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惊动彭德怀的诈骗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39:14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11期

惊动彭德怀的诈骗案

    1949年秋,西北名城兰州解放伊始,发生了一起“第一野战军团政委诈骗案”。该案惊动了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怒令严查严惩。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兰州市公安委员会奉命进行缜密侦查,最后真相大白……

  文/何西慎




  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部队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共5个军的兵力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部激烈战斗22天后,终于解放了西北名城兰州。当天,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宣告兰州市军管会成立,由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兼任军管会主任。
  国民党军队在败逃前,破坏了著名的兰州黄河铁桥,企图以此阻止一野部队的追歼。当时的一野大军,由于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大量新式火炮、坦克和摩托车,因此已经组建了炮兵、坦克和摩托部队,在歼敌战斗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一野为迅速西进,决定迅速修复黄河铁桥。兰州解放后的次日,张宗逊主任即以兰州市军管会的名义,下达了征召社会技术力量抢修黄河大桥的命令。经过整整十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抢修任务,黄河铁桥抢修完竣,一野部分部队于当夜过桥西进。

 与此同时,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提议,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位于自由路原马鸿逵公馆的军管会本部举行便宴,宴请抢修黄河铁桥的24位工程师和技师。开宴前,彭德怀和张宗逊致祝酒词,对技术人员参加抢修黄河铁桥并发挥巨大作用表示感谢,并对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表示欢迎。
  宴会进行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吵嚷声,张宗逊听见后让人去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姓丁的参谋匆匆而去,他出去后外面的声音就停止了。大约过了十分钟,参谋返回悄声向张宗逊复命。因为宴会在进行中,所以,丁参谋的话说得很是简略,匆匆数言就结束了。可是,张宗逊的眉峰却在一瞬间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这,竟被坐在另一席上的彭德怀那双敏锐的眼睛捕捉到了。
  宴会结束送走客人后,彭德怀留下跟张宗逊商议一些重要事情。正说着时,丁参谋突然出现在门口,见彭德怀在,匆忙间显出一副欲进又退的样子,被彭德怀叫住,说小鬼你有什么事要向张主任报告的就说吧,我正说得口渴了要停下喝水呢。张宗逊也点头示意让“但说无妨”。丁参谋于是说还是刚才那事儿,人家那老百姓不肯离开,还掏出了一把刀子说不解决就自杀呢!
  彭德怀一听,想起刚才宴会进行时张宗逊的皱眉,于是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宗逊说小丁你正好把这事儿详细说一说吧,我刚才只听了个概略,正好让彭总也听一听。丁参谋于是便把情况诉说了一遍,只听得彭德怀勃然大怒——
  兰州大学附近有一家清真饭店名叫“德鑫馆”,老板是个回族人,名叫马德鑫,是个世代居住在兰州的老实商人。马德鑫有个独生儿子叫马光业,自幼喜欢撒野,15岁辍学后跟着一伙社会闲人四处混世界,抗战胜利那年和几个把兄弟投奔了马步芳部队,因为喜欢骑马舞弄刀枪,就当了一名骑兵,跟长官混得好,一年后还升了班长。马光业原先的打算是想一直混下去的,时间长了折腾个军官做做倒也能耀祖光宗,但渐渐就觉得吃不了当兵的那份苦头,于是就在1947年11月来了个不辞而别,开小差回到了兰州家里。
  马德鑫对于儿子当初的选择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可是这小子从小就不是个善主儿,软硬不吃,好坏不识,也就无法管教了,只好让他随波逐流。现在见儿子开小差回来了,自是高兴,寻思看来是迷途知返了。于是就问马光业回来后打算做何营生,是否有兴趣跟着老爸经营饭馆。马光业的回答出乎马德鑫的意外,他不想子承父业经营餐饮业,而是想学开汽车,吃四个轱辘的饭。在当时,汽车司机绝对是一个风光的行业,但要想入其门槛也蛮犯难,非得大大花销一把不可。但马德鑫想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条正道,比当兵吃粮要好得多,于是也就不计较了,宁可出资也得成就儿子的心愿。
  就这样,马光业终于如愿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虽然有些辛苦,但毕竟风光神气,而且收入也不低,所以他还是干得很高兴的。不过,马光业有个嗜酒的习惯,尽管他能忍着不在开车前喝酒,但开车后喝个半斤八两那是少不了的。这主儿原本就性格暴躁,喝过酒后就更不是个善主儿,动不动就吵架,开口闭口“老子吃过马家军的粮”。“马家军”在西北几省可是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一般百姓听见这人当过马步芳的兵,那就得有理让三分,无理点头哈腰充孙子。碰上对方正好也是嗜酒朋友,喝多了连皇帝老子的账也不买,那就热闹了,马光业二话不说,抬手就打!敢还手?抄起家伙就干!马光业练过武术,又当过兵,身手不凡,出手必胜,对手往往不是鼻青脸肿,就是满地找牙。
  马光业的这副德行,在胡宗南、马步芳“当政”兰州一片暗无天日时还不算什么,告到警察局一是不管,二是即使有警察想管,他也不怕,因为他在警察局有的是熟识的哥们儿,发个话就行了。可是到了1949年兰州解放后那就行不通了。偏偏这小子不识时务,兰州解放后没几天,竟然还在一个朋友家里喝酒时耍了酒性,以一敌二大打出手,结果是把对方双双殴伤,吓得女主人大喊救命。正好有二兵团的巡逻队从外面经过,听见后进来查看,偏偏马光业还不识人头,竟异想天开似的要跟解放军过过招,于是就给人家制伏后带走了。
  马德鑫得知消息时,已是次日上午了。自是大惊,马上四处打听消息。花了大半天时间在多个亲友处转了一大圈,无果而返。家里倒有马光业的消息在等着了,那是马光业托人捎来的一纸条子,说他已被解放军集训队收容,正在接受教育,让家人给送日用品去。马德鑫于是赶紧把被子等日常生活必备用品按照条子上所说的地址送去,心里指望着最好能够跟儿子见个面,叮咛几声,让他按捺性子,再也不要惹事。可是,马德鑫未能见到儿子,接待他的那个解放军班长态度倒还算客气,收下了送去的东西,还给打了收条,详细开列,一样不落。但对于他提出的见儿子一面的要求却予以拒绝了。
  马德鑫忐忑不安地回到自己开的饭馆,从此一颗心就一直在儿子身上,生意也不大有心去考虑了,全交给账房先生去折腾。账房先生姓王,见老板终日忧愁,便予以劝说。说看情形人家解放军那集训队不是个好去处,怎么管得比囚犯蹲大牢还严似的,送东西去还不让见个面,建议还是赶紧设法把马光业弄出来,否则夜长梦多最后还不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哩。马德鑫深以为然,于是就到处打听如何结识解放军,好把儿子弄出来。
  马德鑫经营饭店几十年,跟四面八方三教九流都还算搭得上话,可是尽管如此,他一连折腾了数日,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跟解放军方面牵线的人。正当他大失所望时,一个意外喜讯降临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一野二兵团的军官姜志清!
  三天前,姜志清如约来到马德鑫的“德鑫馆”。马德鑫定睛一看,此公三十四五岁样子,说一口湖南话,穿着一身解放军干部服,胸口佩着一野二兵团的标志,显得气度不凡,一看便知非寻常人物。马德鑫将其请入设于饭馆后院那个专供身份了得的贵客才能使用的包房,吩咐好酒好菜只管送上。姜志清酒量颇好,连饮数杯面不改色,神情言语丝毫不减。他说话不多,连自己的身份也是陪同他前来的介绍人告诉马德鑫的。马德鑫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姜志清是一位老革命,跟着毛泽东闹秋收暴动走上了革命道路,然后又上了井冈山,属于中国第一批老红军。只因曾经乱杀俘虏而犯过错误,所以,至今也还不过在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麾下坐着一把团政委的交椅。
  马德鑫没有料到竟然有缘结识有着如此经历的一位解放军团政委,又惊又喜,招待上自是又增添了几分殷勤,还把自己的妻子叫来拜见姜政委。马德鑫的妻子是续弦,比马德鑫小十多岁,陕西米脂人,唱秦腔出身,这时不过三十岁出头,长得颇有几分姿色,陌生男子见之都觉得眼前一亮。但那姜政委只是朝她点了点头,目光就再也没有朝其扫一下。马德鑫在旁边见了,不禁暗自感叹:难怪共产党要得天下了,看人家团政委硬是作风正派,真正是一位真男儿!
  马德鑫在酒席即将结束时才谈到了儿子马光业的事情,央求姜志清政委帮忙打个招呼,请求从轻发落。因为担心姜志清是共产党干部对儿子那段当马步芳骑兵的历史产生仇视心理,因此,他就故意隐瞒不说了。姜志清听了说集训队是由二兵团司令部直接管着的,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但他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只要能够帮忙,他自会帮的。姜志清告辞时,马德鑫奉上一个包袱,里面是“大前门”香烟两条、西凤酒四瓶、高级点心两盒,请姜政委笑纳。姜志清初时推辞,连介绍人相帮着说也未能说服得了。直到马德鑫使个眼色让妻子上前了,姜志清生怕她靠近过去这才勉强收受了。出门时,姜志清说24小时内一定会把打听到的情况告知马德鑫的。
  姜志清很守信用,不到24小时就让介绍人捎来了消息。介绍人说,姜政委有点恼火,说没想到马老板竟然隐瞒了他儿子曾经参加过马步芳军队的重大历史问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所以,马光业在集训队的情况有点不大妙,集训队部队已经将其列入了逮捕名单,两天之内就要送往兰州市军管会审核,然后收监。另外,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每解放一个城市肯定先要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歹徒,一是替老百姓出气,二是替死难烈士报仇,三是维持社会秩序。按照马光业的历史情况和现行表现,集训队首长估计很有可能会将其列入镇压名单。
  马德鑫闻听之下,闹了个目瞪口呆,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苦苦央求介绍人千万帮忙,请姜政委设法跟集训队方面打招呼,把马光业的名字从上报名单上撤下来。为救儿子一命,他宁可花大钱,哪怕把饭馆盘出去也是心甘情愿的。马德鑫一边说着,一边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塞给介绍人,介绍人这才答应跟姜政委去说说看,如果人家有难处,请马德鑫不要见怪。
  两小时后,介绍人带来了回音,说姜政委先是坚决不肯,说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在他的反复求告下,这才有点松口,答应跟集训队教导员说说看,教导员是姜政委的老乡,又一度当过部下,不知是否肯看在这两点上卖个面子。马德鑫是生意人,知道这种大事在这节骨眼上应该添一把火的处世准则,于是就请介绍人再把姜志清请来喝酒。
  当天晚上,姜志清再次来到“德鑫馆”,受到了比上一次还热烈、殷勤的款待。马德鑫又当面求告了一番,姜志清终于勉强松口,答应“尽力相帮”。马德鑫根据事先的构想,拿出了珍藏着的5两黄金赠送。姜志清这回倒没有推辞,说他不贪图钱财,但是得向集训队老乡以及老乡的那些部属打点一番,所以,确实需要经费的。马德鑫于是又拿了一箱西凤酒让姜志清带走。
  这次,姜志清没有说他几时给消息。但因为他说过两天之内集训队要向市军管会上报逮捕名单的,所以,料想次日最迟后天应该就给回音的。哪知,这回却是石沉大海,姜志清再也没有露过面,连那个介绍人也没了音信。
  马德鑫在焦急之中等到了第三天,果然接到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的书面通知,称马光业已被移至看守所接受审查。
  马德鑫这下顿时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不是赔了钱财又折人吗?他越想越气,对姜志清产生了一股愤恨之意,寻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求见市军管会主任张宗逊,一是要反映姜志清诈骗钱财,二是要为儿子鸣冤叫屈,全兰州市当过国民党兵的人何止成百上千,解放后十来天内耍酒疯打架的事情又何止发生了几十上百,凭什么别人不捕而偏偏要逮捕他的儿子马光业?马德鑫是开饭馆的,消息灵通,事先打听得张宗逊今晚要在军管会宴请抢修黄河铁桥的技术人员,于是就赶来求见。门外的岗哨自然不肯放其入内,他就吵了起来。没想到竟然就惊动了张宗逊主任本人,让人出来查看,于是马德鑫就有了一个向丁参谋反映情况的机会。
  当下,彭德怀就拍了桌子,说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张副司令你兼着军管会主任,人家是来向你反映情况的,你看这事如何处理?张宗逊稍一沉思,说这件事我看还得调查,我不大相信我们的干部会这样做,我想马上下达给公安委员会就此事进行专门调查,不管是何人涉及此事,都得一查到底,弄一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点头说这话说得对头,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重要案子来进行调查,一定要迅速查明真相,如果确是我们的干部做了此事,那就必须严肃处置,甚至枪决!如果是不法歹徒胆大妄为竟敢冒充我军干部诈骗,那就有必要查明是否有后台背景,视情严肃处置,同时要向当事人说明真相,退还被骗钱物。这事,就这样定了吧?当然,我在军管会没有担任职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过是一个建议,具体工作得由你这当主任的布置下去。
  张宗逊说我明白,这就布置下去,连夜着手进行调查。




  当天晚上,兰州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就奉命组建了一个调查“团政委诈骗案”真相的特别调查小组,随即连夜着手开展工作。
  就在调查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议的时候,兰州市东稍门旁边的一条名叫“胡麻巷”的小巷子内的一所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老宅院内,几个人影正在昏黄的灯光下举杯邀饮,个个一脸喜色地欢庆“首次出马成功”。
  这伙人,正是策划并制造这起“一野团政委诈骗案”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张大娟和她的下属。张大娟一伙的作案,是根据台湾方面下达的密令而进行的。一位当年曾在“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担任机要工作的将级官员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以下内容的回忆——
  1949年8月18日,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午夜时分,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在一前一后两辆美制吉普车的护卫下,悄然来到位于台北市南侧的一幢日本式园林别墅。这幢别墅,是蒋介石从大陆败逃台湾后的几个临时居住点中的一个。
  三辆汽车驶抵该别墅后,两辆吉普车停在大门外,几个警卫检验过“福特”轿车内的那位特殊乘客后,予以放行。
  这位特殊乘客,就是接替坠机身亡的戴笠出任军统局(当时已经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国民党大特务毛人凤。今晚,毛人凤是接到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后,从床上爬起来前来觐见蒋介石的。
  蒋介石紧急召见毛人凤,是为了跟毛人凤商议如何在大陆西北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关事宜,这是蒋介石在形势逼迫之下不得不决定走的一步棋。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发起了著名的扶(风)眉(眉县)战役,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四个军,使胡宗南主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其残部被迫退守秦岭。据守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被孤立,随即匆忙北撤,西北战场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野随后集中三个兵团分路乘胜追歼“二马”,经固关战斗、任山河战斗、三关口战斗和六盘山战斗,歼灭马步芳骑兵第十四旅和马鸿逵部5000余人,相继解放了陇东、陇南重镇平凉、天水,从而打开了进军兰州的大门。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彭德怀发布了进军兰州歼灭青海马步芳部的作战命令:以许、徐兵团(即由许光达、徐立清分任司令员、政委的二兵团)之三个军和杨、李兵团(即由杨得志、李志民分任司令员、政委的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并进攻兰州,由王震兵团(即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一兵团)主力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直扑青海。
  一野各路大军深入甘肃腹地之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兼甘肃省 “主席”马步芳随即逃往西宁,指定由马鸿逵接任甘肃省“主席”,但马鸿逵不肯接受这个烫手山芋,拒绝到任。这样,兰州的国民党军政官员自是一片混乱,兰州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蒋介石在台湾获悉西北局势后,情知其“坚守西北”的命令已是一纸空文,于是开始考虑西北失守后的“善后问题”。这天晚上,蒋介石服了安眠药也还难以入睡,于是索性起床,传令召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匆匆而至,向蒋介石行礼问候后,在对面的一张沙发上落座。蒋介石不想让毛人凤看出他的烦躁,脸上故意显出一层笑意,寒暄似的聊了几句,这才把话题切入本意,首先是问毛人凤是否了解西北局势。毛人凤寻思这等于是没话找话,当时的“中统局”已经易名为“内政部调查局”,其势力和活动能力已经远远不及“保密局”了,大陆方面的情报几乎都是“保密局”所提供的,西北局势的情报先是经我毛人凤过目,然后再送呈上来的,怎么我会不了解呢?当然,想归想,说是不能说出口的,毛人凤于是点头说了解一些,可能不全面。
  蒋介石这话不过是开场白,他要表达的是在后面,于是简单地说了一下西北形势,最后下了结论:“由此看来,兰州的失守就在眼前了。不单是兰州,整个青海省、宁夏省的失守也快了,而且新疆省也会落入共产党之手!唉——真是想不到!绝对想不到的!”
  毛人凤也是一脸悲哀,无话可说。片刻,蒋介石把话题一转,说西北之战,看来在军事上是失败了,但是在政治上不能失败,要在政治上取得部分的主动权。因此,要跟毛人凤商量如何实施这个设想。
  就这样,蒋介石和毛人凤密议许久,最后达成共识:立即布置对西北地区已经被中共攻占的城市实施破坏行动。蒋介石特别强调:兰州看来是保不住了,必须乘中共刚占领这座省会城市伊始人心未稳之际,抓紧机会进行包括暗杀、爆炸、纵火、投毒以及以扰乱民心为目的的“政治心理战”在内的破坏行动。说到这里,蒋介石猛然地站起来,神色凝重地说:“毛局长,此事就交办保密局了,你好好去安排。”
  毛人凤立正:“是!我一定全力去办!”
  西北战场的形势诚如蒋介石所估料的,国民党军队在一野的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1949年8月26日,西北名城兰州解放。
  同一天,国民党保密局安插在兰州的“保密局西北区兰州工作站潜伏处主任”季易仿在已被解放的西安市与从成都秘密潜赴陕西的“保密局特派员”军统老特务高群纯秘密接头。高群纯向季易仿传达了来自台湾保密局总部的密令:迅即在兰州实施包括暗杀、爆炸、纵火、投毒以及以扰乱民心为目的的“政治心理战”在内的破坏行动。
  季易仿在落网后交代,他原是一名热血青年,抗日战争前期怀着拯救民族危亡之心参加了当时以国家名义出面招收学员的军统局特务训练班,成为一名军统特务。他最初是很崇拜蒋介石甚至戴笠的,这种崇拜体现在训练和特训班毕业后的特务工作中,得到了军统的肯定,因此升迁很快,到抗战胜利那年他已是军统少校了。在之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季易仿目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心里已经认定蒋介石必败。局势的发展果真如此,国民党败退前,季易仿受命潜伏兰州,军衔升一级为中校。
  季易仿在从西安返回兰州的途中,一直在考虑如何落实上峰命令的问题。他知道以一野对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警卫措施,若无可靠内线,要想搞行刺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心里先就擅自取消了暗杀一野高级将领的念头。至于其他行动,爆炸、纵火、投毒等,那也要看情况才能决定,因为在季易仿掌握的潜伏特务中,真正如他本人那样在军统局正规特工训练班中接受过行动术训练的可以说是空白,总不见非得他这个中校主任亲自出马行动吧。所以,季易仿对于这些内容的破坏行动也没有兴趣,觉得毛人凤的命令只是一种一相情愿的空想化念头。那么,就不执行保密局本部的命令了?季易仿自问还没有这份胆量,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先拣简单的去做,弄点“政治心理战”方面的内容跟共产党方面捣捣蛋。
  就这样,当季易仿抵达兰州时,他的头脑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指派特务冒充共产党一野军官向老百姓行骗的阴谋。季易仿从自己掌握的保密局潜伏特务中挑选了一个估计能够胜任这个使命的小组——“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通过秘密联络渠道向该组的组长下达了行动指令。
  “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组长是一个30岁的女人,名叫张大娟,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兰州一家大车店的老板娘。张大娟是河南洛阳人,出身于洛阳市的一个流氓头子家庭,初中文化。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个女子能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已经算是一桩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张大娟在1941年国民党军统局在洛阳举办一期特务训练班时,拿着她的毕业证书前往报名,竟然连考试也没有进行,当场就决定录取了。她是这期特务训练班中仅有的四名女学员中的一个。
  张大娟从特务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局派往郑州进行“地下工作”,主要是以色相勾引日军军官和汉奸,以获取机密情报。起初她干得还算顺利,但不久就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幸亏在逮捕她之前消息泄露,于是连夜逃离郑州,回到了洛阳。直到这时,张大娟才知道吃特工饭是不容易的,于是她就生了“退隐”之心。好在张大娟的父亲在洛阳有很大的势力,于是改行做了警察。
  但是,一个流氓头子的势力再大也大不过军统。须知军统局是有“团体纪律”的,那是戴笠亲自制定的。这“团体纪律”中有一条就是:一旦参加军统,那就是终身的事,除非获得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脱离“团体”,否则就按“叛徒”处置,严格执行“团体纪律”。张大娟警察没当多少日子,就被军统局洛阳站深更半夜一根绳子绑去“谈话”,张父闻讯马上四处托关系积极营救,军统方面说念其在郑州“从事地下工作有功”,暂可不作叛徒处置,但得去兰州工作。
  张大娟知道这是别无选择的事情,只好点头,于是就去了兰州,还是当情报特务。不过,兰州不像郑州那样,没有日本人,她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官,主要是收集军队内部的情况,看他们之中是否有人“通共”。为了开展工作的方便,张大娟根据上司的布置,跟一个也是军统分子的当地男子叫李福清的结了婚。那主儿开着一家大车店,这样,张大娟对外的身份就是大车店老板娘。
  张大娟在兰州一待就是6年多,到了1949年春,局势对国民党大为不利了,已经由“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的这个国民党最大的特务机构遂开始在西北布置潜伏事宜。像张大娟这样既没有背景靠山,又是已在兰州待了多年且有家小的特务,自是潜伏名单的首选人员。直到这时,上司才宣布将张大娟的军衔提升为上尉,她的特务丈夫李福清从来没有单独执行过任务,更谈不上立功了,但是当时也不知怎么的是上面下错了升迁通知啊还是另有原因,竟然已经是少校了。不过,这“少校”是归张大娟这个“上尉”领导的,上司另外还给了张大娟一个“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组长的头衔。14小组就张大娟夫妇两名成员,不过可以无限制地扩编,以后根据成员人数决定提升与否和提升到哪一级别。
  张大娟接到潜伏指令后,向丈夫兼下属李福清作了传达。李福清颇有些害怕,说兰州成了人家共产党的天下,咱太太平平端着大车店的饭碗就算了,何必再替老蒋卖命。张大娟因为有过一次擅自脱离军统而被深夜绑架去接受谈话的经历,知道“团体纪律”的厉害,马上疾言厉色制止了丈夫的念头,说上了这条船就没有下去的自由了,咱还是遵从上峰命令吧,否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哩!
  季易仿为保护自己,从未在张大娟前公开露过面,他对张大娟的发号施令,都是通过密函进行的,密函的传送方式也显得极为神秘、隐秘,体现着专业特工的职业素质。往往是张大娟还没有察觉过有人贴近过自己,她的口袋里就已经突然出现了一个折成梅花形的纸条;有时,当她打开上了锁的账台抽斗时,“梅花”竟已待在里面了!纸条是完全空白的,必须涂上特工专用的密写药水显示液后再经过一番特殊的处理,方能显示出来。而显示的内容必须在几分钟内牢牢记住,否则,就会自动消失,任凭你再怎样涂显示液也没有用了。
  张大娟是在兰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8月28日晚上接到季易仿以“洛水”的化名下达的指令的,内容为:
  按局本部命令精神,兹令你组务须于接到本令后,即行发动一至数次意在败坏共党声誉以引起百姓厌恶情绪的非暴力型政治性行动,如制造谣言、冒名共军干部诈骗、敲诈等,限令一周内必须见效。(洛水)
  张大娟一见之下,顿时一个睖睁:这个上峰是怎么的?难道不知道咱是情报特工出身,怎么把这种使命下达到咱14小组来了?心里一盘算,更是犯愁:14小组就一对夫妻两口子,开一家大车店还有点勉强,如何去执行这等使命?这造谣、诈骗的内容,那是属于特工心理战的范围;而敲诈则又是属于暴力型的,应该让搞行动的特务去干才对头。我们两口子,一个是搞情报的,另一个虽然凭着参加“军统局”的资格有着少校军衔,但事实上是土牛木马一个,什么也干不成的。这咋办?
  李福清见老婆接到密令后闷头不语,情知遇上难题了,便问上峰下达了什么使命。张大娟一说,李福清说如今这兰州地面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可干咱这一行的还是得听国民党的,国民党让朝东咱不能朝西,朝西就得受团体纪律制裁,那还有好果子吃?张大娟说那也不能胡乱指派呀,咱是搞情报的,怎么让咱干这种事儿呢?李福清说我的好老婆啊,都什么年月了,老蒋都已经逃到台湾去了,你还跟谁去说该干情报还是行动还是心理战什么的?这是上峰的命令,咱照办就是了。你说他下错了令?也许这正是他的用意所在哩,你不干,他就来一个满门抄斩,回头在内部发一个通告说这就是违抗命令者的下场!
  张大娟被丈夫说得一个激灵,寻思这也倒还真难说呀,没准上峰是动着这个脑筋呢?于是就想只有照办了。她跟李福清商量,说你看这事该怎么弄。我真的一点脑筋都动不出呢!李福清说造谣还不简单,就是胡说八道瞎说一气嘛;诈骗?也不难啊,跟造谣差不多。咱开着大车店,正好是有利条件,找个由头折腾一把就是了,一周之内向上峰交差就是了。张大娟对着丈夫看了又看,说我倒还真是没发现,原来你老兄也是一块小小的料哩!好吧,就依你说的,咱折腾一把就是了。干了就是干了,干得质量如何,那就不能怪罪咱了。
  大车店还有着一项供应过往旅客伙食的业务,这归李福清负责料理,所以他得天天跑菜市场。菜市场跟茶馆、大车店一样,也是一个传播真真假假小道新闻的场所。这天,李福清还没打听,就听见卖牛肉的王屠户说到了“德鑫馆”老板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出事被弄进解放军集训队之事。李福清的脑子没有妻子活络,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完成“洛水”使命的机会,但回到大车店后还是告诉了张大娟。张大娟闻听之下,马上拍掌叫好,说这真是天助我也,咱何不在这件事上做一做文章。一边说着,头脑里竟然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对李福清一说,那位就只有五体投地的份儿了。
  按照张大娟的打算,要做这件事先得物色一两个能够出面的人,因为这是诈骗,不能把大车店扯上,否则回头人家“德鑫馆”马老板还不要找上门来?更危险的是,解放军也还会登门拜访,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只怕要把颈上的吃饭家伙玩掉哩!找人出面,回头完成了使命往暗地一躲,不管是马老板还是解放军,就都只有两眼摸黑的份儿了。
  张大娟主意打定,便开始物色人选。这方面,她是有经验的,搞情报的特务讲究的就是人头熟,不认识也得见面就混熟。况且,张大娟出身洛阳大流氓家庭,从小就见惯了其父如何玩弄江湖义气那套把戏,耳濡目染不学也会了,在兰州待了这些年头,好歹也交了一些靠得住的朋友。当下,稍稍想了想,就把两个人请到了大车店。
  这二位,一叫武高贵,一叫俞文彪,都是当时兰州地面兜得转吃得开的混混,兰州各区的地痞流氓,势力小些的见了他们都得点头哈腰,就是势力大的也得让他们三分。这当然跟他们和“军统”方面有着一份微妙关系有关,人家知晓他们背后有人,遇事就只好退让几分了。武高贵和俞文彪跟张大娟的关系,先得往李福清身上套,因为李福清跟他们是有过对天八拜仪式的盟兄弟,他们管李福清叫大哥。这样,张大娟就是嫂子了。张大娟给他们的印象是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乃是一个“女中豪杰”。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武高贵和俞文彪在1946年曾经把一个河南商人骗到李福清的大车店里秘密杀害后以急病为由深夜悄然运出去抛尸灭迹,劫夺了其随身带着的三百大洋。这件事,他们以为李福清张大娟夫妇不知不晓,却不料人家早已心知肚明。现在,张大娟要以此隐秘让武高贵和俞文彪就范钻入她的圈套了。
  张大娟吩咐李福清将武高贵和俞文彪叫来大车店,亲自下厨给两人炒菜,夫妇俩陪同他们喝酒。这二位这些年来不知来大车店喝过多少次酒了,哪知这次是“鸿门宴”?毫无戒心地喝着,不觉就有七八分醉了。张大娟按照事先的安排将两人分开,让李福清跟武高贵待在一起,自己还是跟俞文彪喝着说话。过了一会,李福清进来把张大娟喊了出去,就在窗外窃窃私语了数言。张大娟马上返身入内,一把将俞文彪从炕上扯了下来,先赏了一个大耳光。俞文彪被打得莫名其妙,万分不解地结结巴巴问道:“嫂子……你……你怎么打人哪?”
  “打人?打你还是轻的!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嫂子?嗯?”
  俞文彪大觉委屈,问嫂子我什么地方得罪您了,请您明言!张大娟于是就厉声诘问你和武高贵两人三年前在我这店里谋财害命之事,说武高贵刚才已经向李福清吐露了,还哭着说对不起大哥大嫂。俞文彪闻之大惊,寻思武高贵真的喝醉了,怎么连这事都敢说?其实他自己也已经醉了,当下听着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像平时那样脑子里转个弯,一时间被张大娟的疾言厉色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李福清进来了,说老弟你嫂子其实不是恼你们在这里杀了人,谋得了大洋没有分给咱们,而是恼你们竟然把咱俩当外人看,做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知一声,这不是太不仗义了吗?你小子忘记了——咱们好歹也是有过对天八拜之约的嘛!
  如此一说,俞文彪心里就一松,当下就顺坡下驴,向这对夫妇赔礼道歉。张大娟说这个态度还差不多,咱今后还是一家人。不过,你得留下个字据向我们表示歉意。一边说着,一边让李福清拿过纸笔,俞文彪神志已经有点糊涂,听张大娟说什么就写下什么,无非是他和武高贵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大车店谋财害命杀了河南许昌县商人某某,获大洋三百,将尸体运往黄河滩某处掩埋灭迹,因怕惊动主人,故有意隐瞒此事,现特向店主李福清、张大娟夫妇郑重道歉,云云。
  张大娟手里有了俞文彪的这张亲笔供词,随即就去找另一位凶手武高贵。武高贵还没有俞文彪那样醉得厉害,一听张大娟说此事,又惊又疑,自是抵赖,说俞文彪是“胡说八道”。张大娟冷笑说,如此也好,咱就请共产党军管会来调查俞文彪胡说八道了没有,反正人家下面设着公安委员会的,相当于以前的警察局,专门调查各类案子的,像这种命案当然是放在首位的啰。说着,作势就要让李福清去报告。武高贵知道这可不是耍着玩儿的,而是要脑袋落地的大事,于是只好伏地求饶,也像俞文彪那样写了一纸供词。
  张大娟于是吩咐重新安排酒席,四个人又喝了一阵,这才让伙计把已经醉得行走都已困难的俞文彪、武高贵两人搀扶到后院一间空房住下。
  当晚一宿无话,次日中午,待那二位已经睡醒后,让李福清再摆酒席。席间,张大娟说到命案之事,俞文彪和武高贵对于昨晚之事已经迷糊,被她一提重新想起,心里只是暗暗叫苦,思忖大车店老板夫妇决定要敲他们一笔了。哪知,张大娟却没有这个意思,反而问他们最近是否缺钱花了。两人没有思想准备,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答才好。
  张大娟哈哈大笑,让李福清拿出60块大洋,每人给了30块,说二位兄弟先花着,回头咱再给一些。那二位便知道张大娟有事要商量了,一齐拱手说请大嫂吩咐要我们办啥事,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张大娟到这时候方才摊牌,让武高贵、俞文彪参加保密局特务组织,从事地下工作,说待“国军收复失地”重新执掌政权后,按功论赏自然有一份荣华富贵等着二位。武高贵、俞文彪以前原本就跟“军统”分子有着若干瓜葛,对于那一套并不陌生,当下寻思这么大的把柄已经捏在人家手里了,除了乖乖就范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就点头表示愿意追随大嫂一同为“党国”效力。
  张大娟于是就把目前需要做的事——找人冒充一野干部利用马光业之事进行政治诈骗——说了一下,说根据上峰的命令,这件事就交给二位去干了,行吗?武高贵和俞文彪原本就是以敲诈勒索、造谣诈骗谋生的,当下听说了都笑了,说如此简单的事儿,要我们去做那简直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是大嫂您吩咐下来,我们还不屑接受哩。行!这事交给我俩就是了,您和大哥听好消息吧。张大娟说二位的精神可嘉,我知道你们做此类事情也是行家里手,不过,上峰规定此事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们还是得好好计议一下,看如何进行方可万无一失。
  4个人于是就开始密议,首先是应当以一野哪一级干部的名义出面行事合适。议了一阵,最后决定以团级出面为好,找一个合适的角色出面冒充团政委。其次是这个冒充团政委的角色需要一些什么条件。籍贯最好是江西或者湖南、湖北,因为到1949年做到野战军团级军官的大都是红军出身,以江西、湖南、湖北人为多;如果找不着这3个省份籍贯的,那就从安徽、河南这两个省籍中找。本来陕西或者四川人也行,但因为兰州地面这两个省的人比较多,人家马老板可能会引起怀疑的。最后就是冒充者的具体条件了,这人必须见过世面,最好在军队干过,具有军官气质,善于随机应变,还要知晓若干共产党军队的情况。
  武高贵便说他正好认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个人,那人名叫洪曦,36岁,湖南临湘人氏,其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富豪,到其父亲手里家道败落,但还是将其供养到高中毕业。洪曦高中毕业后曾去日本留学,学的是警务。毕业前因涉及一桩日本女人的命案,不敢再在日本待下去,在日本警方还没有发现前匆匆逃返中国。之后,在衡阳当了一名教师。这人色心重,喜欢拈花惹草,因此又为占一当地美女而毒死了其丈夫,案发后被警察局通缉。洪曦这回干脆远走高飞,一跑跑到了青海,当兵吃粮,因为有文化,在马鸿逵部队给一位团长当文案,混了几个年头。到了1944年,那团长已经升到了骑兵旅长,娶了一位戏子出身的姨太太。正新婚得意时,不料就戴上了绿帽子,那第三者自然就是其时已经升至旅长副官的洪曦了。
  不久,骑兵旅长发觉后院起火,当即采取措施。哪知洪曦早已得知消息,这回干脆一竿子到底了,竟把旅长的姨太太也带走了。一走走到了兰州,以夫妻名义开了家杂货铺子。露水夫妻做不长,两人没多久就都已不约而同各自另外有了目标。初时互相隐瞒,后来女的跟着一名国民党军需官去了北平,从此就没有音信了。之后,洪曦一个人守着杂货铺子,逛逛窑子,进进赌场,吃喝嫖赌抽,五毒沾上了四毒。最近,听说他的运气不佳,赌场上连连败北,债台高筑,杂货铺子也让债主给夺了。
  张大娟听武高贵如此这般一说,不禁大喜,说如此最好了,这个人我要了,兄弟你去把他找来,准保一说就成。
  武高贵于是就找到了在外躲债的洪曦,说有一大车店老板娘想请你吃饭,不知你是否感兴趣。洪曦是个闯过三关六码头的主儿,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当下就觉得奇怪,说自古有言“酒无好酒,宴无好宴”,那老板娘我素不相识,怎么请我吃饭,料想其中必有原因吧?武高贵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洪曦到了大车店,见张大娟有点姿色,眼神不由得就不安分起来。张大娟便判断这主儿好拉,不过不大牢靠,得注意控制使用。当下便请武高贵作陪喝酒,席间东拉西扯地聊了一阵,洪曦就说到了他欠了多少赌债之事。武高贵说你这点债务在人家开大车店的老板眼里根本不算啥事,江湖上的规矩你也知道,只要你对得住人家,人家肯定不会亏待你的。洪曦便说大姐你摊牌嘛,有啥事要使唤咱的,只要做得到,准保办得圆满!张大娟说这件事不大,不过需要有特殊能力的朋友才能办得下,听武高贵介绍你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朋友,也懂江湖规矩,因此就把你请来商议一下。然后,就把冒充一野团政委行骗之事说了一下。洪曦笑道,就这事?那大姐您还真找对人了,兄弟就是办这种事情的料儿,没问题,保证给您办得圆满。
  张大娟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说定了,具体如何去办,你跟武高贵商量就行了。你那些债务,统统转到武高贵身上,有人问你讨债,你就带着人家去找武高贵。武高贵说,对,债务的事儿由我处理就行了,保证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你讨债。不过,兄弟咱们说清楚了,这是旧债,新债你可不要扯到我们头上来。张大娟让李福清把一摞大洋放到洪曦的面前,说这是给你日常花销的,先花起来,办完了事儿咱再按功论赏总结账。你如若有本事骗得了人家“德鑫馆”老板的钱财,我这里分文不要,全归你们自己。
  离开大车店之后,武高贵就把洪曦带到俞文彪家里,三个家伙根据张大娟的指使密议如何冒充团政委诈骗的行动方案。这三位对于干此类事情都不陌生,当下很快就形成了方案:武高贵以介绍人为名去跟“德鑫馆”老板马德鑫接触,把对方说得有意向后将洪曦介绍过去,然后就由洪曦唱主角了。从马德鑫那里骗得的钱财,就按张大娟所说的三人平分。
  接下来的一切果然如他们所预料的,马德鑫立马儿上当,洪曦冒充一野团政委还算到位,顺利骗取了钱财,然后,洪曦就玩了消失。
  张大娟听说洪曦已经完成使命,就把三人召去,庆贺带勉励了一番。
  张大娟不知道,就在她作布置的同时,兰州市军管会下设的公安委员会按照彭德怀、张宗逊的命令,已经连夜组建了专案调查组,开始着手对该案进行调查。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11期

惊动彭德怀的诈骗案

    1949年秋,西北名城兰州解放伊始,发生了一起“第一野战军团政委诈骗案”。该案惊动了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怒令严查严惩。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兰州市公安委员会奉命进行缜密侦查,最后真相大白……

  文/何西慎




  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部队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共5个军的兵力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部激烈战斗22天后,终于解放了西北名城兰州。当天,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宣告兰州市军管会成立,由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兼任军管会主任。
  国民党军队在败逃前,破坏了著名的兰州黄河铁桥,企图以此阻止一野部队的追歼。当时的一野大军,由于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大量新式火炮、坦克和摩托车,因此已经组建了炮兵、坦克和摩托部队,在歼敌战斗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一野为迅速西进,决定迅速修复黄河铁桥。兰州解放后的次日,张宗逊主任即以兰州市军管会的名义,下达了征召社会技术力量抢修黄河大桥的命令。经过整整十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抢修任务,黄河铁桥抢修完竣,一野部分部队于当夜过桥西进。

 与此同时,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提议,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位于自由路原马鸿逵公馆的军管会本部举行便宴,宴请抢修黄河铁桥的24位工程师和技师。开宴前,彭德怀和张宗逊致祝酒词,对技术人员参加抢修黄河铁桥并发挥巨大作用表示感谢,并对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建设表示欢迎。
  宴会进行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吵嚷声,张宗逊听见后让人去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姓丁的参谋匆匆而去,他出去后外面的声音就停止了。大约过了十分钟,参谋返回悄声向张宗逊复命。因为宴会在进行中,所以,丁参谋的话说得很是简略,匆匆数言就结束了。可是,张宗逊的眉峰却在一瞬间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这,竟被坐在另一席上的彭德怀那双敏锐的眼睛捕捉到了。
  宴会结束送走客人后,彭德怀留下跟张宗逊商议一些重要事情。正说着时,丁参谋突然出现在门口,见彭德怀在,匆忙间显出一副欲进又退的样子,被彭德怀叫住,说小鬼你有什么事要向张主任报告的就说吧,我正说得口渴了要停下喝水呢。张宗逊也点头示意让“但说无妨”。丁参谋于是说还是刚才那事儿,人家那老百姓不肯离开,还掏出了一把刀子说不解决就自杀呢!
  彭德怀一听,想起刚才宴会进行时张宗逊的皱眉,于是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宗逊说小丁你正好把这事儿详细说一说吧,我刚才只听了个概略,正好让彭总也听一听。丁参谋于是便把情况诉说了一遍,只听得彭德怀勃然大怒——
  兰州大学附近有一家清真饭店名叫“德鑫馆”,老板是个回族人,名叫马德鑫,是个世代居住在兰州的老实商人。马德鑫有个独生儿子叫马光业,自幼喜欢撒野,15岁辍学后跟着一伙社会闲人四处混世界,抗战胜利那年和几个把兄弟投奔了马步芳部队,因为喜欢骑马舞弄刀枪,就当了一名骑兵,跟长官混得好,一年后还升了班长。马光业原先的打算是想一直混下去的,时间长了折腾个军官做做倒也能耀祖光宗,但渐渐就觉得吃不了当兵的那份苦头,于是就在1947年11月来了个不辞而别,开小差回到了兰州家里。
  马德鑫对于儿子当初的选择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可是这小子从小就不是个善主儿,软硬不吃,好坏不识,也就无法管教了,只好让他随波逐流。现在见儿子开小差回来了,自是高兴,寻思看来是迷途知返了。于是就问马光业回来后打算做何营生,是否有兴趣跟着老爸经营饭馆。马光业的回答出乎马德鑫的意外,他不想子承父业经营餐饮业,而是想学开汽车,吃四个轱辘的饭。在当时,汽车司机绝对是一个风光的行业,但要想入其门槛也蛮犯难,非得大大花销一把不可。但马德鑫想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条正道,比当兵吃粮要好得多,于是也就不计较了,宁可出资也得成就儿子的心愿。
  就这样,马光业终于如愿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虽然有些辛苦,但毕竟风光神气,而且收入也不低,所以他还是干得很高兴的。不过,马光业有个嗜酒的习惯,尽管他能忍着不在开车前喝酒,但开车后喝个半斤八两那是少不了的。这主儿原本就性格暴躁,喝过酒后就更不是个善主儿,动不动就吵架,开口闭口“老子吃过马家军的粮”。“马家军”在西北几省可是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的,一般百姓听见这人当过马步芳的兵,那就得有理让三分,无理点头哈腰充孙子。碰上对方正好也是嗜酒朋友,喝多了连皇帝老子的账也不买,那就热闹了,马光业二话不说,抬手就打!敢还手?抄起家伙就干!马光业练过武术,又当过兵,身手不凡,出手必胜,对手往往不是鼻青脸肿,就是满地找牙。
  马光业的这副德行,在胡宗南、马步芳“当政”兰州一片暗无天日时还不算什么,告到警察局一是不管,二是即使有警察想管,他也不怕,因为他在警察局有的是熟识的哥们儿,发个话就行了。可是到了1949年兰州解放后那就行不通了。偏偏这小子不识时务,兰州解放后没几天,竟然还在一个朋友家里喝酒时耍了酒性,以一敌二大打出手,结果是把对方双双殴伤,吓得女主人大喊救命。正好有二兵团的巡逻队从外面经过,听见后进来查看,偏偏马光业还不识人头,竟异想天开似的要跟解放军过过招,于是就给人家制伏后带走了。
  马德鑫得知消息时,已是次日上午了。自是大惊,马上四处打听消息。花了大半天时间在多个亲友处转了一大圈,无果而返。家里倒有马光业的消息在等着了,那是马光业托人捎来的一纸条子,说他已被解放军集训队收容,正在接受教育,让家人给送日用品去。马德鑫于是赶紧把被子等日常生活必备用品按照条子上所说的地址送去,心里指望着最好能够跟儿子见个面,叮咛几声,让他按捺性子,再也不要惹事。可是,马德鑫未能见到儿子,接待他的那个解放军班长态度倒还算客气,收下了送去的东西,还给打了收条,详细开列,一样不落。但对于他提出的见儿子一面的要求却予以拒绝了。
  马德鑫忐忑不安地回到自己开的饭馆,从此一颗心就一直在儿子身上,生意也不大有心去考虑了,全交给账房先生去折腾。账房先生姓王,见老板终日忧愁,便予以劝说。说看情形人家解放军那集训队不是个好去处,怎么管得比囚犯蹲大牢还严似的,送东西去还不让见个面,建议还是赶紧设法把马光业弄出来,否则夜长梦多最后还不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哩。马德鑫深以为然,于是就到处打听如何结识解放军,好把儿子弄出来。
  马德鑫经营饭店几十年,跟四面八方三教九流都还算搭得上话,可是尽管如此,他一连折腾了数日,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跟解放军方面牵线的人。正当他大失所望时,一个意外喜讯降临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一野二兵团的军官姜志清!
  三天前,姜志清如约来到马德鑫的“德鑫馆”。马德鑫定睛一看,此公三十四五岁样子,说一口湖南话,穿着一身解放军干部服,胸口佩着一野二兵团的标志,显得气度不凡,一看便知非寻常人物。马德鑫将其请入设于饭馆后院那个专供身份了得的贵客才能使用的包房,吩咐好酒好菜只管送上。姜志清酒量颇好,连饮数杯面不改色,神情言语丝毫不减。他说话不多,连自己的身份也是陪同他前来的介绍人告诉马德鑫的。马德鑫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姜志清是一位老革命,跟着毛泽东闹秋收暴动走上了革命道路,然后又上了井冈山,属于中国第一批老红军。只因曾经乱杀俘虏而犯过错误,所以,至今也还不过在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麾下坐着一把团政委的交椅。
  马德鑫没有料到竟然有缘结识有着如此经历的一位解放军团政委,又惊又喜,招待上自是又增添了几分殷勤,还把自己的妻子叫来拜见姜政委。马德鑫的妻子是续弦,比马德鑫小十多岁,陕西米脂人,唱秦腔出身,这时不过三十岁出头,长得颇有几分姿色,陌生男子见之都觉得眼前一亮。但那姜政委只是朝她点了点头,目光就再也没有朝其扫一下。马德鑫在旁边见了,不禁暗自感叹:难怪共产党要得天下了,看人家团政委硬是作风正派,真正是一位真男儿!
  马德鑫在酒席即将结束时才谈到了儿子马光业的事情,央求姜志清政委帮忙打个招呼,请求从轻发落。因为担心姜志清是共产党干部对儿子那段当马步芳骑兵的历史产生仇视心理,因此,他就故意隐瞒不说了。姜志清听了说集训队是由二兵团司令部直接管着的,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但他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只要能够帮忙,他自会帮的。姜志清告辞时,马德鑫奉上一个包袱,里面是“大前门”香烟两条、西凤酒四瓶、高级点心两盒,请姜政委笑纳。姜志清初时推辞,连介绍人相帮着说也未能说服得了。直到马德鑫使个眼色让妻子上前了,姜志清生怕她靠近过去这才勉强收受了。出门时,姜志清说24小时内一定会把打听到的情况告知马德鑫的。
  姜志清很守信用,不到24小时就让介绍人捎来了消息。介绍人说,姜政委有点恼火,说没想到马老板竟然隐瞒了他儿子曾经参加过马步芳军队的重大历史问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所以,马光业在集训队的情况有点不大妙,集训队部队已经将其列入了逮捕名单,两天之内就要送往兰州市军管会审核,然后收监。另外,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每解放一个城市肯定先要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歹徒,一是替老百姓出气,二是替死难烈士报仇,三是维持社会秩序。按照马光业的历史情况和现行表现,集训队首长估计很有可能会将其列入镇压名单。
  马德鑫闻听之下,闹了个目瞪口呆,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苦苦央求介绍人千万帮忙,请姜政委设法跟集训队方面打招呼,把马光业的名字从上报名单上撤下来。为救儿子一命,他宁可花大钱,哪怕把饭馆盘出去也是心甘情愿的。马德鑫一边说着,一边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塞给介绍人,介绍人这才答应跟姜政委去说说看,如果人家有难处,请马德鑫不要见怪。
  两小时后,介绍人带来了回音,说姜政委先是坚决不肯,说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在他的反复求告下,这才有点松口,答应跟集训队教导员说说看,教导员是姜政委的老乡,又一度当过部下,不知是否肯看在这两点上卖个面子。马德鑫是生意人,知道这种大事在这节骨眼上应该添一把火的处世准则,于是就请介绍人再把姜志清请来喝酒。
  当天晚上,姜志清再次来到“德鑫馆”,受到了比上一次还热烈、殷勤的款待。马德鑫又当面求告了一番,姜志清终于勉强松口,答应“尽力相帮”。马德鑫根据事先的构想,拿出了珍藏着的5两黄金赠送。姜志清这回倒没有推辞,说他不贪图钱财,但是得向集训队老乡以及老乡的那些部属打点一番,所以,确实需要经费的。马德鑫于是又拿了一箱西凤酒让姜志清带走。
  这次,姜志清没有说他几时给消息。但因为他说过两天之内集训队要向市军管会上报逮捕名单的,所以,料想次日最迟后天应该就给回音的。哪知,这回却是石沉大海,姜志清再也没有露过面,连那个介绍人也没了音信。
  马德鑫在焦急之中等到了第三天,果然接到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的书面通知,称马光业已被移至看守所接受审查。
  马德鑫这下顿时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不是赔了钱财又折人吗?他越想越气,对姜志清产生了一股愤恨之意,寻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求见市军管会主任张宗逊,一是要反映姜志清诈骗钱财,二是要为儿子鸣冤叫屈,全兰州市当过国民党兵的人何止成百上千,解放后十来天内耍酒疯打架的事情又何止发生了几十上百,凭什么别人不捕而偏偏要逮捕他的儿子马光业?马德鑫是开饭馆的,消息灵通,事先打听得张宗逊今晚要在军管会宴请抢修黄河铁桥的技术人员,于是就赶来求见。门外的岗哨自然不肯放其入内,他就吵了起来。没想到竟然就惊动了张宗逊主任本人,让人出来查看,于是马德鑫就有了一个向丁参谋反映情况的机会。
  当下,彭德怀就拍了桌子,说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张副司令你兼着军管会主任,人家是来向你反映情况的,你看这事如何处理?张宗逊稍一沉思,说这件事我看还得调查,我不大相信我们的干部会这样做,我想马上下达给公安委员会就此事进行专门调查,不管是何人涉及此事,都得一查到底,弄一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点头说这话说得对头,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重要案子来进行调查,一定要迅速查明真相,如果确是我们的干部做了此事,那就必须严肃处置,甚至枪决!如果是不法歹徒胆大妄为竟敢冒充我军干部诈骗,那就有必要查明是否有后台背景,视情严肃处置,同时要向当事人说明真相,退还被骗钱物。这事,就这样定了吧?当然,我在军管会没有担任职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过是一个建议,具体工作得由你这当主任的布置下去。
  张宗逊说我明白,这就布置下去,连夜着手进行调查。




  当天晚上,兰州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就奉命组建了一个调查“团政委诈骗案”真相的特别调查小组,随即连夜着手开展工作。
  就在调查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议的时候,兰州市东稍门旁边的一条名叫“胡麻巷”的小巷子内的一所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老宅院内,几个人影正在昏黄的灯光下举杯邀饮,个个一脸喜色地欢庆“首次出马成功”。
  这伙人,正是策划并制造这起“一野团政委诈骗案”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张大娟和她的下属。张大娟一伙的作案,是根据台湾方面下达的密令而进行的。一位当年曾在“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担任机要工作的将级官员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以下内容的回忆——
  1949年8月18日,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午夜时分,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在一前一后两辆美制吉普车的护卫下,悄然来到位于台北市南侧的一幢日本式园林别墅。这幢别墅,是蒋介石从大陆败逃台湾后的几个临时居住点中的一个。
  三辆汽车驶抵该别墅后,两辆吉普车停在大门外,几个警卫检验过“福特”轿车内的那位特殊乘客后,予以放行。
  这位特殊乘客,就是接替坠机身亡的戴笠出任军统局(当时已经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国民党大特务毛人凤。今晚,毛人凤是接到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后,从床上爬起来前来觐见蒋介石的。
  蒋介石紧急召见毛人凤,是为了跟毛人凤商议如何在大陆西北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关事宜,这是蒋介石在形势逼迫之下不得不决定走的一步棋。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发起了著名的扶(风)眉(眉县)战役,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四个军,使胡宗南主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其残部被迫退守秦岭。据守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被孤立,随即匆忙北撤,西北战场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野随后集中三个兵团分路乘胜追歼“二马”,经固关战斗、任山河战斗、三关口战斗和六盘山战斗,歼灭马步芳骑兵第十四旅和马鸿逵部5000余人,相继解放了陇东、陇南重镇平凉、天水,从而打开了进军兰州的大门。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彭德怀发布了进军兰州歼灭青海马步芳部的作战命令:以许、徐兵团(即由许光达、徐立清分任司令员、政委的二兵团)之三个军和杨、李兵团(即由杨得志、李志民分任司令员、政委的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并进攻兰州,由王震兵团(即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一兵团)主力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直扑青海。
  一野各路大军深入甘肃腹地之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兼甘肃省 “主席”马步芳随即逃往西宁,指定由马鸿逵接任甘肃省“主席”,但马鸿逵不肯接受这个烫手山芋,拒绝到任。这样,兰州的国民党军政官员自是一片混乱,兰州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蒋介石在台湾获悉西北局势后,情知其“坚守西北”的命令已是一纸空文,于是开始考虑西北失守后的“善后问题”。这天晚上,蒋介石服了安眠药也还难以入睡,于是索性起床,传令召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匆匆而至,向蒋介石行礼问候后,在对面的一张沙发上落座。蒋介石不想让毛人凤看出他的烦躁,脸上故意显出一层笑意,寒暄似的聊了几句,这才把话题切入本意,首先是问毛人凤是否了解西北局势。毛人凤寻思这等于是没话找话,当时的“中统局”已经易名为“内政部调查局”,其势力和活动能力已经远远不及“保密局”了,大陆方面的情报几乎都是“保密局”所提供的,西北局势的情报先是经我毛人凤过目,然后再送呈上来的,怎么我会不了解呢?当然,想归想,说是不能说出口的,毛人凤于是点头说了解一些,可能不全面。
  蒋介石这话不过是开场白,他要表达的是在后面,于是简单地说了一下西北形势,最后下了结论:“由此看来,兰州的失守就在眼前了。不单是兰州,整个青海省、宁夏省的失守也快了,而且新疆省也会落入共产党之手!唉——真是想不到!绝对想不到的!”
  毛人凤也是一脸悲哀,无话可说。片刻,蒋介石把话题一转,说西北之战,看来在军事上是失败了,但是在政治上不能失败,要在政治上取得部分的主动权。因此,要跟毛人凤商量如何实施这个设想。
  就这样,蒋介石和毛人凤密议许久,最后达成共识:立即布置对西北地区已经被中共攻占的城市实施破坏行动。蒋介石特别强调:兰州看来是保不住了,必须乘中共刚占领这座省会城市伊始人心未稳之际,抓紧机会进行包括暗杀、爆炸、纵火、投毒以及以扰乱民心为目的的“政治心理战”在内的破坏行动。说到这里,蒋介石猛然地站起来,神色凝重地说:“毛局长,此事就交办保密局了,你好好去安排。”
  毛人凤立正:“是!我一定全力去办!”
  西北战场的形势诚如蒋介石所估料的,国民党军队在一野的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1949年8月26日,西北名城兰州解放。
  同一天,国民党保密局安插在兰州的“保密局西北区兰州工作站潜伏处主任”季易仿在已被解放的西安市与从成都秘密潜赴陕西的“保密局特派员”军统老特务高群纯秘密接头。高群纯向季易仿传达了来自台湾保密局总部的密令:迅即在兰州实施包括暗杀、爆炸、纵火、投毒以及以扰乱民心为目的的“政治心理战”在内的破坏行动。
  季易仿在落网后交代,他原是一名热血青年,抗日战争前期怀着拯救民族危亡之心参加了当时以国家名义出面招收学员的军统局特务训练班,成为一名军统特务。他最初是很崇拜蒋介石甚至戴笠的,这种崇拜体现在训练和特训班毕业后的特务工作中,得到了军统的肯定,因此升迁很快,到抗战胜利那年他已是军统少校了。在之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季易仿目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心里已经认定蒋介石必败。局势的发展果真如此,国民党败退前,季易仿受命潜伏兰州,军衔升一级为中校。
  季易仿在从西安返回兰州的途中,一直在考虑如何落实上峰命令的问题。他知道以一野对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警卫措施,若无可靠内线,要想搞行刺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心里先就擅自取消了暗杀一野高级将领的念头。至于其他行动,爆炸、纵火、投毒等,那也要看情况才能决定,因为在季易仿掌握的潜伏特务中,真正如他本人那样在军统局正规特工训练班中接受过行动术训练的可以说是空白,总不见非得他这个中校主任亲自出马行动吧。所以,季易仿对于这些内容的破坏行动也没有兴趣,觉得毛人凤的命令只是一种一相情愿的空想化念头。那么,就不执行保密局本部的命令了?季易仿自问还没有这份胆量,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先拣简单的去做,弄点“政治心理战”方面的内容跟共产党方面捣捣蛋。
  就这样,当季易仿抵达兰州时,他的头脑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指派特务冒充共产党一野军官向老百姓行骗的阴谋。季易仿从自己掌握的保密局潜伏特务中挑选了一个估计能够胜任这个使命的小组——“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通过秘密联络渠道向该组的组长下达了行动指令。
  “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组长是一个30岁的女人,名叫张大娟,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兰州一家大车店的老板娘。张大娟是河南洛阳人,出身于洛阳市的一个流氓头子家庭,初中文化。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个女子能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已经算是一桩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张大娟在1941年国民党军统局在洛阳举办一期特务训练班时,拿着她的毕业证书前往报名,竟然连考试也没有进行,当场就决定录取了。她是这期特务训练班中仅有的四名女学员中的一个。
  张大娟从特务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局派往郑州进行“地下工作”,主要是以色相勾引日军军官和汉奸,以获取机密情报。起初她干得还算顺利,但不久就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幸亏在逮捕她之前消息泄露,于是连夜逃离郑州,回到了洛阳。直到这时,张大娟才知道吃特工饭是不容易的,于是她就生了“退隐”之心。好在张大娟的父亲在洛阳有很大的势力,于是改行做了警察。
  但是,一个流氓头子的势力再大也大不过军统。须知军统局是有“团体纪律”的,那是戴笠亲自制定的。这“团体纪律”中有一条就是:一旦参加军统,那就是终身的事,除非获得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脱离“团体”,否则就按“叛徒”处置,严格执行“团体纪律”。张大娟警察没当多少日子,就被军统局洛阳站深更半夜一根绳子绑去“谈话”,张父闻讯马上四处托关系积极营救,军统方面说念其在郑州“从事地下工作有功”,暂可不作叛徒处置,但得去兰州工作。
  张大娟知道这是别无选择的事情,只好点头,于是就去了兰州,还是当情报特务。不过,兰州不像郑州那样,没有日本人,她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官,主要是收集军队内部的情况,看他们之中是否有人“通共”。为了开展工作的方便,张大娟根据上司的布置,跟一个也是军统分子的当地男子叫李福清的结了婚。那主儿开着一家大车店,这样,张大娟对外的身份就是大车店老板娘。
  张大娟在兰州一待就是6年多,到了1949年春,局势对国民党大为不利了,已经由“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的这个国民党最大的特务机构遂开始在西北布置潜伏事宜。像张大娟这样既没有背景靠山,又是已在兰州待了多年且有家小的特务,自是潜伏名单的首选人员。直到这时,上司才宣布将张大娟的军衔提升为上尉,她的特务丈夫李福清从来没有单独执行过任务,更谈不上立功了,但是当时也不知怎么的是上面下错了升迁通知啊还是另有原因,竟然已经是少校了。不过,这“少校”是归张大娟这个“上尉”领导的,上司另外还给了张大娟一个“保密局西北区兰州第14小组”组长的头衔。14小组就张大娟夫妇两名成员,不过可以无限制地扩编,以后根据成员人数决定提升与否和提升到哪一级别。
  张大娟接到潜伏指令后,向丈夫兼下属李福清作了传达。李福清颇有些害怕,说兰州成了人家共产党的天下,咱太太平平端着大车店的饭碗就算了,何必再替老蒋卖命。张大娟因为有过一次擅自脱离军统而被深夜绑架去接受谈话的经历,知道“团体纪律”的厉害,马上疾言厉色制止了丈夫的念头,说上了这条船就没有下去的自由了,咱还是遵从上峰命令吧,否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哩!
  季易仿为保护自己,从未在张大娟前公开露过面,他对张大娟的发号施令,都是通过密函进行的,密函的传送方式也显得极为神秘、隐秘,体现着专业特工的职业素质。往往是张大娟还没有察觉过有人贴近过自己,她的口袋里就已经突然出现了一个折成梅花形的纸条;有时,当她打开上了锁的账台抽斗时,“梅花”竟已待在里面了!纸条是完全空白的,必须涂上特工专用的密写药水显示液后再经过一番特殊的处理,方能显示出来。而显示的内容必须在几分钟内牢牢记住,否则,就会自动消失,任凭你再怎样涂显示液也没有用了。
  张大娟是在兰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8月28日晚上接到季易仿以“洛水”的化名下达的指令的,内容为:
  按局本部命令精神,兹令你组务须于接到本令后,即行发动一至数次意在败坏共党声誉以引起百姓厌恶情绪的非暴力型政治性行动,如制造谣言、冒名共军干部诈骗、敲诈等,限令一周内必须见效。(洛水)
  张大娟一见之下,顿时一个睖睁:这个上峰是怎么的?难道不知道咱是情报特工出身,怎么把这种使命下达到咱14小组来了?心里一盘算,更是犯愁:14小组就一对夫妻两口子,开一家大车店还有点勉强,如何去执行这等使命?这造谣、诈骗的内容,那是属于特工心理战的范围;而敲诈则又是属于暴力型的,应该让搞行动的特务去干才对头。我们两口子,一个是搞情报的,另一个虽然凭着参加“军统局”的资格有着少校军衔,但事实上是土牛木马一个,什么也干不成的。这咋办?
  李福清见老婆接到密令后闷头不语,情知遇上难题了,便问上峰下达了什么使命。张大娟一说,李福清说如今这兰州地面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可干咱这一行的还是得听国民党的,国民党让朝东咱不能朝西,朝西就得受团体纪律制裁,那还有好果子吃?张大娟说那也不能胡乱指派呀,咱是搞情报的,怎么让咱干这种事儿呢?李福清说我的好老婆啊,都什么年月了,老蒋都已经逃到台湾去了,你还跟谁去说该干情报还是行动还是心理战什么的?这是上峰的命令,咱照办就是了。你说他下错了令?也许这正是他的用意所在哩,你不干,他就来一个满门抄斩,回头在内部发一个通告说这就是违抗命令者的下场!
  张大娟被丈夫说得一个激灵,寻思这也倒还真难说呀,没准上峰是动着这个脑筋呢?于是就想只有照办了。她跟李福清商量,说你看这事该怎么弄。我真的一点脑筋都动不出呢!李福清说造谣还不简单,就是胡说八道瞎说一气嘛;诈骗?也不难啊,跟造谣差不多。咱开着大车店,正好是有利条件,找个由头折腾一把就是了,一周之内向上峰交差就是了。张大娟对着丈夫看了又看,说我倒还真是没发现,原来你老兄也是一块小小的料哩!好吧,就依你说的,咱折腾一把就是了。干了就是干了,干得质量如何,那就不能怪罪咱了。
  大车店还有着一项供应过往旅客伙食的业务,这归李福清负责料理,所以他得天天跑菜市场。菜市场跟茶馆、大车店一样,也是一个传播真真假假小道新闻的场所。这天,李福清还没打听,就听见卖牛肉的王屠户说到了“德鑫馆”老板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出事被弄进解放军集训队之事。李福清的脑子没有妻子活络,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完成“洛水”使命的机会,但回到大车店后还是告诉了张大娟。张大娟闻听之下,马上拍掌叫好,说这真是天助我也,咱何不在这件事上做一做文章。一边说着,头脑里竟然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对李福清一说,那位就只有五体投地的份儿了。
  按照张大娟的打算,要做这件事先得物色一两个能够出面的人,因为这是诈骗,不能把大车店扯上,否则回头人家“德鑫馆”马老板还不要找上门来?更危险的是,解放军也还会登门拜访,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只怕要把颈上的吃饭家伙玩掉哩!找人出面,回头完成了使命往暗地一躲,不管是马老板还是解放军,就都只有两眼摸黑的份儿了。
  张大娟主意打定,便开始物色人选。这方面,她是有经验的,搞情报的特务讲究的就是人头熟,不认识也得见面就混熟。况且,张大娟出身洛阳大流氓家庭,从小就见惯了其父如何玩弄江湖义气那套把戏,耳濡目染不学也会了,在兰州待了这些年头,好歹也交了一些靠得住的朋友。当下,稍稍想了想,就把两个人请到了大车店。
  这二位,一叫武高贵,一叫俞文彪,都是当时兰州地面兜得转吃得开的混混,兰州各区的地痞流氓,势力小些的见了他们都得点头哈腰,就是势力大的也得让他们三分。这当然跟他们和“军统”方面有着一份微妙关系有关,人家知晓他们背后有人,遇事就只好退让几分了。武高贵和俞文彪跟张大娟的关系,先得往李福清身上套,因为李福清跟他们是有过对天八拜仪式的盟兄弟,他们管李福清叫大哥。这样,张大娟就是嫂子了。张大娟给他们的印象是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乃是一个“女中豪杰”。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武高贵和俞文彪在1946年曾经把一个河南商人骗到李福清的大车店里秘密杀害后以急病为由深夜悄然运出去抛尸灭迹,劫夺了其随身带着的三百大洋。这件事,他们以为李福清张大娟夫妇不知不晓,却不料人家早已心知肚明。现在,张大娟要以此隐秘让武高贵和俞文彪就范钻入她的圈套了。
  张大娟吩咐李福清将武高贵和俞文彪叫来大车店,亲自下厨给两人炒菜,夫妇俩陪同他们喝酒。这二位这些年来不知来大车店喝过多少次酒了,哪知这次是“鸿门宴”?毫无戒心地喝着,不觉就有七八分醉了。张大娟按照事先的安排将两人分开,让李福清跟武高贵待在一起,自己还是跟俞文彪喝着说话。过了一会,李福清进来把张大娟喊了出去,就在窗外窃窃私语了数言。张大娟马上返身入内,一把将俞文彪从炕上扯了下来,先赏了一个大耳光。俞文彪被打得莫名其妙,万分不解地结结巴巴问道:“嫂子……你……你怎么打人哪?”
  “打人?打你还是轻的!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嫂子?嗯?”
  俞文彪大觉委屈,问嫂子我什么地方得罪您了,请您明言!张大娟于是就厉声诘问你和武高贵两人三年前在我这店里谋财害命之事,说武高贵刚才已经向李福清吐露了,还哭着说对不起大哥大嫂。俞文彪闻之大惊,寻思武高贵真的喝醉了,怎么连这事都敢说?其实他自己也已经醉了,当下听着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像平时那样脑子里转个弯,一时间被张大娟的疾言厉色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李福清进来了,说老弟你嫂子其实不是恼你们在这里杀了人,谋得了大洋没有分给咱们,而是恼你们竟然把咱俩当外人看,做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知一声,这不是太不仗义了吗?你小子忘记了——咱们好歹也是有过对天八拜之约的嘛!
  如此一说,俞文彪心里就一松,当下就顺坡下驴,向这对夫妇赔礼道歉。张大娟说这个态度还差不多,咱今后还是一家人。不过,你得留下个字据向我们表示歉意。一边说着,一边让李福清拿过纸笔,俞文彪神志已经有点糊涂,听张大娟说什么就写下什么,无非是他和武高贵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大车店谋财害命杀了河南许昌县商人某某,获大洋三百,将尸体运往黄河滩某处掩埋灭迹,因怕惊动主人,故有意隐瞒此事,现特向店主李福清、张大娟夫妇郑重道歉,云云。
  张大娟手里有了俞文彪的这张亲笔供词,随即就去找另一位凶手武高贵。武高贵还没有俞文彪那样醉得厉害,一听张大娟说此事,又惊又疑,自是抵赖,说俞文彪是“胡说八道”。张大娟冷笑说,如此也好,咱就请共产党军管会来调查俞文彪胡说八道了没有,反正人家下面设着公安委员会的,相当于以前的警察局,专门调查各类案子的,像这种命案当然是放在首位的啰。说着,作势就要让李福清去报告。武高贵知道这可不是耍着玩儿的,而是要脑袋落地的大事,于是只好伏地求饶,也像俞文彪那样写了一纸供词。
  张大娟于是吩咐重新安排酒席,四个人又喝了一阵,这才让伙计把已经醉得行走都已困难的俞文彪、武高贵两人搀扶到后院一间空房住下。
  当晚一宿无话,次日中午,待那二位已经睡醒后,让李福清再摆酒席。席间,张大娟说到命案之事,俞文彪和武高贵对于昨晚之事已经迷糊,被她一提重新想起,心里只是暗暗叫苦,思忖大车店老板夫妇决定要敲他们一笔了。哪知,张大娟却没有这个意思,反而问他们最近是否缺钱花了。两人没有思想准备,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答才好。
  张大娟哈哈大笑,让李福清拿出60块大洋,每人给了30块,说二位兄弟先花着,回头咱再给一些。那二位便知道张大娟有事要商量了,一齐拱手说请大嫂吩咐要我们办啥事,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张大娟到这时候方才摊牌,让武高贵、俞文彪参加保密局特务组织,从事地下工作,说待“国军收复失地”重新执掌政权后,按功论赏自然有一份荣华富贵等着二位。武高贵、俞文彪以前原本就跟“军统”分子有着若干瓜葛,对于那一套并不陌生,当下寻思这么大的把柄已经捏在人家手里了,除了乖乖就范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就点头表示愿意追随大嫂一同为“党国”效力。
  张大娟于是就把目前需要做的事——找人冒充一野干部利用马光业之事进行政治诈骗——说了一下,说根据上峰的命令,这件事就交给二位去干了,行吗?武高贵和俞文彪原本就是以敲诈勒索、造谣诈骗谋生的,当下听说了都笑了,说如此简单的事儿,要我们去做那简直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是大嫂您吩咐下来,我们还不屑接受哩。行!这事交给我俩就是了,您和大哥听好消息吧。张大娟说二位的精神可嘉,我知道你们做此类事情也是行家里手,不过,上峰规定此事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们还是得好好计议一下,看如何进行方可万无一失。
  4个人于是就开始密议,首先是应当以一野哪一级干部的名义出面行事合适。议了一阵,最后决定以团级出面为好,找一个合适的角色出面冒充团政委。其次是这个冒充团政委的角色需要一些什么条件。籍贯最好是江西或者湖南、湖北,因为到1949年做到野战军团级军官的大都是红军出身,以江西、湖南、湖北人为多;如果找不着这3个省份籍贯的,那就从安徽、河南这两个省籍中找。本来陕西或者四川人也行,但因为兰州地面这两个省的人比较多,人家马老板可能会引起怀疑的。最后就是冒充者的具体条件了,这人必须见过世面,最好在军队干过,具有军官气质,善于随机应变,还要知晓若干共产党军队的情况。
  武高贵便说他正好认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个人,那人名叫洪曦,36岁,湖南临湘人氏,其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富豪,到其父亲手里家道败落,但还是将其供养到高中毕业。洪曦高中毕业后曾去日本留学,学的是警务。毕业前因涉及一桩日本女人的命案,不敢再在日本待下去,在日本警方还没有发现前匆匆逃返中国。之后,在衡阳当了一名教师。这人色心重,喜欢拈花惹草,因此又为占一当地美女而毒死了其丈夫,案发后被警察局通缉。洪曦这回干脆远走高飞,一跑跑到了青海,当兵吃粮,因为有文化,在马鸿逵部队给一位团长当文案,混了几个年头。到了1944年,那团长已经升到了骑兵旅长,娶了一位戏子出身的姨太太。正新婚得意时,不料就戴上了绿帽子,那第三者自然就是其时已经升至旅长副官的洪曦了。
  不久,骑兵旅长发觉后院起火,当即采取措施。哪知洪曦早已得知消息,这回干脆一竿子到底了,竟把旅长的姨太太也带走了。一走走到了兰州,以夫妻名义开了家杂货铺子。露水夫妻做不长,两人没多久就都已不约而同各自另外有了目标。初时互相隐瞒,后来女的跟着一名国民党军需官去了北平,从此就没有音信了。之后,洪曦一个人守着杂货铺子,逛逛窑子,进进赌场,吃喝嫖赌抽,五毒沾上了四毒。最近,听说他的运气不佳,赌场上连连败北,债台高筑,杂货铺子也让债主给夺了。
  张大娟听武高贵如此这般一说,不禁大喜,说如此最好了,这个人我要了,兄弟你去把他找来,准保一说就成。
  武高贵于是就找到了在外躲债的洪曦,说有一大车店老板娘想请你吃饭,不知你是否感兴趣。洪曦是个闯过三关六码头的主儿,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当下就觉得奇怪,说自古有言“酒无好酒,宴无好宴”,那老板娘我素不相识,怎么请我吃饭,料想其中必有原因吧?武高贵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洪曦到了大车店,见张大娟有点姿色,眼神不由得就不安分起来。张大娟便判断这主儿好拉,不过不大牢靠,得注意控制使用。当下便请武高贵作陪喝酒,席间东拉西扯地聊了一阵,洪曦就说到了他欠了多少赌债之事。武高贵说你这点债务在人家开大车店的老板眼里根本不算啥事,江湖上的规矩你也知道,只要你对得住人家,人家肯定不会亏待你的。洪曦便说大姐你摊牌嘛,有啥事要使唤咱的,只要做得到,准保办得圆满!张大娟说这件事不大,不过需要有特殊能力的朋友才能办得下,听武高贵介绍你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朋友,也懂江湖规矩,因此就把你请来商议一下。然后,就把冒充一野团政委行骗之事说了一下。洪曦笑道,就这事?那大姐您还真找对人了,兄弟就是办这种事情的料儿,没问题,保证给您办得圆满。
  张大娟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说定了,具体如何去办,你跟武高贵商量就行了。你那些债务,统统转到武高贵身上,有人问你讨债,你就带着人家去找武高贵。武高贵说,对,债务的事儿由我处理就行了,保证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你讨债。不过,兄弟咱们说清楚了,这是旧债,新债你可不要扯到我们头上来。张大娟让李福清把一摞大洋放到洪曦的面前,说这是给你日常花销的,先花起来,办完了事儿咱再按功论赏总结账。你如若有本事骗得了人家“德鑫馆”老板的钱财,我这里分文不要,全归你们自己。
  离开大车店之后,武高贵就把洪曦带到俞文彪家里,三个家伙根据张大娟的指使密议如何冒充团政委诈骗的行动方案。这三位对于干此类事情都不陌生,当下很快就形成了方案:武高贵以介绍人为名去跟“德鑫馆”老板马德鑫接触,把对方说得有意向后将洪曦介绍过去,然后就由洪曦唱主角了。从马德鑫那里骗得的钱财,就按张大娟所说的三人平分。
  接下来的一切果然如他们所预料的,马德鑫立马儿上当,洪曦冒充一野团政委还算到位,顺利骗取了钱财,然后,洪曦就玩了消失。
  张大娟听说洪曦已经完成使命,就把三人召去,庆贺带勉励了一番。
  张大娟不知道,就在她作布置的同时,兰州市军管会下设的公安委员会按照彭德怀、张宗逊的命令,已经连夜组建了专案调查组,开始着手对该案进行调查。





  这是兰州市解放后的首起专案调查,那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个由5名成员组成的专案组连名称也没有,直接就叫调查组。这里为叙述方便,以下一律称为“专案组”。
  专案组组长名叫劳胜焘,刚从一野保卫部参谋的职位上调入军管会。他是山西人,当年红军东渡黄河时参的军,是最后一批红军,之后不久红军就改编为八路军了。劳胜焘入伍后,当过首长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往中央社会部搞侦查,一段时间后又奉调前往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因此,在当时来说,劳胜焘是一名中共自己培养起来的侦查员。专案组未设副组长,四名组员是老朱、大罗、小任和小孙,其中老朱、小任是中共地下党员,大罗、小孙是地下共青团员,老朱、小任之前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的刑警,大罗、小孙都是青年学生,兰州解放后刚被组织安排到军管会来做下面的具体工作。这个专案组由上述五名成员组成,其特点是政治可靠,业务熟悉,精力充沛。
  专案组在案发后两小时就迅速组建,并且立即开始工作。当天深夜,劳胜焘主持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议,他简单介绍了案情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议了起来。起初议得不是完全着边际,几个年轻人讨论的是一致认为那个行骗的姜志清绝对不会是一野的团政委,这是有人冒充我军干部行骗,故意往野战军脸上抹黑。劳胜焘听几人议了一会儿,说同志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我们搞调查,需要的是切实的行动,通过行动了解掌握到真实的证据,那个姜志清究竟是何等角色,是需要证据来表明的。彭总、张主任他们都等着我们尽快拿出证据,所以,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如何获取证据的问题。这样一说,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于是就正式开始分析案情了。
  从所了解的情况看来,这起诈骗案的案情似乎并不复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这是一起由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策划的政治性案件,因此,侦查思路也显得简单。众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顺藤摸瓜式的侦查方案:从案子源头开始查起,第一步先找“德鑫馆”老板马德鑫,让马德鑫提供线索寻找那个把“团政委”姜志清介绍给他的介绍人;找到介绍人后,再从其那里获取姜志清的线索,将其找到,那时,真相就可大白了。
  案情分析会结束时,专案组长劳胜焘接到一野保卫部打来的电话,告知说经查,整个一野营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个叫“姜志清”的。
  次日上午,侦查员大罗、小任前往“德鑫馆”找老板马德鑫。马德鑫听说来人是市军管会特地派来调查姜志清行骗之事的,不禁为共产党办事的雷厉风行而感动,张罗着要安排酒饭,被罗、任谢绝了,说我们聊一下情况吧。两人听马德鑫把全部情况如此这般述说了一遍后,就问那个介绍人是谁,怎么个情况。马德鑫说介绍人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他自称姓林,就以“林先生”呼之。大罗说请马老板把这一节情况给我们详细说一说行不。马德鑫说当然行,于是就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马德鑫的儿子马光业出事被扣继而进了集训队后,马德鑫自是大急。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在遇到这种情况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设法托人打探情况,设法营救。马德鑫开着饭馆,按说结交了三教九流四方八面的人物,应该是能够获得朋友相助的,可是他那些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兜得转的朋友,这会儿改朝换代到了共产党管理下一个个全都没了能耐,泥菩萨过江,自身也难保哩,哪里还敢出面替他去打听马光业的消息。话说回来,即使有人敢出面,恐怕也是徒劳的。马德鑫白白奔波了一阵,心焦火旺,满嘴燎泡。但是还不死心,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作十分努力。
  那位林先生,就是在这当儿自己撞上门来的。那天傍晚,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德鑫馆”受天气影响,顾客比平时少了一半。十几副座头只有六七副被人占着,有的还是独斟独饮的。有客人点了一道“爆炒羊肚”,点名必须是马老板亲自上灶炒。这道菜肴是“德鑫馆”的看家菜,只有马德鑫亲自掌勺才炒得好。可是,这天马德鑫炒的这道菜却跟以往两样,味道不怎样,于是客人就嚷起来,说这不是马老板掌的勺。跑堂上前解释,说确是老板亲自上灶炒的,客人不信,双方声音就响起来了。于是,马德鑫就出面证实,还说如果觉得味道不好,就不收钱了。客人犹是不依,嘀咕着不好听的话语。这时,旁边一桌客人中有人看不下去出面说话了,说这几位朋友可能有所不知,这几天马老板家发生了大事,他心绪不佳,您几位得体谅点。这时,马德鑫已经进后面厨房去了,这边就有人说起了马光业之事。姓林的客人,就是在这当儿得知马光业的情况的。
  当时,林先生也不吭声,只是一个人坐在靠窗子的那副座头上独自喝酒,两眼望着窗外的夜雨出神。直到其他客人都结了账离开了,他才让跑堂通知厨房来一碗面条。这时已是10点多钟,厨师已经回家,面条是马德鑫下的,因为跑堂已在收拾店堂准备打烊,所以,下好后是他亲自端送出来的。林先生唤住马德鑫,说您是老板?听说您家公子出了点事儿?不知您是否需要我助您一臂之力?马德鑫自是驻足打量,一看之下觉得对方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处在那病急乱投医的当儿,自是要撞一下运气。马德鑫把情况简言了一遍,对方于是自我介绍说姓林,干什么营生住哪里都没有说,只是说您这个忙我可能还能帮得上,请让我打听一下,明天您听我回音好吗?马德鑫求之不得,连连作揖致谢,又要免了对方的饭钱。但林先生执意不肯,说这怎么行,最后还是坚持按市价付了。林先生此举,使马德鑫对他平添了若干信任。
  次日午后,林先生再次来到“德鑫馆”,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一野的团政委,跟他是多年前的老朋友了,当初人家刚折腾革命时,遭到国民党的追捕,他还帮过一把忙助其成功脱险哩。巧得很,这位团政委的一位老部下,现在正好是集训队的教导员,所以可能能够帮一点忙。马德鑫闻之大喜,要求直接跟对方见个面。林先生说没有问题,已经约好了,晚上请人家过来一趟。马德鑫马上说请那位长官赏脸吃个饭,也好从容听敝人说清楚儿子的事情。林先生说也好,那我去约约看,瞧人家是否有空。到了晚上,林先生就陪同姜志清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刚才已经先说过了,这里也就不再啰唆了。
  大罗问:“那后来你没去找过那位林先生吗?”
  马德鑫说:“我想找的,可是没法找啊。姓林的也不见啦!”
  “姓林的没留下过住址什么的联系方式?”
  “没有啊!”
  侦查员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既然来了,那就得问问仔细。大罗、小任两人交换了一下意见,提出了一个问题:你马老板不认识那姓林的介绍人,那么,是否有人可能认识他呢?
  这一说,倒是提醒了马德鑫,他说头天那姓林的来喝酒时,有位也在他的馆子里喝酒的顾客跟其打过招呼的。侦查员闻之大喜,马上追问那个顾客的姓名地址,马德鑫想了想,说那人好像姓燕,住在教会医院隔壁的巷子里,是个药材掮客。大罗、小任说行了,我们这就去找他。临走时,侦查员关照马德鑫说如果有新的情况,你可以去找我们反映,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的组长劳胜焘同志反映,他是一野的保卫干部,水平很高的。

大罗、小任两人通过派出所很快就找到了燕某,问起那天晚上跟人打过招呼之事,燕某倒还记得,说那人不姓林,姓武,名字却不知道了。武某是他以前住在西门带子巷时认识的,不过并不熟,只记得此人每天早上会在带子巷口的一株大杨树下练武,打拳舞棍耍刀,外行看上去还像回事似的,真功夫如何就不清楚了。燕某因每天要去茶馆喝茶,所以起得早,两人天天见面,就免不了要点点头打个招呼,燕某问过对方“怎么称呼”,答说:“我姓武,打虎武松的本家。”后来,燕某搬家了,就没再遇见过对方,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住在带子巷。
  大罗、小任于是又赶往西门,还是去了辖区派出所,要求迅速查一下一个会武术的武姓男子。这回,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那么好了,派出所方面翻阅资料、找人询问什么的忙碌了一个多小时,却没有任何人对此人有印象的。小任有点恼火,寻思这么明白的一个线索怎么会找不到人呢?于是就拉了大罗直接去了带子巷,两人问了巷口点心铺子的店主。那店主一听就说有这个人,此人名叫武高贵,以前经常在他店门口大树下空地上练武的,还教过几个徒弟,听说在江湖上有点名气,有个绰号叫“铁头铜脑”,大概是气功了得吧,他曾亲眼看见过武高贵让徒弟用棍棒打他的脑袋,棍棒断裂,脑袋无损。后来,大约一年前,武高贵搬走了。搬哪里去了?那可不知道。不过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原来的房东的,就在巷子进去挂着“郭氏牙科”牌子的左手那家。
  侦查员于是找上门去打听,房东说武高贵确实住过几年,一年半前已经搬走了,没有说搬住何处。侦查员问武高贵以前干什么职业的,房东说这人没有正当职业,听说是个地痞头啊。
  线索,好像断了!
  大罗、小任返回去向组长劳胜焘汇报了折腾了大半天调查到的情况,因为最终还是没有查到介绍人的下落,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似的。劳胜焘说,你们没有白跑,还是摸到一些情况的,比如那个介绍人,从以假姓出面、事后失踪以及他那地痞头的传说,对于进一步查其下落,可能都是有用的。
  正说着,侦查员老朱进来了。劳胜焘说老朱同志你以前在旧警察局干刑警时,是否听说过有一个绰号叫“铁头铜脑”的地痞?老朱说,哦,这主儿我知道,姓武吧?对,就是他了。这人以前还当过刑警大队的耳目哩。上几天我还碰到过他,说住在宝德巷。一番话说得众人皆喜。小任说老朱在市刑警大队干信息就是掌握得多,我在下面警察分局当差,哪来这么多信息哩!
  于是便去宝德巷秘查,得知武高贵确实住在那里,但这几天没见人影。侦查员于是就通过派出所安排居委会积极分子悄然予以监视,一有消息,马上报告。
  劳胜焘寻思守株待兔是一条途径,但不能只走这样一条小道,还得另外开辟新的调查渠道。正盘算着要把全组成员召集来商议如何开辟时,门口警卫室忽然打来电话说有个名叫马德鑫的老板点名要求见劳胜焘同志,说有情况要当面反映。劳胜焘一跃而起,说行了,这马老板肯定是送新线索来的,老朱我们一起见见他。




  马德鑫求见专案组长劳胜焘所反映的新情况是刚才竟然有一位记者去“德鑫馆”采访他,请他详细说一下关于替儿子马光业疏通关系遭到诈骗一事。
  这件事,其实是张大娟策划的一个新的阴谋。
  洪曦执行张大娟所策划的冒充一野团政委政治诈骗案实施成功后,张大娟如释重负似的松了一口气,寻思总算可以对那无影上司神秘人物“洛水”有一个交待了。于是,她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派丈夫李福清去电影院门前,在一根电线杆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实心五角星,这是约定的暗号,意思是已经完成了一桩制造政治性诈骗案的使命。
  据洛水——“保密局西北区兰州工作站潜伏处主任”季易仿落网后交代,他在看到约定的暗号后,马上查阅了这几天的报纸,没有任何消息,又亲自化装成茶客前往兰州市中心的茶馆去喝茶,那里是全城各类真真假假消息的传播中心,张大娟的工作成果理应在那里得到传播。可是,他在茶馆坐了整整一天,午饭也是在茶馆吃的,却没有听说任何相关消息。于是,季易仿就对张大娟的报告产生了怀疑,他决定召见张大娟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张大娟就收到了一封写着她的姓名让“亲启”的函件。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用措辞严厉的命令让她于次日夜间8点前往“鸿祥旅馆”,用随信所附的钥匙打开203房间,拉严窗帘,不准开灯,一丝不挂,用毛巾蒙住双目后躺在床上,等候指令。底下署名还是那个已经熟悉了的“洛水”。对于接受过色情训练的军统情报特工张大娟来说,对于这个函件的理解是“洛水”十有八九是想玩弄她,这也不算什么事,有了这层关系也好。于是,张大娟便遵从密令,按时前往旅馆,进入203房间后脱光了衣服钻进了被窝。她原以为“洛水”很快就要来的,哪知竟然一直等候了大约三个小时,才听见房门响了,一条黑影溜了进来。
  张大娟等着对方像她一样脱光了钻进被窝,但“洛水”却没有如她所想象的那样行动,而是拖了把椅子在床前坐下,然后开腔下令,那声音是闷闷的如同从一口埋在土里的坛子里发出来的,张大娟知道那是用棉花塞住了鼻孔后产生的效果,为的是不暴露本音。“洛水”让张大娟汇报所实施使命的内容,听后说这个创意不错,可是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指示必须趁热打铁扩大战果,还要继续努力策划新的破坏行动。张大娟以为“洛水”还要继续往下说,但却没有声音了,片刻,传来了关门的声音,这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时她对于对方让自己一丝不挂之举方才恍然:那是为防止她产生随意念头胡乱动弹而看到他的面容。
  张大娟不敢贸然动弹,又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会,这才壮着胆子取下了蒙住眼睛的毛巾,不敢开灯,拿出事先带着的手电拧亮了一看,发现床前的椅子上放着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30块大洋、两枚金戒指和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四个字:天亮走人。
  这样,张大娟回去后就只好跟属于她下属的李福清商量,看怎样落实上峰的指示,扩大“团政委诈骗案”的影响。张大娟不想让这种影响从自家经营的大车店散发出去,免得日后留下隐患,张大娟手下没有其他人了,这事就只好还是交给武高贵、俞文彪和洪曦三人去做了。她估计“洛水”也是这个意思,要不他怎么会留下30块大洋呢?这不是暗示给那三人每人10块赏金吗?
  张大娟于是通知武高贵三人到大车店来,说上峰对这件事颇为赞赏,已经把三位的名字报往台湾记载进保密局档案了,不久后“国军”收复失地国民党重新执掌政权了,自然要按功论赏的,届时三位就是“党国”功臣,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张大娟自己也知道“洛水”留下的30块大洋作为奖赏的话那实在是开不出口拿不出手的,尽管以当时的物价10块大洋可以购买许多东西,但毕竟数额太微了,于是就说她本人拿出30块大洋请三位弟兄买点烟酒,权当私人性质的谢意。
  然后,张大娟就说到了上峰的指示内容,说三位都是大智大勇文武双全的人物,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如何最理想最安全地落实上峰的指示,把“团政委诈骗案”的政治影响扩大,这既是为了“党国”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试想,如果这件事的影响大到连外国都在传播了,那不是连蒋“总统”也晓得了吗?到时候,我们就能青史留名,何愁荣华富贵?一番话说得武高贵三人热血沸腾,便七嘴八舌出起了点子,自然各有道道,都是上不得台面起不了效果的馊主意,听得张大娟大皱眉头。
  这时,外面传来了几下自行车铃声,邮差送当天的《兰州日报》来了。李福清去前面取来报纸,顺手递给了张大娟。张大娟翻了翻,眼睛忽然一亮:“哦!我有个主意了!”
  张大娟的主意是:印发传单把“团政委诈骗案”向兰州全市公布,然后再去西安和西宁散发,甚至考虑可以发到北平去。如此一折腾,必定能掀起大浪,海外媒体都会报道。张大娟强调,为增加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传单要制作得跟报纸一样正规,甚至可以考虑就以报纸的名义出面,所以,要铅印,还要配发当事人马德鑫和他的儿子马光业的照片。当然,传单内容也要写得有足够的水平,就像报纸的新闻报道一样。
  这个主意引起了李福清等四人的一致叫好,可是,如何实施呢?铅印,那倒是有办法的,只要有钱,找家小型印刷厂就能印出来。散发也没有问题,他们自己可以出面,还可以雇一些叫花子代劳。可是,传单由谁来写?照片又怎样获得?这,张大娟这个情报特工在当初军统局受训时没有学过,而其他几个家伙对此也都是外行。
  五人于是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见多识广的洪曦想出了一个法子:找一曾当过记者的人,请其以记者名义去当面采访“德鑫馆”老板马德鑫,请其陈述被骗经过,撰写成文,当场拍摄照片,并请马德鑫提供其子马光业的照片,然后印刷。
  几个特务对这个法子讨论了一番,认为大体上可行,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找到的记者怎么肯按照这边的意图撰写这篇文章呢?
  洪曦的眼珠子转了几转,说这件事由我老洪去办好了,不过,之前还需要武高贵或者张大姐出面会见一下。洪曦说出了他的念头:找一个从刚被共产党叫停的报馆的离职记者或者编辑,他则以一野某一位置的首长的名义跟其见面,却不提被叫停报纸之事,而只说一野打算办一份属于军方的报纸,正在物色记者、编辑,问对方是否感兴趣去工作。对方无疑准定一百个愿意,那就好了,我得测试一下你是否真有本领。怎么试法?你先给我去采访“德鑫馆”老板被骗之事,写一篇文章让我们看看。人家还不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得特快?
  话音未落,张大娟就鼓掌叫好,李福清等人一片附和。于是这事就这样决定了,物色记者的事也不劳费神了,张大娟的兜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人选。那是1947年夏天张大娟认识的一个青年,那是一个重庆人,名叫汪滠,据说是大学生,抗战时去了新疆迪化,待了两年多离开迪化返回内地。汪滠经过兰州时,停留下来游玩,就住在李福清张大娟夫妇经营的这家大车店。抵达兰州后的第三天,汪滠出门游玩时不意遇上小偷,钱包失窃,身无分文,走投无路,寻死的心都有。那时,李福清的母亲还健在,老太太一辈子烧香拜佛,当时见状就起了恻隐之心,跟李福清和张大娟商量拿点钱钞出来资助其返回重庆家乡,说这是积善积德之事。张大娟也怜其是个文化人,赞同老太太的想法,于是就送给汪滠一些钱,还特地制作了一包干粮,让他带着路上充饥。
  汪滠上了一辆东去的大车离开了大车店,不料两天后又出现在大车店了。张大娟自是奇怪,问是怎么回事。汪滠说他坐着大车刚出了兰州城,就碰上一辆抛锚的汽车,司机请大车上的人帮忙推一下。他也下车去推,意外发现汽车上的乘客竟是他的大学同学、结拜弟兄章某的父亲。对方也认出了汪滠,交谈之下,对方得知他的窘况后,说那你不如暂时在兰州留下来,我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你看如何?汪滠自是点头,于是就上了汽车重新回到了兰州。
  结拜弟兄章某的父亲是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手里有一点权,当天就把汪滠介绍到兰州的《西北生活报》去当了记者。汪滠心里对大车店夫妇充满了感激之情,安顿好后就来大车店,一是还钱,二是道谢。从此,汪滠就成了张大娟夫妇的朋友。对李福清张大娟以“兄”“姐”相称,每月总要来一两趟,坐坐,喝喝酒,聊上几句。
  汪滠供职的《西北生活报》是一家无聊小报,专以披露个人隐私为业,还有点敲诈勒索的意思,写好了披露别人隐私的稿件,先约当事人过目,如若当事人惧怕,那就有戏了,出个价买回去就行了。因此,在当地名声很是不佳。共产党顺应民意,兰州一解放就把这份报纸叫停了。汪滠没了饭碗,跑到大车店来大发了一通牢骚。凭这,张大娟就认为他是一个容易上钩的主儿。不过,不能由张大娟夫妇出面跟汪滠谈此事,否则日后就会牵连到大车店。张大娟稍一盘算,就有了一个法子。
  当天晚上,张大娟把汪滠约到大车店附近的一家酒馆吃饭,说没啥事,最近姐跟你哥有点小矛盾,心里不大顺畅,跟你喝酒说说话顺顺气。两人喝酒的时候,武高贵、俞文彪和洪曦在另一侧占了副座头,也在喝酒。洪曦一边喝,一边很有派头地说些部队上的事,不时吐出几个革命新词,这已经引起了当过记者的汪滠的留意。说着说着,洪曦提到了一野司令部准备办一份报纸的事,说上级领导的意思是让他负责组建,办成后他就是总编辑兼报社社长。张大娟听着就悄悄对汪滠说,人家要办报纸,肯定需要记者,老弟你还不抓住这个机会上去自荐啊,过了这村就没那店啦。
  鱼,就这样上钩了。
  洪曦以“一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伪身份在假冒“一野宣传部科长”的俞文彪的陪同下,跟汪滠有了两次接触,轻而易举就使汪滠不但相信了他的“身份”和创办一份军报的“使命”,还一口答应接受测试——前往“德鑫馆”采访老板马德鑫,然后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对“团政委诈骗案”进行如实报道。对于这个不过二十三四岁、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身处刚刚改变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大动荡时期,又有着一种强烈的求职欲望,确实是很难识穿对方的真实意图的,甚至连怀疑的念头也从未产生过。
  这样,汪滠就去采访马德鑫了。马德鑫对于汪滠的突然来访感到意外,他不懂政治,也不知道什么叫侦查。但是,他的年龄和职业使他对于常情常理的判断十分内行,早在他夜闯市军管会反映诈骗案情况时,就已经得到接待他的军管会干部丁参谋的告知,请他不要对外张扬此事,以便于军管会进行调查。因此,此刻马德鑫没有立刻同意汪滠的采访,但也没有拒绝,只是说因为事先没有预约过,他正好要去进货,要么另外约个时间再谈。汪滠信以为真,于是跟马德鑫约定次日中午再去“德鑫馆”。而马德鑫在汪滠离开后,随即来到军管会公安委员会,点名求见主持诈骗案调查的劳胜焘组长。
  劳胜焘对于这件事的反应是:不管那个自称是记者的汪滠是真是假,先稳住再说。于是,他就要求马德鑫接受汪滠的采访,但故意不在一次见面时把情况谈完,并且必须隐瞒已经报案的情节,以协助专案组对此事的调查。马德鑫离开后,劳胜焘马上往军管会宣传委员会打电话,要求协助专案组对一个名叫汪滠的记者进行核实。一小时后,宣传委员会来电告知:汪滠是已被停刊的小报《西北生活报》的记者,目前无业。
  无业了还以记者名义采访这样一个案子,究竟抱着什么动机?劳胜焘顿时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不对头,可能跟案子有关。这该如何?
  劳胜焘还没有考虑定当时,突然又传来一个消息:武高贵回家了!




  武高贵回家的消息,是宝德巷居委会向辖区派出所报告后,由派出所打电话来的。劳胜焘闻听之下,当即决定派人前往宝德巷去传讯这个重大嫌疑人。他点了大罗、小任和小孙三人去执行这一任务。但是,三人走后,劳胜焘忽然觉得不大放心:武高贵这家伙是常年习练武艺的,如果狗急跳墙拒捕的话,这三位对付得了他吗?于是又叫上老朱,说我们两个也去走一趟吧。
  但已经晚了!那时办案也没有什么汽车,近的步行,即使逮了人犯也是徒步押解回局;远的骑自行车,抓了人犯就上了铐用绳子拴在自行车后架上牵着,自行车推了走,后面当然得跟着人。大罗三人是骑自行车过去的,劳胜焘和老朱也只能骑车前往。由于自行车配备有限,他们两人只能合骑一辆。这样,自然赶不上已出发的那三辆。结果,当他们抵达宝德巷口时,听见巷子里传来一声枪响!
  劳胜焘心里一惊,对老朱说:“糟啦!”
  情况确实糟糕了:小任、大罗和小孙三人兴冲冲赶到宝德巷,闯进武高贵家,和端着饭碗正吃晚饭的武高贵正正地打了个照面。武高贵见冷不防突然闯进三个身穿便衣的人来,不禁一个激灵,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何私闯民宅?小孙不答理,喝问:“你是武高贵吗?”
  武高贵的脸色倏变,缓缓起身:“不是,武高贵是我弟弟,不在家。”
  刑警出身的小任冷笑:“朋友,你蒙谁啊?不管你是谁,跟我们去局子里走一遭再说吧。”
  武高贵点点头:“也好——”身子倏地一动,已经踢翻坐椅,手里的饭碗飞向被他认为可能威胁最大的彪形大汉大罗。大罗一闪身让过时,武高贵已经转身直往后院奔。侦查员哪容他逃,尾随急赶三人中唯一有武器的小任已经拔枪在手,喝令“站住”。武高贵哪肯停步,只管逃窜,双手搭住后院墙檐口就往上攀爬。小任于是就决定开枪,他想打武高贵的下肢,瞄准的确实也是下肢,哪知就在扣动扳机的同时,武高贵抓住的墙檐口的一块砖头支持不住重量而脱落了,武高贵的身子也就朝下一沉,这样,射出的子弹就正好击中了背部。
  等到劳胜焘和老朱赶去时,武高贵已经断气了。这个结果大大出乎劳胜焘的意料之外,他的头脑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不对,这要坏事了,打草惊蛇啊!那个冒充“一野团政委”的正主儿闻讯只怕要开溜了,怎么办?这时,宝德巷武高贵家的四邻八舍听见枪声都赶来看热闹,见劳胜焘穿着军装,便议论说武高贵犯事了,人家来逮他还逃,让一枪给打死了。
  劳胜焘听着,忽然灵机一动,当即叫道:“大家静一静,我们是兰州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的,奉命前来拘捕武高贵,因为有人举报他在解放前强奸民女、抢劫平民。经初步调查,我们得知此人一贯作恶,欺压百姓,危害社会,民愤甚大,故经领导批准前来对其执行拘捕。但武高贵公然拒捕,暴力抗法,当场被我们击毙了。人死了,案子还要查下去的,大家如果亲身受到过该犯的欺压或者了解其在解放前的劣迹的,欢迎向我们检举揭发!这里有居委会的同志吗?”
  一个中年妇女站出来说她是居委会负责人,劳胜焘说太好了,这件事我们要出一个告示张贴在巷口。说到这里,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一下子来了四个。劳胜焘笑道:“哦!派出所同志也来了,那太好了,我们去居委会商议一下张贴告示的事儿。”
  当晚,一份由市军管会公安委员会出面的告示贴了出来,公布了武高贵在解放前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拒捕被毙的结果,让群众继续举报。劳胜焘试图通过此举传递给武高贵的诈骗同谋一个信息:公安委员会要抓武高贵是因为解放前的劣迹,解放后的诈骗之举人家还没掌握,从而产生侥幸想法,作出掉以轻心有利于专案组的决定。
  劳胜焘随后马上布置老朱、小孙,让他们实施对次日中午前往“德鑫馆”“采访”马德鑫老板的汪滠进行秘密跟踪。
  武高贵被击毙的消息是次日中午才传到大车店的,张大娟闻讯自是大惊,因为发布该消息的是一个赶车的老头,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死者最近是这家大车店的常客,只说听说宝德巷昨晚有一个姓武的男子因为拒捕而让公安开枪打死了,那里还张贴了告示什么的。张大娟为弄清情况,马上亲自前往宝德巷去察看,一看盖着军管会大印的告示,这才恍然,寻思这真是天可怜见,如果武高贵未被打死而落到了共产党公安手里,是否会牵连到我这边还难说哩!
  张大娟回到大车店,把情况对丈夫一说,李福清胆小,当下就有些心慌,问这事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张大娟说不会,人家找他是为解放前的事儿,有人检举了。我们这边还是继续进行上峰让做的事情吧,否则那“洛水”先生一不高兴怪罪下来,瞧他那神出鬼没的本领,我们夫妇几时被他做掉了还不知道死于何因呢。
  正说着,汪滠来了,他已经“采访”过马德鑫,还向马德鑫要了两张他们父子的照片。张大娟因为要给汪滠一个她并不知情的印象,所以像是心不在焉地听他说了一番。汪滠说接下来他就要把采访的内容写成文章了,他住的地方隔壁人家正在办丧事,噪音大受骚扰,无法静下心来写作,问张大娟是否可在这边待着写,我不用两小时就能把文章写出来的。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张大娟寻思即使以后有人来找她查问此节时也有个说法的,于是就点了头,让汪滠在后院一个僻静屋子里写文章。
  张大娟不知道,汪滠后面已经留下了“尾巴”。两位侦查员跟踪汪滠一路而来,侦查触角就伸到了大车店,这是张大娟夫妇首次引起专案组的注意。专案侦查就是这样,一旦被盯上,那离倒霉结果就不远了。
  侦查员老朱、小孙在大车店对面的一家回族人开的茶馆喝着茶等着汪滠出来,一壶茶喝得早已淡了,没见汪滠出来,正琢磨着那主儿在里面究竟干什么时,汪滠出来了。因为汪滠在这家大车店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引起了老朱的怀疑,他决定留在这里盯一会,于是就让小孙跟踪汪滠。
  汪滠是跟冒充“一野宣传部科长”的俞文彪去见面的,他跟对方约定今天下午4点整在老君庙见面,把文章、照片交给对方。俞文彪根据张大娟的安排,这天特地还穿了一身解放军干部服。这倒令跟踪的小孙暗吃一惊,寻思怎么冒出一个军官来了,这事儿不是复杂了吗?汪滠和俞文彪分手时,小孙决定放弃汪滠而跟踪那个穿军装的男子,因为他断定此人比汪滠“有味”。
  

这一跟踪,小孙跟老朱又会合了,因为俞文彪从汪滠那里拿到文章和照片后,要向张大娟报告,然后拿了钱后奔印刷厂。可以想象,当在大车店对面的茶馆里喝茶的老朱见到一个穿解放军干部制服的也进了大车店而且直奔后院的一幕时,是何等的惊奇!这时,后面跟踪的小孙来了,说了汪滠跟这个穿军服的男子在老君庙见面并递交了一个信封之事,老朱马上说这事有问题。
  片刻,俞文彪离开大车店,这回,是老朱跟了上去。这一跟,先是跟到了一个处于偏僻角落的破败院落,俞文彪进去后片刻就出来了,已经换了一身便衣。老朱记下了地点,继续跟踪目标。这回,俞文彪进了小校场附近的一家印刷社,远远看去,他跟店主像是很熟,两人抽着烟聊得很随便。一支烟抽完,俞文彪告辞而去,老朱继续跟踪,一直跟到了俞文彪的住处,这才回去向劳胜焘复命。
  这时已是暮色时分,劳胜焘马上决定去俞文彪所去过的两个处所看看。一干人悄然前往,先去了破院落,发现里面无人居住。转了一阵,在一间已经少了半边房顶的屋子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蓝布包袱,打开一看,里面就是俞文彪刚才穿的那套一野干部服。
  再去那家印刷社,那个店主听来人亮出了身份,吓了一跳,连忙说他是守法百姓。侦查员说守法不守法看你态度,你把下午有人来找你的情况先说一下。店主于是就说来人名叫俞文彪,是他以前的老邻居、熟人,来找他要印刷一份东西的,什么内容他没看,准备当晚开个夜车排字的。说着,就交出了俞文彪的那个信封,里面就是汪滠的那篇文章和两张马德鑫父子的照片。
  侦查员当场查看了文章,发现汪滠按照“客观事实”而写的,因为马德鑫遇到的“客观事实”是他被一野的一个团政委骗掉了钱财,所以,他也就这样写了,那个“团政委”是真是假,文章一直到结束也没有写到。因此,如果这样一篇文章散发到社会上去,给老百姓的印象通常就是相信真有这么一位团政委骗了“德鑫馆”老板的钱财。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份反革命传单。
  直到这时,专案组才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这起案件,已经不是寻常性质的普通刑事案件,而很有可能是一宗有后台背景的政治案件。




  军人出身的劳胜焘当机立断,马上作出决定:查封印刷社,拘捕店主;立刻逮捕俞文彪和汪滠;严密监视大车店。
  但这天晚上俞文彪却不在家,公安方面布置了蹲守,但这主儿一夜未归。次日不知怎么的可能被他发觉了风声(估计可能是第二次去印刷社时发现已被查封),就玩了失踪。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失踪,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汪滠的归案倒是很快,当晚10点钟他已经坐在侦查员面前痛哭流涕了。侦查员从汪滠的交代中终于查摸到了那个冒充团政委的家伙的线索,只是,汪滠并不知道那个冒充“一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人住在何处,也没有联系方式。
  这样,就只有从大车店去找线索了。当天午夜过后,大车店夫妇李福清和张大娟被悄然而至的侦查员逮捕,从后门押解出去,上了一辆汽车,去了附近的公安分局。
  大车店这对特务夫妇尽管事先没有串通过,尽管是分别讯问,但两人的态度是一致的:一问三不知,坚决抵赖!专案组手中其时并无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对夫妇与诈骗案有关,只有汪滠的口供。但汪滠的口供中涉及张大娟的内容也很是勉强,只有张大娟在和汪滠喝酒时听到有人自称是“一野”干部并要办一份军报时,建议正在找工作的汪滠去自荐;另外,她不过接受了汪滠的要求准许他在大车店写文章,这种情况以前曾经有过数次的,而且,汪滠写的文章张大娟并没有过目,他写些什么内容张大娟也没有打听过。仅凭这些,是无法认定张大娟跟此事有关系的。张大娟夫妇显然已经考虑过上述情况,所以,抵赖意识特别明显,态度也有点恶劣。
  这怎么办?劳胜焘跟老朱等人商议下来,决定连夜去大车店搜查,寻找线索。搜查一直进行到黎明,可是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可以证明这对夫妇参与该案的证据,也没有其他可疑物品(后来终于根据两人的口供在院子的一个隐秘处找到了特务活动的器械和武器等)。劳胜焘不甘心就此放弃,还是在那里转来转去翻着,最后实在没有什么翻的了,拿起一本账册浏览起来。这一看,竟让他发现了情况!
  这是一本记载着大车店所有开支的账册,是由张大娟这个老板娘记录的。劳胜焘从当天往后倒着一天天看上去,发现了一处可疑之处,那就是前几天张大娟奉“洛水”之命前往“鸿祥旅馆”去的人力车费。情报特工出身的张大娟百密一疏在这上面出现了一个漏洞,不但把这笔账目记录了下来,而且还顺手如实写了事由“晚去鸿祥旅馆”。这使劳胜焘感到不解,于是就决定派人去鸿祥旅馆了解一下。
  鸿祥旅馆的账房先生接待了侦查员小任,但查阅了账本却并没有那天晚上张大娟前来入住的记录。小任给劳胜焘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劳胜焘马上说:“不会是张大娟本人去旅馆登记住宿的,因为她那个账本上并没有这笔账。你查清楚那天这个女人是否去过旅馆?是去会见什么人的?那个人是怎么个情况?就行了。”
  小任于是再行打听,账房先生答称他不知道。那么,麻烦你把那天晚上在旅馆当班的人给我找一位来好吗?账房先生请来了夜间负责把守旅馆门户的跑堂,小任问了问,因为是前几天的事,所以人家还有印象,说有张大娟模样的一个女人那天晚上去过旅馆,在203房间住了一宿直到次日天明后才离开的情况。
  于是,再查203房间的旅客入住登记,上面写着“宁馨”,住址是本市西大街125号。还是上一天的上午前往登记的,于是再问账房先生,答称有印象,说那是一个20多岁的女人。可是,侦查员去西大街125号调查,那里却是一家棺材铺子,没有人知道“宁馨”这个人。显然,这个登记是有问题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明张大娟去203房间住了一宿这一点就更加可疑了。
  劳胜焘考虑后,决定采用各个击破战术,先提审了李福清。说你的老婆已经交代了,你也赶紧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吧。李福清自然不信,于是劳胜焘就点了点某日张大娟去“鸿祥旅馆”之事。李福清一家伙给唬得愣住了,他哪里想得到张大娟竟在账册上留了个漏洞,人家现在钻进来了。于是就有点相信老婆大概真的已经交代了,但又想到平时张大娟的那副沉稳模样,又觉得似乎不大像。正犹豫间,专案组的一桩好事来了,有人来请劳胜焘去接听一个电话,电话传来了一个消息:在大车店蹲守的大罗他们逮住了那个冒充“团政委”的家伙。
  洪曦的落网那真叫“自投罗网”了,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张大娟下达的引诱汪滠上钩的使命,最近没有他的事了,尽可以在家歇着。可是这是个不肯安分的主儿,喜好游荡,又对张大娟那几分姿色有点想头,于是就想去大车店转转。这一转,就转进了侦查员的手里。大罗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主儿就是马德鑫反复说过的那张“团政委”姜志清的脸,揪住他后问他是不是姜志清。这家伙摇头说我不是姜志清,我姓洪,叫洪曦。这样,那边就把两个名字都报给了劳胜焘。
  洪曦的落网正好给劳胜焘提供了新的武器,他接着讯问李福清时又说了洪曦之事,警告说如果再执迷不悟抗拒交代,那就从严处理没商量,别到时候哭天无泪。李福清并不是一个头脑很复杂的人,要不怎么参加军统的时间比张大娟长反而当了老婆的下级呢。当下就经不住劳胜焘的进攻,缴械投降,坦白交代。李福清的交代比洪曦早,后来审判时确实在政策上有所体现,总算保住了性命。
  李福清和洪曦的交代,使专案组有了足够的证据去对付张大娟了。这样,这个军统女特工终于作了交代。
  至此,“团政委诈骗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对于专案组来说,还有着一个如何捉拿季易仿的问题。这天正商议间,“鸿祥旅馆”忽然打来电话,报告说上次那个前来203房间的名叫“宁馨”的女人又来登记房间了。劳胜焘大喜,让旅馆方面稳住她,这边立刻去人马。那“宁馨”已经发现出问题了,但她却无法离开旅馆了。劳胜焘几个赶到时,她正躺在地下打滚耍赖企图脱身。
  宁馨并非特务分子,她不过是洛水——季易仿的姘头,哪里对付得了讯问,桌子一拍就乖乖交代出了季易仿的隐藏处。于是,季易仿也落网了。
  “团政委诈骗案”破获的消息上报到了兰州市军管会,随即又报告了一野最高首长彭德怀。彭德怀大喜,说查清楚了就好,竟还顺藤摸瓜牵出了一个特务案子,向办案同志致敬!
  一个月后,兰州市军管会主任张宗逊签署了一份刑事判决书,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分子季易仿、张大娟、洪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特务分子李福清和汪滠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7年。
  同一天,“德鑫馆”老板之子马光业接受审查结束,释放回家。

依例顶贴。楼主发贴辛苦。
顶贴,此案中敌特有点蠢
精彩,故事精彩
那无业记者也混得七年啊,倒霉。到是还有一个跑掉了。
特务判的真重 全毙了居然。。。
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