宁可全家逃港也不会去阳江乡下老家务农。果然,第四天就有个自称“老罗”的中年男子在其喝完茶离开茶馆时哨然靠了上来,两人就在路边聊了片刻,麦谋善了解到对方确实可以为其逃港助力,至于收费,原本一人收取黄金三两,因麦谋善是全家四口一起去港,所以可以打个折,就十两吧;先付三两作为定金,其余七两待偷渡成功抵达香港后一次性付清。

　　麦谋善当初与张桂花结婚时,张桂花的老爸张老财曾给过女儿十两黄金,他们珍藏至今一直未动过,所以,麦谋善跟妻子商量下来,认为与其回老家去送死,倒不如把这十两黄金用于逃港。不过,那个自称“老罗”的主儿是否靠谱,那倒是需要弄弄清楚的。麦谋善跟老罗一说,老罗连连点头说“可以理解”,然后就主动提出了一个验证方法:老罗可以提供两个已经到达香港的“服务对象”在广州的单位,麦谋善可以前往打听,也可以冒充久未联系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过去打听,打听下来确实已经去香港了,届时再跟老罗联系。

　　麦谋善认为这个验证方法可以一试,于是就请老罗写下验证对象的姓名、单位,至于电话,对方说为表明自己不是在编故事,你可以打邮电问询电话查询。这两个验证对象分别是:广州市天河供销合作社的邢信明和广州市跃进电机修理厂的蒋小岩。

　　麦谋善随即去验证,都是亲自登门的,他佯称自己是验证对象的朋友,主动出示自己的工作证,要求进人家单位去找一下邢、蒋。结果,两个单位的门卫都明确告诉他:你要找的人被单位开除了,原因是已经偷渡香港。供销社的门卫甚至还把麦谋善扯进院子去看张贴在墙壁上的开除布告。

　　这下,不由得麦谋善不信,于是就去茶馆找老罗,一连去了三天才候得他去喝茶。老罗一看麦谋善的神色就知道他已经去验证过了,笑问怎么样,没问题了吧?麦谋善点头,又悄声问应该几时交定金。老罗说我们是每星期一趟,都是周五晚上出发。你只要在周四中午前交定金,就能搭上本周的那趟,否则,只好等下个星期了。这天是星期二,麦谋善盘算下来认为用三天时间做准备是来得及的,于是说那我就明天交定金吧。不过,你不会说话不算数,收了定金不办事吧?老罗说我要是这么干,传到道上去,人家得叫我死无葬身之地。老弟你放心,到时候我会给你看我的工作证的——我在广州是有工作单位的。

　　那个年代,但凡说到工作单位,哪怕再不济是街道办的加工小厂,都是“组织”,都能给人一种信任感。因此,麦谋善一听就放心了。

　　次日,麦谋善如约跟老罗见面,在查看过老罗出示的“广州市海珠区五星织布厂”的工作证后,把三两黄金交给了老罗。老罗问明了麦谋善的住址,与其约定本周五上午会有人去他家告知集合地点、时间,当晚即可出发,周六早上就能到达香港。

　　往下……就没有往下了!因为那个老罗周五并未派人来,麦谋善全家傻等到晚上,也没有等到消息。麦谋善在捱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一大早即往茶馆,想向人打听老罗的情况,却见已有另外两个跟他相同遭遇的主儿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大骂老罗是个骗子了!

　　麦谋善回家对老婆一说,张桂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决定报告公安局,要求警察追回那三两黄金。这一来,她就被公安局扣下了,还立刻给管段派出所打电话,让把麦谋善也送分局来。夫妻俩因“涉嫌偷渡”被留置审查,后因为一对十来岁的子女生活不能自理,麦谋善供职的珠江船舶修理厂和张桂花所在的缝纫工场出面请求公安局给予宽大。那时候单位跟警方是说得上话的,这种不大的案子,公安局也愿意买单位的面子,所以三天后张桂花、麦谋善就出去了。不久,他们就作为广州市首批“为国家分担困难,光荣回乡务农”的市民,胸佩大红花离开广州回阳江老家去种田了。

　　二、美女上当后悬梁自尽

　　这是一起糅合了偷渡、诈骗两种犯罪的刑事案件,刑警队决定立案侦查。姜小刚、华教柱两位领导商量后,把这桩活儿交给陈中兴负责,还给他配备了一个助手陆天义。

　　陆天义是个从警三年的二十四岁青年,平时不爱说话,喜欢独自琢磨。陈中兴一般情况下也属于沉默寡言一类的,所以两人搭档彼此倒还觉得合适。他们接受侦查任务后,在分局院子的葡萄架下翻阅了张桂花、麦谋善夫妇的口供笔录,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弄,最后决定先去“五星织布厂”调查老罗其人。据“五星织布厂”保卫科同志介绍,老罗确有其人,名叫罗智忠,原是该厂机修车间的车工,后来因为涉嫌诈骗,被劳动教养一年,期满后没回工厂上班,工厂也就把他开除了。那还是去年的事儿了。

　　那么,他的工作证是怎么回事呢?保卫科的同志说,那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发的,当初公安局把他抓去送了劳教,没让厂里把他开除,他还算是厂里的人,自然也就没把工作证收回。

　　陈中兴翻阅了老罗的档案,记下了他的家庭住址,然后前往访查。那里是老罗成家后的住址,可是,了解下来,罗智忠在解教后已经跟老婆离婚了。因为房子本就是女方的,所以老罗只好选择离开。他去了哪里呢?前妻说不知道。

　　前妻不知道,派出所应该知道吧?他的户口迁到哪里,他就应该住在哪里。陈中兴、陆天义于是就去了派出所,了解下来有点儿意外:老罗当初被送劳教后,户口迁往劳教农场了;解教时农场给他开了户口迁移证,让他回原户籍地派出所申报户口。可是,他一回家就跟老婆离婚了,这样,他的户口就没法儿迁入原住址了。按照规定,老罗还可以把户口落到广州市任何一个区的属于自己的住房地址,或者虽然不属于自己但房主出具书面证明同意他落户籍的地址。那么,老罗把户口落到广州市区的哪个派出所了呢?这个,接待他们的那个女民警就只好微笑着摇头了。

　　从理论上说,刑警可以通过全市各派出所查找老罗的户口。可是,在实际操作上,这种设想却难以实施,因为那时候户籍档案全是手写的,每个派出所的库房里都堆满了户口底卡,要想查找的话,没有哪个派出所会拒绝,可是也没有哪个派出所会抽调民警帮助翻查,而单凭陈中兴、陆天义两人去查找,还不知要折腾到几时哩。所以,只好另外设法调查老罗的下落了。

　　陈中兴、陆天义回去一商量,想到了另一条调查途径:据麦谋善、张桂花夫妇供称,麦谋善在发觉上当受骗后的次日曾去茶馆寻找老罗,遇到了两个跟他一样上当受骗的茶客。那么,是否可以先去找那两人,或许可以打听到老罗的下落。

　　于是,次日——4月3日一大早,陈中兴、陆天义就去了麦谋善所说的那家茶馆。那两人当然不在,不过,向茶客一打听,倒是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一个叫陈得道,一个叫史文生,都住在距茶馆三个街口的百善巷,两人是邻居。两个刑警赶到百善巷,一问就着。刑警跟他们一一谈下来,证实两人的情况跟麦谋善一样,也是挨着“光荣回乡”的事儿,不想回乡务农,于是就打算铤而走险偷渡香港了。

　　那么,是否有老罗的线索呢?陈得道、史文生说没有打听到老罗,要是打听到的话一定割下这厮的一只耳朵。陈中兴说得了吧,你们不割人家耳朵也已经犯法了,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先办个监视居住手续,如何处理回头再作计议吧。

　　这条路又走不通,陈中兴、陆天义商议,看来只好去调查麦谋善供述的据说已经偷渡成功的广州市天河供销合作社的邢信明和广州市跃进电机修理厂的蒋小岩那两条线索了。议到这里,陈中兴忽然想起自己接待过的那个三道杠少先队员朱项梅,寻思她舅舅不是也逃港了吗,也可以一并调查。

　　两人查了两天,弄清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实偷渡香港获得成功,像施之鼎那样写信回来的一共有七人,都是广州市区人,其中五人有工作单位,有的还是工程师、医生,两人无业。这七个逃港者的情况跟麦谋善、陈得道、史文生不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广州人,没有人要求他们“回乡务农”,无论家庭还是单位,也都没有人跟他们过不去。他们逃港,有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有的则是担心捱不过“自然灾害”,有的是为了去香港争夺遗产。七人逃港原因不一,但目的地一致,而且全部是撇下家人,单独偷渡。在刑警向其家属作出不追究的承诺后,家属交代了逃港者跟蛇头(或者蛇头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有的花了黄金,有的家里没有黄金,就向对方交了人民币现钞,折价一百元一两(十六两老秤,当时银行的收购价是每两九十六元人民币)。

　　那么,这七人的偷渡跟老罗是否有关呢?这个,家属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之前他们家的偷渡者都是瞒着家里人跟人家联系的,往往直到次日要动身了才说明情况,有三位到走还不敢说,就在枕头下放了一封信,其中说到逃港原因,偷渡成功后的打算,以及花费了多少代价等等,但是对谁帮助他们偷渡的话头却一字不提。

　　4月5日下班前,陈中兴向刑警队姜小刚队长、华教柱教导员汇报调查情况。两位领导听罢,问陈中兴往下打算怎么办。陈中兴说,可以通过已经偷渡逃港的那七人的单位或者家属,对可能还会登门验证逃港成功与否的正准备偷渡的人时时留意着,发现一个控制一个,顺藤摸瓜查出老罗那厮。姜小刚说,这计谋听上去不错,不过,现在你们手头不是有麦谋善等三个偷渡不成反倒损失了钱财的家伙的口供吗,这三人中好像只有麦谋善一个虑事似乎仔细一些,想到了要验证老罗的话是否靠谱,其他二位不过看了看老罗的工作证就信了。以此类推,如果还有人准备通过老罗偷渡的话,他们登门向已成功偷渡逃港者的单位或者家属验证的可能性甚小。当然,可能性小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生活中像麦谋善那样遇事比较仔细的人有的是,所以我认为你们的这个调查方案可以实施,但不能仅仅依靠这个办法守株待兔,还得另外采取措施。陈中兴回到办公室,向陆天义说了领导的意见。这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陆天义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对那七个已经逃港者的单位、家属进行布控,权当渔夫下钩钓鱼,一连串鱼钩布到水里,不指望每个鱼钩都能钓到鱼,可是,如果不下这些鱼钩,那就一条鱼也钓不到,老陈你说是不是这样?陈中兴说有道理,那我们明天就去跑一趟,先把这串鱼钩下到水里再说。

　　4月6日,陈中兴、陆天义驾了辆摩托车在外面跑了一天,对那七人的单位、家属进行了布控。回到分局,还没踏进自己的办公室,就被拎着热水瓶去食堂打水的内勤看见,喜出望外地说哎呀,姜队长正急着找你俩哪,赶快过去!

　　姜小刚急着找陈中兴、陆天义,为的是通报一起发生于海珠区的跟陈、陆两人所承办的案子类似的诈骗案,不过那起案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受骗人已经自尽身亡了。

　　海珠区江南大道住着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名叫桂兰馨,是区饮食服务公司下辖的“大众面馆”的营业员。桂兰馨出生于韶关一个大资本家家庭,自幼不愁吃穿,身边有娘姨伺候,稍大些上学有私家车接送。高中毕业那年夏天,桂兰馨随父母前往香港游览途经广州时,在应酬酒会上结识了一个英俊青年。对方名叫戚世贵,公开身份是广州市内一家美商洋行的襄理,真实身份则系国民党“军统局”安置在业已沦陷九个月的广州的潜伏特工。桂兰馨跟戚世贵相识后,频通书信、电话,很快就进入了热恋阶段。1940年初夏,戚、桂成婚。当时,桂兰馨根本不知道戚世贵是“军统”特工,一直到抗战胜利丈夫从地下浮到地上,摇身一变成为广州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时,她方才知晓真相。这时,桂兰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之后,桂兰馨过了四年多官太太生活,其间,　“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她丈夫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保密局”的高级特工。1949年10月中旬,解放军重兵压境,广州解放指日可待。已经晋升中校的戚世贵接到“保密局”的通知,命其携眷在10月20日午夜前离开广州前往香港。戚世贵跟桂兰馨一说,后者很高兴。后来,桂兰馨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一念之差后悔。她想回韶关老家跟父母道别,遭到戚世贵的反对。但桂兰馨坚决不肯让步,甚至表示如果丈夫不同意,她宁愿不去香港。无奈之下,戚世贵作了让步:你可以去,但是不能带儿子女儿去。戚世贵不愧是干特务的,心思缜密,他当时显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发生万一。果然,桂兰馨从韶关返回途中,交通发生问题,等她回到广州时,那条载着丈夫及子女的快艇已经启程一个小时了!

　　此后的生活对于桂兰馨来说,可以用八个字予以概括:苦海无边,度日如年。先是韶关娘家那边,老爸被人民政府查出历史上曾资助过国民党军队冲锋枪一百支、子弹两万发;日军占领广州时多次提供赞助金供汉奸伪政府举办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活动;抗战后又向国民党“保密局”提供情报,致使中共东江游击队在广州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坏,三名地下党员牺牲。如此,桂老爷子即使有三颗脑袋只怕也不够用了。老爷子被处决的当天,桂兰馨的母亲服毒自尽。然后,家产没收,人员遣散。韶关方面没忘记广州还有桂家的一位大小姐,一封公函发到广州市军管会,桂兰馨立刻被抄家,从当初结婚时由父亲出资购置的那套小巧精致的洋房搬到了附近一处破平房里。

　　桂兰馨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好在人民政府讲革命人道主义,还有“给出路”的政策,区政府出面把她介绍到一家私营饭馆干杂务工。1956年公私合营,饭馆划入区饮食服务公司,人员统一调派,重新分配工作,桂兰馨被打发到了“大众面馆”当营业员。

　　桂兰馨年轻时是个美女,这时候虽已步人中年,但还是属于“徐娘半老,丰韵犹存”,她单身一人过日子,自然有好心人给她介绍对象,但都被她一口回绝了。’因为她在1953年曾经收到过丈夫托一个从海外来广州探亲的华侨捎来的信函,告诉她全家已经定居于“公司所在地”,于是,她就知道丈夫、子女已经定居台湾了。丈夫在信中还说“孩子企盼其母前往团聚”,因此桂兰馨宁可守活寡也不改嫁。

　　那时候的面馆是人们很喜欢光顾的地方,也像茶馆那样经常可以听到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桂兰馨对此很是敏感。她是大家闺秀出身,不懂政治,对于国共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并无辨别判断的能力,她想的只是如何跟丈夫子女团聚。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广州这边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社会上传播的跟海外相关的信息比较多,这样,终于有一天,　“大众面馆”营业员桂兰馨从顾客口中获得了一个信息:广州现在有人专门为逃港提供有偿服务。

　　这个信息对于桂兰馨来说十分重要,多年来,她一直在等候着这种机会。她的想法很简单:要跟丈夫子女团聚,而丈夫子女显然没法儿从台湾回到大陆来,所以只有她出去了。现在,机会来了,她没有不抓住的理由。于是,桂兰馨就开始全力打听逃港信息,终于打听到有一个被人称为“老罗”的男子可以提供有偿服务。桂兰馨知道自己是“反革命家属”,虽然有别于反革命分子本人,但在区饮食服务公司这样一个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比较稀少的单位,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革命群众对于“反属”是比较感兴趣的,领导也时不时找她去训话。因此,她要跟那个传说中的神秘男子取得联系就必须慎而又慎。她无意间从面馆顾客的闲聊中探听到老罗平时经常出没于茶馆,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查访。四天后,终于让她找到了老罗。跟对方一说自己想去香港(她不能说去台湾,反正到了香港就不愁联系不上丈夫,直接奔“中央社”驻港机构也行)投奔亲戚,老罗一口答应,当然是有偿的,开价也是三两黄金。这对于桂兰馨来说算不上是桩犯难的事儿,因为她手头还藏匿着一些黄金首饰和美元。

　　可是,老罗对桂兰馨的要求并不仅限于三两黄金,他还谋求附加物——这个半老徐娘的身体。当然,他没有直接开口,担心吓着人家,就对桂兰馨说,我得让你相信我不是骗子,而是真的能为你赴港提供方便的善良人士,所以得有一个验证过程。怎么验证呢?他问明桂兰馨次日轮休,说那你下午到“飞跃旅馆”找我吧,问一下服务台说找下榻的罗智忠就知道我住哪个房间了。带上一两黄金的定金,验证我不是骗子后你就付给我,然后,这个星期五你就可以去香港了。

　　次日,桂兰馨去了。验证下来,老罗一次通过。桂兰馨付出了黄金,还付出了她的身体。她对老罗竟然十分信任,激动之下不但把本应偷渡成功抵达香港之后再支付的另外二丽黄金也一并付给了老罗,而且还额外给了老罗五十元人民币算是小费。

　　离开旅馆时,老罗让她两天后等候通知。之后,桂兰馨遇到的情况跟麦谋善等人一样,在空欢喜中白等了一场,做了一个美妙的逃港梦。不同的是,别人梦醒后发疯似的四处奔走要找老罗算账,桂兰馨则是万念俱灰,留下一纸遗书陈述了上述遭遇后,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之前,海珠分局通过市局每天印发的《敌情简报》已经得知越秀区发生的那三起以逃港为诱饵的诈骗案,所以在把桂兰馨案件向市局上报后,立刻跟越秀分局刑警队通了电话,通报了这起案件。姜小刚于是找到陈中兴、陆天义,把该案的情况告诉他们。正在议论时,电话铃骤响,是市局刑侦处打来的,说市局决定,将发生于越秀、海珠两区的四起诈骗案件串案并侦,由越秀、海珠两分局各抽调三名刑警组建专案侦查组开展侦查,由越秀分局教导员华教柱担任组长,专案组驻地设在越秀分局。

　　当晚,专案组六人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对如何进行侦查作了讨论。

　　三、失之交臂

　　专案组决定盯着老罗的下落进行侦查,具体措施是查这家伙的户口究竟落在哪个派出所。

　　这个主意,之前陈中兴、陆天义发现老罗其人伊始就曾经设想过,可由于考虑到这样调查需要付出的人力成本太高,如果让他们两人去查,全市几十个派出所跑下来,还真不知跑到几时才有个结果;如果请各派出所帮着做,以当时的案情,还真是开不了这个口。现在情况不同了,老罗的事儿越犯越大,两个区的分局为其组建了专案组,提出协查也不必担心不好意思开口了,而且必要时可以向市局要求下—个电话通知。况且,现在专案组已有六个刑警,再通过专案组所在的两个分局出面向辖区大单位的保卫科借调若干名保卫干部,由刑警带着分跑各个派出所,可以在两三天内完成这个调查。

　　主意打定,立刻实施。一连查了三天,翻遍了全市各派出所自老罗解教以后的所有迁入户口,都没有罗智忠其人。这就是说,老罗的那张由劳教农场出具的户口迁移证明并没有使用,他的户口还在,不过是装在他自己口袋里的“口袋户口”。于是刑警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调查方向——地下票券黑市。

　　对于解教后的老罗而言,户口并不重要,他反正又不工作,也没有子女要上学,更轮不上办理出国护照,没有户口本关系不大。可是,他要吃饭穿衣,这就出现问题了:户口和粮油关系是捆绑在一起的,户口到哪里,粮油关系也转到哪里,粮食、食油以及其他副食品供应和日用工业品票券等的发放,都是跟着户口走的,没有户口,粮油关系就落不了地,计划中没有对这个人的供应定额此人就买不到凭票券供应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人就无法生活下去。

　　不过,这些票券老罗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得,只要手头有钞票,就可以到黑市上购买。如果有黄金、外币,以及和香港、澳门地下联系的渠道,他甚至可以享用从海外获得的各种高级食品。当然,老罗不大可能常年靠非法进口的高级食品生活,应是以从黑市获取的票券保持其基本生存。所以,要寻找老罗,可以到地下票券黑市去调查。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派刑警前往珠江大桥和体育场。

　　珠江大桥和体育场乃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州两个地下票券交易黑市,工商局、公安局不知对这两个黑市搞过多少次清查行动,却始终未能解决违法交易票券问题。最甚时曾根据省委书记陶铸的批示,一天连续清查过三次,可那些票券黄牛的韧性极强,执法人员刚刚离开,他们随即卷土重来,双方大打拉锯战。公安、工商也曾改变执法方式,搞过化装执法,但收效甚微。渐渐,一两个、三五个执法人员根本甭想去执法,你亮证,黄牛就亮刀,甚至亮出不知是真是假的手枪。这两处黑市,海外媒体也曾报道过,称“这是广州当局最头痛的两块病灶,也是单独前往执行使命的公务人员的伤心之地”。4月10日,刑警喻宝强、陆天义、陈中兴、莫六一分别前往珠江大桥、体育场,以买卖粮票、布票为名跟那里的黄牛打起了交道。一天周旋下来,陈中兴结识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黄牛阿龙。晚上黑市结束交易大家各自散去时,陈中兴扯住了阿龙,说老弟你我相识也是应了缘分,咱们去前面的小馆子喝二两吧,老哥请客,我兜儿里带着酒呢,说着掏出一瓶半斤装的烧酒给对方看。那年头别说能喝上二两了,就是吃碗光面都是一桩了不得的事儿,阿龙自是二话不说跟着就走。

　　由于食品供应紧张,小馆子的下酒菜只有花生米、豆腐干、腌萝卜、煮黄豆,价格高得吓人,主食有炒河粉,除了付钱还得付粮票。陈中兴每样要了一份,打开烧酒,两人就喝起来。阿龙酒量不大,二两喝下去已经脸红耳赤舌头大,说话明显不利索: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只管说!”

　　“老弟,你看得出我来市场转悠是为了啥事吗?”

　　“我估摸你是发了点儿横财,想换成现钱。”

　　陈中兴笑道:　“老弟你看错了,我是想找一个人。那人做了一桩对不起我一位结义兄弟的事儿,我是来找他论理的。这样的事儿,老弟你帮得上忙吗?”

　　阿龙拍拍胸脯:　“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也不劳大哥出面,兄弟直接替你出这口气就是了。要打要杀还是挑脚筋卸胳膊,大哥只要您吭声,都包在兄弟身上!”

　　陈中兴说:　“这都是违法的事儿,我不想做也不敢做,我只要找到那人跟他当面论理,完了把他揪送到他的工作单位去。”

　　阿龙便问那人姓什么叫什么,长得怎生模样,说只要他在市场上混过,就可以打听到这小子。陈中兴于是就把老罗的姓名、外貌告诉了阿龙,约定次日散市后还在这家小馆子见面。

　　第二天晚上,阿龙兴冲冲地告诉陈中兴,已经打听到了一个姓罗的主儿,住哪里不知道,不过据说那家伙每月至少要在珠江大桥这边的黑市上出现一两次,买些粮票、油票,数量不多,也就三四口人一个月定量的样子。不过,奇怪的是,最近两三个月老罗没有出现。陈中兴暗忖这倒是符合专案组正在寻找的那个老罗的情况,如果阿龙提供的这个信息确凿无疑的话,那么老罗可能是有一两个固定接触的黄牛的。问阿龙,果然如此,说有一个绰号“老虎”的黄牛专门向老罗提供粮票、油票。不过他刚才提供的信息并非老虎说的,而是一个跟老虎有过节的黄牛告诉他的。

　　陈中兴返回专案组汇报了上述情况,众侦查员认为老罗最近没去黑市买粮票、油票,可能是跟他的诈骗作案有关,也许劳教期间他跟别人学到了一点儿反侦查技巧,估计到警方会走这一步,所以提前切断这条线索,让警察白忙去。不过,这厮的反侦查意识再强,一日三餐可是少不了的,尤其在这个“自然灾害”年头,副食品奇缺,一日三餐的主食是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啊。老罗要想解决这个难题,还要靠黄牛,不过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不去黑市了,而是和黄牛在黑市以外的某个地方完成交易。

　　4月12日上午,侦查员莫六一、胡金钟前往区工商局,请工商方面协助调查。工商局的人一听“老虎”,马上说确有此人,名叫张藏瑞,是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原是工人,后来因为经常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被单位开除了,之后干脆做起了职业黄牛。侦查员向对方说明了来意,工商局说没有问题,这件事交给我们就是了。

　　当时的工商局是可以把人整治到看守所甚至监狱的,因为有一条“投机倒把罪”,这罪名就像业已被取消的“流氓罪”一样,比较抽象空洞,如同一个箩筐,许多行为都可以往里装。比如倒腾票券的黄牛,低价进高价出,这就符合“投机倒把”的基本要素了。当然,工商局没有手铐也没有拘留证逮捕证,不过他们可以请黄牛去喝茶,到了那里后,就由不得你了,做份笔录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人关进去。关进去后如何处理,那是公检法的活儿了,工商局不管。因此,此刻工商局要协助警方查案,那是小菜一碟。

　　老虎以前曾跟工商局打过多次交道,所以工商方面不但知道他的姓名,还掌握他的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甚至社会关系。当下,工商局就派人去老虎家守候,之所以不去黑市,前面已经说过,黑市上的黄牛气焰嚣张,别说几个穿着寻常便服的工商了(那时工商局不发制服),就是三五个穿警服佩手枪的警察也不敢贸然前往。所以他们去老虎家里守候,为防万一,还跟派出所打了招呼,请他们派人在居委会待着。

　　“万一”没有发生,中午老虎回家吃饭时被工商带走了。然后,他就被侦查员用小吉普带到了专案组驻地。老虎跟执法人员交道打得多,资格已经很老了,进去坐定后没等侦查员发问就主动开口,问同志你们是公安局哪个部门?听说是刑警队,他马上抗议,说我的事儿无非就是为了生活倒腾点儿票券什么的,该由治安科管,跟你们刑警队没有关系啊!侦查员告诉他,我们找你并非为倒腾票券之事,而是要向你了解一个人。老虎闻言顿时轻松下来,笑言你们不早说,弄得我心神不宁啊!侦查员便吓唬他,心神不宁那说明是有问题,没准儿我们把你往治安科一转,那边一审查你就出不去了。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配合我们,把情况说清楚。接着侦查员就问到了老罗。老虎马上点头,说有这个人,我跟他有点儿熟。于是侦查员就获取了以下情况——老罗自解教后确实一直靠在黑市上买粮票、油票和副食品券维持生活。他一开始就找上了老虎,因为他在劳教农场结交的一个尚未解教的朋友小章是老虎的邻居,小章对老罗说过,到了外面如果需要搞点儿票券买卖活络活络的话,可以去珠江大桥黑市找老虎。老罗把这话记下了,解教后因为老婆跟他离了婚没报上户口,粮油关系无处可落,于是就到黑市找老虎想办法。老虎听老罗一说情况,看在小章的面子上,立刻拿出二十斤粮票相送。老罗倒也坦率,说不瞒老弟,我现在身边要啥没啥,是准备向你赊几斤粮票先解决吃饭问题的,多谢了!不过,我会报答你的。

　　老虎当时寻思你这副穷样儿,怎么报答我呢?没想到,也就不过个把星期,老罗重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竟然掏出一百元人民币给他,另外又掏出一百元,让老虎给他拿些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券,老虎这才知道这家伙不可小觑。打那以后,老罗一个月到老虎这里来一两趟,每次都是现钞交易,价钱任由老虎开,从来不还价,而且拿出的钞票从来不让找零。从他买的票券数量来看,可以够三四人吃的。老罗最后一次来老虎那里买票券时,说这一阵我很忙,以后就不过来了,麻烦老弟每月给我准备够四人生活的各类票券,每月15日送到我指定的地方,下个月先送诚信路罗汉巷,那个巷口有一家点心店,傍晚六点,我在那里等你。

　　这样,3月15日那天傍晚,老虎就去了诚信路罗汉巷。他找到那家点心店,门口没见老罗,便进店堂去看,七八副座头一一看过,还是没见人,转身走出店堂时,老罗却笑嘻嘻地站在跟前。老罗请老虎吃了一碗排骨面,完成了交易,出手还是那么大方,六元多零头没让老虎找。临分别时,老罗跟他约定,下个月的15日下午三点,在中山大道蜡烛巷口,那里有一家“跃进百货公司”,两人在卖鞋的柜台前见面。

　　老虎说完上述情况,专案组长华教柱说:　“你想立功吗?”

　　老虎问:　“立功怎么说?不立功又怎么说?”

　　华教柱说:　“你倒腾票券,屡教不改,已经犯了投机倒把罪!也不劳工商了,现在就可以拘你。不过,你要是立功了,你的事儿就不处理了,以后怎么样,看你运气。”

　　老虎叹了口气:“好吧,我就选择立功吧。”

　　于是华教柱跟老虎说定:　“现在就放你出去,你可以照常去黑市倒腾,该干吗还干吗。你放心,这三天里无论你怎么倒腾也绝对不会有人碰你。不过有一点要跟你说明白,这三天里不管白天黑夜,你都是受到我们监视的,千万别动耍花枪的脑筋,否则误了我们的事儿,管叫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到大后天-4月15日下午三点,你就带上老罗要的票券去‘跃进百货公司’跟他见面,照常和他交易,完事你走你的路就是。”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专案组为抓捕老罗做准备,华教柱和陈中兴等人前往百货公司实地察看地形,对届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作了估测并设计了应对方案。在抓捕行动的当天上午,专案组又接到由市局转来的最近发生的五起同类诈骗案的报告,专案组也因“办案不力”受到市局领导的批评。以专案组当时的想法,即使再怎么严厉的批评也不在乎了,因为老罗马上就要落网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接头地点是“跃进百货公司”二楼鞋类柜台前,专案组六名刑警全体出动,四个佯装顾客在鞋柜和旁边的帽柜、针织品柜那里选购商品,另外两个刑警则堵住了楼梯口。如此布置,老罗只怕插翅难飞。可是,老罗没生翅膀竟然也逃脱了。他是怎么逃的呢?他见了老虎后,没吭声,做了个手势让老虎跟他走。他在前,老虎在后,走到离楼梯口数米距离时,他忽然驻步,说去趟厕所。厕所就在二楼另一侧,事先刑警去看过的,没窗户,逃不了。可是,老罗进去后却不出来了,刑警觉得可疑,推门进去一看,里面空无一人!

　　这厮是怎么逃脱的呢?他卸下了厕所内的天花板,钻进去爬行至隔壁的仓库,卸下天花板,从另一道专供百货公司内部人员通行的楼梯下到底楼,从容遁去。

　　至于老罗怎么会发觉警方设下了埋伏,专案组一直怀疑是老虎跟其见面时冲他使了眼色。直到老罗落网后方才弄清楚,他在走近楼梯时,发现守候在那里的两个便衣刑警之中有一个他以前见过,上次他折进局子时,那个刑警曾到他被关押的看守所讯问过其他人犯。这个老罗的眼力竟然如此了得,真使专案组诸君惊叹!

　　四、一个嫌疑人

　　抓捕老罗行动失利后的次日,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的指令,撤销原越秀、海珠两分局组建的联合专案侦查组,以市局名义组建了一个新的专案组,包括来自发生过同类诈骗案件的四个区的公安分局刑警队以及市局刑侦处的十七名刑警,组长由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韦亚栋担任,不设副组长。

　　韦亚栋是壮族人,1940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经验丰富。韦亚栋当时患着严重的肝病、肾病,医生两年前就已开出了长期病休的证明,可是他一天也没有休息,还是每个工作日都准点上下班,有时为侦破大案要案,还要和其他刑警一样加班。组织上为照顾老韦,已经很久没给他压过担子、派过具体任务,他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属于顾问。可是,这次市局领导把老韦推到侦查一线,而且担任专案组长,由此可见系列诈骗案已经引起了市局领导甚至省公安厅方面的高度重视。韦亚栋性格沉稳,无论摊上多么重要的案件,他都慢条斯理,在这方面常有惊人之举。现在,他上任后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　“同志们辛苦了,先休息一天吧。”一下子把全体刑警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过了一天,韦亚栋召集全体刑警开了个案情分析会,这个会开了一整天,上半天由原专案组组长华教柱和后五起诈骗案件发生地的分局刑警介绍案情和侦查情况,下半天则分析案情,讨论下一步侦查工作应该怎样进行,最后决定从几个方面同时开展调查——

　　第一,老罗的落脚点肯定在广州市区,具体在哪个旮旯,这需要查摸。因此决定以市局名义向全市各分局下发协查通知,要求各分局督促所辖派出所对各自管段内的旅馆、私房出租、以亲友名义借住、混居居民家庭的情况进行调查,指望从中发现老罗的影踪。当时全国各地城市、城镇都实行公安部规定的申报临时户口制度,凡是居民家来非户籍亲友过夜的,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韦亚栋担心有的派出所以临时户口申报底卡作为回复专案组的依据,这样做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老罗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申报临时户口,那岂不让其蒙混过去了?因此,韦亚栋亲自在协查通知上加上一句:　“各派出所必须撇开临时户口申报资料另行进行查摸。”

　　第二,老罗跟老虎的票券交易没有做成,往下他和同伙的吃饭就要成问题了,这是火燎眉毛的事儿,他必须立刻解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估计还是得通过黑市。去黑市购买粮票等票券,有可能由老罗自己出面,也有可能让别人出面。反正不管是谁出面,他都得购买。因此,应该继续注意对票券黑市的布控。

　　第三,老罗的生存是靠钞票来维持的,不论住旅馆、租房还是借居亲友家,都得花钱,而且因为没有户口,要到黑市换票券,因此需要付出比普通居民多出一截儿的钞票。他的钞票从何而来?靠诈骗所获。而他在行骗时为表示自己这条渠道确实是香港方面在操纵,所以一般都要求诈骗对象支付黄金或者美元,除非对方手头实在没有,这才“勉强”允许人家用人民币支付。这样,老罗手头的人民币可能不够他花销,因此他有可能会去银行兑换黄金、美元。所以,有必要对全市所有有此类经营业务的银行进行调查。

　　第四,之前的那些诈骗案,都是在茶馆里拉开帷幕的,这似乎已经成了老罗作案的一种规律。目前尚缺乏充足的理由来排除老罗继续采取这种手段进行作案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对茶馆进行布控。鉴于专案组警力有限,可以从一些大单位临时借调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保卫干部化装前往全市大大小小的茶馆进行访查,专案组指派三名刑警进行协调。

　　次日,4月18日,上述四条措施刚刚开始实施,又有一起同类诈骗案发生了。

　　白云区有一个六十二岁的单身老汉,名叫古孝仙,是船舶发动机制造厂的退休工程师。古老汉早年曾经留学英国,专攻机械,毕业后在伦敦一家颇有名气的机械设备公司工作,收入颇丰,还娶了一个英国老婆,生了两个混血儿。抗战前两年,古孝仙鉴于日寇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而且对华北平原虎视眈眈,寻思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不应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危亡漠不关心,遂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怀着一腔热血,携妻带子回到了出生地广州,受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的欢迎。陈济棠原想把古孝仙安置在广东省政府负责军工生产的一个部门,遭到古孝仙的拒绝。问他想到哪个部门去,他说不想当官,只想干他的老本行——机械。这样,他就去黄埔船厂当了一名副总工程师。

　　两年后,抗战爆发,不久,日军逼近广州,古孝仙便举家去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举家逃往美国,一直到二战结束,全家才返回广州,仍回船厂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广州解放前夕,古孝仙的英国妻子前往香港探望两个已经长大成人在香港工作的子女,没想到这一去就没法儿回来了。从此,这家人天各一方,尽管能够通信,但毕竟分居甚至是永久性分居已成定局。1955年,古孝仙的英国妻子登报声明与古孝仙离婚,然后嫁给了一个在香港工作的美国人,不久随丈夫去了美国。

　　古孝仙当初回国时拒绝陈济棠的聘请没有当官的决定,使他避免了接受新生政权审查的麻烦,共产党干部甚至找也没找过他。不过,副总工程师就不当了,退到一般工程师的位置直到六十岁退休。

　　退休后,古孝仙过得很无聊。好在他经济上不需要担忧,“三年自然灾害”也奈何不了他,因为他在香港的子女定期给他邮寄食品和日用品,使古老汉衣食无忧。可是,人老了,感情上的控制能力下降,就容易抑制不住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古孝仙曾向当局提出过移居香港的申请,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央对侨眷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员可以投奔海外的政策的。不过,古老汉的三次申请都被打了回票。原因何在?古老汉不清楚。其实,按古孝仙的想法,如果批准他去香港走一趟,跟子女见见面,看看从未见过面的第三代,然后他还是要回广州来的,他已经在广州待惯了,再说内地的退休待遇也不错;如果待在香港不回来的话,那他就成了一个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待遇的闲人,生活完全得由子女来承担,子女应该没问题,可他们的配偶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女婿是否会有想法呢?再说香港的住房那么紧张,子女家能腾出一个房间让他长期居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