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看看真正的个人崇拜：九大开幕式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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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豪牛阿，永远是三人团成员
fkanny 发表于 2015-5-7 21:39
五豪牛阿，永远是三人团成员
五豪是共产国际在延安镇风中直接发电报要求必保的
五豪牛阿，永远是三人团成员
五豪是共产国际在延安镇风中直接发电报要求必保的
林副主席的右手为啥拿着个小红本老抖啊，帕金森式症？
劳苦大众还是热爱毛爷爷他老人家啊！
看来毛很享受嘛，皇帝的新衣，真爽！不要揭穿，更不要戳穿哦{:soso_e113:}
kbfmmk 发表于 2015-5-7 22:36
劳苦大众还是热爱毛爷爷他老人家啊！
劳苦大众也最容易上当哦，比如希特勒就玩得好爽；现在的湾湾仇视大陆，贪官阿扁同学都能自称台湾之子{:soso_e113:}
kbfmmk 发表于 2015-5-7 22:36
劳苦大众还是热爱毛爷爷他老人家啊！
劳苦大众也最容易上当哦，比如希特勒就玩得好爽；现在的湾湾仇视大陆，贪官阿扁同学都能自称台湾之子{:soso_e113:}
耶稣看了，也绝对是羡慕嫉妒恨
挺好玩。看看笑笑，思考一下。
斯德哥尔摩群侯症下的老鼠会，是这样的
这是老毛的权势巅峰了吧
没有副统帅的推波助澜，有些事情绝对不会像后来那么极端，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记得有篇文章，记录了副统帅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他直接说WG能发动起来一是毛的威信、二就是ＰＬＡ的作用，学生的作用并不大。后来上网才知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三十多岁，快四十的人，然后觉得很无语
kbfmmk 发表于 2015-5-7 22:36
劳苦大众还是热爱毛爷爷他老人家啊！
朝鲜劳苦大众更热爱 金三胖
劳苦大众还是热爱毛爷爷他老人家啊！
朝鲜劳苦大众更热爱 金三胖
zr345954 发表于 2015-5-7 23:22
没有副统帅的推波助澜，有些事情绝对不会像后来那么极端，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记得有篇文章，记录了副 ...
林彪心里真的赞同毛吗？也未必
1959年，林彪就在私下里指责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当时就对刘少奇很不满
打倒刘少奇后他又有些同情了，认为，反修斗争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对于文革中的发枪、支左等多个方面，林彪都和毛有过不同意见。更为深刻的是林彪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毛泽东根本不同。林彪认为“人一切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关改善生活的行动才能动员大众，人的需要什么就什么。”林彪还认为：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它东西。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
林彪在建国之初在中南关于土改等政策都是相当保守的，而且他对六十年代初的大包干是赞同的。
当然，最著名的他认为军队绝不能乱，从而痛斥江青：
1月19日，叶剑英同徐向前因为萧华一事，对拍桌子，“大闹京西宾馆”。
20日，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揪斗萧华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极大愤怒。林彪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张云生说“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这次之后，林江势同水火
没有副统帅的推波助澜，有些事情绝对不会像后来那么极端，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记得有篇文章，记录了副 ...
林彪心里真的赞同毛吗？也未必
1959年，林彪就在私下里指责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当时就对刘少奇很不满
打倒刘少奇后他又有些同情了，认为，反修斗争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对于文革中的发枪、支左等多个方面，林彪都和毛有过不同意见。更为深刻的是林彪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毛泽东根本不同。林彪认为“人一切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关改善生活的行动才能动员大众，人的需要什么就什么。”林彪还认为：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它东西。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
林彪在建国之初在中南关于土改等政策都是相当保守的，而且他对六十年代初的大包干是赞同的。
当然，最著名的他认为军队绝不能乱，从而痛斥江青：
1月19日，叶剑英同徐向前因为萧华一事，对拍桌子，“大闹京西宾馆”。
20日，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揪斗萧华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极大愤怒。林彪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张云生说“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这次之后，林江势同水火
林彪和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态度，林彪始终是口头上积极的，而周恩来是在行动上积极的
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周恩来与林彪都要表态，但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不仅是口头上的拥护者，而且还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堪称之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任何疯狂举措都几乎难以推行。即使周如国内党史界认为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但实际上周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实上，后人只能考证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周恩来的内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难得知，所谓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测了。相反，如果从周恩来对其亲属们的劝诫，则完全可以得出周恩来是非常自觉的投入到这场运动。文革发动之初，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经向周恩来诉苦，周恩来的回答则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亦曾经如此训示过其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指责周秉德是为当时被批判的省委说话。
周恩来在1967年1月26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像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丁凯文先生就写过：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因此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周从头至尾几乎都参与。这自然也包括毛泽东打倒众多原一线干部的策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决不是所谓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而已。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
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的周恩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的话绝非少，而是举不胜数。然而这些语言，在官方的周恩来传记，自然是一点都不会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按照《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说法，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杨成武也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高文谦先生甚至认为：“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周恩来绝非官方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所言：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周“很不理解”，是“违心”和“被动”的，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对于大串联，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
但是由于外地学生来京是毛泽东一手制定的决策，虽然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周恩来还是坚决执行服从的。至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都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后周恩来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
而且正如上述，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林彪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军队，但就是如此，周恩来在有关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其作用远甚于林彪。周对军队事务极感兴趣，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1300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毛泽东不得不派出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但是作为军队主管人物的林彪却基本上毫无作为，而是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周恩来，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在军队参与“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周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来在1月27日传达毛泽东21日的指示时：“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2月17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同月2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28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
3月13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此后，各省部级单位甚至县市的军管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3月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3月23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5月19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7月28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X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28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亦到会讲话，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持工业、支持农业、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持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
周恩来还直接下令调动军队。1967年9月4日，周恩来直接把电话打到当时陆军XX军在西安市的军部，要军长胡炜派部队对某武器弹药库严加保护，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1968年5月下旬周恩来再次命令胡炜去保卫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
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当时作为“大秀才”的王力则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林彪自己则说：“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这些无疑是对林的“无作为行为”做了最佳的批注。
对于地方事务，虽然毛泽东在批示时也指明林彪参与，但是实际上林彪基本不管。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次日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同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1967年5月8日凌晨，周恩来再次与有关人谈西藏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研究下，毛泽东要的答案出来了。张国华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是坏人，被中央宣布定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为“军内一小撮”之一，以后被迫害致死。
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周恩来与林彪都要表态，但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不仅是口头上的拥护者，而且还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堪称之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任何疯狂举措都几乎难以推行。即使周如国内党史界认为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但实际上周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实上，后人只能考证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周恩来的内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难得知，所谓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测了。相反，如果从周恩来对其亲属们的劝诫，则完全可以得出周恩来是非常自觉的投入到这场运动。文革发动之初，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经向周恩来诉苦，周恩来的回答则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亦曾经如此训示过其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指责周秉德是为当时被批判的省委说话。
周恩来在1967年1月26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像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丁凯文先生就写过：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因此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周从头至尾几乎都参与。这自然也包括毛泽东打倒众多原一线干部的策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决不是所谓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而已。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
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的周恩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的话绝非少，而是举不胜数。然而这些语言，在官方的周恩来传记，自然是一点都不会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按照《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说法，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杨成武也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高文谦先生甚至认为：“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周恩来绝非官方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所言：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周“很不理解”，是“违心”和“被动”的，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对于大串联，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
但是由于外地学生来京是毛泽东一手制定的决策，虽然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周恩来还是坚决执行服从的。至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都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后周恩来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
而且正如上述，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林彪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军队，但就是如此，周恩来在有关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其作用远甚于林彪。周对军队事务极感兴趣，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1300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毛泽东不得不派出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但是作为军队主管人物的林彪却基本上毫无作为，而是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周恩来，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在军队参与“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周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来在1月27日传达毛泽东21日的指示时：“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2月17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同月2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28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
3月13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此后，各省部级单位甚至县市的军管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3月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3月23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5月19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7月28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X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28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亦到会讲话，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持工业、支持农业、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持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
周恩来还直接下令调动军队。1967年9月4日，周恩来直接把电话打到当时陆军XX军在西安市的军部，要军长胡炜派部队对某武器弹药库严加保护，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1968年5月下旬周恩来再次命令胡炜去保卫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
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当时作为“大秀才”的王力则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林彪自己则说：“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这些无疑是对林的“无作为行为”做了最佳的批注。
对于地方事务，虽然毛泽东在批示时也指明林彪参与，但是实际上林彪基本不管。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次日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同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1967年5月8日凌晨，周恩来再次与有关人谈西藏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研究下，毛泽东要的答案出来了。张国华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是坏人，被中央宣布定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为“军内一小撮”之一，以后被迫害致死。
多么疯狂，多么可怕的年代。想想那时候的人们确实没有多少自己的独立思想跟意识。